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2024-04-16

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共6篇）

篇1：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作为独立学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年末，孔子是其创立者。在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经由孟、荀的内外扩充，形成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体系中国文化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问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现代社会已不是昔日可比，科技水平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社会生产力也在不断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物质条件在不断的扩充与完善，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物质的丰富，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在我们为物质生活能更好而努力奋斗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中遗失了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我们的公德心、为人处世的和谐、礼让、真诚、互助等等，这些本是我们最应该坚持与发扬的。这是我们的文化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但是在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这些似乎已经是上世纪的遗迹，已经鲜为人知。

近年来，西方的许多社会病，如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也在东亚滋生和蔓延。许多有识之士提出重建精神价值。韩国的新民运动，新加坡的礼貌运动，敬老运动，推广华语运动和台湾的读经教育等相继出现。这些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把儒家伦理重新找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而道德确实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重要的精神力量。而社会主义国家要能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不仅要依法治国，而且要以德治国，正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识了“为政以德”这一治国的客观规律，自觉地把它运用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上。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

一直以来，在如何调节社会关系，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各层关系之间的问题上，在如何培养人们服从权威，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等问题上，东亚与北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后者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依靠物质的奖励惩罚，而在有儒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就强调了儒家伦理的作用。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布吉尼认为，儒家伦理与美国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的巧妙结合，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所在。这种经济形式叫做“儒学资本主义”。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说：“《论语》加算盘，是企业成功的法宝。”确实，在日本，职工一进入企业就要接受忠于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感到企业像家庭，感戴“家长”，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企业如此，日本经济怎能不繁荣？

此外，将儒学研究与现代文明困境结合起来讨论，也是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新主题，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十分重视儒家人文精神，并提出了从儒家人文精神出发来反思近代启蒙以来的文化问题。他认为，从人的尊严来看，西方的人权理论仅仅提出了一个“最低要求”，然而“在儒家的传统里有关伦理学的课题，确有很丰富的资源。”他说：“儒家人文主义将会成为21世纪人类繁荣的灵感之根源。”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实际上面临严重的危机，解救西方现代化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重提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夏威夷大学的安哲乐也在《儒家学说与社会进步》一文中指出：“求助于正确理解的儒家资源，可以为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新型的美国民主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由此可见，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也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促进社会的进步。

二十一世纪将是智慧的世纪。无论是人工智慧的科技产品，还是人脑智慧的开发，都将极为兴盛。但是对人类来讲，是福是祸还难以断言，因为人性若不能向善，即使

拥有尖端科技和人脑智慧，也只会将犯罪升级。

儒家不是宗教，但在中国影响比宗教还深，中国人常将儒、释、道并称为三教。儒教至少从西汉起就统治了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其影响之广大深远是世所少有的。儒家思想虽常被称为孔孟之道，但它自有其创立、形成、发展和巩固的历史，并不就等同于孔孟的当时思想。历代统治者为了利用儒教巩固其统治，对其中于己有利的部分加以肯定、强调乃至动用政权力量强迫人民信奉，对不利部分则加以摒弃和压制。而且历史是发展的，孔孟某些教义即使在以后被证明是不正确或有害的，在当时却合乎人民认识水平或具有进步意义。正如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虽不符实际，却不能否认他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如果说儒家思想对后世的科技发展起有负面影响的话，责任也不能由孔孟两人承担，而应由统治者负责，这是需要说明的。

当然，几千年来，中国有很多有识之士，不满于圣贤之道、祖宗之法，在政治、哲学、科技各领域进行过多方面的斗争，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航海家、工业和农业专家，取得可喜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他们才是民族精英和历史的创造者。可惜在黑暗统治下，在满天阴云笼罩下，他们的人数不多、影响有限，如同在死水池塘中扔下几块石子，激起一些涟漪而已。在他们身后，这些影响也就消失，不能积累起来，形成推动大变革的潮流与力量。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需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儒家的思想是一个宝库，能在社会建设中取其精华地加以利用，对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发挥它应有的价值，这才是我们研究儒学的意义所在。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中最值得珍惜的传统。它并非仅存在于吾人心灵之外的典籍，更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观念和价值。这珍贵的传统从未与时代脱节，且处处预示了每个时代的时代性。因此，我们应当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开创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脉络中，获得张举，进而成为现代文化中的活力，永续它的光辉传统。

参考文献

[1]王乐钟:论儒家学说与现代企业文化[J].管理科学文摘，2005年第3期

[2]王慧明.儒家文化与中国当代管理［M］.北京：言实出版社.[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4]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郑家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5]廖名春：《荀子“法后王”说考辨》，《管子学刊》（淄博），1995年第4期.

篇2：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安塞县第二小学黄文梅

摘要：中国儒家文化思想扎根于中国，传播于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日本就是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教大的国家之一。日本通过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吸收衍化发展，将其融入了其本国的民族精神、宗教“神道”、“武士道”、企业文化、法制、教育等各个方面，而且这种影响也会日益深化。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一样是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至汉朝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第一次被改造和融合，称为了中国最正统的符合封建王朝统治要求的思想。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

日本是和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从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看，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不厚重，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深层文化。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日本文化可以说就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兼容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挖掘、承传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说“和”的思想在日本的传统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中日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上看，日本人自称为“和”族，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分不开的。

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摆出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源头。

公元285年即日本应神天皇16年，百济人王仁带着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到达日本。这是儒学经典著作《论语》第一次到达日本，也是有史可靠的儒学第一次与日本的接触。王仁应该是在日本推行儒学文化的开路先锋。自王仁开始，日本贵族和僧人开始研习《论语》和《千字文》和汉语，全面学习中华文化。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是纯粹的汉语史书，有了儒家文化的初步影子。

（二）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

盛唐时期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高峰时期。据考证，日本遣唐使共派出12次，每次最多时300人到800人不等，中国先儒家文化思想及政治体制，均在唐朝时期由浅入深地被日本民族吸收。当时儒家思想影响日本国民的道德生活极深，自从圣德太子执政时期（593～621）奖励儒学以来，经过不断提倡，社会上很快形成好儒习汉的风气，儒家思想很快普及到日本各地。孝德天皇（749～757）在位时更是并效仿唐制，令全国每户备孝经一本，主张“孝为百行之先”。平安朝初期的文化继承了奈良时代学习唐代文化的遗风，汉文学特盛，约历时一个世纪之久，被称为“贞观文化时代”。这也是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时期。

（三）朱子学说在日本的统治地位标志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达到顶峰。

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朱子学传日本，经过350多年的传播，逐渐地兴隆起来，并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成为江户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国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的传入,日本又相继形成了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儒学流派,达到了日本儒学的鼎盛时期。

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传入日本后，经过不断的衍化和本土化，日益和日本本国结合，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被称之为“大和魂”的民族精神,在日本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国家，这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文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兼容天下、博大胸怀的文化观念也使得日本文化对域外文化始终保持了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给日本国家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二）对日本宗教“神道”的影响。

神道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的精神产物。因此,它在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直至今日,神道在日本人的生活当中仍然无所不在。

日本神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作为原始社会里的民族宗教的原始神道阶段、带有“神佛融合”倾向的皇室神道阶段、以“神儒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近世神道阶段和国家神道、教派神道阶段。一是儒家文化思想的传入促使日本神道的“觉醒”和形成；二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启发了日本神道积极谋求自身的理论体系化的“意识”；三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客观上“庇护”和“扶持”了日本神道的发展；四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促使日本神道通过对教义、教理的参考、借鉴,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和学说的建设，比如说神道的祭祀以及以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为首的“神儒一致论”甚至“神主儒从”论, 无不透露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痕迹。

（三）对日本“武士道”的影响。

武士道是日本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随着武家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一方面武士道的产生是由社会条件的需要，适应主君、家臣、武士等社会关系的协调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相关元素吸收并包孕育而成的。日本的“忠”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忠君爱国” 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作为现代发达国家，“忠君”的思想即全体日本人民忠于天皇陛下的思想一直主导着日本的主流思想了。

（四）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当代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思想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界吸取并加以改造,提出“和谐高于一切”的口号,认为人与人之间应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文化都认为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决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五）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日本进入7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进行了日本社会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虽然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其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简直就是直接把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直接搬来适用。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最大体现。其第九条“信是义本、毎事有信”也是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影响下产生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儒家文化思想通过在日本的不断传播、衍化和本土化，被日本文化大量吸收，影响了日本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而且这种影响也势必日益深化。参考文献：

篇3：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不是没有发展形势就到了电气化高智能时代,我们今天的网络时代,也并不是没有经过任何革命就到了Web 2.0时代。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儒家思想对其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从被影响者出发,对儒家思想的学习与探究。某一种思想成为一个体系,必然有其中的推动者或者代表人物。儒家思想影响我国文化教育等方面达千年之久,我们今天还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孔子学院的成立。那么有一个人不得不说,就是孔子。

在孔子积极提倡音乐之前,西周礼乐制度的严格执行,并且以礼为核心,“君子无物而不在礼。”乐只是为礼服务的工具,也就是说音乐是附属于礼的,规范人的工具。春秋时期,礼乐制度的崩坏,乐才逐渐摆脱礼的束缚,在社会中取得了一定的独立地位,音乐的本质作用才得以体现出来。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时的器乐发展也极为迅速,出现了70余种的乐器,并有系统化的乐器分类法。当音乐通过乐器可以表现出来时,并可以表达个人情感,具备社会功能时。孔子积极的提倡音乐,一生都在为音乐艺术实践做出自己的贡献。

首先,将音乐列为教育功能,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里十分重视音乐的推广与教育,设立了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艺”。从排序中可以看到,音乐教育排到了第二位。为什么我认为他这句话是有排序的?孔子关于礼乐制度的尺度问题上,他曾经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那么,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就是乐必须服从于礼。强烈的等级观念有利有弊,在他的贡献及其影响中,将“乐”排在第二位,足以看到他对音乐教育的重视。所以我理解的孔子,在春秋后期的教育推广当中,具备阶级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教育体制思维。说到这个贡献及影响,我们今天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建国后,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没有出现过流行音乐的影子,甚至谱例都没有出现。因为儒家思想崇尚用高雅的音乐教育人,感化人。

第二,礼,乐治国,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礼乐的重要性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当中,贯彻了些许“仁”的内容。“仁”就是做人的道德,礼乐的实质内容。将“仁”的思想内涵,通过礼乐的形式外化,我们所理解的礼乐内容就具备了强烈的社会功能。对于统治阶级而言,阶级性必不可少,评判标准出现了以“仁”为核心的社会功能,治理国家会具备一些道德情感和色彩。礼乐的结合,就是情理统一。情受理的制约,引导和提高,从而成为一种中和的情感,孔子也说过:“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乐在这句话中,更是成为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乐于政通”。

第三,孔子确立了音乐美学的标准—尽善尽美。从字面理解上,“美”是形式上的体现,“善”指的是其所表达的内容。那么尽善尽美不仅是外在形式具备一定的观赏性,内容也应具备道德性。孔子在其对于美学思想的探究中,具备了辩证思维。他强调了社会进步中,所需要的道德力量。那么,是不是只有我国才出现了如此的情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在其《理想国》中关于音乐有过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应该高度重视音乐和体育,因为音乐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而体育可以强健人的体魄。

建国以来,我国从来没有使用过流行音乐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教材。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正声和邪声之说。魏晋时期阮籍的《乐论》,就否定“郑卫之声”他尊重“先王造乐之意”。隋唐时期怀念“古乐”,推崇“正声”。朱熹的音乐教育思想偏重音乐道德教育作用,他的道德教育,就是“雅乐”。

一味的偏重于某种音乐思想,是否具备片面性?我们说看问题需要辩证的思维,要一分为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音乐教育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以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者为最高目标。以“文质彬彬”为一个人的评判标准。但是,却轻视了人民和大众的声音。儒家音乐思想的保守性从中体现了出来,民间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音乐的中坚力量。是应该从中吸取精华,得以发展和流行开来。

在儒家音乐文化思想中,音乐的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学校中也贴出了北京精神的宣传口号,发展北京精神,唱出时代歌曲。也是儒家思想音乐文化中“尽善尽美”的体现,用高雅的音乐去感化人,教育人,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政策和内容。

在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机构中,文化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很多乐团都是非营利性机构,享受国家政府部门的扶持与帮助。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之下,我们可以在我国的最高殿堂享受到高雅的民族音乐,聆听世界之声,也是儒家思想在今天的重要体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思想在培养国民的最高目标。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这一标准从未改变或者降低。推动儒家思想对音乐文化的影响,在今天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摘要：孔子通过其对音乐的重视,认为音乐是治国的重要手段,深刻的影响了整个封建音乐社会音乐思想的发展,本文试图探讨儒家思想对其后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

篇4：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儒家思想；企业文化；积极影响

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自身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因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企业竞争力第一步就是构建合适企业发展的科学的企业文化，而构建一个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企业文化，需要企业能够扎根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对我国企业文化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用儒家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指导思想，能够进一步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积极影响。

1 帮助企业树立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重民”思想是我国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指导思想，更是儒家思想一直所倡导的，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的观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即是“重民”思想的体现。而对于一个企业发展来说，企业一切经营活动的开展都需要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只有企业能够从多方面进行企业员工积极性的调动，培养企业员工的认同感，才能为企业今后的发展提供智力和动力支持。新经济时代下，企业的发展需要理论文化的指导，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转变为了人才的竞争，人才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提供智力，帮助企业尽快的实现其自身的发展目标。

2 充分体现 “诚信”的价值作用

新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需要提升对 “诚信”的重视，认识到“诚信”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性，做到以“诚”经商，以“信”服人，才能赢得人民对企业的支持，帮助企业更好的发展。在《中庸》中更是强调“君子诚之为贵”，其意思是说，那些有修养和品德高尚的人都非常的看重诚信，认为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的缩影和体现，因此，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是要遵守诚信，将其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保障。

此外，在儒家思想中认为 “诚信乃人性之本、天道之源”，在企业发展中如果遵守承诺，做到童叟无欺，必能推动企业经济的发展。目前在我国市场经济中都是将“契约经济”作为根本，企业之间业务的往来也都是采用合同的方式，合同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所以，只有企业认真的履行合同的内容也就体现企业的诚信。

3 提升企业凝聚力

结合企业目前的发展现状，以及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企业离不开信誉和凝聚力。因此，现代企业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提升对企业员工的关怀，让企业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调动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同时强烈的关怀感，也正是中国儒家推崇的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和企业凝聚力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管理者更是要重视员工，关心员工，得到员工的拥护，推动企业的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企业的发展现状来说，企业管理还是采用奖金、福利等方式激烈员工工作，尽管这样的方式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但不具备长久性。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生存需求是最基本的层次，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最高的层次，企业用奖金的方式激励员工工作，只是满足了员工低层次的需求，没有满足员工高层次的需求。所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创造一种人人相互关心、尊重的文化氛围，为企业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奠定基础，同时更需要企业领导者关心企业员工，推动员工发展，才能实现企业长远的发展。

4 贯穿企业的仁义精神

儒家倡导“仁者爱人”，将“仁义”看成道德的重要体现和人的高尚品格，只有学会了关爱他人，做到 “推己及人”，才是一个合格的人。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企业想要在原先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处理好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企业面临着 “义”和“利”的取舍，而儒家崇尚 “以义取利”。所以在构建企业文化中要坚持“仁义”精神，做好以下几点，一是要求企业能够树立正确竞争态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意识，强调自身发展和竞争对手的“双赢”，绝对不能盲目的追求利益，而伤害他人；二是，做好企业 “义利并重”。在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为国家创造利益。例如，海尔以“海尔，中国造”为企业口号，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企业的民族忧患意识，实现企业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5 帮助企业实现生态化发展

生态文明背景下，企业想要赢得人们的尊重，获得长远的发展，就必须推崇生态文明，将生态循环系统纳入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去，同时采用先进的生态技术进行企业的改造，实现生态平衡。

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作为经济利益的主体的同时，更是生态文明的实体，企业在将经济利益作为其追求目标的同时，更是应该进行生态系统的优化，而一旦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发生冲突，要无条件地保障生态利益。在儒家思想中，一直强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與理念，即天地与人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推动企业更好的发展。另外就是儒家更是将人视为“天地万物之灵”，人不能违背生态进行发展，所以在企业文化中树立企业生态化发展的理念，坚持“生态本位”思想，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企业发展。在现代低碳经济发展中，更是要学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6 小结

新形势下企业的发展需要企业文化的指导，特别是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在企业中的作用表现更加明显，是企业竞争力中的重要部分。构建科学有效的企业文化，是企业赢得自身发展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结合企业自身发展实际情况，运用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融入到我国现代企业管理中去，进行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完善，进一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汤丽萍.基于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思路[J].商业经济研究，2015（1）：144-145.

篇5：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21世纪的今天，再谈儒家，似乎有点“过时”。然而，千百年来，植根于中国人心中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无不在“儒”的基础上引申和阐发。尤其是西汉以后的儒家，早已脱离原有的学术派系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根本，追名逐利之敲门砖，政治传统之工具。经过多少篡改，多少曲解，多少加固，多少阐释，儒家已建立起稳定的思想架构和完整的体系。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儒家，又是怎样评说呢？儒家在当代价值几何？对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而今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出自于儒家思想。那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在哪些发面呢？

一、儒家的思想体系

作为独立学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是其创立者。在周室衰微、礼乐崩坏的春秋大局中，孔子适应形势，创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这些理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弟子后学又各自宏扬、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作为原始儒学的定型则主要经历了孟、荀、易三个环节。孟子从内在心性方面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孟子道性善，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民贵君轻”、“正经界”、“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学说。这套理论体系，因其对心性学说的发挥，而被视为道之正统，其“内圣”说更为后世所推崇。韩愈称其为“醇乎醇者”。宋儒黄戟认为“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有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黄戟：《宋史“道学”朱熹传》）。所谓“道统说”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张，孟子不过是对孔子学说的一个方面的发挥，与“内圣”相对的“外王”学说，则由荀子加以充实扩大。荀子言性恶，倡言化性起伪，主张治理天下应以礼为本，礼法结合，他讲“群”论“分”，说“礼”谈“法”，形成“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和“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节，礼之序也”的“仁亲、义行、礼节”说。荀子派内立宗，自标新意，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外王学说。尽管韩愈称荀子为“大醇而小疵”，意指荀子思想有逸出儒家框架的痕迹，其实这还是站在心性学说一路所作的指责。就孔子思想的内涵而言，荀子这学仍是孔子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并成为其后儒重礼制、讲事功一路的发展源头。难怪荀子在《儒效》中以“大儒”和“俗儒”来划清与孟子的界线。自认是孔学真精神的传授者。无论孔、孟，都未详说“性与天道”，即使是荀子，虽有专门的《天论》，其用意亦不过论述天行有常、天道自然，“圣人”必须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除此而外，则“圣人为不求知天”。而《易传》提出的天道、地道、人道系统，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原始的儒学的建构具有某种形而上的哲学基础。从而使原始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最终得以完成。不仅如此，由于《易传》言天道、谈阴阳、明礼法、重思辩的特点，还为尔后同诸如道、阴阳、法、释等其他学派的融合提供了共同的因子。朱熹论《易》时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说出那形而下者。《春秋》以形而下者，说到那形而上者去。”（《朱子语类》卷六七）总之，有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经由孟、荀的内外扩充，及《易传》形而上基础的确立，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总的源头。而这些都构成儒学原义的最基本的内容。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实现现代化，是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需要有物质文明建设，也需要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目前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严峻问题之一是精神文明建设赶不上物质文明建设，在近几年的四化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国内出现了贪污贿赂、倒卖诈骗、一切向钱、假公济私、见利忘义等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这就不能不使人回想到儒家思想中的公私之分、义利之辩那些精华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有益的，应该把它们继承发扬下来。由此可知儒家思想在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能做出贡献，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既要有她的独立的经济、独立的政治，也要有她的独立的文化。所谓独立的文化，就是要由她自己国家民族的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或吸取别人而加以消化的，以维护其生存和发展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文化因素，其中以思想最为活跃，成为这些因素的核心。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民，那么维护这个国家民族的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传统文化，必有她的强大的凝聚力量。像这样的传统文化，要一旦完全抛弃她，和她发生彻底的决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不应该的。像这种历时数千年，虽累经剧变而未绝灭的传统文化，糟粕固然很多，精华亦复不少。在今天对待她的应有态度，就是要如何正确地引导她到现代化的道路上来。去掉她的已经僵化了的、腐烂了的部分，保存和发展其还有生命力的、还有健康的部分，使她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作出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属于这类的文化，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属于这类的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

（１）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２）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３）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４）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５）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１）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２）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有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３）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一统。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４）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５）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哪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三、如何扬长避短，发扬传统文化

首先，对于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越演越重，经济一体化浪潮越发汹涌之际，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民族研究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

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又是一个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后劲，我们就无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于传统文化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富强民主现代国家的现实需要。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的关系。确保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首先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深刻的继承和持续的发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看似属于纯然的公益事业性文化建设投入，实则蕴涵着非常巨大的潜在效益和长远利益。不仅对实施保护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原则在具体的运用中要严格掌握，避免急功近利走样变味的所谓“保护”，成为违反规律的草率操作与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以免动机良好措施不当的“保护”反倒成为毁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而且要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深刻认识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几种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凡是涉及上述关系的，都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

最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民族的高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国学大师文怀沙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毕竟“树的影子拉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妈妈的心。”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于“儒”，对于现在的我们——大学生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讲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儒教。儒家是中华文化的命脉与根本。讲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儒教。实际上，儒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内涵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其发展历程而言，儒家思想分为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以及新当代的新儒学。此四个阶段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后世所谓“孔孟之道”既是先秦儒学，所倡导的是孔子与孟子的儒学思想，出现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师级人物，其思想特点是：都以政治伦理为核心。倡导礼乐制度。

两汉儒学，上承经过荀子法家化之后的儒学，经董仲舒的“天人思想”所改造，实行“阳儒阴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君权神授，把大量儒家伦理道德法律化，使之与“礼”并行，作为约束。

这种改变，使儒家思想迎合了统治阶层的要求，从而最终让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思形态”，影响历史长达两千年之久。

随后，由于佛教的传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玄学和佛教对儒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为了战胜佛教，儒教开始大量吸收佛教的精神，“援佛入儒”，于是宋明理学应运而生，程朱理学继承了先秦孔孟的精神，构筑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以及心理素质。

继之近代，儒学在国人之中失去信任度，发展也达到历史的低谷。

毋庸讳言，儒家在现今的确早已过时，但也不能一味全盘否定，看看儒家文化圈中的各国，日本、韩国（自诩为儒家的真正传承者）、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等，儒家的有些基本精神和现代社会其实并不矛盾。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教，都以本国最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作为国家的精神轴心、宗教信仰。可见国家的传统文化与信仰是非常重要的，而先前我们一概的否定式不足取的，龚自珍说过：“如要亡其国必先去其史。”而我们已经把先前的历史丢的所剩无几。儒家在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有他的信仰，无论我们如何去争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孔老夫子的思想史维系社会、国家和家庭的重要力量。他也慰藉着中国人的生活，是人的精神源泉。反观现在的国家行政人员，有几人是有信仰的去做事、去为人，有这样一帮人在当政，无怪乎我们身边的离奇事件一件胜过一件，就算我们在网上看到任何的有关当政者如何实行怪政，也不会感到奇怪。

我相信中华文化现在并未能体现其优秀的特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物质要求都有很大提高之后，我们在回头回味儒家文化，就会重新的发现她的优势。

浅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且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但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儒家思想曾对中国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人们总是把潘金莲说成“荡妇”，如用现在思想解放的观点来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吗？民国初年，某报上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某妇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寻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贞烈人生。该报非但没有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此列妇的行为大加褒扬，称赞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由这篇报道，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打个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戏，民众在台下看戏，成功了，听不到掌声；失败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银两，还可以私下买几个蘸了鲜血的馒头。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是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帕斯卡、道尔顿```````````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有人说儒家思想像粮店，不能批，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为什么不能？中华民族的心弦难道如此脆弱吗？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带又一带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过去塑造了我们，我们有续写着未来。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说过：“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周敦颐、程颐、张载、顾炎武、戴震等。

文化地位

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是儒学全部学说的总的概括。《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内圣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的一门学问。“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外王即是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的一门学问。“内圣外王”皆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其中“仁”“礼”在“内圣外王”两个层面中的根本意义相同，但在两个层面上有不同的具体解释和具体效用。

外王学说

刘周“大众儒学倡议书”中关于儒学“外王”学说的表述：

（一）大众儒学是儒学的原教旨。

（二）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

1．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人民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使国家达到太平的统治，事实上都没有违背儒学的仁和礼两大原则。

2．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一刻也不可以分开的，这就叫作仁礼一体。

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古代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特别严重，每个人都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每个人都习惯于遵守群体共同的道德规范，而认为群体共性对个性的约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后世，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不断减弱。因此，反对共性约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发展起来。所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就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礼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内容。拿着古代的“礼”来统治现代的社会，就会违背仁的原则。违背了仁的礼，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和反抗。所以，礼贵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不违背仁的原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改变礼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有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和调整礼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可以达到不违背仁的原则。这就是仁礼协调，一体不二的要点。

3．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旧的礼制，这是因为这个礼制中的许多内容，有违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已经违背了仁的原则。所以，辛亥革命推翻旧的礼制，本身正是体现了儒学的仁的原则。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也只有在推行仁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道德秩序，才能得到最后稳定并实现长治久安。

现代意义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依据《结构论》的系统综合理论，曾邦哲提出公元前约几百年几乎同期发展的希腊（自然）文化、犹太（律法、波斯时期）文化、印度（佛教、精神）文化、华夏（儒家、伦理）文化奠基了人类至今以来的核心文化模式。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传播与应用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和软实力建设逐渐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就我国的文化建设作出部署，明确提出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强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和底色，在整个传承体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自2006年以来，我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几百所孔子学院，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已经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可。目前，国内权威的儒家文化研究和传播平台有国际儒联、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各高校国学院等，其中中国孔子基金会作为国家设立的儒家文化当代传播与应用的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记录片、电视节目（如《新杏坛》）、出版物（如《孔子研究》、《儒风大家》等）的策划、投资方面，还有产业探索方面，设立了山东儒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应用进行了有效探索，与金融机构合作发行孔子卡、建立国学社区、公交《论语》、国学大讲堂、与茶酒等文化的提升与融合等，通过不同形式的儒家文化渗透与普及，使大家对儒家文化有了一个全面、直观的认识。

由于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儒家文化的误解，使儒家文化被插上了腐朽、保守、专制的标签，现在是通过普及，让大家认识真实的儒家、人性的儒家、当代的儒家、国际化的儒家的时候了。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儒学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在社会与政治制度方面，儒家与道家、墨家、法家、农家不同，既不维护无阶级、无国家的理想，也不支持纯粹地域国家的主张，而是坚持家族组织与政权组织的统一，维护宗法等级的政治体制和伦理道德。秦汉以后，中国出现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儒学思想又发展出为专制君权服务的功能。由于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现实完全合拍，所以它能定为一尊，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种社会政治学说能够与它争锋，也没有哪一种宗教能够把它挤垮。东汉以后道、佛都曾盛极一时，但是它们只管人的精神解脱一件事，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仍是由儒家管着。等到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将这件事也管起来之后，儒家学说又全面地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权，佛道则因自己的功能被替代，所以归于式微。儒家思想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需要，因此起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制度，促进封建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的作用；但由于同样原因，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它又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科学民主意识的成长。

儒家处理各阶级、等级之间关系的原则不仅有礼(等级秩序)；而且有和(和谐)，这就是乐的精神与仁的精神。儒家强调统治者有责任给民众以关心与爱护，向他们施行仁政德治。这样做首先符合外王的精神，因为正如儒家代表人物所说，“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君为民而设，让人民丰衣足食，才是善政，如果民不聊生，君主怎么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其次这也符合内圣的精神，因为仁是至善，是天道，与仁为一便可以优入圣域，与尧舜一样成为伟大的圣哲。儒家向来有一种道高于政的意识，认为现实的政必须符合儒家的道，而不是相反。所以儒家的优秀代表人物总是坚持用自己的道去要求乃至批评君主，敢于以德抗位。他们以仁为武器，抨击时君世主的苛政，在一定程度上保卫了民众的利益。

儒家提倡的仁爱精神，不仅是用于缓和阶级矛盾，君臣、君民矛盾的政治原则，而且也是协调家人、族人、国人以及天下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历史上，“爱人”，“博施济众”以及“忠”、“恕”思想，不仅造成家庭与家族内部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人际关系，而且在社会上培养出救死扶伤、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普遍意识，培养了人们之间相互关心与和睦相处的有益气氛。从这方面说，仁的意义远远超出为封建社会服务的范围，具有普遍和永久的价值，成为人类世世代代共同赞美的思想与德行。

儒学也被称为儒教，但是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它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它不追求彼岸的幸福，或外在的超越，专注于此岸的即现实的政治、伦理生活。在近代以前，儒家的这种态度是最具理性精神的。当然儒家思想中并不是没有超越的精神。正如当代新儒家所说，儒家的超越是内在的超越。在孟子那里，心性与天就联系在一起了；到了宋明时代，理学家们吸收佛道智慧，提出天理就是人性或人心的说法。这样，对于人来说，天理既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人们可以在现世的道德生活中达到与天(理)为一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从而得到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家思想也具有某种宗教性质。儒家思想的世俗的性质，影响了中国的佛道二教，它们也很注意维护世俗的君臣父子关系，使中国不致产生宗教迷狂，避免了欧洲那种教会与政治权力的对立，对于社会的安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有利也就有弊，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做后盾，世俗的理想、道德律令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具有强烈的鼓舞或整饬人心的作用；同时，从社会进步来说，没有宗教组织与政权的对立，社会上就缺少了一种缝隙，能让新的思想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从中较为自由地发展起来。

在人性问题上，儒家一般持性善论观点。与性恶论特别是基督教的性恶论相比，性善论的确有不容忽视的缺点，但从总体上看它也有明显的优点。在禁人为恶方面，儒家威慑力不足，但是在劝人为善成圣方面却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由于承认性善，所以儒家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人是一个生命体，人的生命是天赋的，所以人命关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权，这个权利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任何草菅人命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和抵制。人也是一个道德主体，由于人本来具有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或者说人本性就是圣人。因此，儒家虽未强调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但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在道德上不存在高低上下。正因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所以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儒有„„可杀而不可辱也”。(《礼记·儒行》)这种人格尊严的思想有利于培养人们的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转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儒家特别重视群体意识。儒家的学者们很早以前就认识到家族与社会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荀子以为人之所以能战胜禽兽，就是因为人能群，亦即人能组成群体——家族与社会。儒家重视并且积极维护群体的秩序与和谐，以为这是群体生存的根本保证。为此提倡“崇礼”与“尽伦尽制”的概念，“和为贵”与“保合太和”的概念。儒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认为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否认社会责任的佛老持否定态度，认为人如果不对社会尽职尽责，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之徒。为此提出“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一系列光辉的道德原则，是我们的巨大思想财富。儒家教导人们热爱群体，特别是要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志士仁人热爱祖国的人民、山河、历史、文化，一贯为祖国的兴旺繁荣而勤奋工作。在国家危难之际，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他们挺身而出，艰苦卓绝，舍生忘死地参加战斗，面对敌人的屠刀，又能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邓世昌、吉鸿昌„„他们对于祖国坚贞不渝的忠诚，可歌可泣的业绩，是人们心中的永久丰碑，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儒家有强烈的人文观念与道德理想主义观念。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历史文化，在于人的道德观念与行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人接受自古以来文化传统的教育与熏陶，在自己身上培养了人性和人的文化品格。没有人文的化成，就没有文明的人类。

与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不同，儒家一向重视道德和文化教育。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汉以后历朝都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各级各类学校，讲授五经、四书和历史知识。汉代设立五经博士的制度，隋唐以后科举取士的制度，大大激发了士人学习儒家经典的热情，使得识字率、文化知识的普及程度极大地提高了。与此同时，政府和私人都重视解说经典，编纂史籍，著书立说，收藏图书，交流学术等等，这些成绩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人的文化中，道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荀子指出，人之所以高出矿物、植物、动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是因为人不但有质量，有生命，有知觉，尤其在于人有“义”——道德观念。所以，崇德尚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它要求人们严格划清公私、义利的界限，天理与人欲的界限。认为人只为满足个人私利而生活，无视道德律令的约束，就是把自己降低为动物。在道德修养方面，儒家学者总结了体认真理与修养心性的丰富实践经验，津逮后学。由于过分注意人文学科特别是道德修养，儒家学者中多数人对于自然界的现象、规律，缺乏求知的热情与兴趣，不是把自然知识当作士大夫无须过问的贱业弃置一旁，就是拿自然知识来附会自己的政治伦理观念。虽然儒家并非注定要排斥科学技术，不少儒家学者同时也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等等，但在儒家主流派眼中，科技是所谓技艺，不能与“大道”相提并论。这点是儒家思想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特别是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传统颇为不同之处。人既有精神的需要，也有物质的需要，分别由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来满足，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培养只讲道德修养而不能解决人的物质生活问题的人，不会给社会带来幸福；同样培养只懂科学技术而没有伦理观念的人，也绝非人类之福。

儒家观念中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教导和鼓励人们刻苦自励，在道德与事业上不断攀登高峰。自强就要战胜自我，要有不怕艰难险阻，克服任何困难的勇气，同时还要有远大目标，决不因小有成就而止步不前。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典型，在个人的学习与修养方面，不以“不惑”、“知天命”为满足，一直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最高境界。在政治理想的追求方面，也同样如此。在周游列国时，他看出时君世主不愿意实行儒家之道，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坚持行道，相信终有一天人们能认识到他的道是正确的。自孔子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都用这种精神鼓舞自己，精进不已。近代以来，个人的自强又发展为民族的自强，这种精神支撑我们战胜日本强盗，取得百年来反侵略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在思维方式上，儒家也有自己的特点与突出贡献。特点之一是对于世界做整体的、综合性的思考。儒家像道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一样，他们关注的是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是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每一个事物的具体构成。在他们所绘制的世界图景之中，宇宙是一个系统，天地万物以及人类，都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之网中，没有一件事物是孤立的；同时也没有一件事物是静止的，它们都在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推动之下，永无休止地、循环往复地运动变化。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自己的优越之处，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这就是不擅长对具体事物做分析性的研究，它的认识在质与量两方面都缺乏必要的明晰性。这种缺点决定了儒家对自然现象的说明，本质上不同于近代自然科学。第一，它所依据的经验是从日常生活获得的经验，而不是科学观察与实验中得到的经验；其次，它不会对经验进行逻辑分析与量化的研究，所以它所热衷的是寻求自然现象的“原因”，而不是像近现代自然科学那样，从现象的科学数据中找出规律，一般是由公式来表达的现象间的数量关系。当今各门科学的发展都将从分析走向综合，这个综合与古代朴素的综合是不同的，但是古代综合思想毕竟可以给现代人一个有益的启发。有不少西方科学家在向东方寻找智慧，就是一个证明。

特点之二是观察与处事的中庸原则。中庸是执两而用中，是和而不同，儒家依据这个原则观察与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避免各种各样的片面性。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人们也否定了它的斗争哲学，因为片面强调斗争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那么是否可以从此强调和合，将和合看作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也是不正确的，这是另一种片面性，起码不符合儒家思想实际。在和与斗的关系中，儒家既不一味主张斗争，也不一味主张和合。因为这两种倾向都违反了中庸精神。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既然是讲“仁者爱人”，为什么又要有好有恶呢？爱人是总原则，是对人类来说的，但在一个具体的人群之中，情况就复杂了，总是有好坏善恶之分，对恶人是否也要好之爱之，只讲和合而不讲斗争呢？孔子主张有好有恶，不对恶人实行恶亦即斗争原则，也就不能对于人类实行爱，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再从人类对于自然的关系来说，儒家诚然是主张和谐的，但这里面也同样包含斗争，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人要生存必须向大自然索取，所谓和谐只是索取要有一个限度，要保证自然资源能够再生和维持自然环境继续适合人类生存，总之是达到索取与维护的平衡。所以，兼综和合与斗争，斗争不废和合，和合不废斗争，这才符合儒家的中庸原则。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儒家思想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从荀子开始便吸收了道家、法家的思想，“外儒内法”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信条。汉代儒家与阴阳五行等思想结合，产生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思想。魏晋时代它与道家思想结合，产生了玄学思想。宋元以后儒家吸纳佛、道观念，成为新儒家——理学。明清时期，徐光启融合儒教与基督教，刘智会通儒教与伊斯兰教，都得到成功。近现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试图把它和西方近代思想结合起来，这个工作正在继续。

正因为儒学是开放的，所以它有很强的适应性。在古代，它不仅适应于中国的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而且适应于朝鲜、越南和日本，推动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文明与文化的发展进步。

但是其开放性似乎也有一定限度，对差距较大的思想，譬如近现代思想，儒家思想体系很难将其融入。现代新儒家想从中开出民主政统与科学学统所遭遇的困境，就是有力的证明。

儒家思想从孔子特别是汉武帝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形成与民族文化一心理素质的培养，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产生过许多负面的效应。尤其近代以来，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指导我们走出传统社会，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相反却总是让我们被动挨打。正如不能把古代的繁荣完全归功于它一样，也不能把近代的落伍完全归罪于它，但在总体上它无疑是过时了。那么儒家思想对于我们，除了它历史上的辉煌，是否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包括许多方面，例如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礼制、仪法与三纲思想；伦理方面的君臣伦理、家族伦理、个人伦理，修养论，境界论，以及教育学、哲学思想等等。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它的基本体系已经被打破，礼制与三纲思想已经被废除，但是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如它倡导的思维方式与伦理思想，往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超越它的时代性的东西，尤其是它所揭示的世代相传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公德，在今天和将来还具有生命力，这是应该当作祖辈留给我们的传家宝，精心加以继承与弘扬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思维方式与道德思想都与当时的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其具体发挥总是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普遍意义在现实中是大大打了折扣的。因此儒家思想的积极的方面，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并不是现成的，拿来就可以用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亦即批判继承的过程。比如说儒家思想中有爱国主义精神，这自然是优秀的传统，但是现实中的儒家爱国主义思想，都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人所爱的国是具体的某姓的王朝。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儒家思想有所选择，既不因其具体表现形式而予以抛弃，也不因其抽象的普遍意义而将它看得过高，以为现成可用。

篇6：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众多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多元融合的统一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各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纵观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担负这个“主体文化”使命的就是儒家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为我国各民族共同吸收、承传、改造和发展，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要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血缘传承、礼仪道德、语言文字、心理状态、行为习俗等的形成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一）儒学的创立——孔子

在古代，知识分子对于世道都有自己选择的余地，遇到乱世或者遇到一个难以自我发挥的世道，这些知识分子就选择出世；如果遇到太平盛世或者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些知识分子就会选择入世。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鲁国，其先祖都是鲁国的贵族，但是到了孔子这一代家族就没落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早逝，母亲把孔子拉扯成人，由此孔子的精神和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第一，孔子本人对家庭的责任；第二，孔

1，子对鲁国的责任。他的思想精髓是主张“仁义”，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等论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二）儒学的发展——孟子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二、儒学思想及其于现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儒家经典代表著作有“四书”和“五经”。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在此，我们就儒学著作中所体现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并结合现在企业管理的需求进行剖析。

（一）五常——仁、义、礼、智、信

1、仁：仁者，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仁字，表现为“二人”相处，因为人不能离群而独存。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物为人，而不为己，发为恻隐之心，宽裕温柔，仁也。

“仁”对于现代管理来说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要使整个企业形成融洽和谐的氛围，在追求高绩效的同时，也要适时为员工着想、关心其生活，使员工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对于员工来说，在工作上要真诚踏实，取得领导的信任，帮助身边的同事，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另外，整个企业在社会上也要扮演“仁”的角色，不能为了追求利益而忽视了仁，对于近期出现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负面事件来看，都是企业缺乏“仁”的一种表象。

2、义：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见得思义，不因果滥取不义之财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4所以人发为羞恶之心，发为刚义之气，义也。利，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

“义”对于现代管理来说，要求企业要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帮危扶弱的社会责任，例如汶川地震之后，全国的企业纷纷捐赠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义”的表现。

3、礼：礼者，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礼也。

“礼”对于现代管理来说，企业应该正立于社会中的形象，做到遵纪守礼，树立品牌影响力。并把顾客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对客户以礼相待，对于面向顾客的一线人员来说，也要掌握一些必要的待人接物的知识与技巧。

4、智：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

“智”对于现代管理来说，企业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让企业当中的人都能够不断的学习与提高。

5、信：信者，不疑也，诚实也。就是言出由衷，始终不渝。信字，表现为“人”和“言”，人言不悔，方为有信也。诚心之意也，以诚居心，必然诚实。处世端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

“信”对于现代管理也尤为重要。企业经营诚信是第一位的，同样也适用于企业

内部的管理方面，企业管理者要建立威信，不能朝令夕改，员工之间也要坦诚相待，不能尔虞我诈。中国企业界的很多问题，就是在“信”上出了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也逐渐扩散的社会的其他层面。

（二）《中庸》——中庸之道

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5其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不偏不小人而无忌惮也。”○

倚，谓之中庸，此乃中庸之道。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孟子曰：“民

6”强调了以人为本、注重和谐。另外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注重企业团队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1、五达道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将君臣关系视为上下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

2、三达德

靠什么调节五达道那些人际关系？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

3、九经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

（三）人和自强

1、《孟子》——人和

7由此可见，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对于事业成功的重要性。上至国家，下至企业，想要办成一件事，都离不开“人和”的理念。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一语道破真谛：“现代的企业，必须使公司反应更灵敏，更易与人沟通，并鼓励员工同心协力，为越来越挑剔的客户服务，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故企业要通过各种措施，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女里营造融洽的公司内部氛围，才能更好更快地使企业走向成功。

2、《周易》——自强

8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古便奉行刚《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良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一）重伦理而轻科学，导致保守思想长期沉淀，不利于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管理思想中传递着“大一统”的基因，形成“大而全”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易对现代企业管理形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手续繁多，信息缓慢，企业活力个性被磨灭，竞争意识、冒险意识不强，趋向保守僵化的消极影响。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不利于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建设，更不利于决策的民主化。很多企业，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出现一言堂，个人决策独断专行，个人崇拜就是明显的例证。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以权谋私，不透明，不公开，不民主现象比较严重，容易阻碍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

（三）重均同而轻个性，易使企业产生消极保守、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平均主义式的企业文化。

在现代企业管理内部管理机制上，平均主义的影子仍然出现在许许多多企业或者企业的某些时期某些场合。从具体行为来看有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平均，不讲业绩；讲公平，不讲效率，论资排辈，忽视能力和差异，强调共性，强调大局整体，忽视甚至故意压制个性，极大地影响优秀人才的发挥发展。

（四）重人情而轻法制，不利于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导致有法不依，制度被人扭曲的现象。

儒家具有较强的伦理性，它强调亲情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对于个人来说偏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倾向往往导致重德治、轻法治，重人情、轻制度，从而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尤其严重的是，对人情观念的看重，会在整个企业甚至社会造成关系林立，极大地阻碍了制度化法治化的进程。

（五）重中和而轻竞争，不利于良性竞争的发展。中庸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品德，如果把握不好尺度，一味地求“中和”，将严重影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发展、进步。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绝大多数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产生积极影响，是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资源宝库。充分利用其精华是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发展的方向。但一些负面思想也已成为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企业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注释：

1《论语·卫灵公》 ○

2《论语·雍也》 ○

3《孟子·离娄上》 ○

4《论语·里仁》 ○

5《中庸》 ○

6《孟子·尽心章句下》 ○

7《孟子·公孙丑下》 ○

8《周易·乾》 ○

参考文献：

[1]《中庸大全集》，子思，雅瑟，新世界出版社，2010（1）。

[2]《儒家式现代秩序》，秋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