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精选6篇）

篇1：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监督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根据对监督、法律监督和诉讼监督的语义分析，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广泛的监督权利。因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象应当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实体法以及程序法的实施情况。《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从审判权的内涵出发，审判活动监督应当包含对判决执行的监督。把对民事执行的监督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有权威的法律依据。因此，民事执行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也应当属于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民事审判监督的方式也应适用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领域。

篇2：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策

[摘要]我国现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是对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定位存在误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不是法律监督行为，而是具有一定约束力的事实行为。可以借鉴行政指导理论，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定位为检察指导行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度改革应当明确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范围、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程序、提高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理论水平、提供公正的司法救济。

[关键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检察建议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检察过程中针对不宜通过诉讼解决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议。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一度被认为是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表现形式，其目的是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因此，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被检察机关广泛适用。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度至今没有被系统的研究，也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因地制宜、因事而宜，各地做法不尽相同，因此产生诸多弊端。

一、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第一，无法可依，效力不足。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不同于刑事检察建议，刑事检察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5条第2项规定，检察人员发现提

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检察建议的，法庭可以延期审理；第174条第1项规定，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刑事检察建议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对法院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因而刑事检察建议属于法律行为。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均未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职权。而仅有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理规则》，该规则只能算是检察解释，其内容却又超出法律明确授权范围，因此对法院而言其法律效力大打折扣。

第二，程序简单，缺乏制约。因无法可依，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提出的依据、审批的程序与权限以及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范围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各地程序差异极大。相对于公诉书、抗诉书及纠正违法通知书而言，程序过于简单，并且缺少必要的制约。有的由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有的由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决定；有的由业务部门领导决定；有的由办案人员自行决定；甚至有的由书记员决定。

第三，内容粗浅，无的放矢。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事实上履行的是法律监督职能，应该具有明确的目的，或针对安全

防范存在的问题，或针对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或针对人员的表彰或处理方面的问题。但检察实践中，许多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内容粗糙、说理性差，没有说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依据、要求与理由，使人不知所云、无所适从。

第四，数量过滥。由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定程序缺少必要的监督与制约，制定、发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比较随意，结果导致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权的滥用，不应该发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情形也发出建议(如民事纠纷)，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生活。

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定位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弊端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未对其明确定位，产生了相互矛盾的认识，不同地方根据相互矛盾的认识建立了相互矛盾的制度。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理论上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定位于法律监督，却缺乏相应的法律效力；二是重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监督作用，却认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只不过属于建议而轻视制定程序；三是认识到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但在造成他人损害时，却认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并无强制力从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虽然是事实行为，没有法定的约束力，但具有一定事实的强制力。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民事行政检察建议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落实，因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具

有事实上的约束力。其效力渊源是:一是检察机关的权威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强大的权力，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侦查监督权、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抗诉权、狱所监督权等，对社会各层面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有关单位或者出于对国家检察机关的尊重，或者基于对检察机关监督权的朴素认识而接受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二是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实用性。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不乏有针对性强、理论性和实用性也都比较强的例子，能够针对有关单位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法律解决方案，给有关单位带来实际益处，因此当事人愿意接受。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解决有关单位的法律问题，对公民、法人有益。

日本法学家室井力说:“由于一切行政活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所以行政指导也必须合法。因此不允许行政指导超越有关行政机关组织法规定的权限。”[1]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亦然。虽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没有明确的限制范围，但根据《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其范围应限定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有关的当事人与事项。其他诸如普通民事纠纷、行政违纪等不应适用民事行政检察建议。

三、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路径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民行检察监督方式，笔者通过调研认为，规范民事行政检

察建议，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应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首先，要在立法上确认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就目前情况而言，民行检察监督

采取检察建议这一非抗诉方式，既可以对民行检察监督进行丰富和补充，又可以体现民行检察广泛的法律监督性质。司法实践证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简便灵活，行之有效，是对单一抗诉监督机制的有益补充。只有在两大诉讼法中确认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才能解决上述立法缺陷，从而使检察建议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权威性，以达到监督目的。

其次，要明确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应该是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决定、命令、调解书，包括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先予执行裁定、诉讼保全裁定等确有错误的，以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不决定抗诉的案件。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把握如下几条标准：一是标的小，影响不大不需要抗诉的民行申诉案件。二是确有错误的调解书。三是确有错误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四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存在的一般违法问题，如违反程序法，但不影响实体判决的情况，在执行活动中超范围扣押被执行人财产以及乱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等执行违法，宜采取检察建议方式予以纠正。

再次，规范程序，增强检察建议实效性。检察建议的质量是其灵魂所在，检察建议能否被接受并执行，关键要看建议的合法性、针对性和可行性。一要确保建议的合法性。要依据法律法规展开调查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掌握被建议单位的基本情况，做到让事实说话，无论是指出问题、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提出建议，都必须客观实在，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有的放矢。二是确保问题的针对性，即要找准问题的原因。在调查事实情况的基础上，还要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论理或剖析，务必切中要害，以换取发案单位的共鸣和警醒，抓住问题根源，找准 “症结”，突出建议的针对性。三是确保建议的可行性，即解决措施要具体、可行。找出“症结”所在之后，就必须积极研究预防措施，可以从发案部门或发案人员作案手段或作案过程入手，提出防范措施，防止再发生类案；也可以对尚未发案但确实存在漏洞的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意见，防患于未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议一定要具体、明确，符合被建议单位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是被建议单位通过努力可以做得到的，这种建议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不然就是“纸上谈兵”。[2]

篇3：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关键词：社区矫正,问题,监督建议

一、当前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信息不畅通, 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矫正人员的信息

检察机关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由于信息不能共享, 案件法院判决是否判决缓刑, 判决缓刑后是否移送司法机关社区矫正, 检察机关无从得到信息, 这使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信息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 不能够从源头上把好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第一关。

(二) 对社区矫正监督缺乏主动性, 只是变象征性地进行监督

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一般往往只注重看守所、监狱等监管场所的监督检察, 对于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缺乏积极主动性, 存在着“不告诉不知道”的心理, 这种心理使检察部门对社区矫正对象的信息不能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掌握, 从而不能有效的进行监督检查, 也就导致了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监督只是象征性地走过场。

(三) 缺乏有效监督方法, 难以实现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全覆盖

两高两部虽已联合下发《办法》, 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地位, 但是采取何种模式、何种措施才能实现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监督, 检察机关暂无可依从。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工作, 一般只是采取入矫教育谈话和不定期走访或检查方式进行监督, 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没有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覆盖。

二、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几点思考

要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畅通信息是前提, 完善监督手段是关键, 根据2013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结合检察工作实际, 笔者认为要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 搭建社区矫正信息平台, 实现社区矫正信息共享

搞好社区矫正监督工作, 要求检察机关首先要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 人数多少、年龄如何、居住何处?保证这些情况的全面性、准确性、及时性, 是搞好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前提, 要全面准确掌握及时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 可主要通过以下三项措施实现:

1.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检察机关定期与法院、公安局、司法行政部门召开联席会议, 与法院定期核对纳入社区矫正罪犯的判决名单, 了解掌握社区服刑人员新增情况;与公安看守所定期核对暂予监外执行人员名单, 了解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刑期变化情况;与司法局定期核对社区服刑人员名单, 了解掌握服刑人员矫正监管措施的落实情况。

2. 建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电子动态管理系统。

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可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库, 录入社区矫正对象的个人情况、犯罪情况、判决情况、帮教人员、帮教措施、解除矫正时间等多项信息, 并通过政法专线网络实现网络互连、信息共享。

3. 建立社区矫正无缝衔接机制。

对脱管、漏管的社区矫正对象实行“限期报到制度”, 检察机关可与司法局共同推行社区矫正人员, 通过广播、报刊等媒体, 对矫正对象中脱管、漏管人员定期发布公告, 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到社区矫正机关报到,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接受监管。

(二) 加强审判监督和执行变更监督, 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的准确性

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入矫的合法性审查, 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的准确性, 是检察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

1. 对管制、缓刑犯的审查监督。

检察机关接到管制缓刑判决后, 重点要看他们是否罪刑相适应, 所判处的管制刑罚是否与其所犯的罪行相当, 缓刑犯是否符合缓刑适用条件。

2. 对假释犯、暂予监外执行犯的审查监督。

对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的审查监督包括事前审查监督和事后审查监督。

(1) 事前审查。一是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在接到监狱提交的拟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审查表后, 依法认真审查, 对于符合条件的同意予以监外执行、假释, 不符合条件的建议不予暂予监外执行、假释。二是建立拟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罪犯危险程度综合评估制度。将拟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从家庭背景、罪犯个性特点、所犯案件情况、认罪悔罪态度、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条件等方面予以综合考察评估, 对于评估结论为危险系数较高的罪犯, 不得提请暂予监外执行和假释。

(2) 事后审查。一是审查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犯是否符合刑诉法规定的条件;二是审查是否有自伤自残可能, 社会危险性状况;三是暂予监外执行、假释提请审理环节和开庭审理环节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开庭审理人民法院是否开庭审理。

3. 社区矫正执行变更的合法性审查。

一是监督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期限届满后, 社区矫正执行机关是否及时向社区矫正对象宣布。二是对于违反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相关规定, 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而罪犯刑期未满的情形, 社区矫正单位是否进行了相应处理。

4. 建立非本地籍罪犯本地入矫制度。

实践中, 社区矫正对象可能存在着被移交在户籍地进行社区矫正, 工作所在地却在异地的情况, 致使社区矫正监督可能存在“两头都不靠”的问题, 因此建立非本地籍罪犯本地入矫制度, 将社区矫正对象纳入本地社区矫正体系, 并全程接受检察机关监督, 十分必要, 这样既保证了社区矫正监督全程到位, 又保障了社区矫正对象的正当权益。

(三) 突出手段, 强化结果, 确保社区矫正执行活动的有效性

1. 社区矫正工作的检察监督工作, 应当采取动态评估的制度, 通过动态评估使检察监督社区矫正监督全过程, 规范社区矫正工作, 维护社区矫正人员的合法权益。一是社区矫正对象入矫时进行第一次教育谈话, 检查社区矫正人员是否按照犯罪性质、犯罪类型、危害程度、悔罪表现、以及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进行分类差别管理, 对于未成年犯的矫正, 应当单独作为一个序列进行分类矫正;二是进行不定期走访, 通过查名单、查档案、查文书、查考核, 查出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 并及时处理;三是参与和监督对矫正人员的训戒谈话, 经警告后拒不改正的矫正对象向批准、决定机关提出收监执行建议书, 并跟踪检查落实情况, 有效避免脱管、漏管、重新犯罪现象的发生。

2. 建立长效帮扶机制, 做好社区矫正监督的工作延伸。

针对一些社区矫正对象缺少生活来源、生活困难等实际问题, 检察机关可以与社区矫正机关一起创造条件为生活困难或无职业的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就业岗位, 紧紧围绕矫正的实效性, 采取人性化的方式, 切实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就业和生活等困难, 有效解决一些有困难矫正对象的实际问题, 让他们对生活满怀信心和勇气。

3. 建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一体化机制。

一方面整合检察机关内部法律监督资源, 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配合。如监所检察部门应加强与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 形成监督合力, 确保法院适用社区矫正活动的正确性, 防止裁决不当;另一方面, 加强日常检察和监督纠正相结合, 在检察环节中针对发现的突出问题, 正确运用监督手段纠正违法;查办发生在监外执行社区矫正活动中的职务犯罪案件, 以强化检察执法实现检察任务, 保证刑罚和刑罚执行制度在监外执行社区矫正过程中全面、准确地得到执行, 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开展。

(四) 加大违法处理力度, 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公平公正

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违法处理包括提出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查处犯罪三个层次, 加大社区矫正的违法处理力度, 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 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社区矫正法律法规情形的, 对于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的, 检察人员可以口头提出纠正意见;对于严重违法行为, 或者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后在七日以内未予以纠正的, 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 向违法部门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督促其予以纠正。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 司法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的, 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篇4：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关键词：检察机关； 社区矫正； 法律监督

一、社区矫正概述

社区矫正是从近代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目前还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在2003年，我国的两院两部曾颁发了一个《通知》，其中对社区矫正作出了一个详细的描述。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的对象是有五种：一是被判处管制的；二是被宣告缓刑的；三是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四是被裁定假释的；五是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对于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存在问题

（一）被监督环节多元

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并不是对五类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而是对社区矫正的决定、执行机关进行监督。社区矫正从交付执行开始到执行结束，贯穿了许多环节。一是在交付执行环节，涉及被监督的机关有对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文书送达执行的审判机关；对关押在监管场所的罪犯变更为社区矫正需要交付社区执行的监狱、看守机关；二是在监督管理活动环节，涉及被监督的机关有负责接收社区矫正执行法律文书的县、市、区公安机关以及具体负责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考察的司法行政机关；三是在变更执行环节，涉及被监督的机关有呈报减刑和收监执行的公安机关，裁定减刑、撤销缓刑、假释的审判机关，负责收监执行的监狱、看守所；四是在终止执行环节，涉及被监督的机关有履行宣布解除管制、恢复政治权利、宣布缓刑考验期满不再执行原判刑罚等的公安机关，发放释放证明等履行有关手续的监狱、看守所。被监督机关的多元性使检察机关工作量大、难度大，给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设置了障碍。

（二）检察监督人员缺乏

大部分区、县检察机关近几年都恢复了监所检察机构，但由于检察人员缺少，对社区矫正工作不能全面深入的进行监督。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在基层，大部分区县驻所检察室的工作人员一般只有2-3人，情况好的配备4人，每人都负责几项业务工作，没有精力顾及到社区矫正的各个环节。监所检察科和派驻检察室均为两个牌子一套人马，所以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由负责监外执行的检察人员兼职，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机构和专业人员，监督工作只是展开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甚至专项检查也流于形式，不能深入，其他如预防和查办职务犯罪等工作无暇顾及。

三、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完善

（一） 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要求

目前，法律上虽已确定检察机关是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主体，但仍有必要在法律中进一步细化。该方面的规定不但要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对象、范围、内容、方法等进行界定，而且要细化和完善监督程序，设置被监督方的义务性规定，弥补以往法律监督过于疲软的不足，使其具备应有的约束力。

（二）加强监督实效

1.尝试派驻式检察监督

積极进行派驻式检察监督的尝试，建立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主要承担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依法开展对判决、裁定、决定进入社区矫正的检察，支持和保障有关机关依法、正确适用非监禁刑，保证适用非监禁刑的对象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二是依法开展对社区矫正交付执行活动的检察，促进交付执行各个环节有效衔接，防止和纠正因不依法、不及时交付执行等原因造成社区服刑人员“漏管”；三是依法开展对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监管活动和矫正活动的检察，防止和纠正监管和矫正活动中存在的“脱管”问题；四是依法开展对刑罚变更执行和解除矫正、终止执行环节的检察，促进有关机关依法公正办理减刑、收监执行以及在刑期或者考验期满后及时办理释放、解除管制、恢复政治权利等手续并履行相关程序。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的设立有利于检察机关深入基层，密切了与司法行政人员、社区服刑人员的联系与沟通，对提高监督实效、维护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防止脱管、漏管现象有重大意义。

2.完善专人检察模式

社区矫正检查监督是刑罚执行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刑罚执行监督优势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的重要职责，为保障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坚持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由监所检察部门来牵头组织和承担，并制定专人来负责。省级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应设立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检察科，地市级和区县级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应指定专人负责社区矫正工作。无监所监察科的区县人民检察院应当恢复设立监所监察科，专门负责此项工作，要彻底杜绝兼职社区矫正检察官模式。鉴于监所检察人员少、业务量大，社区矫正工作层面分散、多元，法律监督点多的特点，应通过加强和规范镇街检察室的建设，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的优势，形成全院共同参与，集中管理与分散监督相结合的社区矫正检察工作格局，以提高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效能。

3.畅通异地检察机关之间的联系。

异地检察机关之间的配合在一体化的行刑监督机制建设中尤为重要.建立和加强异地检察机关之间的联系刻不容缓。具体内容包括：裁决地检察机关要主动向社区矫正地检察机关通报社区矫正罪犯的有关信息；执行地检察机关发现社区服刑人员脱漏管、条件消失或有严重违法情况，需要外地主管机关作出收监执行决定的，应及时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裁决地检察机关，由其监督当地主管机关及时作出收监决定， 以有效防止跨区域监外罪犯脱漏管等违法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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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考号： 姓名：翟星云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有其合理性和 科学 性，但学界对检察权配置的现状尚存在一些质疑。认真研究并优化检察权的配置，以进一步促进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 法律 监督职能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检察权的定位、配置现状以及被质疑的焦点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检察权配置的立法构想，以供大家商榷。

关键词： 法律监督 检察权 优化配置

检察权的优化配置是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和 发展 的重要课题。检察权的配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能否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于检察权配置问题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先后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都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拟从决定和制约检察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出发，论证检察权与法律监督职能的关系，剖析我国检察权的配置现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立法上对检察权进行优化配置，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一、检察权配置的基础在于法律监督职能

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检察权的性质、内容及其配置并不全然相同。准确定位我国的检察权制度是规范检察权配置的基础，检察权配置中的重大问题都是以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为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展开的。因此，在研究检察权的配置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检察权进行界定。研究当代 中国 的检察权，不能抛开中国检察权的 历史 渊源，割裂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不能脱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国社会条件。笔者认为，我国的检察权是依据宪法和法律，由国家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专有权，是以国家名义公诉一切犯罪，以查处特定主体犯罪，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使命，并与国家审判权相对应、与带有司法程序性的权能相匹配，以制约、制衡为主要功效的独立权种。法律监督是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而检察权的配置的根本依据在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从检察权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检察权的本原是一种监督权，诉讼监督是检察权与生俱来的品质。

检察权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中期，最早诞生于法国。12世纪时，法国领主权力很大，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国王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设立国王代理人。国王代理人在代理国王处理私人事务的同时，还负有在地方领主的土地上监督国王法律实施的职责。这种国王代理人，即为以后的检察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法国，检察权自产生之日起就承担有类似于 现代 的法律监督权。随着检察权的不断发展，如今法国最高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法国检察机关除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起诉、支持公诉和指挥刑事裁判的执行等职能外，还对户政官员、私立 教育 机构等行使广泛的监督权。与法国如出一辙的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检察权的规定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德国检察机关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和保证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能，除对刑事诉讼的侦查、审判、执行负有广泛监督权以外，对律师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也负有一定的监督职责。”

（二）从法理学 角度分析，检察权应定位于以法律监督为本质属性的独立的国家权。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脱胎于前苏联,前苏联检察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并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由于受到前苏联检察制度模式的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也呈现出上述结构特征,而这也正是最为国内学者所诟病之处。但是,客观地讲,前苏联的检察制度虽然在检察官权限上有所扩张,但并未背离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角色的基本定位。即便是将检察权定位为一种法律监督权,也只是对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作为“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功能的一种强化，它所反映出的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人”、“民权保护者”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公民****的愿望与理想仍然是值得理解与尊重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与“三权分立”截然不同的政体构成了我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基石，它是研究我国现行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坐标原点。[10]结合我国的宪政体制，既不用在“三权分立”的框架内苦苦寻找我国检察权的定位，也不能用狭义的司法理念去衡量检察权的属性，非要争个行政权或司法权的归属。一些论者认为，应当将检察权中性地界定为“法律规定的由检察院行使的职权”。人们当然不能从这种同义反复的检察权定义中挑出什么毛病。不过，理论上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由检察院行使的林林总总的职权之间有些什么内在的联系？立法者配置这些权力的目的和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内涵只能秘而不宣？对我国的检察权的性质，笔者倾向于作如下阐述：我国检察权是在法治发展进程中，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本国实际逐渐演化和形成的一种权力，是在我国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种独立的权能，其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同时兼有司法属性与行政属性。因此，我们对检察权的认识应当立足于法律监督，在此前提下，看待存在的问题，解决存在的问题，这也是符合检察制度的发展 规律 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的。

（三）从检察权的法律渊源看，检察权的各项权能具有法律监督属性。

对于检察机关所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等具体检察权能的性质，学界一直争议不断。一些人认为，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与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不相契合，因为侦查本身不是法律监督，而是法律监督的对象，如果检察机关自己搞职务犯罪侦查，又自己搞监督，那么，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制度设计“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则。[11]还有学者主张，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公诉，检察权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公诉权，以公诉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在本质属性和终极意义上应属于行政权，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力都是具体的诉讼程序性权力，与所谓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权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12]笔者认为，且不论检察权的监督属性是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共同特点，仅从我国检察权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检察机关所行使的侦查权、公诉权等职权的法律监督属性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

在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构成了我国检察权的立法渊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权包括：（1）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法律及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2）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3）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4）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5）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6）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7）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效行政诉讼判决、裁定，提出抗诉。从以上规定能够看出，检察权可以概括为侦查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等三项基本权能。这三项基本权能从性质上体现了检察机关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代表国家实施法律监督。其中侦查权、诉讼监督权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情况的监督，而公诉权则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公民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通过行使上述职权担任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之间构成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从而达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政权体系的平衡，并且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对犯罪行为实行公诉，以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这些具体职能都被视为检察权的合理延伸，都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所必需的，并内在地统一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换句话说，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是基于对法律监督职能的全面认识，特别是对职务犯罪侦查和公诉职能的法律监督性质的肯定。我国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统一于法律监督的框架之下，并不具有不可融合于一体的对立关系。

二、检察权的配置现状制约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

（一）现行检察权制度，在宏观上强化了检察权的地位，在微观上和实践中却有削弱检察权能的趋势。

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检察权制度的规定集中体现于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中。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颁布实施，到现行适用的1982年宪法及1983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中，有关检察权制度的规定体现出了宏观上加强而微观上削弱的特征。自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后，1982年的宪法中也明 文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在宏观上提高、强化了检察机关的国家法律地位，从国家根本法的角度第一次公开确认和肯定了检察机关所承担的权力中具有法律监督权的内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肯定了检察机关所行使的职权具有司法监督权的性质。这样，有关检察权的规定获得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表明检察机关所行使的检察权中包含有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双重内容。然而，从现行法律中有关检察权的规定来看，现行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较之于过去削弱了检察权的一些基本内容。表现在：取消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一般监督权与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权，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权力被取消。虽然在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中写进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具有事后抗诉权等程序性条款，但由于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实体性职权条款，加之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过于模糊，可操作性差，导致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司法的参与及监督工作难以开展。我国检察机关现行职权中主要保留了刑事司法监督权及以侦查、公诉为核心的公诉职能。由此形成了我国现阶段检察机关职能上的“刑强民弱”的局面。

（二）我国检察权在配置模式上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限制了检察权整体效能的发挥。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权能配置缺乏平衡性和连续性。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种法律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实际上，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检察权配置上是相当不平衡的。这集中表现在检察监督对诉中程序最重视、诉前程序次之，而对诉后程序的监督则相对薄弱。第二，检察权的独立裁量原则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当性因素的介入常常左右整个案件的处理，独立的检察裁量权并未真正确立。检察权的某些权项的法律效力不明显，硬性规定不够。如，检察建议必然引起的调查、整改等法律行为后果的强制性不足，缺乏法律依据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权往往往受制于行政权，诸如核定人员编制、财政拨付经费、人员准入审核权等不是由立法机关管辖而是由政府加以控制。与此同时，检察权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化问题，检察长和检察官的产生、任命等基本由地方控制，法律所规定的检察一体化管理模式难以实现。第三，检察权能划分不科学、不周密，缺乏整体规划性。部分领域检察权行使不到位的现象，如在刑事案件诉讼中，国有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检察权如何行使，公诉部门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运用；又如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诉，但如何提起，由哪个部门来提起，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凡此种种，导致检察机关在具体行使检察权能时往往无所适从。

（三）法律授权的监督手段不能适应法律监督的需要，以致检察机关的实际职权与法律监督的应有职权之间存在矛盾。

1、立案监督权软弱无力，监督工作难以到位。《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了公安机关必须接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如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和“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的职权，但公安机关如果坚持不说明立案理由或者以虚假理由、不充分理由加以长期搁置、立而不侦、拖延立案时间，检察机关在法律程序上就没有进一步的措施了。这种监督方式的效果，在实践中几乎完全取决于公安机关对立案监督的认可程度。

2、审查批捕监督权缺乏权威性，监督工作苍白无力。一是对公安机关随意变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决定的行为没有监督措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34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对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时，应当通知原批捕的人民检察院。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将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后不通知或不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的情况，以至于有的案件在提起公诉时，检察人员去看守所提审时找不到被告人。二是对公安机关不切实执行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决定的行为没有制止手段。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准备作劳动教养、治安处罚的，往往不会立即释放，而是继续关押在看守所直至行政处理决定作出。针对这些情况，检察机关虽然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及有关规定提出纠正意见，但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当公安机关不接受纠正意见时，检察机关往往无计可施，因而监督工作苍白无力。

3、刑事审判监督权有弱化的趋势，纠正不易。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中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况，有权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并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提起抗诉的权力。但由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量刑幅度往往过大，为法官留下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践中，各级、各地法院量刑尺度把握不一，甚至有同一个法院不同法官、同一法官不同时期在同类案件量刑中不一致、不平衡的现象发生。对这种量刑尺度不一，显失公平的情况，检察机关难以及时有效的监督纠正。

4、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没有保障，实际运作步履艰难。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有权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监督和行政审判监督中应该享有哪些具体权力及依照何种程序行使这些权力，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在审级、调卷、再审出庭、审理期限、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产生争议。由于缺乏明确的操作规范，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工作在实际运作中受到强有力的司法抵抗，并表现为法院不为检察机关抗诉创造诸如阅卷等条件，对检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置之不理等等。这种空洞的监督方式由于不具备约束力而完全可能成为无意义的“空气振动”，[14]以至于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的行使权限完全取决于有关法院的认可程度。

三、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应体现 法律 监督的应有要求

（一）关于宪法对检察权配置的优化构想

现行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只用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一句话进行概括，条文虽然明确了检察机关的定位和性质，但对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特点的检察权的范围等内容却缺少具体的规定，似显不足。从近年来对检察权的争论及检察活动实践来看，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虽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并不是一个同等的概念。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了检察权的最终配置内容。笔者大胆设想，现行宪法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既然能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国务院的具体权力进行细化规定，为什么不能对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人民法院的司法权进一步细化规定呢？建议宪法以修正案的形式对检察权的权力配置内容进一步细化，以解决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同时达到对检察权的统一、正确的理解和实施。

（二）关于三大诉讼法对检察权配置的优化构想

1、公诉权的强化

对公诉权，应适当扩大起诉裁量权，充分发挥其在程序中的分流功能，以实现诉讼 经济 的目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即绝对(法定)不起诉、相对(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其中，相对不起诉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免予起诉的重大修改和完善，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对不起诉的范围过窄，仅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就我国打击刑事犯罪的客观形势来讲，面临着犯罪数量不断增长的现实问题。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有必要通过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达到在现有司法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而且这也是与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适应的。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完善适当扩大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范围。只要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已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为被害人谅解、或者适用不起诉不至于引起不良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或者当公共利益优于对犯罪追诉之必要时，检察机关均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

2、侦查权的强化

对于检察机关是不是应该有侦查权法学界众说纷纭，“如有学者主张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从检察机关剥离出来，认为取消检察机关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也有学者主张在检察机关现有的侦查权限基础上再赋予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限，以加强检察机关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还有学者主张检警一体化、检察机关代位侦查权等，认为检察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领导等。”[19]笔者认为，“取消检察机关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这是没有认识到权力运行的一般特点的缘故，因为侦查权是职务犯罪监督的发现权，没有发现权的职务犯罪监督权实际上是不可能运行的，拥有侦查权就是拥有职务犯罪发现权，就是保证职务犯罪监督权要素的完整，取消侦查权实际上等于取消职务犯罪监督权，这种专门的法律监督权都被取消了，还谈何“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 责”。至于检察机关目前的反腐惩贪工作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正是检察改革所必须解决而且也能够解决的问题。为避免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滥用，就要求立法中要充分考虑如何对自侦案件进行有效的监督。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实行的是“侦捕诉一体化”，实行内部监督有时碍于情面，会流于形式，必然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对于自侦案件仅有内部监督是不够的，必须从立法上考虑完善外部监督。建议在刑诉法中增设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进行外部监督的条款，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人才资源优势和业已形成的社会知名优势。同时还应考虑到职务犯罪不同于普通犯罪的特点，刑诉法修改有必要增加监听、监控、密拍等技术侦查措施以及特情、耳目、卧底、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措施，为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建立特殊侦查体系提供立法上的保障。

（三）关于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权配置的优化构想

现行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已二十多年，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有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修订和完善检察院组织法已显得非常必要。在检察权配置方面，笔者建议以宪法为基础作以下修改：一方面，在总则中除对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进行明确的表述外，还要对与检察机关法律定位紧密相连的检察权的性质以及其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进行表述，另一方面在五项具体检察权配置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现在正在行使的立案监督权、起诉裁量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检察建议权等权能进一步明确规定。结语

现在有许多学者动辄用西方“三权分立”模式来衡量我国的检察权配置，从西方发达的司法文明成果的现状去推倒司法制度的痼疾，因而有了检察权分割审判权、侵犯司法权之说。有论者甚至提出将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合并，把反贪局独立为廉政公署。这种美国模式、香港模式，在中国能否真正本土化？殊不知，西方 现代 发达的司法文明成果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耗费了几个世纪的打磨、揉合、移殖的结果。而我国检察权的 发展 历史 也不过50多年，而且其中有还有10年是一片空白的现状。对于权力的配置，从来就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权力配置是否科学合理，落实到最后，也是最明显的检验，就是看其运行的模式是否有效。从现在我国宪法及法律对检察权的配置现状来看，总体是合理和科学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往往不是合理的就是可行的，而是可行的才是合理的。抛开现有的检察制度，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东西，绝不是科学的态度。在对我国检察权配置予以肯定的基础上，从立法的角度不断优化检察权的配置，才是检察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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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另案处理”是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而“另案处理”意味着被“另案”的犯罪嫌疑人涉嫌某种共同犯罪，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被列入“另案处理”。然而，在办案实践中，在对某些案件进行“另案处理”上，常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涉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甚至于借“另案处理”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为此，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有必要对“另案处理”加强法律监督：

一、“另案处理”的情形

从检察实践看，“另案处理”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地域管理方面的因素。(1)“另案处理”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本地、异地均有共同犯罪事实发生。若在异地处理更为合适的，可以列入“另案处理”。(2)一般情况下，刑事案件是按照犯罪地管辖的原则进行处理，但在嫌疑人居住地进行处理比较合适的，可由其居住地处理，也可以列入“另案处理”。(3)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侦查完毕，可先行进行处理，而对未侦查终结的犯罪嫌疑人可作“另案处理”。2、级别管辖方面的因素。某一犯罪嫌疑人共同犯罪事实既涉及到地域，又有级别管辖问题，因考虑案件处理的需要，可以将其中某一个或几个犯罪嫌疑人列入“另案处理”。3、职能管辖方面的因素。因某一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对其犯罪事实的侦查管辖问题具有双重性：既有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管辖，又有检察机关立案的管辖。为了工作方便，有时可以在侦查阶段将某一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另案处理”。4、专门管辖方面的因素。在共同犯罪中，某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涉及专门司法部门的管辖问题，由专门司法部门对此进行处理更为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分开将某一犯罪嫌疑人列入“另案处理”。

二、对“另案处理”的监督范围

人民检察院对“另案处理”的监督，实质上是对侦查部门的“立案”和“处理”结果的监督。根据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另案处理”进行监督的范围，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监督“另案处理”中涉案人的犯罪事实是否涉及本案的共同犯罪事实。如果“另案处理”的犯罪事实与共同犯罪事实不相符，那么这种“另案处理”的`背后就有可能隐藏着执法不公的问题。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在对案件进行审查中，发现此类情况必须提出纠正意见。其二是依法监督“另案” 的处理结果。对涉案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另案后，监督其是否被依法“处理了”。如果把刑事案件作为非刑事案件处理，对此种情况，检察机关就应该通过启动法律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三、对“另案处理”的监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