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

第一篇：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

浅议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功能

时间：2010-11-04 15:35 作者：卢雪华 巫翠玲

新闻来源：

正义网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侦查监督部门在检察机关内部处于打击刑事犯罪和诉讼监督的前沿阵地，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侦监部门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准确定位，不断增强和忠实履行侦查监督职责，紧紧围绕“三项重点工作”的总体目标，加强和改进侦查监督工作，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责任落到实处，把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首要任务落到实处。

一、当前侦查监督工作的主要特点

(一)故意杀人、伤害案件频发，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

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当前，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刑事案件频发，不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还因此而带来家庭破裂、劳动力丧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

(二)侵财型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财产权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多发的抢劫、盗窃等侵财案件，不仅影响人们的财产安全，有的直接还侵害着人们的生命权，使人民安全感不强。

(三)有案不立、有罪不究、执法违法、侵犯人权等情况时有发生。

当前，由于各种原因或利益、亲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案件未能及时查处，有案不立、有案不移、有罪不究等情况依然存在，造成执法不公，使人民的合法利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二、当前侦查监督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执法观念和执法水平有待提高

当前侦查监督干警队伍整体素质是好的，工作业绩也是明显的。但部分干警参与引导侦查取证、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参与重特大案件的讨论、参与现场勘查等方面的能力还不强，缺乏进取创新精神，还不能完全适应日益发展的侦查监督工作的需要。

(二)侦查监督的方式滞后、被动

从目前法律规定看，侦查监督只是事后监督，只能通过阅卷或当事人的举报来发现，这种事后监督现状，导致很难发现侦查人员是否刑讯逼供、非法收集证据等违法行为，不能起到提前预防的作用。

(三)侦查监督职能发挥得还不够充分

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侦查监督队伍在思想观念、知识储备、能力水平、作风养成以及力量配置等方面都还有不相适应之处，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到位等现象。

(四)与行政执法机关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平台，一些涉及民生的犯罪案件未得到有效惩处

当前，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平台，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往往出于自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一些涉嫌犯罪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与司法机关联系，使证据灭失，一些犯罪嫌疑人因此逃脱法律的制裁。

三、对当前侦查监督工作的完善

(一)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司法理念，增强大局意识。

必须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领检察工作，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司法理念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通过检察机关开展的“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和纪律教育月活动，真正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重大问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始终把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检察机关侦监部门人员要时时处处保持强烈的民生意识，关注群众需求，倾听百姓呼声，增强解决民生问题的责任感，加大侦查监督力度，以实际行动维护、实现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认真履行侦查监督职能，促进社会矛盾化解。

一是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积极参与严打整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及反腐败斗争，重点打击***等邪教组织的犯罪、黑恶势力犯罪和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严重危及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以及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严重职务犯罪。

二是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减少社会对立面。要立足实际，切实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穿于侦查监督工作始终，努力从侦查监督环节推动社会矛盾化解，促进社会和谐。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和区别对待，对实施轻微犯罪、积极认罪悔过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不捕。二是初犯、偶犯和轻微刑事案件。对初次犯罪且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在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向被害方履行民事赔偿并得到被害方谅解的情况下，在批捕环节可以作出不批捕的决定。三是外来人员犯罪案件。在办理外来人员轻微刑事案件中，要改变对外来人员构罪即捕的做法，对具备取保候审条件的外来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构罪不捕决定，平等保障外来人员诉讼权利。

三是进一步规范执法办案流程，强化信访风险意识。完善审查逮捕案件操作流程和信访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于受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要进行信访风险评估，划分风险等级，并针对个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与公安、法院及当事人所在社区等单位密切联系，通力协作，化解矛盾，息诉罢访，力争减少或杜绝审查批捕环节涉检信访案件的发生。①

四是继续探索使用刑事和解，实行“检调对接”机制，推行答疑说理制度，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继续探索使用刑事和解政策与律师调解的对接工作机制(简称“检调对接”机制)，化解矛盾，减少对抗。积极推行不捕案件答疑说理制度。不捕案件答疑说理制度即受理的提请批准逮捕案件，在重事实、重证据的基础上，经审查决定不予批准逮捕的，在作出不捕决定的同时，随案向公安机关和受害人送达《不予批准逮捕案件理由说明书》一份，从案件事实、证据、法律定性以及无逮捕必要理由等方面，加强对不捕案件决定的说明，做到有理有据。必要时将不捕理由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被害单位、被害人及其家属，告知其不服不批准逮捕的处理方式，接受案件各方对不捕决定的监督，让他们明白不批准逮捕的理由，减少其对审查逮捕工作的误解，保障被害单位、被害人的知情权和救济权，进一步推行阳光检务，确保不捕案件质量，积极化解社会矛盾。

五是强化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切实维护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追求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尺度。侦监部门应加大立案监督力度，坚决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执法问题。要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办案和被害人向人民检察院控告这两种手段发现立案监督线索的方式，由静态监督变为动态监督，通过定期不定期到公安机关内部查阅受案登记，从治安处罚案件和劳教案件中发现立案监督线索，解决立而不侦、久侦不结等问题;要加大侦查活动监督力度，选择侦查活动中的严重违法，特别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滥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等为重点，积极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工作，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使执法行为规范，严格依法文明执法。建立起有效的侦查活动监督调查机制，使违法办案者受到应有的惩戒，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增强人们的法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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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

当前需要把握新形势和新要求的主要内容是：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保障诉讼与监督诉讼两方面的功能于一身，其自身具有独特的司法监督属性。当前我国形势总体良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大局稳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情况也十分严重;人民群众对公正执法的要求、对加强法律监督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要按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提高执法的公信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侦查监督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坚持“一体两翼”的工作格局，着力提高审查逮捕的质量和效果，增强刑事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的力度和实效，认真落实司法改革任务，进一步加强队伍思想作风和监督能力建设，努力开创侦查监督工作新局面。

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全面、准确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侦查监督部门在新形势下提高工作质量和执法水平的必然要求。工作中，既要注意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从严从重”打击的思维模式，又要防止宽大无度、法外施恩等情况的发生;既要避免一讲“严打”就“构罪皆捕”，又要纠正一讲“从轻”就该捕不捕的极端做法，要用科学、辩证的思维把握好宽与严的关系。在严的方面，要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对危害国家安全、涉黑、涉毒以及故意杀人、抢劫、爆炸、强奸、绑架等严重刑事犯罪，符合逮捕条件的要从快批捕，震慑犯罪，决不手软。对轻微犯罪特别是其中的初犯、偶犯、过失犯及老年人、未成年人，要依法从宽处理，慎用逮捕措施。

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着力强化审查逮捕能力

办案质量是永恒的主题，是侦查监督部门的核心工作。结合我市实际，我们要做好以下四项主要工作：第一要全面把握逮捕的三个条件，加大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力度。根据刑诉法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二要建立告知、建议当事人刑事和解制度。当事人达成和解，有利于修复已经损害的社会关系和双方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有直接被害人的轻微犯罪案件，应当告知、建议当事人双方就精神抚慰和经济赔偿自愿达成和解。第三要健全和规范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犯罪嫌疑人申辩和委托律师意见的制度。第四要加强办案质量监控和管理，建立办案质量分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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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工作的力度

当前，刑事立案监督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人民群众对维护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央司法改革任务中对完善立案监督工作机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立案监督工作肩负的责任，把握推动立案监督工作科学发展的难得机遇，坚持力度、质量、效率相统一的原则，认真研究解决影响立案监督工作深入开展的突出问题，把立案监督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要重点解决开展立案监督工作案件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要突出立案监督的重点，要进一步提高立案监督案件质量，提高有罪判决率，突出监督实效，要与国税、地税、工商、烟草、技监等部门协商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了立案监督工作联系制度，实现了行政执法与立案监督工作的有效衔接。在侦查活动监督方面，要通过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加强对错漏案件的监督，要对捕后改变强制措施和延长侦查羁押期限进行监督。

努力适应职务犯罪案件上提一级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创新的新要求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上提一级的改革措施将于近期实施，这是加强职务犯罪办案监督，提高检察机关执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的重大改革。也是学习科学发展观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一次新尝试。改革后审查逮捕的主体、报请和决定审查逮捕的程序与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严格执行改革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审查逮捕职责。二是提高审查效率，严守办案时限，保证办案质量。三是既要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也要在工作上形成打击职务犯罪的合力。四是注意总结、调研。加强工作的理性分析，特别是对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对问题的对策研究，缩短磨合期，保证工作的顺利衔接和平稳过度。

搞好业务培训，提高队伍专业化水平和法律监督能力

“打铁必须自身硬”。目前我们侦查监督部门的干警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搞好业务培训是十分必要的。加强业务培训工作，要做到坚持培训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多样化，要遵循侦查监督工作的发展特点和岗位要求，要紧紧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切实能受到启发的原则，采用集中学习相关规定、编制案例选编、对我们自己办理的典型案例进行研讨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岗位培训，提高干警的办案能力和执法水平。加强队伍建设，重点提高侦查监督队伍的“五个方面”的能力。即及时准确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规范监督，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执法的能力;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正确执行法律和刑事政策的能力;探求侦查监督规律，加强业务建设的能力。

第二篇：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包立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检察院)

摘要：本文根据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监督的现有的国情，借鉴外国的普遍做法和好的经验，尝试着如何完善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议。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享有侦查权，其侦查权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没本质区别。但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不同在于，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没有外部监督，我国目前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的监督只是内部监督，通过将内部的侦查部门与审查逮捕，起诉部门的分设来实行内部监督。

一、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的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程序的监督缺乏立法上的依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监督作出规定，这一方面降低了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监督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给这种监督的真正有效实施造成了很大的障碍。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样侦查对象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犯的时候，就很难找到适当的救济程序，不利于被侦查对象的人权保障。

(二)我国职务犯罪的侦查内部监督的局限性

现代刑事诉讼模式呈现出控、辩、审三方的三角制约结构的原因是职能的分立更有利于公正审判的实现，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

1职能的分离之首要要求就是职能的独立，同一主体不应该同时承担两项相对应的职能，不然职能分离的目的就很难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要求对可能侵犯当事人权益的程序进行监督。要想实现监督的有效性，就必须实现监督的独立性。这是我国检察机关独立自主地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原因所在。然而，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中却出现了例外。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领域的这种内部的监督很难确保监督的有效性。

二、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的监督机制的完善

(一)从检察机关自身入手，确保侦查监督职能的履行

1.从根本上，突出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是依法对全部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侦破案件不应是检察机关的主要工作。但是，目前检察机关承担了大量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任务，使之无法全面行使监督职能。要强化法律监督效能，就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监督方面来， 将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部门从检察院分离出来，以便检察机关集中力量从事法律监督工作。

2.权宜之法，将职务犯罪的监督职能由上级检察机关来行使

通过将职务犯罪的审查逮捕权上移可以使监督权的有效性增强，从而解决目前的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尴尬和内部制约失灵问题。

(二)从职务犯罪的对象上，确保侦查监督职能的履行

赋予犯罪嫌疑人广泛的权利，提高犯罪嫌疑人在审前程序中的诉讼地位“以权利制约权力”，是西方法治国家对侦查实行监督的重要途径。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方作为公民个人，无论是在经济实力、法律知识还是诉讼经验上都无法与作为国家执法机关的侦查机关相比。侦查机关处于优势地

位，而辩护方处于劣势地位。要实现控辩之间的实质平等，就必须加强对被追诉方权利的保护，适当加重侦查机关的诉讼职责，从而对侦查权力的行使进行一定的抑制。只有在平等对抗的诉讼结构中，公共权力的滥用才能杜绝。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强化辩护方的劣势地位：

l.赋予被追诉方沉默权

如果规定刑事诉讼中侦控方有权强制被追诉人供认有罪，实际上是认可相互争斗的一方有权强制对方提供对自己不利的武器，这是极不合理且违背诉讼的基本规律的。因为赋予被追诉人以沉默权实际上是承认被追诉方有权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与国家展开理性的抗争，承认被追诉人的个人利益有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内在价值;而否认被追诉人享有沉默权，实际上是承认侦控机关有权对被追诉方进行支配和控制，其后果是犯罪嫌疑人沦为证据方法，导致自我归罪。而刑事诉讼过程一旦允许侦控机关有权对被追诉方进行支配和控制，那么控辩双方之间将毫无平等可言，最终决定案件裁判结果的将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控辩之间权力(权利)的对比，这是违反诉讼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理性方式所应具有的公正品质的。因而赋予被追诉人以沉默权应是改革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的必然选择。

2.赋予被追诉方调查取证的权利

虽然各国法律都要求侦控机关既要注意收集不利于被追诉人的事实和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有利于被追诉人的事实和证据，但作为行使控诉权的一方，侦控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更注重收集对被追诉人不利的事实和证据。正是基于此，现代西方各国普遍赋予被追诉方以一定的调查取证的权利。我国法律上应该明确规定，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情况下，被追诉方拥

有任意性调查措施，如询问证人、收集物证、书证，委托鉴定，在公共场所拍照、录音等。

3.赋予被追诉人同步录音录像确认权

为了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特别是在初查中(因为在初查中侦查机关往往在自己的机关内来获取口供)赋予被追诉人同步录音录像确认权。当然这项确认权是在首先保证对追诉人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的措施的。

4.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

在第一次讯问时，犯罪嫌疑人通常心理最为脆弱，最需要法律帮助，侦查人员通常也是在第一次讯问时最容易滥用权力，甚至刑讯逼供。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该增加侦查人员在第一次讯问时有义务告知被追诉人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以了解自己在此时的权利。

5.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的范围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资格，享有的诉讼权利极其有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赋予律师各国被追诉方律师在侦查阶段通常都享有的权利，如阅卷权，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权利，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调查取证和申请证据保全的权利等。

6、赋予被追诉方提起诉讼的权利

“无救济则无权利”，只有规定嫌疑人申诉和抗辩权，才能保证嫌疑人的人身权利。现代各国在赋予侦查机关以必要的强制性侦查权力的同时，又赋予被追诉方以广泛的异议和救济权，即对侦查机关实施的涉及对被追诉人的权利和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的诉讼手段，被追诉方有权向法院表示

异议，要求法院对侦查机关实施的诉讼措施，特别是强制性诉讼措施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查和裁决。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应规定对侦查机关超过最长羁押期限羁押嫌疑人的，嫌疑人及近亲属或者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明确法官对侦查的事后监督权

针对侦查程序违法，西方各国建立了专门的程序性制裁制度，使得那些有程序性违法行为的侦查机关或人员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英美法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侦查机关违法所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大陆法国家大都采取了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使得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经过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可以由法官宣告为无效行为，从而不产生任何法律效果。有违法必有制裁，一部法律如果要树立权威并在现实中得到实施，就必须建立专门的法律责任制度，使违反该法律规定的人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明确法官对侦查的事后监督权对于保障司法对侦查活动的事后监督具有重要作用。

(四)通过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促进检察机关执法作风的转变 人民监督员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来监督评议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可以增强自侦案件的办案透明度，促使办案人员转变执法观念，更加注重依法办案、文明办案，可以进一步强化 “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观念，并使执法作风进一步好转，防止和减少了办案中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目标价值，就在于其从外部对检察机关制约的刚性。要是人民监督员制度取得广泛的认可就必须解决“自己请人监督自己”的困惑与窘境，才能使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运行体现“体外监督”的刚性特质，才能使

制度具有更强的权威性，更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杨振江：《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

2.谢佑平，万毅著：《刑事侦查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郝玲玲：《对英美国家侦查监督机制的认识与借鉴》，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4，第4期。

4.郭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问题探讨》，政法论丛，2000年，第3期。

5.赵旭光：《论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监督》，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第9期。

6.张培田：《检察制度本源初探》，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5期。

7.陈少林：《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法学评论，2000年，第5期。

8.刘周：《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理基础及现实思考》，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5,(2)。

9.邢古波，周伟：《律师在侦查阶段的维权作用》，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4期。

第三篇：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思考

一、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表现立案监督力度不够。一是案源渠道不畅，立案监督线索不多。二是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事实、证据过严。有的检察机关在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时，以事实、证据是否足以定罪批捕、提起公诉来决定是否对某一个案件实行立案监督。三是有的公安机关态度消极，对通知立案的案件"立而不查"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被害人与检察机关认识有冲突时，检察机关是立还是不立，无所适从。如果被害人认为某案属于该立不立，而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该案不予立案是正确的，法律没有作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如何处理有一定难度。五是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案件监督，缺乏依据。侦查监督效果不明显。一是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监督困难较大。二是对另案处理案件监督难。另案处理主要有两种情况：在逃和治安处罚。对"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原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理论体系还远未形成。目前的法律监督理论研究多致力于检察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就理论而理论，使许多设想和原则流于理想层次，有的则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上，成为注释法律条文和具体实践的工具。当然，这些探讨和研究，也是我们所必需的，但法律监督作为当今最丰富、最具实践性和研究性的一项课题，由于缺乏基本的理论构架和引导，使其理论研究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是当前法律监督理论整体感不强、系统性不够，导致法律监督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立法过于原则、空泛。如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分别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范围只限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监督，而且这种监督也只限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一形式。对于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生的"暗箱操作"却没有手段进监督、制约。再就目前相对完善的刑事诉讼监督来讲，虽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监督范围及程序仍有诸多疏漏和缺陷。如在立案监督中，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在立案中发生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如果公安机关不予采纳、拒不纠正，检察机关如何处理，法律缺少规定。对通知立案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情形，法律也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缺乏刚性的保障措施。如检察机关提出的"立案监督"、"案件退查制度"、"不捕、撤诉跟踪"等，对侦查活动和侦查结果的监督措施，受到公安部门的冷遇;审判监督的"跟踪制度"、"备案制度"、"超期羁押人犯的检查制度"等，法院系统不接受。

第四篇：试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与检察权的优化配置

考号： 姓名：翟星云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有其合理性和 科学 性，但学界对检察权配置的现状尚存在一些质疑。认真研究并优化检察权的配置，以进一步促进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 法律 监督职能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检察权的定位、配置现状以及被质疑的焦点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检察权配置的立法构想，以供大家商榷。

关键词： 法律监督 检察权 优化配置

检察权的优化配置是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和 发展 的重要课题。检察权的配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能否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于检察权配置问题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先后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都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拟从决定和制约检察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出发，论证检察权与法律监督职能的关系，剖析我国检察权的配置现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立法上对检察权进行优化配置，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一、检察权配置的基础在于法律监督职能

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检察权的性质、内容及其配置并不全然相同。准确定位我国的检察权制度是规范检察权配置的基础，检察权配置中的重大问题都是以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为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展开的。因此，在研究检察权的配置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检察权进行界定。研究当代 中国 的检察权，不能抛开中国检察权的 历史 渊源，割裂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不能脱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国社会条件。笔者认为，我国的检察权是依据宪法和法律，由国家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专有权，是以国家名义公诉一切犯罪，以查处特定主体犯罪，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使命，并与国家审判权相对应、与带有司法程序性的权能相匹配，以制约、制衡为主要功效的独立权种。法律监督是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而检察权的配置的根本依据在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从检察权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检察权的本原是一种监督权，诉讼监督是检察权与生俱来的品质。

检察权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中期，最早诞生于法国。12世纪时，法国领主权力很大，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国王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设立国王代理人。国王代理人在代理国王处理私人事务的同时，还负有在地方领主的土地上监督国王法律实施的职责。这种国王代理人，即为以后的检察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法国，检察权自产生之日起就承担有类似于 现代 的法律监督权。随着检察权的不断发展，如今法国最高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法国检察机关除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起诉、支持公诉和指挥刑事裁判的执行等职能外，还对户政官员、私立 教育 机构等行使广泛的监督权。与法国如出一辙的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检察权的规定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德国检察机关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和保证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能，除对刑事诉讼的侦查、审判、执行负有广泛监督权以外，对律师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也负有一定的监督职责。”

(二)从法理学 角度分析，检察权应定位于以法律监督为本质属性的独立的国家权。 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脱胎于前苏联,前苏联检察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并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由于受到前苏联检察制度模式的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也呈现出上述结构特征,而这也正是最为国内学者所诟病之处。但是,客观地讲,前苏联的检察制度虽然在检察官权限上有所扩张,但并未背离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角色的基本定位。即便是将检察权定位为一种法律监督权,也只是对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作为“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功能的一种强化，它所反映出的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人”、“民权保护者”维护法制统

一、保障公民****的愿望与理想仍然是值得理解与尊重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与“三权分立”截然不同的政体构成了我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基石，它是研究我国现行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坐标原点。[10]结合我国的宪政体制，既不用在“三权分立”的框架内苦苦寻找我国检察权的定位，也不能用狭义的司法理念去衡量检察权的属性，非要争个行政权或司法权的归属。一些论者认为，应当将检察权中性地界定为“法律规定的由检察院行使的职权”。人们当然不能从这种同义反复的检察权定义中挑出什么毛病。不过，理论上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由检察院行使的林林总总的职权之间有些什么内在的联系?立法者配置这些权力的目的和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内涵只能秘而不宣?对我国的检察权的性质，笔者倾向于作如下阐述：我国检察权是在法治发展进程中，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本国实际逐渐演化和形成的一种权力，是在我国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种独立的权能，其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同时兼有司法属性与行政属性。因此，我们对检察权的认识应当立足于法律监督，在此前提下，看待存在的问题，解决存在的问题，这也是符合检察制度的发展 规律 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的。

(三)从检察权的法律渊源看，检察权的各项权能具有法律监督属性。

对于检察机关所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等具体检察权能的性质，学界一直争议不断。一些人认为，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与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不相契合，因为侦查本身不是法律监督，而是法律监督的对象，如果检察机关自己搞职务犯罪侦查，又自己搞监督，那么，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制度设计“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则。[11]还有学者主张，

2 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公诉，检察权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公诉权，以公诉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在本质属性和终极意义上应属于行政权，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力都是具体的诉讼程序性权力，与所谓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权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12]笔者认为，且不论检察权的监督属性是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共同特点，仅从我国检察权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检察机关所行使的侦查权、公诉权等职权的法律监督属性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

在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构成了我国检察权的立法渊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权包括：(1)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法律及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2)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3)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4)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5)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6)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7)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效行政诉讼判决、裁定，提出抗诉。从以上规定能够看出，检察权可以概括为侦查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等三项基本权能。这三项基本权能从性质上体现了检察机关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代表国家实施法律监督。其中侦查权、诉讼监督权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情况的监督，而公诉权则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公民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通过行使上述职权担任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之间构成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从而达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政权体系的平衡，并且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对犯罪行为实行公诉，以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这些具体职能都被视为检察权的合理延伸，都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所必需的，并内在地统一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换句话说，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是基于对法律监督职能的全面认识，特别是对职务犯罪侦查和公诉职能的法律监督性质的肯定。我国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统一于法律监督的框架之下，并不具有不可融合于一体的对立关系。

二、检察权的配置现状制约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

(一)现行检察权制度，在宏观上强化了检察权的地位，在微观上和实践中却有削弱检察权能的趋势。

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检察权制度的规定集中体现于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中。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颁布实施，到现行适用的1982年宪法及1983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中，有关检察权制度的规定体现出了宏观上加强而微观上削弱的特征。自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后，1982年的宪法中也明

3 文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在宏观上提高、强化了检察机关的国家法律地位，从国家根本法的角度第一次公开确认和肯定了检察机关所承担的权力中具有法律监督权的内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肯定了检察机关所行使的职权具有司法监督权的性质。这样，有关检察权的规定获得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表明检察机关所行使的检察权中包含有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双重内容。然而，从现行法律中有关检察权的规定来看，现行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较之于过去削弱了检察权的一些基本内容。表现在：取消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一般监督权与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权，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权力被取消。虽然在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中写进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具有事后抗诉权等程序性条款，但由于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实体性职权条款，加之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过于模糊，可操作性差，导致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司法的参与及监督工作难以开展。我国检察机关现行职权中主要保留了刑事司法监督权及以侦查、公诉为核心的公诉职能。由此形成了我国现阶段检察机关职能上的“刑强民弱”的局面。

(二)我国检察权在配置模式上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限制了检察权整体效能的发挥。 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权能配置缺乏平衡性和连续性。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种法律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实际上，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检察权配置上是相当不平衡的。这集中表现在检察监督对诉中程序最重视、诉前程序次之，而对诉后程序的监督则相对薄弱。第二，检察权的独立裁量原则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当性因素的介入常常左右整个案件的处理，独立的检察裁量权并未真正确立。检察权的某些权项的法律效力不明显，硬性规定不够。如，检察建议必然引起的调查、整改等法律行为后果的强制性不足，缺乏法律依据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权往往往受制于行政权，诸如核定人员编制、财政拨付经费、人员准入审核权等不是由立法机关管辖而是由政府加以控制。与此同时，检察权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化问题，检察长和检察官的产生、任命等基本由地方控制，法律所规定的检察一体化管理模式难以实现。第三，检察权能划分不科学、不周密，缺乏整体规划性。部分领域检察权行使不到位的现象，如在刑事案件诉讼中，国有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检察权如何行使，公诉部门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运用;又如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诉，但如何提起，由哪个部门来提起，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凡此种种，导致检察机关在具体行使检察权能时往往无所适从。

(三)法律授权的监督手段不能适应法律监督的需要，以致检察机关的实际职权与法律监督的应有职权之间存在矛盾。

1、立案监督权软弱无力，监督工作难以到位。《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了公安机关必须接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如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和“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的职权，但公安机关如果坚持不说明立案理由或者以虚假理由、不充分理由加以长期搁置、立而不侦、拖延立案时间，检察机关在法律程序上就没有进一步的措施了。这种监督方式的效果，在实践中几乎完全取决于公安机关对立案监督的认可程度。

2、审查批捕监督权缺乏权威性，监督工作苍白无力。一是对公安机关随意变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决定的行为没有监督措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34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对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时，应当通知原批捕的人民检察院。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将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后不通知或不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的情况，以至于有的案件在提起公诉时，检察人员去看守所提审时找不到被告人。二是对公安机关不切实执行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决定的行为没有制止手段。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准备作劳动教养、治安处罚的，往往不会立即释放，而是继续关押在看守所直至行政处理决定作出。针对这些情况，检察机关虽然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及有关规定提出纠正意见，但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当公安机关不接受纠正意见时，检察机关往往无计可施，因而监督工作苍白无力。

3、刑事审判监督权有弱化的趋势，纠正不易。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中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况，有权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并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提起抗诉的权力。但由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量刑幅度往往过大，为法官留下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践中，各级、各地法院量刑尺度把握不一，甚至有同一个法院不同法官、同一法官不同时期在同类案件量刑中不一致、不平衡的现象发生。对这种量刑尺度不一，显失公平的情况，检察机关难以及时有效的监督纠正。

4、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没有保障，实际运作步履艰难。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有权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监督和行政审判监督中应该享有哪些具体权力及依照何种程序行使这些权力，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在审级、调卷、再审出庭、审理期限、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产生争议。由于缺乏明确的操作规范，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工作在实际运作中受到强有力的司法抵抗，并表现为法院不为检察机关抗诉创造诸如阅卷等条件，对检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置之不理等等。这种空洞的监督方式由于不具备约束力而完全可能成为无意义的“空气振动”，[14]以至于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的行使权限完全取决于有关法院的认可程度。

三、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应体现 法律 监督的应有要求

(一)关于宪法对检察权配置的优化构想

5 现行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只用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一句话进行概括，条文虽然明确了检察机关的定位和性质，但对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特点的检察权的范围等内容却缺少具体的规定，似显不足。从近年来对检察权的争论及检察活动实践来看，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虽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并不是一个同等的概念。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了检察权的最终配置内容。笔者大胆设想，现行宪法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既然能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国务院的具体权力进行细化规定，为什么不能对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人民法院的司法权进一步细化规定呢?建议宪法以修正案的形式对检察权的权力配置内容进一步细化，以解决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同时达到对检察权的统

一、正确的理解和实施。

(二)关于三大诉讼法对检察权配置的优化构想

1、公诉权的强化

对公诉权，应适当扩大起诉裁量权，充分发挥其在程序中的分流功能，以实现诉讼 经济 的目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即绝对(法定)不起诉、相对(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其中，相对不起诉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免予起诉的重大修改和完善，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对不起诉的范围过窄，仅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就我国打击刑事犯罪的客观形势来讲，面临着犯罪数量不断增长的现实问题。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有必要通过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达到在现有司法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而且这也是与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适应的。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完善适当扩大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范围。只要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已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为被害人谅解、或者适用不起诉不至于引起不良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或者当公共利益优于对犯罪追诉之必要时，检察机关均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

2、侦查权的强化

对于检察机关是不是应该有侦查权法学界众说纷纭，“如有学者主张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从检察机关剥离出来，认为取消检察机关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也有学者主张在检察机关现有的侦查权限基础上再赋予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限，以加强检察机关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还有学者主张检警一体化、检察机关代位侦查权等，认为检察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领导等。”[19]笔者认为，“取消检察机关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这是没有认识到权力运行的一般特点的缘故，因为侦查权是职务犯罪监督的发现权，没有发现权的职务犯罪监督权实际上是不可能运行的，拥有侦查权就是拥有职务犯罪发现权，就是保证职务犯罪监督权要素的完整，取消侦查权实际上等于取消职务犯罪监督权，这种专门的法律监督权都被取消了，还谈何“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

6 责”。至于检察机关目前的反腐惩贪工作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正是检察改革所必须解决而且也能够解决的问题。为避免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滥用，就要求立法中要充分考虑如何对自侦案件进行有效的监督。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实行的是“侦捕诉一体化”，实行内部监督有时碍于情面，会流于形式，必然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对于自侦案件仅有内部监督是不够的，必须从立法上考虑完善外部监督。建议在刑诉法中增设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进行外部监督的条款，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人才资源优势和业已形成的社会知名优势。同时还应考虑到职务犯罪不同于普通犯罪的特点，刑诉法修改有必要增加监听、监控、密拍等技术侦查措施以及特情、耳目、卧底、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措施，为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建立特殊侦查体系提供立法上的保障。

(三)关于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权配置的优化构想

现行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已二十多年，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有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修订和完善检察院组织法已显得非常必要。在检察权配置方面，笔者建议以宪法为基础作以下修改：一方面，在总则中除对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进行明确的表述外，还要对与检察机关法律定位紧密相连的检察权的性质以及其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进行表述，另一方面在五项具体检察权配置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现在正在行使的立案监督权、起诉裁量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检察建议权等权能进一步明确规定。 结语

现在有许多学者动辄用西方“三权分立”模式来衡量我国的检察权配置，从西方发达的司法文明成果的现状去推倒司法制度的痼疾，因而有了检察权分割审判权、侵犯司法权之说。有论者甚至提出将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合并，把反贪局独立为廉政公署。这种美国模式、香港模式，在中国能否真正本土化?殊不知，西方 现代 发达的司法文明成果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耗费了几个世纪的打磨、揉合、移殖的结果。而我国检察权的 发展 历史 也不过50多年，而且其中有还有10年是一片空白的现状。对于权力的配置，从来就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权力配置是否科学合理，落实到最后，也是最明显的检验，就是看其运行的模式是否有效。从现在我国宪法及法律对检察权的配置现状来看，总体是合理和科学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往往不是合理的就是可行的，而是可行的才是合理的。抛开现有的检察制度，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东西，绝不是科学的态度。在对我国检察权配置予以肯定的基础上，从立法的角度不断优化检察权的配置，才是检察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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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鸿富等：《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制度设计》，载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中国检察官协会编《法律监督与公平正义》，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王然冀着：《当代中国检察学》，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中国检察考察团：《德国的检察制度》，载《人民检察》1994年第11期。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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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视角下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问题》，《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4年第6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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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1995年版，第530页。 [17]孙季萍着：《法律监督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孙谦、肖宏：《当代着名法学家王桂五检察理论观点述评》，载孙谦、张智辉主编的《检察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19]姜南：《检察机关侦查权配置模式的几点思考》，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第五篇：关于检察机关介入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办法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惠州市公安局 关于检察机关介入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办法

(试 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互相配合，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规范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保证刑事诉讼依法顺利进行，维护公平正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的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办法。

第二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主要任务是，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对公安机关收集、固定、保全、完善证据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保证侦查取证工作依法、客观、全面，确保准确、有力地打击犯罪。

第三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应当严格遵守以下原则:

(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引导而不越位;

(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三)依法，适时，适度。 第四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重点案件包括：

(一)涉外犯罪案件;

(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案件;

(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

(四)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

(五)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六)恐怖活动犯罪案件;

(七)集团犯罪案件;

(八)上级机关交办或者领导批示督办的案件以及侦查机关挂牌督办的案件;

(九)本地区首次办理的新罪名犯罪案件和当地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十)立案监督案件;

(十一)公、检双方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其他案件。

第五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在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前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公诉部门认为需要或应邀请介入侦查的，可以与侦查监督部门共同进行。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后由公诉部门负责。

第六条 提前介入、引导取证，一般在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进行。下列案件，公安机关案件承办部门应当在刑事立案当日通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介入侦查：

(一)致死3人以上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身份特殊或情节特别恶劣、影响大的杀人案;

(二)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中毒的投放危险物质案;

(三)公共场所、敏感重要部位、重要设施发生的爆炸案及情节恶劣、影响大的纵火案;

(四)抢劫金融网点、运钞车及抢劫现金或财产价值100万元以上的案件;

(五)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证券违规操作案、影响较大的非法集资案;

(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毒品5千克以上案件;

(七)劫机(船、车)、暴狱、劫持人质等情节恶劣、影响大的案件;

(八)盗抢军火、非法制售贩运枪支弹药、枪支弹药失窃及放射性物质、剧毒物质被盗案;

(九)案值500万元以上的制假、售假案;

(十)伪造货币总面额3万元以上的伪造货币案;

(十一)情节严重、致人伤亡的暴力妨碍执行公务及情节严重的暴力抗法案;

(十二)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重大失密、泄密及密码设备丢失、机要人员叛逃案;

(十三)造成5人以上死亡或者经济损失在500万元以上的水陆交通、安全生产、火灾和食品安全事故案;

(十四)立案监督案件。

第七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检察人员应为两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名具有检察官法律职务。

第八条 公安机关要求检察机关介入侦查，须经部门负责人或者主管领导批准后，以书面形式向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提出，并将案件情况抄送检察机关备案。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接到公安机关要求介入侦查的意见后，认为需要派员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由部门负责人批准;重大案件，应当报请主管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决定。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认为需要主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应当经过部门负责人批准，并向主管检察长报告。必要时，主管检察长或检察长可以直接指令检察人员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第九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一)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二)参加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等;

(三)参加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被害人、证人的询问;

(四)发出《补充侦查意见书》或《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通知书(意见书)》;

(五)要求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医学鉴定，对其他证据进行司法鉴定;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搜查、勘验、检查笔录获取、制作的有关情况;

(六)参加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联席会议;

(七)发现有遗漏犯罪嫌疑人并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要求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或者一并移送审查起诉;

(八)其他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方式。

第十条 检察人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取证：

(一)对案件的性质发表初步意见;

(二)对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的合法性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根据逮捕条件或者起诉条件对案件现有证据发表意见;

(四)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对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建议。

第十一条 检察人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不能发表本案是否可以批准逮捕、起诉或公安机关可以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意见。

参加重大案件讨论的检察人员，应当制作《参加案件讨论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当包括讨论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案由、案件基本情况、讨论情况、检察人员在讨论中发表的意见等。

第十二条 参加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的检察人员，可以与侦查人员共同研究勘验、检查、复验、复查方案，对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工作提出建议。

参加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应当制作《参加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当包括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有关事项、结论等。

第十三条 开展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的检察人员，应当把提出的侦查取证意见、建议以及采纳情况等记录在案，并向部门负责人报告。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应积极回应介入侦查活动的检察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采纳和落实情况、不予采纳的理由或未落实的原因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送检察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加强联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互相通报工作情况，共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第十六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检察人员发现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违法的，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有关规定实行监督。

第十七条 此办法从签署之日起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