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腐倡廉

2024-04-12

论反腐倡廉（精选6篇）

篇1：论反腐倡廉

论反腐倡廉

如何做好反腐倡廉，我们首先要深刻了解腐败的概念，类型，发展趋势与成因，借鉴国内外反腐倡廉的做法，从而为我国反腐制定有效的战略与方针。

首先，腐败行为从广义上来讲，腐败的主体是一切公民，腐败的方式为通过滥用权包括非国家权利等，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滥用权力的行为来达到谋取私利，但同时对国家，对企业与相关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从狭义上来讲，腐败行为的主体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包括国家公职人员和受委托行使国家权力的非国家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方式是滥用国家权力。

腐败的分类可以从以行为主体来划分，以行为发生的领域来划分，以行为形成的原因来划分，或以行为产生的结果来进行划分。以行为主体来划分，基于主体的性质和数量来说可以分为个体腐败与群体腐败，基于主体的层级分布可以分为基层腐败，中层腐败与高层腐败；以行为发生的领域来划分可以分为经济领域腐败，政治和行政领域腐败，社会领域腐败；腐败行为的主观原因分为因公型腐败，徇私型腐败与逐利型腐败;腐败行为的制度性成因包括传统型腐败，过渡型腐败与现代型腐败；以行为产生的结果来划分包括互惠型腐败与勒索型腐败。

而从当今社会的腐败演变趋势来看，腐败逐渐走个体腐败走向群体化，家庭化，行业化，从基层腐败向高层蔓延，腐败的领域在不断扩散，逐利性腐败恶性发展，勒索型腐败向互利互惠型腐败方向发展，从而腐败手段更家隐蔽与难以发现，且腐败手段更加国际化。而腐败产生的原因主要含有三个方在，一个是权力失去监督，第二个是价值失去规范，道德逐渐沦丧，以及不良的历史文化原因和外来的影响。

从国外及其它地区反腐几的主要做法来看，首选，我们需要在法规制度上逐步配套日趋完善，构建防治腐败的法规制度体系，1960年，新加坡颁布了访国第一部《防止腐败法》，此后，新加坡又根据形势的弯化对其进行了7次的修改，从而使法制更加完善，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了《公务员惩戒规则》，这是一部关于公务员行政处分的法律，详细规宣了公务员委员会对不够刑事处分的公务员渎职和玩乎职守行为调查和处理程序，对《防止贪污法》又是一个补充，1988年出台的《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允许政府冻结和没收贪污犯来源不明的财产和资产，补充和完善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从而通过注重法规制度的可操作性，并通过立法来加大腐败的成本。第二个是精心设置预防和反腐败的强力机构，确保机构的相对独立，反腐机构的权威性，以及反腐队伍的精干与高素质。第三个是我们需要注重行政行为的公开透明，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建立舆论监督的社会基础，保持新闻媒体的相对独立，控制新闻媒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但同时贪污对新闻媒体的管理。第四个要重视道德那就和文化建设，不断丰富和调整道德行为的规范，开展形式多样的廉洁教育活动，以及重视领导者的示范作用。

最后，从中国反腐败战略方向上，首先，反腐败斗争要保障人的权利，党的反腐败政策将逐步上为法律反腐，预防腐败与推进改革要互为促进，既要反“大腐败”，又要反“小腐败”，更加广泛的动员社会力量，发间社会参与到广泛的反腐败斗争中去。

篇2：论反腐倡廉

——论反腐倡廉

当我们回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六十余年的辉煌历程就不难发现，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革命史、建设史，同时也是一部反腐倡廉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在她的执政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葆党的先进性。

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是在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还不能做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的健全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这就使得腐败的滋生蔓延有了可观的条件和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和和分配方式等发生的深刻变化，给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我们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不折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而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权利运作缺乏透明度，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就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从分配制度的变化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有利于调动

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些公务员对收入差别较大的现象不满意，产生心理失衡，这也是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变革阶段，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虽然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本质的区别，但由于经济体制转换的时间短、进程快、体制结构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也造成了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

除上述种种客观原因外，工作中存在的不少缺点和问题也是一些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比如，至今仍有个别地区和部门把发展经济与反对腐败对立起来，抓反腐败斗争只停留在开会、讲话、发文件上，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个别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等等。

应该说，这几年来，我国的反腐败的确在是在动真格的，的确是在向纵深发展，刑不上大夫早就成了历史。就以2003年为例，中纪委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不下十人，他们包括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合会会长潘广田，原辽宁省高级人民院院长田

凤歧，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原浙江省副省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钟麓，原安徽省副省长兼阜阳市市委书记王怀忠，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等。然而，对腐败分子来说，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他们的态度是你打你的，我贪我的，“前腐后继”，腐败状况仍旧不容乐观。

反腐倡廉，重在制度建设。邓小平同志曾说，有了一个好的制度，好人可以充分做好事，坏人无法做坏事，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好人不仅无法做好事，有时还会变坏。反腐倡廉中，制度设计的好坏，制度设计的完备与否直接关系到党风、政风，关系到国家大业和政治的长治久安，更关系到每一个公务员及领导干部的政治廉洁与职业操守。上世纪90年代，“源头反腐”和“制度反腐”被提出，199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即明确要求“健全制度，完善监督制约体制，从源头上、机制上预防和惩治腐败”。今年初，中纪委更是提出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加进重点突破，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这就充分说明了制度反腐的必要性、紧迫性及重要性。

篇3：论反腐倡廉的法治化

关键词：反腐倡廉,法治化,创新

反腐倡廉是全球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也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难点问题之一。腐败是党和国家肌体上的一颗毒瘤,是危害党和国家事业的一大祸患。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1]可见,反腐倡廉是中国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能否从源头上遏制和铲除腐败,不仅关系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而且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一、新时期权力腐败的法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腐败现象却滋生蔓延,形成了一个腐败高发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腐败现象一度出现蔓延势头,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侵蚀到我们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一些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一些执法人员徇私舞弊,甚至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顶风作案,大案串案不断出现。为什么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甚至呈现蔓延趋势?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1]这些科学论断为我们正确探索腐败高发期的法制成因指明了方向。

1. 封建“人治”观念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滋生腐败。

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残余思想上一些党政领导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有的“人治”观念大于“法治”观念,甚至把法律只当成治理百姓的一种工具,导致封建宗法观念、官僚主义、家长制、终身制、特权思想等非常盛行,同时,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也随改革开放而渗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意识,使一些人的价值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发生了混乱,滋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思想作风,从而滋生权力腐败。

2. 权力监督制度乏力放任腐败。

中国现行的监督制度滞后,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权力监督的法律和制度跟不上,对公共权力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尚未完全通过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从而导致在政治和经济上超越法律制度的特权,权力如果失去法制的约束就会导致滥用,而权力的滥用必须导致腐败,无论是在干部的选拔任用还是经济决策、重大工程立项、政府审批行为等,都存在一些隐性规则发生重要作用,行政和司法机关监督常规上每年一度对一府两院提出的工作报告予以审查,质询之外,对其他实际或具体事件的监督方面存在许可失控。实践中的“权钱交易”、“法钱交易”、“贿赂选票”、“有偿新闻”都是监督无力导致的腐败现象。

3. 对腐败行为惩处不力助长腐败。

腐败行为的形成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腐败行为受到惩罚的风险性,即腐败的成本问题。若腐败行为受到惩罚的风险性越小,成本越低,受益越大,则腐败行为的发生率越高。长期以来,中国犯罪率高、定罪率低是一个突出问题,而腐败犯罪由于其犯罪主体和犯罪形式的特殊,实际定罪率更低。这就意味着因腐败犯罪所获取的利益与腐败分子承受的风险反差巨大,在膨胀的贪欲和侥幸心理支配下,一些腐败分子更加猖獗。加之一些地方某些党政领导用主观意志代替法律,出现以言代法、以罚带法、以官抵罪、权钱交易等现象,助长了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反腐倡廉必须纳入法治化轨道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2]在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必须纳入法律化、制度化轨道。

1. 反腐倡廉的紧迫性、长期性、艰巨性决定反腐倡廉必须法治化。

怎样认清反腐倡廉的形势,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要讲两句话:‘一句是,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廉洁奉公的。’‘另一句是,在党内、在国家机关中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有些方面还在滋生和蔓延,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感忧虑,迫切希望采取坚持措施加以解决’。”[3]应当看到,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某些消极腐败现象经过整治又有反复,有的仍在蔓延。这项工作的进展也不平衡,一些地方、部门的领导力度不够,对大案要案的查处缓慢,纠正部门的行业不正之风时松时紧。我们应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搞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决不能畏难却步,既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又要有现实的紧迫感,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2. 法治建设是反腐倡廉的可靠保障。

腐败现象是某些党政干部脱离法治轨道行使权力的表现,是对法治的践踏,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崇尚宪法和法律,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广大人民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廉政建设的法治化,不仅是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巩固和发展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而且有利于破除“人治”观念,树立法治观念,克服实践中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最终实现立法机关严格按照立法程序制定法律,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从而推动依法治国进程,实现政治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

三、实现反腐倡廉法治化的有效路径

十七届四全会《决定》中指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1]可见,在新形势下,要从根本上遏制和防范腐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需要全面加强法制建设,努力构筑牢固的党纪国法防线,不断地健全并严格实施规范权力行为的法律制度,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1. 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

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必须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长期和平建设年代,要保持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必须加强教育、加强引导、加强管理。所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于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下工夫,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2. 反腐倡廉的制度化。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完善防治腐败体制机制,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

(1)要将预防腐败现象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反腐倡廉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协调配合和共同努力,需要与经济建设、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制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政策,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都要把反腐倡廉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考虑进去,都要对是否有利于反腐倡廉进行论证,做到存利去弊,完善决策,未雨绸缪,预防在先。只有形成一系列反腐败倡廉的政策、措施、规定、章程、条例,才能从制度上做事和遏制腐败现象。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对于刹住不正之风,消除腐败现象,必定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

(2)不断完善反腐倡廉的监督制度。监督是权力体系相互制约相互限制。就其政治功能而言,是一种预防和纠正错误的机制,是权力体系自我净化的机制。对于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来说,强化监督更是防止滥用权力的关键所在。无产阶级政党由于本身所具有的先进性质,它比其他阶级更能搞好监督工作。但由于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实施民主监督就成为共产党的一个特别艰巨的工作,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才能在全党全民中真正树立民主监督的意识,建立起完善的、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1)要健全党内外的监督制度。有效的监督可以防止不良行为的发生,可以保证正确地行使行为,而监督必须有制度的保障。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更应接受全党及党外人民群众的监督。这种监督必须具体化、制度化、法制化,否则监督便无法执行。党外监督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群众团体的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党内监督包括党员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员之间的监督,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的监督,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监督,党员对组织、组织对党员的监督,专职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等等。当前,党内监督应落实以下几项制度:报告制度,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自觉接受监督。个人重大事项的具体内容,另行规定。对不如实报告,干扰或阻挠如实报告的,应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述职述廉制度,中央各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地方各级党委、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的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在届中和换届前一年在规定范围内述职述廉一次。基层党委、纪委、党总支、党支部负责人,每年在规定的范围述职述廉一次,述职述廉时可以邀请群众代表参加会议,在届中和换届前的述职述廉后,上一级党组织应当结合当年的年度考核组织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制度,上级党组织应当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发现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主题不符合要求,应当提出明确意见,必要时可以直接确定,认为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不符合规定要求,可以责令重新召开;信访处理制度,各级党委、纪委通过信访处理,对下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实施监督,及时研究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对重要信访事项的办理,应当督促检查,直至妥善处理;巡视制度,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建立巡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巡视组可以根据巡视工作需要列席所巡视地方的党组织的有关会议,查阅有关文件、资料,召开座谈会,与有关人员谈话,了解和研究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有关领导干部的重要问题。巡视但不处理所巡视地方的具体问题;谈话和诫勉制度,各级党委、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织部门负责人,应当不定期与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到的党组(党委)和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谈话,主要了解该地区、该系统、该单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实施党内监督的情况和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廉政勤政的情况,提出建议的要求;舆论监督制度,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询问和质询制度,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有权对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询问或质询[4]。2)实行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是实行监督的前提,是增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抑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有效措施。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应当依法定程序公开,建立公职人员个人收入及财产申报制度和群众评议制度;完善控诉举报制度,畅通控诉。举报途径,从法律、制度层面保证控诉举报者的合法权益。3)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内也要形成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和规范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的作用。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

3. 反腐倡廉的法律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法律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发展,颁布了许多防范。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遏制腐败。严惩腐败分子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不足,江泽民同志强调:“要抓住最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总结实践经验,严格纪律,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对需要修改的,要抓紧修改、完善。要根据新的情况,尽快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3]可见,反腐倡廉的法律化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反腐倡廉立法。目前中国防治腐败在法律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法律不配套,防治腐败的法律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差,实施效果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法律的实施缺乏相关法律配合。尽快制定《国家公职人员个人财产申报法》,它是监督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收入状况的基本法:进一步完善《公务员法》,规范公务员的选任、考核、权利与义务、晋升与降级;制定《信息公开法》,增强公共权力行使的透明度,使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公众监督,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防止和限制公共权力滥用;制定《新闻法》,规范新闻舆论监督,依法保证新闻监督的真实性、公开性和自由性;制定《举报人保护法》,鼓励举报人举报,保护举报人人身安全,鼓励公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2)依法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法制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于对违法案件是否从严查处,对腐败分子是否严惩不贷。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重要原因之一是执法不严。必须加大严惩权力腐败者的力度,增大权力腐败者的成本。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腐败行为成本=腐败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法律预期处置的结果,腐败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越大,法律预期处置越重,腐败行为成本就越高。如果成本超过了腐败行为预期可得利益,腐败行为就可能自动中止,因此,必须切实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对违法违纪条件,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大案要案,要抓住不放,无论牵涉到谁,都应当一查到底,决不能手软。严格按照《党纪处分条例》对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期限、方式和应当办理的相关手续等事项,以及对不按规定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行为如何追究责任的具体规定进行处理。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等问题发生。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威力,有效地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4. 通过体制。

机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依靠体制改革创新抑制腐败现象,是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来推进体制创新工作,特别要搞好人事、财政、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从揭发出来的一些案件看,很多钱权交易的腐败行为,都发生在领导干部直接插手微观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凡是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经济方法解决的问题,应尽量避免或减少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就是需要采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的问题,也必须有公开公正的程序。要按照民主、公开、竞争的原则,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从制度上杜绝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的发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总的要求是各级各类党政干部都应按中央确定的标准发放工资。事实说明,党政机关自行“创收”,设“小金库”,弊端甚多。总之,要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也要实事求是,有些环节权力过于集中,有些环节权力过于分散,都容易导致腐败现象,要根据从源头上预防治理腐败现象的需要,该分散的要分散,该集中的要集中,一切措施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最终以社会效果来检验。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要动员社会的力量,广泛依靠人民群众,全面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不断加强和完善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坚持从严治标,着力治本。同时,更不能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总结新做法、新经验,我们一定能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一定能跳出“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周期率,我们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5.

篇4：论反腐倡廉的“心力”问题

【关键词】心力具体的人角色体验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呈易发多发之势，一些案件触目惊心，影响极为恶劣；贪污腐化、形式主义、奢侈浪费的问题屡禁不止。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根本在于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已有的制度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和力度不够，导致对权力缺乏有力约束。”(温家宝：2011年3月25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们可由此想到，“力”的问题至关重要。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 “力”的问题，才能承担“十分艰巨”的反腐倡廉任务，改变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以往，人们对反腐倡廉“力”的研究，多见于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虽然必要，但不充分。解决反腐倡廉“力”的问题，还需要心理学的积极参与。这既是重要的也是可能的。其中的“心力”问题，便是与反腐倡廉“力”相关的最重要的心理学问题。它涉及的主要范畴包括“具体的人”、“角色”、“行为”和“体验”等。

一、“心力”与反腐倡廉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三种人，一是承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务的领导者和执行者，二是各级党和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实权人物(尤其是一把手)，三是支持、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群众个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还需要三种力，就是这三种人分别具有反腐倡廉的领导力与执行、自律、支持力与参与力。以往，人们总是习惯于按照这种思维，以组织、制度、机制、监督、约束、支持、参与为主要范畴，来讨论并建构反腐倡廉的“力”。毋庸置疑，这“三种人”和“三种力”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必须坚决地、持续地、不可松懈地加以强调。

但需要注意的是“三种人”和“三种力”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必然的还是或然的？这三种人是怎样的人？是抽象的人，还是具体的人？这三种力是怎样形成并得以强化的？只有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并有效解决反腐倡廉“力”的问题。

“三种人”和“三种力”之间是间接的、或然的关系。就间接性而言，在“三种人”和“三种力”之间存在着“心力”和“行为”两个中介性环节。也就是说，与反腐倡廉密切相关的“三种人”，只有形成了足够的“心力”才能采取一定的行为，并通过行为发挥与彰显“三种力”的作用。如果缺少了这两个中介性环节，“三种人”和“三种力”之间的重要联系就无法建立，反腐倡廉就成为空谈，甚至连空谈也说不上。就或然性而言，在面对反腐倡廉具体情境时，由于“三种人”的“心力”在性质上有正性与负性之分，又有大小强弱之别，这就决定了它所推动的行为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也决定了它所推动的行为在不同的方向上具有强弱不同的作用力。可见，这种或然性或不确定性也包含着“三种人”和“三种力”在关系上的复杂性。“三种人”和“三种力”之间的这些关系，不仅揭示了反腐败斗争之所以长期、复杂而又艰巨的心理学原因，而且告诉人们：正性而强大的“心力”使“三种人”在反腐败斗争中积极、坚定、有力，使“三种力”在反腐败斗争中成为有效矢量。

“三种人”是“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具体的人是作为个体的人，是实实在的人，是人际情境中生动、可感并互动的人。“抽象的人”则是舍弃了人的个别属性，只抽取人的本质属性来定义的人。只有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被作为理论课题的时候，“三种人”才获得了抽象意义，才被看作是抽象的人。但从本质上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种艰巨而复杂的实践过程，是不断变化着的具体情境。在实践过程中，调查预测、计划决策、组织实行、检查总结等管理职能要有“具体的人”去执行；在具体情境中，教育、监督、约束、批评、惩罚等手段要有“具体的人”去实施，也要有“具体的人”作对象。和其它任何领域一样，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绩与不足，清廉与腐败，都必然涉及“具体的人”。因此，“三种人”只能是“具体的人”。我们以往的问题和教训就在于，讨论“抽象的人”有余，重视“具体的人”不足，以至于在武装“三种人”的过程中，把原本属于“具体的人”变成了“抽象的人”。

“三种力”是在“心力”的作用下通过行为形成并得以强化的。在心理学看来，上述三种“具体的人”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会不断形成新的心理结构。这种新的心理结构包含着角色建构和角色扮演的心理动力。正是这种心理动力推动了三种“具体的人”的角色行为。而三种“具体的人”的角色行为过程，便是分别产生并释放领导力与执行力、廉洁自律力、支持力与参与力的过程。“三种力”的大小强弱取决于“具体的人”的心理动力的性质和作用。因此可以说，心理动力缺失是“严峻形势”“原因”的“原因”。如果不正视这个原因，“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已有的制度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和力度不够”等作为原因的现象就必然会继续存在，对权力的约束就必然会继续无力，贪污腐化、形式主义、奢侈浪费的问题也就必然会多发、易发。然而，心理动力的形成与巩固过程，涉及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只有联系“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人”所扮演的“角色”，才能正确认识并有效解决心理动力的问题，才能使上述“三种角色”和“三种力”具有实际意义。

二、“心力”与“具体的人”及其“角色”

从“人”这个角度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离不开三个要素，这就是“具体的人”、“角色”和“心力”。“具体的人”是指处在一定环境或领域中的活生生的、能自主行为并具有责任能力的正常人。如：从事纪检和廉政建设的“领导者与执行者”、各领域及各层级的“实权人物”、支持和参与党风廉政和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群众中的个体”等。“角色”是“具体的人”的最重要的社会属性，包括职责、权利和义务。如：“领导者与执行者”要认真履行教育、批评、警示、建立制度、执行制度、约束、惩罚等职责。再如：“实权人物”要遵从民主制度、用权制度，做事要廉洁、公开、公正、公平；群众个体要积极支持、积极参与。“心力”是“具体的人”扮演或执行一定“角色”所必需的也是最重要的心理动力。如上述三种“具体的人”的行为的积极性、坚定性和持久性。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具体的人”是“角色”和“心力”的唯一载体。任何组织、团队或群体都必然由“具体的人”所构成。任何一种社会角色都只能由“具体的人”去扮演，任何一种角色的“心力”也都只能由“具体的人”去凝聚、去释放。组织、制度、机制、教育、监督、约束、批评、惩罚等手段，也只有通过“具体的人”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任何贪腐行为也必然是通过“具体的人”才得以表现。离开“具体的人”，“角色”和“心力”便如同海市蜃楼，毫无意义。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角色”是“具体的人”得以存在和“心力”得以形成的唯一规定性。一方面，“角色”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决定着“具体的人”的存在价值。如果不严格履行教育、批评、警示、建立制度、执行制度、约束、惩罚等职责，“领导者与执行者”就必然是形同虚设、空耗人力资源，毫无存在之必要。另一方面，“角色”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决定着“心力”的性质和功能。若非扮演“角色”的需要，“心力”将没有方向和灵魂，没有作用和功能，也不可能形成，更谈不上持续的巩固和加强，而只能算作是纸上谈兵。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心力”是“具体的人”和“角色”获得价值最重要的条件或资源。有了这种条件或资源，“领导者和执行者”才能在各种复杂情境中，无私无畏、勇往直前；“实权人物”才能在各种考验面前既保持清廉高洁，又不负人民重托；“支持者与参与者”才能在形势严峻或斗争激烈的时候，象过去战争年代那样众志成城，义无反顾、前赴后继。有了这种条件或资源，才能出现三种角色合作和三种力量相聚的局面，才能取得反腐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与此相反，如果忽视了这种条件或资源，“领导者和执行者”就很有可能玩忽职守，甚至助纣为虐；“实权人物”就很有可能投机取巧，甚至丧心病狂；“支持者与参与者”就很有可能隔岸观火，甚至成为腐败的支持者与参与者。所以，离开了“心力”去讨论“具体的人”和“角色”职责，也同样是“闲言虚语”。

三、“心力”的性质、结构与核心

“心力”有正向与负向之别。心理学家认为，心理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的行为，而行为表现人的心理[1]。可见，人的心理具有“心力”的意义和作用。不同的“心力”具有不同的功能，导致相应的行为表现。就清廉与贪腐而言，正向的“心力”使清者自清、恶者向善；负向的“心力”使浊者自浊、善者向恶。就反腐倡廉工作而言，正向的“心力”使工作者在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执行制度、监督行为、约束权力等各方面、各环节都更理智、更坚定、更有效，成为党和人民的忠勇战士；负向的“心力”使工作者在上述方面丧失立场、糊糊涂涂、麻木不仁，甚至与浊者同流合污，成为党和人民利益的背叛者。

“心力”由认知、体验、意向所构成。认知，这里指“广义的认知，与认识是同一概念，是人脑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性与联系、并揭露事物对人的意义与作用的心理活动” [2]。体验，这里指情绪和情感体验，情绪体验是“人在主观上感受、知觉或意识到的情绪状态” [3]。情感体验是人对社会现实与自己的社会需要之间关系的体验。意向，又叫作意向活动，是指“人对待或处理客观事物的活动……可分为肯定的和否定或正向和负向两种。肯定或正向的意向就是对某种客观事物的接近、取得、保护、接受、拥护、吸收、助长、产生、造成等。否定或负向的意向就是对某种客观事物的避开、丢弃、反对、破坏、抵抗、限制、消灭等” [4]。它包含人的意识指向性和意图、谋虑。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认知使人们在头脑中建立起正确或错误道德价值观，使人们以一定的道德价值观去评价自己、他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体验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欣喜、悲伤、忧虑、惊惧、愤怒等情绪，使人们验证、调整（强化或弱化）、改变自己先前的道德价值观，并影响自己的意向；意向使人们对自己做什么、怎样做、做到何种程度等作出行为选择。就某一行为对象而言，一个人一旦具备了方向一致的认知、体验和意向，就会形成一定的“心力”。这种或正向、或负向的“心力”结构就必然会推动这个人的具体行为。

“心力”的核心是体验。正向或负向的“心力”并非自然天成，而是人在现实的影响下，通过不断地自主建构形成的。这个建构过程始终伴随着清与浊、正与邪两种心力的较量。较量的结果要么是形成或加强正向“心力”结构，要么是形成并加强负向的“心力”结构，要么是已有“心力”结构的反向变化。在“心力”的建构过程中，认知、体验和意向虽然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但影响“心力”结构的核心成分是体验。体验可以是欣喜、悲伤、忧虑、惊惧、愤怒中的任何一种，而任何一种体验都具有动力的性质和作用。回顾以往所有的贪腐案件，有哪一个腐败者不是好话说得别出心裁、无与伦比，坏事做得花样翻新、令人发指？曾有一位落马的交通厅长，就职时慷慨陈词“要让反腐败斗争沿着高速公路延伸！”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意义，反映了腐败者“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共同特征。这说明，具有腐败性质的内心体验在频率上、深度上、强度上以及持续时间上都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改变了他们最初的认知结构，支持了具有腐败性质的意向活动，他们的各种美丽的说词只是他们认知结构的歪曲表达，而实际的道德价值观则是腐朽的、肮脏的。相反，那些反腐斗争中的忠勇战士，那些深受人民爱戴的清廉公仆，他们的“心力”结构的形成、健全和巩固，也必然是在深刻、充分、持续的正性体验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结论：反腐倡廉需要“三种人”在扮演角色过程中释放“三种力”，而“三种力”只有在“三种人”获得“心力”支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现实的作用力。“心力”结构的健全和巩固，重在正性体验；正性体验必须做到深刻、充分和持续。

参考文献

[1]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第四版）[M].郭本禹,蔡飞,姜飞月,高剑婷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2.

[2]朱志贤.心理学大辞典［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536.

[3]朱志贤.心理学大辞典［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506.

篇5：论中国共产党与反腐倡廉

所谓反腐倡廉，腐，为腐朽腐败；而廉，为廉洁廉明。这个词不是建党以后才有的，这件事更是不新鲜。人类的进步发展一直伴随着腐败这一议题，无论哪种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似乎没有政权能躲过它的侵蚀。它的破坏能力无疑是毁灭性的，然而在我们高呼腐败无可避免的同时，是否深思过，它究竟因何而生，又会因何而灭？在无力挽大厦之将倾时是否该洁身自爱出淤泥而不染？中国共产党风雨90年，廉政建设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不可或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首先在21年到49年期间，因为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所以腐败现象不是很严重，简言之就是尚没有形成腐败的条件。不过在战斗的岁月，我党依旧采取了一系列的整风措施，把一切不安分因子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当时的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多么自信的政党才又勇气颁布的政令！

到了建国后，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种种的措施的贯彻执行无一不表露我党对于廉政建设的决定和态度。

56年到66年是注定在我党廉政建设史上华彩浓墨的十年，这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我党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试问如果不是腐败扩大化的结果，这一结论该有多么令人震惊！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敢于不畏扩大，不畏错误，将腐败作为阶级斗争来抓，无论对错，至少这彰显了绝不姑息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很多人都心惊肉跳的十年，也是我党在发展过程中无可回避的十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腐败现象几千年沿袭下来生生不息，说明它的存在不仅仅是某个政党的问题，而是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的糅合，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这是严重错误的。人都是因为没有才想要，如果物质编程了人类生活中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势必不会再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千年慨叹。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仅我国家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我党的反腐倡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我党推出了一系列的反腐败立法，试图从法制上完善廉政建设的根本依据。

我党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从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样的步骤开展进行的。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以前我党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

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如果腐败带来的利益是我们司空见过的，那么谁还会为了习以为常的东西铤而走险呢！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