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精选5篇）

篇1：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浅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杨兵

摘要：作为唐代诗坛巨擘，白居易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身处由盛而衰的中唐时期，白居易的经历颇具典型性。江州之贬后，他由慷慨兼济之士一变为自足闲适的独善隐者，以一种闲适的心态过着他的“中隐”独善生活。这种“中隐”生活保障着他的物质需求，也保持了他精神人格的独立，但“甘露之变”又使得他心生波澜，创作心态也随之变得复杂：既有对朋友的担忧，为自己及早脱身的暗自庆幸，也有对政治倾轧的心有余悸。这种心态的变化，导致他后期的创作思想中交织着积极与消极的因素，且消极因素愈来愈占据上风。但在消极的背后却又时时流露出他愧疚不安的心态和对国运黎民的担忧，以及对人生意义何在的迷惘。

关键词：白居易、后期、中隐、创作心态

Abstract：

Key words：

自居易退居洛阳后，共创作诗歌1010首[1]382，数量可谓庞大。关于他后期的作品，白居易在他大和八年所作的《序洛诗》中，就有这样的论述：“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其它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清代评论家赵翼，评说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2]36。

一直以来，学界就不乏对白居易的研究和探讨，特别就其晚年的生活以及作品，很多专家学者都作了相关的论著，如王拾遗《白居易》、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万曼《白居易传》、陈友琴《白居易》等，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论述了白居易的晚年生活，但这些作品大多只是简略地介绍了白氏晚年的生活概况，而对其晚年的生存、创作心态很少作具体的研究，即使有涉猎，也多是截取片段的某一方面的论述，缺乏系统的分析探讨。

八十年代后的一些论文专著中，也对白居易归洛后的创作心态有所提及，如：蹇长春《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白居易的“中隐”观念及其影响》以及吴在庆著作《唐代文士的生活态度与文学》都认为白氏晚年持亦官亦隐、放旷安逸而又隐逸自足的“中隐”态度；张安祖《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析白居易晚年心态》认为白居易晚年洛阳生活中的“乐”和“知足”实际上是“用以自欺的姿态，在其表象下则隐藏着深深的痛苦”；池万兴《乐天的痛苦与逍遥—白居易心态特征论》则认为白氏中年以后，“从积极有为的激进心态逐渐退缩为‘远祸全身’的苟安心态，采取了所谓‘中隐’的人生态度。”；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认为白氏晚年安于追求享乐、适意的生活态度。

总之，这些研究资料从各个方面对白居易进行不同程度的论述和阐释，承前启后地把自居易研究推向了更加精深详尽的地步。但白居易研究在成果丰富的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论题比较集中，且多有重复，研究角度单一，不够新颖等等。当然，我所选的这个论题也不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我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白氏归洛后的晚年创作心态作一个整体的调研和论述，希望该课题能对当前白居易研究有所裨益。

一

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划分

关于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界定，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体来说，无外乎三种：

1.以江州之贬为界。以往的文学史教科书和一些研究专著都以元和十年(815)自居易遭江州之贬为界，将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期，认为他前期积极进取，“兼济”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而退隐、“独善”之类思想的萌生、发展是在遭受这次贬谪的打击以后的事[3]。权威的文学史教材及专著都持这一观点。2.以卸任左拾遗为界（元和五年）[4]。3.以自请外任为界（长庆二年）[5]。

应当说，以上三说都有其合理性，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三说都将白居易前后期思想作品的转折归结为一个时间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引起争论的原因，因为无论哪一个时间点都无法将所谓的前后两期截然分开。实际上，这一转折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流程，是一个时期。

其实，几家之所以各执一词的原因是各家在其坚持的时期内，对白居易的政治态度和心态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虽然都有其合理方面，但都不能全面地概括白居易思想的变化。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忽略了白居易思想的复杂和统一。兼济和独善的思想其实是兼于其一身的，只是由于时势不同，而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并没有出现过完全分开的情况。所以，试图将白氏思想截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便会遇到尴尬。这种情况下，另一部分学者主张把白氏思想看成一个过程的观点更值得我们关注。如张再林《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6]、尹富《白居易思想转变之再探讨》[7]、杜学霞《在三种言说立场之间—白居易思想转变的心理和文化阐释》[8]等都不主张将白氏思想做截然分期。鉴于此，综合上述三种观点的合理因素，将白氏的思想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即将他思想的转变看成一个过程，似乎更有说服力。

早期思想可截止到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在此之前，白居易思想主要以积极的“兼济”思想为主。关于这一点已成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此处就不再着过多的论述。

中期思想以元和十年至大和三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为宜，这个时期，白氏思想经过了复杂的变化，开始在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当街被杀，白居易上书言事，却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入世激情无疑受到了极大地冷落。赴任江州司马后，消极思想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就放浪山水，寻僧访道”[9]，“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10]但此时期仍不宜看做是他“独善”思想的成熟时期，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一旦有重新出世的机会，他便又重新振作了起来。需要指出的是，这段时期是白居易人生中最不平静的岁月，几经易代，仕途起伏，兼济和独善思想进行着激烈地斗争。

从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白居易曾为这个机会感到欣喜，但忠州的险山恶水又令他非常失望。他对仕途、功名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报国为君的热忱己然平静，建功立业的愿望也逐渐冷却，而随遇而安、明哲保身、优游诗酒逐渐成了其生活中的主要方面。“独善”思想一度占据上峰。元和十五年，唐穆宗爱其才，招之回京，历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浩、中书舍人，白居易的政治热情重新高涨，为了报答穆宗的知遇之恩，甚至“唯求杀身地，誓答恩光”，但此时白居易的棱角已多被消磨，“从此期的行事看来，白居易已完全没有了早年面折庭径的作风，对穆宗虽有所谏助，但言辞、语意却比以往平和得多。”[11]可见，经过仕途坎坷，白居易已经心力交瘁，消极退让的思想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虽然没有取代积极有为的思想，但兼济和独善已经达到了矛盾的平衡，此时，任何一个砝码便能使这种平衡打破。长庆二年，“时唐军十余万围王廷凑，久无功，居易上书论河北用兵事，皆不听。复以朋党倾轧，两河再乱，国是日荒，民生益困，乃求外任。” [12]129白居易的出世余烬再次被浇灭，不同以往由统治者摆布他的官职，此次他自请外放，主动离开政治中心，也说明了他对政治再也提不起兴趣。兼济的思想强势逐渐让位于独善。

大和三年以后可以作为他思想和创作的晚期，独善的思想占据了思想的绝对强势。此时政治环境迫使他的从政热情进一步低落，“太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阂，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13]又兼他年事已高，亦无公务缠身，傣禄优厚，自此便优游诗酒，《病中诗十五首序》中“栖心释梵，浪迹老庄”。“醉吟先生”、“香山居士”等都得名于此时期。根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寓居洛阳时期他基本上结束了讽喻诗的创作，正如他的《序洛诗》中所说：“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个别作品虽触及民生疾苦，但已不象早期作品意在揭露这些现象，引起当局的重视加以解决，而仅限于表达个人的同情以及无可奈何的愧疚之情。”[14]至于他晚年开龙门河滩，以利舟行，基本上也属于佛教徒修桥补路的行善积德行为，与他早年的兼济天下不能等同，因为“白居易晚年崇信净土，唯作来生之计，实际已放弃了他一度用以自勉的现世精神”[15]338。此时期，在兼济和独善矛盾的两个方面的较量中，他的独善思想彻底占据了上峰，白居易的主要精力转向了个体生命的关注。

故若要研究白氏的后期创作情况，在时间的截取上，以大和三年以后为宜。故而本文将大和三年作为白居易后期人生的开始，对其创作心态进行研究探讨。

二 白居易后期总体思想特征——中隐

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写过一首题为《中隐》的诗：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当时正值朝政紊乱，仕途险恶，迫使官员不得不考虑归隐以明哲保身。归隐也有不同的选择。有道是“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白居易选择的是“中隐”，既不在朝廷做官，也不退隐于偏远的山林，而是去东都洛阳任一个虚设的官职。这样，依旧可以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保障，又避开了政治的倾轧。中唐时期宦官弄权，朝中波涛汹涌。白居易屡经宦海**，加之进入了暮年，意志走向消沉，做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他似乎有先见之明：他离开长安六年之后的太和九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遇害的宰相中有两个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贯反对宦官专权，此时如在长安，很有可能被卷进去，遭遇不测之祸。

相比之下，小隐倒可以既享受闲情逸致，又能洁身自好。但白居易对彻底与世隔绝、宁可饿死也要守节的真隐士并不赞成。他对生活中的物质方面一直都保持着务实的态度，儒家“君子固穷”的主张在白居易看来值得表扬却不值得提倡，那些真正的隐士虽然可以保持精神的自由，但物质生活却得不到保证，难免陷入寂寥和困顿。白居易理想的生活是既要保持个体心性的逍遥自适，又要得到丰厚的奉禄。即“终岁无公事，随月有奉钱”的中隐生活。他分司东都只是把自己的形迹留在了官场，利用官职取得生活的物质保障，目的却是在追求个体生活的适意。这样便把仕与隐统一了起来，使他既不离开政治，从而可以得到优厚的奉禄，又无需为公务烦恼，可以享受隐士般的悠闲生活。

表面上看，白居易的“中隐”处世态度是将古代的大隐和小隐的长短处做了一个聪明的折中，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当时历史环境下，士人在“卫道”与“忠君”的矛盾中对自我与朝政关系的调节。白居易的“中隐”观折中了大隐与小隐的长处和短处，调控了从君与从道的对立冲突，将政治上的进退、物质上的盈亏融通其中，这其实是代表了当时士人的一种集体的心态。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士人要出处进退都裕然自如，不仅要学会儒家老祖先们教会的那一套存身活命、待时而起的方法，更得学会新形势下的生存之道，即在翻覆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处之泰然。”[16]121

白居易“中隐”心态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出身，思想传承，生活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白氏这种“执两用中”的中隐观念的形成，就其思想基础来看，可能与其“出身寒微，故易于知足，⋯ ⋯ 迄可小康，即处之泰然，不复多求”[17]189的庶族地主意识有关。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则是他“上遵孔周训，旁鉴老庄言”，融合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知止”，并借助于“执两用中”的思维模式而形成的。至于促使这一观念形成的现实契机，则是在他经历了江州之贬，深谙宦途风险之后，而且经历了一个由“吏隐”到“中隐”的犹豫思索的过程。《中隐》诗写于太和三年(829)，白氏五十八岁，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时。而“吏隐”的提法，则始见于元和十三年(818)，白氏四十七岁时所作《江州司马厅记》。两者相距达十一年之久。这期间，白氏或求外任，或侧身于闲散官职，可视为从“吏隐”到“中隐”的过渡阶段。《寄微之及崔湖州》诗云：“不知湖与越，吏隐兴何如?”可见，白氏视外任地方官为“吏隐”。而被贬之后的白居易看到现实中矛盾百出，危机四伏，想到兼善天下的抱负无法施展，其人生观、创作心态遂发生了巨大转变，由原先的志在兼济、行在兼济一改为志在独善、行在独善的“中隐”态度。

三 白居易晚年的“自足”“闲”“适”心态

白居易早年积极入世，但在经历了宦海沉浮和人世的艰辛后，他的处世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以饮酒赋诗作为人生之乐，诗、酒、游、宴是其洛阳生活的主要内容，并且逐渐遁入佛门。白氏对自己晚年的这种生活感到知足，并且将这种生活放大到放纵的程度，却又时时流露出愧疚不安的心态。

中隐，是白氏生活的主导思想。然而，与“中隐”思想密切相联的，是其自足、闲适心态，因为自足、闲适，白居易晚年才能做到不为外物所役的真正意义上的身心合一。

自足是晚年白居易内心获得平衡的有效杠杆，面对人生中的许多缺憾，诗人借自足使心灵得到平静和安宁。如对于自家履道池台的窄小，白居易想到的是宅园虽小，自己却能真正成为其主人，而有多少人却因羁身富贵，无法抽身，建于洛阳的园林、豪宅只能虚置空锁。开成三年(838)，诗人有《自题小园》诗：

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素垣夹朱门，蔼蔼遥相对。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

这便充分表现出了他自足的心态。

对于年龄的增长、衰老的降临，白居易亦能坦然的面对。“亲属惜我老，而我独微笑”，64岁的白居易在《览镜喜老》诗中陈述了自己之所以能微笑面对衰老的原因：“生若不足恋，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恋，老即生多时。不老即须天，不天即须衰。晚衰胜早天，此理绝不疑”。会昌二年，白居易71岁，对于逾越古稀的年龄，诗人在《喜人新年自咏》中说：“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对于年岁的增加，白居易抱着“喜”的态度，有“喜老”的说法。能够终老天年，是他理想的人生。可以说，自足是白居易晚年思维的一大特点，他以洛阳为人间仙境，以洛下生活为地上神仙，也可以说是一种极度自足的表现。

自足是诗人之所以能做到身心闲适的心理基础，正如其《风雪中作》诗中所云：“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役。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

“闲”是白居易洛阳生活的最大特点。身居散地，位在闲职，《登天宫阁》中自称“洛下多闲客，其中我最闲”。仅在其晚年诗题中，出现“闲”字已很多，有语词闲吟、闲居、闲坐、闲游、闲卧、闲眠、闲咏、闲忙、闲望、闲问、闲谍、闲饮、闲放、闲题、闲泛、闲乐、闲行、闲夕、闲事、闲园等。白居易有三首专门咏闲的诗作：

大和三年(829)的《咏闲》：

但有闲销日，都无事系怀。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树合阴交户，池分水夹阶。就中今夜好，风月似江淮。

大和八年(834)，有《喜闲》：

萧洒伊嵩下，优游黄绮间。未曾一日闷，已得六年闲。鱼鸟为徒侣，烟霞是往还。伴僧禅闭目，迎客笑开颜。兴发宵游寺，慵时昼掩关。夜来风月好，悔不宿香山。

会昌二年(842)，有《闲乐》：

坐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更无忙苦吟闲乐，恐是人间自在天。

闲，是一种无公务羁绊，一切随意、随性而行，充分感受自然、身心之自在与乐趣的生命状态。其诗中所写既有静态时的闲卧，又有动态的闲游。闲是其享受生活情趣的前提条件。在白居易看来，身闲是人心性安乐的基础，身闲心乐是晚年白居易所追求的生命体验。白居易又认为，“闲”是诗歌创作的心理基础。其开成四年(839)所作《白颇洲五亭记》中写到：“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境心相遇，故有时焉?”认为境心相遇是心物交融、创造诗境的前提。

白居易认为，诗人只有心闲，才能体会物情，感受和体悟自然幽深之境，进而在诗歌中创造这种意境。闲，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摆脱世俗羁绊后身心的自由。身闲、心闲有助于诗人心灵对世间物色的感悟及诗境创造，这种心境也是作者获得创作契机的前提。

在白居易的晚年思想中，“适”不仅包括人的个体生命的自适，还以万物遂性为基础，也就是说万物都应按其本性、顺乎自然规律地存在。其《春池闲泛》诗描写自然界动、植物皆自得适时地存在着，引出“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的点睛之笔。

《春日闲居三首》诗中有：

“广池春水平，群鱼恣游泳。新林绿阴成，众鸟欣相鸣。时我亦萧洒，适无累与病。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

《自咏》诗中：

“老遣宽裁袜，寒教厚絮衣。马从衔草展，鸡任啄笼飞。只要天和在，无令物性违”，表达的是同样的万物遂性的思想。其《新乐府·昆明春》诗亦有“动植飞沉皆适性”之句，并言“愿推此惠及天下，无远无近皆欣欣”，表达的是人性平等，应当实行人道政治的思想。可以说，在白居易早期诗中，适性之思想，是用来作为为民请命的理论依据的，而在其晚年诗中，则是用来作为个人自由之理论根据。

总之，像白居易这样性格复杂的诗人，其心态更是无法用一种单一的模式去概括，其心态在不同的时间，由于不同的事件都会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局面。但总的来说，“中隐”是白氏后期的总体心态特征，在这个总特征笼罩下，他由之前慷慨悲歌、为民请命的兼善之士一变为知足保和、心空虚静 的独善隐者，冷漠淹没了热情，逃避取代了责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造就了这样一个白居易。

后人对他的晚年生活褒贬不一。有人指责他拿着国家俸禄却只管自己享乐，失去了应有的良知；有人说他看透了世情，真正懂得知足保和；有人说他清高旷达；有人说他贪恋富贵；有人羡慕他晚年生活的闲适安逸；还有人认为他蓄妓饮酒的颓放生活是一种风流„„

不管怎样评价，自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在新形势下发展出的一种人生哲学，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仕与隐的矛盾。这种思想反映了在封建社会转变时文人士大夫对自我定位的调试和他们对进退出处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一思想的出现也是文人士大夫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发生变化的产物，它对后世文人的心态和生活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陈才智.元白诗派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 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3]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 褚斌杰．白居易评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顾学颉、周汝昌．白居易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等等都持此观点.[4] 王谦泰．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拾遗任之际[J]．北京：文学遗产出版社.1994.(6)． [5] 张安祖．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J]．求是学刊，1996(1)． [7] 张再林.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J].唐都学刊，2004.[8] 尹富.白居易思想转变之再探讨[J].求索，2004(3).[9] 杜学霞.在三种言说立场之间一白居易思想转变的心理和文化阐释[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10] 刘煦.旧唐书·卷一六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 尹富.白居易思想转变之再探讨[J].求索，2004(9).[12] 朱金城.白居易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 张安祖.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J].求是学刊，1996(9).[15] 谢思纬.白居易集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7] 赵翼.瓯北诗话·卷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篇2：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李杨

［内容摘要］ 白居易的讽喻诗促进了中唐诗歌的繁荣，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究其创作的深层原因，既是受到儒家传统诗教观的影响，又与时代因素有关；早期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为其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朝野思治、渴求中兴的时代要求为其创作提供了机会；士大夫文人的历史使命感和拾遗一职所赋予的高度责任感也成为其创作的内在动力；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白居易创作讽喻诗也是遵循诗歌自身规律的结果。

［关键词］ 白居易；讽喻诗；创作成因

白居易是中唐社会写实讽喻派的领袖人物，其诗歌创作遗存两千八百余首，多于其他任何一位唐代诗人，其中价值最高、成就最大的就是他本人最重视的讽喻诗一百七十余首。这之中，又当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为代表。关于讽喻诗，白氏曾云：“自拾遗以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谓之讽喻诗。”[1](P649)可以说，白居易的讽喻诗促进了中唐诗歌的繁荣，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那么白居易创作讽喻诗的原因有哪些呢?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2](P270)遵循鲁迅先生的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对白氏创作讽喻诗的因由做一番深入探讨。

一、儒家诗教观的主导作用

白居易的家庭世敦儒业，其祖父、父亲和外祖父都是明经出身，能诗能文，谙熟儒家典籍。不言而喻，白居易在经学和文学方面自幼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我时常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在了解一个人所生长的环境后，才能对一个人做出判断。”[3](111)因此，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白居易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学教育，儒家思想从其出生起就成了他立身行事的准则。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注重现实、鄙弃幻想的倾向，规约了传统儒家诗学的基本走向，使它一开始就走上了注重反映现实的道路。《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起点，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如实反映社会本来面目的作品, 孔子认为“可以观”即能够从中了解风俗之盛衰、考见为政之得失，文学的功利性被高度重视。这一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白居易继承了这一传统，把诗歌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强调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就明确提出创作讽喻诗的目的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1](P649)在《新乐府序》中又认为：“为君、为臣、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1](P35)也就是说，写讽喻诗是供朝廷施政参考的，他把自己看到的民生疾苦和种种外界事物感发成诗，供皇帝和当权者取为鉴戒。

关于讽喻诗的思想内容，白居易提出以“六义”作为标准。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他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1](P2)未尝著空文。”风雅比兴之论正是源于汉儒的言论，如《毛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论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远于事变怀其旧俗者也。”[4](P568)在风、雅、颂三者中，白居易更强调风、雅。这同他提倡采诗和写作讽喻诗来规劝当权者，“裨补时阙”的创作目的是一致的。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对于美、刺二者更强调刺。他所写的讽喻诗中讽刺的内容占了大多数。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刺”的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的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可以认为正是在继承儒家诗论传统的基础上，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

二、社会生活和坎坷经历奠定了创作基础

白居易生活的时代适逢唐朝的中后期。安史之乱以来，各种社会矛盾已日趋尖锐：唐王室内部成员间尔虞我诈，相互倾压，争权夺利日甚一日；宦官掌握禁军（神策军）大权，把持朝政，扰乱朝纲，专横贪暴，无恶不作；牛李朋党派系争斗愈演愈烈；各分封藩镇公然蔑视唐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控制，割据称雄，独霸一方，并且为了争夺地盘，不惜穷兵黩武、频举战事。与此同时，异族吐蕃亦趁火打劫，不断骚扰入侵。如此严重的形势下，统治阶级日趋腐败，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处在如此动荡多变的特殊历史时期，白居易青年时代就饱尝了家贫多故、衣食欠足、生活颠沛流离的苦楚。唐德宗时，关中地区连续发生了朱泚、李怀光等大规模叛乱。德宗出奔奉天，南逃山南，狼狈不堪。《资治通鉴》对这次叛乱有描述：“贼已斩关而入，上乃与王贵妃„„自苑北门出”，“自咸阳幸奉天”，“初至奉天，诏征近道兵入援”，“朱泚自将逼奉天，军势甚盛。”[5](P6058)这时，白居易一家因乱到徐州一带避难，后又迁到越中。年纪稍长，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光阴坐迟暮，乡国行阻修。身病向鄱阳，家贫寄徐州。”[1](P116)这些诗句，正是他早年为谋衣食，四处奔波的困顿经历的真实写照。

先后迁居徐州、越中等地的生活经历使白居易有较多机会接触最下层的劳苦大众，并亲眼目睹他们的悲惨遭遇。《朱陈村》诗云：“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1](P121)此诗即是这一时期白居易耳闻目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真实记录。所有这些经历为他以后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喻诗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三、朝野思治、渴求中兴的时代要求

白居易解褐入仕的贞元、元和之际是一个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封建官吏之 间的派系斗争日趋激烈。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但赋税征纳中流弊滋生，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受到的盘剥反而比以前更甚。劳苦大众处于“冻馁并至”的悲惨境地。白居易诗中有句云：“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1](P10)这正是对当时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现状而言。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主要是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所谓新兴进士集团，基于对“中兴”的渴望，掀起了从“永贞革新”到元和初期的社会政治改革。特别是有“中兴英主”之称的唐宪宗“自初即位，慨然愤发，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6](P139)，从而出现了广开言路、容纳直言、人心思治的政治局面。

广开言路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诗人有了写作讽喻诗的政治氛围。唐太宗贞观时期曾形成了较好的讽谏制度，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此后时续时废。中唐时期，讽谏风气再一次盛行。唐宪宗明确表示要效法太宗“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7](P423)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说：“是时皇帝初继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1](P649)《资治通鉴》卷二三七云：“夏四月，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儒、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5](P6298)广开言路、积极推行讽谏制度必定有利于人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采取写诗的方式较为委婉，君主易于接受。白居易在《与杨虞卿书》中说：“启奏之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1](P639)在《与元九书》中又说：“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1](P649)正是在陈诗进谏的背景下，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

此外，白居易大量创作讽喻诗还与唐代文禁松弛、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有关。因为只有这样，文人才有机会开口说话，才敢于针砭时弊，讽喻时事。洪迈在《容斋续笔》卷二中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官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8](P236)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而且，作为新兴进士集团领袖的裴济又正在相位，而他是以元、白为代表的锐意革除弊政的青年文士的政治后台。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机遇和前提，才使得白居易焕发出高涨的政治热情，将讽喻诗作为补察时政的有力手段。

四、历史使命感及政治责任感是创作的内在动力

白居易于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月考中进士，贞元十八年（802）冬又应吏部试，第二年春天与元稹以书判拔翠一同登科，同授秘书省校书郎。之后，二人又于元和元年（806）一同应制举。登第后，白居易由校书郎被任命为今陕西省同至县县尉，不久，又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除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学士中提拔。而左拾遗是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接近皇帝。大致说来，拾遗的基本职守是匡谏，唐代政治给这类低品级官员以特殊的待遇：“拾遗天子前，密奏升平议”。[9](P4497)任职左拾遗这一时期，是白居易关心社会生活，在创作上最富于进取精神的时期。诗人目睹黑暗的 社会现实，立志“为民请命”、“兼济天下”，并以“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1](P15)自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10](P52)位的思想。”李唐王朝，儒家思想始终处于“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白居易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他寄希望于明君贤相。他着眼于“君”与“民”这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鲜明地提出了“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的命题，并尖锐地指出“君之躁静为人之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之贫富之源”[1](P864)、“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1](P854)的观点。他劝谕君王：“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切不可“抑天下心以奉一人之心，咈百姓以从一人之欲。”[1](P849)在政令的施行方面，他主张抑兼并，薄赋敛，节用爱民，以安百姓。由此可见，惟歌生民病的讽喻诗创作正是白居易以儒家“仁政”理想为核心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他作为士大夫文人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拾遗一职所赋予的高度责任感的体现。

白居易作为一个有现实责任感的诗人，谏职正好给他关心人民疾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政治平台，文人的良知与官员的职责相结合加强了他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在其讽喻诗中，白居易不但带有感同身受的深切同情来描写下层人民（尤其是农民）饥寒交迫的悲惨处境，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权豪贵近们的残暴与贪婪。如《采地黄着》写农民因春旱年荒衣食无着，只得到田野里采集地黄卖给“朱门”家喂马：“与君啖马肥，光可使照地，愿以马残粟，救此苦饥肠。”这是一幅惨绝人寰的人瘦马肥图。又如《观刈麦》描写的是一个拾麦穗的贫妇形象：“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蔽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卖炭瓮》又描写了一个“两鬓苍苍十指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老人被“黄衣使者”掠夺的故事。《红线毯》描写了宣州太守为了取得皇帝的宠信，每年都逼迫宣州人民向朝廷进贡红线毯的弊政：“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绫，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透过这些诗，白居易写出了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深刻揭露了社会矛盾。

五、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是承继传统、推陈出新的结果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奠定了我国诗歌写实的道路。《毛诗序》论《诗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谲谏。”强调诗歌的“美刺”、“讽谏”作用，说明了诗歌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诗经》可谓是讽喻诗的源头。

汉代继承了上古采风的传统，从而兴起了文学史上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与《诗经》中的民歌一脉相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多以叙事诗广泛而真切地展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悲欢离合。汉乐府是对《诗经》民歌创作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相比较而言，汉乐府民歌在诉说生活的艰难、披露战争的残酷方面显得更加悲凉厚重。

建安时代，曹操“借古题写时事”，反映汉末社会**，抒发个人怀抱，显示了刚劲的风骨。这一时期的建安文人们广泛学习和运用这一写法，但因沿用旧题，仍存在着题目与内容不相协调的局限。这 一创作风习很快就被后来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唱和重复”所取代。初唐诗人长孙无忌、刘希夷等开始另创新题，但这时题虽新创，内容却往往不关时事。到了唐玄宗天宝前后，乐府诗表现出反映现实、“刺美见事”的倾向。但借旧题乐府诗来反映现实，往往会过于隐晦，很容易产生歧义，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如李白的诸多旧题乐府诗：“运用比兴手法，意旨微茫，令人难以指实。”[11] 因此以新题乐府诗写讽喻内容将成为必然趋势。

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始于杜甫，他所作的诗如“三吏、“三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等乐府体诗歌咏时事，具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特点，也就是因事立题，根据所写的时事确立新题目，不依附原有的旧题乐府。

进入中唐，一般人的太平迷梦早已打破，诗人们饱经离乱之苦，对时代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文学的态度也自然发生了变化，变为严肃、认真、深沉，写实尚俗的文字便于这时勃然兴起，诗歌创作由天上回到人间，由华丽归于平实。受儒学复古的刺激，白居易、元稹等一批诗人总结诗歌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形成了新的乐府观念。他们将乐府歌辞和《诗经》的美刺理论结合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白居易把诗歌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认识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P649)不是将诗歌创作当作是玩味和倾吐苦闷的途径，而是当作揭露和拯救时弊的工具。当白居易怀抱兼济之志而步入仕途，锐意于政治革新的时候，便努力进行诗歌的革新，面向生活，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讽喻诗与新乐府之间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因此一般称其倡导讽喻诗为新乐府运动。从《诗经》到新乐府，白居易等人正是遵循着乐府诗自身发展的规律，倡导新乐府运动，负起了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责任，促进了中唐诗歌的繁荣，使一度冷落的唐代诗坛又出现中兴局面。

综上所论，白居易创作讽喻诗既是受到儒家传统诗教观的影响，将诗歌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诗论主张，又与其自身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早年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为他接触下层劳动人民提供了机会，为其创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同时，在中唐时期朝野思治、渴求中兴的时代要求下出现了广开言路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其创作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另外，创作讽喻诗也是诗人作为士大夫文人的历史使命感以及谏官一职所赋予的高度责任感的体现。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白居易创作讽喻诗也是遵循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结果。

［参考文献］

篇3：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中晚唐时期是词这种新文体刚刚发倪之时,它不像宋初的小词那样受到晚唐五代花间词的强烈影响,而更多的是在使用一种写诗的手法,个人诗风对词体有着极大的影响,不论是刘禹锡、张志和还是白居易,白居易的诗歌以平易自然为主要特色。宋初,白体是被称为破除晚唐旧体的三大诗体之一,宋代诗人认为平淡的诗风追求是区别唐诗的最好选择。这其中,欧阳修是代表之一,他用平易自然的语言叙事、抒怀,在看似散漫不经的行文中让读者体悟难以言传的高远境界。或者可以说平易自然是白居易和欧阳修在艺术风格上一致的追求。试看两首作品 :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忆江南》其一)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欧阳修《采桑子》其一)

在《忆江南》(其一)开头,作者以一句类似口语的“江南好”起始 , 总写江南给予作者的整体感受。次一句“风景旧曾谙”, 又是如白话一般,引导读者走到江南的世界中。三、四两句作者用两个简单比喻句对江南之“好”进行形象化的描写 :太阳出来,江畔的花如火。春天到来,江中的水绿如蓝草。末一句,又以一句口语“能不忆江南”作结。没有生僻字,没有难解的典故,没有拗口的音律束缚,全词看上去似乎是一位游者在回忆游览地时脱口而出之词,简练自然。而《采桑子》也同样如此,作者在第一句中用“好”总括自己的感受,接下来是对绿水、芳草、笙歌、船与沙禽等一系列白描,自然而具体展示作者所处的环境和感触。

诚然,用语简约自然并不是词作成功的唯一条件。重点是抓住最触动人心的一刹那感受。在《忆江南》(其一)中作者舍弃江南的不可胜数的美景、古迹、名人、旧事,而是突出渲染江花、江水红绿相映的明艳色彩,两样平凡的景物在作者笔下呈现出非凡的美丽,虽是写的静物,但静中有动,“江花”、“江水”似静非静,静开的花儿在风中摇曳,似火焰跳动,娇艳而又充满活力。绿如蓝草的江水泛着涟漪,平静的水面上跳跃着日光,似眼中的波光流转,明澈而又清纯。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层次丰富,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再看《采桑子》(其一),这又是一片怎样的天地 :轻舟短棹,给人以悠然自在的愉快感觉。绿水轻绕,芳草掩映下的西湖美景。水自流,船自动,禽自飞鸣,人自悠乐。作者带读者直接进入到了一个悠然自在的天地之中。所谓 :“皆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大概如此。

二

寄情山水是中国文人在文学作品中最常用的一种抒发自我情感的方式,白、欧也不例外。从《忆江南》和《采桑子》中我们不难看出,两组词所要描述的主要对象都是美轮美奂的山水,特别是《采桑子》,以十三首词的庞大规模,或写轻舟短棹 , 惊起沙禽掠岸翩飞 ;或写残霞夕照,野岸无人孤舟自横 ;或写绿荷深处,画船载酒烟雨霏霏……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颖州城郊西湖的秀美风光,一处山水在他们眼中似乎拥有着无尽的美和乐趣。

只有拥有善于发现美的眼光才能在最细微之处发现别样的美,只有拥有享受美的心境,也才能拥有发现美的眼光。这种心境既是“中隐”之道。“中隐”由白居易提倡并躬行,主张主动脱离险恶的政治环境,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中隐》)。他的这种思想特质及实践却启示了后来的士人尤其是宋朝的士大夫们[1]。使得他们从以往文人士子中那种非进即退的无奈和进退维谷的两难中开拓出一条新的生活体式。“最高境界,不再于仕还是隐,山林还是庙堂,而在于一颗心,有了一颗最高的彻悟的心,仕就是隐,没有这种彻悟,隐犹如仕”。[2]在朝政即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在政事之外享受自然,让自我的人生境界的完善与人生的抱负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进退自如心理态度。他们用对山水景物的迷恋来消解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政治抱负不能施展的苦闷,以求精神上的解脱,从而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便于更加积极实践抱负 ;也可以用吟唱山水景物来表现热爱祖国 , 热爱生活的高尚情怀于是在闲暇之余,他们相比前人用更闲适洒脱的心态去寄情山水,宴请游乐。

《忆江南》和《采桑子》正是这样的作品。《忆江南》是白居易晚期在洛阳时的回忆之作,《采桑子》也是欧阳修晚年归隐颍州时的作品。他们有着大量的时间和从容的心境去体味自己所处或曾经所处的那一片风景。白居易的那一条江,欧阳修的那一片湖,无不表达着作者流连山水自然的恬淡闲适的心境和意趣。

结语

美丽的江南风景给了二人一片闲适欢乐的世界,在这片世界中白居易在月上当头时寻觅山寺里的桂子,在郡亭中自得的看着钱塘潮起潮落。欧阳修也是在片片笙歌中,载酒而来,纵乐言欢。他们的一切都好像融入的自然的柔情和欢宴之中,但渗透在骨子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及二人与民同乐的精神却依然可见。

摘要：白居易和欧阳修二人生活后期在文学思想、风格以及处世方式上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本文以白居易《忆江南》和欧阳修《采桑子》为例,浅析二者后期词作的艺术和思想特质。

篇4：白居易《琵琶行》的创作心态

(一)从永贞(公元805年)革新的历史影响看白居易贬官江州时的“无情”。《琵琶行》提到“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有迁谪意”，看似“无情”。从表面上看，白居易贬官江州，是因为大唐宰相武元衡被刺(笔者按：淮西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与河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沆瀣一气，他们又勾结朝中宰臣，派刺客行刺主战派领导人物，以减轻宪宗皇帝专心剿杀的淮西节度藩镇的危难，宰相武元衡被刺死，御史中丞裴度受伤。主战的宰相杜黄裳、李吉甫先后辞世，副宰相欲捕刺客，但刺客很嚣张，副宰相见一句“勿急我，急则杀汝”则作罢。温和派和反战派说武元衡任职宰相两年间，使中原及两河连续突发叛乱，责任在武元衡，武元衡咎由自取。甚至有人上疏“请罢(裴)度官，以安二镇(淄青、成德)之心”。但宪宗中兴，时装度眷顾信任之心甚隆，升其为宰相，把求和的宰相李逢吉及其亲信调离朝廷，裴度得以数年专征淮西，最终削掉盘踞多年的淮西重镇)，白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却被指责乃至贬官。朝臣认为，即使是宰相被刺杀，“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白居易)何反忧国之甚也”。作为太子属官，白居易也明白不应该越俎代庖，但朝廷大小官员对此“大唐国耻”都保持缄默，于是白居易挺身而出，言辞恳切。岂料居心险恶者竟然捕风捉影地说白居易浮华无行(疑指白居易父母“舅甥联婚”，白居易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执着于男女自由恋爱)，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白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裴度后来查验此诗是白居易在熬压尉任上所作，方信无看花坠井之事，裴度奏任白居易为河南尹刑部侍郎事。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令一出，中书舍人王涯(永贞革新时的中间派，元和三年即公元808年制科案中为翰林学士，审核卷宗时没有回避外甥皇甫浞受宰相李吉甫打击，后死于“甘露之变”)上疏论之，说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理州郡，宪宗追诏授江州司马(由五品赞善大夫降为从九品将佐郎)。

白居易贬官江州的真正原因是他的直谏，无异于揭穿了上文所提到的藩镇与某些守旧宰臣及宦官相勾结的微妙关系，而这些人还忌讳着永贞革新中白居易对韦(执谊)王(叔文)之党的支持。韦执谊拜相不到十天，九品闲职的校书郎白居易抓紧时机向韦上万言《为人上宰相书》(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四十四)，全面地陈说了国家大计、当务之急，并提醒韦应不失时机、赶紧推行新政，以疗救天下人的疾苦。考查永贞革新与白居易的主张，在裁抑宦官、罢免宫市、削弱地方藩镇势力等问题上大略相合。

况且，白居易冒犯过众多显贵人物。白居易为左拾遗、翰林学士时，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子孙赎宅，白居易切谏而止；白居易上《论太原事状》抨击了听命于权宦的藩镇严绶、裴均，还谏止宪宗授予河东王锷平章事。对既有拥立宪宗大功又掌大权的宦官李辅光、刘贞亮(即俱文珍)的跋扈，白居易视若嫉仇。白居易谏阻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他还说宪宗皇帝犯下了大错，宪宗皇帝脸色突变，愤愤不平道：“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白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隆厚。浙西观察使杖死安吉令、河南尹诬杀太学生等十余事，元稹都加以论奏。之后，河南尹房式犯罪，元稹又加以弹劾，按旧例先停止职务，然后对薄公堂，朝廷召元稹回朝，途中，元稹住宿敷水驿，宦官仇士良夜至，元稹礼节不周被宦官打伤脸皮。宰相及朝臣以为元稹年轻，没有树立威信，有失谏臣体统，因而贬为江陵(今属湖北省)士曹参军，后又移官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论稹无罪，对于争驷馆而鞭辱御史元稹的宦官，再三上奏论理。白居易也累疏切谏。

凡此种种，无不刺激着那些权贵，从而为白居易贬江州埋下了祸根。

父母的“舅甥联婚”及白居易五六岁便学写诗、九岁识声律，但直到二十九岁才参加进士科考试、白居易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三十多岁迟迟未婚、父亲白季庚死后家庭生活的窘困等等情况都加重了白母的病情，白母陈氏看花堕井而死，白居易回老家丁忧三年后，这件事仍被人作为乖违名教，可见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不遵守名教的人是不能治理天下的，这无疑剥夺了白居易从政的权利。这是最恶毒也是最具有釜底抽薪意义的攻击办法!

在这样无耻的污蔑和打击下，白居易的济世之志顿时烟消云散。

(二)白居易怎样做到“无情”和“恬然自安”的?江州崔刺史礼待白居易，白居易因此得闲散。白居易在九江，地近陶渊明隐居地，为学陶渊明提供了方便，陶渊明于是成了白居易的人生偶像之一。能诗意地栖息在陶渊明的人生艺术与艺术人生的精神境界里也是一大乐事。白居易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引人“中隐”的生存方式之中。“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朝餐惟药菜，夜伴只纱灯。除却青衫在，其余便是僧。”《旧唐书·白居易本传》补充道：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悠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早在贞元十九年(803年)他就感到：“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初除(京兆)户曹(参军)，喜而言志》)早期接收的北宗思想在这时又得以滋长。白居易心中知足不辱、贵生乐生之思渐长，“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可以说，在江州的四年多时间正是白居易实现儒释道三教思想交汇的时期，用释、道思想和五柳先生的生活方式来安抚困顿的儒家胸怀是最好的调剂办法。

(三)从白居易与朋友、亲人的情感来看，他又是有情的，有至情的。母亲惨死后，三岁的独生女金銮子夭折，白居易出于名门而无子，至亲亲人的离去使白居易更感孤独。朋友情成了此时慰藉白居易的精神支柱。白官职低

微，生活困难，同科进士、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元稹时常分俸援济。白居易没有钱给母亲买药治病，母亲惨死后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老家，是元稹的关照才使他度过了难关，这份友情是难能可贵的。白居易贬江州时，元稹移官四川通州，元稹正患疟疾，听说白居易也贬官非常吃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人寒窗。(《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有感于“笼鸟槛猿俱未死，人间相见是何年”，报以“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舟中读元九诗》)。不仅如此，由于长时间不见元稹，白居易往往借助梦境会晤好友，白居易《梦微之(即元稹)》感慨道：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白居易在《问刘十九》仍津津乐道于这种友情：“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可见，友情是白居易此时驱遣苦痛的安慰剂。在山寒水瘦凄凉地，能有“客”和琵琶女这样的朋友是莫名的快慰。长兄等亲人是元和十二年才来看望他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拥有朋友是好事但有时也会受连累。白居易与牛党的重要人物牛僧孺、令狐楚相互敬重；白居易在李宗闵的密友杨虞卿牵线下，娶了杨汝士的妹妹为妻，妻从兄杨虞卿后来就被奉为牛党之首。因此白居易与牛党人物关系是密切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预感有必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求避祸。白居易又与李党元稹、裴度过从甚密。元和三年四月，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浞皆指陈时政之失，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说：“今陛下明下诏令，证求直言，反以为罪，此臣所以未谕也。”“陛下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妒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为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因此招致宰相李吉甫的不快，终为李党及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剪抑。闻琵琶而心有戚戚焉的朋友成了同悲戚共欢乐的天下士人的写照。

(四)从白居易的爱情观来看他的至情至性。白居易父亲白季庚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后自彭城令擢拜徐州别驾，白居易居徐州符离，与湘灵互相爱恋。当时，白居易十九岁，湘灵十五岁。但父母坚决反对，父母给他包办了门当户对的婚姻因拗不过他而作罢。白居易38岁左右才与杨氏成婚。白、杨夫妻燕婉情深。从《寄湘灵》《冬至夜怀湘灵》等诗中，可以看出这段纯真、自由、平等的恋情在白居易心中仍然是不可磨灭的。年老色衰的琵琶女惨遭商人无情地抛弃，强烈地刺激了白居易的愤愤不平之情。二人思想共鸣之处除了出自京都、才华出众而落魄失意外，爱情遭际恐怕也是一个因素。在文人狎妓之风盛行的唐宋时代，白居易也喜欢和歌妓酬和，白居易老年时候仍蓄养多名歌妓。在白居易时代，有的歌妓竟然以会歌唱白学士《长恨歌》来提高身价，但在这场浔阳江边的歌诗会中，与其说白居易和琵琶女是他们指望通过双方的艺术作品彼此提携，倒不如说二人借此以达成感情的共鸣与代偿，暂时弥补彼此身心疲惫的缺憾。白居易完全把琵琶女当成了精神上平等的朋友看待。

[参考资料：]

①据《白居易集卷四十四·与杨虞卿书》，白居易给杨虞卿的信中说：“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获辜，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此足下与崔、李、元、庾辈十余人，为我悒悒郁郁长太息者也。”

②“舅甥联婚”还是“中表结婚”?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之一《后丁戊稿》，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先祖及后嗣》。“中表结婚”：岑仲勉《隋唐史》(415)。两说并存：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笔者认为，中表婚不会被世人所诟病，舅甥婚才为世人诟病。

③据高彦休《闽史》记载，白母因“悍妒”得了心疾以及自杀事件京兆尹裴度曾经过问，又据《香山白公年谱》(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木刻本《白氏宗谱》卷八)裴度辨识其诬，并对白居易加以保护。

④《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新唐书》卷一一九类同。

⑤张学忠毛妍《白居易诗歌的道教情怀》。

⑥《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白氏乃芈姓白公胜后代，有秦将白起等，据白剑《白氏家族考》：白氏郡望太原，曾祖父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自湟又迁居河南新郑。白季庚任职河南时，白居易就出生在河南新郑东郭官宅，白居易丁忧时回下邦闲居。从李商隐为其撰写的墓碑铭中可知白居易以兄幼文次子景受为嗣子。

⑦元和十二年白居易四月十日夜致元稹书信。

⑧(日)渡边孝《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认为：在对藩镇、对外问题上李党积极；牛党消极。在科举诗赋取士及座主门生等问题上，关陇地区牛党中小地主热心科举，山东地区李党则重门第。

牛李两党自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因科举问题结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认定应制科的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浞和前进士李宗闵攻击自己，结果主持考试的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翰林学士裴珀、王涯被贬。至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死于贬所崖州(海南岛)，党争以牛党取胜结束。然而朝臣“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纷转排陷，垂四十年”。以致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双方之间斗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在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被当作牛党的领袖，核心人物有杨汝士、杨虞卿等；相应地，李党的领袖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绅(元稹)。

篇5：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关键词：庄子,渔夫形象,隐逸思想,文人心态

一、《庄子》渔夫篇及“抱朴归真”的隐逸思想

《庄子·渔夫》出自《庄子杂篇》, 它所阐述的隐逸和抱朴守真思想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 尤其是对隐逸文学及特定时期的文人心态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渔夫形象也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热衷描绘的对象, 并成为隐逸山林的典型符号, 有关渔夫题材的文学创作更是不胜枚举。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时代, 这类题材的创作更如洪波开阖, 它不仅表现在对诗、词等文学创作的影响中, 更涉及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 究其要领, 这与《庄子》渔夫篇所承载的隐逸精神对元代特殊语境下文人创作心态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提及《渔夫》篇, 便不得不提及《庄子》外杂诸篇是否为庄子本人所作这一问题对此历来各家说法不一。宋代以后就多有人进行怀疑, 如苏轼因为《盗跖》、《渔父》“真诋孔子”, 《让王》、《说剑》“浅陋不入于道” (1) (《庄子祠堂记》) , 于是判定四篇不是庄子所作, 由此引起后来学者对《庄子》外杂篇的怀疑。但也有学者认为外杂篇中有庄子自作的部分, 如董思凝认为《让王》等四篇虽诋訾孔子, “然其深微之语固有与内篇相发明者, 抑又安可废也”。又见《史记》和《吕氏春秋》皆有对该篇的录入并加以肯定。因此, 在目前证据尚不充足的情况下, 笔者仍从旧说, 盖认为《渔夫》为庄子所作。

关于《庄子》渔夫篇所表现的思想, 就文本内容阐发而言, 主要是庄子站在道家立场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人伦观念进行的批判, 并提出了“慎守其真”、“法天贵真”的思想。其本质意义是“复归于朴”、“与道为一”, 这种抱朴归真的思想是道家批判礼乐文化异化所倡导的最终归依和最高理想。“守真”、“贵真”、“归朴”, 这里蕴含了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其中“复归于朴”即是要回归于自然,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和庄子主张“心斋、坐忘”、“虚静、物化”的文艺美学思想是一致的。文人想要达到对这一终极目的的追寻, 外在表现形式上首先便是栖居山林。

庄子思想对后世隐逸传统的形成作用甚大, 它和儒、释各自相关的隐逸理论相互结合, 构成了我国传统隐逸文化的思想基石。就儒家而言, 士人讲求积极入世, 对仕与隐的态度是:“邦有道, 则仕;邦无道, 则可卷而怀之。”、“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至唐, 这一选择的功利色彩开始变浓变厚, “终南捷径”成为士人晋身仕途的重要渠道。由此观之, 儒家对隐逸的态度往往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或是带有强烈功利性色彩的待时之隐。与儒家不同, 道家对归隐的态度则完全是主动的。以庄周为代表的道家人物, 其人生行为十分典型地体现了隐士的风范。鄙视世俗的功名利禄, 追求精神自由, 终身不仕, 隐居著述, 可谓是庄子个人的人生写照。而本文所关注的渔夫形象即是庄子于青山绿水之中、于与世俗繁芜相对的清静无为之地所设计的一个典型, 其中涵盖了浓厚的隐逸思想。该渔夫首先应当是一个“就薮泽, 处闲旷, 钓鱼闲处, 无为而已矣” (2) 的江湖隐士, 与山水为邻、与花鸟相伴, 泛游五湖, 不亦悦乎。如果说儒家的归隐是手段式的待时之隐, 那么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是目的式的适性之隐。

二、“守真”思想对后世渔夫题材创作及文人心态的影响

以渔夫为题材的后世文学创作中, 渔夫这一形象首先出现在南北朝的山水诗中, 但并未作为独立的形象出现, 充其量只是诗人描山绘水时的点缀。直至唐代, 渔父形象才被完全独立出来, 主要表现为大量文人渔夫诗词的出现。以张志和《渔歌子》为例, 其塑造了一个优游于山水之间, 心无旁鹜、了无牵挂的隐者形象。盛唐诗人多是率性天真的, 渔父形象也在此时被赋予了安闲详适的精神内涵。安史之乱后, 唐王朝由盛而衰, 士人的理想与现实反差强烈。柳宗元的《江雪》和《渔翁》塑造的渔夫形象则更多地表现了其遗世独立的孤傲一面。从文学发展角度言, 则这是渔夫形象内涵的一个流变。文人士大夫真正扬眉吐气是在宋朝。有宋一代, 崇文抑武, 文士享有优待, 较之前代享有更大的言论自由。渔父意象于宋代文学中出现的频率较之唐代又高出许多。苏辙、黄庭坚、朱敦儒等皆有以渔父为题的作品流传, 且基本上都继承了张志和等人的闲适恬淡。但这类作品的过多描写, 使渔父意象有了明显的定型化倾向, 逐渐失去新鲜感和生命力, 遂而变为一种刻板模式。

渔父意象真正的大量涌现是在元代的作品中。这不仅表现在渔夫题材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上, 还表现在元代的绘画和音乐等艺术领域的创新上。据《全金元词》统计, 以渔夫为题材的词共有四十二首;另外据不完全统计, 现存的元代的渔父题材山水画有二十四幅, 其中绘画史上显赫有名的“元四家”: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皆有以渔夫为题材的山水画流世。由此可见, 庄子渔夫文学及思想对元代文人的影响是极大的。而这种烙印对文人影响之深, 首先和元代社会这一特殊的大语境是密不可分的。

有元一代, 士人的地位、出路和境遇始终是元代一个异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形成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 蒙古人是以武力夺天下, 强于武治, 弱于文治, 这造就了他们对中原文人的轻视。其二, 元代科举时行时辍, 士人往往出路无门, 希望甚微;其三, 对汉人尤其是对南人民实行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 构成了元代文人特殊的心态, 特别是对宋朝遗民及遗民后代而言, 愈发坚定了他们“不仕外族”的决心, 于是, 一时之间, 隐逸之士遍布山林。大批才学之士流连于勾栏瓦肆或山峦水泽之中, 用“自甘堕落”的生活情趣与方式来抗拒理想主义日渐式微的现实。以下试选取元代文人的典型, 并结合作家具体创作意图对各种渔夫意象所映射的不同文人心态进行归类总结, 以达到更好的窥探效果。

(一) 摆脱羁绊, 寄情烟波

“隐”与“仕”是相对而言的, 分别代表了栖身林泉与身居庙堂两种生存状态。关于“隐”的概念, 历来说法不一。有言“小隐隐于野, 中隐隐于市, 大野隐于朝”。至中唐白居易《中隐》诗曰:“大隐住朝市, 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 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 隐在留司官。”此处, 白居易所说的“中隐”, 笼统地说, 是指以仕为隐, 即“半官半隐”。它是身居官场的文人士大夫在“小隐”与“大隐”之间找到的一条折衷之路。处于此境况下的文人士大夫, 往往视官场为羁绊, 渴望寄情烟波。在由宋入元、身处仕途的文人士大夫中赵孟頫是个典型。

赵孟頫字子昂, 号松雪道人, 吴兴 (今浙江湖州) 人, 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 宋皇族后裔。虽身为贵胄, 却生不逢时, 他在青少年时期, 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中年时, 因“操履纯正, 博学多闻, 书画绝伦”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青睐, 于是北上仕元, 受到种种礼遇。可由于元代宫廷内部矛盾纷扰, 加之蒙古贵族的刻意排挤, 其处境并不佳。晚年, 虽又得到仁宗赏识晋升为荣禄大夫, 官居一品, 但却因为其遗朝皇室之后的特殊身份, 使得他内心背负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痛苦异常, 晚年作品中多有类似悔恨出仕的作品出现。如其《自警》诗句, 常有“一生事事总堪惭”之叹。为此, 他的夫人管道升也曾填《渔父词》劝慰他。其词云:

人生贵极是王侯, 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 一扁舟, 弄月吟风归去休。

在此处境下的赵孟頫受庄子远深避害、回归自然隐逸思想的影响颇深, 渴望摆脱官场羁绊, 早日激情烟波。其渔夫题材的文学创作有《渔父词》和妻子相和:

渺渺烟波一叶舟, 西风落木五湖秋。盟鸥鹭, 傲王侯, 管甚鲈鱼不上钩。

词中“傲王侯”、“管甚妒鱼不上钩”流露出了赵孟頫对功名利禄的鄙薄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反映了他在苦闷的现实中寻求解脱的心态。这种远离尘嚣、摆脱羁绊、追求自由的思想, 《庄子》渔夫篇中渔夫对孔子的规劝和自身对自然的皈依是极其相似的, 同是对隐逸山林的向往。

《庄子》渔夫题材对赵孟頫的影响还表现在对他山水画的影响上。纵观赵孟頫的一生, 历经宋元之变, 他的五幅渔夫题材的山水画并非是对自然的简单再现, 更多的是寄托了他冷淡避世的思想。他的《水村图》、《双松平远图》、《洞庭东山图》等皆以意境清朗疏旷、冲淡简远、清空辽绝著称, 是文人士大夫归隐田园愿望的真实写照。

身在朝堂心在野的矛盾状况纠结着赵孟頫, 使得他只能选择以这种“心隐”的方式来寄情对隐居的向往。本质上这种形式的“隐”其实更为符合庄子隐逸思想中强调对个体内在的关注。

(二) 孤高傲世、不与流俗

由于元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 大批的汉族士人纷纷归隐民间和山林, 从而使退隐成为一时之风尚, 其中不乏不愿与当权者合作的隐遁文人, 吴镇就是其中之一。吴镇, 字仲圭, 号梅花道人, 是元代山水画名家。其性情孤耿、气节孤高、不与众人合同, 常以宋代隐士林逋自比, 终生隐居, 未入仕途, 亦不与权势者往来, 过着清苦的隐逸生活。庄子渔夫题材对吴镇的影响表现在他拒不入仕的决心和对隐逸山林的自得其乐上。

吴镇在渔夫题材的创作上, 就渔夫词而言, 在金元词的四十二首作品中, 仅吴镇一人就有二十二首之多, 占据总量数半有余。另一方面, 其孤高耿介的人生观对其绘画的影响表现在他能将山野之逸趣与其出世精神融汇一体, 从而产生出抒情写意、追求高逸之风的格调。吴镇喜以渔父为题材来抒发情怀, 平生所作此类绘画共八卷, 现存世四卷, 另有《芦滩钓艇图》、《芦花寒燕图》、《秋空渔隐图》、《洞庭渔隐图》。其中《芦花寒燕图》以表现画家的逍遥之乐著称。画中, 一叶小舟逍遥于湖湾山色之间, 舟上渔夫头戴草笠, 跪坐船尾, 身后挂一只酒葫芦。渔夫一手执竿, 专心垂钓, 呈怡然自得状, 给人一种远离尘嚣之感。该画的正上方自题一诗:“目断烟波青有无, 霜凋枫叶锦模糊。千尺浪, 四腮鲈, 诗筒相对酒葫芦。”可谓是诗为画点晴。在这里吴镇以烟波钓徒自况, 表达了自己借诗、酒纵情, 放浪于江湖的隐逸情怀。

元代此类明显受庄周影响孤高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文人甚多, 又如白朴, 其一生多次辞荐拒仕, 且看其《西江月·渔父》:

世故重重厄网, 生涯小小渔船。白鸥波底五湖天, 别是秋光一片。

竹叶酷浮绿醛, 桃花浪溃红鲜。醉乡日月武陵边, 管甚陵迁谷变。

此词可谓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人生理想, 词人看来功名富贵如同缚网, 自由自在才是真正的生活。倘佯山水, 逍遥适意成为了词人理想的人生境界。这和《庄子》渔夫篇提倡的“保真”、“归朴”思想如出一辙, 是庄子隐逸思想对文人心态的烙印的体现。

(三) 随缘自适的红尘外闲人

如果说以上论述的作家及作品或多或少地都表现了仕与隐的矛盾纠结的话, 那么在元代的文学作品中尚有另一类将儒家成分尽数抛弃的远离红尘的闲人渔夫形象。且看白賷《鹦鹉曲·渔父》:

依家鹦鹉洲边住, 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 睡煞江南烟雨。

觉来时满眼青山, 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 甚也有安排我处。

此篇入眼甚是熟悉, 溯其源头, 每一语汇和意象皆有源可寻。但较为有意思的是这首曲中的“不识字”三字。再看白朴《渔夫》:

黄芦岸白蘋渡口, 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 却有忘机友。

点秋江白鹭沙鸥, 傲杀人间万户侯, 不识字烟波钓叟。

有关渔夫识不识字这一问题在元代以前似乎从未被纳入考虑范围过, 元人的“不识字”标准恰把渔夫分为了两类。一类是真的以渔为生的村野之夫;另一类则是隐逸于山林的士大夫文人。渔父的“不识字”使他们无从理解“识字”士大夫们的情感意识, 但也为此使他们获得了“识字”的士大夫们永远难以获得的自由。这些不识字的渔夫们所生活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远离功名利禄、世事尘嚣, 能够悠然自乐, 以一种超然的姿态俯视着那些“识字”士人们的困惑与空虚。这也正是《庄子·渔父》的睿智所在, 要求“绝圣弃智”, 这在“不识字”的渔父身上得到了圆满的回答。元人的这一幡然醒悟, 使得这些“不识字”渔夫们被搬上了案头, 亦是他们对生命本质的呐喊, 而这种本质的自由和适闲之乐便是庄子隐逸思想对元代文人心态的终极表现。

综而言之, 元代的特殊文化背景造就了元代士人出路甚微的局面。文人对入世信念的缺乏和士大夫地位的陨落, 加之民族矛盾、等级压迫各种因素综合作用, 使得他们常常选择以归隐山林、追求自然之乐来摆脱政治上的羁绊。这种做法也可以看成一种更为全面的抗世, 士人不再是以对自身的执守对抗世俗的腐朽, 而是以更为彻底的放弃来否定一切价值观念。由此可见, 元代文人在处理仕与隐的矛盾状况过程中, 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在元代特殊社会背景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得元代文人只能感慨入仕无门, 遂而归隐山林。无疑, 庄子的隐逸思想成了乱世文人寻求心灵寂静的慰藉。无论这些文人因何种原因归隐山林或期望归隐, 其目的都大同小异, 都是寻求隐逸之乐, 追求宁静之方。有元一代, 隐逸山林之风的盛炙和大量渔夫题材文学、艺术作品的出现便是这种境遇下文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清]郭庆藩, 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61.

[2]赵维江.金元词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元史·选举志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4]高克勤.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5]张彦远.历代名闷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6]张品.“文人心态”的诗学维度.[J].长沙:湖南社会科学, 2001 (4) .

[7]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8]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9]饶恒久.简谈《渔夫》为庄子解.[J].宁夏:师专学校, 1987年第3期.

[10]田耕宇.“渔夫”形象与古代文人心态剖析[J].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5.08.

[11]王岩.论文人渔夫词 (中唐至元)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