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共6篇）

篇1：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思考

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思考

张二祥

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分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据此，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推动检察机关各项工作的重要目标。本文试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下阐述。

一、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分权与制衡是权力制约的一种有效形式，在权力相互制衡的动态中划定权力的界限，保障各权力的有效行使和不被侵犯。这里的关键是其具体的方式、互动作用的性质以及相互间合理边界的划定，要符合具体国家的具体国情。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衡，可以说是权力制衡的一种具体形式。但在实践中权力制衡不应也并不只限于这一种形式。

在我国政治体制中，以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为主要特色的权力制衡形式，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领导下的“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足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平衡。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同时在民族心理上需要强有力的核心领导。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就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多轮流执政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政治制衡机制的建构以及法治的施行，都离不开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存在，以维护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是因为，我国“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中，由于政府、法院的权力运行是并列的，从职能上看不存在直接的制约关系，因此，整个国家权力运作中就需要在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来实现对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可以说，没有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就可能被任何强大的社会力量所扭曲，法治与政治制衡也就无法贯彻。

在我国，围绕着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产生了各种监督机关，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权力机关的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监察审计的行政监督，纪委的党内监督，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等。这些监督形式中，检察机关以其在国家政体结构中的地位，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而具有的监督效力的国家强制性，监督手段的司法诉讼性，以及在监督范围、方式和监督力度等方面的特点，成为国家机构中专司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以法律监督的形式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国家权力制衡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家监督体系中不可替代。

西方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衡，不需要一个专门国家机关来承担法律监督制约职能，检察机关往往只起着公诉机关的作用。因此，那种要取消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主张，实际上足忽略了我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简单照搬照套西方模式，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国家整个政治体制的权力失衡和运转失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公民的法律意识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制环节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司法领域，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司法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需要。

二、监督范围的有限性

检察机关主要是围绕诉讼的司法性监督，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职务犯罪、侦查、审判等)。目要抓住三块领域发展：

第一块领域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仅仅表现在刑事案件判决：更多地要通过占案件大部分比例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来体现。加强这方面的监督，不仅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需要。

当前有一种声音，要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抗诉权。其理由是：侵犯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利于院独立审判和权威；法院内部纠错程序均能解决。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首先我们足针对法院的错误判决，而不是针对一方当事人，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错误判决和裁定，当然需要另一个国家权力机关来加以监督。这样权力制衡才相宜。要靠公民个人来纠错是十分困难的；其次审判的权威来自于审判的公正，而不是审判的独立。检察监督目的也是实现审判的公正，从而也是在维护审判的权威；法院内部的纠错程序固然能纠正一部分案件，但就纠错的力度来说有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部门要比自身的纠错强得多。尤其是在当前司法腐败仍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这种监督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上，由于法律不够明确，当前在有些方面检察机关做得也不够理想，如干涉审判权，将自己置于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参与庭审调查承担举证，破坏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这些都给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权提供了口实。但这不能足取消的理由，而应通过立法明确、加强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来加以解决。如进一步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对象与范围

第二块领域是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的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国家行政方面的制衡作用当前主要体现：

一是在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过程中，在监督法院行政诉讼审判行为的同时，实现对行政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在这方面笔者建议赋予检察机关的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这是因为行政诉讼在原告资格上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即只有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合

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只有私人(包括法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显而易见，这就排除了行政行为侵犯国家或社会公利益时提起诉讼的可能性。而现实生活中，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未得到有效监督、纠正的情况大量存在。按照法院“不告

不理”原则，无起诉人的案件是不会自动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获得司法审查的。因此我们建议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即对于因行政权的违法行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例如违法发放各种许可证，包括林木采伐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等，使得国家所有的各种自然资源不断遭受损失的情形，检察机关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对这些违法行政行为，无论是给国家造成损失，还是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职责，都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

二是在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中，尤以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

的监督力度最大。这其中涉及范围广，数量多，影响大，实践中又相对薄弱的是对应当移送刑事司法追究的而未移送的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这主要体现为检察机关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侦查。这类案件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徇私舞弊，明知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送，予以隐瞒、掩饰；或者大事减小，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情节严重的行为。

行政执法机关担负着执行法律、法规，管理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职责，享有法律授予的行政处罚权、行政裁决权。如公安、工商、税务、海关、劳动、交通、环境保护、卫生、检疫、质量监督、计量等部门。这些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是否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的形象，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罚。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行政执法人员违背职责，徇私舞弊，枉法行政，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破坏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还存在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反映最突出的足，对一些严重刑事犯罪打击不力，存在有案不立、以罚代刑、有罪不究、以钱抵刑等问题。因此，必须对严重徇私舞弊的行政执法人员依法予以刑事制裁。检察机关对这一领域的进行侦查，予以监督，体现了对行政执法的有力制衡，同时抓住了进入刑事诉讼的“入口”，成为检察机关刑事检察监督发展的重要领域。

第三块领域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是权力的滥用、专横和腐败的极端表现。经过多年的打击，“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仍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类型。”这说明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任务还很繁重。

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主要是通过自行侦查与起诉等相结合进行的，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侦查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石，最为明显和直接地体现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对抗和矛盾，而国家在对待、处理这一矛盾时的态度，则生动地反映出一国法治水平的现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松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的监督问题尤其重要，也是最容易引起疑问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办案人员不依法律程序办事，甚至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就无法守住公平与正义的法律防线。因此，监督对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来说，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对这一块的改革，要坚持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改革体制与加强管理相结合，标本兼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完善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消除诱发利益驱动，违法办案和影响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的一些客观因素。

二是健全侦查工作机制，通过检察权在上下级机关及各业务部门的分配，在相互配合的同时起到相互制约的们

用。包括上下级之间的上下监督和同一机关内部的平行监督。上下监督如严格大要案线索报省院备案制度，上级院对重特大案件的督办、交办、参办和提办制度等；平行监督包括办案部门之间的横向监督制约，前道工作环节对后道工作环节的纵向监督制约，督导督查与纪检监察检查的内部监督网络。

三、监督方式的诉讼性

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的诉讼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国家诉讼法中都有具体规定。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对检察监督权作了具体规定。

二是检察监督权是通过参加诉讼程序具体行使的。法律监督是一种通过具体的诉讼职能而实现的权力，而不是一种超脱于监督对象之外的以旁观者姿态的权力。职务犯罪监督，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及公民守法情况监督都足在诉讼过程中完成的。监督者必须积极介入诉讼活动在诉讼参与中实现对诉讼监督的职能。

三是检察监督权足通过运用诉讼手段即司法权力来实现的。侦查权、起诉权、批捕权、纠正违法权等检察权都是国家司法权力，普遍具有国家强制性。这就需要检察监督遵循诉讼规律，使检察改革符合客观性、判断性、亲历性、独立性、公正性等诉讼要求，清除原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对检察工作的不利影响。这一系列的诉讼权力都是由检察监督权派生，并服从服务于检察监督权，离开了法律监督，这些诉讼权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决不能将检察监督权包含的整体诉讼权力割裂开来，认为检察机关有公诉权就是公诉机关，有侦查权就是侦查机关，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的分析方法是机械的，不可取的。

四是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检、法之间的互相制约，实现对检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在我国的诉讼体制中，诉、辩、审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检察机关在诉讼中行使的权力足程序性的权力，对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要由法院决定，检察机关无实体处分权，以防止监督权对审判权的过度膨胀和侵犯，从而实现对检察机关自身监督活动的制约。至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与法律监督的定位是配合为主、制约为主还是监督为主需要明确。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应以监督为主，在监督中配合，而不是配合制约中监督。

四、监督手段的有效性

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主要包括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抗诉权(刑事、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具有方式的多样性、程序的衔接、性和目的的统一性。侦查权为公诉权做铺垫和准备，抗诉权足公诉权的深化和强化，检察建议与纠正违法通知书则是这几种权力的延伸和辐射。但各手段的适用范围足不同的，如侦查权针对的足职务犯罪，公诉权针对的足所有刑事犯罪(自诉案件除外)，抗诉权针对的是判决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这种适用范围的不同设定，原因就在于这些手段的目的统一性，即服务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是指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法律，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犯罪活动直接行使侦查权，通过侦查权与起诉权的结合使用，更好地实现对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

二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力来实现对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目的。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侦查权、批捕权、不起诉杉的行使来实现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与制约。

三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力制约审判活动，可以保证监督的效力。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力具有国家强制性，如起诉、新诉必然引起审判。同时为防止检察机关在抗诉不被采纳情况下，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得不到纠正情况的发生?检察机关可以对错误裁判形成过程中有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审判人员行使侦查权，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手段，曾有一些不同观点。如有观点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交由法院来行使。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审查逮捕权同样足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于确保侦查监督力度，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用。由于公安机关侦查权力的强大，检察机关要实现监督，必须要有制约其诉讼结果的权力以保证监督的力度。行使批捕权就是保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力度的必要手段。同时，刑诉法规定了一系列对批捕权行使的制约手段，不会导致权力失衡。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的观点，实际上仍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路来看待批捕权，足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检察机关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犯罪活动直接

行使侦查权，通过侦查权与起诉权的结合使用，更好地实现对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正因为检察机关侦查职能这一威慑力的存在，可以促使行政机关正确执法，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公正司法，保证了监督的效力。因此，侦查权是法律监督的有效组成部分和坚强后盾。有观点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这无疑从实质上取消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司法人员渎职侵权等犯罪的监督职能，直接破坏我国诉讼机制的平衡，根本上破坏了国家政治体制的权力制衡。也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本身缺少监督，从而间接地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也起到了制约作用。我们要坚持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同时要扩大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侦查的范围，但要限制在监督的前提下，如在立案监督无效的情况下，侦查监督中公安机关不追捕、追诉等情况下。

当前，检察监督手段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检察建议，被建议单位爱理不理；通知立案，公安机关不立案或只立不侦；两次退查，公安机关自行处理；批准逮捕，公安机关自行改变；刑事、民行抗诉，法院无正当理由仍维持原判；“纠正意见”被束之高阁。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手段的软弱，造成法律监督的被动，影响了监督的力度和效果。我们要立足于侦查权，同时要给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提请处置权，如赋予检察机关改变案件管辖、更换办案人以及对违法办案人的行政处分建议权等。同时适当增强检察机关对一些涉及人权保障的侦查措施的监控力度，如现行制度下，公安机关实施拘留时自己颁发拘留证的做法，缺少外在的监督，实践中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应由检察机关审批拘留证，以加强对这一块的监督，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利。

篇2：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一、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表现立案监督力度不够。一是案源渠道不畅，立案监督线索不多。二是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事实、证据过严。有的检察机关在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时，以事实、证据是否足以定罪批捕、提起公诉来决定是否对某一个案件实行立案监督。三是有的公安机关态度消极，对通知立案的案件“立而不查”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被害人与检察机关认识有冲突时，检察机关是立还是不立，无所适从。如果被害人认为某案属于该立不立，而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该案不予立案是正确的，法律没有作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如何处理有一定难度。五是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案件监督，缺乏依据。侦查监督效果不明显。一是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监督困难较大。二是对另案处理案件监督难。另案处理主要有两种情况：在逃和治安处罚。对“在逃”是否确实，检察机关监督工作不能深入到乡镇一级的基层单位，信息反馈滞后，很难起到有效监督作用。治安处罚是否得当，是否应立案而作治安处罚，检察机关缺乏监督的必要措施，监督效果也不理想。审判监督难以显示出应有的效力。一是有的检察机关往往只重视公诉权的行使，重心放在了公诉的质量上，而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监督职责，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二是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仅限于对公诉案件审判的监督，而对自诉案件的审判活动监督基本上没有开展。由于对二审、再审抗诉案件过去采取书面审理和调查讯问的方式审理的比较多，客观上削弱了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工作。三是检察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后，人民法院是否接受改正，没有法律规定，审判监督的效力也就大打折扣，其效果比较差。四是判决、裁定监督效果不佳。近几年来，抗诉案件的改判率一直不高，难以达到有效的监督效果。执行监督不到位。对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检察机关只能提出书面意见，执行机关如果不采纳检察机关的正确意见，检察机关也无其他监督手段；对减刑、假释，由行政机关提出建议，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人民检察院仅得到裁定书副本，很难发现其中的违法之处。即使发现后提出书面意见，人民法院不予采纳而作出维持错误裁定的最终裁定时，人民检察院也就无法再继续实行监督。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没有深入开展。一是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对法院错误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的权力，而未将其他的诉讼行为、执行环节纳入监督范围，监督内容上的不完整必然影响监督效果。二是抗诉与再审脱节，形成监督“真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提请或建议抗诉的民事申诉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抗诉条件，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后，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再过问抗诉结果如何，法院也不将抗诉结果通知检察机关的现象，形成了只管抗诉、不管效果的局面。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抗诉案件，上级法院都要发回再审，下级法院不可能将再审通知送达上级检察机关，而下级检察院因无抗诉权，没有上级检察院的指派，便无法出庭支持抗诉，从而造成抗诉与再审脱节，形成监督“真空”，影响了抗诉效果。三是抗诉改判率较低。大量民行抗诉案件都是上级法院发回原审法院自行再审，再审案件久拖不决，难以改判，抗诉效果不能真正得到有效体现。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原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理论体系还远未形成。目前的法律监督理论研究多致力于检察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就理论而理论，使许多设想和原则流于理想层次，有的则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上，成为注释法律条文和具体实践的工具。当然，这些探讨和研究，也是我们所必需的，但法律监督作为当今最丰富、最具实践性和研究性的一项课题，由于缺乏基本的理论构架和引导，使其理论研究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是当前法律监督理论整体感不强、系统性不够，导致法律监督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立法过于原则、空泛。如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分别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范围只限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监督，而且这种监督也只限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一形式。对于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生的“暗箱操作”却没有手段进监督、制约。再就目前相对完善的刑事诉讼监督来讲，虽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监督范围及程序仍有诸多疏漏和缺陷。如在立案监督中，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在立案中发生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如果公安机关不予采纳、拒不纠正，检察机关如何处理，法律缺少规定。对通知立案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情形，法律也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缺乏刚性的保障措施。如检察机关提出的“立案监督”、“案件退查制度”、“不捕、撤诉跟踪”等，对侦查活动和侦查结果的监督措施，受到公安部门的冷遇；审判监督的“跟踪制度”、“备案制度”、“超期羁押人犯的检查制度”等，法院系统不接受。

篇3：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一) 应然关系

检察权的权能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即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诉讼监督权。 (2) “检察官通过公诉对公安机关侦查权和法官审判权实行双向监督的目的, 也是为了防止警察恣意和法官擅断, 从而使国家法律正确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 (3) 笔者认为, 这一的论断较为合理,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 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来实现对侦查和审判活动的监督。通过对公诉权具体职能的剖析, 不难发现, 公诉权中的绝大部分权能是明显带有法律监督属性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有效行使是不能脱离具体的诉讼职能的, 法律监督是内容、是目的, 诉讼职能是形式、是载体。法律监督必须以诉讼职能为基础、为条件, 诉讼监督是法律监督借以发挥的必要途径和手段。法律监督必须与诉讼活动有机融合, 否则法律监督则无法体现。” (4)

(二) 实然关系

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是以列宁的检察理论为依据。它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完美设计, 但是“不能完全还原为法律制度”。法律监督不以互动为前提, 它体现出一定的超然性的权威性。一方面, 检察机关是诉讼活动的参与者, 诉讼过程由法官主导, 裁判权始终掌握在法院手中, 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制约始终处于上位和主动地位, 检察机关始终只能是“运动员”的角色。另一方面,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守护者, 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和审判监督权, 不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 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维护国家法治秩序。检察官公诉人的身份要求其服从法官指挥, 监督者的角色又要求法官接受监督, 这正是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和发挥监督权的过程中, 存在的一对主要矛盾。在理论上, 检察权的配置出现角色冲突的缺陷。检察机关同时具有侦查者、公诉者、监督者的多重身份, 即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公诉权和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权, 好比运动员同场兼任裁判员, 破坏了侦、诉、辩、审、监五者法律诉讼关系的平衡。 (5)

二、我国现行检察制度中诉讼职权与监督职权的配置模式

(一) 现行配置模式

1. 诉讼职权的配置

诉讼职权主要由自侦、侦查监督、公诉等部门承担。此处的诉讼职权主要包括由公诉机关承担的公诉权, 自侦部门承担的侦查权。侦查权是检察权与生俱来的职权, 没有侦查权就无法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存在的实施, 就无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公诉权是检察权最核心、最本质的职权, 没有公诉权就无法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就无法维护公平与正义。 (6) 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对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审查逮捕, 将符合逮捕条件的案件移送公诉部门进行审查起诉。

2. 监督职权的配置

监督职权主要由侦查监督、公诉、民行检察、监所检察等部门承担。检察机关充分、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必须拥有与其履行职能相适应的检察权能。这就是检察权的配置问题。检察权的配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检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 及整个检察系统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而言可以行使哪些权力。二是检察机关系统内部各个具体的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 以及同一个检察机关内部不同的工作部门之间, 有些研究者也认为涉及检察权的配置问题。

(二) 现行配置模式的优缺点分析

1. 优点

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的分离, 有利于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制约, 解决目前理论界和社会上存在已久的诸如“谁来监督监督者”即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职能, 谁来监督检察机关的问题。同一个内设机构同时承担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的模式, 优化为由两个机构或部门分别承担诉讼职能和监督职能, 客观上有利于对他方进行监督, 有利于自身严格公正执法。

因此, 在坚持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质, 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诉讼监督职能两项职能都不可少的前提下, 实行两项职能适当分离, 即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职责分工上实行一定意义上的“诉讼不监督、监督不诉讼”, 无疑是一个相对科学合理的选择。 (7)

2. 缺点

(1) 存在重诉讼职能轻监督职能的倾向

当前, 人民群众对司法、执法机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违法等问题反映相当强烈, 但是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相对疲软, 法律监督工作还是检察工作的薄弱环节。一个内设机构身肩两种职能, 实践中往往就将履行批捕、公诉、职务犯罪侦查等职能作为首要任务、硬任务, 而将履行诉讼监督职能作为可有可无的次要任务、软任务, 结果是两方面的职能互相影响、互相拖累, 两方面的职能履行效果都不理想, 削弱了法律监督的整体效能。

(2) 检察官角色冲突

检察官在履行诉讼职能的同时对执法司法行为实施监督, 角色定位冲突。“刑事诉讼法也将公诉人在庭审中的监督权移位给庭后检察院的事后监督, 这表明立法者赞同诉讼权与监督权是不同的。”这种在实际操作中的存在冲突的运行模式, 使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时难以两全。就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实践而言, 检察机关承载的收集能证明被告人有罪以及加重、从重处罚情节的证据的动力和积极性要高于收集能证明被告人无罪以及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因此, 诉讼职权与监督职权的行使过程中存在着根源性的角色冲突。

三、当前北京市检察系统对诉讼职权与监督职权配置的改革

(一) 北京市改革经验

为形成诉讼监督合力,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在公诉部门设立诉讼监督组, 内设内勤岗、案件质量监控岗和诉讼监督岗三个职位, 各司其职, 分工协作。在工作机制上, 诉讼监督组的特色表现为:一是实时监督, 加强案件的动态管理。一方面不断完善案件质量监控, 由案件质量监控岗负责人逐案填写《案件质量考评表》, 侧重从各个环节对案件进行考核;另一方面积极拓宽诉讼监督渠道, 由诉讼监督岗负责人逐案填写《三书备案审查表》, 对案件的文书对比审查。二是严把审查关, 准确把握抗诉标准。在对判决、裁定的三级审批机制中, 增设诉讼监督岗负责人审批的环节, 发现监督线索, 防止“流失”。三是专人专管, 提高诉讼监督实效。诉讼监督岗负责人专门对诉讼监督事项及时统计, 并将领导对具体监督事项的要求督促承办人落实, 同时定期归纳、整理侦查、审判活动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对诉讼监督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并提出改进建议。诉讼监督组的成立不仅保证了诉讼监督工作顺利开展, 而且促进了监督成效的实现。

(二) 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监督职责与日常办案的矛盾客观存在。各院的诉讼监督组固定程度不一, 部分成员同时还承担着办案任务, 距完全达到专门机构、专人负责监督工作尚有一定距离。

二是监督的程序和方式尚不完善。如监督线索的发现、备案、决定、审批和提出等环节有待进一步规范, 避免随意性。

三是监督的水平和能力有待提高。表现在, 监督办法不多, 措施不够得力, 基本上还是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和抗诉为主, 并没有探索新的举措;局限于个案监督, 定位较高、措施全面、效果较好的综合监督仍是弱项。

四是配套保障措施尚不到位。各院的重视程度和推行力度不一, 如专职人员调整带来的工作脱节等问题。

四、合理配置诉讼职权与监督职权的构想

(一) 合理配置诉讼职权与监督职权的原则

1. 依法原则

宪法赋予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 决定了其行使的检察权要尊重宪法, 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合理配置。诉讼职权与监督职权属于检察权的一部分当然也必须遵守宪法、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等的相关规定, 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进行合理配置。

2. 利于职权行使原则

鉴于诉讼职权与监督职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统一于检察权之下, 因此, 合理配置诉讼职权与监督职权既要求二者相对独立, 发挥出各自职权的作用, 又要求二者相互联系, 确保二者特别是监督职权的充分发挥。因此在对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进行配置时, 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如何才能够使检察权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是分离还是并行的配置原则上, 只要有利于检察权的高效发挥效用, 就是应该把握的原则。

3. 效率原则

诉讼职权与监督职权的配置必须坚持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坚持高效、协调的原则, 构建符合要求的程序制度, 保证诉讼职权与监督职权能高效行使。

(二) 北京模式的选择

几种模式各有利弊, 但综合起来, 北京模式更符合当前检察机关发展的实际需要。

根据我国现有检察系统运行模式来看, 不宜采取彻底的诉监分离的模式, 应当循序渐进, 先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上进行改革, 而后逐渐向整个检察机关的运行模式上改革。当前, 应当在公诉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内部成立诉讼监督机构, 进一步深化将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的分离, 强化诉讼监督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监督职权。

(三) 北京模式的完善

诉讼职权的发挥较为完善, 本文将从职责的明确的角度探讨该模式下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的配置及监督职权的完善。

(1) 规范

掌握不同监督事项适用什么监督方式, 对不同的诉讼监督事项依法采取相应的监督方式和手段, 确保诉讼监督工作规范、有序是诉讼监督组的重要职责。

(2) 整合

整合职责是诉讼监督组必不可少的职责, 这一职责要求诉讼监督组在抓好个案监督的同时, 注意总结、研究, 就经常发生或者一定时期较为突出的某类违法现象, 全面梳理与分析, 有针对性地开展类案监督和综合监督。

(3) 引导

根据每一阶段的检察工作面临的社会形势, 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的要求出发, 科学合理地确定阶段性的监督重点和方向, 引导各承办人积极向监督工作全局靠拢, 就是诉讼监督组的不可推卸的职责。

(4) 调研

定期对诉讼监督工作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研究改进措施, 提高诉讼监督工作的前瞻性, 推动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的创新和发展。

(5) 考核

对监督线索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年度考核, 鼓励先进、鞭策落后, 激励承办人积极履行监督职能就是诉讼监督组的必要职责之一。

摘要：宪法赋予我国检察机关的地位决定了其行使的检察权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执行的检察职能是法律监督职能。“在我国, 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是一体的, 他们仅视对检察机关所享职权的不同表述而已:检察权侧重于表明权力的归属及行使的主体, 法律监督权侧重于表明权力的性质及其与其他国家权力如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之间的关系。”①

关键词：诉讼职能,监督职能,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①朱孝清:《检察内涵及其启示》, 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②谢佑平等:《中国检察监督的政治性和司法性研究》,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第358-359页。

③朱孝清:《检察的内涵及其启示》, 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④孙谦:《检察:理念、制度与改革》,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432页。

⑤徐红、刘小勇、梁安春《:浅论我国检察的结构性权力之重构》, 2005年4月13日正义网。

⑥徐汉明:《我国检察职权优化配置的路径选择》,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1年6月第1版。

篇4：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的检察监督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新增的一项业务，对于这项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没有规范性文件，各地也在积极探索有关工作机制的建立。目前司法实践中面临如下现实问题，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使用率低导致执行监督工作虚置；案件信息来源渠道有限导致执行监督工作乏力；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方式方法单一。

为了规范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最大限度的保障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避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演化为变相羁押，为了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应构建落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机制。

首先，构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向检察机关备案机制或者信息通报制度。为了及时掌握此类案件的信息，各级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在公安、检察、法院之间，以及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有关信息通报制度，即办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案件的部门，应当在决定、批准、解除或撤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24小时内，通知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信息应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然情况、涉嫌罪名、基本犯罪事实、指定居所地址、拟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监管人员姓名职务、监管人员是否存在应主动回避的情况、批准时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限等。

其次，建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动态跟踪监督机制。备案机制健全后，要提高监督的实效，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还必须积极地行使监督权，通过建立案件动态跟踪机制，随时掌控案件进展情况，确保及时有效监督。

再次，建立起案件信息渠道外部畅通机制。解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信息来源渠道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控告、举报线索开展监督，主要是对被监视居住人及其近亲属提供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存在的违法情况进行调查，依法做出处理。二是依职权主动监督，是监督机关通过日常的审查工作来发现违法线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采取依职权监督为主，根据线索监督为辅的方式进行监督，重点掌握公、检、法机关办理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的以下相关信息：被监视居住人的自然情况、基本案情，何时被何机关决定监视居住；拟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监管人员姓名、职务，监管人员是否存在主动回避情况、批准时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限、将在何地被何机关执行、何时被解除或撤销等内容。

最后，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方式手段。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监督，如可以采取现场查询查看电子监控资料，查询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日志等资料，询问被监视居住人，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检查，通过查阅卷宗、走访现场、倾听被监视居住人的意见等方式，了解监视居住执行的情况，了解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体罚、虐待或者变相体罚、虐待被监视居住人等。规范对违法行为的监督纠正手段：一是口头纠正违法。口头纠正违法只针对执行过程中轻微的违法行为，一般由履行监督的检察人员向执行人员提出，同时做好监督记录并及时汇报，必要时可由部门负责人提出。二是书面纠正违法。按照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不同可以分为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是提出进行纠正违法的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是针对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如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人进行刑讯逼供或不符合适用条件等。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是针对严重的违法行为以检察机关的名义作出的，所制作的文书必须报部门审核和检察长批准，并加盖检察机关的公章。接到书面纠错的执行机关应把具体的纠错行为及时反馈给检察机关。还可以，建立查办违法犯罪案件的机制。通过完善立案启动程序，做到对涉嫌犯罪的，应能够及时启动程序，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二、羁押必要性的检察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一条文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这也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亮点之一。

目前，司法实践中办案单位普遍感觉羁押必要性审查内容、评估程序有欠具体。一是审查内容并不全面。实践中检察机关审查的内容，主要是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变化、羁押后的日常表现等情况，缺乏对原批准逮捕决定是否正确、捕后社会危险性是否消除等重要方面的审查判断。二是评估的程序并不科学。目前检察机关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中，主要通过开展调查和评估的程序来进行，但大部分检察机关对评估程序不够重视，只是笼统地要求审查中需进行评估，且并没有明确的评估对象和标准，导致评估缺乏具体操作性。对于一些可能引发争议案件的评估，仍然实行书面审查，缺乏当事人及其家属、辩护人的有效参与。

因此，我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被羁押人是否涉嫌犯罪，也就是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这种情况是由证据变化导致了无法达到逮捕的事实证据条件。二是审查被羁押人是否可能处以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也就是案件事实或者情节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判决无罪的。这是由案件事实或者情节发生变化导致无法达到处刑条件。三是审查社会危险性条件是否发生变化，也会是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新的犯罪，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串供，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自杀或者逃跑等的可能性已被排除的。四是审查是否存在可以适用监视居住的情形。五是人民法院违法适用逮捕措施的。而不能仅仅看这个案件的逮捕条件是否发生变化，否则就是忽视了必要性审查的程序性保护性质和司法审查性质。六是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这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不具备社会危险性的表现。七是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将超过依法可能被判处的刑期的。八是羁押期限届满的。

三、对看守所监管活动的检察监督

看守所检察监督，主要是对看守所羁押、监管被刑事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以及代为执行被判处有期徒刑剩余刑期在3个月以下的罪犯的刑罚和监管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

看守所检察监督主要包括收押、出所检察、羁押期限检察与监管活动检察。监管活动检察主要包括事故检察和教育管理活动检察。《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强化对看守所的检察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要对看守所的一系列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与过去的规定相比，对于看守所违法行为的列举除了吸收了《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的规定外，在某些方面作了扩充性规定，例如，第5项违反规定同意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提出看守所讯问的。第6项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变更强制措施申请或者其他申请、申诉、控告、举报，不及时转交、转告人民检察院或者有关办案机关；第7项，应当安排律师依法会见在押人员而没有安排的。第8项，律师会见时予以监听。这四项新的规定都是关于在押人员人身健康权利、辩护权利，申诉控告权利的。贵州遵义某区检察院在办理某官员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违反规定将犯罪嫌疑人提出看守所，禁锢在审讯椅子上超过48小时，做出有罪供述。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当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辩护意见，并出具自己在看守所作出的大腿与后背大面积淤血，而侦查人员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法院最终排除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作出无罪判决。庭后，侦查人员表示嫌疑人腿部和后背的淤青是坐时间久导致的，并没有进行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再比如，第8项规定违法安排辩护律师或者其他人员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涉嫌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对律师会见权有所限制，需要经过我们许可。所以我们得通知看守所，看守所如果未经检察院同意让律师会见的，要及时提出监督意见进行纠正。

另外，还有与《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相比，法律监督的效力加强了，体现在监督措施的进一步延伸，监督方式是递进式的监督方式，先口头，后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再就是向上一级察机关报告。而《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到此监督就结束了。而《规则》第632条则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15日后，看守所仍未纠正或者回复意见的，应当及时向上一级检察院报告。上一级检察院应当通报同级公安机关并建议其督促看守所予以纠正。”第632条第2款的增加“上一级检察院应当通报同级公安机关并建议其督促看守所予以纠正。”所以说对法律监督的方式作了延展性的规定，有利于保证监督的实效性。

四、对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

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针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呈报、提请、裁定、决定等各个环节进行全过程法律监督的一种制度。因这种检察监督与整个刑罚变更执行的过程紧密相连，同步实施，故又被称之为同步监督。同步监督重点是通过刑罚的变更执行，对于刑罚变更执行的个案进行审查，向前制约执行机关的提请权，向后制约人民法院的裁判权和执行主管机关的审批权。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监狱、看守所在提请刑罚变更执行前，应当将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

目前，监狱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通常采取分批形式进行，由于监狱规模不同，每次提请的数量有很大差异，从十几件到几百件不等。有的省在押罪犯多可能达到好几万，数量庞大，而监所部门干部人数有限。而且我们规定了既然办理案件，我们都是检察官办案，书记员不能办案，再加上监狱移送的时候往往大批量移送，一百多两百多移送人力更紧张了。一个监狱刑罚变更执行案件数量庞大，而驻监检察干部数量有限。另一方面，从刑罚变更执行案件情况分析，真正属于重大、疑难、复杂、需要重点把握或开展调查的案件所占比例较少，抓住重点罪犯和重点环节开展同步监督。2014年初，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检察机关要按照中央要求重点监督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情况。对于重点环节，从实际情况看，减刑、假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罪犯计分、考核、立功、受奖环节，暂予监外执行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病情诊断环节。此外，罪犯异地调换监狱、安排特岗工作也是容易出现腐败问题的环节。要抓住重点罪犯和重点环节加大监督力度，对其中存在的违法问题，坚决监督纠正；要将日常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相结合，严肃查处背后可能存在的司法腐败问题，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对于刑罚变更案件，采取一般审查和重点审查相结合，85%案件一般审查，15%重点案件重点审查。一般审查就是重点在于书面审查，审查移送过来的材料，材料是否真实，理由是否恰当，程序是否合法；重点案件除了一般审查方法外，案件还可以开展调查，比如找相关干警，相关罪犯调查。审查的程序上一般审查的案件，承办人审查，驻监狱检察室主任审批就完了。重点审查的案件需要承办人审查，主任审核，分管检察长审批，而且必须有检察室集体讨论。也考虑到有些案件开始认为是一般案件，一般审查案件如果符合重点审查的情形可以转化为重点审查，同时二者审查的期限也是不同的。这样解决了人案矛盾突出的问题。

实践中，刑罚变更执行一般分为考核（鉴定）、呈报、提请、裁定（决定）、执行五个环节，同步监督的具体做法是积极介入这五个环节，分阶段实施全过程监督。注意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同步监督意见的处理问题。开展同步监督活动尤其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必然会形成是否符合刑罚变更执行条件的检察意见。出具什么样的检察意见呢？如何出具检察意见呢？应当说，没有现成的模式加以参照。有的地方如上海统一使用检察意见书，用这种法律文书表明检察机关的审查监督意见。

二是赋予监狱等执行机关救济渠道。检察建议书里，我们对于审查结果答复是或者否两种意见，对于我们提出否的案件，监狱最好就不要把程序走下去。但是你监狱可以对于否的案件提出异议，因为检察机关的结论也不是百分百都准确。我们《刑事诉讼法》贯彻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这还是一项《宪法》原则。所有办案程序，都是双向，存在制约，比如公安机关对于批捕的案件可以向检察机关复议、复核。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这个案件不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的，但是监狱认为符合，可以向检察机提出复议或复核，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也是一种制约。

三是充分发挥同步监督的检察裁量权。在查办某监狱职务犯罪案件时，很多犯罪就是利用此减刑假释进行索贿受贿，罪犯及亲属为了减刑假释双方结成利益链，导致一些罪犯不间断的连续减刑，五次六次减刑，或者减刑后又假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与职务犯罪有关，一方面我们查办职务犯罪；另一方面，在同步监督中如果审查发现这种情况，检察官可以认为具备合理怀疑，行使检察的自由裁量权，从公平公正角度出发，提出建议：对于一个罪犯连续不间断第二次减刑，第一减刑规定间隔期，今天间隔期到今天就减刑。一天都不耽误。如果检察官发现出现第二次情况，应当向执行机关必要提醒。如果第三次又出现这种情况，直接告知执行机关暂停该犯减刑工作，行使我们监督权。虽然法律规定两次减刑之间满足间隔期的规定就可以，但是多数罪犯没有踏上这种节奏，只有少数罪犯踏的这样准。对这种情况检察官应该提出停止减刑。既然同步监督是一种办案，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就要体现，首先对这种异常情况叫停。一方面可以防止监狱无原则的减刑，一方面可以打破利益链，从中发现案件线索。

篇5：检察机关论文法律监督论文

策

[摘要]我国现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是对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定位存在误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不是法律监督行为，而是具有一定约束力的事实行为。可以借鉴行政指导理论，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定位为检察指导行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度改革应当明确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范围、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程序、提高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理论水平、提供公正的司法救济。

[关键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检察建议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检察过程中针对不宜通过诉讼解决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议。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一度被认为是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表现形式，其目的是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因此，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被检察机关广泛适用。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度至今没有被系统的研究，也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因地制宜、因事而宜，各地做法不尽相同，因此产生诸多弊端。

一、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第一，无法可依，效力不足。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不同于刑事检察建议，刑事检察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5条第2项规定，检察人员发现提

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检察建议的，法庭可以延期审理；第174条第1项规定，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刑事检察建议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对法院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因而刑事检察建议属于法律行为。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均未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职权。而仅有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理规则》，该规则只能算是检察解释，其内容却又超出法律明确授权范围，因此对法院而言其法律效力大打折扣。

第二，程序简单，缺乏制约。因无法可依，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提出的依据、审批的程序与权限以及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范围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各地程序差异极大。相对于公诉书、抗诉书及纠正违法通知书而言，程序过于简单，并且缺少必要的制约。有的由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有的由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决定；有的由业务部门领导决定；有的由办案人员自行决定；甚至有的由书记员决定。

第三，内容粗浅，无的放矢。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事实上履行的是法律监督职能，应该具有明确的目的，或针对安全

防范存在的问题，或针对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或针对人员的表彰或处理方面的问题。但检察实践中，许多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内容粗糙、说理性差，没有说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依据、要求与理由，使人不知所云、无所适从。

第四，数量过滥。由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定程序缺少必要的监督与制约，制定、发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比较随意，结果导致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权的滥用，不应该发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情形也发出建议(如民事纠纷)，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生活。

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定位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弊端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未对其明确定位，产生了相互矛盾的认识，不同地方根据相互矛盾的认识建立了相互矛盾的制度。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理论上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定位于法律监督，却缺乏相应的法律效力；二是重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监督作用，却认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只不过属于建议而轻视制定程序；三是认识到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但在造成他人损害时，却认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并无强制力从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虽然是事实行为，没有法定的约束力，但具有一定事实的强制力。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民事行政检察建议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落实，因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具

有事实上的约束力。其效力渊源是:一是检察机关的权威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强大的权力，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侦查监督权、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抗诉权、狱所监督权等，对社会各层面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有关单位或者出于对国家检察机关的尊重，或者基于对检察机关监督权的朴素认识而接受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二是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实用性。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不乏有针对性强、理论性和实用性也都比较强的例子，能够针对有关单位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法律解决方案，给有关单位带来实际益处，因此当事人愿意接受。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解决有关单位的法律问题，对公民、法人有益。

日本法学家室井力说:“由于一切行政活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所以行政指导也必须合法。因此不允许行政指导超越有关行政机关组织法规定的权限。”[1]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亦然。虽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没有明确的限制范围，但根据《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其范围应限定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有关的当事人与事项。其他诸如普通民事纠纷、行政违纪等不应适用民事行政检察建议。

三、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路径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民行检察监督方式，笔者通过调研认为，规范民事行政检

察建议，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应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首先，要在立法上确认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就目前情况而言，民行检察监督

采取检察建议这一非抗诉方式，既可以对民行检察监督进行丰富和补充，又可以体现民行检察广泛的法律监督性质。司法实践证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简便灵活，行之有效，是对单一抗诉监督机制的有益补充。只有在两大诉讼法中确认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才能解决上述立法缺陷，从而使检察建议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权威性，以达到监督目的。

其次，要明确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应该是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决定、命令、调解书，包括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先予执行裁定、诉讼保全裁定等确有错误的，以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不决定抗诉的案件。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把握如下几条标准：一是标的小，影响不大不需要抗诉的民行申诉案件。二是确有错误的调解书。三是确有错误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四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存在的一般违法问题，如违反程序法，但不影响实体判决的情况，在执行活动中超范围扣押被执行人财产以及乱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等执行违法，宜采取检察建议方式予以纠正。

再次，规范程序，增强检察建议实效性。检察建议的质量是其灵魂所在，检察建议能否被接受并执行，关键要看建议的合法性、针对性和可行性。一要确保建议的合法性。要依据法律法规展开调查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掌握被建议单位的基本情况，做到让事实说话，无论是指出问题、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提出建议，都必须客观实在，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有的放矢。二是确保问题的针对性，即要找准问题的原因。在调查事实情况的基础上，还要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论理或剖析，务必切中要害，以换取发案单位的共鸣和警醒，抓住问题根源，找准 “症结”，突出建议的针对性。三是确保建议的可行性，即解决措施要具体、可行。找出“症结”所在之后，就必须积极研究预防措施，可以从发案部门或发案人员作案手段或作案过程入手，提出防范措施，防止再发生类案；也可以对尚未发案但确实存在漏洞的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意见，防患于未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议一定要具体、明确，符合被建议单位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是被建议单位通过努力可以做得到的，这种建议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不然就是“纸上谈兵”。[2]

篇6：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现在，我代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向会议报告200*年至200*年全区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一、200*年以来的工作情况

200*年以来，全区检察机关按照“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和“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那一世小说网 http://总体要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九届人大历次会议精神，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共依法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9494人，提起公诉10899人，立案侦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413件532人，为维护社会稳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切实加强法律监督，努力维护司法公正

依法开展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重点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和不该立案而立案等问题。200*年以来，共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90件，促使公安机关主动立案39件39人；对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通知公安机关立案18件20人，依法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执行实体法与执行程序法相统一，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对应逮捕而未提请逮捕、应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决定追加逮捕42人、追加起诉30人；对不符合法定逮捕、起诉条件的，决定不批准逮捕1330人，不起诉731人；对违法取证等问题提出纠正意见55件次。

依法开展刑事审判监督。重点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对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坚持依法抗诉原则，严格掌握抗诉条件，明确抗诉案件必须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并实行抗诉案件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制度。共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55件，法院采纳抗诉意见13件（改判12件，发回重审1件），对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76件次。

依法开展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监督。对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和不按规定交付执行等情况提出纠正意见102人次；对监管场所存在的各类事故隐患口头或书面提出纠正意见156人次。注重维护被监管人员的合法权益，探索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和被监管人员约见检察官制度，及时受理被监管人员的控告和申诉。充分发挥派出驻监管单位检察室的作用，加强了对监管活动的动态监督。

依法开展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监督。全区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提出抗诉63件，抗诉后人民法院再审41件，已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作调解处理的28件。对不服人民法院正确裁判的367件申诉案件，注意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推行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的监督方式，共提出再审检察建议82件，人民法院采纳44件，提高办案效率，减轻了当事人讼累。

（二）以开展专项监督为突破口，有针对性地解决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深入开展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立案监督专项活动。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针对一些地方在行政执法中对经济违法犯罪行为行政处罚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少的问题，全区检察机关深入开展了打击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项立案监督，重点纠正在打击制售伪劣食品、药品、农资等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的犯罪中存在的以罚代刑问题。共查阅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盐业等行政执法机关办理的行政案件20538件，发现涉嫌犯罪案件17件，向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26份，行政执法机关采纳建议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案件6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6件。

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的犯罪。200*年5月，全区检察机关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专项工作，共立案侦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10件12人。200*年5月，开展了以纠正刑讯逼供为重点的专项侦查监督活动，依法监督纠正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严肃查处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等犯罪案件。共与在押人员谈话273人（次），发征求意见表735份，未发现构成犯罪案件，进一步加强了对人权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