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其真”与“回归自然”——庄子与卢梭的浪漫主义自然观

2023-02-24

中国战国时期的庄子和欧洲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对中西方浪漫主义做出过巨大贡献。庄子是中国浪漫主义的源头,而卢梭则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因而被罗素称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他们的浪漫主义精神,都蕴涵着对自然的信念,都是以人的异化为主,要求恢复人的自然本性,但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和二人生存空间的不同,他们的自然观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道”是庄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既是代表宇宙自然天地万物本体的最高范畴,又是代表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本源。道在时间上具有永恒性在空间上具有普遍性:“道无终始,物有死生”[1]“无所不在”[2]。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又主宰者万物:“夫道,覆载万物者也。”[3]“自然”是道的本质属性。庄子认为,人与世界完全是一个二而一,一而二的共生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5],即是人与自然的合一。

那么,什么是自然呢?它的本性又是什么呢?庄子认为自然即本性、本然、无为。自然的本性就是“真”。真指的是人的本质中最真实的东西,是一种在主观精神上建构的与世俗社会相对立,与天地自然化为一体的自然境界。《庄子·渔父》曰:“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天即自然,自然不可改易是因为它存在着“真”性,人之所以要“法天贵真”就是要师法自然以保持人类的真性。“法天贵真”的“真”,在本质上是对生命意义的张扬和对生命之源的关注,是人和自然精神向自然本位的复归,庄子认为,天人是合一的,但现在他们发生了分离,道性天性丧失了,人性扭曲了,因此庄子对此进行谴责和批判,他大声疾呼要“反其真”。《庄子·秋水篇》云:“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民,谨守而勿失,是谓及其真。”庄子认为一切自然的状态都是美好的,因为它没有丧失自然的真性。人破坏了自然真性,因而要“反其真”,即返回到自然而然的本真状态,达到自由与自然的统一,人只有复归自然达到“道”的境界,才能成为“真人”。

在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充满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的阶级社会,是一个旧社会已经瓦解,新制度已经来临的时代,文明的进步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着物质的丰富,人的欲望也日益膨胀,并且日益被自己创造的财富所左右,被物所奴役;同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也成为压迫人自身的异己力量。庄子从彻底的自然主义立场上来观察这一切,因而对导致整个人类的创造文明的社会行为进行否定。

庄子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仁义”的社会道德。在庄子的时代,儒家学说已为当时各国统治者所采用,“仁义”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也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普遍的道德追求。而庄子从自然主义的无为论立场出发,认为“仁义”戕害了人的本性,滋生人们对“利”的追求。“仁义”实际上成为贪婪者攫取名利的工具,成了统治者束缚人民的工具。《庄子·在宥》中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德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并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哀矣。”面对仁义对人的残害,庄子感叹道:“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也,仁义不为桎梏也,焉知曾、史之不为嚆矢也!”[6]

与此同时,庄子还反对智慧、力量。在庄子看来,“巧者劳而知者忧”[7],如同“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8],智慧巧谋就是对人性本然状态的破坏,最终还会带来“天下大乱”,庄子不仅认为“知”破坏了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还认为“知”也破坏了人内心的自然和谐。因此《天地》中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深圣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庄子认为,人类文明的进程实际也是一个人类消淳散朴的过程,因此为了保持事物的自然,反对人的异化,庄子对人类的一切文明进步皆表示反对,予以抨击。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恢复人的原始的天真与自然,因而提出“绝圣弃智”、“大巧若拙”。可以看出,庄子的自然观是以人为重心的。

庄子的自然观,反映了文明刚刚起步阶段,人们对文明所带来的一些弊端,人的异化的必然的心理反应。而这也是浪漫主义所共有的。但是作为欧洲18世纪浪漫主义者的卢梭,虽然和庄子一样,都认为在人类和自然的健康状态和物质世界的创造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关系。但二者所处的时代的不同却造成二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也是以庄园经济和个体小生产为特征的农业文明所无法比拟的。

作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的卢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即“回到自然”。这一口号从而为浪漫主义反对人和自然的异化树起了一面大旗。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认为“人天生是善的,让种种制度才把人弄恶。”他认为,人在社会的进步中,已经丧失了自然本性。他“把‘人所形成的人’和自然人加以比较,从所谓‘人的完善化’中,指出人类苦难的真正根源。”[9]通过对比,卢梭极力赞美自然人享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具有向善的道德潜力,认为这些因素展示了人的本源状况;与之相反,文明人则因自然权利丧失、道德颓败而日益远离人的本原,成为变质了的人。在卢梭看来,“最不幸的是: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的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积累新的知识,便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知识的途径。”[9]近代社会的人类生活和原始人安宁自由的社会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社会中的公民则终日勤劳,而且他们往往为了寻求更加勤劳的工作而不断的流汗、奔波和焦虑。他们一直劳苦到死,甚至有时宁愿去冒死的危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或者舍弃生命以求永生。”[9]卢梭看到人类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因而对现实进行猛烈的抨击,肯定自然的本质与精神,应当说,这是与庄子相同之处。

但卢梭的本意并不是真的想让人重返原始社会,让人类重新用四只脚走路。他对文明还保持了一定的信心。他认为介于原始状态中的悠闲自在和我们今天自尊心的急剧活动之间的一个时期是人类最幸福的时期。因为这时的人类既有活力,又没有被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所戕害。卢梭想保留人类文明进程中好的一面,同时又不丧失人的自然本性。他认为文明的缺陷要靠更高的文明来克服。这就和庄子的“绝圣弃智”有了本质的区别。应当说,卢梭的自然观影响了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尽管以后的浪漫主义作家对卢梭的“回到自然”的口号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但他对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庄子和卢梭的浪漫主义的自然观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它们的精神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以人的异化为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都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文明对人的压迫而起的一种心理反应。

摘要：庄子和卢梭是两位中西浪漫主义大师，他们的浪漫主义自然观都是以人的异化为主，要求恢复人的自然本性，但二者之间又有各自的不同。庄子以“道”为核心，要求返回到自然的本真状态；而卢梭则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但他认为文明的缺陷是要靠更高的文明来克服的。

关键词：反其真,自然,庄子,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