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的监督

2024-05-05

检察机关的监督(精选8篇)

篇1:检察机关的监督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监督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根据对监督、法律监督和诉讼监督的语义分析,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广泛的监督权利。因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象应当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实体法以及程序法的实施情况。《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从审判权的内涵出发,审判活动监督应当包含对判决执行的监督。把对民事执行的监督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有权威的法律依据。因此,民事执行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也应当属于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民事审判监督的方式也应适用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领域。

篇2:检察机关的监督

件而不报请立案侦查的,首先应当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侦查;

(二)建议不被采纳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

依照笔者的设想,如将内部立案监督的权力赋予上级检察机关的批

捕部门,并将下级院决定不立案的案件也纳入内部立案监督的对象。那么可以借鉴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的做法,确定以下程序:

(一)上级检察机关批捕部门发现下级院自侦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

的案件不报请立案报请立案侦查的,应制作《说明不报请立案理由通知书》,下级院自侦部门应在十五日说明不报请立案侦查理由;经审查下级院自侦部门不报请立案侦查理由不成立的,应制作《通知报请立案书》,下级院自侦部门在接到通知书十五日内应报请本院检察长决定是否立案。

(二)对下级院自侦部门已报请立案侦查而检察长不批准立案的

案件,上级院批捕部门经审查认为需要立案侦查的,应制作《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要求下级院在十五日内说明不立案理由;经审查下级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报请本院检察长决定向下级院发出《通知立

篇3:基层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思考

一、基层检察机关内部监督面临的问题

目前基层检察机关内部监督中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是执法观念不相适应。少数检察干警片面认为检察机关的职能主要是法律监督, 对检察机关的服务职能、人权保障职能认识不够, 在执法办案中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 重打击轻保护、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 导致办案质量不高。二是存在特权思想。少数检察干警执法不文明、不规范, 存在特权思想, 伤害群众的感情, 有损检察机关形象;有的办案责任心不强, 证据收集不充分、文书制作粗糙;有的不注重依法保障当事人及律师的权利, 没有履行义务告知;有的办案程序不规范, 立案、逮捕、起诉把关不严;个别干警甚至在办案中非法插手经济纠纷, 超期、超范围扣押款物等。三是办案不廉洁。个别干警受利益驱动, 违纪办案。一些犯罪嫌疑人、申诉人或其家属想方设法和办案人员拉关系, 套近乎, 吃请馈赠。少数检察干警经不住诱惑, 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四是监督职能发挥不够。个别干警不敢监督、不善于监督、监督不到位, 法律监督能力不强, 在查办职务犯罪中不能正确处理办案质量和数量的关系, 在诉讼监督中手段疲软、创新不足, 消极畏难, 解决检察业务与队伍相关的突出问题方法不多, 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能力不强。

二、加强基层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途径及对策

基层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也是查处腐败案件的职能机关, 因此必须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观念, 切实加强对行使检察权的监督和制约, 进一步规范干警的执法行为, 从源头上堵住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一) 建立廉政教育预警机制

基层检察机关必须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首位, 坚持以人为本, 逐步形成一套廉政教育预警机制, 为干警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筑起一道抵御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

1、廉政教育经常化。基层检察队伍建设的基础之一是廉政教育。把廉政教育纳入日常管理, 做到长计划短安排, 做到安排理论学习时有内容, 安排干警办案时有要求, 重点抓好两方面教育:首先是要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围绕解决“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其次是用“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检察理念指导和教育干警。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察官法》、《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和中政委、高检院的纪律规定作为重要学习内容, 使广大干警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增强正确行使检察权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2、警示教育制度化。加强基层检察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要抓好警示教育, 适时开展警示教育尤为必要。每年定期组织开展警示教育, 组织基层干警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学习, 收看有关专题教育片, 熏陶干警思想灵魂, 运用先进典型进行正面教育, 引导、激励干警;运用反面案例开展警示教育, 做到警钟长鸣。

3、教育活动多样化。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手段, 扩大教育的覆盖面;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科学技术构建教育信息平台, 快速传递教育信息, 增强教育的直观性、灵活性、全面性。同时在单位开设教育宣传栏, 领导讲课, 建立教育基地, 编发宣传信息, 组织开展基层干警文艺演出和贴近实际的主题教育活动, 努力营造浓厚的检察文化和机关文化氛围。通过生动活跃的形式, 独特新颖的载体, 着力打造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的高素质检察队伍。

(二) 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正人必先正己。基层检察机关担负着法律监督和惩治腐败的重要职责, 而加强对行使检察权的监督制约, 则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干警违纪违法。因此, 必须始终把监督作为关键环节来抓, 以坚持强化内部监督为主, 内外监督并举, 不断完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 用制度教育人, 引导人、约束人、管理人, 做到了执法权行使到哪里, 监督工作就落实到哪里。以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龙头, 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监督机制。以落实执法责任制为基础, 建立和完善自我制约机制, 重点抓好三个环节。

1、明确重点监督部门。根据基层检察机关各部门的性质和特点, 应以反贪污贿赂、侦查监督、公诉、反渎职侵权等业务部门为重点。这些部门是检察执法权主要集中的部门, 也是基层检察机关的“窗口”, 直接与人民群众和当事人接触, 其执法水平直接关系到基层检察机关的形象。也是比较容易发生问题的部门, 必须作为重点加以监督和制约。同时, 其他部门也要根据自身特点, 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督和制约。

2、把握易发生问题的环节。容易发生问题的环节主要有不立案、不批捕、不起诉环节, 撤案处理、错案赔偿环节, 变更强制措施环节, 人民法院作无罪判决以及上级批转、人大转办、新闻媒体曝光和民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中所反映的环节。这些环节实质上是基层检察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程序的遵守、法律的适用, 同时也反映执法质量的问题易发环节。

3、重点预防易发问题。在把握易发问题环节的同时, 必须在内部监督中重点预防容易发问题。应以徇私枉法、权钱交易, 执法不文明, 违法违规办案, 执法不作为, 以及不能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等问题为重点。这些问题既是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也是统一执法思想、规范执法行为活动中应解决的问题, 必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决不姑息迁就。

此外, 还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 重大经费开支、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的监督等。

(三) 积极拓展预防机制

开拓思路, 畅通渠道, 积极做好监督和预防工作, 必须强化三个意识:一是要强化监督预防意识。要把这项工作紧紧抓在手上, 不断地进行探索与实践, 把监督预防放到首要位置, 变查处惩治为主为监督预防为主。二要强化超前监督预防意识。要注意总结经验教训, 变事后监督被动查处为警钟长鸣事前防范。三是要强化被监督者主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要有针对性地开展这方面的教育, 变被动接受监督为主动欢迎监督。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监督预防工作思想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

1、积极实施“阳光检务”。积极推行“阳光检务”, 把检察权的运行置于外部监督的“阳光”之下, 是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重要举措, 也是检察机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围绕“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 建立健全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纵向监督与横向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 推动基层检察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全面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推行“阳光检务”, 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增强透明度,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使基层检察干警模范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廉洁自律, 促进基层检察机关健康有序的发展。

2、跟踪监督办案全过程。推行“一案两卡”制度, 是加强基层检察机关内部监督, 从源头预防的重要举措。为此, 一方面应以反贪、反渎、侦查监督以及公诉部门为重点推行“一案两卡”制度, 将责任落实到各局、科、室, 落实到每一位办案人员。另一方面要确定重点对象及范围, 即以自侦部门所立涉嫌犯罪案件和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不捕、不诉案件实行“一案两卡”, 跟踪监督办案过程, 不仅使案件的办案质量明显提高, 同时容易发现漏洞, 以便及时予以纠正, 真正做到从源头预防。

3、适时开展对案件质量回头看。适时开展对案件质量回头看, 及时听取相关单位的意见和建议, 是落实“一案两卡”制度的重要环节, 也是内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制度的检查和督导手段。一方面可以掌握办案人员有无违纪情况, 促进公正办案、廉洁自律;另一方面可以听取意见和建议, 便于及时改进, 促进基层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

篇4:人大依法监督检察机关的思考

一、检察机关接受人大监督的必要性

(一)权力制约的要求。任何权力在运行时,都要受到监督,否则可能会出现权力的滥用和滋生腐败。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和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 。一个追求民主的国家,同时也是追求权力制约的国家,也是追求监督权的国家,权力在无监督的状态下运行,很可能会出现权力的滥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人民赋予的,如果法律监督权力出现滥用的情况,则更为恶劣,比行政权的滥用有过之而不及,因为检察机关是穿着法律监督的外衣,一个国家如果连法律监督机关都出现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个国家的制度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因此,人大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二)法律的要求。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检察机关依法接受人大的监督也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章第十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主要体现在地方人大对地方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如果地方人大的监督到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督。

二、人大与检察机关在监督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一)人大的消极监督。一直以来,人大在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上是松懈的,甚至交流也不多。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只是体现在每年工作会议的报告上面,而这也多为形式主义,听听业绩,即使看到问题,也不会加以讨论,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这种情况多体现在基层人大的监督上面。在这样一种惯例的引导下,也就失去人大监督权的意义了。在案件的办理上面,人大将接受信访的案件转给检察院,也只是起到了一个邮递员的作用。之后的办案过程,办案质量,办案效果也不予监督;在人事任免上,也只是选一选干部,而只要干部不犯大错,也就不再多问了,对干部的考核消极应对;工作上的交流沟通不够。人大与检察院的交流较少,而且多为形式上的交流,吃一顿饭就代表了交流,显然很难让人信服。而这种交流方式可能会导致监督更为不力。因为吃饭在沟通的同时,也加深了彼此间感情,所以监督权又谈何实施。(二)检察机关接受监督较为消极。首先,接受监督的意识没有或者不够。一些检察院认为自己就是监督机关,很容易认为自己只有监督的权力,而没有接受监督的义务。长期以来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从而导致检察机关只办自己的案子,而不听他人言。我们很少见到检察官主动向人大汇报自己的工作或者去听取人大的意见。其次,检察机关缺乏与人大联络的制度规范,任何行为在制度的规范下,就会规范起来,就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检察机关之所以没有接受监督的积极意识,还是因为制度的缺失,若是把接受监督当做一项工作来做,接受监督的意识就会树立起来。

三、加强人大监督的举措

人大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不仅需要人大积极作为,更需要人民检察院的积极配合。只要双方都积极参与到监督中来,监督效果才会显现出来。

(一)人大加强对检察机关监督应当采取的措施。(1)提高监督的意识。只要提高监督意识,才会在监督中积极作为。徐闻县人大考评部门领导就是典型例子,该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林青讲到:“刚到人大工作时,心里确实有些想法。不能说在人大毫无作为,但总觉得没什么太多工作,发挥的作用不大。”副主任谭国荣也讲到:“本想就这样算了,每天轻轻松松,看看报纸,就退休了。没想到还有发挥这么大作用的一天。”可见,人大的监督意识还比较薄弱,还未形成有效监督的大气候。因此,人大要提高自己的监督意识,必须认清人大监督的作用,才能将监督进行到底。不仅是对行政单位,对检察机关更为重要,应当充分认识人大监督对检察工作的积极作用。(2)建立对检察机关监督的具体工作机制。应当吸收各地人大的经验,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科学地建立监督机制。可以在人大设立专门的检查监督联络点,第一时间接受检察机关的工作汇报。同时还可以设立专门的人员负责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对案件的监督意见形成书面的材料送达检察院,但在监督的同时,应当严格限制监督的权限范围,如果有碍于司法独立,则不应当列入人大的监督范围。司法部门不同于行政部门,我国的司法权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监督方式和内容应当是专门针对检察机关的。(3)加强对检察机关的联络。采用定期走访或者座谈会等方式到检察院来监督,在走访和会议中,应当对实质内容提出意见、进行讨论,防止形式主义,对于一些光走形式,沟通就是吃饭的方式应当严格禁止。

(二)检察机关接受监督应当采取的措施。(1)转变观念,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人大是法律规定的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接受其监督。检察人员更应当从法律的角度来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接受人大的监督。对于认识不到位的,应当积极引导,从思想上彻底改变消极接受人大监督的认识。(2)主动联系与沟通。检察院的检察长每年都要向同级人大做工作报告,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除此之外,检察院主动向人大汇报工作的情况就比较少,这其实是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检察机关应当在一段时间内主动向人大汇报检察院的工作情况,向人大提出检察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主动要求人大来检察院考察工作,征求建议或意见。还可以邀请人大代表参加一些重大案件的讨论,从而让人大的监督实实在在地渗透到检察工作中;检察干警应当深入实际,切实听取基层人大代表的建议和要求,尤其是注重与乡镇人大代表的联系和沟通。乡镇人大代表是最接近人民群众,最了解群众的情况,他们的意见最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并能直接反映出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因此,主动联系和沟通要深入到基层,到群众中去是应当遵循的原则。(3)制定人民检察院接受人大监督的工作机制。规定检察院各工作部门在工作中,应当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并明确规定监督的方式和内容,把监督效果作为考核工作的一部分。在规定监督的方式和内容上,不能过于狭窄,因为,人大与检察院的监督方式是多样性的,在监督过程中,应当树立创新意识,拓宽监督的渠道,提高监督的效率。具体做法可以是:建立对接平台,如设立检察机关接受人大监督的论坛,在论坛上发表个人的见解,还可以建立相关的办公室等等;同时,可定期汇报工作,邀请人大代表参与案件的讨论与审理;召开定期的座谈会等。(4)检察机关主动接受监督的同时,也要防止人大过度干预司法。在接受人大监督的过程中,涉及到案件的评审和讨论时,可以吸收人大代表的意见,但是监督不同于干预,如果案件的审理都在人大的干预下就失去了司法的独立性,有悖于我国的法治理念。因此,应当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明确监督机制中的监督范围,办案的检察干警也应当提高认知意识,防止人大监督权的扩张。

篇5:检察机关的监督

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思考

张二祥

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分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据此,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推动检察机关各项工作的重要目标。本文试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下阐述。

一、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分权与制衡是权力制约的一种有效形式,在权力相互制衡的动态中划定权力的界限,保障各权力的有效行使和不被侵犯。这里的关键是其具体的方式、互动作用的性质以及相互间合理边界的划定,要符合具体国家的具体国情。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衡,可以说是权力制衡的一种具体形式。但在实践中权力制衡不应也并不只限于这一种形式。

在我国政治体制中,以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为主要特色的权力制衡形式,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领导下的“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足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平衡。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同时在民族心理上需要强有力的核心领导。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就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多轮流执政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政治制衡机制的建构以及法治的施行,都离不开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存在,以维护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是因为,我国“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中,由于政府、法院的权力运行是并列的,从职能上看不存在直接的制约关系,因此,整个国家权力运作中就需要在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来实现对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可以说,没有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就可能被任何强大的社会力量所扭曲,法治与政治制衡也就无法贯彻。

在我国,围绕着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产生了各种监督机关,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权力机关的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监察审计的行政监督,纪委的党内监督,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等。这些监督形式中,检察机关以其在国家政体结构中的地位,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而具有的监督效力的国家强制性,监督手段的司法诉讼性,以及在监督范围、方式和监督力度等方面的特点,成为国家机构中专司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以法律监督的形式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国家权力制衡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家监督体系中不可替代。

西方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衡,不需要一个专门国家机关来承担法律监督制约职能,检察机关往往只起着公诉机关的作用。因此,那种要取消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主张,实际上足忽略了我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简单照搬照套西方模式,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国家整个政治体制的权力失衡和运转失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公民的法律意识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制环节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司法领域,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司法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需要。

二、监督范围的有限性

检察机关主要是围绕诉讼的司法性监督,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职务犯罪、侦查、审判等)。目要抓住三块领域发展:

第一块领域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仅仅表现在刑事案件判决:更多地要通过占案件大部分比例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来体现。加强这方面的监督,不仅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需要。

当前有一种声音,要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抗诉权。其理由是:侵犯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利于院独立审判和权威;法院内部纠错程序均能解决。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首先我们足针对法院的错误判决,而不是针对一方当事人,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错误判决和裁定,当然需要另一个国家权力机关来加以监督。这样权力制衡才相宜。要靠公民个人来纠错是十分困难的;其次审判的权威来自于审判的公正,而不是审判的独立。检察监督目的也是实现审判的公正,从而也是在维护审判的权威;法院内部的纠错程序固然能纠正一部分案件,但就纠错的力度来说有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部门要比自身的纠错强得多。尤其是在当前司法腐败仍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这种监督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上,由于法律不够明确,当前在有些方面检察机关做得也不够理想,如干涉审判权,将自己置于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参与庭审调查承担举证,破坏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这些都给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权提供了口实。但这不能足取消的理由,而应通过立法明确、加强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来加以解决。如进一步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对象与范围

第二块领域是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的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国家行政方面的制衡作用当前主要体现:

一是在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过程中,在监督法院行政诉讼审判行为的同时,实现对行政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在这方面笔者建议赋予检察机关的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这是因为行政诉讼在原告资格上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即只有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合

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只有私人(包括法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显而易见,这就排除了行政行为侵犯国家或社会公利益时提起诉讼的可能性。而现实生活中,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未得到有效监督、纠正的情况大量存在。按照法院“不告

不理”原则,无起诉人的案件是不会自动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获得司法审查的。因此我们建议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即对于因行政权的违法行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例如违法发放各种许可证,包括林木采伐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等,使得国家所有的各种自然资源不断遭受损失的情形,检察机关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对这些违法行政行为,无论是给国家造成损失,还是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职责,都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

二是在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中,尤以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

的监督力度最大。这其中涉及范围广,数量多,影响大,实践中又相对薄弱的是对应当移送刑事司法追究的而未移送的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这主要体现为检察机关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侦查。这类案件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徇私舞弊,明知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送,予以隐瞒、掩饰;或者大事减小,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情节严重的行为。

行政执法机关担负着执行法律、法规,管理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职责,享有法律授予的行政处罚权、行政裁决权。如公安、工商、税务、海关、劳动、交通、环境保护、卫生、检疫、质量监督、计量等部门。这些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是否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的形象,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罚。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行政执法人员违背职责,徇私舞弊,枉法行政,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破坏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还存在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反映最突出的足,对一些严重刑事犯罪打击不力,存在有案不立、以罚代刑、有罪不究、以钱抵刑等问题。因此,必须对严重徇私舞弊的行政执法人员依法予以刑事制裁。检察机关对这一领域的进行侦查,予以监督,体现了对行政执法的有力制衡,同时抓住了进入刑事诉讼的“入口”,成为检察机关刑事检察监督发展的重要领域。

第三块领域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是权力的滥用、专横和腐败的极端表现。经过多年的打击,“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仍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类型。”这说明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任务还很繁重。

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主要是通过自行侦查与起诉等相结合进行的,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侦查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石,最为明显和直接地体现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对抗和矛盾,而国家在对待、处理这一矛盾时的态度,则生动地反映出一国法治水平的现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松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的监督问题尤其重要,也是最容易引起疑问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办案人员不依法律程序办事,甚至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就无法守住公平与正义的法律防线。因此,监督对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来说,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对这一块的改革,要坚持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改革体制与加强管理相结合,标本兼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完善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消除诱发利益驱动,违法办案和影响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的一些客观因素。

二是健全侦查工作机制,通过检察权在上下级机关及各业务部门的分配,在相互配合的同时起到相互制约的们

用。包括上下级之间的上下监督和同一机关内部的平行监督。上下监督如严格大要案线索报省院备案制度,上级院对重特大案件的督办、交办、参办和提办制度等;平行监督包括办案部门之间的横向监督制约,前道工作环节对后道工作环节的纵向监督制约,督导督查与纪检监察检查的内部监督网络。

三、监督方式的诉讼性

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的诉讼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国家诉讼法中都有具体规定。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对检察监督权作了具体规定。

二是检察监督权是通过参加诉讼程序具体行使的。法律监督是一种通过具体的诉讼职能而实现的权力,而不是一种超脱于监督对象之外的以旁观者姿态的权力。职务犯罪监督,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及公民守法情况监督都足在诉讼过程中完成的。监督者必须积极介入诉讼活动在诉讼参与中实现对诉讼监督的职能。

三是检察监督权足通过运用诉讼手段即司法权力来实现的。侦查权、起诉权、批捕权、纠正违法权等检察权都是国家司法权力,普遍具有国家强制性。这就需要检察监督遵循诉讼规律,使检察改革符合客观性、判断性、亲历性、独立性、公正性等诉讼要求,清除原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对检察工作的不利影响。这一系列的诉讼权力都是由检察监督权派生,并服从服务于检察监督权,离开了法律监督,这些诉讼权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决不能将检察监督权包含的整体诉讼权力割裂开来,认为检察机关有公诉权就是公诉机关,有侦查权就是侦查机关,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的分析方法是机械的,不可取的。

四是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检、法之间的互相制约,实现对检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在我国的诉讼体制中,诉、辩、审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检察机关在诉讼中行使的权力足程序性的权力,对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要由法院决定,检察机关无实体处分权,以防止监督权对审判权的过度膨胀和侵犯,从而实现对检察机关自身监督活动的制约。至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与法律监督的定位是配合为主、制约为主还是监督为主需要明确。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应以监督为主,在监督中配合,而不是配合制约中监督。

四、监督手段的有效性

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主要包括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抗诉权(刑事、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具有方式的多样性、程序的衔接、性和目的的统一性。侦查权为公诉权做铺垫和准备,抗诉权足公诉权的深化和强化,检察建议与纠正违法通知书则是这几种权力的延伸和辐射。但各手段的适用范围足不同的,如侦查权针对的足职务犯罪,公诉权针对的足所有刑事犯罪(自诉案件除外),抗诉权针对的是判决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这种适用范围的不同设定,原因就在于这些手段的目的统一性,即服务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是指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法律,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犯罪活动直接行使侦查权,通过侦查权与起诉权的结合使用,更好地实现对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

二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力来实现对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目的。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侦查权、批捕权、不起诉杉的行使来实现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与制约。

三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力制约审判活动,可以保证监督的效力。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力具有国家强制性,如起诉、新诉必然引起审判。同时为防止检察机关在抗诉不被采纳情况下,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得不到纠正情况的发生?检察机关可以对错误裁判形成过程中有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审判人员行使侦查权,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手段,曾有一些不同观点。如有观点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交由法院来行使。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审查逮捕权同样足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于确保侦查监督力度,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用。由于公安机关侦查权力的强大,检察机关要实现监督,必须要有制约其诉讼结果的权力以保证监督的力度。行使批捕权就是保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力度的必要手段。同时,刑诉法规定了一系列对批捕权行使的制约手段,不会导致权力失衡。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的观点,实际上仍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路来看待批捕权,足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检察机关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犯罪活动直接

行使侦查权,通过侦查权与起诉权的结合使用,更好地实现对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正因为检察机关侦查职能这一威慑力的存在,可以促使行政机关正确执法,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公正司法,保证了监督的效力。因此,侦查权是法律监督的有效组成部分和坚强后盾。有观点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这无疑从实质上取消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司法人员渎职侵权等犯罪的监督职能,直接破坏我国诉讼机制的平衡,根本上破坏了国家政治体制的权力制衡。也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本身缺少监督,从而间接地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也起到了制约作用。我们要坚持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同时要扩大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侦查的范围,但要限制在监督的前提下,如在立案监督无效的情况下,侦查监督中公安机关不追捕、追诉等情况下。

篇6:检察机关论文法律监督论文

[摘要]我国现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是对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定位存在误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不是法律监督行为,而是具有一定约束力的事实行为。可以借鉴行政指导理论,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定位为检察指导行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度改革应当明确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范围、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程序、提高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理论水平、提供公正的司法救济。

[关键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检察建议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检察过程中针对不宜通过诉讼解决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议。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一度被认为是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表现形式,其目的是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因此,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被检察机关广泛适用。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度至今没有被系统的研究,也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因地制宜、因事而宜,各地做法不尽相同,因此产生诸多弊端。

一、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第一,无法可依,效力不足。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不同于刑事检察建议,刑事检察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5条第2项规定,检察人员发现提

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检察建议的,法庭可以延期审理;第174条第1项规定,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刑事检察建议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对法院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因而刑事检察建议属于法律行为。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均未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职权。而仅有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理规则》,该规则只能算是检察解释,其内容却又超出法律明确授权范围,因此对法院而言其法律效力大打折扣。

第二,程序简单,缺乏制约。因无法可依,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提出的依据、审批的程序与权限以及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范围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各地程序差异极大。相对于公诉书、抗诉书及纠正违法通知书而言,程序过于简单,并且缺少必要的制约。有的由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有的由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决定;有的由业务部门领导决定;有的由办案人员自行决定;甚至有的由书记员决定。

第三,内容粗浅,无的放矢。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事实上履行的是法律监督职能,应该具有明确的目的,或针对安全

防范存在的问题,或针对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或针对人员的表彰或处理方面的问题。但检察实践中,许多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内容粗糙、说理性差,没有说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依据、要求与理由,使人不知所云、无所适从。

第四,数量过滥。由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定程序缺少必要的监督与制约,制定、发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比较随意,结果导致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权的滥用,不应该发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情形也发出建议(如民事纠纷),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生活。

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定位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弊端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未对其明确定位,产生了相互矛盾的认识,不同地方根据相互矛盾的认识建立了相互矛盾的制度。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理论上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定位于法律监督,却缺乏相应的法律效力;二是重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监督作用,却认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只不过属于建议而轻视制定程序;三是认识到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但在造成他人损害时,却认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并无强制力从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虽然是事实行为,没有法定的约束力,但具有一定事实的强制力。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民事行政检察建议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落实,因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具

有事实上的约束力。其效力渊源是:一是检察机关的权威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强大的权力,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侦查监督权、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抗诉权、狱所监督权等,对社会各层面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有关单位或者出于对国家检察机关的尊重,或者基于对检察机关监督权的朴素认识而接受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二是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实用性。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不乏有针对性强、理论性和实用性也都比较强的例子,能够针对有关单位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法律解决方案,给有关单位带来实际益处,因此当事人愿意接受。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解决有关单位的法律问题,对公民、法人有益。

日本法学家室井力说:“由于一切行政活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所以行政指导也必须合法。因此不允许行政指导超越有关行政机关组织法规定的权限。”[1]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亦然。虽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没有明确的限制范围,但根据《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其范围应限定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有关的当事人与事项。其他诸如普通民事纠纷、行政违纪等不应适用民事行政检察建议。

三、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路径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民行检察监督方式,笔者通过调研认为,规范民事行政检

察建议,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应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首先,要在立法上确认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就目前情况而言,民行检察监督

采取检察建议这一非抗诉方式,既可以对民行检察监督进行丰富和补充,又可以体现民行检察广泛的法律监督性质。司法实践证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简便灵活,行之有效,是对单一抗诉监督机制的有益补充。只有在两大诉讼法中确认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才能解决上述立法缺陷,从而使检察建议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权威性,以达到监督目的。

其次,要明确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应该是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决定、命令、调解书,包括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先予执行裁定、诉讼保全裁定等确有错误的,以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不决定抗诉的案件。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把握如下几条标准:一是标的小,影响不大不需要抗诉的民行申诉案件。二是确有错误的调解书。三是确有错误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四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存在的一般违法问题,如违反程序法,但不影响实体判决的情况,在执行活动中超范围扣押被执行人财产以及乱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等执行违法,宜采取检察建议方式予以纠正。

再次,规范程序,增强检察建议实效性。检察建议的质量是其灵魂所在,检察建议能否被接受并执行,关键要看建议的合法性、针对性和可行性。一要确保建议的合法性。要依据法律法规展开调查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掌握被建议单位的基本情况,做到让事实说话,无论是指出问题、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提出建议,都必须客观实在,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有的放矢。二是确保问题的针对性,即要找准问题的原因。在调查事实情况的基础上,还要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论理或剖析,务必切中要害,以换取发案单位的共鸣和警醒,抓住问题根源,找准 “症结”,突出建议的针对性。三是确保建议的可行性,即解决措施要具体、可行。找出“症结”所在之后,就必须积极研究预防措施,可以从发案部门或发案人员作案手段或作案过程入手,提出防范措施,防止再发生类案;也可以对尚未发案但确实存在漏洞的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意见,防患于未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议一定要具体、明确,符合被建议单位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是被建议单位通过努力可以做得到的,这种建议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不然就是“纸上谈兵”。[2]

篇7:浅议检察机关对环境保护的监督

环境保护一般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其方法和手段有工程技术的、行政管理的,也有经济的、宣传教育的等。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依靠政府环保行政部门作为治理环境污染的主导机关,其行政执法权力的局限和行政机关相关专业人员及专业监测设备的缺乏导致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便得检察机关在环境保护中监督职能的发挥愈显必要。

关键词:检察机关 监督机制 环境保护 > >

一、检察机关对政府环境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不及时,检举渠道不畅通

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于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责,正确及时的履行对政府环境行政部门的执法的法律监督职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检察机关在日常的工作中,偏重于被动司法,基层检察院一直处于案多人少的状况长时期内得不到解决,导致被动司法的工作压力很大,无多余精力及时主动的对政府环保部门进行监督检查,且检察人员法律监督意识不强,导致检察机关对环境违法犯罪的监督不力。

检举渠道不畅通是另一个导致检察机关对政府环境行政部门监督不力的重要原因,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了解很少,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政府环境行政部门不能及时处理时,就会觉得没有其他救助渠道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新的《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对于公益诉讼也提出了可具操作的法律规定,对人民群众维护自己的环境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检察机关对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进行法律监督中发现执法机关存在执法不规范,导致检察监督不彻底

检察院在对环保部门监督中发现,环保局在办理涉嫌犯罪案件中存在问题,一是执法人员对取证程序规定意识淡薄,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进行检测取样,造成执法后期的检测报告没有法律效力。二是执法人员对物证取证、密封、保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草率处理,致使无法及时进行重新取样或者鉴定。三是环保警察大队的作用发挥不够,未指导好取证,在控制现场、人员的力度不够,造成取证困难。四是省级环保部门认定基层的检测数据渠道不畅。解决好现场取样后,县级、市级监测机构出具报告相对容易,但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还需要省级认可,如何申请、认可程序、认可期限都不明确。

检察院在对国土资源部门进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国土局办理涉罪案件存在的问题,一是执法人员证据意识较低,通过检察行政执法卷宗,发现执法人员询问当事人的笔录较为简单,当事人是否为事前明知涉案土地的土地类别没有询问,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土地的土地类别已经公示,且没有询问相关证人以佐证当事人的陈述。二是执法人员对违法占用农用地的面积认定较粗糙,现场勘测笔录仅有最终草图和地域四邻,没有详细的勘测过程,也没有邀请村委会干部或者其他群众作为见证人签名。三是鉴定文书相互冲突。土地规划鉴定书认定根据相关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认定涉案土地为基本农田,但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图对比,认定涉案土地为耕地,对于刑事诉讼而言,证据不严谨。四是公安机关要求国土局出具对耕地破坏程度的鉴定书,但国土部门无权出具,如果到国家级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周期较长,费用较大,国土部门暂无能承担。五是行政干预较多,在发现的涉罪案件中,大部分属于城市里的重点企业工程或者乡镇公益事业用地占用,存在先违法占地,后办理审批手续的情况。六是考虑经济发展较多,在企业违法占地中,无论是城市市区还是乡镇,都掺杂了经济发展需要的因素,而国土部门又无力改变现状。

首先,要履行检察职责,打击预防并举,增强环境资源保护效果

发挥批捕、公诉职能,确保打击与预防效果。检察机关应当实行打击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对犯罪情节严重的,一律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对犯罪情节较轻,积极主动弥补和恢复生态环境的,予以从宽处理。从而达到查办一案,教育一片的法律和社会效果。针对检察机关在对行政执法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导致一些违法犯罪案件的流失,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检察机关应当主动向政府部门提出可操作性的司法建议,使每一起破坏环境并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案件都能得到及时办理,相关的责任人也能得到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

加强对环境资源犯罪的审判监督,确保打击到位。对检察院移送起诉的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案件,一律实行跟踪检察。监督该类案件注意突出重点,对事实证据、法律适用、量刑、审判程序及审判人员渎职等存在问题的几种情形应该提起抗诉。对量刑偏轻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综合运用纠正违法、检察建议、工作通报等其他刑事审判监督的方式。

其次,强化检察职能,查办渎职犯罪,发挥民行监督作用

严厉查办破坏环境资源渎职犯罪。不断拓宽渎职犯罪案件线索来源渠道,注意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从披露的重大事件中摸排案件线索,尤其注重从盗伐林木案件入手,重点查明采伐手续是否齐全、真实,是否存在渎职行为。经常邀请公诉、侦监等部门干警参加证据比对,引导调查取证,提高办案质量。

再次,延伸检察义务,保护民生民利,积极维护社会稳定

关注民生民利,履行自然资源保护义务。对由于环境污染,影响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上访信访的事件,不是一味的坐视或推脱责任,而是延伸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矛盾的解决,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向政府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建议请专家进行评估检测后,建立污水净化系统,而不是简单地关停转并企业,并积极参与污水排放整改行动,有效地对环境污染的民生问题进行实时监控。

最后,完善各项检察机关对于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机制,并落实到具体的监督职责中,对维护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起到最根本的保护作用。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诉讼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是履行法定职责,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针对环境保护行政部门行政执法活动具有其专属性和不可替代性。检察机关应当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时,检察机关更是应当具有能动意识,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生态环境的检察工作主题,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主动有所作为。只有如此,检察监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才能实现有机统一。

提高家计调查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家计调查是审核低保资格的一个重要依据之一,提高家计调查人员的专业化水平,首先,要对家计调查人员进行专门培训。相关工作不仅仅要熟悉家计调查的相关程序,调查项目和调查方法,而且必须要保证在调查过程中要做到公正客观,防止“人情保”现象出现。其次,尽量聘用社会保障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工作人员,不仅可以提高专业化水平,也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最后,将低保申请受理工作移交到街道办事处事务指导中心办理,由各地基层街道办具体安排下属区域的低保申请、调查、审批工作。

(2)制度设计要做到统一性和一致性

各地政府为落实城市低保政策,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分别探索出一些低保对象确定的新方法,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往往造成多种制度相互之间,不能很好地配套衔接,影响了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同时也可能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减少入户调查的执行成本,不需要设立专门的调查部门,但是一定要将调查的方法、项目、核查标准等细则进行统一的规定,甚至应该上升到法律制度的层面,这样才更加容易判断调查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制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也更加容易得到其他职能部门的配合,以劳动部门为例,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提供救助申请对象的劳动就业情况;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直接提供申请对象的储蓄情况,有无金融产品投资收益等信息。根据各个部门综合提供的信息,可以更加合理、公平地确定城市低保救助对象。

(3)收入核定标准兼顾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在许多地方的收入核查标准中,出现了类似于“饲养宠物,出入某些消费场所的家庭不符合低保救助申请标准”的规定。显然这些标准并没有考虑到有尊严的生活的“基本需要”,会给受助者造成心理负担,而这些并不是社会救助的初衷。因此在标准的确定过程之中,应该将这些民政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规范化,使用也不能过于死板固化,并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时的取消不切实际的旧标准,加入一些合理的新标准。

标准的制定还需要考虑到受助家庭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障问题,这类家庭在有限的可支配收入范围内,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等导致了家庭在经济上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对于有医疗教育救助需求的家庭,对入户调查的收入核查标准可以另行专门进行规定,保障申请者可以获得应有的救助。

(4)加强法制化建设,对“骗保”行为加大惩处力度

在家庭收人核查过程中一些群体,可能会存在一些瞒报、少报收入来骗取低保救助金的行为,但即使发现了这些行为,由于处罚的力度不大,现行制度没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制度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力,导致个别社会员的骗保行为屡禁不止,使得社会福利资源和救助资金极大的浪费。不仅仅是低保救助申请家庭,相关管理审核者也可能会由于惩罚力度较低,存在违纪行为。

要杜绝这类骗保行为的发生,必须走法制化的道路,出台相应的法律,例如可以配合《社会救助法》制定相应的细则,同时要具备可执行性,提高违法成本,使那些企图违反规定的个体,认识到其中的收益成本关系,从而放弃这类违法行为。除此之外,制度的运行有了法制化的保障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

四、小结

因为社会救助的资金来自于政府财政,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必须保证这项制度救助的都是真正“有需要的人”。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先对所有申请社会救助的家庭进行调查,确认申请者的家庭人均收入确实低于社会救助标准,有时还要确认申请者拥有的家庭财产也符合相关的规定,然后才能向其提供保障最低生活水准的现金或实物。

入户调查的作用,就是在于合理、公平地确定真正应该被帮助的对象。虽然目前中国无法向其他国家那样做到,将个人和家庭的收支账户对于国家的税务机关和社会保障机关完全开放。但是通过入户调查方法的改进,参照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来实现“应保尽保”。对一些接受入户收入核查后不符合生活援助条件但又存在特殊需要的群体,可以通过综合性的目标定位方式纳入相应的制度化的专项救助,而不是临时性的救济。

>参考文献:

[1] 张时飞,唐钧.中国社会政策研究十年专题报告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 白维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的“贫困陷阱”研究――目标定位制下的负激励分析[J].西北人口,2010(2)

[3] 祝建华.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定位[J].2008

[4] 徐月宾,张秀兰.我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问题探讨[J].东岳论丛,2009(2)

[5]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一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M].2008

[6] 祝建华.城市低保制度目标定位过程中的家计调查及方法改进.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7] 罗丹.我国低保制度中家计调查探析.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1

[8] 唐钧.社会救助莫忘家计调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3(9)

篇8:论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 一) 防止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权力膨胀的必然要求

检察机关和执法机关公安部门以及司法机关法院是保障我国法律正常运行的三个重要机关部门, 三者各司其职, 但并非互不干涉, 检察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有权对公安部门和法院进行侦查监督, 而这一侦查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

对于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等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 检察机关如若发现可疑案件, 检察机关有权对可疑案件进行审查, 然后决定是否逮捕, 是否起诉或者不起诉, 并有权监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因此,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是防止执法机关滥用职权, 保障法律的正确性和统一性, 保证人民利益的基本方式和必然要求。

为了保障我国法律机制的正常运行, 检察机关有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 并有权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 以保证法院判决的合法性。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是防止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权力膨胀的必然要求, 也是保障我国法律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

( 二) 完善法制社会建设和建设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

法律, 是一个国家维持基本秩序、保护人民基本权益的强制性的手段。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一个国家若没有法律的约束必将陷入混乱。由此看来,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责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 为了更快更好地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 就要不断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也属于法制建设的一部分, 而且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和监督职责是完善法制社会建设和建设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

二、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的主要措施

( 一) 对内措施

1. 端正态度, 加强队伍建设

作为检察机关中与违法、犯罪长期斗争并处于斗争第一线的侦查监督队伍, 是检察机关中最鲜活的血液, 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和义务。要使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得到强化, 就必须重视这支侦查监督队伍, 加强这支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法律基础建设, 培养侦查监督队伍公平公正的行为品质, 端正侦查监督队伍的工作态度和自我认识态度, 对于违法犯罪行为, 及时立案, 深入了解, 提高侦查监督队伍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这是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最基本的、不容忽视的一点。只有侦查监督队伍不断强大,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2. 更新观念, 强化侦查监督职能

对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许多工作人员甚至法律知识基础深厚的人都存在认识误区, 例如在公安机关立案过程中,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只能行使监督职能, 而不能行使侦查职能, 也无权逮捕。甚至还有人将检察机关和法院混为一谈, 认为二者是一体的。也有人认为检察机关是法院的下属机构, 检察院对于法院的判决没有监督权。这样往往导致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弱化, 无法发挥它的强大作用。因此, 作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更新自己落后的思想观念, 认识到自己的职能所在, 将自己的工作落实到位, 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发挥到最大化状态。

( 二) 对外措施

1. 加强侦查监督力度

检察机关在行使侦查监督职能时,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挫折和阻扰, 但这不能成为检察机关放弃侦查监督职能的理由, 相反, 检察机关更应该加强侦查监督力度, 与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同时, 检察机关要适当地改变自己侦查监督的方式和方法, 积极行使自己的侦查监督权, 要敢于监督, 更要善于监督, 使自己处于主动的状态, 而不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 落入被动的地位。

2. 抓住立法契机, 完善侦查监督依据

法律具有强制性特征, 我国各种法律一直在不断的修改与完善, 检察机关应该抓住这个契机, 通过司法立法程序, 规范完善侦查监督的具体内容和途径, 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提供具有权威性的法律依据, 同时, 也可以规范检察机关内部的不称职行为, 并对这些行为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使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得到双向的强化。

三、总结

建立和谐民主社会是我们大众的共同目标, 法律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保障,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是完善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从这些关系中, 我们可以看出,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强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但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并不能一蹴而就, 检察机关需要与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共同努力, 与二者建立和谐的关系, 共同致力于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和谐民主建设。

参考文献

[1]闫亚军, 陈力东.贯彻科学发展观强化侦查监督职能促进人权保障[V].第五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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