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颢心学思想的传承

2024-04-11

论程颢心学思想的传承(通用2篇)

篇1:论程颢心学思想的传承

论程颢心学思想的传承

程颢建立的哲学体系,具有心一元论的本体论倾向.它直接影响了宋明理学中陆王心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因为程颢的心学思想由谢良佐继承,后经王O、张九成之传承,至陆九渊而集大成.到了明代则由王阳明发扬光大形成陆王心学学派.

作 者:卢连章 作者单位:河南社会科学院,河南,郑州,450002刊 名:天中学刊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ZHONG年,卷(期):18(1)分类号:B244.6关键词:天理 人心 理学 心学 诚敬 穷理

篇2:程颢程颐的文艺思想述评

关键词:程颢程颐文艺思想述评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道明先生,洛阳人。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为程颢胞弟。二程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

一、大程的文艺思想

大程虽是新儒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但其思想中有较多的道家思想遗留。他认为:“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道者,即是善也。”“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性。”细察道家学说,老庄似乎也有道即元气、元气即道的言说。当然,儒家经典《周易》里也有“生生之谓易”的名言。看来这段话里已经体现出儒道合一的意味。此外,这段话也还有一点现代西方生命哲学的意味:宇宙只是以生命为根本之道,生命本身就是善;将生命称作人之天性的话,这天性就是元气,元气也就是天性。当然,大程的那个“生”并非指任何具体有限的生命现象,它是那种无形无象无拘无限无时无处不在的宇宙生命之流。其之所以被大程称之为“道”,乃是因为它是按照某种天然秩序规律运行的;更确切地说,“生”就是那种天然秩序本身。进一步他则认为这种天然秩序存在于人的心性之中,而人的心性也能与“生”之元气合而为

人的心性怎样才能与天然秩序合而为一呢?大程的答案是:自然安然,静观默察以期豁然顿悟。这种由静观而顿悟,可以说是悟道,更可以说是审美。他的一首悟道诗很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秋日偶成二首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恩入风云变幻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乍一看,还真以为是哪位庄、禅之徒的悟道诗:安闲无为,俯仰自得,与时俱化,和光同尘。然而细察毕竟不同,后两联划然有别于道、禅之境界:这里有孟子之道德、人格之颂扬,有孟子所谓浩然正气充塞于天地之外。

在大程看来,宇宙生命之流(“生”)就是至真之理、至善之道、至美之极,悟道即是以个体生命的心性去印合宇宙生命之流的至真、至善、至美,由此达到“自得”与极乐的境界。所以说它既是悟道,更是审美。就他写的诸多诗作来看,他是一个有审美趣味和审美才能的人,可惜他没有更多的艺术文艺言论流传下来。

二、小程的文艺思想

谈及大程与小程的区别的时候,李泽厚说:“大程没有去强调‘道’(形而上)与‘阴阳’(形而下)的严格区分;相反,他把它们看作是一回事。他认为清水浊水都是水,水流本身即善、即性、即道。不像小程那样,把一个抽象的、先验的、超感性现实的‘理“道’(形而上)从感性自然中分离出来并君临其上。”(参阅李泽厚著《宋明理学片论》)此论中肯。也就是说,小程对天理和人欲、道心和人心做了绝然的划分,并认为天理是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人欲则是丑恶的东西。道心是人性中向善的部分,人心却是人性中向恶的部分;必须“穷天理,灭人欲”,以道心辖人心,以保证人一心向道,一心向善。既然如此,小程对表现人类情感的文艺会取什么态度便可想而知了。

小程最著名的观点是:作诗妨事,作文害道。

无论什么好作品,无论什么大诗人,在小程眼里皆毫无价值。古人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说:“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人说杜甫“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写得美。他说:“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有人问他:“张旭学草书,见担夫与公主争道,及公孙大娘舞剑,而后悟笔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发?”他答:“然。须是思方有感悟处,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张旭留心于书,若移此心于道,何所不至?”有人问他作文害道否?他说:“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他还说:“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修身养性),其它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以上引文皆见《遗书》卷十八伊川语四)

在他眼里,悠悠万事,惟此惟大,即养性修道;大诗人、大艺术家,即使如杜甫、张旭,也都是玩物丧志者。不过,从他的言辞中,人们也不难看出,他对文艺是深谙其中三昧的。只是因为其偏狭极端的理学思想,使他一心向道而反对为文。但即便如此,他的文艺观亦自成一家之言。

他认为文艺不必有心为之,美不宜作为终极目标。他崇奉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的观点,并认为:“和顺(德性)积于中,英华发于外。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遗书》卷二十五伊川语十一)“成章者,笃实而有光辉也。今以瓦砾积之,虽如山岳,亦无由有光辉;若使积珠玉,小积则有小光辉,大积则有大光辉。”(《遗书》卷15伊川语一)这就是说,他只承认一种美,即德性之美,换句话说:美即德性的外在光辉。所谓:德凝于中而形于言,此言必美矣。

当然,他之所谓德性,即是封建伦理道德。但这种伦理道德秩序被戴上了宇宙万物秩序的神圣光环。这一特色自然也被推衍到他的文艺观当中。他的一段有名的议论很能说明问题: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固有礼乐不在玉帛钟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下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此固是礼乐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又问,礼莫是天地,之序,乐莫是天地之和?日:固是。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置两只椅子,才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遗书》卷18伊川语四)

玉帛钟鼓,当属悦目悦耳之美物。然而先儒认为其所以美,是因为其有安上治下、移风易俗的道德功能。小程则更有甚者,认为天下万物莫不有礼乐,莫不有美;即使是两张椅子的放置,也有合不合礼乐的问题,合礼乐便美,不合礼乐便丑。在他看来,封建伦理秩序不仅要管辖人文现象,而且要管辖自然万物;是否合乎礼乐,能否安上治下、移风易俗,不仅是衡量人文现象美丑的标准,而且是衡量自然现象美丑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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