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2024-05-08

论《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精选6篇）

篇1：论《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浅谈《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如果说起张爱玲的小说，人们往往无法回避的是，张爱玲所最钟爱的两套书，即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张恨水的若干作品。然而尤以曹雪芹的作品影响最为深刻，张爱玲就曾说人生三恨中有一恨为红楼未完，甚至还写下一本《红楼梦魇》来考据《红楼梦》，可见其对《红楼梦》痴迷之深，喜爱之狂热。那么这本中国文学史上的巨著带给张爱玲的难道仅仅是考据的欲望么？我想，《红楼梦》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同样有一定的影响。

一、环境的架构——家族

《红楼梦》中分别写到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以贾家为主，作为故事发展的场所和背景，而王史薛三家为辅，交代和推动故事的发展。并且这样的家族是由许多小家庭构成的，大家长的子嗣娶妻生子开枝散叶，从而构成了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例如贾府荣国公贾源这一脉中，其子贾代善与史太君生贾赦贾政贾敏，二儿一女，贾赦生贾琏、迎春，一儿一女，贾琏与王熙凤生巧姐。贾政与王夫人生贾珠、元春、宝玉，与赵姨娘生探春和贾环，贾珠与李纨生贾兰，宝玉也与宝钗育有一子。贾敏外嫁，自此不谈。由此可见，红楼梦中的大家族是以封建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一个个小家庭为基础组成的。

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构架了一个家族——白家，白家这个没落的家族居住在家族世传的老公馆中，外表虽说光鲜却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全靠典当祖上传下来的物品过活。这个家由老母亲白老太太，三儿子与四儿子的家庭以及三个女儿构成。还有如《金锁记》，《怨女》等故事都是发生在中国旧社会的大家族中。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小说，其发生的背景，以及故事的架构，对张爱玲的小说都产生了影响。同时，以家族小说为背景，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为家庭成员，小说的情节多以家庭纠纷为主。

二、人物的共通

（一）男性角色

1、父亲角色的弱化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父系血缘为纽带，以主要的男性成员为框架，形成了中国社会中的家族。男性角色，尤其是父亲的形象，除了承载着传统社会赋予的权利、责任、义务等社会性特征外，还被作家赋予了与此相协调的“高大”、“果断”、“威严”、“勇猛”等自然性特征。然而在《红楼梦》和张爱玲小说的写作中，这样的特征却有所流失。

《红楼梦》中，代表贾府这一大家族威望的是贾母，然而对于从父系社会名义上而言的家长贾赦和贾政的描写多为面目可憎的。详见《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谁知雨村那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个法子，讹他拖欠官银子，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阶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爷拿着扇子问二爷说：“人家怎么弄来了？”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的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老爷听了就生气了，说二爷拿话堵老爷。因此，这是第一件大的。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了，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

由上可见，贾赦为了一把扇子，便唆使贾雨村，使得石呆子坑家败业，不知是死是活。然而贾赦在面对儿子贾琏指责时，显得不以为然后来更是恼羞成怒，与几件小事凑在一起，便打了起来。然而这样一个设定，这样一个有关于父亲的形象，是不符合一个中国传统所谓“诗礼簪缨之族”的。

作者曹雪芹在描写主人公贾宝玉时，除去描写其与丫鬟姐妹的嬉戏，还常常描写到贾宝玉与其父亲贾政的冲突。如在《红楼梦》第三十三回中，贾政几欲打死贾宝玉。第三十六回击鼓传花时，花传到贾政手中，贾政讲了一个怕老婆的人，舐老婆脚的笑话，这个笑话是相当恶心的，可见贾政品味之低级。更由俞平伯先生所说，贾政之名谐音为假正经，并且通过其周围其他人的描写对他进行烘托，如门下清客之流。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父亲形象的淡化较之《红楼梦》更甚，在《红楼梦》中，作者对于父亲的形象架构并不高大，但是却给予了父亲在家族中一定的地位和权威，对于父亲形象的架构，张爱玲继承和发展了《红楼梦》的这一特点。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她进一步的淡化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影响，对于子女的影响。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白家这个靠着夕阳余晖而生存的家族，并不存在一个定名为父亲的大家长，这个大家长留给儿女的除去一些回忆，没有任何在精神上的影响。相反，白家中的白老太太虽少发一言，却仍然居于核心地位。《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她们都是张爱玲笔下由于家族中男性大家长的缺失，而自动扮演家族权威的女性。这样一个与《红楼梦》相似的架构，则反映出张爱玲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抽离了男性父亲的形象。

2、其他男性形象的塑造

《红楼梦》和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家族作为事情发生的背景，家族中有男性有女性，然而不论是《红楼梦》还是张爱玲的小说她们都对男性形象产生了变化。

⑴、男性形象的坦诚化

《红楼梦》中的男子并不同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平面形象，他们有更多的欲望，或许是拿不上台面的欲望。而《红楼梦》中的男子，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荣耀之极的大家族中，则给了他们更多的欲望和实现欲望的手段。比如其书中好色如贾琏，“在情操的表现上是动物似的人，连欲望都是动物似的，因为没有矛盾冲突的内心，常能在性生活上得到肤浅的快乐，对他所接触的女性，不论凤姐、平儿、多姑娘、鲍二的前妻、尤二姐、秋桐，他所表现的一样糊涂而简单，永远是饿狼般的饥不择食。他所沉迷的性的对象，是没有选择、没有品位的。”贾琏则是个“身处在不幸之中而自身已经麻木的精神病患者”。再如呆霸王薛蟠，他为因香菱而引发的纠纷而打死对方，体现出其“愚而好强”的性格。可见曹雪芹对于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与读者坦诚相见的，曹雪芹写这些男性的好色与愚昧，同时也写到了他们身上的优点，例如贾琏对于贾雨村强抢石呆子家的扇子来巴结父亲贾赦的行为不屑一顾。同时曹雪芹也写到了这些人身上有趣的现象，比如贾琏和薛蟠同时惧内，贾琏惧王熙凤这样的女强人，而薛蟠则惧夏金桂这样的悍妇。可见曹雪芹并未将男性形象平面化，而是使其丰满起来。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张爱玲也以毫不掩饰的方式描写了一系列的男性形象。比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范柳原放浪形骸，四处留情，收买女人的心。但是通过与白流苏的调情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范柳原对于女人爱情的一种需求，这是否可以归结于由于范柳原私生子的身份，而导致其对于人间温情的缺失，一方面他渴望体验所谓温情，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负责任。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调情或者说是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心理在范柳原的身上不断交织。可见，范柳原这个形象，是一个坦诚的形象，对于男性心理需求和心理缺陷的正面描写，使得这个形象丰富起来，与读者坦诚相见。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怨女》中的姚二爷是一个残疾或者说是从生理到心理的畸形人。这样一个畸形的，无法满足女性对于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的幻想的男性，张爱玲对其的塑造也是非常坦诚的，不加掩饰的。尤其是姚二爷在于其妻子的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既希望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但又沉湎与现状的状态。

⑵ 男性职能的弱化

针对男性在家族中的职能，《红楼梦》中的描写却没有女性的那么多，例如，红楼梦中重点描写了王熙凤管理家族，但是却没有重点写道贾琏所做的事情，对于贾琏的工作着墨不及王熙凤得多。贾府的核心人物也是贾母而非其他的男性家长，那么，男性职能的弱化有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如何体现的呢？张爱玲塑造了一系列的被畸形化、残疾化和根本就不存在的男性形象。例如《怨女》中的姚二爷，《花凋》中的郑先生。通过对这样一些从身体到精神都残疾的男性形象的塑造，来淡化男性在家族中的职能，凸显了女性的作用。

（二）女性形象

1、女性作用的强化伴随着男性形象的淡化，女性形象开始强化起来，在红楼梦中，最为令大家津津乐道的的金陵十二钗，或是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曼桢或白流苏这样的人物。可见，女性在小说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红楼梦》中，贾母就作为贾府的权威人物人物而存在，而故事的主体架构则是由一群女子来撑起的，这就与传统的父系家族形成了矛盾。《红楼梦》中的女子形象比比皆是，最著名的有金陵十二钗，围绕着这金陵十二衩，发生这故事，金陵十二钗之间也发生着故事，这些小故事便构成了《红楼梦》。并且在曹雪芹的笔下，着墨最多的仍然是女性，钗、黛、湘云不提，也有元、迎、探、惜，以及众多丫鬟。都是有血有肉，有才情，有思想的人物。

张爱玲的笔下这样的描写更多了些，

篇2：论《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内容摘要：每个作家的人生体验必定或多或少的对其作品的创作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张爱玲的家庭成长经历、社会生存经历和爱情婚姻经历，总结这种缺失性的人生体验对其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关键词：张爱玲缺失人生体验小说创作

张爱玲以其敏感、细腻的女性视角，向我们诠释的是一种“苍凉”的美感。在她的作品中，真实描摹了普通人的灰暗人生，刻画出了普通人的可怜人性，她的作品中弥漫着孤独的情绪，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家作为感情充沛的个体，其人生经历和感情跌宕的蛛丝马迹必定会成为其重要的人生体验，而这种体验必然会投射于作品之中，张爱玲也不例外。她的的作品之所以会呈现这样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张爱玲对家庭成长、社会生存和爱情婚姻经历等人生体验的感知与认识。

一、家庭成长经历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最主要的成长体验是来源于父母，其父是个典型的遗少，虽其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之女，但是到她父亲这一辈，已经家道中落，其父染有捧风弄月的习气，吸毒、嫖妓、娶姨太太，并且性格暴躁。母亲则是受新思想熏陶的新女性，美丽而冷傲，爱好文学和音乐，几度跨洲越洋去留学。旧习气和西洋化的格格不入导致两人长期婚姻不和，张爱玲八岁时两人协议离婚。父母不幸的婚姻生活导致了张爱玲童年时代父爱与母爱的双重缺失。

1、母爱的缺失

母爱是一个人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张爱玲的母亲在她的心目中是辽远而神秘的，母亲在女儿童年成长中渴求母爱的每时每刻都是缺席的。张爱玲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极其有限，而母亲又是一个在情感上非常淡漠的女人，张爱玲从未感受过母爱的温暖与慈祥;即使当她拖着受尽虐待的躯体、带着满满的希望逃出父亲的家投奔母亲时，母亲也未能给她所渴望的温暖。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造成了日后她对母亲这一形象的极端理解，并通过文本将这一思绪表达了出来。

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都是冷漠与自私，甚至是残酷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想象中的母亲不是现实中的母亲。当流苏满怀着孩子般的心情伏在母亲的床上哭诉委曲时，母亲却只知一味地避重就轻，劝说女儿回到已亡故的前夫家中去领个孩子守寡度日。母亲视流苏为一个麻烦。终于，流苏也明白了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实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这种领悟正如当年张爱玲明白了母亲的家不是她的家一样。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更是一位疯狂的狼一样的母亲，她从一位受虐者变成一位施虐者，亲手埋葬了一双儿女的幸福。为了自己的私欲，羞辱虐待儿媳，诱惑儿子吸食鸦片，逼迫女儿舍弃学业、舍弃爱情等等。这些母亲的形象已经与传统意义上我们心目中的伟大、慈祥的母亲形象截然相反，这与童年时母亲给张爱玲造成的心灵伤害是分不开的。

2、父爱的缺失

张爱玲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父亲对她更是从不关心，还经常打骂，甚至囚禁，这直接影响了她对于男性的认知，并间接的影响到创作时对男性群体形象的塑造。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众多的遗老遗少的男性形象，他们大都吸毒、赌博、嫖妓、娶姨太太。如《倾城之恋》中的白家三父子，白老爷虽没有出现，但在白家人的回忆中他是一个有名的赌徒，为了赌而倾家荡产，第一个把白家带向破落的地步;白家的少爷更是狂嫖滥赌之徒;还有白流苏的第一任丈夫唐家少爷唐一元，典型的纨绔子弟，整天无所事事、拈花惹草、吸毒致死。

再者，张爱玲在创作的过程中将父亲这一作为封建家庭家长的权威给予了复仇式的改写。在她的小说中，一群男性家长成为了毫无发言权的沉默团体。《半生缘》的顾家、《倾城之恋》中的白家等等，他们的男性家长从未出场，被张爱玲直接排除在文本之外。

张爱玲自小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大家庭里备受亲人的冷落，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说她的童年是不幸的，她变得分外敏感、早熟、沉静、孤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良好的家境和出身，也给张爱玲提供了非常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为其今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社会生存经历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如果说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幸的，那么她的整个人生就是无奈的，充满了变数。1937年，张爱玲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次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伦敦大学，但因为战乱迫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1941年底，上海、香港相继沦陷，张爱玲还没有毕业，便亲身经历了香港被围困、被侵占的全过程。在战争面前，人的力量是那么的渺小，不但失去了安全的保障，还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和意义，一切都变得虚空和绝望。

这段经历在她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无不带着人性的缺点而存在，有的冷酷、有的麻木、有的如行尸走肉一般，还有一些曾经有理想、充满渴望的人，却难逃宿命的安排。如《封锁》中所描述的，当警报拉响，封锁了，商店一律地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这段描写真实的表现了在战乱的年代里人性的冷漠、无情、甚至是敌对。

由于战乱，张爱玲没能完成学业，最终回到上海，靠写作谋生，1944年，因为这篇《封锁》的发表她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开始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情感体验。

三、爱情婚姻经历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经历了两次婚姻，而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张爱玲因为《封锁》与胡兰成结缘，相识后不久两人便相爱了。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中间，胡兰成的妻子提出离婚，给了两人爱情升华的机会，走进婚姻殿堂。但是战后人民反日情绪仍然高涨，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被迫潜逃，却因而结识新欢。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胡兰成对她的爱早已经燃烧完了。

在短短的一年里，张爱玲经历了与胡兰成的相识、相知、相爱、结婚及胡兰成的背叛，对于这一切她无能为力，1947年，张爱玲正式提出分手。但是与胡兰成的爱情与婚姻的经历对于张爱玲的创作影响是深远的。

遇到胡兰成之前，张爱玲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都源自于父母不幸的婚姻，产生的是“无爱”的结论，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是没有正常的爱情的，有的只是《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疯狂和《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算计。而在与胡兰成相处的三年里，张爱玲对世俗充满了喜爱与悲悯。与胡兰成分手之后，她的创作力虽一泻而下，但她的笔下却开始出现了一点点爱的温情，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之间开始出现情投意合的爱情，但是最终还是逃不出命运的摆布，就象张爱玲自己一样。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小说《十八春》。写《十八春》时，张爱玲已相当成熟，在经历过战乱和自己的感情的沧桑后，她已经很理性，小说的表述也趋于平淡，并多了份对世事的洞明与无奈。《十八春》中到处可见张爱玲的影子，女主人公自食其力，父母离异，男女主人公没有了以前小说的斤斤计较和盘算计谋，有的仅仅是两情相悦的爱恋，一种心灵相契的爱情，然而最终总是人逃不过命运的摆布，最后无奈地选择分离。在《十八春》中，世钧最终离开了曼桢，曼帧还得照样生活下去，但她仿佛整个人陷进泥潭里去了，神情恍惚。这是抗战后张爱玲的真实心情的写照。

即使是在张爱玲彻底死心以后，在《十八春》的结尾还是隐隐透露着张爱玲内心隐秘的希望。《十八春》里，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命运捉弄虽然造成了世钧与曼帧的分离，但是与翠芝结婚后，世钧心里爱的仍然只有曼桢一个人而已。在张爱玲的潜意识里还是希望胡兰成的爱能像小说里一般，只是因为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命运捉弄造成的，胡兰成心中爱的始终只有张爱玲一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自幼没有父母的关爱、历经战乱、青年时期遭遇爱情与婚姻的失败，这些经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缺失性的人生体验。缺失性的人生体验较之丰富性的人生体验，更能够激发创作者的内在心理。而张爱玲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她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缺失性的人生体验，造就了她敏感、细腻、悲观的性格，同时也成就了一位惊世的传奇女作家。

参考文献：

篇3：论《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小团圆》:多元虚构笔触下的“真实”

《小团圆》创作于1976年(也有1975年之说),无疑是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时年张已经55岁了,她的母亲早已过世。天命耳顺之交的张爱玲,一定有很多人生的感慨,也可以给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感情作一个总结了。可以说是对社会对他人的回应,也更是对自己的一个交待。小说一共十二章,采取意识流的写作形态,整书虽均是回忆往事,但叙事节奏中的当下与过去交织,外在具体时间与任务内心活动交替,再加上繁多的人名,初读似有千头万绪,茫然不知所措。需要认真细致研读,弄清来龙去脉,梳理清楚事件真相。概括起来,小说是以盛九莉一生为主线,旁及民国旧式家族的浮沉众生相以及盛九莉与邵之雍的恋爱悲剧。

作为张爱玲自说自话的“传记”,《小团圆》在一定程度上跳脱开张爱玲的个人局限,呈现出多元思维下的生活状态。“多元思维”意即全息思维,在承认人类思维多元的基础上,提倡因地制宜地调动思维机器,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状态和内外、正反的空间角度展现事物。于这一点,《小团圆》可谓上佳,全书从盛九莉读书香港,日军攻陷后回上海为始,叙述时间不断往后走,描写盛家一族及亲属和九莉之雍恋爱,叙述内容却时而向前、上下斜出。例如张爱玲写道九莉第一次被生母蕊秋牵着过马路感到恶心,得出“你不喜欢的人与你亲热最恶心”的结论。文笔一转,忽得描述一场在苏格兰的谋杀案,丈夫贪图丑陋妻子的钱财而结婚,久而不堪忍受,将其杀掉。两事件并无直接关联,只靠着九莉“与不喜欢的人亲密接触”的意识流连接。再比如九莉对于母亲蕊秋的认知,从最开始花掉自己奖学金时的“厌恶”,到抛弃丈夫孩子与多名男子交往时的“不满”,到养育自己时的“依恋”,到用金钱结算亲情时的“冷漠”,张爱玲一层层地撩开自己对蕊秋的复杂情感,刻画出多元的母亲形象。

二、张爱玲:《小团圆》内、外,悲剧而多舛的一生

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的升华和超越,用之《小团圆》亦然。细究起来,《小团圆》不过是张爱玲一生写照:悲苦的童年、多舛的爱情、漂泊的晚年。不少研究者认为,张为什么不用纪实而写成小说?对比两种体裁,小说比纪实可以来的更真实,没有小说不能陈述的事情,在纪实中难于启齿的事可以用小说表达得淋漓尽致。

细看起来,《小团圆》中描述的盛家一门:大爷、二哥乃德、三妹楚娣,三人并非一母。而九莉自小被过继给表大爷,因称父乃德、母蕊秋为“二叔”、“二婶”。母亲蕊秋追求新式生活,同乃德离婚后与多名男子暧昧不清;父亲乃德贪图享乐、懦弱保守,抽大烟、赌钱、养姨太太,坐吃山空。自小淫浸在腐化堕落的环境中,目睹人性之恶,九莉孤僻冷漠而又敏感细腻。继母翠华进门,挑唆乃德苛待九莉、九林姐弟。一次夜半晚归,九莉被父亲殴打、禁闭,她挣命逃出,投奔母亲。渐而长大,赴香港念书,不料奖学金被母亲赌钱输尽,加之战争爆发,她便回了上海,卖文为生。后认识汉奸邵之雍,为其才情所拜倒,相恋。而邵之雍却是个浪荡公子,与九莉恋爱期间,除了原配妻室,与护士小康、友人辛巧玉、日本女人一枝陆续往来,且颇为自豪,九莉无法忍受,与之决断。最后与燕山相恋,远走美国,在梦中,在彩色片《寂寞的松林》的场景里再见之雍。

事实上,九莉是张爱玲的化身,邵之雍便是胡兰成,《小团圆》所记九莉遭际便是张爱玲生平。文中的盛家、竺家(蕊秋母家)、卞家(表大爷家)、耿家(翠华母家)分别对应张家(张佩纶,妻子李菊耦为李鸿章之女)、李家(李鸿章)、黄家(黄翼升,与李鸿章曾同在李鸿章军下)、孙家(孙宝琦,清末大臣),均有据可查。她的“生命是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等苍凉言语,便来自于她的家庭生活。父亲是没落的封建官僚,抽大烟,娶小妾,逛窑子,母亲留洋出国,接受新式教育,中西文化冲突下,家庭争吵不断,终至离婚。成长于此,张爱玲“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一次得罪后母,被毒打监禁半年之久。因之,她描述世界时满溢恐惧感、悲剧感、荒诞感。纵使她与胡兰成相恋,描述热恋的自己,仍是清冷忧郁“对海的探海灯搜索到她,蓝色的光把她塑在临时的神龛里”;与邵之雍接吻时,瞥见窗台的猫头鹰;两人散步,仿佛行走在天上的银河,大地仿佛消失。意象怪诞冷清,刺字脆生利落、文风冷峻,人物尽是虚构、事件分明是真,因而有人称《小团圆》为张爱玲“忏悔录”,接续“五四”以来“自叙传”的传统,剖析过往的心路历程,实现一种升华、一种解脱。

三、《小团圆》与张爱玲:大多真实,少许虚构

不管创作者出于什么心态,在《小团圆》中,张爱玲找到了人生的最佳切入。人之一生,与社会的联结,无非是事业、家庭、婚姻,三者串联起个人的命运足迹。在《小团圆》中,盛九莉的父母乃德、蕊秋的性格、经历与张爱玲父母如出一辙,连九莉因晚归被父亲毒打禁闭也是张爱玲真实经历。九莉与之雍,张爱玲与胡兰成,活脱脱一个模子,只是换了姓名,其他人物也大都有迹可循,通篇看到的是诚实的表达。

但同时小说中的人物、事件虽在现实中都有原型,但并不完全贴切。比如文中蕊秋的原型是张爱玲母亲黄逸梵,这位新式女子思想前卫,性子要强,游走各国,一度任尼赫鲁两个姐妹的社交秘书,男友众多。但《小团圆》中重点突出她不受旧式婚姻束缚,交往众多男人,倒把她的见识外面世界的进取心隐去了,显得她水性杨花,想来张爱玲对母亲的开放社交是极为不满的,所以在形象刻画上也有所偏颇。同时某一事件的时间、地点也会稍有改变,大样子不错,细节却是有改动的。如漏写张爱玲与当时各杂志编辑来往,甚至描写柯灵、梅兰芳时有污名化的嫌疑。例如欣赏张爱玲的柯灵竟是她口中说出“汉奸妻、人人可戏“的无赖。

在小说最后部分,人物、事件的生活模板已经无迹可寻,但人物感受开始跃然纸上。例如谈到暮年“再看之雍的著作,不欣赏了…一看见亦是好”,还给大众展示了一个梦,“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个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醒了。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那种穿越时空的感受,那种跨越了感情的心灵呼应,那种爱已成风随流水而去的空灵,对很多读者是一种穿越般的震撼。文字看似轻松,但有很强的冲击心灵之力,张爱玲自己的亲身感受、独特的内心体验,应该是这些文字的源泉。

四.《小团圆》:腐朽旧式家族的“小”缩影

复杂背景下走出来的张爱铃,思考生活的角度也异常冷静,其家庭成长经历在《小团圆》中找到了契合。

《小团圆》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是作者用自己的家庭经历沉淀的历史画面。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社会各阶层普遍表现出虚无和迷茫。在《小团圆》中,张爱玲曝露了她自我打破众人的美好幻想,抽鸦片、打吗啡、赌大钱、玩女人的大家族,嫂侄的不伦恋,放荡的母亲,暗恋继母的儿子,与胡兰成的婚外恋、堕胎,与电影明星恋爱,坏了身子,充满着幽暗人性的狂欢。张爱玲把它们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用简白的文字描摹而出,不着一词评价,全然冷眼旁观,一一写下。从这个角度讲来,张爱玲虽无意表现家国情怀,但已经堕落至此的社会上层又如何支撑起整个民族,清朝、民国的覆灭也有了依据,有点类似曹雪芹《红楼梦》的味道,而格局更小。

为张爱玲自传的《小团圆》,是张爱玲自写的一生总结,凄惨的童年生活与悲凉的爱情折磨着她,投射在文章中,则是满溢着痛苦清冷。经历过的现实生活艺术化地呈现在文学作品中,同时作者又运用主观意识加以裁剪。《小团圆》中所述大部分真实,而“不真实”的那些则是张爱玲有意无意“着重刻画”、“略去删减”的部分。同时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与地域不可避免地进去小说中,反映出战乱民国与繁攘上海的旧式家族图景。

总之,《小团圆》继续了张爱玲作品“个人气息特别浓”的基本风格,行文自我、任性,阅读的时候能强烈感觉得到真实的生活。可以说,个人成长经历给予了作者很大的创作空间,对作者的创作影响非常大。出身名门,却遭遇了家道衰败和大家庭的无情冷漠,张爱玲的家庭成长经历影响了她的创作,也深深影响了其一生的生活哲学。

摘要：小说创作有故事情节的展开,叙述也可能涉及到很多细节,作者必须十分熟悉或者非常了解这些细节,这是创作的前提和必要。张爱玲的作品《小团圆》轰动当时的文坛,对后世文学研究有重要价值,细观此文,有不少作者生活经历的影子,特别是家庭成长经历更是在小说中有较多体现。关于家庭成长经历对作者小说创作的影响,有很多前辈做过研究,从心理学、创作学、写作习惯等方面做过论述,本文以张爱玲的《小团圆》为例,试图从细节相似入手,考证个人成长经历对创作的必然影响。

篇4：论《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张爱玲；作品；人生体验；缺失；孤独

一个作家作为感情充沛的个体，其人生经历和感情跌宕的蛛丝马迹必然会投射于作品，张爱玲也不例外。她真实描摹了普通人的灰暗生命图案，刻画出普通人卑弱可怜的人性，作品中弥漫着孤独的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张爱玲对自身人生体验的感知和认识。

一、创作心理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记忆对于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人曾将童年体验分为丰富性和缺失性体验两种。童年生活很幸福，物质、精神方面都得到满足，生活充实而无忧无虑——这是丰富性体验。而所谓缺失性经验，是指童年生活很不幸，或是物质匮乏，或是精神遭受摧残、压抑，生活极端抑郁、沉重。比之丰富性体验，缺失性体验在激发创作者的内在心理驱动上更为强烈。中国女作家中，庐隐、萧红、张爱玲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幸的，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满清遗少，继承了遗少的全部荒淫、残暴，母亲是一位留过洋的新派女性，爱好音乐、文学。在这一新一旧组成的畸形家庭里，无爱可言却拥有无尽的争斗与倾轧，她从小就饱尝了因为旧式婚姻造成父母感情裂变所带来的家庭不幸和痛苦。

于是，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父爱是永远的缺失。《琉璃瓦》中的姚先生有七个女儿，个个美丽可人。姚先生对此感到十分惬意，但是她并不为女儿们的幸福和前途着想，只是把她们当做自己晋升的垫脚石。他自己是印刷所广告部主任，于是把大女儿嫁给了印刷所大股东的儿子——一个不求上进的青年，可怜的大女儿成了牺牲品。掩盖在这温情脉脉的父爱面纱下的，是姚先生“职业上的发展”的自私欲望。“母亲”这个形象在世人心目中向来联想到的便是爱心、圣洁，是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港湾。

二、童年时代的人生经历对她的人生观产生了重大影响，青年时期与胡兰成的爱情，更加深了她情感上无爱的缺陷。张爱玲笔下的婚姻爱情总是充满磨难，有着或多或少的缺憾，甚至谈不上真诚，爱情反而成了有利可图的工具。

谈到爱情，不得不提到《倾城之恋》，白流苏是一个离过婚的穷遗老的女儿，娘家呆不下去，急需借婚姻找个“饭碗”。范柳原是一个家产丰厚，被宠坏了的花花公子：“嫖赌吃喝，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白流苏需要范柳原首先是缘于生存的需要“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范柳原粘上白流苏是他在阅人无数之后，反过来对守旧的中国女人一时感了兴趣，“他要她，可是不愿意娶她。”当战争来临，在战争艰难恶劣的环境之下，他们在大难临头中产生了一种相互的依赖，最后才结了婚。这就是《倾城之恋》的真相。因为战争毁了他们的文明生活，才促成了他们的婚姻；成就了白流苏的生存梦想；也成全了他们的经典“爱情”，创造了爱情的“奇迹”。原来他们的爱情是缘于整个文明毁灭之后，空虚惶恐的同类间的惺惺相惜，以及特定环境中的相互慰藉，相濡以沫。

没有真的爱情，但却有实用的婚姻。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样的婚姻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爱情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作者将爱情婚姻还原的这样深刻，正是由于不幸的人生经历给她的心灵造成了无尽的创伤。童年时失爱于亲情，年轻时失爱于爱情。特殊的人生体验给了她刻骨铭心的伤痛，因为她对这个世界是不肯定的，她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危机感，现实的无情，导致了她对爱情的悲观，她以冰冷的笔端去宣泄内心的孤独。

三、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对亲子关系和两性关系的审视，得出“无爱”的结论后，人物的“孤独”是必然的，人与人之间更深层更常见的是自私、冷漠、仇视。曹七巧是强悍阴鸷的，也是孤独的，她恨一切人，一切人都恨她，“她知道儿子女儿恨透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川嫦是善良而柔弱的，却也逃不出孤独的形役，”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世界，她是个拖累。”《封锁》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象征意义：人是孤独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被无形地“封锁”隔开了。在有形的被“封锁”的电车中吕宗桢与吴翠远互诉苦衷，倾吐爱意，但这一段情缘只不过是他们的一首幻想曲。当有形的“封锁”解除，他们又陷入了无形的封锁，仍然是陌路人，甚至是连那一点幻想都结束了。

当张爱玲以锐利的笔端为钥匙开启了人们的心门，里面蕴藏的是人性的自私、贪婪和虚伪，这是作者建立在自己的情感体验之上的。托马斯·活尔夫说过：“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价值的东西，她必须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张爱玲作品中这种痕迹更为明显。她一生都身陷在真爱缺失的阴影中，幼年的她过早地积淀了否定世界的悲剧意识。因而，她以内心的情感体验为基础经营了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在她的笔下，情也好，景也罢，所渗透的“不是淡淡的哀愁，更不是美丽的哀愁，而是令人彻骨的伤感。”这是她经过对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进行的整饬。进而揭示了千疮百孔的感情中所体现出人情的冷漠以及人性的孤独。

【参考文献】

[1]Jerry M..Burger. 《人格心理学》【M】.陈会昌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2]冯祖贻《百年家族》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4

[3]张爱玲《张爱玲全集》作家出版社【M】2006

篇5：论《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摘要：施蛰存的小说创作融汇了中西文学的传统，不仅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质。本文试从施蛰存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以及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等三个方面，来分析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施蛰存小说传统文化汲取反叛制约

施蛰存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之一，其小说创作在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上鲜明地呈现出了有别于其他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特点。他不仅灵活地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分析，充分挖掘人物的潜意识，成功地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心理分析小说，而且其小说也明显地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印记，无论是表现都市快节奏生活下分裂的人格，还是回望乡镇惆怅忧伤的往昔，或者是审视遥远历史人物内心的苦闷，都表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的特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传统文化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施蛰存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汲取

施蛰存小说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创作时所带有的传统文化心理，而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与其早年的乡镇生活经验和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密不可分。施蛰存原籍浙江杭州，幼年随父母迁居苏州，八岁时又迁居松江，中学时学作旧体诗，取法黄庭坚，后来转而学唐诗时又喜欢李贺、李商隐。早年乡镇生活的经历以及古典文学素养的积累对他后来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则是创作方法上始终注意传统的写实手法的运用，注意抒情写意，重视含蓄之美的表现，有时流露出感伤与怀旧的乡土情结，在含蓄优美的语言中传达出诗意的美，这也是其传统美学思想和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早期的小说集《上元灯》。这里面的作品大多是对苏州古城和松江小镇早年生活的怀旧和感伤。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大多在一个追忆性的叙事结构中，纳入诸多怀旧感伤的情绪，小说常常在追忆中开始，又在惆怅中结束，而整篇小说则在意境的营造或意象的选取等方面表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短篇小说《扇》，文中所描绘的清丽的月色，静穆的花圃中的蛙鸣虫噪，以及少女珍官小小的倩影，无一不具有传统文化美的印迹，而一对少年男女在花前月下以团扇追扑流萤的意境，更是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牧的《秋夕》。再如《上元灯》也描写了少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他们把仿北宋南院画本画起来的上元灯当做爱情的信物，柔婉含蓄地表达爱情，荡漾着古时文人幽远的惆怅和浓重的怀旧情调。

除了早期的作品之外，施蛰存在后来的表现心理分析的作品中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例如《梅雨之夕》一篇，主人公由偶遇的少女、初恋的情人和现实中的妻子这三个女子联想到“担簦亲送绮罗人”的诗句和日本画伯铃木春信的一帧题名叫“夜雨宫谐美人图”的画;《魔道》中的主人公看见村姑洗衣，浮现在脑中的则是“休洗红，洗多红色浅”的古谣句;《将军底头》开篇即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由此可见，对传统文化的汲取贯穿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始终，在早期的感伤与怀旧的作品和后来具有明显现代色彩的作品中均能寻找到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

二、施蛰存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施蛰存在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和汲取的同时，也热衷于在创作中另辟蹊径，引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理论，用精神分析学说剖析人的行为，还神和英雄以人的本来面目，这种对传统创作手法的颠覆和在创作中打破传统历史定论的理念则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首先是对传统手法的颠覆。施蛰存曾有过这样的自述：“二十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接连出版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集子，这一时期的小说，我以为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①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新兴的创作方法，本是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施蛰存却说将其纳入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这无疑是创作手法上的颠覆。在创作实践上，尤其是《将军底头》和《梅雨之夕》这两部小说集，确实是施蛰存运用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施蛰存成功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内心独白、联想、虚构、象征、荒诞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着重揭示主人公性欲与文明相冲突所导致的精神病态与精神分裂。

除了创作手法之外，施蛰存小说对传统文化的反叛还表现在打破几千年来传统历史的定论，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神和英雄化为凡人，还以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如《李师师》一篇，历史传说中的宋代名妓李师师本也是才貌双全、孤傲高洁的女子，然而到了施蛰存笔下，李师师则成为一个充满着底层人的俗气和世故的妓女，看到“痴呆地沉睡着，打着雷针般的鼾声，嘴角边淌着好色的涎沫”的巨商赵乙，她本是觉得“铜臭熏人欲呕”，“即使那样的豪富，一个市侩总无论如何是个市侩”，满是对市侩的不屑和鄙薄。可是当得知这个嫖客赵乙原来竟是当今天子之后，其态度马上由先前的厌恶变为曲意逢迎，甚至做上了被娶进宫的美梦了。另外，在《将军底头》《鸠摩罗什》《石秀》等小说中，施蛰存也对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分析，消解了英雄的崇高和伟大，揭示了他们掩饰在光鲜外表下不光彩的内心世界，还原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关于这些作品的论述颇丰，这里不再赘述。

三、施蛰存小说创作受传统文化的制约

施蛰存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除了表现出其对传统文化的汲取与反叛之外，还表现为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如果说汲取和反叛均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么这种制约则是被动的了。这种制约可以理解为施蛰存对传统文化的汲取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的不彻底性的表现。

这种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的情况主要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从这些形象入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魔道》一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我”在去朋友陈君的寓所度假过程中看到黑衣老妇后一系列奇怪而诡秘的遭遇，在这一连串的遭遇中，“我”的荒诞恐怖的怪异心理其实都是都市人内心焦虑的外化。尤其是在主人公幻想自己与陈夫人“已经在接吻”的时候，脑海里立马闪现出“我犯了罪，会得到天刑吧，也许我立刻会死了的”的念头，这便表现了主人公这一形象被中国封建传统束缚而不能自拔。另外，正如施蛰存自己所说，《将军底头》所表现的是种族和爱的冲突，《鸠摩罗什》所表现的是道德和爱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正是作品中人物形象内心原始本能在传统文化的制约下力图冲破束缚的结果。

除了上述一些作品之外，这种受传统文化制约的人物在《善女人行品》这个集子里表现的更加彻底。“善女人”中的“善”字有着深刻的含义，“善女人”指的就是安分守己、严守三从四德、遵从传统道德的女性。作品中表现的善女人，她们在中国传统礼教的束缚下，不仅神态举止都严守规矩，长期以来的束缚甚至使她们最原始本真的欲望都变为收敛和力求适度的了。《周夫人》中年轻寡居的周夫人，常年谨守妇道，压抑自己的情欲，虽然内心的欲望因见了一个相貌颇似亡夫的12岁男孩而被诱发，甚至出现变形，表现出恋童的倾向，但是这种爱恋也仅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绝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越轨行为。又如《雾》这一篇，素贞小姐虽然对异性充满憧憬，但当她得知这个男子是个电影演员时，却骂他是一个“下贱的戏子”，通过对素贞小姐的心理分析，以及前后态度的鲜明对比，这种封建守旧思想深入骨髓的情况可见一斑。再如《春阳》里面的婵阿姨，在未婚夫死后，竟然抱着牌位与“丈夫”结了婚，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三千亩田的合法继承权。婚后面对族人对财产的虎视眈眈却依然吝啬度日，以为“既然牺牲了毕生的幸福以获得了此产业，那么惟有刻意保持着这产业，才比较的是实惠的”。在上海的街头上行走时虽然有“一阵很骚动的对于自己的反抗心骤然在她胸中灼热起来”，也曾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和自己挽手并肩走在和暖的太阳下，让她觉得通身的轻快，但当看到令自己心动的银行职员开口叫自己太太并只同她谈存款业务，却以“密司”来称呼另一个艳装女郎时，立刻感到一阵冷，随即坐车回昆山准备依旧去过孤苦吝啬的生活了。这位与丈夫的排位结婚甘愿去过没有真正幸福的生活的婵阿姨，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给自己戴上了一副黄金的枷锁。七巧即便在不幸婚姻的折磨下心理扭曲变形，破坏儿子和女儿的幸福，却也曾有试图与季泽亲近的勇气，而婵阿姨则怕是要在自己的金牢笼中孤苦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了。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一方面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一方面又将触角向外伸展，实现了对中西文学传统的融汇。正如杨义所言，“施蛰存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较深，他从江南带书香味的城镇走出来，站在现代大都会的边缘，窥探着分裂的人格，怪诞中不失安详，在中外文化的结合点上找到了相对的平衡。”②也有学者对其创作流变过程进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划分，他后期出版的《小珍集》，“已经从现代主义又较多地回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了”。③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不无关系。应该说施蛰存是较早认识到现代派需要有中国特色并付诸实践的一个作家，他不仅吸取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技巧，丰富了小说创作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而且积极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创作特色与文化品格，体现了立足传统、兼容并包的现代性视野与开放的文化姿态，开辟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特色的文学艺术之路，其小说作品和这些作品中洋溢的创作个性都将散发出持久的艺术魅力。

注释

①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②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P647

③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P134

参考文献

[1] 施蛰存.世纪文学六十家·施蛰存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5)

[2]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8)

[4] 徐敏.都市边缘的乡土回望——论施蛰存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特征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5] 李夏.浅论施蛰存小说中的传统文化安徽文学2011年第4期

篇6：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引言......................................................一、张爱玲对其创作的影响………………………………………………………3

1、张爱玲的生活背景对其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影响………………………3

2、张爱玲的生活教育背景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4(一)善用讽刺…………………………………………………………………………5(二)对偶互补与参差对照………………………………………………………5

二、张爱玲的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6

(一)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6

1、庸俗的母亲…………………………………………………………………………6

2、冷漠自私的母亲……………………………………………………………………7

3、变态的母亲…………………………………………………………………………8(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意义…………………………………………………8

三、张爱玲的爱情对其创作的影响………………………………………………9(一)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前的创作………………………………………………9(二)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期间的创作…………………………………………10(三)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后的创作………………………………………………10

四、上海的沦陷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12 结论.........................................................14 主要参考文献....................................................16

摘要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杰出的女性作家。她从自己悲剧的人生出发，写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留给世人许多有争论的独特而精彩的艺术世界。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能找到生活中的原型，同时她的人生经历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作品的创作，本文着重分析了她的人生经历对其作品的影响，主要从生活背景对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影响，生活教育背景对其创作生活的影响、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生活的影响、爱情以及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对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人生经历；创作；影响；张爱玲

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引

言

张爱玲的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来自她的生活，她作品中的人物也和她周围的人物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说她的人生经历带给了她作品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将一一介绍她的生活背景、教育背景、家庭遭遇、爱情、以及上海的沦陷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张爱玲对其创作的影响

1、张爱玲的生活背景对其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影响

1920年9月30目，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门第显赫的官僚家庭—张公馆，那一天下着阴冷的小雨，这似乎预示着张爱玲的一生将被笼罩着暗淡的色彩。张爱玲在她的创作中也多次的将张公馆描绘成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形容它犹如古墓一般的幽暗。看张爱玲的描写，读者就能感受到她对张公馆是厌恶的。当然，也不排除她在成长中逐渐了解自己身世后加剧的厌恶感。

张爱玲的上祖叫得最响的人物是慈禧的心腹李鸿章，李鸿章亲手挑选了清末的著名大臣张佩纶做女婿，张佩纶是当时朝廷的封疆大臣，后来张佩纶和李千金生了儿子，取名为张廷众。张廷众娶的是当年的江南水师提督、湖南籍的名将黄翼升的孙女黄逸梵。张廷众与黄逸梵生了二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就是张爱玲。她的父亲张廷众继承了祖上丰厚的遗产，是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时的文化教养，但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她的母亲黄逸梵接受的新式教育，并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因此新式女性的朝气蓬勃与封建遗少的暮气横秋因为封建的包办婚姻而格格不入，最终离异。期间，张爱玲的父亲在青楼接回了一个姨太太，这姨太太到张家后为了能在张家安生，行事颇有心机。想必张爱玲许多作品中的母亲形象都来源于她对后母跋

扈形象的厌恶。张爱玲就在这样一个无爱的家庭里成长着。张爱玲在长大后也逐渐的洞察了许多的世态，甚至于对自己高贵的血统也是不屑一顾的，她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只静静的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他们再死一次。

张爱玲的祖母才貌兼得，这些优良基因在张爱玲的身上重现。在张爱玲很小的时候，经常看见母亲穿着各种西化的洋服及精致的妆扮，这些都让她有了迫不及待长大的欲望。张爱玲通过自己的写作得到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后，毫不犹豫的买了一只口红，她希望这只口红能够让自己的人生绚丽起来。

张爱玲特殊的生活背景造就了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她后来创作的内容也是以其实实在在的生活为背景。张爱玲一生的前二十年经历，涵盖了她全部的经验，她整个的写作生涯，就是努力运用她所在房子和街道里面发生过的事情，来解说她的私人世界。她的作品几乎都是就地取材，借着生活事实升华为艺术虚构。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张爱玲的作品都是有出处的，在现实中都是有原形的。张爱玲生活的具体场景和张爱玲作品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细细品读张爱玲的书籍，不仅可以了解张爱玲生活的场景，同时也是研究她作品的出入口。

2、张爱玲的生活教育背景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

张爱玲是一个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的人，童年时代张爱玲一直和受封建传统影响较深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当时社会大环境在向西方社会学习，封建传统文化在当时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打击，她的母亲也在这种大环境下冲破了封建社会家庭、婚姻对女人的禁锢，远渡西洋，接受新文化教育。这时的她对母亲的种种行为既感新鲜又觉美好，并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母亲所代表的新文化的影子。稍大，张爱玲随姑姑一起生活，又受到先进的姑姑的影响，脑海中的新文化思想得到了加强；后来，她又进人新式学堂同时也是教会学堂——上海圣玛丽亚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张爱玲既摆脱不了家族长期封建文化的积淀又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她在新与旧的夹缝中生存，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夹缝中生存，作为新文化代表，她洞察了封建社会女性在现代文明中生存的不易。在这个夹缝之中她看到了

芸芸众生的人性弱点和中国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国民精神，找到了新与旧的突破口。

这一切生活教育的背景都使张爱玲小说的叙事风格具有明显的个性色彩，浓烈暖丽的语体色彩与讥诮冷峻的叙述腔调使得小说的内容与形式具有鲜明的对比；二元互补的模式加上参差对照的方法，使得作品的色彩层次更为丰富。

（一）善用讽刺

因为她所写的多是平凡普通的市民及其人生，所以他们身上无可避免地会存在着种种庸俗、消极的东西，对世俗人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张爱玲在写到他们的时候，笔法是讽刺的。如《五四遗事》写了几个新潮青年男女和他们新式爱情的尴尬结局。追求恋爱自由的男主人公历经波折，却成为三个新式旧式女人的丈夫。难怪他朋友打趣他“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这样事与愿违的结果，令人欲说还休。《金锁记》写了一个女人被黄金的枷锁劈杀的可怜又可悲的一生。在经历了煞费心机、委曲求全、苦心经营、众叛亲离、徒劳无获后，年老的七巧躺在床上，回顾她一生的挣扎与心机，得到和守护的却只是一份“空虚的胜利”，讽刺的意味尽在不言中。有人评价张爱玲小说：“张爱玲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这种笼罩了她的主观色彩又与其本身的真实存在偏差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书写对人性与人生的揭示便有了哲学意味。

（二）对偶互补与参差对照

张爱玲从小就特别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在其作品中不难发现她在安排情节结构与刻画人物时所采用的对偶手法。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的情人与妻子就具有“二元补衬”布局的意象，二者互补，相互映衬，“二元补衬”一旦与标记人物禀赋命运的对偶相生模式发生联系，便更加寓意化了。

首先二人的名字就具有隐喻色彩，书中无数细节也都因此产生了寓意。王娇蕊是娇媚热情、每一寸仿佛都是活的情人；孟烟鹂是美丽娴静但又苍白乏味的妻子；前者由于是朋友的妻子，对男主人公振保的名声地位构成潜在的威胁，他在激情过后退却了，使得女方“枉”自“娇媚”，最终枯萎，成了

一个苍老俗艳的中年妇人；后者的唯唯诺诺又让振保的情欲始终不能满足，只得在“梦”中寻找“艳丽”了。既可以热情似火像红玫瑰，又贞洁娴静如白玫瑰。娇蕊与烟鹂的命运也极其相似，一个被始乱终弃，一个被置之不理，都体现了夫权制下女性话语权的丧失。

在二元互补的模式之外，张爱玲又在其小说中加上了参差对照的方法，更生出一番相生相成之意，使得作品的色彩层次更为丰富。“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桃红配葱绿，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张爱玲曾在《倾城之恋》中申明了她的创作主张：“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张爱玲对这些庸俗的男女虽然没有过多的同情，但有着充分的理解：“我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在人性方面，张爱玲认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所以她的小说里，除了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就如，白流苏与范柳原尽管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与期望值不同，但战争的爆发成全了他们，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终于短暂地走出心城的阻隔，各得所需。

二、张爱玲的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

童年是人类生命的最初阶段，尽管短暂却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童年的生活往往是难以磨灭的印痕。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其童年生活的重创和严重的母爱缺失有着直接关系。这里主要是从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塑造来看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1、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

庸俗的母亲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担负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职责。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正因为这样。但是，也正是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对母亲的价值评判，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最多的，她们都是“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比如《心经》中的许太太，面对女儿暗恋丈夫，而丈夫又与女

儿的同学同居这样一个乱伦的事实，也只能忍气吞声，淡淡地说了一句：“一家有一家的难处。”这个母亲在自己受尽伤害后，还在为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寻找退路，虽然令人唏嘘，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母亲的确是生活在家庭的最底层，她不去想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这种状况的发展，而是牺牲自己的尊严来捍卫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的尊严。说到底，这是一种愚昧。

《年轻的时候》中的潘太太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送他出门。”除此之外，潘太太只喜欢拔头上冒出的白发，或者是听绍兴戏，搓麻将，“有了不遂心的事，并不见她哭，只见她寻孩子的不是，把他们怄哭了。”一个浅薄、无聊的庸俗母亲跃然纸上。

在童年张爱玲的眼中，生母黄逸梵受过高等教育，但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也作不了主，嫁给张廷众后对于丈夫纳妾、嫖妓这些恶习也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在她留洋期间，姨太太堂而皇之地住进张家，她也是不闻不问。母亲的学识和爱好都是高雅的，但思想却又如此庸俗，这些童年经验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之中，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2、冷漠自私的母亲

与庸俗的母亲相比，这一类母亲则是在感情与经济的冲突中，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后者。《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受到哥嫂的排挤而向母亲寻求安慰时，白老太太只是“一味地避重就轻”，让白流苏回婆家做寡妇，过继个儿子，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当流苏趴在床上痛哭着，想抓住母亲作最后的哀求时，却发现母亲不知何时离开了。对于这种“恶意的缺席”，流苏心里终于明白：“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她似乎是魔住了，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

那么，张爱玲在创作这一系列母亲形象时是否有她母亲的影子呢？答案是肯定的。由于后母的挑唆，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后软禁起来，在此期间，张爱玲身患严重痢疾却无人问津，要不是仆人偷偷给她吃了一些药，她早就命丧黄泉了，而这一切都是冷漠残忍的后母一手造成的。后来，张爱玲逃出父亲家与生母住在一起。当年夏天，张爱玲的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是不回去了。母亲告诉弟弟说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

人，因此无法收留他。弟弟哭了，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后来弟弟只得回去，带着那双篮球鞋。” 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认为，正是由于张爱玲童年时母爱的缺失才使她的笔下出现如此可怕的母亲形象。

3、变态的母亲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在婆家长期受到排挤嘲弄，在丈夫和婆婆死后，紧紧抓住金钱，她的心理已经完全扭曲了。她将自己的一切不如意变本加厉地发泄在女儿身上。七巧看到女儿恋爱后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内心便极端不平衡起来，因为女儿幸福的表情刺痛了她内心的伤疤，恼羞成怒的她把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全部疯狂地泼向女儿长安：“这些年来，多少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子跳出姜家门了，称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也别摆在脸上呀——真叫人寒心！”七巧还用许多恶毒的话侮辱女儿的人格，打击女儿在婚姻方面的自信心。这不是一个母亲对女儿说的话，而是一个疯狂的失去理智的女人对自己仇视的同性的报复。张爱玲用她冷冰冰的笔写出了一个魔鬼似的母亲的变态心理与行为，解构了传统文学中以“爱”为核心的慈母形象，将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写得如此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张爱玲对这一类母亲十分憎恶，就像憎恶她的后母一样。张爱玲私自去生母家中住了两个礼拜才回来，那天进了家门后母就找茬打了她一巴掌。因为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张爱玲对她毫无感情可言，所以本能地便要还手，被仆人拉住了。但后母的举动却像发疯了一般，她一路叫嚣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从此以后，在张爱玲的字典里，后母便成为疯狂和变态的代名词。这段痛苦的回忆伴随了张爱玲一生，也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意义

张爱玲的作品向人们证明着孤独与自私，也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这正是她从封建贵族家庭生活中体验出来的独特感受，是她熟悉的旧上海家庭生活的折射。从心理学讲，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个体的童年体验常常为她的整个人生打下烙印。她曾短暂地从生母那里获得母爱，但只是昙花一现。生母长期出国，父母离异，后母狠毒，使她感受不到母爱，这种阴影反映到作品中便有了对母亲形象的否定和瓦解。

三、张爱玲的爱情对其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和胡兰成之间有一段爱情故事，这段故事影响了张爱玲的一生，在和胡兰成恋爱前后，他的作品也有很大的改变，她的爱情故事影响了她的创作。追究起来，张爱玲为何孤独早已有了预示，这个叫着“出名要趁早啊！”的二十岁的女孩，在爱情没了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她笔直地看透了他，一望无际，几千里地没有人烟——她眼睛里有这样的一种荒漠的神气。” 张爱玲的创作集中在1943年到1945年，尤其是在1943年的下半年到1944年的年底，这恰巧与她和胡兰成认识、相爱、结婚、分离的经过惊人地吻合。

张爱玲的成名，引来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而后，在她的爱情与创作走向辉煌的同时，她也面临着即将来临的永久的衰退。她的文学才能由于得到爱情的滋润，开放得尤其绚丽，也因为爱情的逝去而迅速萎谢。张爱玲的笔下很少有决断的女子，她们大都是小奸小坏可怜可哀的人，“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男人和女人的纠缠不清是永远的，而张爱玲的态度是闭口不谈，她看不起嘴上永远讲着男人的女人，她自已虽然不讲，但她却是受伤害最深的。

（一）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前的创作

1943 年以前，在张爱玲没有认识胡兰成以前，她的作品是不够成熟和精致的，她笔下的爱情差不多都是畸型的，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葛薇龙投靠姨母，成为一名高级妓女。《沉香屑•第二炉香》写教师罗杰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愫细，母亲和姐姐的不幸婚姻，导致愫细的心理变态，最后罗杰被逼到自杀为止。《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充满阴柔，而丹珠则充满阳光，最终是聂传庆因无能爱丹珠而痛打她。《心经》则是写父女恋。小寒与父亲峰仪一场畸型的恋爱，使小寒把她父亲母亲之间的爱一点点扼杀掉。

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张爱玲二十出头，她的生活经验来自父母与众多亲戚。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此外还有在香港念大学时的经历，再就是来自于书本了。

（二）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期间的创作

胡兰成因对张爱玲小说的惊艳，立刻到上海去拜访她，从此两人开始情缘，到1944 年二人结婚，这期间，处于恋爱中的张爱玲写出了她最美最有才华的作品。1943 — 1945年是张爱玲创作的巅峰期。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几乎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迭有佳作，一时轰动文坛。

《爱》的内容写一个女子在自家后园里隔着篱笆碰到一个男子，互相之间一个微笑，只有一句话：“你在这里。”然后女子被人辗转卖到异乡，只是这一生她都会回想起年轻时的这一幕。“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文章很短，只有 345 个字。如果不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的旁白，应该没有人会懂得张爱玲写这篇短文的原因。处于热恋中的张爱玲于亿万人中，于乱世中遇到胡兰成，对她来说是多么欣喜啊。即便在这个时候她也没有太多的话肯告诉读者，她所能说的就是这么隐晦含蓄的一句：“你也在这里吗？” 在与胡兰成相处的几年里，张爱玲对世俗充满了喜爱与悲悯。那时候的她充满了旺盛的创作力：“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三）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后的创作

1947年6月10日，张爱玲写信与胡兰成决绝，并最后一次用电影《不了情》与《太太万岁》的稿费为胡兰成寄去三十万元，而这两年胡兰成的逃亡生活费用，都由张爱玲负担。其实张爱玲早已下了分手的决心，只是等到了胡兰成的境况有转机，才写信永诀，其用心良苦实在可叹。然而张爱玲是真的萎谢了，她的感情生活，她的艺术生命。

而这两年是一段令她伤心的日子，她没有写任何散文，直到与胡兰成诀

别后，她才又开始写作。经历沧桑的张爱玲终于写出有着人间真情的小说《多少恨》、《十八春》。这两部小说都有张爱玲的影子，自食其力，父母离异，男女主人公没有了以前小说中的斤斤计较和盘算计谋，有的仅仅是两情相悦的爱恋，心灵相契的爱情，然而最终总是人逃不过命运的摆布，并且最后都是女主人公选择离开。《十八春》中，张爱玲把世钧的家放在南京，南京是张家故居，张佩纶晚年的居所，很豪华，民国时被改为立法院，胡兰成去寻访时已烧成灰烬。除此之外，还因为那时胡兰成在南京工作，每月去上海几天，每次到上海先不回自己家，先去看张爱玲，进门第一句话是：“我回来了！”张爱玲把世钧的家放在南京，自有她割舍不下的情意在里面。《十八春》里的曼桢，坚强而自信，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她都在支撑着一大家子。这是有来由的。抗战胜利以前，张爱玲写苏青，说苏青是只有她照顾人没有人照顾她的，而张爱玲认为自己是不可能如此的。等到胡兰成逃亡的两年里，她却总是寄钱给他，还不忘叫人带香烟和剃刀给胡兰成，这时张爱玲的所作所为已经是曼桢的心思了。她所做的，只是担当而已。曼桢性格中最大的特点除了坚强还有坚贞，即使丢了一个旧手套，她都觉得可惜，更何况是自己深爱过的人呢？而且一旦失去了，曼桢对新人新物就再也不会有从前那样的兴趣，这或许就是曼桢离开世钧以后再也没有幸福过的原因，也是张爱玲再也没有恢复到四十年代在上海时的那种创作精力的原因。在《十八春》中，世钧后来离开了曼桢，她还是照样生活下去，但她仿佛整个人陷进泥潭里去了，神情恍惚。这是张爱玲的真实心情。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回到上海，在爱丁顿公寓住了一个晚上。当时，他们的感情已经处于决裂边缘。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向她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漪，哽咽中叫一声“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就像《金锁记》里的长安：“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子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张爱玲说：“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张爱玲不是没有和胡兰成复合的机会，也有朋友想从中撮合，但张爱玲

是绝不回头了。然而真正可惜的是她的创作才能的萎缩，她后期大量所作的是对前作的改写，她翻写《金锁记》为《怨女》，翻写《十八春》为《半生缘》，她捧起了自小熟读的《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她整理的《红楼梦魇》并无太大的价值，她的《张看》、《谈看书》、《谈吃》也不被。看完这些作品，让人觉得“憋着的一口气终于放了出来，打了个深长的哈欠。”

从以上可以看出，张爱玲会把自己的形象以及和胡兰成之间的爱情故事渗透在她的作品当中，而他们的爱情也深深的影响了她的创作。

四、上海的沦陷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1937—1941年这一时间段，张爱玲在上海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上海沦陷的同时，张爱玲也遭遇了家的“沦陷”。8月13日，日军攻击上海闸北，中国军队立即反击，为期三个月的上海抗战开始。

上海的沦陷让她倍感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苍白、渺小以及生命的不可知，由此内心产生无比的悲凉、寂寞之情。夏志清曾这样评说张爱玲：“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 1943年到1945年，可谓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巅峰。战火纷飞的上海是张爱玲作品得以生存滋长的最佳空间。她的故事告诉读者，旧家庭崩坏以后并无奇迹产生，这个世界仍然一天天的坏下去，年轻一代无论是否具有叛逆性都无路可走。在她的笔下，没有伟大的使命在召唤，微不足道的人们只是感觉到日常的一切变得恐怖，她清楚地意识到人在历史变动的面前的无奈，而这一切，刚好符合了沦陷区都市居民的一般社会心理，使读者从文中找到了切实的感受，因而张爱玲的文章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张爱玲所创作的那些描写市民日常生活与她独有的贵族气质的文字，那些琐碎的精致，那分唯美的苍凉，让那些在沦陷区哀伤与自怜的人们，找到了昔日的回忆与情感上的依托。那些咖啡馆、跳舞场以及霓红灯下的头晕目眩，让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回忆起往昔的十里洋场，深深的吸引了都市动荡环境下的市民。

从1943年4月，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后，一鸣惊人。同年5月，发表了《心经》，8月发表了《封锁》，1944年1月发表了《年青的时候》，同年2月发表了《花凋》，5月发表《鸣鸾禧》，6月发表了《红玫瑰与白玫瑰》，9月发表《桂花蒸·阿小悲秋》，11月发表《等》。在这两年期间，她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等。1944年8月和11月，张爱玲相继出版了她最有代表性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张爱玲在沦陷区的文坛里大放异彩，如鱼得水。战争与生计迫使张爱玲运用她唯一的技能写作来过生活。如果说不是战争的爆发，也许她在英国读书，成为一名学者或是白领，不会这么快的成为一名作家，或许她要经过多年的摸索才找到这条途径。

结论

张爱玲的一生是传奇的，她用自己传奇性的一生和传奇式的作品演绎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特殊的人生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她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她留下的作品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阅读，去研究，去体会她在小说中注入的感情。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对照记》，北京十月出版社，2009

2、张子静、季季《我的姐姐张爱玲》，文汇出版社 2003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张贞元《张爱玲传：独爱临水照花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

6、张爱玲《传奇》再版本，上海杂志出版社,1944

7、张爱玲《创世纪》《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8、张爱玲《有女同车》《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9、张子静、季季《我的姐姐张爱玲》，文汇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