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

中国儒家文化（精选6篇）

篇1：中国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摘要】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些都是来自儒家的文化，因为儒家的文化源远流长对中华文化影响较大，大到国家政治，小到家庭生活，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本文讲述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相互影响；

一、前言

儒家文化是早在孔子的时代创立起来的，经过后期的发展和不断的改进，越来越符合中国社会的人们所追求的价值观，当今社会，儒家文化的意义也越来越被世界广为接受，事实证明，好的东西是经得起推敲和传播的，这么多年儒家文化的屹立不倒也是在像我们讲述着先人伟大的胸怀和智慧。

二、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说到儒家文化就不得不提到孔子，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他提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儒家思想，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但是其背后所含的警世意义却让人深思，在封闭的古代，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传播的途径这么广，那个时候儒家文化是孔子个人的魅力体现，可是要被全社会所接受和学习并不容易，所以孔子凭借着精湛的学术魅力广收门徒，后来又周游列国，在周游列国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事情，让孔子的胸襟更加广阔，对待事情更加充满智慧，也使得儒家文化经得起推敲和反复的领会。儒家文化的成型推广也离不开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举动，虽然是皇权主义的专制，但是也使得儒家文化迅速的成为全国人民的信仰，使得儒家文化真正被大众所熟知，并传播开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时至今日儒家文化依然深入人心，因为早在公元前，祖祖辈辈的血液里就流着“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汉武帝之后的科举制度、北宋的理学，这些政治举动都奠基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发展。

三、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

儒家思想古往今来都应用广泛，受到人们的推崇，大到政治、教育、哲学等方面；小到每个家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都离不开儒家文化。修身、齐家、之国、平天下，这些看似平常的理念其实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细节。

1.基本精神

儒家文化基本的精神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仁：“仁”也通“人”，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核心，也是孔子主要为人处事的哲学观点，“仁”体现在很多的方面上，在政治上，其意义就是以人为本的治国方针，至今任是我国最主要的国家政策之一；“仁”在教育意义上就是“有教无类”，这影响的代表有我国的义务教育，是希望在该学习的时候不论贫穷或者是富有，都应该受到教育。

义：是人们所熟知的“义气”的“义”也是“宜”，是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做出的道德规范，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观念。

礼：这是孔子一直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人们和平相处的基础，这是儒家思想的社会哲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想必也是离不开儒家哲学“礼”的熏陶。

智：人可以无知，但是不可以无智，孔子崇尚的“因材施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智慧，而不是一味的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人。“智”也是指：知道、见解、聪明等。

信：指的是信任、信用，这个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在现代社会也是人们极力推崇的思想，因为只有彼此之间的信任，才会有和谐的社会氛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才会更加融洽。

恕：孔子核心思想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就包含了饶恕、宽仁的意义，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问题，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不强加于别人身上，只有每个人都秉持着这样的思想，就会有少一点纷争，多一点包容。

忠：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忠诚也是做人的基础，只有对别人终成了，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双方的关系才会融洽，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孝：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础是“孝”，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尊重，也是对长辈的尊重，指的是对年长的人有孝敬之心，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孝都没有，那何来的礼义廉耻呢？ 悌：原意是指对兄长的爱，后来衍生的意义是兄弟之间、人与人相处之间应该有的基本尊重和长幼有序的思想。

2.儒家文化的民族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民族的文化基础是民族的魂，也是多民族长期冲突最后和谐发展的共同追求，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陪伴着民族历史的是民族的文化。

中华的民族性是指中华多民族文化的一体性，这有别于西方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独有的大民族所共同认知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例如美国代表的西方文化，其宣扬的就是自我价值，是个人的自由、自我意识的支配，而中国的文化儒家的哲学是强调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需要团结合作才能成功，所以强调是社会的责任感。

儒家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其核心价值观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家的伦理思想及家庭血缘亲情

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人观念里，人和人的关系主要有五种：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五种关系中，家族关系占三种，而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扩大，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扩大，“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儒家在这种伦理关系上强调血缘亲情，而家国家国，国是家的扩大，把个人同家、国紧密地联系起来，人是家庭的人，是社会的人。

（二）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庸之道在于：一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二是和而不同，和为贵。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礼、忠、孝等整体思想都是“中庸”之道，儒家没有极端思想，儒家学说都是基于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子贡问曰：“有一言可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不强迫，以和为贵，社会就不会有仇恨。

仁、礼都是求和为贵，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社会和谐，人与人之间讲仁义礼智信，不偏激，无不及，此即中庸之道。

（三）理性实用

中国科学在历史上曾长时期地走在其他国家和民族前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飞速发展，中国在与之比较中越显巨大差异，中国不是没有科学，只是缺少或没有西方那么强烈的科学精神，这与各自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文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有关。

儒家文化重视理性实用，以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做了有什么用，而不会纯粹地去追求科学，探索自然的秘密。儒家重视学以致用，强调“躬行”，学习的目的就是实践，儒家的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所以科学在国人眼中不如技术，只是近代以来，科学推动了技术的发展，没有近代科学发展，就没有现代技术的产生。

四、儒家文化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形成的影响

凡事都有双面性，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的影响也应当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1.积极的影响

（一）教育方面

孔子的教学方法至今为止也是人们争相学习的教育方法，孔子在教学上注意的是启发教学和个人的独立教学，这些教学方法应用于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温故而知新”这些至今广为流传。

（二）礼仪方面

儒家文化中强调的是尊老爱幼、尊重父母、长幼有序等道德礼仪方面的做人基础，这是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也在逐渐的学习这种理念，这是中华民族的魂。

（三）思想方面

孔子崇尚思考和智慧，这也是当今社会人们所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因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达，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加快，传播的层面更加广，所以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更加容易，这也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滞慢，因为总有别人思考好的东西可以拿来用，所以自己思考，多加思考，对事物进行反思，也是孔子推崇的理念，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研究的思想。

（四）治国方面

“以德服人”这个思想在政治上面有着积极的影响，也是历代帝皇的治国理念，现代社会的人性化也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存在芥蒂，而是要像朋友一样的相处，这样社会的氛围才会和谐。国家的治理之中，只有时刻的考虑老百姓的心声，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做好事、做实事，这样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掌声。

2.消极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儒家思想也有一些不可取的地方，比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阶级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思想，在消极的影响面前，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

（一）不重视科学的系统学习，孔子的文化里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治人的政治思维，而不是学习的知识传授，这跟当时的社会问题是分不开的，孔子也没想到未来社会发展是这样子的。

（二）西方的学习重视的是理论与刨根问底式的学习，而儒家哲学的中庸之道则是不偏不倚，有一点中间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没有准确的答案，比较靠经验得出的结果。

（三）孔子的儒家哲学里强调一种付出与服从，而这种服从的绝对性又可能演变成一种盲从，所以这就造成了人性的压抑，没有特色与创造力，因为创新有时候需要大胆的尝试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儒家思想里面思想的统一扼杀了这种创新的想象。

（四）儒家思想的落后，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思想有其落后的一面，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跟现代化的男女平等格格不入了，在现代推崇个性的时代，就显得有点性别歧视了。

因为每个时代的不同，人们的思考方式与生活水平也不同，人们的价值观与生活观都在不断的改变与发展，每个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选择与追求也不同，但是不论如何选择，我们都应该将其好的一面发扬光大，其不符合时代意义的一面就要学会舍弃，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

五、结束语

在当今的世界，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单纯的交往越来越少，许多人都在不断的抱怨，其实孔子早在很久以前就跟我说了“仁者爱人”，很多事情，我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你对人付出多少，相应的，你就得到多少，所以我们不论在生活中、学习中、做人处事的问题中，都应该学习儒家文化的思想，让自己不骄不躁，争取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刘彩红.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家文化认同[D].福建师范大学.2011(8):90-92 [2]孙海峰.儒家文化普及经验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3(4):20-22 [3]李晓雨.儒家文化在科技进步中的困境与出路[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2(7):201-203 [4]] 胡晓娟.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D].济南大学.2012(71):3-6

篇2：中国儒家文化

摘要

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首次提出“中国梦”。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民族辉煌历史的美好追忆，对近代中国遭受苦难经历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全面复兴的殷切期盼。本文通过对“中国梦”内涵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渊源的探寻，以及同“美国梦”的比较，探索实现“中国梦”的路径。

关键词

中国梦 儒家文化 新时代

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了讲话稿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讲了“中国梦”，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从习总书记的表述看，“中国梦”有以下三个特征：

1、时代性——中国梦是所处伟大时代的梦想；

2、历史性——中国梦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想；

3、人民性——中国梦是凝练了全国各族人民最根本愿望的共同梦想。

一、“中国梦”的内涵

只有符合以上三个特征，即古今中国人共同的梦，才算真正的中国梦。在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提出两种社会理想，一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是公天下，即大同理想；二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这是家天下，即小康社会。这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而悠久的梦想。这才是古今中国人的梦、真正的中国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而现实的社会，“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家天下。虽然是家天下，只要天下太平，没有战争与**，就算是好的，可以称之为“小康”。从夏商周三代到清朝，都是家天下。四千多年以来，没有大同社会。因此，“小康”就成为古今中国人追求的现实理想，即所谓中国梦。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方针，他认为培养、教育一个人，首先要有一定的“志”，再进行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技能教育。“志”就是理想，丰富的理想可以称之为梦想。太高的梦想虽对人鼓舞，但不能实现。切实的理想，又有具备达到这一理想的条件，有达到此理想的措施及为之奋斗的信心，这种理想就一定能实现，这就是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

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的形上道体概括为“仁爱为本”。这正是“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根本所在。同时，我们可以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的形而下之器即制度之用概括为“法治为用”。综合而言，我们可以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仁爱为本，法治为用”，简称为“仁本法用”。“仁”是道、是体；“法”是器、是用。

二、“中国梦”与儒学文化的关系

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前赴后继，不懈奋斗，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做出了巨大努力。辛亥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狂飙，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百年中国梦的阶段性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取得了不同特质不同内容的成果，而其价值指向，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中国梦的阶段性实现。

回首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儿女追寻中国梦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轨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其间，古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中国的优秀传 统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价值资源。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建设文化强国，是在文化层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开拓，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提升。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儒家文化是中国精神的源泉。儒家思想一贯倡导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强调的是以民族、社会、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精神培育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形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形成了中国精神。

“中国梦”的思想主题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的记者见面会上已经提出，但由习近平同志加以明确化和系统化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是从十八大报告中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出来的，这个24字核心价值体系，其中有16个字即“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来自于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而贯穿这16字核心价值观念的‘一以贯之’之道是儒学的‘仁爱’精神。而‘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与仁爱精神，正是习近平‘中国梦’论述的思想来源。

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化传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西融合创新的新传统。中国梦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既有超越性又有现实性，中国元素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基因。对中国模式进行哲学反思是实现中国梦的一种思想路径和精神动力。中国模式是一个由层次、要素、特点等组成的结构。它的表层是经济发展的奇迹，中间层是政治制度的内在优势，深层是中国文化的元素与中国精神。中国梦着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从文化意义上看，儒家大同理想与中国梦之间具有内在的传承性。儒家大同理想是中国梦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梦是儒家大同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话语表达。尽管儒家大同理想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但它所倡导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思想主张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启迪和借鉴意义。中国梦与儒家大同理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传承性。主要表现在：一是都强调“民本”思想。二是都倡导“为公”意识。三是都主张“诚信”理念。儒家历来重视诚信。孔子说“人无信不立”，信作为“仁”学的五端之一，是人安身立命之基。四是都追求“大同”目标。儒家大同理想中主张打破自然地理疆域的界限、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正处于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我们在努力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到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因此，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是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现实梦想。中国梦的提出与实现，锻造了新的历史构架，继承和创新了中国精神，为中国人达成百年复兴夙愿提供了可能与保障。中国梦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乃圣贤之志民族之情；中国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同’之梦一以贯之。当代中国梦恰是‘大同梦’的合乎时势的历史传承。

三、“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异同

中国梦和美国梦相通之处，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实现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之梦；其二，实现人际和谐的社会健康之梦；其三，实现身心和谐的内心和肉体健康之梦。中国梦和美国梦，均涉及到对待天地和人的关系，也涉及到对自己的关系，就是要善待天地、善待群体、善待自己。2013年 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结束后，会见记者时说道：“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但是，“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是必然的，这是由历史、文化、经济、地理等因素决定的。一是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二是中国梦的目的是民族振兴，美国梦的目的是个人成功；三 是中国梦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美国梦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人才资源达到；四是中国梦是群体的和谐幸福，美国梦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五是中国梦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美国梦只有现实的体验；六是中国梦依赖群策群力，美国梦靠的是个性张扬；七是中国梦是为了民族光荣，美国梦是为了个人荣耀。尽管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但二者也是有联系的：美国梦经历变革，中国梦也是动态的，辛亥革命以来，百年历史镌刻着几代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追求，但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主题。

四、如何实现“中国梦”

“道路自信”源于国情，“中国梦”依托实事求是，“中国梦”实现必须基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就是把握国情；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为了实现“中国梦”，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中国梦”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将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就离实现“中国梦”越来越近了。

实现中国梦，需要五个坚持：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不断夯实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

五、结语

篇3：试论儒家文化与“中国梦”的构建

一、儒家文化与中国梦的内在联系

1、中国梦彰显中国精神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自产生开始未曾断流, 虽历经5000年的演变, 至今仍焕发着勃勃生机。并以弘浩博大、克明峻德、修道以仁、克己修身、励志图强、劝学师圣、慎思明辨、品德藻神、安本守诚、追求神人和谐等内在意蕴包罗中华精神万象。并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与和而不同作为其主流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早期的代表《尚书》和《诗经》。这两部儒家典籍里充满勤勉稳健, 勇猛深沉的前进气息。如《尚书·尧典》里对先王“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历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时”功业的颂扬, 《尚书·无逸》中周公对成王尽忠尽职的谆谆告诫, 《诗经·公刘》、《诗经·生民》中描写的周部落诞生之初的创业艰难等。

孔子是大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 梦想以周礼匡扶乱世, “知其不可而为之”, 结果是“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以为君子应当是“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儒家学派的后继者们, 对“有为”和“自强”的学说进一步发挥。孟子从人格修养, 扩充人性中善的成分这一角度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荀子则从天人关系角度提出“制天命而胜之”的著名论断。对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出明确表述的是《易经》。《易经·象传》中说,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此后,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 便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

《礼记·大学》:“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以德修身, 以识养身, 是中华人文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数千年来贯穿始终的内核。宋代范仲淹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成为中华民族一代代仁人志士追求家国理想的座右铭。宋代哲学家张载高呼: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它可以作为今日中国梦的一个传统文化的注释, 它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梦的一抹基色。

2、儒家文化中的和合观念, 是中国精神的核心理念

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文化关注社会的治理, 强调积极有为, 追求由自我到天地自然的和谐, 故而以人道为核心, 推己及人, 成己成物, 尽心而知天。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天人合一、以天合天的和谐自然观, 政通人和的政治观, 和为贵、和气生财的商业准则, 贵和尚中的社会哲学观, 亲仁爱人的人道观, 协和万邦, 善邻怀远的国际关系观念等都是对西方文化理念的挑战与补充, 构成了“中国梦”重要的哲学基础。

3、发展中的儒家文化赋予“中国梦”以时代特色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态, 不断演变发展, 其所具备的文化精神不断发展并充满时代特色。中国一代代革新、革命的前驱者, 探索中华民族的富强解放之道的思考和实践。晚清思想家魏源, 是最早做中国梦的“梦主”。其汇编《海国图志》100卷, 广泛介绍西方知识, 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试图吸收西方先进技术, 实现中华复兴的梦想。而最早怀抱“少年中国梦”的历史伟人是梁启超。他高倡“宪政”、“共和”, 以其辉煌的思想影响数代后人, 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思想财富。

二、儒家文化在中国梦构建中的作用

1、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正确的价值取向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不涸泽而渔, 不焚林而猎”等价值取向和精神特质, 凸显了儒家文化于当代中国梦实现的重要精神意义, 其蕴含的现代性力量, 可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发力, 并能以其自身的文化向心力归化中国梦实现过程中的种种价值取向。

2、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基础

儒家文化向来强调“修身”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物质条件大幅度改善, 然而, 我国的文化发展却未能与高速的经济腾飞同步, 显得相对滞后。当代人在物质层面获得富足感受的同时, 精神层面却限于困顿当中, 物质世界无法使人产生油然心生的共鸣。这一切都源于精神的匮乏, 都源于忙着为工作往来奔走、钱欲横生, 忘却了修身养性。“素富贵行乎富贵, 素贫贱行乎贫贱”, 不因富贵而得意自满、为富不仁, 不因贫贱而诽谤社会、怨天尤人。使心正、使意诚、使身修, 才会实事求是地寻梦, 坚持不懈地追梦, 无怨无悔地圆梦。这样, 由众人共同构筑的梦才能构建起中国梦。

3、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保证

“一家仁, 一国兴仁;一家让, 一国兴让”, 家庭和睦, 社会才会和谐, 小家稳定, 大家才会安全。儒家强调孝、悌、慈, 强调尊老爱幼, 在西方改造世界的大背景下, 这些值得珍视的伦理道德经常被我们忽视, 有些家庭甚至对簿公堂, 不惜与亲人撕破脸皮。家庭是心灵的港湾, 却不是纵欲的天堂, 家庭是分享快乐、分担忧愁的花园, 却不是发泄愤怒、转移矛盾的地方。只有保持一颗包容之心、仁爱之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才能和家人和睦相处。倘若缺少一个美满的家庭, 梦想的实现就缺乏坚强的后盾。“家齐”既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有力保证。

4、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不竭的动力

儒家文化当中固然有不符合时代潮流之处, 但源于儒家文化核心之中的“仁”的文化意蕴则彰显出其兼济天下的情怀、经世致用的担当, 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设身处地的践行当中、于“庙堂”与“江湖”里、在国家与民族的神圣号召下实现人生价值, 传递永恒梦想。“动而世为天下道, 行而世为天下法, 言而世为天下则”, 完善自身, 以身作则, 感化周遭, 并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滋养供给源源不断的动力, 以其深具担当的文化使命感号召众人在实现中国梦的途中不断前行。

总之,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以其恒久不变的人文魅力和与时俱进的文化张力, 已融入到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有糟粕和痼疾, 但其所强调的正心修身、孝悌齐家、兼济天下, 却是振兴中国文化, 实现中国梦想的不竭动力和内在需要。中国梦的构建需要每一位国人付诸实践将自己的梦与国家的梦结合在一起, 将儒家文化所蕴含的积极的部分融入到为中国梦构建的过程当中, 为实现中国梦,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篇4：儒家文化与中国式官场

官场是个道场。论语有言，学而优则仕，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就与中国官场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儒家官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宗教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本潇洒任侠的孔子脱去了普通人的外衣，走向神坛，从孔丘变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从此，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孔子被供奉了起来，这个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孔夫子在唐朝以后，有了自己的道场：文庙。他的故里曲阜成了圣城，他的弟子也随之成圣，他的家族成了中国最久远的世家，香火绵延三千年。儒家就此成了儒教。

儒家宗教化至为重要的一个推力便是科举制度的出现。官场变成了儒生们的名利场，儒教由此深入人心，并开始和中国原有的“敬天”、“祭祖”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农村的某些地方，有的人家还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里的“师”，就是孔子。

儒家宗教化，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官场的信仰，他们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按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法则来修身养性。

后面这“十六字”真言是中国官场偶像曾国藩的立身格言，他从前人诗词中集出一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幅对联与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儒家的气度，也是古代为官的至高境界，近乎道，从乎圣。

王莽谦恭未篡时

《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曾提到这样一则故事。清乾隆间，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同演《长生殿》，国饰玉环，于饰明皇。于念堂属不敢尽情嘲媟，国庄容责于曰：“在官言官，在戏言戏，苟非应有尽有，则戏之精神不出。”此事久传为笑谈，假如国泰能如其言，在官言官，处处尽责，倒也无伤大雅。问题关键在于，国泰和于易简做官如演戏，共同制造了乾隆年间的惊天贪腐案，亏空帑银200万两，最终落了个自裁的下场。

官场如戏场，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儒家的道德修养要求太高，在官场挣扎的士子们很难成为真正的方正君子。

汉元帝的时候，有位叫诸葛丰的人说：“如今天下之大，却已找不到能够为了气节、正义而献身的臣子，大家都是在相互讨好，以利益相迎合，心中只有一家一姓的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兴亡。”他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早就出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数十年，用了多少儒生！但是，临终时像托孤这样的绝顶大事，武帝却一个儒生都不用。可见他最后已经认识到儒生的虚伪面目，他们身披着儒学这张“羊皮”，暗地里却嘶嘶地呼出狼的气息。

这样的官场风气让后来篡夺了西汉皇位的王莽如鱼得水。王莽是媚天下之人，是那种把天下公认的美德都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他的孝悌忠信、勤谨恭敬、廉洁节俭和乐善好施，都是切切实实地做出来的。更何况他还博学好儒，举手投足俨然儒者风范。他官做得越大，对自己的约束越严，待人也越谦卑。而深厚的家族背景和难得的“孤贫”身世，更使他得天独厚。在一个讲究势力的时代，他恰恰来自最有势力的家族。在一个讲究道德的时代，他个人所具有的种种美德，以及“孤贫”的身世，都使他区别于家族中的那些纨绔子弟，因而备受道德上的赞扬。

在这种情况下，虚伪以及对于虚伪的容忍和欣赏，反而成为那个时代官场道德的一部分。西汉之所以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悲剧的酿成，则由空言教化所造成的虚伪以及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

胡雪岩的大败局

官场如战场，朝臣争斗，看似表面谦和，实则步步杀机。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起步颇有中国特色：找到政治靠山，因人成事。

虽然其个人能力出众，但能有合适的舞台供其发挥，和他的后台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为什么其能在短时期内聚敛巨大财富，最后让人对其财富地位愤愤不平。

政治经商具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同样也有巨大的风险。因为这样的商业模式，和某一政治人物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而官场本身巨流暗涌，风险极高。因为没有谁能在官场长青，所以胡雪岩的结果可想而知。他的商业生命的一个主线就是左宗棠与李鸿章的争权斗争，故事也就随着两人势力的此消彼长而展开。

因此成事，也因此落败，当左宗棠李鸿章相争时，作为左宗棠得力助手的胡雪岩，也就成了李鸿章一派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当时中法战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李左势同水火。左宗棠是胡雪岩的政治靠山，胡雪岩是左宗棠的经济后盾，两者利益休戚相关。

胡雪岩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官场中纵横捭阖的能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资源，以致于在政策风险加大之时，仍然一味扩张，固执地做庄，对旗下的钱庄、当铺没有能够未雨绸缪。对付左宗棠得先拿胡雪岩开刀，而此时的胡雪岩却有如风雨飘摇，毫无招架之力，所以李鸿章动动动手指，一击则溃。

纪晓岚的双重人格：

大学士、倡优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古代读书人在官场上的进取心有时令人瞠目结舌。西汉重臣主父偃贫困时便立下豪言壮志：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

一入官场，身不由己，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家天下的古代中国，臣子荣辱不过是帝心一念之间。

有一朝显达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一朝潦倒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万历首辅张居正在世时，圣眷正隆，权势滔天，等到死后失了君心，连尸体都要扒出来受戮。

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刘郎是路人。范进中举之前，在其老丈人胡屠户眼中不过是只“癞蛤蟆”，中举之后，立刻就成了“文曲星”。《红楼梦》中元春回家省亲，就连她的老祖母贾母都得跪拜相迎。

在这种统治秩序之下，如果皇权空前强大，知识分子便很难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尊严，清朝才子纪晓岚身为大学士，因为向乾隆谏言，乾隆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这一点，司马迁也以自己血淋淋的教训总结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篇5：儒家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

姓名：吴君杰 学号：2120150373 学院：机械与车辆学院 联系方式：***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摘要：历史上中国的科技曾取得重大成就，然而到了现代却被西方国家甩的很远。在这鲜明的对比之中，儒家思想对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封建王朝时代，儒家思想一家独大，对当时中国的各领域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到了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却渐渐落后于大多西方先进国家，儒家文化却在其中扮演了阻碍科技发展的角色。

关键字：儒家；传统文化；中国科技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一、序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物化的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文化具有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技术决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决定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文化。反过来，文化具有反作用，它通过影响经济基础进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广阔土地，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民族文化软实力日益重要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的相互影响更加突出。

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经济、伦理、哲学乃至宗教等，在21世纪科技前沿探索中有着广泛的、重要的作用。由于时代背景和文明的传承性，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正确地、辩证地分析和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二、中国古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概略

天文学方面，我国观察记录新星、太阳黑子、彗星、日食、月食、流星雨等是世界上最早、最多的。从殷朝到公元18世纪，中国共记录新星90颗。我国公元前613年有关彗星的记载比欧洲早600多年。在天体测量方面，战国石申的《天文》8卷记录了121颗恒星的赤道坐标位置，比希腊早200年。三国时陈卓画的星图已有恒星1 464颗，而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观测的恒星数为1022颗。唐代天文学家一行最早发现恒星位置移动现象，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的类似观点早近1000年。元代郭守敬于1280年编定《授时历》，与现代通用的公历—格里历一样精确，但早300年。

数学方面，十进位制是中国为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公元一世纪刘徽的《九章算术》引入的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比欧洲早1500多年。南北朝的数学家祖冲之计算出圆周率为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比欧洲早1000多年。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在中医药方面，中医以其完整的系统、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典籍闻名于世；中药学也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唐朝于659年修订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比西方早835年；明代李时珍于1578年完成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

在农学方面，中国早在公元6世纪就形成了即使从世界范围看也是卓越的耕作理论和耕作技术；发明或发现的水稻、茶叶、桑蚕等农业品种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包括《齐民要术》(北魏)、《农政全书》(明朝)在内的300多种农书。

水利和建筑方面，有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公元前250年)、大运河(隋)等众多水利工程和《水经注》(北魏郦道元)等水利专著；有享誉世界的万里长城、古城西安、古城北京、赵州桥等。

中国古代瓷器也是世界有名的，直到19世纪，中国瓷器一直是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英文“china”就是瓷器之意，可见中国瓷器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中国古代的丝绸近代以前也一直是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品。

机械制造方面，中国在黄帝时就制造出世界最早的测天仪器—浑仪，元朝郭守敬于1276年改造制成简仪，领先欧洲300多年。中国在近代以前，机械制造领先世界，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技史》列举了26项领先世界的机械制造发明。至于众人皆知的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更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杰出成就，对世界历史的进程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在此就不详述。

三、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

（一）正面影响

1、秦始皇奠定了中国统一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和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最早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因此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早已与其它文化融合而不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独立存在了，唯独中国文化延绵五千年而从来未中断过，这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超稳定性。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全国分三十六郡，郡下设县，最高统治者为皇帝，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由皇帝决定。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要由皇帝直接任免。秦始皇的最大功绩不仅在于他统一了六国，而且在于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货币。

统一了文字，使统一后的国家有了共同的文化根基，为统一后的国家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使中华民族能融为一体，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壮大。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独立存在的基础条件，也是和谐社会形成的粘合剂，没有统一的文字，就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

统一了法律，使统一后的中国有了共同的政治纲领，为统一后的国家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法律保护统治者的权力，对人民实施剥削、管理和镇压，不允许反对意见出现。法律的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使国家最高统治者可以以法律的形式实施自己的意志，巩固权力，维护现实制度。而没有统一的法律，就无法保证统一国家的政治稳定。

统一了度量衡，使统一后的国家有了共同的经济发展基础，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度量衡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发展的衡量，都离不开度量衡这些基础经济单位。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就难以形成经济的统一发展。

统一了货币，使统一后的国家有了共同的贸易基础。货币是贸易的中介，有了货币才能加快贸易的发展。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贸易和交换需要一种统一的货币，以保证贸易和交换的畅通和高效。贸易和交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统一了货币势必会加快经济的发展。而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会限制和阻碍经济的发展。

统一的文字、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货币，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延续两千多年的客观基础。在这两千多年中，有朝代的更替，有外来的侵略，也有内部的战争，但统一的国家没有被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了统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和统一货币。否则就没有中国的大一统，中国就可能会像欧洲一样，由几十个国家鼎立存在，分别讲几种语言，有不同的法律，文字也多样化。

2、雄汉盛唐时中国科技快速发展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出现了强秦、雄汉、盛唐的高度发展和繁荣时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虽对人们的思想起了束缚作用，但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靠的是集中所有劳动者的力量。万里长城很伟大，伟大在于它的工程巨大，没有亿万人的参与是无法完成的，这一伟大工程的完成，归功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由于强大的综合国力，使中国早在汉朝时代，就已经在冶铁、铸造、炼钢、纺织、制瓷、造船、简单机械制造、水力动力、造纸、水利与建筑等技术领域日臻成熟；已经大体形成了以农学、医学、天文学和算学四大学科为主体的实用科学体系，科学技术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3、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领先的原因

中国科学技术曾在世界领先主要有五个原因。在这五个主要原因众都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痕迹。

其一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华民族诞生在亚洲东方黄河长江流域一片古老的土地上。这里有独特的自然环境:东临大海，南靠高山，西处沙漠，北是荒原。这里山水壮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国富民强，周围是一些远为落后的其他民族。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后，这里便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四合院”，受国外影响较小，可以安心搞国内建设。

其二是综合国力强。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东方大规模灌溉设施成为农业首先条件。在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可以完成筑长城、修运河这些靠大量劳动力来建设的工程。在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是无法完成的，当然这些国家也难以在科学技术方面领先。

其三是地域广阔。中国地域面积和整个欧洲差不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虽然有当局的腐败、战争、灾害和不重视科学等，但仍会有个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别地区小环境相对稳定，具备科研的条件，也会有个别人在特定条件下孤立地进行发明，创造灿烂的科技文化。

其四是中华民族聪明、勤劳。中华民族一惯以聪明智慧、吃苦耐劳而著称于世，良好的劳动者素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五是历史上各国经济发展相对孤立。在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原材料靠就地取材，加工制造也在当地进行，消费也是为当地服务。这样，生产消费不受贸易的影响。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负面影响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里只有儒家思想“一枝独秀”，其他思想被扼杀了。

1、儒家思想抑制自我、因循守旧

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了儒学即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它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其实儒教是世界最大的宗教，它产生的时间与佛教同时，汉武帝已经把儒学当成了治国纲领。这种思想世代遗传，虽然并未冠以“教”字，但它的影响和制约的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教规教义。因为儒家思想已是治国的基本策略，是各级学校的必备课程，是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大众的指导思想，是人的行为准则，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社会运行的法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粘合剂。它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侵蚀着社会每个成员的灵魂，就是空气中都飘浮着儒家思想的气味。它就像一把大伞，罩在中华大地之上，成为中国统治者的工具。社会精英埋头咬文嚼字，满脑子因循守旧，创造力日渐枯竭，温和懦弱、不愿冒险、害怕变革。孔子时代培养精英还上驾车和射箭课，后来连这些课程也被抛弃。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说过: “沾沾自喜、自我放纵、懦弱无能的社会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孔子最主要的思想之一是“克己复礼”，他要求社会的每个成员克制自己，恢复旧的礼制。“克己”就要严格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大众礼仪。而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统治者也正好利用了这一点，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的规章制度和各种法规，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顺民。不但如此，统治者还利用儒家的家族思想观念，一人“犯罪”灭其九族。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中国，一个人已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家族中的一员。自己的言行不仅影响自己还会殃及家族，所以社会上每个成员都小心谨慎，唯恐自己的不当会给家族带来灾难。在这种思想的束缚下，社会成员都学会遵规守矩，求得平稳，不敢多讲，不敢多想，也不敢有所创意。在这种思想的制约下，新的科学技术很难产生。

2、儒家思想重文轻理、重道轻器

政治至上导致学术上形成重文轻理、重道轻器的传统，这对科技发展也极为不利。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中心和重心在如何夺取天下和稳固统治，在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也必然围绕这一目的。在诸子百家中，统治者最终挑选儒家思想作为自西汉武帝以后各朝代的统治思想，正是由于儒家思想重伦理道德的那一套很适合他们，中国传统文化最终逐渐形成重视伦理、经学、语言文学、历史等人文科学，轻视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重文轻理传统。结果，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熟读背诵儒家经典、考证注疏文献典籍、修身养性、文学创作和鉴赏等方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自然科学有所关注时，往往关注形而上的“道”即宏观规律、事物总体特征以及其中蕴涵的道德、为人处世和政治哲理的启迪等的探求，轻视形而下的“器”即一事一物具体特性及其在社会生产、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作用研究，又形成重道轻器传统。这和西方科技的发展正相反。西方科技正是在重视数理化和重视对具体一事一物特性、功用的研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西方科技到十八世纪爆发式发展，正是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尤其是自十五世纪以来西方知识分子长期探求自然奥秘的基础上发生质变的结果。而中国传统社会形成重文轻理、重道轻器的传统导致我们缺乏科技知识的积累。我们的科技一直到现在可以说仍然是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人为地加大了和西方的差距。这给我们追赶西方科技造成了极大困难，尤其在西方科技仍然日新月异的当今，除非我们付出比西方百倍的努力。因此，重文轻理、重道轻器不利于科技发展。

3、儒家思想愚民统治、扼杀思想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封建社会的政治至上还有一个对科技不利的就是愚民统治。要稳固家天下王朝的统治，必然导致愚民统治。中国古代统治者长期实行愚民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是愚民统治的高度概括。而科技很容易揭开真相，是愚民统治的大敌，实行愚民统治必然排斥科技。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一切非官方的科技存在天生的恐惧，直接采取各种措施(如伦理的、法律的)加以禁止的原因正在于此。例如，《礼记·王制》中就规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汉儒郑玄在注释这段话时，把战国著名工匠公输班(鲁班)就列为“作奇技奇器”应杀的典型人物。因此，政治至上导致愚民统治也是中国古代科技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4、儒家思想重义轻利、束缚自由

儒家提倡“重义轻利”，淡泊地对待钱财和物质享受，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则享之，没有也不强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子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与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与其道得之，不去也”等儒家言论都表明儒家对名利的淡薄。儒家看重伦理道德、淡薄金钱物质利益的思想，由于长期居统治地位而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尤为深远。作为儒家思想补充、对知识分子影响巨大的道家，视物质享受为枷锁，认为追求物质享受会束缚人的精神自由。

四、总结

儒家思想曾为中国统一做出贡献。当它与专制独裁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工具，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如果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去掉其“国家意识”的身份，儒家思想还能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服务。儒家思想的和谐意识与和平发展、人本意识与对人的尊重、忧患意识与责任承担、道德意识与文明进步、力行意识与实践品格等，今天仍没有失掉它的现实意义。

在权势社会的古代中国，儒家伦理价值的政治化是必然的；而在未来的智力社会中，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也是必然的。从现代的立场看，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价值政治化是消极的，而未来的儒家伦理价值科学化则是积极的。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参考文献

篇6：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民主与领袖》)。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明清以来“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