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人生修养

第一篇：儒家文化与人生修养

浅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当下个人修养的意义

摘要：传统儒家文化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可谓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经过了几千年的沉淀，它依然熠熠生辉。不仅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还对当下个人修养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往中国人的血脉里注入了“兼恭、宽厚、诚信、勤敏、施惠”的仁人品德;向华夏子孙的个人修养中添加了“自强不强、正道直行”的优秀品德;让炎黄子孙更加注重内心的探索与实践的重要。

关键字：传统儒家文化、个人修养、仁人品质、自强不息、内心修养、意义深远。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想，换言之，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中，儒家文化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儒家文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和创新，而其对当下个人的意义也分为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儒家文化对个人修养的待人接物上影响重大。当下人们所追求的谦逊恭敬、宽容厚道、诚实守信、勤劳机敏，都是源于儒家文化中的“仁”，“仁”是孔孟时期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而“恭、宽、信、敏、惠”也是儒家文化对仁士的五个要求。

“恭”是谦恭。孔子言“恭则不悔”，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自己的人生过的有尊严，不招致无端的冲突乃至灾祸。你就应该毕恭毕敬地对待别人，发自内心地尊重别人。正所谓：不真不诚，难以动人!这想必就是当下我们对人谦恭的依据吧!“宽”是宽厚。孔子言“宽则得众”，在传统儒家文化中讲求折中的思想，凡事都留有余地，所以处理他人对自身造成伤害的情况时，不会把事情极端化处理，而是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样便能得道众人的拥护。 “信”是诚信。孔子言“信则人任焉”，即为守信用的人，人们也愿意相信他。传统儒学思想认为信是立人之本，这对当下个人修养也同样适合。一个人失去诚信，也就失去了信任，而信任本就是人与人之间最为重要的桥梁之一。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真正做到儒家文化中的”信”，又哪里来的作弊，哪里来的假药、黑心肉呢?如果个人修养达到了诚信，又哪里会引来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呢?“敏”是勤敏。孔子言“敏则有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只有勤劳才能获得成功。这告诉迫切渴望成功的当下人，成功并非是凭空而来，只有勤劳才能获得成功，成功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的!当下人渴望成功那颗浮躁的心正是不懂“敏”的意义的体现。再有就是“惠”了，孔子言“惠则足以使人”，字面意思就是说，对别人施以恩惠才能让人更好的为你所用。我想这是当下用人者应该具备的个人修养,就像一位成功商人所说“小赢靠智，大赢靠德”只有给员工以足够恩惠，企业才能具有持久竞争力。

其次，儒家文化还影响了当下个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正气直道的民族气节。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便是理学。而理学也就主导了中华民族精神。

当下我们民族精神中的“自强不息”就是理学大家所提倡的重要精神。在儒家文化中“自强不息”意味着一个人应该：立功、立德、立言。这也就是所谓的“三不朽”!细细想来，这三不朽对当下个人修养也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一个人应该有立功的信念，这倒不是鼓励我们每个人都要汲汲于功名，而是说我们每个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理想与追求。这恰恰也是当下许多年轻人所缺乏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立德了，中国古代讲求立德，生活在物欲横流的世界的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立德呀!如今社会，“德”字尤为重要，我暂且把“德”简单的理解为道德和品德。良好的品行、优良的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是我们立足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一定程度上讲，一个人的“立德”远比他“致慧”来得重要得多。最后便是“立言”对当下个人修养的意义了。所谓“立言”，便是指提出真知灼见。这是在告诉我们，个人修养里应当注重“言”的质量，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说话时，应当说那些重要有含量的话。至于废话，多说无益，反倒是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了。“功、德、言”是古代君子自强的内容，也应是当下你我个人修养的必修课。

除了自强不息，中国的民族精神中还包括正气直道的民族气节。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气节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数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正是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才塑造了不屈的气魄和桀骜的性格。所以苏武甘愿于北海牧羊十九年也不愿投降匈奴，所以文天祥宁愿在壮年送命也不耻沦为叛贼，所以朱自清宁愿贫病饿死也不愿接受美国侮辱性的施舍。其实，这种精神不仅这些伟大的人应该拥有，我们平凡人也应该具备。一个人只有学会正气凛然，只有拥有了正直的气节，才能够坦荡的行走于人事。一个人只要始终去维护心中坚信的真理，很多看似两难的抉择会变的轻而易举。也只有当一个人心里拥有了不可动摇的，愿意以包括生命在内的任何东西去守护的气节，才不会面对困难显得畏畏缩缩。这，便是我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气节对个人修养的浅薄理解。

最后再来说说传统儒家文化对当下个人探索内心与追求实践的意义吧!以王阳明为代表思想家的心学体系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系极大的助长了中国崇尚、注重内心的文化方式，也极大影响了中国人注重内心探索的思维方式。心学认为个人修养应该按照“知行合一，求理于心”八字来进行。虽然心学在哲学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但这对当下个人修养还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来，心学注重探索内心这一观点有利于个人通过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自我总结来提高个人修养。一个人只有真正用心认识自己，才能正视自己，既不自傲也不自卑。也只有直指本心，才能明白自己的过错与成就，才能更好的总结过去从而展望未来。在现代社会，我们中有太多人遇到抉择，会注重家长的想法、注重朋友的想法，注重上级的想法，却忘了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出了差错，会埋怨伙伴，会责备客观条件，甚至会责怪旁人未提醒，却忘了摸着良心反省反省自己。二来，心学注重实践这一观点有利于培养个人实践能力。心学讲求“知行合一”正是强调了要把认知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对当下的个人来说，当中的“行”更是十分重要。试想，如果一个人若只有关于理想的设想，没有去付诸实践。哪怕是宏大无比的抱负，最终也只得化为泡影。孙膑“纸上谈兵”正是因少了实践，最终才会一败涂地。从哲学上来说，认识的最终目的是实践。所以，虽然个人只有正确地认识了自己才能 更好的改变自己，但不付诸实践的自我认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完善自己才是你最终的目的。可见，在个人修养中，实践的不可或缺性。

结语：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博大而精深，源远流长。虽然，如今，大至国家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小至人们的言谈举止、思维习惯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对几千年后人们个人修养的影响依然巨大而深远。如今，中国人在个人修养中注重仁人的品质、追求自强不息的品格，注重内心修养和实践精神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甚至密不可分的联系。一种优秀的文化不会因时间而褪色，而会在岁月的洗礼下更具生命力。

第二篇：儒家文化与中国梦

摘要

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首次提出“中国梦”。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民族辉煌历史的美好追忆，对近代中国遭受苦难经历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全面复兴的殷切期盼。本文通过对“中国梦”内涵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渊源的探寻，以及同“美国梦”的比较，探索实现“中国梦”的路径。

关键词

中国梦 儒家文化 新时代

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了讲话稿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讲了“中国梦”，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从习总书记的表述看，“中国梦”有以下三个特征：

1、时代性——中国梦是所处伟大时代的梦想;

2、历史性——中国梦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想;

3、人民性——中国梦是凝练了全国各族人民最根本愿望的共同梦想。

一、“中国梦”的内涵

只有符合以上三个特征，即古今中国人共同的梦，才算真正的中国梦。在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提出两种社会理想，一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是公天下，即大同理想;二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这是家天下，即小康社会。这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而悠久的梦想。这才是古今中国人的梦、真正的中国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而现实的社会，“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家天下。虽然是家天下，只要天下太平，没有战争与**，就算是好的，可以称之为“小康”。从夏商周三代到清朝，都是家天下。四千多年以来，没有大同社会。因此，“小康”就成为古今中国人追求的现实理想，即所谓中国梦。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方针，他认为培养、教育一个人，首先要有一定的“志”，再进行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技能教育。“志”就是理想，丰富的理想可以称之为梦想。太高的梦想虽对人鼓舞，但不能实现。切实的理想，又有具备达到这一理想的条件，有达到此理想的措施及为之奋斗的信心，这种理想就一定能实现，这就是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

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的形上道体概括为“仁爱为本”。这正是“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根本所在。同时，我们可以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的形而下之器即制度之用概括为“法治为用”。综合而言，我们可以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仁爱为本，法治为用”，简称为“仁本法用”。“仁”是道、是体;“法”是器、是用。

二、“中国梦”与儒学文化的关系

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前赴后继，不懈奋斗，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做出了巨大努力。辛亥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狂飙，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百年中国梦的阶段性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取得了不同特质不同内容的成果，而其价值指向，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中国梦的阶段性实现。

回首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儿女追寻中国梦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轨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其间，古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中国的优秀传

1 统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价值资源。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建设文化强国，是在文化层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开拓，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提升。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儒家文化是中国精神的源泉。儒家思想一贯倡导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强调的是以民族、社会、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精神培育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形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形成了中国精神。

“中国梦”的思想主题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的记者见面会上已经提出，但由习近平同志加以明确化和系统化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是从十八大报告中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出来的，这个24字核心价值体系，其中有16个字即“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来自于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而贯穿这16字核心价值观念的‘一以贯之’之道是儒学的‘仁爱’精神。而‘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与仁爱精神，正是习近平‘中国梦’论述的思想来源。

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化传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西融合创新的新传统。中国梦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既有超越性又有现实性，中国元素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基因。对中国模式进行哲学反思是实现中国梦的一种思想路径和精神动力。中国模式是一个由层次、要素、特点等组成的结构。它的表层是经济发展的奇迹，中间层是政治制度的内在优势，深层是中国文化的元素与中国精神。中国梦着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从文化意义上看，儒家大同理想与中国梦之间具有内在的传承性。儒家大同理想是中国梦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梦是儒家大同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话语表达。尽管儒家大同理想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但它所倡导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思想主张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启迪和借鉴意义。中国梦与儒家大同理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传承性。主要表现在：一是都强调“民本”思想。二是都倡导“为公”意识。三是都主张“诚信”理念。儒家历来重视诚信。孔子说“人无信不立”，信作为“仁”学的五端之一，是人安身立命之基。四是都追求“大同”目标。儒家大同理想中主张打破自然地理疆域的界限、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正处于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我们在努力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到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因此，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是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现实梦想。中国梦的提出与实现，锻造了新的历史构架，继承和创新了中国精神，为中国人达成百年复兴夙愿提供了可能与保障。中国梦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乃圣贤之志民族之情;中国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同’之梦一以贯之。当代中国梦恰是‘大同梦’的合乎时势的历史传承。

三、“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异同

中国梦和美国梦相通之处，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实现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之梦;其二，实现人际和谐的社会健康之梦;其三，实现身心和谐的内心和肉体健康之梦。中国梦和美国梦，均涉及到对待天地和人的关系，也涉及到对自己的关系，就是要善待天地、善待群体、善待自己。2013年 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结束后，会见记者时说道：“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但是，“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是必然的，这是由历史、文化、经济、地理等因素决定的。一是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二是中国梦的目的是民族振兴，美国梦的目的是个人成功;三

2 是中国梦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美国梦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人才资源达到;四是中国梦是群体的和谐幸福，美国梦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五是中国梦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美国梦只有现实的体验;六是中国梦依赖群策群力，美国梦靠的是个性张扬;七是中国梦是为了民族光荣，美国梦是为了个人荣耀。尽管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但二者也是有联系的：美国梦经历变革，中国梦也是动态的，辛亥革命以来，百年历史镌刻着几代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追求，但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主题。

四、如何实现“中国梦”

“道路自信”源于国情，“中国梦”依托实事求是，“中国梦”实现必须基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就是把握国情;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为了实现“中国梦”，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中国梦”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将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就离实现“中国梦”越来越近了。

实现中国梦，需要五个坚持：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不断夯实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

五、结语

习近平主席此次提出的“中国梦”，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渊源正是两千余年来人们对这个社会和国家的终极期待。这种期待，在两千年之前的儒家经典文献中就已经有所描述，并成为一代代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和终极梦想。不同的是，我们的“中国梦”，是要把这延续了两千年的期待，变为现实。实现“中国梦”，需要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更多依靠中国传统和中国智慧来解决中国问题。

第三篇：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

作者：《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28日 11版)

演讲人：陈云良

演讲地点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演讲时间：2015年10月

冷静对待儒家文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指明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

然而，我们在什么样的地基上建造法治中国大厦?我们赖以生存的儒家文化土壤和法治精神是相生还是相克?儒家的德治能否转换成现代法治?这些基础性命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可否认，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对形成超稳定的治理结构功不可没，其中不乏可以扬弃的因子。儒家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是一套文化体系，也是一套治理体系。封建制度下的臣民被无所不在的儒家伦理结构在家与国之中，所谓“不知礼，无以立”。儒家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儒家文化的产生与维系反过来又固化了农耕文明，阻碍了其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这就是为何中国古代虽然不乏有才有智之士，亦不乏技术和理论上的创举，却无法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然而，由儒家文化的封闭性所固化着的农耕文明在全球的工业化浪潮中并不能“独善其身”。一百多年前，在西方炮舰的猛烈轰击之下，国人的意识逐渐清醒，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率先睁眼看世界，在引介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对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基因的传统文化不断予以反思和批判，并在新文化运动中达到高潮。“打倒孔家店”、“拥护德先生”等等就是那一时期所普遍倡导的观念。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的倡导，在解放国人被束缚几千年之久的思想观念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文化体系和治理体系输入了新鲜血液，中国由此逐步踏上了近代化的征程。然而，百年以后，在我们走向市场经济，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面对信用缺失、纲纪崩坏、吏治腐败的问题，不断有声音呼吁要重回儒家伦理，承袭儒家伦理中的精华以化解当前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还有人甚至认为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服从意识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守法观念。追本溯源，这实质就是儒家的“德治”、“礼治”在现代的翻版，与法治是格格不入的。以等级观念、服从意识的压制型伦理所塑造的守法观念并不是现代法治所需要的，秉持这种守法观念的公民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公民，而只是顺民乃至臣民。

有观点认为，在挖掘和倡导儒家文化对市场经济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作用时，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尝试将对儒家文化的讨论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儒家的礼可以矫正社会的无德，儒家的仁可以纠正社会的无信。不少学者建议重塑乡贤文化来解决当前乡村治理的失范和混乱，不啻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乡村法治模式。儒家对于家庭和教育的重视亦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宝贵资源，也是世界公认的中华民族美德。不过，儒学所固守的儒家伦理无论怎样限定，在本质上都是农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都是源于封建专制的人治文化。法治中国的建设固然离不开对本土资源的挖掘，但不假思索地将儒家伦理当中背离法治精神的传统贯穿于法治文化的培育之中，则毫无疑问是南辕北辙，试图在儒家文化中透析出法治的本土资源也无异于缘木求鱼。

等级观念滋生权力腐败

三纲五常是儒家文化的基本骨架，而“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三纲五常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乃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等级伦理可谓是儒家文化中的构架性元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皆禁锢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中，同时也被森严的等级制度所异化和扭曲。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要求臣子尽片面的忠、孝绝对义务，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人权、自由、理性等观念都因等级伦理的压制无法破土而出。即使像诸葛亮这样绝对聪明之人也摆脱不了这种迂腐的等级伦理，忠心侍奉傻子阿斗。曾国藩这样的近“圣”之人在明察慈禧的昏淫之后，仍然摆脱不了愚忠思想束缚，弃正义不顾，从为腐朽的清朝政府卖命中求得人生的满足。可以说，等级伦理作为封建社会权义分配的基本逻辑，是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长盛不衰的深刻根源。

虽然等级观念作为一种腐朽落后的伦理观念，自“五四”以降就一直遭受无情的鞭挞，但等级伦理至今依然没有从我们的文化结构中清除干净，国人的身体中依然流淌着等级伦理的血液。在权力运行场域中，人们在行为选择方面首要考量的多数是上级的“意思”，而有意无意忽视了法治所应有的正义、公平，以至察言观色的能力甚至成为官场晋升的重要资本。那些敢于坚持己见、仗义执言的人往往会逐渐被边缘化，成为社会“异类”，在“劣胜优汰”的官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官本位、权力本位早已成为社会实现平等、自由、正义与法治的掣肘。权力腐败现象在等级社会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即使当年朱元璋“剥皮实草”的峻法酷政也未能在反贪肃腐方面取得成功。之所以如此，乃因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构建了权力腐败的社会心理基础：等级观念使权力绝对化，绝对化的权力必然呈放纵状态，法律制度毫无约束力;绝对化的权力反过来又巩固了人们的等级观念，使其成为人们心理结构中超稳定系统，对权力腐败，人们因心理定式的驾驭不愿或不敢出面制止，使其得不到有效的社会制约。中国世俗社会制约腐败的民间力量十分弱小，民治基础极端薄弱;社会制约力的软弱又进一步使权力呈恶性膨胀，腐败得以随意化、普遍化，法律形同虚设，其制约力被消解殆尽，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等级伦理加上儒家文化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伦理，为了保全自己，为了自己的升迁，对于来自上面的恶，人们被迫放弃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忍“恶”负重。权力在等级伦理中逐渐异化成牟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十八大以来在高压反腐态势下那么多“老虎苍蝇”不断落马，足以证明权力异化有多严重。权力失范当然有制度上的成因，但更为深刻的文化基因是等级伦理。等级观念、服从意识不仅不会形成法律的普遍遵守，反而会造成对违法行为的姑息和迁就，“老虎”们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上行下效，最终导致法律的普遍无效。而且儒家文化中的服从，是对具体权力的服从，它只习惯服膺于人的肉体，服膺于具体的对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不是服膺于抽象的规则、无形的法律。由是，实践中不少党政负责人歪曲党的领导，把坚持党的领导狭隘地理解为对党政一把手的无条件服从，将合理的反对意见定性为“反对党的领导”“不讲政治”。党的领导权被异化成某些党政负责人把控话语权、谋取个人私利的挡箭牌。

宗法意识消解规范理性

宗法意识担负的是秩序建构职能，是封建社会一种重要的行为规范，至今仍然是世俗社会行事的基本准则，它对民间百姓的慑服作用在许多时空层面上要超过国家法。国家法，尤其是建构性的国家法未必能够深入民心，成为人民的普遍信仰。但宗法意识几千年前却已融入民间百姓的行为举止之中，其民间影响力远非国家法可比。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宗法意识在实现社会秩序建构的同时，又牢牢抑制法治的生长，可以说宗法意识是儒家伦理化和消解法治精神的最主要因素。宗法意识对法治建设的阻碍作用甚至要远远超过等级观念。儒家传统要求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尤其是子女应绝对孝顺父母，“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但儒家传统中以忠、孝、义、顺等为基础构造的宗法伦理是一种片面化甚至极端化的行为规范。宗法伦理所要维护的主要并非公平、正义，而是权力秩序的稳定，哪怕是一种压制型的畸形稳定。这种观念环境下无法自然生成公平、正义之法治精神，在当今社会还会抑制国家法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阻滞法治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展开。

宗法意识的作用机制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生长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壤的基本品性。正因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就显得相当封闭，自然经济主体的经济交往关系也就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渐次向外扩展，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作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习惯，宗法意识也以上述交往形态为核心表征。宗法意识从孝出发，以孝推出悌，继而推出信，由里及表，通过血缘关系以己为中心扩展成一个有亲疏远近之分的伦理圈。这正是目前我党严格禁止的“圈子文化”，宗法意识就是圈子文化的内在基因。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把这种社会结构称为差序格局，他说：“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全在同一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延伸，首先是父子，然后是近亲，继而是远亲、朋友，远至同学、战友、老乡都可以拉入这个圈子。宗法意识是其引力波。以各种“宗法关系”为纽带搭建的“圈子”成为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在利益圈内部，法治形同虚设;在利益圈外部，法治则会遭遇来自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所以，在国家致力维护股市稳定时，利益集团竟然敢于践踏一切法律规则，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无忌惮做空。

以各种“关系”为纽带搭建的“圈子”成为一个个利益共同体，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生成的熟人社会规则在当今社会就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关系”。大家在办事的时候首先是要托熟人、找关系，人情大于王法，反而将制度规范置于可有可无的次要地位。周永康、令计划热衷于搞小圈子，其实就是要在法律之外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益集团，将法律屏蔽于圈子之外，使得权力的滥用失去法律约束。其成员在圈子里肆无忌惮，胆大妄为。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常见于各种场合的老乡派系，都不过是宗法伦理的放大与外化。不要怪我们的律师把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而是宗法伦理这张大网实在太坚韧，太大了，无人能逃避。150多年前，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留下了一句至今脍炙人口的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宗法伦理衍生出来的各种“关系”、“圈子”无疑还是将人们固化于特定的身份之中，以身份而非以契约作为社会交往的纽带。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逐渐被宗法伦理化约于无形，可以说，根源于宗法意识的“关系”严重冲击了规范理性。国家法所蕴含的规范理性难以经由法律的实施融入个体行为决策之中，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文明建设也就难以取得突破。新的党纪条例禁止党员干部搞同学会、老乡会，追求的是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摧毁的就是横亘在法治大道上的宗法伦理。

和合伦理化约法治精神

如果将等级伦理与宗法伦理作为儒家文化的糟粕予以批判尚能够被接受的话，那将和合伦理也作为批判对象似乎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和”有着特殊的情怀。《中庸》有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吕氏春秋》则曰：“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历代学问家都将“和”、“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湛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热潮中，我们更是容易对和合伦理不加反思地全盘继受。从现实图景来看，和合伦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但也消解着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和则忍，忍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由于一味追求“和为贵”，培育了人们“忍为尚”的消极容忍心态。因为和合文化的熏陶，人们习惯于消极退让，有理让三分，耻于面对面的权利相争、干戈相向，不习惯对簿公堂，具有浓厚的厌讼情结。更为严重的是，对违法犯罪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扫各自门前雪。人们为了求得自身的平和，容忍和放纵犯罪，放弃正义、公平和良知。和合伦理之下，法律之于违法犯罪者，犹如用丝线来绑老虎。容忍甚至麻木的社会心态是违法犯罪行为的社会温床。更加严重的是，在和合伦理下，人们容易形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看客心态，甘当和事佬，进而缺乏对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的应有关注。而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意识的觉醒，如果人们总是将自己脱离公共场域，公民意识和法治社会必然持续难产。

和合伦理反映到司法上，则是司法者过分偏重息事宁人，而不注意化解矛盾，不注重处理结果的公平与公正。在司法制度建设中，不少学者还试图从和合伦理中寻找调解制度的传统文化资源，认为“儒家文化‘以和为贵’的思想不仅对封建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维护功能，而且对当代民事诉讼法的建设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大调解一度有取代裁判之势。审判成了和稀泥，法官成了“泥瓦工”。秋菊要讨个说法无奈而不得。我们不否认和合伦理对调解制度来说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也不否认调解制度对定纷止争和缓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意义，但我们要反思的是和合伦理与调解制度真的符合法治精神吗?和合伦理真的能孕育和谐社会吗?“一让两有，一争两丑”，和合伦理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试图以静制动，以善制恶，以对私利的妥协来换取社会交往中的平和，并以此来构建社会秩序。而法治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个体权利的肯定来抑制他恶，由表及里，通过权利的对抗来构建社会秩序。法治的基本性格不是“和”，而是“分”：通过权力分工来实现分权制衡;通过当事人分庭抗礼的抗辩式诉讼来实现公平正义;通过立法实现权利分配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只有在“分”的文化当中才能厘清各自的权义边界，只有在“分”的环境中才能让各自的权利义务得到有效实现，只有在“分”的制度中才能让侵权弃义的行为得到应有惩罚。和合伦理作为儒家传统，在个人道德领域、人与人交往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社会层面过分强调和合伦理则会抹杀法治的基本性格，无法建成真正的法治国家。合同(契约社会)只能通过先君子后小人的程序才能签订，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法庭的分庭抗礼才能达成。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法治启蒙

植被需要适当的土壤和气候才能成活，法治也只有在相合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建成。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在此背景下进行法治建设，必然会逾淮为枳，发生错乱与迷失。以等级观念、宗法意识与和合伦理为内核的儒家文化总体上腐蚀法治精神，严重阻碍人们法治信仰的养成。要加快建设法治中国，首先必须进行文化启蒙，改良传统，培养法治文化，形成信仰法治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启蒙依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题。孙中山先生也曾认为中国实行宪政首先要进行文化启蒙与改良，要有一“训政时期”，他在《建国方略》中说“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我国人民之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他在公布《建国方略》的宣言中说：“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西人也同样肯定文化对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的习俗、习惯是美国民主制度取得成功的三大原因之一，文化起了关键作用。遗憾的是，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浪潮中，很多人热忱有余而理性不足，在不反思和解决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的相克之处的前提下不加批判地提出继承传统文化的主张。严复先生曾言，“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如果潜藏于人们意识深处的这些落后的儒家文化不被改良，法治中国的建设就很难走上正确的轨道，并时时受到羁绊。

磨刀不误砍柴工，培育法治意识，形成全民守法的局面的当务之急不是简单地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当前，一方面需要借助儒家文化合理元素重塑和提升个人的道德素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理顺和重构社会秩序，为社会注入活力，这就需要改造我们的基因，进行法治文化的启蒙，形成一套法律至上，唯公平、正义、权利至尊的伦理道德，涤除我们血液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改良和合伦理。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法治启蒙和文化改良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思想再造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西欧的法治社会是在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自15世纪初期到17世纪末期，经过了近300年的历史。可见，撼山易，撼秉性之难。因此，我们必须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法治建设的艰巨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法治启蒙和文化改良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活动、党风廉政建设等一系列活动的主体内容就是对传统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彻底剔除。首先在党内养成法治意识，从上至下，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文化启蒙和改良的主体是人民，法治的本质在于民治。依法治国必须要靠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参与到法律的执行与实施中来。民治不兴，法治难成，千百年来的理论演绎证明了这一点，当今社会活生生的现实亦给我们同样的启示。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紧紧围绕人民，聚合人民的力量来培育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

(陈云良，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卫生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创建的学术理论有“模糊法学理论”“转轨经济法理论”“公共服务法制化理论”。参加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前期起草工作。)

第四篇：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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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内容来自dedecms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

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书经·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内容有：(1)天道观念;(2)大一统思想;(3)纲常伦理。《书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篅”，《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伦理就成为“三位一体”了。所谓“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为其政权及其经济服务的，儒家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国历代的“国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国情’，文化就是‘国民性’，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从一定的视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僚的文化”，历代统治者都公开标榜以儒家理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儒家观念成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贤使能”“民为邦本”“仁政理想”“隆礼重法”“节用裕民”“修身为本”等方面，都对中国官僚体制及王政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治世”的体现。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

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第五篇：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

黄林2008301510052电气五班

20世纪80年代，企业文化风靡全球。人们发现，精神文化就像企业机体的神经中枢和潜意识，是其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有专家预言，21世纪的企业竞争，实质上将是文化竞争。 长久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和核心的传统文化，已牢固地沉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理，形成长盛不衰的传统美德、人格价值及品行修养，激励着我们承担起人生责任、社会责任及时代使命。

儒家思想倡导道德文化的合理化，它指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是因为天生就有良知，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本性。“三纲”、“五伦”及“八德”，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它赋予整个社会严谨的“人伦”理念，强调人际关系秩序化，推行道德伦理、社会规范以及各种礼节，主张建立一个用礼治调节法治的德治社会。儒家思想还要求人们“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约束管制生命个体的言语行为，遵守严明的礼制，安于君臣、父子、尊卑的地位，不僭越，不逾矩，以实现那种“天人合一”的社会状态，和谐而安宁。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与儒家思想有极大的渊源。对此，我们不妨探个究竟。 企业文化，说大就大，说小可小。大到包括群体意识、思维方式，小到一个人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它是全员价值、需求与行为的共同写照，所有人都要参与滋育。他们的人生观——生活目的及价值，职业观——个人工作的意义，企业观——企业存在的理由。三者集合，共同构成企业价值观。企业应当整合不同观念，形成统一的道德理念及规范，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企业文化本质是向善向上的，它塑造的是一个积极向上、诚实守信、开拓创新、恪尽职守、思路开阔、协作分工的团体。《孟子·尽心上》中有语：“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作为一个企业人，不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忠诚敬业，正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诚实守信，是人人所希望见到的。《礼记·中庸》中也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企业所追求的诸如此类关于人的精神品格和品行修养，无一不是儒家思想的延伸、发扬和创新。

企业文化的力量非常巨大。许多事实证明，优良的企业文化至少有：

1、规范力——约束人，从心理上行为上促使员工遵章守纪;

2、导向力——号召人，引导人们把个人理想凝集成企业同一目标;

3、凝聚力——团结人，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内聚力强，员工精诚合作;

4、激励力——鼓舞人，提升员工成就感与责任感，激励他们努力工作。

无可否认，儒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和狭隘性。在其群体意识范畴里，人与人有着严明的层别，社会具有严格的等级化，下一层必须听从于上一层，上一层拥有决定下一层的生死权。在这种金字塔式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下，权力绝大程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常常致使人治代替法治，官僚主义易于泛滥，各种指令、信息及行动自上而下进行传递、贯彻和实施，下一层处于被动局面。这对于凸现企业文化的力量，发挥团队优势，是一大障碍。如何辨证对待儒家思想，取之精华弃之糟粕，是至关重要的。

文明空前发展，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仍旧牢牢根植于人的内心，企业经营管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一个企业的文化，只有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其精神源泉和

发展动力才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