回归当时,再看“问题与主义”——从传播学角度看“问题与主义”论争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概述

1919年7月, 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 少研究些主义》一文, 强调一点一滴地改良, 要求多提出一些问题, 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正在昌黎避难的李大钊看到此文后, 马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寄给胡适, 胡适将它等登载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的观点, 指出:“解决社会问题必然离不开主义, 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 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 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

李大钊这篇文章发表后, 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 坚持实验主义的立场。[1]

二、“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的动机分析

假设我们回归当时的情境, 笔者认为, 在当时, 胡适拉开“问题与主义”这场论战的序幕并不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先知先觉的, 他反而很可能是被动的、无意识的。

(一) 角度一:从媒介经营管理的角度来分析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并非是口头上、面对面的口舌激战, 而是胡适与李大钊在一份报纸《每周评论》上展开的。《每周评论》是一份小型的4开周报, 它是以评述时事和发表政论为主的政治报, 以不谈实际政治问题为基本方针。[2]

从媒介经营管理的角度来看, 《每周评论》作为一份报纸, 就必须按照发行周期生产定量的内容, 如此才得以运营下去。基于此笔者妄意揣测, 或许在当时胡适也只是出于经营报纸的目的, 同时为了完成自己作为主编的职责, 恰巧自己又有点话可说, 就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倾向, 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写出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 并非有意挑起论战。

(二) 角度二:从论战的媒介载体——《每周评论》的媒体定位来分析

《每周评论》是一份专门评述时事和发表政论的报纸。而这份报纸的媒体定位 (即办报方针) 在一定程度上是背离胡适的意旨的。

唐德刚先生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说道:“在某种意识上说, 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我并且特地指出我们要‘二十年不谈政治, 二十年不干政治’。”由此可见, 胡适最初对这张周报的期许是希望将它打造成“纯粹的文化的报纸”, 而陈独秀和其他几位北大教授恰恰相反, 他们将《每周评论》办成了专门讨论政治的报纸。[3]

罗志田先生在《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分析各种原因来证明“胡适发下不谈政治不做官的誓愿可以是确有其事, 惟本不全出于己意”, 顺着罗先生的思路来看, 胡适心底或许是有那么一点痒痒, 他还是想“谈点政治”的, 但就算他想谈政治, 想必并不愿彻底贯彻《每周评论》的办报方针——整天专论时事及政治。

三、“问题与主义”这场论战的重要性分析

“问题与主义”作为一场著名的文人论战, 它无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但若回归当时的历史情境, 我们会发现, 这场论战虽然重要, 但它置于自身所处时代的重要性及影响力或许没那么大。

(一) 从“问题与主义”论战双方的冲突性来分析

在人们惯常的印象中, “论战”之所以能够称为“论战”, 起码得像一定的样子、具备一定的格局。也许正是受“论战”这个词汇背后附带的复杂意象的影响, 人们倾向于认为“问题与主义”这场论战交战的双方——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冲突很大, 势不两立。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激烈的冲突相比于温和的妥协而言, 更易被人们重视:一是因为其引起了显见的改变, 更吸睛;二是因为冲突本身就有很好的戏剧效果和轰动效应, 更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因此人们在主观上就会觉得它很重要。

论战双方, 一个站稳了“问题”的立场, 一个站稳了“主义”的立场, 这仿佛冲突够大了。然而, 他们之间的观点还是互有包容的, 并不是一个吵着只许“谈问题”, 一个闹着只肯“谈主义”。

胡适在《多谈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一文中的“多谈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的呼号, 以及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的“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 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 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的表述皆承认了“问题与主义都要谈、只不过轻重次序需要区分”的共识。

(二) 从该论战与当时思想舆论界的关系来分析

“问题与主义”之争剑指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关注的问题, 即“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 也就是民生问题”。可以说, 这次论战并没有太大的独创性, 因为当时中国新旧各政治力量和思想流派关注的核心问题还算比较接近。交战双方胡适和李大钊的名人光环, 以及发表其言论媒体《每周评论》的大名气, 才使得这次论战“显得”更加瞩目。

另外, 胡适的抽象思维能力极强, 擅长将复杂事物简化及概念化。他将当时思想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抽象为“问题与主义”这个终极议题。毫无疑问, 在传播效果上, 简短的口号完胜冗余的长篇大论。

以上可以看出, “问题与主义”这场论战在当时的确是重要的, 它就像是当时思想界万千争论话题的“集大成者”, 指出了核心的话题, 引起了之后更大规模的讨论;然而, 换个角度来看, 这场论战之于当时的思想界, 或许又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若不是得益于胡适和李大钊的名人效应、承载它的媒介《每周评论》的名气以及“问题与主义”这样简洁有力概念的传播, 它很有可能只能湮没在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万千论战之中。

摘要：“五四”时期各学说间冲突纷起, 但最为著名的当属“问题与主义”之争。此次论战的主角名气之大、双方意见相左之深、讨论内容关乎国家发展之程度可谓空前绝后, 所以它被赋予了很高的历史意义。但若置身于当时的情境、从传播学的视角看这场论战的话, 或许今天的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拔高了这场论战的动机及其历史影响。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传播学,动机,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方晓红.中国新闻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116.

[2] 方晓红.中国新闻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115.

[3] 胡适口述,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8 (1) :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