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分析

李约瑟难题的分析（精选6篇）

篇1：李约瑟难题的分析

李约瑟难题问题境遇的文本分析

本文通过对“李约瑟难题”的文本的分析,认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并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集,通过对所包含问题的解答力图从科学的内在结构和外在的社会环境对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做出一些分析.

作 者：吴晓侠 WU Xiao-xia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21刊 名：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RADIO & TELEVISON UNIVERSITY年，卷(期)：27(6)分类号：N09关键词：“李约瑟难题” 近代科学革命 科学产生的社会环境

篇2：李约瑟难题的分析

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李约瑟难题”是科技史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究竟谁是谁非?通过逻辑和历史的考察,最终确定了“难题”的真正含义,在解构了两个错误的前提之后,它只不过是一般的问题,“李约瑟难题”就变成了“李约瑟问题”.

作 者：邢广桥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4刊 名：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16(6)分类号：B561.59关键词：“李约瑟难题” 近代科学 科技文明

篇3：李约瑟难题的分析

从1943年到1946年, 李约瑟先后在中国做了11次长途考察。据他的观察, 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 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 管子对月亮周期的潮汐现象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完全一致。可是他的疑惑是, “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 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最近的数百年里, 中国的科技为何会停滞不前, 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其辱的衰老帝国的?”“李约瑟难题”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开放性假设, 各领域学者都对其进行了不同方位的解读, 甚至有人把其当作是一个伪命题, 认为将中西科技进行对比毫无意义。然而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现状而言, 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已经超出了问题本身, 演变成了后发国家如何刺激科学进步和创新以实现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当中国还禁锢在封建制度的牢笼里, 沉浸在闭关自守的大国迷梦里时, 西方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经济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 政治社会生活也焕然一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 西方人已经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扰的社会束缚, 实现了只有相对富裕才可能达到的生活质量。”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 通过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对荷兰、英国等国家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考察, 对西方人的富裕这一“新的和独有的现象”进行探讨, 论证了产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把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看成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斯以产权分析为框架的制度变迁理论为理解近代中国落后的深层原因, 分析现实经济问题, 解答“李约瑟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二、诺斯的产权分析框架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 经济增长不过是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与质量提高以及技术进步的一种结果。而问题在于, 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回答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技术进步的原因是什么。诺斯认为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 (创新、规模经济、教育与资本积累等) 其实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开篇就指出“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 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进而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 把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制度、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和伦理体系明确界定为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变量, 以阐述产权的有效界定和保护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人们的发明创造热情, 是解析近代西方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键。

1.关于经济增长的原因

在发明和创新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 几乎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 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 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如果能够明确规定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 并对之提供有效的保护, 就能减少个人活动和努力的成本和费用, 增加获利的可能, 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这样就能增大经济激励, 使整个社会更富于创造精神, 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2.政治经济组织结构的分析工具

“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人类发展的各种合作和竞争的形式及实施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规章的那些制度, 正是经济史的中心。这些规章不仅阐明了指导和决定经济活动的激励制度和抑制制度, 而且决定着一个社会基本的福利和收入分配。理解结构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那就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

首先, 有效率的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而国家的行为选择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国家理论之所以不可缺少, 原因在于,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国家最终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因此, 国家理论不仅要为产生低效率产权的政治经济单位的固有趋势提供解释, 而且必须说明历史上国家的非稳定性。”任何一种产权结构的建立都必须由国家的参与, 在诺斯的国家模型中, 国家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手段且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机构, 它处于建立和保护产权的地位, 国家活动的规模经济特征, 使得由其提供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 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因而个人要求并愿以一定的权利限制和利益损失为代价, 来换取国家的服务, 但是这种代价以不超过建立和行使产权增加的收益为限。

其次, “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斯的国家模型中, “国家的普遍趋势是产生低效率的产权, 从而不能达到持续增长;各国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导致经济变革, 结果, 最后引起经济衰退。”国家既可以确认个人经济自由权利, 建立起有效率的产权结构, 也可以侵害个人权利, 建立一种能够最大化自己的短期利益但却是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国家究竟采取何种行为选择, 取决于来自社会和外界的压力和约束, 包括作为选民的个人的态度、统治者的国内竞争对手和竞争国家的压力。

再次, 一方面, “统治者规定一组产权, 通过对经济的每个可分离部分的投入产出进行检查和计量, 最大限度的增加各部分的垄断租金。衡量投入产出所需的费用, 将制约不同经济部门的各种产权结构, 因而产权结构是受衡量技术的状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 国家受到不同竞争者的压力。也就是说统治者受到两种约束:竞争约束和交易成本约束。这两种约束的共同特点是产生无效率的产权。第一种约束下统治者为避免触犯有权势的选民而使产权结构有利于那些团体, 不顾这样做对效率有何影响。有效产权可以提高国家收入, 但交易费用使统治者岁入降低, 因此统治者常认为符合其利益的是承认垄断而不是可能导致竞争形势加剧的产权。这两个约束说明了低效率产权何以会广泛传播。“实际上, 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导致经济增长的产权结构是冲突的”。诺斯由此揭示了了低效率产权得以存在和传播的原因。

3.意识形态理论的引入

诺斯将意识形态视为制度变迁的重要源泉, 远离了仅仅视相对价格的变化为制度变迁的源泉这一新古典框架。他认为, “约束性的最大化模型因限于规章及其实施的制约, 留下了一个只能通过调节伦理道德准则的力量来缩小的很大的后遗症, 伦理道德准则决定着个人作为白搭车者从事活动所需要的费用”。然而, 约束行为的衡量费用是很高的, 以至如果没有思想信念约束个人最大限度的追逐利益, 经济组织的活力便会受到威胁, 因此“任何社会的稳定性, 都要求有一个思想的上层结构以使竞赛章程合法化”, “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黏合剂”。

可见, 诺斯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对经济制度变革的作用。他指出, 违背个人合乎理义准则的持续变化或其福利的重大后果的变化会使个人的观点和决定从而意识形态发生改变, “长期的经济变革之所以发生, 不仅因为新古典模型所强调的相对价格变化, 而且由于意识形态观点的演进, 使个人和集团关于其他地位公平合理的看法大相径庭, 结果他们各行其是”。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理论本身, 即用国家、产权和意识形态这三位一体的理论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很多不能解释的方面, 更是因为该理论带来的政治学与经济学思维方式上的变化, 尤其是在统一社会科学上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三、“李约瑟难题”的诺斯解读

从诺斯的角度解释“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就是比较产权不清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有效产权结构下的经济增长的差异。

1.近代西方社会的分析

诺斯认为, “坚持不懈的为改进技术做出的努力只有靠提高私人收益率来激励。在创新缺乏产权的情况下, 技术变革的速度基本上受市场规模的影响。其他情况相同, 创新的私人收益随市场的扩大而增加”, 由此他提出, 工业革命的技术是结构变革的后果而不是结构变革的先导, “与工业革命有关的技术变革需要优先发展一组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的产权”。诺斯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与以往从技术变革到工厂制度的观点持否定态度, 他的思路是从中央工厂经由监督、扩大专业化、改善对投入贡献的衡量再到技术变革, 即专业化扩大引起了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导致了技术变革, 技术变革反过来需要进一步的组织创新来实现新技术的潜力。

基于诺斯的观点, 许多国家科技之所以获得较快发展是由于“已确立的产权提供了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的刺激, 并将资源导向发明和创新的活动”。诺斯还列举了一些国家如荷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进行说明, 指出荷兰在近代初期成为欧洲经济领袖是由于其有一个政府以转让和保护私人产权及组织限制性做法来鼓励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17世纪英国得以摆脱马尔萨斯抑制而法国和西班牙未能幸免的原因在于英国确立的私人产权和商业贸易的竞争引起了交易费用下降。

此外, 当时资本主义的繁荣也与其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所说的:“虽然资本主义常常被看作只是在每个人贪欲的基础上运行的一种安排, 但事实上, 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确实, 把资本主义仅仅看作是一个基于贪欲行为的综合体系统, 实在是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的伦理, 而后者对资本主义的辉煌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诺斯也指出, “工业革命的特点为坚持不懈的发展新社会的伦理准则”, 也就是当时极力推行的“节俭、克己、自制”。

2.近代中国的分析

尽管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说法, 古代中国依靠中央集权制在巩固封建统治和国家统一的同时, 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但残缺的产权结构却始终未能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带来浪潮般的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新的产权形式与产权保护制度未能同步确立。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清王朝的的衰落可以在诺斯对由于人口增长和收益递减而造成的衰落的特征的描述中找到答案。

首先,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中已经发生了诺斯所说的“内部腐败”情况。人口增长和农业收益递减已导致清政府这个政治经济单位的实际收入下降, 其内部政治结构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小农至少最初对国家的统治者影响不大, 相比之下, 土地所有者不仅易于接近统治者, 而且希望重组产权, 废除公有制和争取租金提高。这种对产权的重新界定, 将否认小土地所有者或无地农民享有以前归他们使用的土地。因而财富的再分配实际上对大地主们有利。国家统治者对这样重新确定产权是有动力的, 因为, 这种做法将增加产量和税收。”但这样会“促使许多潜在的竞争者公开争取对政府不满的团体的效忠和支持。”这与诺斯描述的罗马帝国衰落时统治者“以产权换取岁入”以谋取短期利益的情况相似。

其次, 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发生了诺斯分析的第二种现象, 即“蛮族叩门”。当时中国尽管闭关自守, 但由于地大物博, 资源尚且丰富, 因而入侵和征服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诱惑越来越大。结果, 当时清政府便要为入侵者行贿, 或使军事支出增加, 没完没了的付费。增加的税赋, 由政治影响最小的那些团体即农民所承担, 但随着成本继续上升, 国家的统治者被迫还得寻找他们所能得到的任何岁入, 即使要冒抑制生产活动的风险。结果, 不是促使国民“转向对能为他们提供更好条件的竞争者——包括在某些场合下潜在的入侵者——效忠;便是导致产品和资源部门产量停滞, 乃至绝对下降, 从而最终减少税收 (和败在入侵者的手下) 。实际上, 征税和没收财产使产权结构改变以致从事生产活动的刺激削弱了”。

简而言之, 当时统治者最大限度增加其租金的所有制结构同减少交易费用和鼓励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制度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 这种二元结构是社会经济严重衰退的根本原因。

尽管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进行过艰难的探索, 但很多以失败告终, 因为那些制度脱离了当时的意识形态, 按照诺斯的观点, 没有文化之外的制度, 更没有无道德维系和伦理基础的制度, 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并建立在一定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制度规则, 才会具有现实的约束力, 才会为经济增长提供充分激励。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无论是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 还是近代中国的衰落, 问题在于是否建立了一个适宜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 这是从诺斯的角度解读“李约瑟难题”的重大意义。基于诺斯的解释, 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产权制度建设这一核心基础, 改变产权模糊、运作混乱的状态, 利用有效产权内部所蕴含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完善私人财产的保护, 激发个体创新热情。

摘要：作为科学史界的著名难题“李约瑟难题”, 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带来基于各学科的不同解读。本文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的观点进行分析和应用, 以新的视角对近代西方兴起而中国衰落的事实进行探析, 指出其本质是由于产权制度的不同导致技术创新力度不同, 从而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诺斯,产权,国家,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 厉以平,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2]道格拉斯.诺斯, 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 厉以平, 蔡磊, 译.武汉:华夏科学出版社, 2009.

[3]杨建德, 王云胜.李约瑟之谜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1, (6) .

[4]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J].经济学 (季刊) 8卷2期, 2009, (2) .

[5]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 于真真,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篇4：“李约瑟难题”的哲学探解

金永植教授早年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1973年在哈佛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倾心于科学史的研究，198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科学史博士学位。《朱熹的自然哲学》是金永植教授历时25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反复修改后完成的一部力作。2000年先出英文版。

作为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外国学者，金永植教授如此醉心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诚令人感动。这令人想到李约瑟博士。而《朱熹的自然哲学》不妨说就是中国科学技术研究史的一个成功个案。

照常理来看，朱熹的自然哲学当然不 是朱熹思想中最主要的部分，金永植教授为什么要苦心孤诣地去解读朱熹的自然哲学呢?研究朱熹的“自然世界”、自然哲学，其意义与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会对朱熹及其思想有更完整的理解，更重要的在于，从全书的论述倾向看，这涉及到有关中国文化走向的一个大问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是一个地道的“李约瑟难题”。在我看来，这是金永植教授之所以如此执着研究朱熹自然哲学的良苦用心之所在，其价值超出了对朱熹自然哲学研究之本身。

朱熹是孔子之后中国文化的当然代表。不懂得孔子，不会懂得古代中国；然若不懂得朱熹，则不会懂得宋以后的中国古代。这后半句话说得保守了一点。其实，即便在现当代，朱熹的影响仍然存在。我们当然已经走出了朱熹的时代，但我们是否已经真正走出了朱熹所代表的文化?研究朱熹的自然哲学，从本质上说，就是研究朱熹探究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由于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其自然哲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宋以后我们民族探究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中某些至为重要的方面。科学革命之没有在中国发生，是与我们民族探究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书实是以典型个案解剖的方式去解答“李约瑟难题”。

《朱熹的自然哲学》几乎是全方位地展现了朱熹的自然哲学。不过，本书的主要价值不在一般地阐释朱熹的“自然世界”、自然哲学，因为朱熹不存在完全独立于自己哲学体系之外的“纯粹的自然哲学”。本书第一篇提到的朱熹自然哲学的基本概念有的是最通常意义上朱熹哲学中的基本概念，有的在朱熹之前早为中国哲学所吸收、在朱熹那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如作者在本书第五、六章提到的朱熹自然哲学中“中间地带的概念”——“鬼神”、“天”及“圣人”，作者承认“这些概念的主要意义都已超出了‘自然’的领域”，因此很难说是朱熹独特的自然哲学的基本概念。至于此编最后一章即第八章说到的“感应与变化”，按照金永植教授书中所阐述，既适用于自然现象，也完全适用社会现象，因此也不能说是朱熹独有的自然哲学的基本概念。

本书的主要价值也不在一般地阐释朱熹的自然观与他的专门之学。这是因为，朱熹固然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知识，但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他自己通过仔细观察得来的，他的大部分自然知识与专门之学来自他对书本的阅读。这正如金教授所说，“他的知识与现存的关于中国专门之学传统的文献的内容相差并不太远”。因此，一般地探究朱熹的“自然世界”与专门之学，其意义不言而喻必定是有限的。

金永植教授锲而不舍地研究朱熹的自然哲学，真正关注的并不是朱熹有多少自然知识，而是朱熹用怎样的哲学眼光去解读自然世界。这可以说是金教授所说的“朱熹的自然哲学”真意之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比朱熹略早的邵雍解释自然与人事的“先天学”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朱熹有关天地之始的思想就受邵雍的启发颇大，但是对十三世纪以后中国人的思维和中国思想发生全局性的本质的影响的，惟推朱熹。“李约瑟难题”追问的是：为什么中国在许多方面领先欧洲一千四百年，却没有发展出先进的近代科学?因此选择研究朱熹的“自然世界”、自然哲学在相当程度上真正握住了解答此一疑难问题的历史切人口，有助于此疑难的最终解决。

在我看来，本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金永植教授相当深刻地解剖了朱熹探究自然世界的最主要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朱熹从没有真正把自然世界的问题当作问题来思考，他的兴趣总是在社会与道德方面。他思考自然世界的一些现象主要是为他阐释社会与道德问题服务的，或者更确切地如金教授所说，“他往往是在论及道德与社会问题时才提及它们，用一些人所共知的自然现象来与复杂而困难的社会问题作类比。真正为自然现象而讨论自然现象的情况在朱熹那里绝无仅有”。概括地说，朱熹重社会伦理而轻科学求知，以道德修养为本位，而不以科学求知为本位。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朱熹不可能真正深入到自然世界的壶奥中去。对朱熹来说，用于作为探求自然世界的最好的哲学术语无过于“格物”了。但朱熹所谓的“物”，首先是“事”。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格物”时说：“格，至也。物，犹事也。”因此，诚如金教授所说：“朱熹的‘格物’，主要是重在道德与社会问题上”。这种判断更有朱熹的学说作依据。朱熹把《大学》当作他学说的核心。《大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自我修养的纲要，其基本步骤是“格物”、“致知”。“格物”——词最早就出现在《大学》里，是他认为努力变成圣人的第一步。因此，朱熹的“格物”，虽然也关心自然现象，但不可能首先关心自然现象或者说主要关心自然现象。在朱熹那里，格物的关键是从推求个别事物的理出发——这有求知的成分在，最终得到一个天理，从而保持人类天生的美德。因此，“格物”在道德上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天理”。而天理与人欲相对，是朱熹道德哲学的基础。这样，如金教授所说，“格物在求知上的因素最终还得融人道德上的目标”。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朱熹对知识的探求带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倾向，它往往将对真知的探求向伦理化方向发展，造成以善代替真的局面。

事实上，此种“格物”的求知思维方式隐藏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更为核心的一个问题，即与“格物”观紧密相联的，他们认为在自然界的秩序背后的道德上的秩序，“格物”在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方面最终要为道德提供一个“宇宙的基础”。这可以看出他们格物求知的真正目的。一旦这个“道德的宇宙基础”建立，他们就没有多少兴趣去关心提供这个基础的自然世界本身了。因此，朱熹式的格物求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思维方式，而且显示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思维特征，总体上与当时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相适应。十一世纪思想界关心的重要问题就是道德的根源或基础，即对天理的追寻。朱熹的同代人与门人喜欢追问的问题是：“理在哪里?”“哪里去找理?”“怎样才能获得理?”无不把寻找与获得“理”作为“格物”的关键。显然，喜欢问这样问题的人，自然会把努力的方向放在对道德而不是对知识的追求上，对自然世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去探求的精神动力。

朱熹自然观的总体特征，金教授的概括至为精辟。朱熹不严加区分自然世界与非自然世界；他喜欢从既成的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如阴阳五行等出发而不是自然现象本身出发去解释自然世界，这就是把自然世界看成“概念的图式”；他不能把某些自然现象的特征上升为一般规律，因而存在求知上的“个别论”特性；他基本满足于“常识性”的自然知识，不深究所获得的知识何以是正确的这样西方认识论中的主要问题。所有这些，与朱熹格物思维方式的缺乏精确性、不喜欢对自然现象做深入探究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金永植教授在将朱熹格物思维方式与西方科学传统的比较中让人看到，朱熹的自然哲学观存在着几乎是功亏一篑式的遗憾，从而从中找出朱熹解读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背后隐藏着的缺陷。这不是 对朱熹的故意贬低，而是对朱熹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认知特点方面的深刻反思。例如，朱熹在对具体自然现象的研讨中确乎提出过与西方运动研究传统相似的一些基本原理，如惯性、运动相对性。但他对这些基本原理没有总体的本质的把握。金教授说：“如果对这些事实做进一步的研究，定会引导出西方科学传统中一些重要的问题观念。”朱熹却只认为那是某些自然现象所特有的特征，从而显示其求知上的“个别论”特性，即某自然规律对朱熹而言只是一个具体的事实，而不是涵盖了许多事实的一般规则。金教授认为，朱熹所关心的，是如何专心获取知识或根据获取的知识去践行，“这也正是朱熹的‘格物论’所取之道”。可见，朱熹的格物论事实上有很强的实用性。

另一方面，金教授指出，朱熹等新儒家继承先秦儒家思想，非常强调外部世界的真实性。新儒家的“道德的宇宙基础”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当时来自佛教学说的挑战。佛教与道教否定感官世界的实在性，不关注现实世界，一味引导人们进行内省。在朱熹他们看来，佛道不能解决实际世界的道德与社会问题，因此要避免进行“无用”的理论思考，由此，他们对带有一定佛道思维特征的诸如空间、真空、无限等概念不加以关注。这就造成了朱熹在探究自然现象方面抽象性、理论性思考的缺乏。事实上，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考与精确解释，会有助于对现实世界的根本理解。而这正是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基本前提。

格物的实用性与朱熹等新儒家过分强调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妨碍了对这些概念进行深入的思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科学革命终于没有在中国发生。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金教授所说的，早期近代欧洲与中国宋代的变化与趋势有许多相平衡的东西，这些变化与新趋势在欧洲得到了继续发展，最终造就了近代欧洲，而有宋时期的“早期近代中国”却没有造出一个“近代中国”来。

诚然，把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直接或完全归咎于朱熹泛道德主义的伦理型思维方式是有失公正的。因为朱熹之成为朱熹以及他的此种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的原因。如果从局部看，朱熹理学的思维特征并非毫无科学性的地方，格物致知也有其合理的方面，然从整体看，特别是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方面，此种伦理型的思维方式显然不能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李约瑟难题”的发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但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泛道德主义的伦理型思维方式无疑是导致此种难题最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篇5：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摘要】李约瑟难题对中国意义甚大。从李约瑟提出至今，人们试图从各个方面解答。就李约瑟提出的问题，从中国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政治体制、信息交流以及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等方面给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环境

【正文】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近代科学革命只产生于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①这就是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正式提出的“李约瑟难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最引以为豪的当属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②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然而，格局到了近几百年被打破，欧洲诞生了现代科学，把中国远远抛在身后。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科技的全面落后可谓机缘颇重，原因很复杂，我认为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政治体制、信息交流、科学环境等方方面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中国人一直都

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

第二，实用主义观念方面的原因。这也可谓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自身的缺陷：重视实用主义的技术而轻视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往往只是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现象的描述，而至于有人说中国古代有的是技术，而没有科学。这是因为经世致用作为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实用主义的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

中国古代实用主义倾向表明，仅仅着眼于现实实用性是一种短视行为，放弃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其结果只能是连现实一起丧失掉。只有完整而又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才能赋予科学以最广泛的实用性。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成就虽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仅仅停留于定性与经验水平，没有进一步量化而达到自觉应用数学的阶段，所以，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便裹足不前了。由于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都较差，所以中国古代科技呈现出经验臆断过多，理性实验不足，逻辑组织能力低等非量化特点。这种缺陷造成了中国科技难以产生革命性的飞跃。

第三，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规定，表现为整体性的倾向。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特点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倾向于把客观世界规定为一个无限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特定结构及其连接方式和整体功能。这种思维特征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定但很少有人像西方人那样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方式，而在观念内容上大多倾向于把对象理解为具有连续性结构的有机整体。中国传统系统整体观突出的长处是比较接近于辨证思维原则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这种缺陷的特质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在发展了设立在整体性原则基础上的有机宇宙观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分析的方法，没有感觉到对宇宙进行精密的逻辑说明的必要。而这一点，恰恰是近代科学产生所必须的环节和条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复杂的社会系统有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辩证的整体思维方式，善于对政治和军事等复杂问题作综合的判断，但不善于作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没有发展公理式的几何和严格的现代数学，也不从事条件能控制的科学实验、对自然界进行系统的观测，因而对自然界的了解缺乏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

第四，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在汉，唐到宋都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称赞的成就，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于是尊孔读经的人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士”；而从事自然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成了只是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再也无法和“科举出生、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了。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抱负，想的是入朝为官，注重的是人际关系。未能做官的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或归隐田园，或放荡不羁，除个别人外，都不去从事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征服。此外，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是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没有一个连续的环境。

第五，科学信息交流的匮乏。进行科学研究，首先要获取与交流科学信息，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劳动，而且还可以从同行研究中获得启发。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地理、语言障碍以及后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难以进行国际交流，而且国内交流也很有限。西方人曾经通过阿拉伯人从中国获得了四大发明等科技成果，并且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中国人并未对外吸收有较大影响的科技成果。

另外，还有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方面的原因。因为以上原因在近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仪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也没有以应有的速度发展，哪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特别是如今已经有六位华裔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出现一位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原因也谈到：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除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得诺贝尔奖就是明证。由此可见，之所以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和科学环境。

篇6：李约瑟难题的分析

明清：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在尊师重教上，明清两朝胜于唐宋。朱元璋说：“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在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明朝建立了管理全国的教育部----国子监，我国的学校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完善、发达的状态。清朝在各省设置教育厅----学政，而且教育厅长的地位不亚于省长。地方官员将发展教育列为头等大事之一，甚至作为出政绩的手段。公立学校的学生，政府给予优厚的经济补贴，以保证顺利完成学业。全国私立、“民办公助”和“公办民助”学校若雨后春笋。学校教育的推广普及，有效地提高了全民识字率。鸦片战争前，中国国民识字率与法国不相上下;明朝时更是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

《剑桥中国明代史》借用同时期欧洲人的耳闻目睹说：

在文化普及上，“明代识字范围的大小，可以从出版业的规模反映出来。晚明出版书籍的种类之多，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出生在一个印刷刚开始影响知识和使拥有任何数量的书籍成为可能的文化氛围之中，他在进入17世纪之际对„这里有大量书籍流通，而且售价低得出奇‟的情景惊讶不已。利玛窦没有夸大其辞，因为在利玛窦在华期间出版的书籍在„那一代人中流通‟。”

在学校教育上，“在明中叶，大部分学堂已藏有相当多的图书……河间府学堂藏书一定接近4000卷。按照同时代欧洲的标准，这个藏书量令人吃惊：1424年时剑桥大学藏书只有122册。但河间府的图书馆如与中国的私人巨大的藏书楼相比，仍是小型的。……明中叶至晚明(学堂)建立图书馆的活动，到明末给中国留下了比明朝建立时数量多得多的图书馆。与欧洲的对比是鲜明的。它肯定使17世纪来华的欧洲访问者吃惊。根据这些人的观察，杜·霍尔德深有感触地谈到：„中国的大批图书馆建筑宏伟，装饰精致，收藏着数量惊人的图书。‟”

明清教学内容也不是只有“四书五经”。从国子监到县学，除了儒学经典，均教授兵(军事)、刑(司法)、天文(含数学)、河渠(水利)、乐(音乐)、律(法律)等以培养学生“治事”能力为目的的课程，所学课程每年进行结业考试，实行“学分制”，修满学分之后，方可参加相应的科举。要想获得 “高考”的资格，并非易事。

明清科举，须先经童试获取秀才功名，再经乡试中举获取会试资格。会试通过直至完成殿试，才算跨过做公务员的门槛。层层筛选的考试程序，从公务员培养考核来看，颇有借鉴价值。童试，主要考察学生对经典掌握的熟练程度和写作基础。乡试的内容上了一个台阶，除考察对经典的理解程度，还要考核对法律的运用能力、对时务的分析和判断及处理能力。会试内容与乡试相同;殿试，只是考策论，即对时务提出自己的见解。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无疑是正确的，否则，西方国家不会将其引进，当作宝贝执行至今，并推广到全世界。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都修养比较全面。昨天的财政部长(户部尚书)，今天担任工业和建设部长(工部尚书)，工作起来照样得心应手。明朝的带兵的指挥官，多是文官;清朝的军区司令(地区总督)，清一色文人;晚晴名臣曾国藩手下的幕僚、将领，多是有“功名”的书生。正如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书呆子，古代也会有不少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儒林外史》的范进纯属夸张，《孔乙己》更是 “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艺术。

真正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制度。明朝稍有个性的丞相级人物，能臣如张居正，奸臣如严嵩，下场都极为悲惨。朱元璋设锦衣卫，朱棣建东厂，朱见深又搞了一个西厂，皇帝对官员的控制达到无以复加地步。明朝的皇帝，没有唐宋君主那么开明豁达;专制文化下的明朝精英，也失去了唐宋士大夫的开阔胸襟。因治国理念不同，出现党派之争，本属正常。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等，都曾因此遭到贬谪，但无论当权者还是失利者，多能礼敬对手，甚至对对方的才华赞不绝口。明朝则不然，党争变成了无视国家利益的倾轧。东林党自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旦落实到行动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即便边关告急，他们仍以党派利益为是非标准，非忠即奸，有我无你。所有的党派，既是党争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东林党因此博得巨大的虚名，也受尽苦难。势如累卵的辽东战场，能征善战的将领熊廷弼、王化贞、毛文龙、袁崇焕等先后成为冤死鬼;孙承宗为避祸自保称病辞职;无路可走的祖大寿、孔有德、尚可喜降清。边关无将，局面终不可收拾。

明朝民间是清澈的。也许，如果没有空前的天灾，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不起事，明廷则可剿灭努尔哈赤的地方叛乱势力;也许，民间清新空气会最终荡尽紫禁城污浊之气，让士大夫阶层脱胎换骨，重现清明政治。再给明朝一点点时间，何愁历史不能改写!毕竟，明朝的士大夫不是酒囊饭袋，明朝的科技、经济、文化实力，即所谓的综合国力，大大优于整个西方。

历史毕竟是历史。正当英国闹革命、欧洲接近启蒙运动门槛的时候，中国走入了清朝。

较之明朝，清朝专制深入到了全民的灵魂深处，文字狱连绵不绝，从官场到民间，死于文字狱的士绅罄竹难书，大批爱舞文弄墨的百姓命丧黄泉。仅乾隆帝就禁毁书籍3100余种15万余部，制造文字狱110余起。深得党争之利、深知党争之祸的清朝，开“密奏”之风，鼓励告密，严控官员言行，所以清朝连“朋党”也没有。开国元勋们依靠马背上的刀枪剑戟夺得天下，对于科学技术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刻意推行崇尚冷兵器、打压“奇淫技巧”的倒退措施。

清朝的士大夫，不仅生活清贫，而且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飞来横祸。曾国藩竭力拯救大清时，无时不是小媳妇般低眉顺眼。闲暇时光，少数仍有留名青史志向的，钻进故纸堆，考订起子曰诗云来。对现实社会和大清周边的一切，即便是近在咫尺的“南洋”，他们也毫无兴趣。张衡那样一边撰写大赋一边研制地动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士大夫们连访仙、礼佛的勇气和兴趣也没有了。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参禅打坐，李白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烂醉如泥，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偶尔到湖心亭赏雪一次，便是了不得的雅趣。唐宋士大夫那种“醉卧沙场君莫笑”、“醉里挑灯看剑”的豪气，那种“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杨柳岸，晓风残月”般的柔情，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胸怀，从中国大地消失，“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创新源于激情。没有敢想敢做的精神状态、可想可做的社会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中国从来不缺千里马，所缺的，是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个伯乐。

一声叹息

杰克·戈德斯通说，中国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科技创新，10世纪29项，11世纪38项，12世纪27项，13世纪34项，14世纪37项，15世纪18项，16世纪36项，17世纪43项，18世纪7项，19世纪2项，“科技创新曾经使中国的技术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但这种创新随着17世纪后期清政府的军事征服而突然中止了。”

《剑桥中国明代史》证实：明朝的“天文学继续显著地进步，特别是把天文观察实际应用于航海方面。制图学和海员普遍使用的航海图表的绘制也有长足的进步。医药学和药理学是明代应用科学的丰产地。……我们还能看到明代建筑工程、造桥和军事技术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就科学思想而言，明代不如宋代那样有创造性，这可能是事实;但就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而言，明代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明朝在冶金、纺织、陶瓷等诸多工业领域领先于欧洲，农业方面更是不在话下。“的确，在15世纪晚期，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中国拥有也许超过1亿的人口、一个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农业、广泛而复杂的国内贸易网络，及在每一个品种和每一个方面都要优于已知的欧亚大陆的其它地方。例如，15世纪早期，一个欧洲外交使者在访问中亚政治和贸易中心撒马尔罕之后，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国货物„是(进口到该城的)中最丰富最精致的……因为震旦(即中国)的手工艺人以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最精湛的技巧而闻名于世‟。”

“17世纪早期，一个失望的荷兰商人谈到，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国)并非找不到货物……而是没有足够的钱购买‟。他的说法略有误导，因为当时，荷兰已经进口了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到阿姆斯特丹。虽然如此，的确，这时的中国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国产品，正如上面所说，他们宁愿收„钱‟。”

明朝政府对民间管理甚为宽松。明朝中晚期，民间思想活跃、社会经济文化颇为繁荣。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工商业发达，蜘蛛网般的水路，星罗棋布的城镇，肥沃的农田，勤劳的百姓，成就了敢比天堂的苏杭鱼米乡。这里官宦世家不可胜数，“诗礼传家”的巨商富贾云集，文化底蕴深厚，教育普及，“耕读传家”成为社会风尚。著名的“三言二拍”，便如实地勾画了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高级官员王阳明在挑战正统思想，一身反骨的李贽在永不停歇的叛逆，盐工出生的王艮也在作深入思考，知识阶层在中华大地躁动着。商人们大办实业、大兴贸易，富比公侯后无视官家礼节，挥霍无度;穷人们或读书或经商或打劫，总之是不安于现状。此时，一个福建省，就有数万人寓居海外谋生;一个中国海盗，能够调集2000余名武装人员，在吕宋岛与西班牙正规军大打出手。

此时的中国，与17世纪中晚期的英国社会精神面貌颇为类似，而工商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英国要高得多，国民受教育程度更是远高于英国。我们注意到，《算法统宗》作者程大位、《瘟疫论》作者吴有性、《外科正宗》作者陈实功、《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等等，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尤为值得一说的是，珠算的全面推广应用，对于社会的意义，不亚于今天电脑的普及。因未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我国的专家们忘却了算盘的存在和价值。明中晚期，大有文化复兴之势。

清朝继承的科技、经济遗产是丰厚的。英国的“近代工业”先驱是纺织业，但是，“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相信，欧洲人生产衬衫、内衣和牛仔裤所必需的棉布直到18世纪都只有亚洲能够制造，英国就曾进口了大量的棉布……直到19世纪早期，欧洲商人仍从中国购买大量的优质棉布贩回欧洲售卖”，杰克·戈德斯通说，“在16----18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耕作技术，使得许多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包括黍类、大豆、稻米和其它豆类、小麦、棉花产量都大大提高;中国还发展了一些新的制造技术，如制瓷、棉纺、纺丝，甚至还扩大了煤矿的开采与应用、拓展了海上贸易的范围，这些成果都使得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准超过了欧洲。”

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英国的日用工业品因质量低劣，没法让中国消费者正眼相看。

不如烧火棍的高科技

明朝创造了专制，清朝发展了专制。随着清朝士大夫蜕变为桃花源人，以至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廷既不知道对手是何方神圣，也无足以领兵御敌的亲王郡王，兵器和战力低于清军入关时的水平。

鸦片战争是失败了，而且败得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次鸦片战争，几十艘木帆船、一两万人的军队千里迢迢的远征，就搞定了几亿人口、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清帝国。

抗战时期，100多万以飞机、坦克、毒气、细菌等武装起来的倭寇，始终未能战胜汉阳造、中正式步枪的中国!

不久前，美国手握原子弹、卫星、航母、巡航导弹、隐形飞机之类的洋玩意，在大批内应的合作之下，才逮住了萨达姆。

过于关注鸦片战争时中国与西方科技的差距，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以陆海军万余人围攻镇江，投入陆军7000余人攻城。清军镇江守军仅1500人。英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花了4天时间才占领该城。英军死伤165人(其中海军死3人，伤17人)，清军死伤493人，刚好是一比三。此时的清军无组织、无训练、缺装备，这样一支仓促应战的队伍，其伤亡比例，还低于抗战时期国军对日作战四比一的损失。

科技很重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很重要，而统治者的蓬勃朝气、昂扬斗志更重要。没有清明政治，培育不出高科技;即便掌握了高科技，也无法避免覆亡的下场!

最为典型的是中日甲午战争。

关于甲午战争的过程，国内有无数文章作过详尽的描述。如果站在两个国家对战争机器的把握的高度来分析，应该另有一番体会。

由于不知彼不知己，在历次对外战争爆发前，清廷都是战和主意摇摆不定。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高层犹豫彷徨不已，以致福建水师、马尾船厂在糊里糊涂中毁于一旦。即便最值得骄傲的收复新疆战争，战前，仅“海防”、“塞防”问题就争论了一年，若非战功赫赫、敢说敢干、有勇有谋的左宗棠坚持，也许新疆就此远离祖国版图。

历次对外战争中，清朝从未以举国之力背水一战;也没有一个条约，是在战争打出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后签署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往往找不到对手，八旗子弟们要么不战而溃，要么胡乱应战，正如道光帝所说：“何以英人一到，遽而失守?可见将懦兵疲，全无斗士，非英人凶焰竟不可挡，实我兵弁临阵逃脱几成习惯。”晚清规模稍大的对外战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收复新疆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惟有收复新疆战争，是有计划有组织地以国家之力保卫主权的战争，但军费还是左宗棠自己筹措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的精锐之师正在江南清剿太平天国;中法战争时，海军未作动员，陆军精锐没动一兵一卒;八国联军侵华时，清政府向世界列强同时宣战的二百五决定，被当时两江总督刘坤

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指为“矫诏”、“乱命”，这些高层精英拒绝对列强开战，使之再次成为一场局部的、小规模的战争。

甲午战争，如李鸿章所说，不是中日两国交战，而是李鸿章淮军与日本国在打仗。

慈禧为了一己私利，有意造成全国派系林立的局面，一边鼓励、纵容号称“清流”的顽固派处处予以掣肘，对阻挠破坏洋务的行为视而不见，一边制造洋务派官员之间的矛盾，让 “洋务运动”始终处于各自为战、自生自灭的地方性工作，致使散布于全国的远强于日本的海军、陆军、军事工业，无法转化为国家的综合实力。直到甲午海战前，国家花费巨资组建的海军，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没有一个能提调全国海军的“海军司令部”。

对于这场本来很有把握的战争，慈禧太后等权贵压根就不想打。李鸿章深知，一旦打起来，就成了他和淮军的内部事务了，其他重臣不放冷箭，就谢天谢地了。《剑桥中国晚清史》说：“在海上，虽然中国夸耀他有一支较大的舰队，但是并非所有舰船都被动员作战。和日方作战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以及驻在广东和福建的两支地方海军中队则守„中立‟以图自保。”

单以北洋水师对付倭寇，至少也可打个平手。军事专家们认为，双方各有所长，中方在舰艇吨位、装甲防护力、舰炮口径上略占优势，倭寇则在舰炮射速和军舰航速上稍占上风，双方实力差不多。因为清廷不愿打，李鸿章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北洋舰队出海时连弹药也没有足额配备，交火没多久，北洋舰队的舰艇就没了弹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击沉。

如果仅仅海战失败，还可与“科技”挂钩，大骂清廷多年不购置新型舰船，那么，陆战的失败，就找不到任何 “新型装备”理由了。

当时，清朝陆军约90万人，以湘军、淮军为代表陆军，普遍装备了后膛枪炮，比之西洋各国毫不逊色，且70%完成西式训练;日本陆军仅26万人，且一半以上为预备役，武器原始。然而，在日军重点进攻的山东、辽宁两地，军港之外的非淮系清军，因未得到任何指令，面对中日交战，竟然多是作壁上观。

更为荒唐的是，当日军占领旅顺、威海等港口，清廷便求和认输。如此，抗日战争时，倭寇占领了南京，中国是不是应该彻底投降?

不难想象，即便晚晴具备创造原子弹的能力，士兵们手上必将依然是长矛大刀;即便生产出原子弹，只要到了慈禧等人手上，也抵不上一根烧火棍。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尽心竭力办洋务，而且这 “洋务”并不差，至少强于日本，但结果是可悲的，也是必然的。

即便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打赢了，在不远的一天，任人宰割的局面也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