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读苏轼散文有感（精选8篇）
篇1：浅读苏轼散文有感
浅读苏轼散文有感
苏轼，中国古代文学家中最为人民喜爱的一代文豪，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其诗、词、文、赋、书、画、美学、哲学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第一流的水平。
苏轼继承并积极倡导古文运动,既反对浮巧轻媚,又反对迂深怪僻,始终坚持平易自然。他在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思想等方面作了诸多探索与创新。他所创作的情理兼备、摇曳多姿的散文,不仅体现了他继往开来的决心和实践精神,还为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开辟出新的天地。
如果没有苏轼，中国的散文史将会平淡得多。
任何一个伟大作家及其作品的诞生和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特定的时代，家庭环境和个人的经历，亦受其独特的思想、性情影响。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开创了“蜀学”派。
苏轼出身在一个清寒却很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当时著名的政论家。在政治见解和散文写作上，都给苏轼以很大的影响。苏轼的母亲程氏从小教他读书，给他以品德上和学习上的薰陶。所以他自幼就有“奋历有当世志”，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苏轼在仕途上是坎坷的。他21岁中举受到欧阳修等前辈赏识，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第三等，名震京师初入仕途。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度过十年地方官生涯。此后由于他主张改革却又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分歧。同时，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耿介率直、认真执着。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位及人臣，却屡遭贬谪，命途的坎坷：44岁时因“乌台诗案”迁黄州任副团练使，59岁时被贬惠州，62岁贬徐州，66岁在常州病逝。而正是这政治道路上的不幸，使他更深刻地体味了社会和人生，艺术上进入了更精深华妙的新境界，也使他的散文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自己内心的情感波澜。
苏轼在思想上受到儒、释、道三家的影响，兼收并蓄，各有取舍。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他在做地方官时，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而释、道二家的思想被他用作对付政治迫害和困苦遭遇的精神武器。这种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思想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超脱，心胸旷放开阔。因而在任何逆境中都能随遇而安，不悲观，不颓唐，永远保持一种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正是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才使他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
苏轼散文有其独特的文学思想和写作技巧：文道并重，以意为主。
苏轼散文的思想是主张：文、道并重。也就是说，苏轼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但他认为散文艺术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他指出写作如古人所言，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是‚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他对文学的艺术性是
相当重视的。一般古文家常引用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一句，反对在文章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苏轼则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苏轼《答谢民师书》）他把“系风捕影”般的“求物之妙”这种以个人内在感受为基础的很高的艺术境界作为“辞达”的要求。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他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化，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汩汩滔滔，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他既反对 “浮巧轻媚，丛错采绣” 之文，即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文章，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即怪异艰涩而难以理解的文章。苏轼最重视的一点是“以意为主”。‚某平生无快意事, 惟作文章,意之所到, 则笔力曲折, 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何蘧《春渚纪闻》卷六引苏轼语）苏轼很重视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
苏轼的散文，无论比之于早期的韩、柳，还是比之于同时的欧、曾、王，都要少一些格局、构架、气势等人为讲究，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横生，这也更吻合他的情感基调与个性特征。
苏轼散文作品的特色之处：翻新出奇的议论文；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叙事记游之文；神妙的笔记小品。
苏轼的早期议论散文作品中，史论或政论占了很大比重。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教战守策》、《上神宗皇帝书》、《留侯论》等。在他大受主考管欧阳修赏识考中进士的应试政论文《刑忠厚之至论》中，他围绕儒家“重赏轻罚”的“仁政”主旨，从“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说起，列举周穆王的话、《传》、《尚书》、最后以《诗》作结“《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是“忠厚之至也”。一方面一扫五代以来浮靡艰涩之风，有“文”重“道”；另一方面又有较浓的战国纵横家旁征博引之习，纵横恣意。
此外，苏轼总能引据常见史料为人物翻案。如为古代名臣贾谊，范增，晁错等作了不少人物史论。这些议论往往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是最能代表他的颠峰之作。这一类散文的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苏轼的散文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他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他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意”为主，信笔写去，显得更为自然、飘逸和轻松。
如‚亭以雨名,志喜也.‛（《喜雨亭记 》）中的开篇第一句便直入主题,并无太多的铺陈衬托,一如苏轼之豪爽性格。‚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嘱客而告知,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颂繁兴而盗贼滋轵,则吾与子二三子,虽欲优游而乐于
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民间疾苦的解除,给他带来的是慰籍,对百姓的关心,由此可见一般.而他自己呢? 散文创作何尝不是抒发他自己胸中之意，下一场心灵的雨？
如《石钟山记》中他先从叙事‚《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就石钟山命名缘由所作的解释提出怀疑，而后自然地转入自己趁一次经过石钟山的机会游览写景：对夜晚泛舟泊船绝壁进行一段描写。‚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 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有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 噌吰如钟鼓之声不绝。‛直到最后引发出‚事不目见耳闻‛则不可‚臆断其有无‛的议论，提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全文以我为主，衔接自然
其流芳千古的前、后《赤壁赋》贯穿了游览过程与情绪的变化，把写景、对答、抒情，议论交融地汇为一体。有赋体生动瑰丽的语言，洋洋洒洒，又更吸纳了古文运动以来行文的简练平易，通顺晓畅。诗情画意，处处皆是。
在苏轼这一类文章中，借题发挥，随即发生出一段融叙事描写，抒情论理为一体的散文表现“意”即自己的内心感受是最重要的，所以雷同的情况很少，总是随“意”变化。随“意”表现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阐发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此外，苏轼还有一些小品文也是独具风韵。这些小品文的篇幅短小，写作随意的书札，题跋，杂记和随笔，多作于贬谪黄、惠州时期。寓情，寓理，寓气，寓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信手拈来，却不失为神机妙品。如《书临皋亭》云：‚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己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所思而又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各，惭愧！惭愧！‛又如晚年的一些作品。如《在儋耳书》写自己初到海南岛时环顾四面大海的心境：‚ 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这篇似庄似谐的短文，在表面的诙谐中有深沉的悲哀，在深沉的悲哀中又有开朗的情怀，使人读后感慨万千。又如《记承天寺夜游》，先以小序交待自己月夜不寐，至承天寺访张怀民，恰张亦未眠，便一同漫步，正文仅三十来字：‚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 一幅鲜明澄澈的月夜图景，一种空渺寂寥的感受，情与景与理化成一片，意味深长。，苏轼的小品文尤其言简意深，内涵丰厚；以不同体裁，不同角度体
现了作者历经磨难而狂放豁达的人生态度。这一类文章对后世小品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苏轼的散文为什么如此瑰丽而多姿？几乎散文的所有风格都可在苏轼散文集中找到：豪迈奔放，婉丽清爽，闲适悠远，雄健险峻，旷达简古，自然平淡应有尽有。以他被贬黄州为界，前期创作翻新出奇，突破陈说，论驳滔滔，酣畅淋漓。后期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他散文的汪洋澹泊、挥洒自如、变化莫测、姿态横生的特点。上文所举文例我们可以看出是其思想和人格使然，是其文学主张使然，更是其才气，豪气使然。“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当代美学家朱光潜语）成就了他虚静高洁的心灵和淡泊超逸的人格，成就了他随缘放旷的文心和风流潇洒的气度。正因苏轼的散文与其诗词书画一样，是他思想和人格的载体，他的品格才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士大夫尊崇和效仿的理想人格。他的散文才能成为千古传诵的不朽名篇，在中国文学史，也在中国文化史上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苏轼散文大而至于民族兴亡，国家变故，小而至于身边琐事，一己悲欢，尽罗其中，付诸笔端。有堂堂正正，侃侃而谈，陈述国事；亦有随意发挥的讽刺小品，驱驾历史风云，亦可缩龙成寸，精雕细琢，平凡认识，细加描述，也可感心铭腑。苏轼的散文注重感觉，情感的深化和人格的升华，注重深沉的思索与“悟道”，立意高远。不仅重品，树德，畅神，达意，法自然，立境界，还具有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绝妙熔铸在一起的文化气质。
浅读苏轼其人其文：精妙无双！在浅读中享受，在享受中领悟。
篇2：浅读苏轼散文有感
上大学前，我曾经粗略读过《红楼梦》，这是我读过的书里最细腻的一部，最近选修了中国文学名著导读，就把这书找了出来，细细品读，通读后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总体看来，这部书有很多特点和特色。首先，这部书的容量大，其首要表现是人物众多。书中展现了这么多人物的血缘、情感、利害与事务关系，但是除了这些可见可知的关系外，这些人物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作为书中人物的相对比、相衬托、相照应、相补充的关系。比如，晴雯是黛玉的影子，袭人是宝钗的影子。这部书最喜欢“捉对”写人物，有和尚就有道士，有贾雨村就有甄士隐，有玉就有金锁金麒麟，有黛玉掣出的芙蓉签，就有晴雯死后掌管芙蓉，有老太太贾母，就有老太太刘姥姥，有尤二姐就有尤三姐，有宝钗就有薛蟠、薛蝌、宝琴，等等。同是贾政子女，宝玉与探春以及贾环，又可以比较。同是表姊妹，又同是多文采的妙龄少女，黛玉、宝钗、湘云的比较也很有意思。同是丫鬟，袭人、晴雯、鸳鸯等等的比较，更加使人感到鸳鸯的尊贵，包括晴雯也或多或少地将宝玉作为自己的追求对象，而独有鸳鸯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些人物成对出现，使得《红楼梦》的人物更加适合于进行比较研究，又引出更多的话题。
《红楼梦》的另一特点是它的描写具有客观性。作者写谁就是谁，他们是独立的、主动的、自己存在的，而不是被作者牵线或涂抹的。当回想讨论书中的人和事时，恰恰像讨论实际生活中的人和事，我们常常忘了是在谈一本书，忘记了作者的存在。每个人物都很鲜活，很自然的出现，他们有各自的风格，各自的特点，但又不显得突兀，就好似我们身边发生过的出现过的人和事，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我们可以将《红楼梦》比做一席盛大的、琳琅满目的酒席，酒席摆好以后，厨师就不再出现了，任凭你去品评、咀嚼和消受，当然他摆出来的酒菜都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红楼梦》的重要特点是它把握生活的整体性和细腻性，这一点也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一
点。大至于朝廷、官场，中至于家政家运、派系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各种爱情婚姻、亲子纠葛，小至于一饭一茶、一衣一酒、一房一舍、一亭一院、一针一线、一笑一哭、一字一语、一念一嗔、一花一木、一钱一物、一怒一啐、一举一动„„全部纳入笔底，组成有机整体。从大的说，我们会想到四大家族特别是贾家的走向没落衰亡，想到荣府主流派的两败俱伤，想到凤姐个人的聪明才智不但无力回天反而加剧了贾府的瓦解和没落过程，想到宝黛爱情从发生到灭亡的全过程，想到大观园少女们的一个个的悲惨命运，想到石头—宝玉—人最后仍回到大荒山的石头群中的一番梦幻般的经历。从中处说，我们会想到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宝黛相会、刘姥姥逛大观园、茗烟闹书房、可卿之死、黛玉葬花、宝玉挨打、鸳鸯抗婚、柳湘莲痛打薛蟠、晴雯补裘、探春改革、玫瑰露茯苓霜事件、宝玉祝寿、红楼二尤、晴雯之死„„从小处说，宝玉和那个丫头开了句什么玩笑，丫鬟与丫鬟之间闹了点什么小脾气，何时何地何人换了件什么衣服„„这些可称是鸡毛蒜皮，纤毫毕现，尽收眼底，而且每件事情写得细腻、写得活灵活现、写得生活化，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红楼梦》把生活中的大小人物与事件相结合起来，联系起来而又分割开来，一一加以生动和自然的表现，它展现生活的统一性，又展现每个部分每个角落生活的特殊性、分散性、独立性和多样性。大的命运是作为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来表现，各种事件与细节是作为过程中的现象来展现的，这就使得整体更加真实、更加丰富、更加耐人寻味。这部小说无所不包地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感受来熔铸来表现，能分成一个个人物一件件事情一点点细节，又能合成一部总的有机相关联的史诗长篇小说，这是何等的雄浑而又细腻、连成一体而又切成细部的艺术功力！
在这部书里，最动人的还是石头的故事，也难怪这部小说原名叫做《石头记》。本是补天之石，却落了个“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的下场！怀才不遇，失意文人，充满了失落感，真是中国千古文人的悲剧！石头是物，浑浑噩噩，不由自主，寂寞孤独而又平静安宁，悠长永远，偏偏这样一个无生命的石头通了灵性，被携
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里“去走一遭”。这样，石头就成了人，就有了感觉，有了情义，有了灵魂，享受了人间的诸种美妙，也吃尽了人间种种痛苦。人来自物，成了人以后，便脱离了物，在大自然面前感到了疏离和孤独，不仅如此，而且脆弱，最终还是要变成石头，还要回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是一个圆环，无始无终。这不但是贾宝玉的“历史”，而且更近乎宇宙与人类的历史。经过一个循环，或叫一个轮回以后毕竟由于未曾经历过不一样，留下了记载，留下了辛酸荒唐，这就是人生！
另一个精彩的幻化故事便是“神瑛侍者”给“绛珠草”灌溉，绛珠草投生为女人，愿把一生的泪水还给爱自己的神瑛侍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别致得很，又如此优美，如此缠绵，如此至情，如此哀婉，与小说内容相比有十分贴切，真是千古绝唱！顽石成了贾宝玉，绛珠草投生为林黛玉，一段优美、缠绵、哀婉的爱情即将上演„„
读《红楼梦》，最感兴趣的是宝玉黛玉见面时宝玉摔玉的情节。既有趣，又纳闷，起初还好好的，而且一见面宝玉就给黛玉起表字，引经据典，好不得意，怎就紧接着问玉摔玉，而且边摔边骂，吓得全家震恐，而贾母胡乱搪塞几句以后，就“不生别论”，有些突兀，晴天霹雳，雷声大雨点小，莫名其妙，毫无道理可讲。虽是如此，却又觉得写得好，写得不俗，宝玉黛玉一见面就那么心与心相通相撞，灵魂深处闻惊雷。这是深情的一摔，又是不祥的一摔。快乐的相见中出现了突然的狂摔，预兆着全局悲惨的结局，在爱情的神秘、喜悦、温馨，青春的得意、坦诚、吸引，相逢的激动、珍贵、信任之中，响起了这摔玉的自恨自狂，预兆了有情人终于生离死别的悲剧结局。也许这是由于宝玉的“痴呆”，对黛玉无条件趋向，恨不得与黛玉成为一样的人，按照黛玉的模子来要求自己；也许这是宝玉的任性，“人来疯”，由兴奋而狂躁，由狂躁而胡闹起来；也许这是宝玉对黛玉的独特的好感和贴近感的下意识流露；也许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宣告，摔玉是要摔掉宝玉的富贵而又糜烂的家世背景，摔掉宝玉的娇惯而又独立的特殊地位与特殊生活方式„„也许这一切本来就没有道理？
篇3：苏轼散文漫谈
一、行文雄奇奔放、语言流利晓畅,说理明晰透彻,且善于随机生变、翻新出奇。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政论文和史论中。由于他知识广博,故敢于并善于对许多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发表看法,如《平王论》思路开阔,列举历史上因固守旧都而使政权稳定,因避寇迁都而走向衰亡的种种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论证避寇迁都的严重危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明显的现实用心。《贾谊论》一反旧说,翻新出奇。指出“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的论断,促人深思,给人启迪。《留侯论》、《商鞅论》也都是独出己见的翻案之笔。政论文的代表作是《进策》二十五篇。或总论天下形势政治弊端;或设想治国方略、改革措施;或论攻守之势与安边御敌之策,篇篇切中时弊。这些议论文都雄辩滔滔,气势纵横,语言畅达,见解精辟。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性。
二、随物赋形、表达自由、腾挪变化、舒卷自如。苏文善于将描写、叙述和议论交替使用,结尾部分又能随主题需要而变化多端。这一点上兼有魏晋文的自由通脱,又自似唐宋文的明白简练。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他的亭台记以及游记、碑传中。如他的《超然亭记》用老庄的“游于物内”,“游于物外”的议论引起人们飘忽超然的意绪,文如行云流水,结构精巧严密。又如《放鹤亭记》则把议论放在中间,把酒与国君的好鹤相比较,说明“南面之乐”不如换取“隐居之乐”的道理。《凌虚台记》先写凌虚台的命名修建经过,再以兴废成毁之理的议论作结,诗意、画意和妙理融为一体。再如《喜雨亭记》则把“喜”、“雨”、“亭”三层意思顺写、倒写,分写、合写,虚写、实写,从各个角度发挥得淋漓尽致。同为亭台记,写法不一样,结构也各不相同,而又都那么得体,读来乐趣并生。其他,如《石钟山记》,《潮洲韩文公庙碑》等,无一篇不是写景、抒情纵心如意,叙事、描写挥洒自如的妙文,他的文章的确做到文理自然、随物赋形、舒卷无不如意的程度。
三、苏轼善于用一种鲜明、又仿佛是不经意的笔墨写出一种情调或一种情景。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他的一些记游小品和寓言杂说中。如《记承天寺夜游》一文,八十余字似信手拈来,略不经意,然溶叙事、描写、议论于一炉,风神隽永,引人入胜,深得庄、禅三味。又如《答秦太虚书》,作者用白描手法,写家常琐事,幽默,风趣,情景逼真。其它如《书吴道子画后》,《书蒲永升画后》,《文与可画筼簹谷偃竹记》三篇品画之文虽写法不同,结构各异,但都写得文笔简净,神采飞动,真切自然。至如《嫁说》以种田为喻,《日喻》以盲人识日为喻,均信笔写出而庄谐杂陈,寓意深刻。表现了苏轼具有惊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苏轼赋成就也很高。尤其是《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一写清风朗月下的秋光,一写水落石出时的冬景,一样风月,两种境界,均声韵铿锵,意境悠扬,被后代文人誉为宋赋之上品。
苏轼散文之所以具有上述风格,取得如此成就,不仅跟他本人勤于学习、不断吸收前人经验和对文学创作自由境界的不断追求、勇于创新有关,更与他本人那种刚毅敢言的性格密切相关。
篇4：宋代散文的杰出代表苏轼
苏轼是沿着欧阳修开辟的道路前进的。他对唐末五代直至宋初散文发展的弊病看得很清楚。他说宋初诸人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但是“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以致造成“馀风未殄，新弊复作”①。基于这种认识，就要同时向浮艳和艰涩两种倾向进行斗争，这就不能不走欧阳修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路子，就不能不在散文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作新的探索与开拓。苏轼终身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长期用各种文学样式尤其是散文参加思想论争，又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学习和继承前人的有益经验，因而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赋予的任务。
在北宋中期的具体环境中，苏轼散文创作的特点是突出地重视“文”。他鄙视那种“程式文字，千人一律”②，而认为好文章“如金玉珠贝”③，“如精金美玉”④，因此，他议道论文，远异于柳开、石介诸人，亦不同于欧阳修、王安石。他说：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⑤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辞者，达是而已矣。⑥
这两段文字，从创作的全过程着眼，把苏轼心目中的“道”、“文”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讲得很清楚透辟。他这里所说的“理”、“妙”就是“要言妙道”的“道”。他讲的道，不局限于孔孟儒家之道，而是指的“物固有是理”的理。他曾说：“日与水居，十五而得其道”⑦；又说：“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输扁轮，偻承蜩，苟可以发其智巧，物无陋者”⑧。所以，他说的学道，就是求“通万物之理”⑨，这样来理解道，近于《韩非子·解老》所谓的“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由此出发，他结合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讲“文”：第一阶段，是“求物之妙”、对“物固有是理”的认识阶段。如学游泳之“日与水居”，学画竹之“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⑩。第二阶段，是对物象物理“了然于心”，即“得成竹于胸中”(11)的阶段。这个“成竹”，当然不是对自然竹的简单表象，而已是主客观统一的形象思维的产物，是存在于作者头脑中的艺术半成品。这一点，在苏轼以前的宋人中没有人讲到过。第三阶段，是“了然于口与手”、“达之于口与手”的阶段，即用语言文字将头脑中的物象物理表达出来而成为文章。这三个阶段都要毫无缺憾地完成才是苏轼所说的“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12)的“文”。这样来谈文，也是此前宋人中没有一个能窥见的。苏轼对“文”所悬的标准甚高，正是反对浮艳与艰涩两条战线作战的需要。因此，他还就丰富的创作经验，对“辞达”的问题从三方面加以剖析申说。第一，“了然于心”的人，不见得能“了然于口”，因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是不成立的，只有“德之发于口者也”(13)。而要能发之于口，必须下功夫钻研学习：“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14)。这就明确提出，只有勤学苦练，才能解决“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的矛盾。第二，怎样才算“了然”，了然的标准就是“随物践形”(15)。客观的物象物理能具体呈现于胸中，才算“了然于心”；胸中之物象物理能准确地表现在文中，才算了然于口与手。第三，从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与手的推移，是“不能不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的过程，如“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16)。对于这个创作中的兴会问题，东坡曾以画家孙知微在成都大慈寺作壁画时的创作状态(17)为例，予以形象的表现。又曾将其父苏淘《仲兄字文甫说》中风水“相激成文”的观点括为一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18)这里实际上已涉及创作过程中主体的修养和客体的感触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了。论文而不局限于儒家之道，求“物固有是理”而了然于心，再到充满勃郁之后而了然于口与手，所以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这样的创作境界是那些空言载道及“以艰深文浅陋”者流无法体会的。
苏轼创作包罗宏富，正是他上述理论的绝好证明。他一生于散文用力勤，作品数量大，体裁多。由于他积极从政，洞悉历史，为人正直，品德优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敢于直说自己的意见，故其政论和史论大都雄辩滔滔，气势纵横，结构多变，语言明快畅达而尤长于形象地说理，明显地继承了《战国策》、《孟子》、《庄子》及贾谊、陆贽的优点。苏轼行文，比韩愈平易，比欧阳修条畅。而他的思想特点是主儒术而不为所迁，杂佛老而不为所溺；立身行事，勤于政事，肯定人生，积极乐观，胸次广阔。因而，他的其他样式的散文，如书信、记、序跋、随笔等等，大都是叙述、描写、抒情错杂并用，随意挥洒，笔酣墨畅，兼有魏晋文风的自由通脱而又自是唐宋文的明白简练。诗情画意，触处皆是；覃思妙理，一出自然。确如他自己所谓“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19)。明人王圣俞在选辑《苏长公小品》时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笔记录便是文”(20)。总之，苏轼散文吸取了前代传统的重要优点，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把散文的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都推进一大步，不能不说是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巨大贡献。
苏轼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均以散文著称。苏洵文字雄奇坚劲，议政议军，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苏辙文章不如乃兄才华横溢，然亦做到“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21)，在宋代散文中也是能够独自树立的。
宋代古文运动，至苏轼而告胜利完成。和欧阳修一样，苏轼也比较注意奖引后进，为青年人开路。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以及陈师道、李等，都是北宋后期文坛知名之士。他们的成就虽不全在散文，然而他们的理论都毫无例外地深受苏轼影响。他们的散文创作，也都是沿着欧、苏的道路前进的。
(本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宋文选》一书的前言的一节。该书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前言的执笔者是张志烈同志。)
①苏轼：《上欧阳内翰书》。
②苏轼：《答王痒书》。
③苏轼：《答刘沔书》。
④苏轼：《答谢民师书》。
⑤苏轼：《答谢民师书》。
⑥苏轼：《答俞括书》。
⑦苏轼：《日喻》。
⑧苏轼：《送钱塘聪师阅复叙》。
⑨苏轼：《上曾丞相书》。
⑩苏辙：《墨竹赋》。
(11)苏轼：《谷偃竹记》。
(12)苏轼：《答王痒书》。
(13)苏轼：《范文正公集叙》。
(14)苏轼：《谷偃竹记》。
(15)苏轼：《文说》、《书蒲永升画后》。
(16)苏轼：《江行唱和集叙》。
(17)苏轼：《书蒲永升画后》：“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
(18)苏轼：《琴诗》。
(19)苏轼：《文说》。
(20)见其批《书天观壁》语。
篇5：浅读《乡土中国》有感
作者似乎一直在比较，不论是一种概念、一种名词，亦或是一篇论文，围绕着对立面来比较，亦如城与乡，西与中。这让我在那些晦涩的语言中，可以得到一丝明晰的脉络。
乡土中国，用作者的话说，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乡土中国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中国社会。书中一共汇集了十四篇小论文来阐述这个概念。
“乡”给我们的印象永远是亲切的，每次从异地归来不都用“归乡”二字来形容吗?有人说乡下人“土”，但作为乡下人的我们从来都是以“土”为骄傲的，就像作者在书中说的那样：‘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中国是农业大国，而成就这样一个国的便是那些“乡下人”，于是土与人之间形成的那一道深深的羁绊一直影响着世世代代。土地养育了人们，人们维系了土地，所以人们对土地的诚挚就不仅表现为种植，而且还投入了情感。走不出与进不入的乡土就这么形成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乡村采取自然而然的自治。
血缘、地域、文化和伦理道德往往在乡下人眼中比金钱等浮华的东西看得要重。作者其中一篇论文《无讼》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无讼源于《论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简而言说，就是人们在发生纠纷时不主张利用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协调。在文章中作者也指出了许多小例子，比如在乡下，人们以诉讼为家族之耻，而讼师则为一个讨不到媳妇的职业。这与我们今天的现象完全不同，在法律至上的今天，讼师也就是律师是一个被认为不可或缺且高尚的职业，经常被各种大妈们冠以好女婿的称号。如果说乡土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体系，那么我们今天生活着的社会有些类似于西方但又掺杂着乡土的传统。而我们便是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之下。既不似西方的那种干捆柴式又不似中国乡土的涟漪式，这种奇怪的社会结构也就造成了现今人们对待一些社会问题的冷漠与情感的缺失，变得患得患失，矛盾不堪。
提到这儿就不得不说到作者提出的一个名词――差序格局，一种发生在乡土间以人的距离远近来判断人际关系的格局。造成的因素有很多，血缘的远近，地域的远近……但其实，维系这些最根本的因素，便是土地。人们由于土地相依相生，由于土地相争相斗，要不“斗地主”如何而来?这个土地可以是实在的土地，也可以是象征意义上的，它代表了人们的根、人们的源。随着时代变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下人涌入城镇，城镇逐渐饱和，村落逐渐稀少，我想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句话用在这里十分合适。在中国的城市，人际关系完全不能靠差序格局来描述。住十年的房子，对于自己的邻居却毫无了解，也不能像在乡下那样，走亲串巷，人们都知根知底。在这个由钢筋水泥筑建的环境下，人们也渐渐消除了涟漪，而组群分明了。
再举个特殊的例子吧，也是我觉得即使是在城市中的中国人也回归乡土社会的一种表现：就是春节。在这个对于中国人可以说最重要的节日里，不论多么严谨刻苦的人都会放下手边的事，去享受春节所带给自身的劳累，而且还乐此不疲。每到除夕之际，各家各户都要忙碌起来，为大年三十做好准备。采办年货、洒扫庭除、祭五脏庙等等，还不忘记把封尘已久的微信群搜出来抢红包。在这期间，人们所有的烦恼好似都忘掉了，都洋溢着微笑和喜悦，这大概就是春运大迁徙和大拥挤出现的缘由吧。尽管人再多，归根的心比初一的“旺火”还热烈。所谓乡愁，不过如此。
篇6：7.3_浅读《少年中国说》有感
幼时读梁任公的《少年中国说》，只是感到慷慨激昂，并没有过多深度的理解。随时间长河静静流淌，“少年”这一词汇便愈来愈深地刺进仍旧不足够坚硬的心脏，成为了每一个曾为梁公此文集聚满腔热血的中国人不可磨灭的信条。当年润之重游橘子洲，胜景之下有感而发：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有人会问，毛泽东当年作这首现代词时已是三十有二的年纪，何来“少年”？但是，少年绝非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叛逆浮夸。只有真正能以国之兴盛为己任、为与“生”有关的一切而奋斗、为与“死”有关的一切而坠思、将理想最大化接近进而实现的所有具备道德和向往的人，皆是少年。而少年与中国之发展、与民族之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联系存在于我们每一位少年心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中，存在于所有血肉之躯以外的真正高贵的灵魂中，存在于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中国少年与国无疆的壮美中！
韩寒在最近的几篇微博中提及的都是关于什邡的问题，他在最近一篇文中表达了个人对于什邡政府在维权过程中扣押了许多情愿的学生的看法，并称近年来社会责任感剧增的90后是“已来的主人翁”。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当代作家的个人认知，这也能体现社会民众对于具有“少年”品质的群体从思想深处的改观。而这样的一种将在未来被社会普遍认同的现象中不难看出，所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并不是少年雄起，祖国前进之目标，我更看重《少年中国说》里这样一句话：前途似海，来日方长。也许只有这样的答语才是对当年橘子洲畔那一句“谁主沉浮”的疑问，最好的告籍。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一番言语在多年以后的今天依旧能壮人心志，旷人才学。
篇7：论苏轼散文的诗情画意
一
古人云“诗者, 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毛诗序》) , 诗歌是表现作者主观情感的艺术。它要求创作者要大胆表现自己的主观精神, 展示个人的人生体验。由于诗歌艺术手法的运用, 使得苏轼的散文在文以载道以外, 带有了他主观心灵的真情流露。如《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 夜, 解衣欲睡, 月色入户, 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 遂至承天寺, 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 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 水中藻荇交横, 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文章在叙述、写景中融入情感的抒写, 由景生情, 当“月色入户”, 即使要“解衣欲睡”, 心情却“欣然”起来, 并希望找到同乐者, 表现了作者在贬谪中不以人生失意为患的特殊心境。苏轼的散文在叙述、写景中, 力求最大限度地表达自我感受。《记游庐山》中“仆初入庐山, 山谷奇秀, 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一句, 用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庐山的总体特点和庐山的美妙。此处无具体细腻的描写, 全力表现的是畅游庐山的主观感受。
他的赋也同样如此, 如《前赤壁赋》, 与汉代时兴盛的赋体文相比, 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尽管仍然有主客问答的形式, 但开头的一段, 明显是一般记叙文的特点——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方式, “壬戌之秋, 七月既望, 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苏轼以简洁的笔墨交代完时、地、人、事后, 便转入到对江面景色的描绘:“清风徐来, 水波不兴”, 面对这优美宁静的江面之景, 人物开始活跃起来, “举酒属客”;心情也随之畅快起来, “诵明月之诗, 歌窈窕之章”;加上月出后, 江面之景随之变幻得更加美妙无穷, “白露横江, 水光接天”。整个世界都在一片明净之中, 是那么空旷、清幽。在这样的景致下, 没有人不为之动情。所以, 苏轼“纵一苇之所如, 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 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羽化而登仙”, 顿时心旷神怡, 超然于世外一般。在这篇作品中, 作者经过内心的矛盾斗争, 即通过主客问答表现作者感受到的人生短暂、好景不常, 最终归于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归于内心的淡泊, 故结尾处写道:“客喜而笑, 洗盏更酌, 肴核既尽, 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 不知东方之既白。”又恢复到开头的情绪中, 一切显得那样平静。整篇作品中, 作者将内心的情感波澜与大自然的景致融为一体。
所以, 苏轼在这些作品中, 在叙述、写景的同时, 不乏主观情感的流露和表现。由此, 使他的这一类文章带上了令人为之感动的诗情特点, 具有了诗意美。
二
苏轼的散文除了诗情之外, 更表现出对绘画手法的运用, 使其文章带有如画般的艺术美。对于绘画艺术与文学的融合, 苏轼理论上有着他的主张, 《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论画以形似, 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 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 (《苏轼全集·诗集》卷二十九) 认为诗、画注重的是内在的精神美, 且诗、画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着相同的审美趣味。所以, 《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味摩诘之诗, 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 画中有诗。” (《苏轼全集·文集》卷七十) 从这句评价中可以看到, 苏轼对王维绘画与诗歌表现出来的特点的认识是深刻的, 王维的确将诗与画很好地融合到了一起。这一点, 我们能够从《山居秋暝》、《辋川集》这些作品中明显地感受到。苏轼的这一评价也历来为人们所接受, 正是这种理论上的认识与主张, 使得苏轼的散文创作也表现出这一特点。
在前文提到的这些作品中, 苏轼很好地融入了绘画艺术的手法。如《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用简洁的文字勾勒出一幅富有诗意的月夜下的素描图:“庭下如积水空明, 水中藻荇交横, 盖竹柏影也。”本处于静态的月光、竹柏, 经过这些简单的文字组合变得极富动态感, 整个宁静的画面显得生动形象起来, 使读者读后如身临其境一般。
《前赤壁赋》同样如此, 在月未出之时, 苏轼侧重写能够感知到的清风, “清风徐来, 水波不兴”, 江面宁静。一会儿之后, 当“月出于东山之上, 徘徊于斗牛之间”时, 整个江面的景色随之变得明亮起来, “白露横江, 水光接天”, 多么洁净明朗、广阔无垠的世界!故苏轼为之动情, 尽情地享受眼前的这种自然美景。与这种秋季的景物相比, 苏轼的《后赤壁赋》所刻画的冬天景色又是另外一番风味:“江流有声, 断岸千尺;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冬天的景物更多了几分苍劲感, 但同样让人感受到一幅生动、形象的图画, 给人以壮阔、自然美的感受。
正如金圣叹所说:“游赤壁, 受用现今无边风月, 乃是此老一生本领, 却因平平写不出来, 故特借洞箫呜咽, 忽然从曹公发议, 然后接口一句喝倒, 痛陈甚胸前一片空阔了悟, 妙甚。” (《金圣叹批才子古文》) 游览赤壁, 享受自然美景, 这是苏轼生平爱好自然的表现。确实, 苏轼认为“凡物皆有可观”, 所以, 无论身处何种境地, 或得意, 或失意, 苏轼都能够细致地观察, 用身心感受大自然的美, 用自然流畅的笔墨描绘出一幅幅自然风景图画, 给读者一种画意的美。
三
散文表现出一种诗情画意的审美特点, 这是苏轼文章区别于他前代以及同时代作家的特别之处。形成这一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 苏轼受到父亲文论观的影响。朱东润先生在谈到苏轼的文论观时曾提到:“自古论文者多矣, 然其论皆有所为而发, 而为文言文者绝少, 古文家论文多爱言道, 虽所称之道不必相同, 而其言道则一, 韩柳欧曾, 罔不外此。王安石论文, 归于礼教政治, 然亦有为而作。至于苏氏父子, 始摆脱羁绊, 为文言文, 此不可多得者也。苏洵有《上欧阳内翰书》中论孟子、韩愈, 皆直论其文, 不复言道, 其批判亦极当。”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苏洵注重文章的艺术性, 而摆脱历来以文言道的羁绊。苏轼继承了父亲的这一文艺思想, 并在创作中加以实践, 在散文的创作中, 不囿于传统的束缚, 将个人的喜怒哀乐、人生体验等种种情感通过写景、叙述表现出来, 从而使其作品带有了强烈的主观色彩, 表现出诗情画意的特点。
其次, 苏轼散文诗情画意的艺术效果与其深厚的文学修养与兴趣分不开。据《宋史·苏轼传》载, 苏轼“生十年, 父洵游学四方, 母程氏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 辄能语其要。……比冠, 博通经史, 属文日数千言” (《宋史》卷三三八) 。所以, 苏轼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 饱读经史, 并且在文学创作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才华, “属文日数千言”。更为重要的是, 苏轼的文学创作是发自内心的兴趣, 他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是为艺术而进行的, 而非功利的, 创作对他而言, 是一种享受。苏轼曾对他的朋友刘景文和何去非说:“某平生无快意事, 惟作文章, 意之所到, 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 无逾此者。” (何薳《春渚纪闻》卷六) 苏轼以文学创作为乐事, 这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 浓郁的兴趣, 能够激发人创作的热情, 更能够促进其不断提高自身创作技艺水平, 探索不同于他人的艺术表现力, 故能将诗、画的艺术手法融入散文的创作中, 达到他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境界。
再次, 这一特点与苏轼通脱的思想及广泛的艺术爱好有关系。苏轼由于人生经历了种种变故, 最终形成了一种通脱的思想。苏辙在《亡兄子瞻墓志铭》中记载了苏轼读书的过程:“初好贾谊、陆贽书, 论古今治乱, 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 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 口未能言。今见《庄子》, 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 深悟实相, 参之孔、老, 博辩无碍, 浩然不见其涯也。” (《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二) 从中可以看到, 苏轼接受了儒、道、释三家的思想。更重要的是, 苏轼不是一味地接受, 而是将其融于一体, 形成自身旷达乐观的人生哲学, 达到思想的通脱。这种思想的融通, 自然影响到苏轼文艺创作的思想。在广泛的艺术爱好的基础上, 使他善于打通各种不同的艺术门类来进行体会与思考, 从而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所以, 苏轼的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都贯穿着一种“通”的精神, 他能够将不同文体的艺术手法相互渗透, 如散文中融入诗意的情感表达;同时又将不同的艺术门类进行融通, 如文学创作中加入绘画的艺术手段, 从而使得他的散文具有了诗情画意的特点。
总之, 在前辈的影响、个人的艺术修养及人生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因素作用下, 才有了苏轼这位少有的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家, 才有了苏轼散文的诗情画意这样独特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1].苏轼 (宋) :《苏轼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
[2].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
[3].金圣叹著, 张国光点校:《金圣叹批才子古文》,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4].苏辙 (宋) 著, 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篇8：“文如其人”——苏轼散文浅论
关键词:苏轼 散文 文如其人
中国古代散文,兴起于春秋战国,历经汉魏,至唐宋嬗变创新,散文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宋代文豪苏轼,积极吸取前辈的创作经验并将自身独特的思想认识、丰富曲折的人生际遇融入到散文创作中,其散文不仅手法精湛,而且呈现出独有的个性特质,从而攀登到宋代散文的艺术顶峰。
“文如其人”即指作品风格是作家个性特征的体现。由于作家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所受教育和情感气质等情况各不相同,因此不同作家的个性特征,又常常表现为不同的作品风格。风格独特的作品让人产生“读其书如见其人”的感受。苏轼的散文作品,无论是论说文、记叙文,或者是小品文、杂著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其政治理想、人生哲学、文艺思想及其穷达多变的人生信念。
一、创作风格的转变与其人生际遇的转折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散文在创作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作者的笔触由少年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至平淡。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用苏轼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如蝇在台,吐之乃已”。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随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部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和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了“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深刻感叹。
乌台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诗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乌台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噩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远离政坛,从具体的政治倾轧、争斗和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苏轼一生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散文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的“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二、自由的书写与其高扬的主体意识
大哲学家罗素说:“自从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这一全部漫长的发展史上,哲学家可以分成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苏轼无疑属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苏轼作为古代的一名知识分子,具有那一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共性,即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但是他对于儒学思想的态度是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扬,对传统儒学加以个性化的选择、甄别、批判和继承,往往是不悖儒学、不囿儒学,而出入诸子百家,体现了苏轼自成一家的独特学术、思想个性。他特立独行,与王安石、司马光等政治集团格格不入,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力求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彰显,因此经常自由发表见解和无所顾忌地议论,
主体意识的张扬体现在苏轼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上。在《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中苏轼对君主独裁提出了挑战,他以案件处理为例,希望君主和大臣可以自由议论,在反复辩论中达到公平合理、宽严得宜,这是苏轼所向往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言论自由、防止专制的理想。在《战国任侠》一文中他提出包容百家,宽容治世的思想,将思想自由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
从创作论的角度看,苏轼第一次把文艺当作抒写自由心灵、张扬主体意识的形式。此种创作思想的重大意义在于实现了散文从文以载道的外在社会关怀转为对人的生命力、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怀。他对文学的本质、对人如何安身立命作了重新思考,触及到了文学本体论的问题。
《答李端叔书》标明了苏轼文艺思想从外在社会关怀向内在人情人生关怀演变的历程。对以前外在的为官、为事、为文而作文进行了反思。“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不为人识。”抛弃尘俗与外在名利,回到真实,回到真我,回到自然状态,苏轼以这种人生的认识和体验“为喜”。这揭示了文章的内在价值,不在于经国之大业,明道教化,不在于示人,只是自我意愿的信笔书写,自我表达即是文章之本质。抒写自由的心灵,成为实现其生命的自由,和实现对现实超越的最高境界。主体意识的张扬是他超越而又执著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情调,文艺创作成为他生命的本质。
苏文的自我表达,往往达到一种抒写自由心灵的境界,所谓心灵的自由,是指主体意识摆脱束缚后的一种自主状态。
三、独特的审美视角与其生活态度的情趣化
苏轼的散文作品涵盖广泛,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面对一物一景,他的审美眼光独到,总能于平常之物、之事体味到常人不能发现之美。
虽然苏轼命途多舛,但他的思想和情感却富有生活化和情趣化。他以独到的审美眼光和视角,看一物一景、人情世态,精美凝炼,以少总多,在三言二言之中,见出智慧的光芒。在强烈的主体精神中,在个性化的性情感受中领会人生的境界。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记承天寺夜游》
《记承天寺夜游》写出月色之下,遍地清辉,明暗有致,树影横斜,如秋水秋木,亭亭静致。这月下盛景,使人身如亲临,心性怡然,神与物游。面对月色充盈天间,竹柏影象铺地的景色,苏轼在自己坎坷的命运中表现了旷达的襟怀,写出了对人生意义的哲学问答:“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在永恒与瞬间的辩证思考中,苏轼赞叹了清明空远的大自然。在人与自然的相遇相知中,旷达平淡的人生感慨得到了充分表达。同时,这样一种心境,又是抒写在承天寺这样的佛门福地,意味就更加幽远深长。作者虽自称闲人而心有所悟,身有解脱,随时随地,“随物赋形”,写得含蓄冲淡,人生境界之美耐人寻味。
已卯上元,予在儋州(地名,现在属于海南),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巳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苏轼的小儿子)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书上元夜游》
这篇《书上元夜游》写于苏轼生命中最艰难苦涩之际。但是诗人却没有身在天涯海角的沉重包袱,也没有在逆境中不知所归的茫然和愤世嫉俗,而是发现了一个迥异于他人的崭新境界并自乐于其中。从对“民夷杂揉,屠沽纷然”的普通的市井生活的喜爱到“放杖而笑”的怡然自乐再到“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的心性感悟,莫不如此。
其他像《书砚》中“涩不留笔,滑不拒墨”既是对砚台品质的描写,又是对人生态度的一种评价。《书临皋亭》中“若有思而无所思”,既是面对“白云”、“清江”、“重门”、“林峦”景色的特定状态的描写,又抒发一种精神追求。
总而言之,苏轼的坎坷人生、主体意识和生活情趣,决定了他的艺术格调。其艺术风格正是他生命轨迹、人格修养和处世态度的自然显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苏轼独有的个人特质,才使其散文具有深邃厚重之感,以至明代宋濂在《文原》中说:(古文)自秦以下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苏轼诗文之浓醇,逸穿时空,陶醉了一代又一代国人,任人们快意解读着,也让人们悲怆解读着。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刘乃昌.苏轼散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l998.
[3]徐中玉.苏东坡文集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