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达雅特创作主题论

赫达雅特创作主题论（精选5篇）

篇1：赫达雅特创作主题论

赫达雅特创作主题论

内容摘要：伊朗现代作家赫达雅特生存于西方进行世界性扩张，东、西文化剧烈冲突的时代，他的创作渗透着民族危机意识和悲愤的情感体验。《爱国志士》和《哈吉老爷》揭露现实的虚假和丑恶，塑造了一批在爱国面具下隐藏着极端自私自利本性的假“爱国者”;《伊斯法罕半天下》通过古与今、现实与想象、自然与社会的对比，颂扬民族传统，追寻民族文化之根;《盲枭》则表达了对民族文化衰落的无尽悲伤。赫达雅特的创作主题源于伊朗民族传统的浸润和现实社会主流价值与其价值取向的尖锐冲突，但体现了一个民族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良知。

关键词：赫达雅特 创作主题 民族传统 悲情体验 社会良知

现代东方作家，生存在东、西文化剧烈冲撞的夹缝当中。具有社会良心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都满怀忧伤和悲愤。面对西方列强政治上的殖民统治、经济上的残酷掠夺和文化上的渗透扩张，他们感到民族存亡的危机，试图以文学为武器，唤起民众的觉醒和民族感情。然而，他们又往往敏锐地感受到西方大潮的巨大力量，为民族传统的衰落而悲伤。伊朗现代作家萨迪克·赫达雅特(1903—1951)就是一位典型的现代东方作家。他的作品不多，只有几十篇中短篇小说、三个剧本，还有一些游记、杂文之类的文字，但他的作品中却渗透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悲愤的情感体验。本文从他的几篇代表性作品人手，分析赫达雅特创作中的基本主题。

《爱国志士》、《哈吉老爷》：如此爱国

《爱国志士》是赫达雅特的一个著名短篇小说。叙述74岁的学界权威赛伊得·纳斯罗拉奉命出使印度，这是老学者首次远行。他航行在海上，异常恐惧，感到随时都有葬身大海的危险。由于不懂英语，不能按“旅客安全须知”上的说明正确使用救生圈，在恐慌中被救生圈卡住喉咙勒死了。两个月后，国家为他竖起了纪念碑和塑像，教育部长哽咽着报告死者的事迹，称他为“爱国志士”，青少年听众为之异常感动和悲伤。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爱国志士”?教育部在报告中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他在为祖国效劳的途中表现了举世无比的、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并且坚持到最后光荣殉难。……我们应该以我国出了这样一位爱国志士而引以为无上光荣”(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57)。但小说中的赛伊得·纳斯罗拉却恰好相反，他胆小怯懦、贪生怕死、贪婪吝啬、虚伪狭隘。

赛伊得贪图生活的悠闲，认为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个人安逸的生活，迫不得已他才接受了出使印度的使命，但一想到远行印度的情景，他就“立刻恐惧不安，脑袋发晕，连脚底下的土地也旋转起来了”(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36)。只是因为出使期间能拿到双份薪金和其他补助津贴，才使他决定去冒一下险。但他却堂而皇之地说：“为了亲爱的祖国，非去不可!”(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37)离开安乐小窝，奔波劳顿、孤陋寡闻带来的身心疲惫、心理恐惧使他痛苦不堪。轮船行驶在海上，他感受到了大海的威胁。他战战兢兢地从甲板上看海，“碧蓝碧蓝的海水，一刹那成了一片黑水。赛伊得·纳斯罗拉恍惚觉得这些海浪像是一些痛苦万状的爬虫，在颤抖着，在蠕动着;由于剧痛和愤恨，它们恼羞成怒地到处乱叫，打算在一眨眼之间把成百艘大船连同旅客一起埋葬在大海，……他对大自然盲目的威力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怖。特别是他知道，在这片汪洋大海里该有多少渴望着吸引着他鲜血的猛鱼海兽”(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50)。他坐卧不安，各种凶险的幻象纷至沓来，结果慌乱之中被救生圈勒死。在赛伊得·纳斯罗拉接受使命和出使航行的整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只有对个人利益的计算和对个人安危的恐惧。

像赛伊得这样的“爱国志士’’不是个别人，赫达雅特在小说中独具匠心地以赛伊得在途中的怨愤揭露了这一点。赛伊得在一种随时担心会死去的恐惧和怨愤中放弃了平日的虚伪，他真实地揭露了当时的现实。他认为，教育部长哈基木一巴什一普尔口口声声“国家使命”、“民族大业”，实际上却是在以“祖国”的名义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他不学无术，却善于钻营;身为犹太人，却为了美国文凭加入基督教;在国内，伊斯兰有势力，他又拼命讨好之。他派遣赛伊德出使印度，真实目的是为了在海外宣传其功绩。还有部长手下得势的“少年派”，“这些人是部长大臣的台柱，而且他们总是互相吹捧，借着留学深造之名，实际上却利用人民的血汗在欧洲厮混逍遥!”(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44)那些留学欧洲的“进步派”和“保守派”，其实“都是一丘之貉，只是名称不同罢了”(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45)。他们出国留学，就是想弄个博士头衔回来哄骗老百姓，“那些人真正的愿望，只不过是满足肚皮的需要和卑鄙的个人!那些人痴想着的，也只是三层楼住宅、私人小汽车和奉命出国罢了”(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46)。在激愤当中，赛伊德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当朝国王，他本想写篇到达印度后的演说稿，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朕即国家!”我的目的——就是要替我们那位借助于吸血器来吸收人民骨血的伟大的执政者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教人民认字读书，而是只要人们能看懂报纸上对他本人，以及哈基木一巴什一普尔的赞扬，人人像报纸上所教导的那样去说话和思考，人人忘掉了古老的文学语言——最崇高的波斯语言!这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从来没有完成的事业!……一切——都是空想，一切——都是谎言!他把个人利益说成是祖国的神圣利益!(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54)

赫达雅特描绘了从国王、部长到学术权威、政治精英们的“爱国”。“祖国”和“民族”只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招牌”，他们心目中根本就没有祖国、民族的位置。

《哈吉老爷》是赫达雅特194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小说刻画的哈吉老爷是商人兼政客，他常以“民族灵魂”自居，以“爱国”面目出现，凭借手中的金钱实力，与政府上层和外国要人交往密切，竞选议员，挤进政界，妄想有朝一日当上首相。赫达雅特以深刻犀利的讽刺笔调，揭露了哈吉老爷与《爱国志士》中的赛伊德同样的丑恶嘴脸：在“爱国”的面具下隐藏着的是一幅极端自私自利的真实面目。见风使舵以获取个人的最大利益是哈吉老爷的本质特征。他不仅在商场上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有充分表现。二次世界大战前，礼萨·汗出于现代化改革需要，为维护伊朗的主权和独立，结束近代以来俄国和英国在伊朗的殖民统治，实行了引进第三国势力的外交路线，大力发展与德国的合作关系。德国后来发展为法西斯主义。1941年8月，苏、英军队同时开进伊朗，9月，礼萨·汗逊位。原来亲德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迫于国内外压力改变了自己的腔调，转而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哈吉原是一个狂热的亲德分子，这时候他摇身一变，宣称自己本来就是坚定的民主派，自由爱好者，是礼萨·汗专制主义的死敌。他举杯祝贺盟国的胜利，激烈地谴责上届政府，利用假阿訇身份分发枪，制造部族冲突。由此可见，哈吉老爷根本没有自己的民族立场，他的爱国是假，以政治投机捞取资本是真。其实，比起民族、国家来，他珍爱的是钱。钱才是他的心肝宝贝，灵丹妙

篇2：赫达雅特创作主题论

关键词：巴金,《寒夜》,无法逃避,悲剧主题

四十年代以后,巴金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前期小说中描写封建大家族的悲剧命运转向了以描写普通民众、小知识分子等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从而对旧社会、旧制度进行讽刺和批判,如《第四病室》、《憩园》和《寒夜》等作品,这同时体现出了巴金先生在创作上获得的新的进步与成就。在他后期写的这些作品中,《寒夜》是悲剧小说的代表作,而导致小说悲剧性的因素不仅仅在于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自身的性格弱点以及文化落差之间。这里我们试图从“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家庭悲剧”三个方面来阐释《寒夜》的悲剧性主题,从而达到对小说逃避不了的悲剧这个主题思想的认识。小说描写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悲剧 , 主要讲述了抗战时期国统区重庆 , 小职员汪文宣及其家庭的悲剧。

一、社会悲剧

四十年代的中国国统区,由于战争和腐败 , 非常的黑暗。《寒夜》中讲述的抗日战争的动乱、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 , 这些都是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的写照。在抗日战争时期,巴金清楚地看到了普通民众悲惨的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有文化,却没有能力去改变现实,改变社会,为了表示对黑暗社会、黑暗现实的不满,只有通过写作,进而对旧社会、旧制度进行批判,这也是他创作《寒夜》的目的。“寒夜”就是黑暗现实的象征。巴金通过自己在抗战中的生活经历为素材,以重庆这个城市为小说中抗战的地点,描写了一个普通读书人的悲剧,从而来揭露那个时代社会的黑暗。小说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这样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对知识分子,主人公汪文宣和他的妻子曾树生,一个婆婆,即汪文宣的母亲,一个孙子,即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儿子。他们一家避难来到了重庆这座城市,但这里却也成了战区。汪文宣和曾书生曾是上海某一大学教育系的同学,他们两个有着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自由结婚生子。但是战争的到来,使得他们的理想破灭,加上生存问题,使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大,另外婆媳矛盾也不断激化,而汪文宣却无所适从,调节不好,再加上身体疾病,精神极度痛苦。最后,曾树生离开了家,跟着别人远走兰州,汪文宣却在抗战胜利之时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痛苦的死去,婆婆则带着孙子离开了重庆。小说的最后,曾树生回到了家里,却没有一人,儿子的去向、丈夫埋葬在哪里都不知道,孤单一人在冷清的月夜下徘徊。小说中汪文宣一家的悲剧正是国统区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造成的。作者将当时的社会现实写到作品中,就是为了揭露抗战前夕国统区的政治黑暗和知识分子的悲惨处境。总之,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等小人物的悲剧命运都和社会现实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寒夜》是一部社会悲剧小说。

二、性格悲剧

巴金对《寒夜》中人物性格特征的描写成就了作品的悲剧性。小说的主要人物共有三个 :职业为小职员的汪文宣,汪文宣的母亲以及在一家银行上班的汪文宣的妻子曾树生。在这里主要谈一下汪文宣性格悲剧的三个方面 :

(一)精神的过度自省

精神的过度自省导致了汪文宣性格悲剧的最终形成。作品中,有许多关于汪文宣心理描写的句子,即他的内心独白。他把所有问题的症结都揽在自己身上,如处理不好母亲与妻子的冲突问题,处理不好与妻子的关系,处理不好与上级的关系等等,从而陷入一种精神折磨、自责当中,在这种长期的自责当中性格开始变的恭顺怯懦,成了妻子口中的“老好人”。我们认为,适度的自省,可以使人们发现自身的缺点,及时改正。但是,如果过度的自省,那么,就会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越来越多,从而陷入一种理论上的空想,难以面对现实改造现实。汪文宣就是这样一位过度自省的人,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了自己身上,这种过度的自省意识使他变得更加没有主见、懦弱,遇到问题时只会自怨自艾,却没有能力去解决。

(二)情与理的冲突

情与理的不可调和造成了汪文宣的性格悲剧。小说最后,汪文宣家庭破裂,妻子曾树生跟着陈经理远走兰州就是情与理的冲突造成的结果。妻子曾树生和婆婆汪母之间经常发生矛盾,而汪文宣这个既作为丈夫又作为儿子具有双重身份的中间人,他爱妻子,也爱母亲,却处理不好他们之间的矛盾。他在情感上趋向于妻子,理性方面又不想责怪母亲,于是只有委屈自己来换取家庭的和谐。汪文宣有肺结核病,但一直没有接受治疗。其实,他也期望治好自己的病,但在理性方面,他考虑到家境贫寒和作为丈夫的面子,于是带着病体上班挣钱养家糊口。工作中他从没想到过反抗,因为理性上他害怕事业,即使面对同事的嘲笑,上司的压迫。另外,他看到妻子跟着别人去咖啡店、舞厅等地方,却不敢去面对,因为理性上他害怕失去妻子。看着妻子跟别人远走高飞,情感上留恋妻子,想让她留下来,理性上却又认为妻子跟着自己是在受苦,还不如让她远走高飞,但妻子走后第二天他就病倒了。我们可以看出,汪文宣的内心有个不断地自我折磨的过程,即情与理一直在发生着冲突。

(三)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真实而细致地表现了汪文宣的性格悲剧。

1. 希望之我与现实之我的落差

汪文宣十分敏感母亲和妻子称他为“老好人”,“不中用”,“没出息”,一切都能忍受,一切都能忍耐等等关于“老好人”的评价。他早听厌了这一评语,他也常常想着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不做母亲与妻子口中的老好人,但他又不知道怎么才能不做一个老好人,在这个问题上他浪费了好几年的光阴。他的性格悲剧就体现在希望之我不满现实之我,想要改变现实之我,却又屈服于现实之我这三个念头之中。

2. 人生理想与人生现实的落差

“教育救国”曾经是汪文宣与曾树生的共同理想,那时候他们有理想,有热情,有反抗精神。但在抗战时期,妻子曾树生放弃了这一理想。汪文宣虽然不像《家》中的觉慧一样对理想坚持执着,但他一人去面对理想,显得势单力薄,只能抱着自己的理想怯懦地退守,这也正是一个无钱无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选择。他愤怒理想不能实现但又不得不认同,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敷衍行事。理想的失落是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性格悲剧的开始。不仅是汪文宣,作品中的另一个小知识分子唐柏青的人生悲剧亦是如此。

三、家庭悲剧

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曾抱有共同的理想,一起接受现代新思潮的熏陶和启迪,自由恋爱并步入婚姻的殿堂,在一起生活了14年,如此相爱的夫妻两人,最终却走上了末路。他们的婚姻家庭悲剧,除了社会因素外,还有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冲突以及汪曾两人不同的生命状态这两个方面。

(一)新旧文化的冲突

小说中,最重要的冲突就是汪文宣家庭中的婆媳冲突。汪文宣的母亲与妻子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起来是婆媳冲突,其实是一种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婆婆,即汪母,思想守旧落后,是一个从封建礼教浓厚时代走过来的人,而妻子曾树生,接受过现代教育,是一位思想开放的新青年、新女性。汪文宣家庭的破碎,就是新旧文化冲突导致的结果。思想守旧的婆婆总是用一种封建思想来衡量儿媳妇,思想开放的媳妇自然无法接受这种陈旧道德的约束,于是,冲突不断。虽然汪母对于儿子与媳妇的爱,是一种伟大的爱,但在她的传统思想中,始终看不惯媳妇的生活方式。她厌恶媳妇,认为媳妇这样的新派女性就是不守妇道的坏女人,甚至对曾树生和自己儿子的自由恋爱和婚姻进行尖酸的嘲讽,曾树生自然无法忍受婆婆的辱骂。在更多的情况下,婆婆和媳妇之间并不是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汪文宣和曾树生激烈冲突。她甚至挑唆儿子,破坏儿子与媳妇之间的感情,而不是去理解、支持儿子与妻子之间的感情。婆媳之间的这种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直接导致了曾树生最后的离家出走。

(二)不同生命状态的冲突

如果说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家庭悲剧的直接原因的话,那么汪曾之间不同的生命状态的冲突是导致其家庭悲剧的最深层的根源。

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存在于汪文宣和曾树生之间,即枯萎颓败与饱满丰盈。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曾树生总是按时给家里寄钱,也仍然惦记着家里的丈夫和孩子,写信,而且到最后又回到家里,即使在她离家出走的情况下。由此可知,汪曾之间有很深的感情基础,他们并非因为缺乏感情而破裂,而是因为生命状态不同而出现了问题。汪文宣身体有疾病,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之下不断下滑沉沦,逐渐被磨去生命力这种精神状态使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生命力量。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独立意志与力量在他身上都缺乏,他只是一味地软弱无力地随波逐流。

在工作上,同事嘲笑、排挤他,上级不认可他,得了肺结核病连咳嗽都不敢,表现的及其软弱无能。虽然他工作认真,事业却一无所成,甚至失业,靠妻子养活。在家里,他也是同样的软弱,家庭纠纷处理不好。他常常试图用道德来弥补生命力的不足,这完全使他丧失了一个男人的魅力,最终还是无法维持爱情和家庭。而活泼、漂亮,对生活有渴望,有理想的知识女性曾树生,渴望的却是一种世俗化的理想和幸福。由此看来,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汪文宣与妻子曾树生都属于不同的生命状态。汪文宣懦弱胆怯,曾树生却活泼开朗,他们有着不同的精神状态。所以汪文宣的家庭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

篇3：赫达雅特创作主题论

“愤时事之不可为, 感身世之不遇”, 因此, “国殇”体验作为一种危机意识和救亡思想, 既饱含着感时伤世的家国忧患, 又抒发着顽强抗争的战斗情怀。纵观闻一多诗作, 尤其是《红烛》与《死水》两部代表作, 他诗歌中那浓郁深厚的家园意识、孤独落寞的现代心绪和浴火重生的涅槃情结都是“国殇”体验的心理折射与真情流露。

家园意识是闻一多“国殇”体验的基本出发点。在闻一多的象征诗国里, 神明是隐退的, 他不似屈原建立起神灵谱系, 如“东皇”“湘君”或“山鬼”来营造历史悠久的神圣美, 也不似郭沫若竖立起现代图腾, 如“女神”“凤凰”与“天狗”, 来表现西方文明的动态美。闻一多的诗作中充盈着“红豆”“红烛”“菊花”“月亮”等传统物象与田园风光, 他只是精心编织平凡而美丽的家园小景, 她不像仙界般遥不可及, 也不似彼岸般远若幻梦, “家园”永远是我们习以为常又触手可及的, 质朴而不神秘、美丽却不张扬, 但却传达出难以言喻的温馨静美——这就是“家”的感觉。

《红烛》中, 闻一多以倾慕和崇拜的姿态去表现家园这个“生命摇篮”——尧、舜、禹、神农的传说是她的家族谱系, 屈原、荆轲、聂政的故事张扬着民族血性, 戈壁、黄河、泰山、剑阁点缀着自然风光, 而红荷、菊花、红豆、香篆则寄寓着家乡情思……在《故乡》《大暑》《回来了》《忆菊》《太阳吟》《我是中国人》《南海之神》等诗作中, 闻一多将“中华家园”装点的雍容华贵又慈宁祥和。

然而, 正是无与伦比的美, 却衬托出“失乐园”般撕心裂肺的痛:国土沦丧, 便犹如亲子失养, “母亲!我要回来, 母亲” (《七子之歌》) 的哀号令人痛彻心扉;强国蹂躏, 便犹如亲人受难, “伸起了巨手千只, 向天求救” (《长城下之哀歌》) 的惨状令人潸然泪下——“国”的热情颂扬同“殇”的痛心疾首让诗文出现巨大的情感反差与“互斥”效果, 呈现出“美丽”与“横蛮”形象的强烈对比, 让诗人对现代中国命运的哀恸之情和热切关怀溢于言表。“家园”作为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的绝佳符码, 通过唤醒民众对“家”的依恋与归属感, 从而“激发近乎神圣的集体认同”, 自古以来便是民族文化与文学表现的重心。闻一多正是从“家园”原型去延伸“人与家”的血脉联系, 表现“家破人亡”“亡国灭种”的现代危机情境, 唤起国人“保家卫国”的神圣意志和“为国捐躯”的价值追求。

孤独心绪是闻一多“国殇”体验的另一种表达。研读闻一多的诗作会发现:抒情主人公常常身处幽闭的环境, 如月夜下形单影只的“李白”、午夜辗转反侧的“睡者”“烂果”中幽闭的灵魂或者失群落单的“孤雁”等等;而他的抒情时段, 往往偏爱寂静神秘的“黄昏”、狂风暴雨的“雨夜”以及风雪肆虐的季节, 即使是生机盎然的春天也充满末日的忧伤……“黑色”无疑是诗人描述寂寞的主色调, 如“黑黯还比无声的雨丝, 慢慢往世界上飘洒” (《黄昏》) “屋里朦胧的黑暗凄酸的寂静” (《幻中之邂逅》) 。其实, 诗人并非故意渲染暗夜似的恐怖, 而是借孤独的心绪来传达国家地位的沦落与国人心态的悲凉, 借用鲁迅的话来说, 就是被开除“球籍” (地球籍) 的中国人所面临的巨大恐惧。因而, 这里的孤独并非闺怨或隐士的孤独, 而是被现代世界所“放逐”的游子弃儿的孤独——“我是个年轻力强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黄昏时候, 他们把我推出门外了, 幸福底朱扉已向我关上了。” (《我是一个流囚》) “流落的失群者啊!到底要往那里去?” (《孤雁》) , 闻一多诗作中充满了这种飘零天涯和彷徨无路的忧伤。有时候, 国内“黑暗”和“专制”的政治空气也形成了孤独压抑的氛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死水》) 甚至孤寂得阴森恐怖, “癞蛤蟆抽了一个寒噤, 黄土堆里攒出个妇人, 妇人身旁找不到阴影, 月色却是如此的分明。” (《夜歌》) 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肮脏污秽、鬼魅横行, 一切都陷入“死水”世界令人窒息的“死寂”之中, 没有生命的循环、停滞又绝望, 闻一多早已没有“如花的祖国”的浪漫诗情, 也突破了郭沫若“动”的现代精神和传统文化“静”的优雅情调, 营造出一片“无声的世界”。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面对这样的死寂世界和孤独悲凉的国人心绪, 诗人愤怒地呼喊:“熟睡的神狮啊, 你还不醒来?醒啊, 我们都等候得心焦了!” (《醒呀!》然而, 过于深重的灾难和麻木不仁的民众, 若没有开天辟地的伟力和抛弃旧我的无畏, 是无法改变这一切的, 因而, 寻求生命的涅槃重生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国殇”体验的普遍情结, 如鲁迅“绝望的反抗”, 如郭沫若“涅槃的凤凰”。而“红烛”则是闻一多涅槃死亡观的典型意象——“红烛啊!不误, 不误!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束——这正是自然底方法。”只有“燃烧” (涅槃) 才是打破禁锢、升华自我的唯一方式, “烧罢!烧罢!……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

“殇”是同死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无论是闻一多的诗文创作还是人生追求, 都彰显出“国殇”人格中轻生赴义、解国危悬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 同屈原的“国殇”吟唱一样, 闻一多并不把自我牺牲的死看作简单的死, 而是看成转生, 看成另一种价值的实现。因而, 闻一多笔下的死亡便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 成为一种精神的涅槃与升华——人只有牺牲自我、浴火重生才能获得最为纯美的理想, 只有从里到外的全新改变才能升华自我超越自我, 获得实现生命的最大自由和独立于黑暗现实的高洁人格。

“死水”意象具有同样的涅槃情结, 诗歌直接以厌恶的情绪开篇“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死水》) 闻一多在近乎悲愤绝望的情绪里, 干脆用“绝望”来开垦“希望”, 用“死亡”来撞醒沉睡的民众, 用“涅槃”来洗刷黑暗的世界, 在这里, 闻一多赋予了涅槃情结一股凌厉的现代反抗精神。因而, 闻一多的“国殇”体验并非“哀而不伤”, 而是蓄势待发的“火山”——“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 (如梦家) 才知道我有火, 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而这“火”正以大无畏的勇气冲决污秽黑暗的世界。

从“中央之国”到“东亚病夫”, 中国在现代的国家地位一落千丈, 国人也从原初的自信、自负走到了自卑甚至自贱的心理世界, 而改变这一切的只能是“从内至外”的彻底改造或重生, 因而, 家园 (身份层面) 、孤独 (心理层面) 和涅槃 (改造层面) 便构成了闻一多诗歌表达的“三原色”, 这也是其现代“国殇”体验的形象诠释。

摘要：《红烛》与《死水》是闻一多20世纪二十年代的代表作, 除了语言和形式上的革新之外, 其诗歌中的“国殇”体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近现代史上的生存境遇。这种“国殇”体验一方面源自传统文化, 另一方又源自近现代民族危机意识的燃点。他诗歌中那浓郁深厚的家园意识、孤独落寞的现代心绪和浴火重生的涅槃情结都是这种“国殇”现代体验的心理折射与真情流露。

篇4：赫达雅特创作主题论

关键词：王海鸰,婚姻文化,自我意识

从《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到《大校的女儿》, 素有“中国婚姻第一写手”之称的作家王海鸰女士, 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将普通人的婚姻生活及其社会撞击下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小说世界表现出的对时下中国婚姻问题的穿透力, 使得她有别于同一类主题的其他作家, 而将庸常的婚姻生活、功利的男女关系上升到对人性深刻体悟的高度。

一、创作主题的变化

纵观王海鸰近年来的小说创作, 家庭生活和婚姻感情是她创作的母题, 看似相同的题材, 却以女性独特的视角, 反映出爱情, 婚姻中存在的不同问题。

(一) 《牵手》——婚外恋是婚姻的第一杀手?

《牵手》曾引起极大争议, 有人称之为当代中国文坛一部难得的情感力作;有人说其不过是将爱情变异成了第三者的隐情;还有人说王海鸰成功地策划了一次“第三者文学”的高潮……但在开创同类家庭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牵手》是成功的, 它温情而不滥情, 深刻而不故弄玄虚, 真诚地探索了当代中国婚恋的“雷区”——婚外恋。

在《牵手》中, 王纯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坏女人, 甚至可以说是作家心中理想的女性:能爱敢爱并敢于舍弃, 她以其独立的人格和蓬勃的朝气吸引了钟锐。她渴望爱情有婚姻的保障, 但是当她见到了晓雪, 感受到钟锐与晓雪、儿子那种割舍不断的情感时, 她忍痛主动放弃了这份爱情。王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第三者, 她自立自强, 能够对自己的命运做出理智的选择。在她的身上, 作者写出了第三者面临的困境和真实的内心世界, 从而唤起人们对第三者的重新思考。

“受害”的当事人——夏晓雪是作者为我们塑造的一个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传统女性形象。她恪守着“男人得有事业, 女人得有个有事业的男人”。为了爱情, 她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放弃了自己的专业, 放弃舒适的生活环境……这种爱情以失去自我为代价。因此, 当王纯出现, 丈夫提出分手时, 她整个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生活的意义也开始瓦解:“我不同意你就别想!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牺牲了全部。结婚六七年了, 我的时间我的青春我的专业不能白白牺牲, 我是为了你, 你就是我的生活的希望和寄托!”[1]在此, 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女性究竟怎样才能摆正自己在事业、家庭中的位置?婚姻不能以消解自我意义为代价, 独立的人格是爱的永恒魅力。

(二) 《中国式离婚》——谁是婚姻中真正的敌人?

《中国式离婚》从外部转向了婚姻本身, 对婚姻状态作了较深度的探讨。故事以林小枫和宋建平这对普通中年夫妇的爱情和婚姻为主线, 通过他们最终走向离婚的发展轨迹, 并提出了每一个现代人所应深入思考的问题:在传统文化背景下, 造成离婚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在现代社会背景下, 如何经营婚姻?

林小枫同样是一个为爱情放弃自我、恪守传统价值观念的女性形象:她把婚姻、丈夫视为自己生活的全部, 甚至不惜辞职当纯粹的“家庭”妇女。辞职的结果使得她得社会交往、视野愈来愈狭窄单一。她在自我的恐慌中, 可怜又可悲的寻找虚构的敌人, 她把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 精神因为缺乏一个外在的出口, 已经进入一种非正常的状态, 除了宋建平, 她什么都没有。但宋建平却被林小枫设置的怪圈搅得身心疲惫,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却都无能为力。

在《牵手》中, 婚姻的失败与男人和第三者有很大关系, 但《中国式离婚》却归咎于女人。它告诉我们婚姻怎样从一点一滴的生活小事, 演绎到千山万水的情感距离, 又怎样一步步的走向了无能为力, 最后只有解体。第三者是婚姻的杀手之一, 是一个清晰可见的人, 但是婚姻破裂的根本有时并不是那些能够一眼看透的外因造成的, 更多时候是一个“无物之阵”, 是男女的性别和社会角色的差异。当双方距离彼此的要求越来越远时, 婚姻双方的平衡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打破。“我为什么不让第三者进入这个故事, 就是想打破一些人的侥幸心理:没有第三者的婚姻一样会很脆弱。”[2]

(三) 《新结婚时代》——婚姻中也有城乡差别吗?

在被称为“婚姻三部曲”之一的《新结婚时代》中, 王海鸰再度探访个性婚姻的情感历程, 从一个新的角度——城乡差异切入。在这部作品中, 王海鸰首次触及两个条件迥异的个体在婚姻中面对的重重矛盾和困扰。只不过这次, 对于谁是婚姻的“杀手”, 她提出了新的质疑。

来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顾小西, 嫁给了从农村考进北京的大学生何建国。自从他们结婚后, 何家不断地有人来找他们办事, 还要不断地麻烦小西的家人, 把他们那九十多平米的家当成了“何家村驻北京办事处”。原本相亲相爱的小两口, 却常常为了各自家庭所不同的生活、价值、处事等观念发生争执。婚姻表面上看是个人的事情, 但在切实的生活中, 无法沟通的城乡间的鸿沟和由此引发的一次次争吵令双方疲惫不堪, 最后导致离婚。作家从这个普通家庭中透视出当代婚姻家庭中存在的较普遍的问题:婚姻中也有城乡差别吗?相比《牵手》和《中国式离婚》, 《新结婚时代》告诉我们, 无法沟通的城乡之间的鸿沟, 同样会为婚姻带来毁灭。因为是外部原因引发的冲突, 相形之下更为沉重。

(四) 《大校的女儿》——解读婚姻之外的第四类情感

在《大校的女儿》里, 一向在婚姻爱情面前冷静犀利的王海鸰出人意料地讲述了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 青梅竹马、纯净无暇。韩琳和姜士安, 两个相爱的人却因一些责任及外在的原因, 只能理性地克制自己情感, 终不能结合抑或是厮守一起。《大校的女儿》着重描写的依然是女性的情感状态, 但我们看到了她的可贵突破。王海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女性角色, 女主人公不再是被动茫然的怨妇, 不再是自怨自艾的小女人, 韩琳的活动空间和心理空间远远大于从属于家庭从属于婚姻的夏晓雪、林小枫、顾小西, 作为单身母亲的她坚韧倔强, 风雨一肩挑, 而事业有成——从一个普通女兵成长为军内知名作家;而历经坎坷, 摒弃浮华, 一个女人用了几乎半生的时间才终于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王海鸰表示, 《大校的女儿》描述的是一个女人的成长史, 她不仅写出了一个女人成长的疼痛, 更写出了一个女人成长必须具备的尊严和力量。王海鸰让她的女主人公, 一方面经历婚姻磨难, 一方面依然能够收拾好婚姻的一地碎片, 抬起头来仰望爱情, 让生命的河流继续向前。韩琳与以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不同处就在于, 她的精神世界更丰富, 而且无论如何永不言败。她的爱情受到种种制约, 最终必须放弃美好, 选择转身离开, 正是这种反差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王海鸰则说这部《大校的女儿》将她心底里对爱情、婚姻理解一览无遗地展示给读者, “《大校的女儿》就算以我的价值观为《牵手》、《中国式离婚》所审视的婚姻问题做个解答吧。一个女人在面对情感时, 永远不要迷失自我。对于女人, 生活中不只有爱情一种选择, 当爱情与婚姻有矛盾的时候, 爱情表面上是让步了, 其实它是升华了。”[3]

二、对当代婚姻文化的反思

当下的文艺界越来越关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婚姻危机问题, 婚姻作为一个社会问题,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观念的进步显示出新的特质和内容, 作家王海鸰的“婚姻三部曲”和《大校的女儿》, 以无数生动的细节显现了理想婚姻的不复存在以及现实婚姻的内外交困的重重危机, 反映出当前社会的婚姻危机问题, 揭示了现代婚姻如何在他者的颠覆和自我坍塌中快速走向解体的社会现实。

(一) 自我地位的缺失与“夫贵妻荣”观念的幻求

当女权主义者对男性话语进行鞭挞, 指责男性的唯我独尊造成了女性完全成为男人的附庸的不平等时, 却没有建构起女性自我主体的精神大厦, 王海鸰的小说正是反应了这种现实。

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婚配标准是男才女貌, 才华必须转换成地位和财富, 才能被社会所认可, 才能给妻子带来荣耀和富贵。因此, 中国女人往往为自己男人的才华、地位, 甘愿做出巨大的牺牲。《中国式离婚》中林小枫希望夫贵妻荣, 并为此殚精竭虑地推动丈夫宋建华的升迁、发展, 可是一旦夫贵之后, 她却开始惶恐不安, 为保住这份“富贵与荣耀”她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当她发现丈夫不愿带她到公众场合, 她由失望变为愤怒。她说:“如果没有宋建平作参照物, 别人都不知道我林小枫是谁”, 感觉“自己像一快旧抹布一样被扔到了一边”[4]。自信的丧失与自省的薄弱, 使这个本来相对平静和谐的家庭进入了冷战状态。面对自己“年华渐老”的无奈, 林小枫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她者”身上。在她的“情人”思维判断中, 夫妻情感出现摩擦定是“她者”入侵的结果。这样的一个知识女性失去自我、失去最起码的尊重时, 就会失去理智地去“闹”, 林小枫婚姻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她在生活中丧失了自我。

夏晓雪和林小枫像大多数中国中年女性一样, 结婚后“家”就意味着她们的全部, 为此她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却没有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强自我修养, 保持双方的共同进步。在离婚进行曲中, 她们的一系列行为暴露出女性面对婚姻时自我主体意识的薄弱和在爱情中的自我精神围困, 也揭示出了当下构建女性自强意识的必要。

(二) 婚姻承载的不仅仅是爱情

《新结婚时代》以婚姻为叙事切入点探讨城乡差别背景下的家庭伦理纠葛和情感冲突, 以家庭婚姻作为平台再现城乡融合中的家庭裂变与婚姻危机, 以此探讨婚姻失衡的社会性因素, 是作者完成了对婚姻本体的内省后, 对婚姻外在因素的理性审度与省思。

这部小说一改作者以往的几乎仅仅局限于夫妻双方感情纠葛的模式和流行的“青春偶像剧”思路, 让婚姻穿越爱情, 矛盾的产生由两个人之间上升到了两个家庭之间, 将“门当户对”这一社会争论的话题进行了新角度的演绎。

1.“你娶了她, 咱家和她家咋就不是一个家呢”与“你嫁他也就算了, 难道爸妈也要嫁给他?”

《新结婚时代》探讨的依然是导致婚姻破裂与危机的因素, 主人公顾小西和何建国来自不同的地区, 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 殊异的成长环境, 这导致了他们对家庭, 婚姻理解上的偏差。顾何二人的婚姻屡屡出现危机就是与对家庭功能和模式的体认偏差有关。小西生长于城市, 她对家庭的体认是以独立、自由、重视精神生活为参照的;何建国生长于沂蒙山区, 虽接受的是现代教育, 但对家庭的理解依然是传统的家族本位, 家族利益至上的家族观念。在何父看来, 既然结了亲家两家理应礼尚往来, 相互照顾, 而顾小西妈妈告诉女儿说:“在他们看来, 你嫁给了他, 就等于嫁给了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 你们俩的结合就是两个家族的结合, 他娶了你, 就等于娶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社会关系你的父母。”[5]在顾小西的心里, 她的家就是他和她;在何建国的概念里, “家”不只是他和她, 还有他爹妈、他哥嫂, 他哥嫂的孩子以及无数祖祖辈辈生活在沂蒙山区的叔叔大爷三姑六婆。正因为两人对“家”的概念和外延认识不同, 由此开始了两人之间、两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他们不但在相互亲戚关系的认同上有不一样的看法, 而且在对“家”的态度和付出上也有很大区别。何建国家就这么个大学生, 当年全家勒紧裤带供他念完了书, 今天他工作了, 他要回报家里的养育之恩, 这都是应该的, 但这种为了家族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 又是顾小西所不能接受的, 她认为在责任和义务的背后, 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生活和生存的权利, 每个人也还有自己做事的原则和为人的尊严。

2.“善事父母, 敬老如子”的传统观念与“父母子女相互独立”的现代家庭观念

在小西的家里, 父母将他们养大成人, 让他们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这被认为是父母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来应尽的责任。但是在建国爹那里, 儿子是整个家族的, 儿子的成就是整个家族的成就。在小说中, 这种传统观念就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击, 这体现在火车站送行时小西与何父的话语交锋中。小西夫妇手头紧, 实在拿不出几万元给何父回老家盖房, 何父蛮横地坚持一定要, 此时小西义正辞严的反驳说:“合着您养他就是为了吃他啊, 他是猪啊还是鸡啊?爸, 别动不动就说你们如何生了他养了他, 如何供他上大学, 这些都是做父母的起码责任……”[6], 这一段是传统与现代家庭观念的精彩博弈, 传统的孝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孝不是单向的索取, 而是双向度的理解和爱。何父时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彰显自己的招牌, 最后甚至荒谬到要小西为建国嫂子的爷爷哭丧, “长一下她嫂子的脸”, 到这时, 两种婚姻观念的矛盾激化到无可弥补的地步, 小西和建国的婚姻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结束。

从《牵手》中的夏晓雪到《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 再到《新结婚时代》中的顾小西以及《大校的女儿》中的韩琳, 王海鸰通过对当代女性婚姻生活由外部到内部、由他人到自身、由小家到大家、由个人到社会的回环往复的探寻, 多层面、多角度地对当代婚姻进行了反思, 以期对当代婚姻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塑造不同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形象, 反映激烈变革的当代社会给人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带来的冲击, 反映女性在当今婚姻生活中的痛苦、困惑, 反映在诸多社会因素影响下, 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不容乐观的生存状况, 警醒女性特别在精神和人格上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主, 以免被男权意识所淹没, 而这也是守望自己幸福的必要前提。

参考文献

[1]王海鸰.牵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2]郑媛.“中国婚姻第一写手”再度挑起婚姻话题.http://book.sina.com.cn, 2006-09-28

[3]王海鸰新浪聊天记录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4-09-16/3107074.shtml

[4]王海鸰.中国式离婚[M].北京出版社, 2004

篇5：赫达雅特创作主题论

老舍在《避暑录话》上所发表的唯一的一篇短篇小说《丁》[1], 鲜明地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大都市生活。1935年的青岛, 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都市之一, 为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艰难处境, 他们一步步将青岛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洋场”味儿十足的青岛海面停泊着洋人的军舰, 海滨嬉戏着搂着妓女的外国水兵。表面上经济文化的繁荣, 掩饰不住实质上社会的更加堕落与危机四伏。这种繁荣, “以言文化, 乃在寇丹指甲与新奇浴衣之间, 所谓浪漫, 亦不过是买票跳舞、喝冷咖啡而已。”[2]也许面对国难, 像老舍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更加关注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所以此时生活在青岛的老舍更加担心的是中华民族的信仰危机。从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体会出作家的深深忧患, 以及那隐藏在表面繁华背后的寂寞与忧虑。

所以说这篇小说是山东大学时期老舍对青岛社会生活观察的真实写照, 虽然小说用了现代的意识流手法, 但依然无法掩饰作家对国家、对社会、对青岛这个都市命运的深沉担忧。说的主人公丁是公务员, 他认为青岛的美, “是一片空虚”, 这里充斥的是一幅糜烂的社会景象。小说借用主人公“丁”的所见、所闻、所感、一方面表现了他畸形、颓废、矛盾的精神状态,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 以及造成这些现象的罪魁祸首是洋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老舍的笔下, 海滨城市已不再是美丽的碧海蓝天, 中国社会并不是在一天一天的“进步”, 而是在一步一步的“洋化”。作品反复交叉着出现两组镜头:一组是富人的乐园, 这里有“洋式的饭店”, 耸立的“炮台”、游弋的“救生船”、“接连不断”的“汽车”, “搂着妓女”的“美国水兵”, “腿有大殿的柱子那样粗”的贵妇人……;另一组是穷人的地狱, 这里有结不起婚的独身主义者“丁”, 到处投机钻营的“揩油”者“孙”, 只知道生儿育女的庸人, “营养不足”的学生……同时, 通过这两组镜头的反复对比, 表明了作者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憎恨和对贫穷者的同情, 但最终老舍还是在证明, 只有自力更生, 自己掌握本领, 才能换来民族和文化健康发展的文学理想。在他眼里看不到青岛美丽的蓝天碧海, 而是令人厌恶的敌人的炮台与战船;看不到游人的欢乐, 只看到现代人的荒淫与放荡;看不到世人奋进的精神面貌, 只看到人情淡泊与道德沦丧。他从海滨的炮台, 想到侵略, 想到祖国的被凌辱, 想到人们的贫困, 再与富人的奢华相比较, 更加感到悲愤、失望、渺茫、寂寞与空虚, 并进一步感到批判殖民地的虚伪文明, 重建国民性格的必要。主人公的这种情绪, 其实正是老舍心绪的体现。从作品中, 我们还可以读出忧国忧民的老舍对祖国和国民并没有绝望, 而是充满着希望。因为在小说中他把“丁”称为“中国的阿波罗”, 即给人类带来光明, 消除灾难的太阳之神。所以说, 老舍希望像“丁”这样的国民能够去抑制崇洋媚外的奴化思想、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以养成健全的人格, 并能够最终引领中国走向光明与希望的未来。

此外, 老舍本时期还发表了一些休闲性的散文表达了他对青岛殖民地化的拒斥, 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维护。《西红柿》[3]和《谈西红柿》[4]就是相关联的两篇散文, 以谈西红柿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变迁为名, 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现实, 讽刺了青岛日益殖民地化的现象。文中说:“想当年我还梳小辫、扎红头绳的时候, 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它的价值, 在那不文明的时候, 不过与‘赤包儿’相等, 给小孩子们拿着玩玩而已。”“西红柿转运是在近些年, ‘番茄’居然上了菜单由英法大菜馆而渐渐侵入中国饭铺, 连山东馆子也要报一报‘番茄虾银 (仁) 儿’!文化的侵略哟, 门牙也挡不住呀!”“假如国医再给证明一下:番茄加鹿茸可以壮阳种子, 我想它的前途正自未可限量咧。”“青岛是富有洋味的地方, 洋人、洋房、洋服、洋药、洋葱、洋蒜, 一应俱全。……这说应当来到西红柿身上, 此洋菜也。”“青岛的洋人既不少, 而且洋派的中国人也甚多, 这就难怪到处看见西红柿。设若以这种‘菜’的量数测定欧化的程度深浅, 青岛远胜于北平。……吃洋臭豆腐而鄙视‘山东瓜子’与大蒜的人, 大概也不会在少数。”

在讽刺忧患之余, 老舍还不忘对保持着朴素传统的国立山东大学来一番赞扬, 以安慰自己内心的忧患。他发表在《二五年刊》[5]上的散文《青岛与“山大”》就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文中对“山大精神”予以高度赞扬, 说:“‘山大’虽在青岛, 而很少洋味儿, 制服以外, 蓝布大衫是第二制服, 就是在六七月最热闹的时候, 我们还是如此, 因为朴素成了风气, 蓝布大衫一穿大有‘众人摩登我独古’的气概。”“至于沿海上停着的各国军舰, 我们看见的最多, 此地的经济权在谁何之手, 我们知道的最清楚;这些———还有许多别的呢———时时刻刻刺激着我们, 警告我们, 我们的外表朴素, 我们的生活单纯, 我们却有颗红热的心。我们眼前的青山碧海时时对我们说:国破山河在!于此, 青岛与‘山大’就有了很大的意义。”[6]对“山大”的朴素单纯生活的赞赏, 进一步表明了老舍的文学理想。即通过抑制外来侵略, 加强中国的教育改革, 学到真知识, 发展实业, 最终使中国国民性能够向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

老舍一辈子都在“五四”之外, 他也不关心五四的那些核心话题。他不入帮, 不结党, 除非形势所迫, 不参与别人发起的什么运动, 而且一贯以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创作, 很少随波逐流。也正因为此, 他无所依傍, 自成一家。30年代的老舍, 会写《骆驼祥子》却不会写“无产阶级文学”, 会写《月牙儿》却不会写“时代女性”, 会写《断魂枪》却不会写“现代武侠”, 他还糊里糊涂写过《猫城记》这样的所谓“反革命”小说。因此从立场和趣味上判断, 老舍是代表平民思想与情感的平民作家。就因为此, 老舍为新文学赢得了大量的平民读者, 或者应该说, 新文学接纳了老舍, 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大量的读者, 老舍的成就也便成了新文学的成就。新文学的伟大, 在于它是不断扩展的, 是不断自我批判的。新文学的自我更新, 包括容纳了老舍这样的作家。这本身就是一件双赢的事情。而且老舍能够使自己的这种平民化的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等主题进行了巧妙的链接, 既为新文学的小说灌注了强大而新鲜的生命力, 也切实提高了其文学创作的境界和层次。从而最终造就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可动摇的地位。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 像鲁迅这样的大思想家, 少之又少, 可望而不可即, 而像老舍这样关心“骆驼祥子”和“月牙儿”, 关注国民性并试图进行精英化救赎的小思想家才似乎更现实一些, 更能够引起普通人的共鸣。在那个群体意识占领、统治个体意识的时代, 老舍表面的平民化行为背后赫然屹立的精英意识与精神, 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令人扼腕感叹!

不过, 走出青岛的老舍, 却没能抵挡住革命洪流的冲击。在抗战开始后, 积极参与了“文协”的工作, 创作题材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老舍本来就是一个关注国计民生, 关注下层的民主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不像“新月派”那样对抗左翼文学、追求自由、理性、民主的伟大目标, 而是一开始就对革命持观望态度, 后来又对革命队伍里的非正常现象持嘲讽的态度 (革命者一般不是主人公, 仅是时代的一种陪衬, 而且他们大多投机革命, 并没有真正理解革命的含义, 革命仅仅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或者借口等) , 期望革命像他想象的那样理想完美, 没有任何瑕疵。但是当老舍真正接触并投入革命洪流中的时候, 他的体验和话语几乎完全变了, 好似成为一个真正投身革命, 为人民、为国家不惜一切的革命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他在新的历史形势下, 认识到:“把自己放在大时代的炉火中, 把自己放在地狱里, 才能体验出大时代的真滋味, 才能写出是血是泪的文字。”“救国是我们的天职, 文艺是我们的本领, 这二者必须并在一处, 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7]

当国难当头, 救亡压倒一切的时候, 老舍作为对国家和民族灾难有着深刻体会的知识分子, 往往容易成为左翼文艺界最容易争取的对象。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往往难以放下他们的架子, 决然地守在自由的思想领域里追求着与现实不符的东西, 然而老舍却不一样, 他关怀国家民众的情怀, 同自由知识分子们与生俱来的高贵情怀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老舍在抗战后的文学立场是有准备的。总之, 老舍的国立山东大学时期的创作收获, 不论是对其本人, 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因为在他看来, 只有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 才有可能谈论所谓的民族性问题。他认为, 中国国民性的弱点, 主要是因为温饱问题导致的, 没有了基本的生存权利, 何谈民族尊严和文化精神的健康。而且他还认为, 拯救国民性, 也不应该依靠革命, 革命最有可能让投机分子取巧, 而最终受害的是无辜的贫苦人们。因此老舍在作品中仅仅表现出了对革命的思考, 但其思想深处并没有认同革命思潮, 他关怀的重心是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与命运。再者, 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时期的作品, 对于形成学校的自由文学状态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的关注重心虽然在下层人民, 而不是像“新月派”那样, 探求的是自由理性这样形而上的精英意识和概念。但是, 蕴含在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 使老舍改造国民性、救国救民的精英意识却丝毫不逊于“新月派”等自由知识分子。所以他那种改造国民性的精英意识与学校一直以来形成的自由理性的高贵气质是不矛盾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老舍文学创作与理想, 与校园文学精神一贯坚持的较为浓重的学术研究和自由化精神是一致的, 老舍的创作使国立山东大学文学的内在精神更加精英化、自由化。

参考文献

[1]《避暑录话》第8期, 1935年9月1日

[2]《立秋后》, 《避暑录话》, 1935年8月18日

[3]《避暑录话》第1期, 1935年7月14日

[4]《避暑录话》第2期, 1935年7月21日

[5]学生自行出版印刷的毕业纪念特刊, 受到老舍的热情支持与帮助, 并担任该刊顾问, 见《年刊编委会举行第三次会议》, 载1936年4月6日《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47期

[6]老舍:《青岛与山大》, 载《二五年刊》山东大学1936年出版, 现存青岛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