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通用8篇）
篇1：游民
作文：游民辛苦
回想一下，黄山的五日游已经结束了，但黄山的风景、游玩的过程，像是在播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遍一遍地呈现。
第一天，出发了，我一家人乘着爸爸的车来到了爸爸公司。在那里集合，我们3：30从家里出发，4：30到达公司，5：00坐旅游大巴去广州坐火车。9：14，火车出发了，现在在去黄山的路上。24小时过了，到了黄山市，我们在火车上待了整整一天一夜。接着，我们还要坐安徽这边的旅游大巴去凤凰园源。
第二天，我们来到凤凰源。 凤凰源可漂亮啦!看那些山泉水，那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水底的沙石;那水真绿啊，绿得仿佛像是一块无暇的.翡翠。泉水拍打着石块，那声音真好听!我们过了一座百岁桥，下了那个用石头搭成的“楼梯”，找两块石块，放在有水的石头上许个愿望如果泉水把你搭的石块冲走了，那么你的愿望就成真了。然后，牛导让我们去品茶45分钟。那茶的香味真令人陶醉!
吃过午饭，就要爬黄山了。黄山海拔1864米呀!都直入云天了。刚好我们爬黄山的时候下雨了，雾又大，看不见风景，看得到路。我们今晚就在白云宾馆住，白云宾馆在山上。白云宾馆8个人住在一间小房间。很挤。住得非常不舒服。
第三天，我们一同下山，准备去往泡脚的地方。去到那里，开始泡了，16岁以上的人可以做按摩，我却不可以!泡完脚，就吃午饭。
接着我们去世界文化遗产参观，叫：宏村。那些房子都很古老。我记得那里的烧饼非常好吃。那里的雕刻最著名，家家户户都有雕刻的这门手艺。雕得栩栩如生。我买了几个。夜晚，我们住在3星级的宾馆里，住的比较舒服。
第四天，我们又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叫：西地。那里也有烧饼。我们在西地里的小饭店吃午饭。然后我们又去安徽的广场。可大了，到处一片绿色!夜晚，旅游大巴送我们去老街，给3小时时间我们逛街，我们一家在老街买了很多礼物跟我的亲戚。我们要坐11：44的火车回珠海，但第二天的9：30在广州吃晚饭。回到我的幸福小窝，舒舒服服地洗个澡，就睡了!
这个旅游可真辛苦!坐车坐得我头晕，简直就是出钱买难受。
篇2：游民
时间过得也快，转眼间辞职半个多月了。回想半个多月前还在那个不喜欢的办公室整日憋屈着，心里有时也会感慨一下。现就这半个多月无业游民的生活做一总结，以此激励自己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生活中去!
首先，关于辞职。身边好多同事对于我辞职一事还是比较惊讶的，普遍认为即便不喜欢也要找好下家再跳不迟。说的也是，能接受裸辞的人不多，我也算赶把时尚。不过要说明的是辞掉之前的工作并不后悔，毕竟那份工作已经有好多地方不适合我，离开是早晚的事，多干一天就是多一天对我的折磨。有时反倒是后悔应该早点从零售业中脱身，6年时间不算短，现在的我怀揣着6年零售业经验再从别的行业从头做起不是很简单的事。我个人也一直认为这些年的付出远远大于那家公司给我的待遇，俺自个儿是觉得怀才不遇了;许多事情在那种环境之下，纵然我有许多想法许多干劲还是得不到我应该有的平台，说到底还是不适合，早分早好。
其次，关于求职。这些年来装修、结婚、生子，加上薪水本就不多，弄得我看起来没什么积蓄，这个是辞职后困扰我的一小方面;另外我也发现自个儿仿佛是天生劳碌命，真是个闲不下来的人。不过对于新工作，我也不是急于求成。基于现在的情况，希望新工作能符合以下条件：
1、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在零售业的几年时间里这两条真是把我折磨惨了，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偶尔加班我是理解的.，节假日必须要，因为我和老公鞍山沈阳抚顺三个家都要顾到，我必须正常的和老公一起休节假日;工作环境上，我再也不愿意容忍过去那个地下破旧蚊虫滋扰嘈杂拥挤的办公室了，我要相对安静整洁的办公环境，不要太嘈杂，我要阳光、卫生的环境，要有个办公室的氛围。再也不要离家里老远的办公地点了，再也不要把一天时间的六分之一浪费在公交上了，姐住的是沈阳啊，不是北上广!
2、工作内容。说实话我的工作能力还是不错的，这点在回沈阳之前的我的身上有很好体现。我是个热爱工作的人，以闲不下为办公的最高境界，但是不喜欢无谓的加班，不喜欢偏离工作内容很多的琐事缠身，这也是我想要换个行业的原因之一。我希望新工作我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快速上手，同时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东西，也能有机会充充电，不断提高自己，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快升职加薪，我还算是个有事业心的人。只不过过去一两年前公司的种种淡漠了我的事业心，真正的我不是那样的，我相信，过去曾经的工作业绩也说明了这一点。
之前跟同学谈话间曾经说过以上内容，我知道完美的公司完美的工作不存在。但是我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昨天又和老公的同事一起吃饭，我又想到我要的不过是正常写字间正常的小白领生活。我没有必要在那个地下办公室与苍蝇蟑螂为伍苦着自己，不是么?
篇3：游民
一、世界的“游民”
《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 那时中国内有战乱, 外有侵略, 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而国民党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 小说的写作背景是这中社会背景下的北京城。长期的内忧外患, 外地入侵, 中国已脱离了国际社会秩序。在世界的大格局背景下, 中国就好比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游民, 找不到国家的身份认同, 被西方列强们轮流控制着, 没有自主的权利。
二、同行群体的“游民”
祥子是一个游民。他“生长在乡间, 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 十八岁便跑到城里来。”父母是血缘的象征, 薄田是土地的代称, 丧失了血亲和土地, 流落他乡的人是一个标准的游民。他一心想买车, 想实现自己的梦想, 想赚到自己的生活。因为在他看来, 有了“象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 “可以使他自由, 独立”, “有了自己的车, 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 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 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车是“他的志愿, 希望, 甚至是宗教”。车对于车夫, 就像土地对于农民一样,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有了车, 车夫就有了生活的底气, 就可以自立于社会。这一点, 是一个游民重寻身份、重构精神家园的积极努力。
有了买车的信念, 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 没有任何嗜好, 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 甚至不合其他车夫聊天说话, “他的事他知道”, “他有自己的打算, 有些想法, 但不好向别人讲论”。刚入城的祥子已经有利于洋车夫这个群体。在他想重寻身份的开始, 他已经在另一个层面上失去了自己应该也可能得到的另一种身份——洋车夫, 他已经脱离了洋车夫的生活秩序。
及至他的车被病匪抢了去, 他为了重新再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他开始焦虑, 他“一想起来, 他心中就觉得发堵, 不由的想到, 要强又怎样呢, 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自己要强而公道一些, 凭着什么把他的车白白抢去呢?”但是焦虑之后, 祥子仍能重构梦想, 继续为买属于自己的车而努力。他认为, “即使今天买上, 明天就丢了, 他也得买。”“车”对于祥子来说, 是获得身份认同的法宝。所以即使辛苦, 即使经历了一连串的困难, 祥子仍然矢志不渝地坚持买车的愿望。他洁身自好, 不像一般车夫一样抽烟、喝酒、逛窑子。
及至最后, 祥子靠打零工、给人做红白喜事的执事, 进而靠出卖获得自己的衣食, 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活“死人”, 直至肉体的死亡。祥子始终没有缺乏稳定的谋生手段, 没有固定的生活居所, 始终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 始终是一个社会“游民”。
三、家庭生活的“游民”
实际上, 文本中的祥子始终没有融入真正的家庭生活, 更不要说享受家庭生活。他仅有短短的一段可以称之为有“家”的生活是与虎妞结婚后的短暂时光。但在那一段时间里, 祥子所想所作的确是最大限度、最远距离地逃离家庭生活。
应该说, 从一开始祥子的婚姻生活就买下了不幸的隐患。祥子因为虎妞的诱骗与之发生关系, 从此虎妞成了祥子无法摆脱的噩梦。从引诱、骗孕、父女吵翻、逼婚、真实怀孕、难产死亡, 自始至终, 祥子都在精神上投入到与虎妞的生活中。虎妞不是真正的爱祥子, 她的爱自私而霸道, 祥子则从始至终就没有去尝试爱上这个长得虎头虎脑, “吓住了男人”的虎姑娘。他理想的媳妇应该是一个乡下的能吃能做的清白姑娘, 决不是虎妞这样“既新又旧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 是姑娘, 也是娘们, 象女的, 又象男的, 象人, 又象什么凶恶的走兽。”祥子走进新房, “他觉得是一种嘲弄, 一种白的, 渺茫的, 闷气”。出了门, 祥子“简直没有回家的勇气”, “家里的不是个老婆, 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
在内忧外患, 中华民族处于世界“游民”的大背景下塑造的祥子形象, 也是一个中国社会的“游民”, 是一个生活的“游民”。尽管祥子曾经那么努力的试图重寻自己的身份, 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 但是当时的社会以及祥子自身性格的弱点, 注定了他不可能成功, 他只能是一次次地失败, 一次次背离他的魂灵, 而愈来愈远的滑离他希望融入的社会秩序, 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游民”。
参考文献
[1]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学苑出版社, 1999年版。
篇4：台北游民生活实录
没工作，靠“出阵头”赚钱
目前，台北失业率居高不下，游民想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大都“出阵头”赚钱过日子。
“出阵头”，就是在庙会上举着迎神的旗子游走大街小巷，一边走，一边敲敲打打，工作看似简单，但持续时间很长，常常一走就是１２个小时，非常劳累。更重要的是，“出阵头”的地方通常不在台北市内，而在高雄，甚至是花莲等地，为了省掉住宿费用，游民们通常会在“出阵头”的前一天半夜坐上长途汽车，早上一到达目的地马上就开始工作，庙会结束他们又会连夜赶回台北。这样，既没能好好休息，还要长时间地工作，就是“铁人”也吃不消，而游民们却说：“为了赚钱，再远也要去。”
作为游民最喜爱的工作，“出阵头”一次其实只能赚到７００元（新台币，下同）。这钱赚得很辛苦，但对于这份辛苦钱，游民们认为“留在台北，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不去挣？”也正是因为如此，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游民加入“出阵头”的行列，年纪不过４０出头的游民阿家说：“对我们来说，走一天赚的钱，真的可以维持好几天的生活。”
没有庙会可去，游民能够找到的工作，几乎都是当临时清洁工。阿家表示：“台北１０１大楼（世界第一高楼）快要开幕之前，我们都被找去清扫垃圾；碰到选举，那些大型造势晚会一结束，现场一片脏乱，最后都是轮到我们上场。”
“卖”身份，后遗症多却不自知
游民的生活，有一餐没一餐，朝不保夕，但是，前段时间许多游民竟然结了婚。原来一些仲介集团利用游民的身份，骗娶内地新娘到台湾，从中牟利。大部分游民“娶”的内地新娘，年纪都在３０岁至４０岁之间，她们一般是到工业区打工，或到面摊洗碗，干活很辛苦，还没有身份保证。
利用游民身份的诈骗在台湾种类繁多，五花八门：替人开账户，一次１０００元；替人报税，每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替人办手机账户，也是１０００元，运气好一点的游民能拿到手机，再转手卖掉赚一笔钱；信用卡、现金卡流行之后，游民用自己的身份替人办卡的机会也增加不少。
但是，游民这样赚钱的后遗症更为可怕。现在，每个游民身上都背负着一大堆债务，有些人被通缉还不自知。
去年８月，高雄市刑警大队破获一个专门找游民开刀、诈领保险金的诈骗集团。该集团四处招募游民，主动替游民投保寿险与医疗险，之后就会带着游民到特定医院，胁迫游民动手术，割除子宫、盲肠等器官，再向保险公司请求理赔。如果游民不从，诈骗分子就以暴力胁迫，逼得游民要去动一些没有必要的手术，甚至还要割除器官。最惨的是，保险理赔金都被诈骗集团拿走，游民只拿到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的微薄“酬劳”。
日前，高雄市又查出佑泰医院通过给２０００多人开刀，诈骗领取健保给付，金额高达５０００多万元，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游民。
睡和洗，福利机构治标不治本
睡觉和洗澡，是生活最基本的要求，无家可归的游民如何解决呢？
台北市游民形成了“四大居住地”：
台北火车站堪称“游民的天堂”，这里有空调，一天２４小时开放，站内的厕所还可供游民清洗，一楼大厅的商店很多，商家有时会把卖不掉的东西送给游民吃。从白天开始，站内１、２楼就有游民，到了晚上更热闹，尤其是地下停车场，早就被游民划分势力范围，晚上睡觉时壁垒分明。
台北市龙山寺和它对面的公园在晚上是游民睡觉的好场所。夜半时分，附近的商店打烊后更是游民的最佳去处。
中山足球场的２楼有大的回廊空间，游民拿个睡袋，有个地方就睡。
晚上，双连市场里卖菜的摊贩不营业，游民就直接睡在菜摊上。
与游民休息条件的“落后”相比，他们的清洁条件就相对“进步”很多：
以往游民给大家的印象是蓬头垢面，污秽不堪，而现在，有些游民的外表看上去并不脏乱。这是因为台北市有些福利机构开始提供热水让游民洗澡，有的还可以洗衣服。另外，还有一些二手衣服供游民替换。游民洗完澡后，可以直接换上干净的衣服，看起来自然变得清爽很多。
此外，一些福利机构还会定期给游民发放食物。
每个星期三、四晚上六点半，有人会在台北火车站旁边给游民发盒饭，一次大概准备１４０个盒饭。六点钟不到，就会看到一堆人聚集在那里，等着领盒饭。
提供盒饭的人说，一个星期提供两次盒饭给游民，是为了让他们度过“缓冲期”，很多人都是不得已才成为游民，“救急不救穷”，希望可以借由发盒饭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开始。
篇5：游民
一、创作者与拍摄对象的伦理关系
“纪录片常常吸引我注意的还不仅仅是纪录片的形式而已, 主要的还是在于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 [1]“游民”三部曲中的拍摄对象主要是“江湖气”十足的“游民”, 之所以接受创作者“为所欲为”的拍摄, 是因为创作者与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各取所需”的“契约”关系。
创作者通过“游走”社会底层融入“游民”的生活圈, 通过“交友拍摄”获取了拍摄对象的信任, 配合拍摄是朋友间的“情义”。《麦收》中的性工作者“苗苗”及其圈内人俨然与徐童成了朋友, 他们面对镜头却“视而不见”, 片中几位性工作者有声有色地谈论嫖客同逛完菜市场的大妈谈论萝卜白菜一样自然, 导演跟随“苗苗”在城乡之间往返, 真实记录了她面临的两种处境, “苗苗”的男友甚至还帮徐童扛起了三脚架。《算命》中叫花子绘声绘色地描绘县城里的暗娼并带着徐童去找“暗门子”, 算命先生谈起自己年轻时的风流韵事时毫不避讳。《老唐头》中老唐头因为夜里睡觉“拍肚子”和女婿、女儿争吵的场景鲜活生动。这些场景丝毫没有人为编排的痕迹, 完全是拍摄对象的“真情流露”, 获取的真实生动的影像正是导演想要的。
底层“游民”很乐意与比自己阶层高的“记者”交朋友, 通过拍摄使自己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一方面, 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另一方面, 他们需要“宣泄情感、体现价值”的窗口。《算命》中双脚残疾的算命先生厉百程凭借算命的手艺与聋哑傻的残疾老伴勉强维持生活, 他对徐童的拍摄是持欢迎态度的, 通过拍摄可能会使自己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同情, 可能会提升自己算命的名气和收入, 在有困难时也有“记者”朋友撑腰, 片中厉百程带老伴去残联求助, 如果没有徐童的镜头在场, 他与工作人员说话时肯定不会那么底气十足。叫花子和流浪汉在东北寒冷的冬天露宿街头, 厉百程说“仿佛将他们怕冷的那根弦摘除了”, 徐童在拍摄时一位路人误以为是记者采访, 面对镜头说了“我们自己日子过好了, 应该对这些弱势群体多一些关注”之类的话。这表明通过拍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拍摄对象的生存境遇。徐童拍《算命》时认识了来找厉百程算命的唐小雁, 二人后来成为“哥们儿”, 经历非凡的她成了《算命》和《老唐头》中的重要角色。唐小雁年幼丧母命运多舛, 一介女流单枪匹马闯荡江湖, 与人合伙开过矿, 自己开过“洗头房”, 天南地北辗转游荡, 人近中年诸事不顺。厉百程算她是“孤单命”, 她的性格豪爽豁达, 面对镜头有很多“真情流露”的场景, 如坦率地说出自己年少单纯被坏人诱奸的经历, 酒后吐真言向干女儿道出多年来一个人闯江湖的艰辛, 尤其是未麻醉的情况下用大针穿透肚皮的场景让人记忆犹新。《老唐头》中老唐头是唐小雁的父亲, 有其女必有其父, 老唐头的性格在影片开头部分的两段讲述中“可见一斑”, “短句铿锵、白描点染, 竟颇具专业说书人风范”。[2]在片中, 老唐头面对镜头井喷式述说着80年以来过目不忘的往事, “他理解的秩序, 是‘人民铁路为人民’‘办卧铺不收回扣’, 是‘春不到, 花不开, 不见此人别打开’”。老唐头和唐小雁面对镜头表现欲极强, 因为他们找到了倾诉和宣泄的窗口, 他们鲜活的表现力体现了“游民”个体的存在价值。
二、影像传播过程中引发的伦理争议
《麦收》在第四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该影展号称“国内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纪录片双年展和当代中国独立纪录片最主要的展映平台”) 上, 被评为最受观众欢迎影片, 并获得了“幻面奖” (创新奖) 。影展期间有多场次多人次的影片观摩活动, 《麦收》放映后引起了一阵“波澜”, 一些NGO (非政府组织) 工作人员认为《麦收》严重侵犯了片中性工作者的权益, 于是一份抗议招贴出现在了会场, 以此为导火索, 后来在各地出现了一系列抗议《麦收》、抵制徐童的活动, 从昆明先后串联到北京、上海、香港、台湾等地, 甚至还出现了“快闪行动, 抵制徐童”的“口罩小分队” (成员来自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办公室及公益活动中心一元公社, 是民间组织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实习生、支持者) 。抵制者的共识是:《麦收》是以侵犯拍摄对象的隐私权益为代价来取得所谓的“成就”及“震撼”。《麦收》的传播带给受众的除了“真实”和“震撼”, 更多的是关于纪录片伦理的争议。
《麦收》虽然在各大影展上获得了业内人士的肯定和好评, 但因其引发的伦理争议而被贴上了“伪善”的标签。长久以来性工作者在中国社会属于“下九流”的职业, 她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边缘, 属于弱势群体, 她们的特殊身份和生活隐私是见不得光的, 一旦被曝光将对她们未来的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麦收》中“苗苗”以及她的同行们, 许多私密的生活场景和隐私信息被展现在镜头前, 甚至是一些详细真实的人名地名和家庭住址, 这是赤裸裸地侵害个人隐私, 相当于给更多的人提供了介入拍摄对象私人空间的机会。因此, 影片放映后引起了拍摄对象与徐童之间的交涉, “苗苗”要求立即删除网上片源、停止一切放映宣传活动, “阁阁”得知后也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和强烈的抗议, 她们还没有结婚成家, 该片的传播将会给她们未来的婚姻和正常生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麦收》的传播带给拍摄对象的只有侵权、伤害和侮辱。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 是因为创作者对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措置失宜。
三、创作者的媒介伦理素养与纪录片美学的关系
媒介伦理是伦理的一种, 主要指媒体及媒体工作者出于自律的需求而拟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独立纪录片创作者虽然独立于业内主流体制之外, 但作为媒介从业者也理应具备应有的媒介伦理素养, 对拍摄对象私人空间的介入使得独立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凸显, 如何合理权衡媒介伦理与纪录片美学之间的关系对于创作者来说至关重要。徐童“游民”三部曲中, 《麦收》得到了业界肯定也引起了极大的伦理争议, 争议点在于拍摄对象的特殊身份, 在于拍摄对象权益的保护上, 性工作者作为弱势群体, 在影片拍摄和传播中其隐私和权益该如何维护?通过“交友拍摄”获得了大量素材, 但是拍摄对象不知道那些片段会出现在最后的成片里, 导演并未告知;而且片中将主人公的真实家庭地址等信息暴露无遗, 尽管这样“赤裸裸”的真实记录能够使纪录片取得“震撼”的美学效果, 但这样做是不符合媒介伦理的。这是创作者重“纪录片美学”, 轻“媒介伦理”的结果。导演选择这样的题材和呈现方式本身就是在“冒险”, 即便选择了“冒险”, 作为创作者也应该在后期制作上下足功夫, 后期剪辑对素材的选择运用情况能够体现导演的专业水准和艺术素养, 选择素材时理应规避敏感素材或对敏感素材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 如模糊画面、运用动画手段等, 还可以后期制作不同的剪辑版本, 这些方面应该向国外的优秀纪录片学习。
与《麦收》引起巨大争议相比, 《算命》和《老唐头》则不然, 这两部片子先后获得了多项国家大奖, 充分展现了独立影像“纪实美学”的魅力, 体现了创作者良好的媒介素养和过硬的专业水平。《算命》中的底层游民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尽管他们所处的环境被称为“蛆的世界”, 但是以算命先生厉百程夫妇为代表的“游民”活得强而有力;《老唐头》向观众展示了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贯穿两部片子的唐小雁则完美地诠释了“游民”形象, 因此在“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上唐小雁获得了“真实人物奖”, 授奖词如是说:她的出现将有助于探讨纪录片本体问题和纪录片伦理问题, 也有助于揭示我们自身的生存境遇。因此, 独立纪录片创作者在具备影视理论基础和过硬专业水平的同时, 更应该注意纪录片伦理与纪录片美学之间的平衡。
四、结语
独立纪录片因其拍摄对象的特殊性, 在前期拍摄和后期传播中凸显的伦理问题值得重视。创作者在前期拍摄时应该妥善处理与拍摄对象的关系, 尊重拍摄对象的个人隐私, 在后期制作时注意对敏感素材的技术处理, 以便在影像传播中减少或避免引起伦理争议。尽管《麦收》引起了很大争议, 但“游民”三部曲体现的纪录片美学价值毋庸置疑, 作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独立纪录片创作者, 徐童的新作《四哥》《挖眼睛》依然值得期待。
摘要：独立纪录片不从属于行业主流体制, 其创作者拥有足够的自主权, 拍摄对象多为底层社会的边缘群体, 由此引发的伦理问题值得重视。本文以徐童的“游民”三部曲为例, 围绕创作者与拍摄对象的伦理关系、影像传播过程中引发的伦理争议、创作者的媒介伦理素养与纪录片美学的关系展开论述。
关键词：独立纪录片,纪录片伦理,徐童,游民风格
参考文献
[1]王慰慈.记录与探索:与大陆纪录片工作者的世纪对话[M].台湾远流出版社, 2000:196.
篇6：游民文化拉杂谈
学泰声明，“本书不会介入现实中的具体问题”，这是他学者的本色和自律。然而，作为读者如我，却不能不从切身的经历和所处的现实，来体会(如果不说是印证)他的一些论述。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先后参加过甘肃的土改和河南的“四清”。在发动群众中，总是少数“贫而不农”的人，比真正的贫农、雇农更早、更“勇敢”地站出来，习惯叫作勇敢分子；在斗争过程中，经常不受政策约束，为泄私愤或谋私利做出过火行为的，也往往是这些“勇敢分子”。
这使人想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那些“革命先锋”的表现，恰恰是阿Q在土谷祠中的梦想。毛泽东奔走革命，当时未必读过鲁迅笔下的这个人物，鲁迅在1918年也不可能预见到八九年后的湘江风云，两段文字，互相对照，却暗合如此。当时曾想，阿Q如有缘适逢其会，该也会扬眉吐气，不再是只想弄个“柿油党”徽章戴戴的小角色了。
但这想法不敢公开。因为那些“革命先锋”与成千上万的农民一起，打着“农民运动”的革命大旗，据说“站在他们对面”反对他们的人，把他们叫“痞子”，从而说农民运动“糟得很”，便都赢得“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之名，我们岂不也只得跟着赞道“好得很”，以示与反革命派划清界限吗?
鲁迅并没给阿Q作结论，但鲁迅在其他的地方说过流氓，说过青皮、无赖，我们自己也在城镇上见识过“泼皮”、“混混”式的人物，不禁由此想到《水浒》中人，想到历史上冠以“农民”字样的革命、起义、暴动，想到那队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构成，但思路也就到此中断，因为不能不想到这是被主流史学认作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把这些古往今来的革命主力同阿Q的形象联系起来，岂不是亵渎神圣吗。
不但对涉及群众性的“运动”者，就是对单独的个人，我们也不大好径称某个形象、某个人为“流氓无产者”了，因为这虽也是列入“经典”的成分，但“无产者”毕竟是正面形象啊!
“文革”以后，逐渐打破了一些禁区，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开始听到了不同的议论。我也思路渐开，一眼看看古时，一眼看看现在，不免从“流氓无产者”想到“流氓有产者”，从“劫富济贫”想到“劫贫济富”，等等。几年前，读到学泰这本书的初版，他梳理了中国流民、游士、游侠的传统，厘清了游民、江湖等概念，对于宋代以后过剩农民和过剩士人形成的隐性社会，游民意识的传播和影响，以及游民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游民化，都做到了有论有证。读来，有豁然开朗而心明眼亮之感，一些从前零碎的印象、感受，仿佛得到了索解的钥匙。
记得前几年有人初访香港，曾问导游：“黑社会在哪里?”他以为像红灯区一样有迹可循。我想，这位老实的游客如果听得王学泰有“江湖”之说，也许会问：“这一片江湖在哪儿?”似乎可以用一句“江湖”上的俗语回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从学泰揭开的帷幕一角，我们可以看到，有游民处有江湖。游民是这样一个庞杂的存在，就每一个体来说，主要是从农民和其他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失地农民，各种“无恒产”者，流落于城乡之间，甚至游走天南地北，从事手工业，卖苦力等杂活，卖艺，“车船店脚牙”以至医卜星相，还有一些不正当职业；他们中，有自古所说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老实干活的，也有古代游士羞与为伍的“鸡鸣狗盗之徒”，压根不事生产，专擅坑蒙拐骗的。就这一群体来说，没有可称“家业”的稳定的经济生活来源，生计维艰，他们游离在体制之外，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他们渴望改变现状，抱有学泰所说的发迹变泰的“美丽的梦想”，然而只能寄希望于某种缥缈的机缘，所谓“莫道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那往往是指社会危机的时刻，出身于游民层的枭雄人物，振臂一呼，煽起非理性的情绪，形成一股冲击社会秩序和现行统治的破坏性力量。
这样的社会存在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就是游民意识吧。在游民层中，不一定每个人都一样，在平常时期和非常时期更会各有不同，然而，大体上可以说，他们一身之外无长物，在社会上别无可以仗恃的，于是崇尚暴力，所谓“朴刀杆棒”是他们“保卫自己、争取生存和反抗社会的武器”，不惜以死相拼，生死相去咫尺，不像“有恒产者”那样珍惜生命。他们更不珍惜别人的生命。他们对社会的反抗，会轻易流于不择手段，杀人放火，弄到玉石俱焚。
个体的游民自知势单力孤，世世代代传袭的说法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因此除了崇尚暴力外，他们还自发地趋向组织化——秘密会党，帮会，会道门(这都属于那时的黑社会)，从黄巾军到白莲教，以至太平军、义和团，都夹杂了神道设教，装神弄鬼；其目的无非号召众人，破釜沉舟，跟着造反，人多势众，无权而有势，进而可以暴力夺权。造反意在夺权，比剪径夺财更高一筹，用现代话说，是从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身在元权无势无财也无知识可言的底层，眼睛向上看去，向往的不可能是什么健全的社会制度，崇高的革命理想，保护并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归根到底是一句千古名言：“彼可取而代也!”这说出了千古造反队伍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纲领。李逵也说过，“打到东京，夺了鸟位”云云，无非要把梁山泊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挪到东京汴梁城去罢了。有人说，造反就是革命，这就是游民的“革命”观。
到得这时，就不是一般的团伙了。大大小小的游民群体，在某种时势和气候下，产生了自己的政治代表，这是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或是会党的掌门，或是武装的头目。他们以“三国”、“水浒”一类评话传说中的人物为榜样，以其中的哲学和策略为先例，打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等旗号，其实多半是自行其道，劫富而不济贫，有时还对平民百姓一板斧齐头砍去。组织起来的游民(不管组织程度怎样)，再也不像分散的个体的游民，他们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其势如暴风骤雨”，其领袖人物甚至周旋宫府。一介乞丐的薛平贵，“光棍一条”，为找生活出路，走了投军一途，得了“功名”，跻入主流社会。群体的薛平贵，拉起自己的队伍，其中的首领便有了讨价还价接受“招安”的本钱，实现从底层向上层的流动。从造反起家到招安归顺，从反体制的英雄到朝廷的鹰犬，其间充斥着朝秦暮楚、过河拆桥、有奶便是娘等诸多投机、叛卖的勾当，“忠”、“义”也者，只是旨在“勿令天下人负我”的说教，要求下对上、人对己的律条。梁山“好汉”的聚义堂上，分金银何尝平等；洪秀全在太平军严令禁欲，他自己没人天京就有了多少“后宫佳丽”!
到了实现从非主流到主流的转换，那些流氓出身的枭雄，从弱势转为强势，从隐性社会走上前台，对“内”对“外”，如旧皇朝一样施用硬暴力和软暴力，而除少数既得利益者外的一般游民，才发现他们做了为新皇朝奠基的石料夯土。这就是中国两三千年不断改朝换代，而社会生产和人文制度长期停滞不前的秘密。
学泰书中还说到“游士”，是科举时代“过剩”的读书人。我倒想起一个近年来在历史题材的说部和影视中颇为走红的人物，就是杨度，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上“过剩”的士大夫、读书人。不同于俄罗斯十九世纪末的“多余的人”，他原是有志做“帝王师”的，“帝王师”做不成，一日无君则惶惶然，于是曾列名向袁世凯劝进的筹安会六君子，早年就以此知名。他的思想应该是主张皇权专制的主流体系，但他忽而投靠杜月笙门下，忽而秘密加入共产党，竟与战国时的纵横家游说列国异曲同工。他曾有诗云：“市井几人识国士，江湖容汝做诗人。”孤立地看，句是好句。但这位杨先生却没回到李义山所谓“永忆江湖归白发”的那个“江湖”，而是闯到另一个——首先是杜月笙的“江湖”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这个深受主流文化儒家传统熏陶的读书人，归到中国游民文化里去的缘故。
游民这个阶层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拥有巨大的潜力，并且曾被利用，组织起来，其惊人的力量远超过隐性社会，而改变过显性社会的版图和颜色。正是因此，游民意识形态，游民的思想作风，不可能不播散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不仅在乡里草根，市井平民中，而且渗透到知识界以至上层建筑的代表人物中去。就如官场中的团伙习气，称兄道弟，不是至今当局三令五申，也难杜绝吗?有一位高级领导，长期从事地下斗争，四十多年前当他预感到变生不测时，曾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恳切地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他的“朋友”、“同志”都不能救他于“反党集团”的灭顶之灾了。至于今天发生的同僚相残，副职雇凶杀正职，正职雇凶杀副职，不一而足，是不是属于游民文化问题的残余影响，我已经说不清了。
我不是做学问的，读后有感，拉拉杂杂，就此打住。而“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篇文章，无疑应该继续做下去——理由用不着多说了——这是我要在这里向学术界表达的殷切的期望。
篇7：职业游民游击
最近网络热传的“白领新标准”是否让你心里有不安?有代步车，有独特的娱乐方式，工作不再局限于办公室……所有的要求都指向——“再多一点自由”。睡遍全球五星级酒店的试床员，玩遍全球水上乐园的滑道质检员，看守大堡礁的岛主，骑着自行车走遍全球的GoogleStreet View(谷歌三维实景拍摄)摄影师。每一个囿于格子间的白领都做着一周游世界的梦。
接下来这句话有没有让你产生一丝丝冲动?“卖掉你的房子和汽车，在易贝易趣上挂出你所有的财产，打包你的行李，买一张去异国他乡的单程票。从今天起，享受远程办公。拿着美国的高收入，享受第三世界的低消费。”这是美国白领的新算盘。
篇8：新穷人与游民政治
正如熊易寒所说，“新穷人”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全球现象，它跨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区别，而成为全球化世界的共同特点，每个地区，不论发达与落后，总有这样一群缺乏社会归属感和行业认同感的人，游荡在城市的边界，徘徊在失业的边缘，“新穷人”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工人的黄金时代已经在新自由主义霸权中结束，这些失去庇护的散兵游勇日常的哀怨湮没在风生水起的全球化洪流中，而积郁的爆发也总是无疾而终——不论是美国华尔街上振振有词的工薪阶层，还是广州新塘义愤填膺的外来务工者，都逃不脱最终被清场的命运，回归现实的轨迹，他们终还是那些悲催的日复一日在城市夹缝中讨生活的人们。
在中国，黄岩文中的陈华辉与陈江父子就是典型的“新穷人”，费尽全力离开农村的农一代在城市中延续着贫穷的命运，而农二代却依然被阻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灰色地带，城市户籍制度是“陈江们”融入城市的“禁入令”，却同时也是他们成为“在游族”的“准生证”，作为城市化浪潮中的“插班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一直通过压榨农村资源来满足自身的发展，而处在全球化链条末端的中国工厂则通过盘剥这些渴望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实现最大利润，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陈江为了寻找扎根城市的契机而努力坚持着，但他能坚持多久？
也许在外人看来，相比通过暴力手段维持生计的“混混”们，陈江算是幸运的，然而新生代农民工与小“混混”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正如汪建华的分析，年轻农民工中的不少人因为厌恶乏味的流水线和在工厂、工地间疲于奔命的生活而被城市中的帮派团体所俘虏，在诉求难以表达、生计维持艰难、上升通道阻滞的环境里，成为“混混”的年轻人看到了跳出轮回的一点曙光，但这只是他们的幻想，虽然帮派团体在某种层面上功能性地补足了工会缺失带来的困境，这种补足却始终是不稳定且高风险的，它必须承受来自帮派内部斗争和社会治安力量的双重打击，这种暴力与欲望交织的生活不过是“新穷人”的自我麻醉，如陈柏峰文中所述，在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加剧的现代中国，老“混混”已然沦为家庭的累赘，年轻一代却仍对“混世成功”的价值观趋之若鹜。然而讽刺的是，在城市一方面竭力汲取新工人群体的劳力资源又极力排斥他们融入城市的同时，这种被城市所鄙夷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塑造现代中国的城市文化，在如今流动人口大军攻占中国各大一线城市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不仅处在迅速城市化的风口浪尖，也处在“新穷人时代”的漩涡中心 ，如田方萌所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性”需求已经向“发展性”需求转变，因而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去安置这些游荡在城市边缘躁动不安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