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生产要素分配举例

按生产要素分配举例（通用4篇）

篇1：生产要素所有权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生产过程顺利进行必不可缺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总和, 构成了生产要素的物质内容。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生产成果的分配必然要满足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要求。人们劳动要获得工资, 投资要求获得利润, 出租房屋或土地要获得租金。这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现实形态, 在经济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 不存在争议。我国经济学界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是什么?什么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对象?以马克思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本文试图从生产要素所有权的角度, 分析要素所有权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影响, 对以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述评

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先后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原则,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 我国理论界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争论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 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是什么

1. 各种生产要素都对商品价值的创造作出了贡献

有的人以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价值论为基础, 提出各生产要素都在商品价值的创造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作为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的各种分配形式, 也就必然要以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所做出的贡献为客观依据。”[1]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混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其理论基础是早已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有的人认为,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应该创新, 他们提出:“劳动也存在于产品、货币、生产手段等形式的劳动成果之中……这类劳动, 可以称之为间接劳动。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这两类不同载体的劳动, 都是价值的源泉。”[2]这种观点抹杀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不同作用, 是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翻版。有的学者从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的关系出发, 认为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关系, 而劳动生产率又由包括劳动要素和诸多非劳动生产要素所决定, 这样, 劳动要素与非劳动生产要素共同在价值创造中发挥作用。[3]在这种理论体系中, 价值决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 但在确定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分配中的份额时, 却又回到了西方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因此, 这种理论观点不过是用西方经济学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诸多理论形式中的一种, 并不具有理论创新的内容。至于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诸多论证过程, 更是有待商榷。

2. 各种生产要素都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创造做出了“贡献”

“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必须考虑劳动和非劳动各自的贡献, 明晰分配的对象是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 而不是价值这种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 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财富源泉多元论的具体体现”。[4]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讲, 具体劳动和自然物质都是使用价值的源泉, 因此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 这种理论在论述分配的对象时摆脱不了自身的局限性, 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3. 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 既是它们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 也是指它们在使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

“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财富, 也包括价值形式的财富, 财富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富创造和价值形成是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知识、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共同作出贡献的结果。对于各种生产要素作出的贡献, 应该在财富包括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配中得到承认, 即应当确立和贯彻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5]这种观点认为财富同时包含了使用价值与价值两方面的内容, 具有合理性。但是, 它的不足之处在它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当作既定的事实, 而没有考察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历史条件。此外, 由于各种生产要素都对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创造作出了贡献, 在论及分配的依据和分配的对象时就不可避免的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

(二) 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是什么

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生产要素是按贡献参与分配还是依据所有权参与分配展开。

1.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是它们都在生产过程中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如果认为各种生产要素都对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创造作出了贡献, 我们就称之为要素财富论。如果认为各种生产要素都对商品价值的创造作出了贡献, 我们就称之为要素价值论。无论要素价值论还是要素财富论, 他们都认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

2. 各种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

“关于按要素分配, 它指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按各自拥有的要素份额参与分配社会新创造出的价值”, [6]“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理论依据是要素的所有权或者产权关系”。[7]“分析收入分配问题, 应以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为指导, 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收入, 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 能够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依据的, 只能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或生产要素产权。”[8]这种观点被称为要素分配产权论。我们认为,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 应该根据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统一与分散的具体形式来决定, 不能一概而论。

(三)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对象是什么

1. 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对象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

“按生产要素分配指的是财富的分配”。[9]“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必须考虑劳动和非劳动各自的贡献, 明晰分配的对象是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10]这种观点看到了收入分配最终要依靠各种使用价值的分配来实现,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同时也忽视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存在, 价值分配是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方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物物交换经济条件下, 或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经济中, 单纯的实物分配才成为可能。所以, 这种观点在实践上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在理论上具有片面性。

2. 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对象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

如果这种观点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 则这种基础早已被马克思所批判过。如果这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 则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商品的价值包括三部分, 即C+V+M。C代表具体劳动转移过来的物化劳动的价值, V代表抽象劳动创造的用来满足劳动者自身需要的价值, M代表剩余价值。C用来满足简单再生产的需要, 不能参与分配。如果V+M部分都作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对象, 那么这种观点或者排除了按劳分配的地位, 或者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混为一谈。本人认为,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对象都是商品价值中的新增价值部分, 但是,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着严格的区分。

三、从所有权的统一或分散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技、信息、经营管理等相继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 丰富了生产要素的物质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了多层次的划分, 即实体型生产要素、渗透型生产要素和运营型生产要素。总之, 生产要素是作为整体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一) 所有权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前提

人类社会产生以来, 社会生产实践就需要各类不同的生产要素。然而, 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并没有自然进行, 而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前提条件。具备了所有权的生产要素才有可能参与分配, 没有所有权的生产要素不能参与分配。例如, 农业生产中, 作物的生长需要土壤, 农民的耕作, 也需要阳光雨露。这些都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缺的生产要素。在农产品的分配中, 产品的一部分留给农民自己生活和生产需要, 另一部分作为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地租和支付其他方面的开支。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阳光雨露却没有份参与分配。原因不言自明, 劳动和其他生产资料归农民自己所有, 土地归属于土地所有者, 阳光雨露却不归任何人所有, 是大自然的无偿赐予。阳光雨露不具备生产要素的所有权, 所以不能够参与农产品的分配。农产品的分配是这样, 其他一切行业的分配也是如此。生产要素所有权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前提。

(二) 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统一或分散对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影响

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必要前提。一种生产要素能否参与分配, 还要取决于要素所有权统一与分散的具体形式。

1. 劳动要素所有权统一, 非劳动生产要素所有权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 各种生产要素都不参与分配。在原始社会, 氏族公社成员的简单生产工具统一归氏族集体公有, 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统一的。氏族成员是氏族的一部分, 在集体的统一安排下劳动, 其劳动也归氏族集体所有。劳动成果的分配, 不是按照各类要素的贡献大小分配, 而是按氏族成员人口平均分配。在奴隶制庄园经济中, 全部生产资料都归奴隶主所有, 奴隶只是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 因此, 劳动与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都统一于奴隶主。在奴隶制经济中, 全部劳动成果都归奴隶主所有, 奴隶只能得到勉强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在个体经济中, 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资料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他们没有必要把收入的某一部分看作是某种要素的贡献。所以, 这里也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

2. 劳动要素所有权分散, 非劳动生产要素所有权分散

在这种情况下, 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做出不同的贡献, 依据各自的要素所有权参与分配。分配的对象是商品价值中的新增价值即V+M部分。在资本主义企业中, 劳动要素的所有权归每一位工人所有, 资本家只拥有其使用权。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分别归各自的所有者拥有:生产用地归土地所有者所有, 借入资本归借贷资本家所有, 自有资本的所有者是各个投资者, 技术、专利等非实物形态的生产要素都有各自不同的所有者。劳动与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都是分散的。在分配关系中, 生产工人获得自身劳动力价值的部分。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凭借各自的要素所有权对剩余价值进行分配。地租、利息、股息等非劳动收入就是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 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参与分配的依据和对象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基本相同。

3. 劳动要素的所有权分散, 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 具有统一要素所有权的非劳动生产要素不参与分配, 只有劳动要素参与分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证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中, 生产资料实行单一全社会所有制, 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统一的。劳动者拥有自身劳动的所有权, 是自己的主人。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外, 不能向社会提供任何其他东西。因此, 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中, 社会只能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所以, 劳动要素是按照贡献大小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生产资料完全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企业中, 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统一的, 企业的劳动者拥有自身劳动 (或劳动力) 的所有权。这种情况下, 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生产要素同样不参与分配, 公有制企业根据每一位职工劳动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这种贡献是指企业劳动者对企业产品的价值创造作出的贡献。分配的对象是劳动者为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 即新增价值中的V部分。企业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M, 其中一部分留给企业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 另一部分则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各种渠道, 在全社会分配。“M的社会分配归根到底是按照‘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原则, 最终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11]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由于具有统一的要素所有权, 因而不参与分配。能够参与分配的只有劳动。劳动不仅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存在, 而且成为对社会产品或价值进行分配的唯一依据和尺度。因此, 按生产要素分配或按劳动要素分配的提法, 在这里没有意义, 这种分配方式的实质就是按劳分配。

4. 劳动要素所有权统一, 非劳动生产要素所有权分散, 这种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不存在

以上, 我们考察了各种经济形式中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前提、依据、对象。以此为基础,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条结论:第一, 无论何种生产要素, 其参与分配的充分条件是具有分散的要素所有权。第二, 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本质区别在于: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 在具有分散的要素所有权的前提下, 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分配;按劳分配的基本含义是劳动成为分配的唯一依据和尺度。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具体考察

我们认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生产要素分配, 是在存在分散的要素所有权的经济范围内, 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依据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 对新价值V+M的分配。

(一) 我国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适用范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 还包括各种独立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范围内, 应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 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成员可以凭借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获得各种形式的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股份合作制经济也应以按劳分配为主, 按生产要素分配为辅。个体经济以劳动者个人劳动收入为主。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经济成分中, 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依据各种方式, 凭借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参与分配。所以, 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经济成分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适用范围。

(二) 我国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依据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是要素所有者对要素的所有权, 而不是其贡献。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创造价值的只有抽象劳动。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所以, “要素价值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使用价值创造中, 劳动 (具体劳动) 和其他生产要素都发挥各自功能。配第说:“土地是财富之母, 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0]各种生产要素虽对使用价值的创造作出贡献, 但并不能以此为依据参与分配。原因在于, 第一, 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种经济学说能够提供一个标准或尺度, 用来衡量不同质的各种生产要素对同质的使用价值的量的贡献。第二, 使用价值不能直接成为分配的对象, 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对象是生产中的新增价值V+M。所以, “要素财富论”的观点虽然合理, 但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可见,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不是其贡献, 只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这种凭借所有权所获得的收入量的多少, 是通过市场机制, 价值规律来调节和确定的。

(三) 我国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对象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对象是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增价值V+M。在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中, 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凭借所有权参与对M的分配。工人凭借对劳动 (或劳动力) 的所有权获得工资。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 非公有经济成分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适用范围。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首先对新创造的价值M按资本份额进行分配。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也可以按股分红, 参与M的分配。对V的分配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点。如何在对V的分配中体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 是我们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难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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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小芳.按贡献分配的实质是按劳分配[J].社会科学家, 2004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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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永志, 任力.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与居民收入差距[J].经济评论, 2004 (2) .

[8]张作云, 陆燕春.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思考[M].中国经济出版社, 289页.

[9]汤美莲.按生产要素分配与“三位一体”公式有本质区别[J].贵州社会科学, 2005 (9) .

篇2：按生产要素分配举例

[关键词] “按生产要素分配” 效率 经济公平 社会公平 直接劳动 节约劳动 服务劳动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国民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在分配领域，我们不断冲破传统社会主义思维的禁锢，使分配制度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党已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确定为我国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实行“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分配方式，同时又通过立法保护“按生产要素分配”取得的收入。这表明，我国不但确定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还确立了它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然而，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者创造，商品的价值应归劳动者所有。这样，“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行为虽然取得了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但因这种分配是“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从伦理道德上说，是不合理的。因而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评价从两个方面着眼就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这种矛盾性的评价，无论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受益者，还是非受益者，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它既不利于人们在思想上接受这种分配方式，也不利于人们真正去贯彻实施它，从而影响着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要正确认识这种分配方式，首先必须澄清对两个问题的认识:一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二是按劳分配中“劳动”的内涵。

一、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

“效率与公平”问题，即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由于对公平的概念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效率与公平”问题一直是困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难题。最早梭伦就给公平赋予了“给一个人以其应得”的内涵，共产主义思想的创始人马克思也认为，所谓公平权利“就他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这虽然表明“公平”就是指公正、合理，但这依然是同义反复，应得的尺度具体指什么呢？他们仍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人们对它依然存在不同的理解。

由于对公平的理解不同，人们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就争论不休。持收入均等化观点的公平论者认为，效率与公平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奥肯说:“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持机会均等化的公平论者认为，效率和公平是统一的。他们认为机会均等，则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效率增长。在机会均等的市场机制下，收入差别悬殊正是公平的一种表现，如果人为干预而破坏了机会的均等原则，达到收入均等，则是既破坏了公平，又损伤效率。

这样，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不同认识也就使人们对同一种分配制度形成不同评价。持效率与公平之间是此长彼消的替代关系的学者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为了效率牺牲公平的一种分配方式，是两难选择中的抉择，因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就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合法不合理的分配方式。而持效率与公平之间是统一的关系的学者则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遵循了公平的原则，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它既合法又合理。

那么效率和公平到底是统一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呢?笔者认为他们之间是对立又统一的辨证关系。事实上，公平可以分为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这样划分有利于我们理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经济公平本身更多地属于经济领域的范畴，它指的是一种能在经济中形成有效激励机制的分配方式的原则，是在经济领域里，通过经济手段对社会产品进行第一次分配的原则。它要求收入分配以对生产要素的投入作为分配财富的尺度，多投入多得，少投入少得，不投入不得。虽然，效率指的是投入产出的关系，指的是物自身的变化，经济平等调整的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效率的产生是由行为主体的活动实现的。这样，经济公平的程度会影响经济行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从而也就直接决定经济行为效率的高低。因而，从这点来说，要不要效率也就是讲不讲经济公平的问题，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也就是一致的。

社会公平更多地是属于政治领域的范畴，它是以人格平等作为分配依据，是从纯分配的角度考虑收入分配，可以由许多与财富创造完全不相关的价值追求的要求来对社会财富和收入进行平等分配。它是对在经济公平条件下，市场竞争造成的事实不平等分配结果的调整。这种公平对效率的影响稍微复杂些。在短期内，由于这种非市场的外力干预分配不符合市场上付出与回报相符的原则，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效率与平等之间表现出对立的一面。但从长远来看，依靠市场外的力量，依据社会公平的原则，调整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的长期高效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又体现了经济与效率之间统一的一面。

社会公平虽然与效率有对立的一面，但社会公平与经济公平一样，在各自的范围内，都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手段，经济公平为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社会公平为效率的提高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他们两者与效率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因而，在矛盾的双方，效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平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现在，我们应该认可按要素分配的伦理价值。首先，从“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经济公平的关系来看，“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一样都属于经济公平范畴内的分配方式，从这点说，“按生产要素分配”本身就代表公平，因而说它具有伦理价值，是合理的。其次，就是从“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来看，这实质上是说效率，甚至是说经济公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社会公平之间具有统一性的一面，这样说，“按生产要素分配”不但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

二、“按劳分配”中“劳动”的内涵

传统学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按劳分配，但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其并不矛盾。任何理论的实现都有其理论前提，马克思所主张的按劳分配是指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分配制度,那时已经消灭了私有制，劳动是分配的惟一尺度。当前，在我国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生产力水平所限,还只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可以提供包括劳动在内的多种要素，每一种要素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都为财富的创造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同时,也认为其它要素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因而在收入分配方面也应当根据各要素在价值形成过程中贡献的大小对剩余收益进行分配,作为要素的所有者就有权分得剩余收益中与其贡献相称的一份。而且，我们将各要素在产品价值生产及其劳动价值实现过程的作用与“劳动”结合起来分析，我们甚至可以说：“按生产要素分配”取得的收入也是劳动收入。

按我们一般的理解，按劳分配中的劳动指的是产品生产中的劳动者投入的劳动。笔者认为，这只是促进价值产生的直接劳动。产品的生产和产品的价值实现需要社会成员提供各种生产要素，需要各种生产要素向社会提供各种劳动。除我们所清楚的劳动力提供直接劳动外，另外还有技术、管理、信息提供的“节约劳动”,以及资金、土地、流通提供的“服务劳动”。

技术、管理、信息与资金、土地、流通等虽然都不为商品价值的生产提供直接劳动。但一方面，尖端的技术，科学的管理，准确的信息都能使生产产品的直接劳动更快捷地、更科学地、更有效地进行，从而可以节约大量的生产劳动。所以说，它们作为商品生产的要素为商品生产提供了大量的“节约劳动”。这种“节约劳动”绝不比直接劳动的价值低，因而，它们从剩余利益中分得收益也是合情合理的。另一方面，资金、土地、流通甚至也不会为产品的直接生产节约劳动，但这些要素都是为产品生产和产品价值实现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们为产品生产和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着各种服务性的劳动，这里，姑且称之为“服务劳动”。资金为各种需要组合的生产资料会聚在一起提供诚信；土地为各种生产要素重新组合提供空间;流通使各种待结合的要素和已重新组合的要素能够达到目的地。

既然这些生产要素为产品的生产和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各种必须的“劳动”，因而我们也必然要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这样看来“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不但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说，“按生产要素分配”也具有伦理道德上的价值。

篇3：按生产要素分配举例

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市场体系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由各类市场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构建一个体系完整、机制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基础性条件。因此,必须围绕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

第一,围绕健全全国统一开放市场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一是要以规范政府行为为核心,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造成了对市场的人为分割,影响了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要在明确界定政府在市场准入方面权限的基础上,推进市场准入监管体系改革,提高市场准入程序的公开化和准入透明度;加快制定反垄断法等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废止妨碍公平竞争、设置行政壁垒、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定;进一步放宽对行政性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保障各类经济主体获得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二是要推行现代流通方式,促进商品和服务的高效流转。要进一步加快中国流通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加大对社会化、现代型的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通过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促进流通企业信息化改造,加快现代流通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流通方式的变革与创新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交易平台及制度、技术和人才保障。

第二,围绕推进要素市场建设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一是继续发展和规范土地市场,改进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方式,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改革征地制度;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职能切实转变到强化建设用地总量和结构调控上来;通过完善土地税制和土地二级市场的管理,建立资源占用的约束机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切实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二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逐步消除各种阻碍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不合理制度,建立健全失业、养老、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多样化的劳动就业和专业技能培训等社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劳动保护法规和争议调解机制等。三是积极发展技术市场。要加强技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技术交易行为,加快中国技术市场的统一开放和国际化。另外,还要积极发展资本市场,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和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等。

第三,围绕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完善商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重点是要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逐步缩小政府定价商品的范围,优化政府定价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提高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解决当前要素价格扭曲的问题。要积极稳妥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完善水、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土地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扩大市场形成土地价格的范围。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价格政策,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有利的价格体制条件。

第四,规范市场秩序。一是要严格执法,坚决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偷逃骗税行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打击商业欺诈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执法体系,强化协同监管,逐步形成反商业欺诈长效机制。二是要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三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要进一步强化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惩戒力度。

二、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

社会信用体系也称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或国家信用体系,包括公共信用体系、企业信用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三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信用关系已成为维系各个市场主体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就分配关系而言,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已成为实现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又一个基础性条件。当前,要重点加强以下三方面工作,以推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第一,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部门信用等级分类监管和信息共享制度,促进信用信息公开。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关系最为密切的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主要包括:工商、税务、海关、外汇、质量技术监督、人事、劳动社会保障等行政执法和管理部门,通讯、供水、供气、供热等公用事业部门,公安、法院等司法部门,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这些部门要结合本部门的特点和实际工作需要,开展信用等级分类监管和信息共享工作。一是建立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制度。各部门要结合部门特点和管理要求,建立信用等级分类的方法和标准,实行分类管理,提高监管工作效率和质量。二是建立行业或部门基础数据库。要广泛收集和及时加工处理监管对象身份和经营行为的信用数据,建立行业或部门内部共享的数据库。同时,建立国家级和省级信用信息数据库和信息交换平台,在此基础上有序开放信用信息数据库。三是建立信用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向其他执法部门和社会信用中介机构开放在执法和履行公务过程中收集或产生的有关信用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四是明确对信用市场的监管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第二,抓紧培育现代信用服务体系。当前,要根据信用服务业智力密集、技术密集、专业化程度高、市场集中度高的特点,大力培育和发展一批独立、公正、市场化的信用服务企业。一是规范发展大型信用评级公司、信用服务企业和消费者信用服务企业这三类企业,要在整合已有企业的基础上提高企业从业水平,严格规范市场准入,加强管理。同时提倡适度竞争,限制垄断,鼓励业务向规模大、实力强的公司集中。二是重点抓好以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服务对象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设置比较严格的资质要求,严格市场准入,防止个人信用信息被滥用。三是抓紧信用服务行业标准化建设,逐步形成行业标准体系。要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方案,抓好起步阶段的标准制定工作,确保资源和信息共享,防止重复建设。四是建立对信用服务企业的惩戒机制。对不遵守行业规则、自身不讲信用的信用服务企业,出现失信行为、造成严重损失的,不仅要承担无限责任,还要令其永远不得再从事这个行业。

第三,严厉打击商业欺诈,推动商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是建立和完善重点行业的信用管理制度,建立反商业欺诈的长效机制。一是逐步完善反商业欺诈法律法规体系,制定、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堵塞法律和制度漏洞,为打击商业欺诈行为提供依据。二是加强行业管理部门、行政执法部门间的相互配合。行政执法和行业管理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管信息系统,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实现联合监管。三是抓紧构建反商业欺诈预警监管信息平台,实现相关信息互联互通和联合监管,建立跨地区、跨部门和跨行业的反商业欺诈预警监管、执法协调和社会联防体系。四是加强反商业欺诈的宣传教育,通过“百城万店无假货”、“价格计量信得过”、“价格诚信”、“守合同重信用”、“质量诚信”、“诚信纳税”等诚信创建活动和“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倡导守法经营、明礼诚信的社会价值观。五是发挥好消费者协会等群众团体的社会监督作用,制约侵权行为,努力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调控体系是国家为保证国民经济运行协调发展的综合调控系统。建立宏观调控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是中国新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阶段分配领域存在的分配不公等突出问题与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是密切关联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是实现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第三个基础性条件。当前,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不断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努力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第一,深化财税改革,建立和健全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推动科技进步、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财税体制。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实现财政体系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主要内容包括: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要逐步做到把政府收入(包括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和各类基金、收费)统统纳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保持现行财政体制框架总体稳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政府间支出责任界定,为建立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奠定基础。完善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比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加大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促进地区间财力均衡。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改善民生,逐渐做到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饮用水安全、公路与公共交通、环境保护、廉租房供应、治安、法治环境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税收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等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不断提高转移支付的有效性,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减少管理层级,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管理方式。探索实行县级政府最低财力保障制度,做到保底。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清理、规范非税收入,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将收入稳定、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纳入“费改税”范围,增强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开征物业税,充实基层财力;调整资源税,增加地方税收。

第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稳步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使之成为服务三农的社区性金融机构。加大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力度,发展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金投资发展金融业。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发展保险市场。稳步发展货币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培育外汇市场。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金融产品和服务收费的市场化定价。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境内企业、个人使用和持有外汇的限制。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坚持国家对大型商业银行的控股地位,加强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等金融基础建设,确保对外开放格局下的国家金融安全。在继续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同时,顺应金融业务的综合经营趋势,强化按照金融产品和业务属性实施的功能监管,完善对金融控股公司、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建立健全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建立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

第三,推进国家规划改革,完善国家规划体系,使国家的发展规划和地方的发展规划相衔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减少审批,需保留审批的要规范和简化程序。按照科学发展、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要求,健全和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如五年规划、年度计划和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和协调作用,并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为国民经济的运行提供稳定的环境。在调控方式上,逐步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总量调控为主,努力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也要促进重大结构的优化,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此外,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是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围绕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使政府真正成为优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良好经济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者。要按照切实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合理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职责范围,继续深化机构改革,减少并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二是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能,着力解决权责脱节、推诿扯皮等问题,避免职能交叉重复、政出多门。推行行政问责制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加强行政权力监督,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运转高效、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当前尤其是要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服务作用。积极发展电子政务,提高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荣燕.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路径[J].武警学院学报,2006,(5).

[2]陈晴晔.按要素分配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篇4：按生产要素分配举例

关键词：价值创造；参与价值创造；价值分配；按要素分配

中图分类号：F0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0—0107—02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以来，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按要素分配已经逐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马克思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收入分配方式有很大出入。只有理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逻辑关系，才能解释经典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差异，增强理论的说服力。

一、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分属不同的经济领域，决定价值分配的是“参与价值创造”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价值，商品是价值的载体。在《资本论》开篇，马克思从商品人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要素形式”，分析得出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从商品的二因素出发，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过程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创造的过程。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关于价值创造和价值决定的理论。其中价值创造是从质的角度的表述，即“价值是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凝结”，价值决定是从量的角度的表述，即“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劳动价值论回答的是价值源泉的问题。

价值分配则是另一回事，它相对独立于价值创造活动。它解决的是价值在创造出来以后，如何进行分配以实现社会再生产活动持续进行的问题。在价值分配领域，劳动创造价值只是作为生产活动的一般性因素而参与分配，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特殊性。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曾经说过“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这表明价值分配在“分配活动”之前已经由生产活动确定，只要有益于生产活动，就应该参与价值分配以获得补偿。客观的社会生产活动是极为复杂的。即使是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商品生产、价值创造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更不必说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复杂程度。要顺利进行价值创造，需要诸多的生产要素参与进来，劳动要素是第一位的，但是仅仅由劳动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价值创造的。

所以，决定价值分配的应该是“参与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创造”。换言之，凡是参与了价值创造过程并发挥积极贡献和作用的要素，无论是劳动要素还是非劳动要素，都应该地位平等地参与价值分配。

必须指出，提出“参与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并不是对庸俗经济学家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认可。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是建立“劳动创造效用”基础上的，笔者提出“参与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则是在坚持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的，二者的立论基础是根本不同的。复旦大学教授尹伯成认为，“如果承认生产是创造效用，有效用才有价值，那么就势必承认生产三要素共同创造了价值。”这就指明了萨伊“三位一体公式”成立的前提一承认“劳动创造效用，价值即效用”。

综上所述，价值创造、参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三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达如下：

价值创造(劳动)→参与价值创造(劳动、资本、土地等)→价值分配

二、各生产要素是参与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按贡献参与分配”

一般来说，要完成价值创造活动，最基本的要素有三个：劳动、资本和土地(代表所有参与价值创造的自然要素)。它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着各自不同、但又无法替代(严格来说，应该是“无法完全替代”的作用。正如西方经济学所言，各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边际技术替代率)的作用。因此，价值的分配必须考虑各种生产要素在参与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所以，从参与价值创造的贡献作用看，所有参与价值创造的要素，无论是劳动要素还是非劳动要素，都是劳动要素借以完成价值创造活动的必要条件，都应该而且必须获得价值补偿，即无论是劳动要素所有者还是非劳动要素所有者都应该而且必须参与价值分配。我们不能把参与价值创造的要素孤立看待，他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价值创造的。劳动要素再重要，没有非劳动要素的加入，价值创造一次也不可能完成，社会再生产运动也就更加无法实现。各生产要素是参与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按贡献参与分配”。

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赵学清教授指出，“在价值创造过程中，资本、土地等客观生产要素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在生产要素所有权还具有经济意义的条件下，资本、土地等客观生产要素就有权参与收入分配。”研谓“生产要素所有权还具有经济意义”，也就是说生产要素分属不同的所有者主体，可以是一个个人，也可以是一个个集体。要素主体可以依据自身要素占有参加经济活动并获取收入。显然，这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方式的体现。也就是说，在生产要素分属不同所有者主体的情况下，要实现社会生产活动不断持续、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就必须调动各生产要素所有者主体的积极性，也就意味着生产要素所有者主体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形态，市场主体分散化包括要素所有者主体分散化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这就决定了各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征，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伴随着按要素分配的方式。相对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特殊性，这个特殊中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代表全党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可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是理所当然而且势所必然。按要素分配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条线索是逐步承认、接纳和鼓励“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方式

正是因为按要素分配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每深化一步，按要素分配的思想就前进一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条线索是逐步承认、接纳和鼓励“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分配方式。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国首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承认发展商品经济，就绕不开按要素分配收入的问题。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关于分配制度改革，我党提出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等提法。“多种分配方式”、“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提法，实质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默认了按要素分配方式的存在。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代表全党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就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方面。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并把它确定为分配原则，它解答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尺度标准——“贡献”。2007年的十七大上，胡锦涛代表全党提出了“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标志着我党对“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认识更加深刻，从而开始了对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方式方法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