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和企业管理

儒家文化和企业管理（通用6篇）

篇1：儒家文化和企业管理

和文化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结晶，不管是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师法自然”还是佛家的“修心养性”，其思想的指向都是一个“和”字。

中国是最早提倡和谐思想的国家。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合”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内核。儒家认为，人的自身和谐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的人生，应该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促使社会和谐的基本准则；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一切存在相互依存而成为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和谐与平衡运动。

一、自身和谐：和谐社会的道德需求

儒家认为，人的自身和谐有利于良好道德风气的形成，从而促使社会和谐。在儒家看来，社会混乱源于对个人的利益争斗，解决一切社会纷争的方法就是要尽力克制人的私利以服从于社会公利，这就需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论语·宪问》记载孔子三答子路问君子，一日“修己以敬”，再日“修己以安人”，三曰“修己以安百姓”，均以“修己”作为君子实现其理想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孟子也特别强调“修心”的重要性，将“修心”视作“修己”的重点所在。《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因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来被视为关于“内圣外王”的经典解释，现代人通常总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俗地讲，“内圣”就是修身养性完善自我；“外王”就是施展抱负实现理想。“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推崇的最高境界。

可见，儒家主张社会和谐需要人注重道德修养。如果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好，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道德败坏，那么要想把“家”、“国”、“天下”治理好是不可能的。儒家强调“修身”需要“自省”。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通过这种自我反省，从而纠正自己行为上的错误和思想上的偏差。儒家认为“修身”的最终目的在于“躬行”，只有自己去践行道德规范，道德修养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才能真正的在实践中求得自身和谐。人际和谐：和谐社会的基本准则

儒家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贵和持中，和谐中庸，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为此提出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应遵守的价值原则。首先是“贵和”。《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认为人和与否是胜负的决定因素。中国人把“贵和”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儒家以“仁”来和谐人际关系。从字形结构看，仁从人，从二，其基本意思就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其次是恕道。自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您能告诉我一个字，使我可以终身实践，并且永久受益吗？老师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其恕乎！”如果有这么个字，那大概就是“恕”字吧。什么叫“恕”呢？老师又加了八个字的解释，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自个儿不想干的事，你就不要强迫别人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凡自己希望成就的事业，也帮助别人成就，凡自己希望达到的事情，也帮助别人达到。

实际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将心比心的思维模式，也就是换位思考，要推已及人，由已心推知人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就容易取得彼此的理解。许多社会矛盾就不会发生，即使有了矛盾也会很快的解决。拓展一点说，“恕”字是讲你不要强人所难，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言外之意是假如他人给你造成了伤害，你也应该尽量宽容。但是，真正做到宽容谈何容易。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本来已经过去了，而我们还是老在那儿想，这么可恶的事，我怎么能原谅它呢？然后就在不断的自我咀嚼中，一次一次再受伤害。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小和尚跟老和尚下山化缘，走到河边，见一个姑娘正发愁没法过河。老和尚对姑娘说，我把你背过去吧。于是就把姑娘背过了河。小和尚惊得瞠目结舌，又不敢问。这样又走了二十里路，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和尚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老和尚就淡淡地告诉他，你看我把她背过河就放下了，你怎么背了二十里地还没放下？这个故事的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

第三是礼让。这里的“礼”既是指人们行为的规范、法则、仪式，又指札貌、礼节、礼仪等，“让”是指不争，儒家认为只有以礼待人，才能形成温馨和谐的人际关系。没有礼的约束，社会生活就会失去平衡，发生道德失范的现象。孟子言：“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只有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人与人的交往活动中，以相互尊重为前提，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讲求诚信，这样才会使社会风气更加和谐。

为了达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倡导“中庸”思想。“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即“过犹不及”。

以民为本：人与社会和谐

个人重视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将个体融入社会之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的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统治者要对老百姓实行“仁政”。要以德治民，爱惜百姓。孟子的与民同乐也是在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反对“同而不和”。这与我们今天提出的“和谐社会是多元的社会”的命题是一致的。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充分尊重创造性，差异性。认为只有善于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广泛参考借鉴学习不同意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和谐。一种声音谈不上动听，一种颜色够不成五彩，一种味道够不成美味，一种事物则无法比较。只有承认不同，才能“相成”“相继”。儒家的这一思想瑰宝，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这就是说，人生、生活、工作，社会充满了矛盾，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空不入。有人类、有社会、有生活、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矛盾之间的斗争。不过，社会要前进、要发展、要变化，就是靠矛盾之间的运动、运行、化解去改变原来的面目，推动历史前进的。儒家“和”文化中的和谐既是多样化中的和谐，也是差异化中的和谐。我们讲和谐，它是靠人们对矛盾的化解而进行的、实现的、完成的。这是因为和谐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物体，而是在运动、运行、发展中的一种渐进平衡，在差异中的协调，在纷繁中的有序，在多样性中的统一。“和而不同”，有差异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牢固的和谐，才是最新最美的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 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本身是一个生命体，所有的存在相互依存而成为一个整体。《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儒家思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而不能破坏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儒家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也以“仁”待物。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确立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也就是要扩展“爱”，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到宇宙万物。宋代张载在《正蒙》中首先使用了“天人合一，”四个字，并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意即人类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哲人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七》中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主张只用鱼竿钓鱼，不用大网拦河捕鱼，并反对射猎夜宿之鸟。孟子提出“数罟不入海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禁止用过于细密的鱼网捕鱼，则大鱼捕，小鱼留，鱼鳖资源也就源源不断，永不枯竭；要“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是说到山林里砍柴要适时，秋冬草术零落可以砍伐，春夏草木生长时不宜砍伐，这样伐得当，则树木茂盛，取用不尽。把这句话演绎一下，可以认为这同今天反对滥捕滥猎，在保护自然上是一致的，是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史书上记载的“网开三面”、“里革断罟”等典故也体现了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就会对人们进行报复。”这说明自然界遭到破坏的原因是人类没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而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所以我们要根据“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来审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道德伦理价值的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就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有意识地去追求人天和谐的境界，人与自然和谐相片相处，这是儒家“和”文化中所真正体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今天。我们讲“天人合一”是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充分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的，而非简单的历史回归。在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人的因素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降低到最小，让人与自然互动互利。

篇2：儒家文化和企业管理

徐全忠

内容摘要：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现代企业注重企业文化的塑造，中国的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塑造时可以借鉴和吸收中国儒家文化的精华，培育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稳定而鲜明的企业文化。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或者说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企业管理方式、职工行为模式、企业道德规范五个方面。关键词：儒家文化企业文化价值观

● 儒家文化的社会历史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趋时更新、兼收并蓄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官方意形态。儒家文化的社会、历史地位不是自封的，是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自然形成的。儒家文化最初也非上层文化，其前“学在官府”，惟官有学，而民无学，是孔子兴办私学，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下移王官之学，使文化知识传播于民间，承担了历史和文化的承传重任。孔子及其弟子“箪食瓢饮”的周游列国，收徒传道，宣讲他的思想。其后，历代统治者、政客和学者经过艰难的选择，逐步确立了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走上历史的颠峰。儒家思想能够满足“内裕民生、外服四夷”的社会心理，使统治者和民众都能够接受，有利于文治社会和教化众生。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思想，同时具有很强的平民性、世俗性，深植民间，妇孺皆知。经过三千年的传承和浸润，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民族乃至日、韩等国的文化、信仰、习俗、心理、认知、行为模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如是说，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特性的一部分，流动在每个人的血液里，迁移在每个人或社会组织的行为里。

● 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

所谓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且为组织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工作作风、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如克拉克、霍恩认为企业文化是“依靠符号来获得和传递的思想、感受和反映的方式”，“其基本核心是传统意识和价值观”。特伦斯.迪尔和阿伦.肯尼迪认为企业文化是以组织成员共有的一套价值观和信念为基础。每一个企业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的，必然要受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认知模式、行为模式的影响。这也是任何企业文化的建造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现代的企业，是开放的系统，企业文化在塑造、形成、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借鉴、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合世界上最新的、最先进的文明成果，不断充实和完善。也正是这种继承和融合使得企业文化能够更加适应时代的要求，形成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和和谐的企业文化。现在我国的企业正在进行企业改造，塑造独特、稳固、优秀的企业文化会给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可以提高体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而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企业塑造企业文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1．企业价值观。价值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和个人进行的评价活动在头脑中的反映，是对客观事物和人是否具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

点。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方向和行动指南，为职工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奠定基础。

儒家持“性本善”的人性论。《孟子• 告子上》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儒家认为人性与生俱来是善良的，是美好的，“人之初，性本善”。性善论，使儒家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急问伤人了没有，体现了孔子和儒家的人本思想。现代企业注重以人为本，注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生命，努力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

儒家追求“不谋其利”的义利观。所谓“义”就是道义、信义，是人与人交往应遵循和追求的准则。儒家注重与人交往的“义”，而轻视“利”，利即功利、私利。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并且强调“见得思义”，每有所得都要考虑一下是否正当，是否是不“义”之才。朱熹在《修身之要》中也要求弟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保持品性的高洁和人格的端正良直，但这并不与儒家追求建功立业向背离。不贪图物欲，不追求功利，才能不为外物所扰所困，持久地追求人生真谛。这对于企业正确认识创造利润、财富和社会责任、道义的关系具有调节和引导作用。现在部分企业认为企业的价值和目的就是追逐利润，而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是非常错误的，好的企业，都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这样的企业也才能为社会和老百姓所认可和接受，也才能长命。

2．企业管理方式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爱”，“仁者爱人”。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都表达了爱人的思想。孔子的学生进而把仁说成孔子的一贯之道，并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仁”展开了就是“忠”和“恕”，忠即“与人忠”，是尽己以待人；恕即推己及人，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也就是尊重、宽容别人。另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站得住，同时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通达了，让别人也能通达。古人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既尽心竭力，又推己及人，这便是爱人。做到如此，就是仁。现代的企业管理以人为核心，从泰罗、法约尔、韦伯到梅约、赫兹伯格、德鲁克，管理的重点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注重规章制度、秩序和机器转移到注重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管理采取民主的管理方式。民主的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和谐，有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每一个员工的智慧和责任感，广纳众长，顺利贯彻企业决策，实现企业目标。

3．员工的行为模式

儒家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内圣”指内有圣人之德，“外王”指外施王者之政。《礼记•• 大学》讲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个条目讲自身道德的修养和完善，属于内圣；后三个条目讲外在事功的建立，属于外王。儒家认为，内圣和外王是统一的，内圣是外王的基础，是出发点和立足点，外王是内圣的终结和归宿，二者不是孤立的。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从修身开始，到使天下百姓安乐，表达的就是内圣到外王的意思。内圣作为一种与外王相统一的理想人格，表明了儒家对于充实的精神生活和崇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孟子曰：“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勇于承担天下之重；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

忧民，心系国民。这一人格，蕴涵着高度的自身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此指导和教育员工，企业里的员工自觉的加强学习，提高自身修养和素质，造就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同时，关心企业，对企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另外，关注社会，心系国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儒家思想还注重细节，提倡节约和朴素，做事从点滴做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当思物力维坚”（《朱子家训》）；“饮食必节，勿求饱，勿贪味，勿耻恶食”，以此教育和塑造职工，可以使职工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减少财力、物力的损耗，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企业精神

儒家文化高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儒家思想中很强的生命意识。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生动的体现了孔子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历史上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自尊自信自强精神，遭受挫折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坚忍不拔意志力，充分反映了儒家这一思想所产生的作用。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这时企业的领导者和员工的意志、精神和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有着顽强的奋斗精神，不惧挫折，就能够使企业从逆境中摆脱出来，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儒家还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强调做人要多考虑以后的发展，在安逸时要思考潜藏的危机。现代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时刻都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和威胁，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所以企业在一帆风顺时，一定要考虑隐藏着的危机，未雨绸缪，增强企业每一个人的危机感。在这种压力下，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完成好每一道工序，保证严格的管理，严谨的工作作风，高效、清廉的领导机构，企业才能做得大，走得远。所以有企业推行“末日管理”。企业的忧患意识是企业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5．企业伦理规范

企业伦理规范是企业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风气、习俗和伦理秩序，包括是非的界限、善恶的标准和荣辱的观念等。儒家讲求伦理，要求每个人要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相应的任务与责任，比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达道”。儒家思想里关于伦理道德的认识和要求深入普通民众的心中，并且自觉践行，企业在制定伦理规范时易于让全体员工接受，也易于普通民众接受。良好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维护组织的经济秩序和安定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良好的道德规范表现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友好相处、自觉工作等，其核心作用还是激发职工的自觉性。

不但企业的职工要形成良好的道德规范，企业自身也应形成符合社会公德的企业行为准则和规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遵纪守法，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社会效益。

另外，儒家对“人”与“天”的认识，属于朴素的唯物观，认为“天人合一”。西汉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谈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宋代程颢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程氏遗书》）。天人合一思想比较复杂，但从基本倾向上说，都强调人与自然、人事与天道的统一和和谐，表现了人对于实现主观与客观、人道与天道、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追求。这一命题，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具有

重要的启迪意义。现代工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以损害自然为代价的，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和环境的依赖关系，使企业与社会、自然共生共荣，实现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 结束语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有光辉睿智的思想，有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曾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无论是文明、文化，还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我们不以历史上的光荣聊以慰藉，我们不排斥外来的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但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抛弃我们民族的、本土的文化。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既要借鉴、吸收、引进其他国家先进的管理方式、经营理念、生产技术和设备，更要挖掘本国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吸取其中的营养成分，培育自己的企业和企业文化。成功的国际大企业有浓厚的国际意识，更有爱国主义情结，如SONY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弘扬日本文化，提高国家地位；DISNEY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弘扬和宣传健康向上的美国文化。中国有海尔，有春兰，有科龙，„„，可以骄傲的高举民族工业的大旗，昂首进军国际市场，标明：中国造。他们是中国企业的榜样，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典范。他们的企业文化和企业人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浓厚的人文色彩和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 周三多 《管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8月第一版

2． 陈春花 《企业文化塑造》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年3月第一版

3． 商聚德《儒学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河北大学学报》 1995年第2期

作者简介：徐全忠，男，1973年1月3日生，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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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商业管理问道儒家文化

周北辰说:“人类文明史上, 从来不存在抽象的‘管理’, 一切管理都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对特定人群的管理, 不同的文明形态有不同的管理思想及管理模式。”

他的新书《儒商管理学》就旨在探讨在中国文化下如何建立属于中国的商业管理模式, 立足儒家传统文化精神, 阐述儒家传统文化精神, 进行现代创制实践的尝试。作者将儒家经典和管理案例巧妙结合在一起, 以期帮助中国企业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 建立儒家传统的管理之道。

作者在书中探讨了中国商业文明的危机。作者写道:“相对于西方系统、完备、自足、有机的现代商业文明体系而言, 中国的现代商业文明体系由于简单移植于西方, 因而明显发育不成熟, 不具备系统性、有机性和自足性。”在痛斥传统文化, 盲目效仿西方文化之后, 中国的确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商业文明。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 历史是无法割裂的,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 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所以要想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商业文明, 有必要去回望历史, 站在传统文化的肩膀之上继往开来。

“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 掏空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文化价值基础, 捣毁了中国现代商业文明模式建构的文化软实力资源, 使中国的企业管理及企业文化建设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因此, 要建构中国式的管理制度及企业文化, 要建构中国式的商业文明模式, 就必须复兴民族传统文化, 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培育并提炼出中国的现代商业精神, 并形成相应的‘治理结构’。”对于作者这样的主张, 我是认同的。

而要供养中国现代文明, 儒家文化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尽管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主要包括儒家人文 (道义) 主义价值观、道家自然主义价值观、佛家出世主义价值观、法家权势功利主义价值观和墨家兼爱功利主义价值观等, 各价值存在相互排斥、抗争、借鉴、融合的关系。但是, 以仁爱为中心, 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规范, 把“忠、孝、节、义”作为处世标准的儒家价值观无疑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

儒家倡导的道德价值观在汉代以后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轴心。牟宗三说, “开辟价值之源, 挺立道德主体, 莫过于儒。”在中国, 尽管很多人都没有读过《论语》,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身上有儒家思想的影子。如“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言必信, 行必果”, “有教无类”, “温故而知新”,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父母在, 不远游”, “礼之用, 和为贵”, 等等, 不胜枚举, 有许多至今还是人们为人处事的准则。中国儒家学者对于人生价值的内涵、类型、层次、标准等问题, 都有充分的论述, 这些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作者从儒商的信仰体系、儒商的核心价值观、儒商的理想人格、儒商的道德规范、契约精神与礼乐精神的区别等几个方面阐述儒商精神。作者认为儒商的核心价值为义利合一、创业垂统、以财发身, 儒商的道德规范为仁义礼智、忠孝诚信、敬恕勤俭。作者写道:左手拿《论语》, 右手拿算盘,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儒商企业家, 是儒商的理想人格。这样的人格, 是在现实商业环境中通过努力学习、修身能够达至的可为的人格。

接着, 作者以大篇幅文字论证了他提出的儒商管理模式—“王道管理模式”。作者认为, 在儒家看来, “管理”这一概念的内涵要广泛得多, 不仅关系到效率和利益的实现, 还涉及人的生命信仰、精神归宿与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管理涉及宗教与历史文化的问题, 不完全是一个理性问题及效率和利益问题。

中国人理解的“管理”比西方人理解的管理要更周全, 更圆融, 更符合人性。西方理解的管理是极端理性化、工具化、世俗化、功利化的, 是排斥神圣性和历史文化价值的。儒家王道管理模式则是将神圣性、历史文化与人性民意三重价值圆融地统一起来, 是比西方现代管理模式更优越的管理模式。

在商人价值观建设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财富观。作者认为西方科学化管理以利益为目标, 以物欲为动力机制, 人在这一管理过程中被异化为赚钱机器和消费工具, 财富成为目的, 人变成了手段。而儒商王道管理模式则以“安人、安天下”为目标, 物质财富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人成为真正的目的。当下, 西方文化的确也面临着出路的困境。所以, 曾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的泰勒博士这样评价儒家思想:“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 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 属于中国, 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 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桓公问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 其无水者也;富之以涯, 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 其富之涯乎!”叔本华说, 财富犹如海水, 一个人喝的越多, 他就会越渴。

而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在家书中写道:“如果我们透视财富的本质, 它终究只是上天托付作妥善管理和支配之用, 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面对财富问题,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正确予以认知, 并且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营造充实的人生……我日益坚定的相信, 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乃是藉由一己力量的发挥, 能够对于社会做出实质贡献, 为人群创造更为美好的发展前景, 同时唯有建立这样的观念和人生目标, 才能在漫长一生当中持续不断自我期许勉励, 永不懈怠, 并且凭以缔造若干贡献与成就, 而不虚此生。”

初读王永庆辞世前留给儿女们的这封信,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遗书太过冠冕堂皇了吧。其实, 细品, 句句是真言。财富, 人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它是为人所支配的工具, 而非人生之目标。人生的追求, 应当高尚一些, 更有意义一些。正像王永庆对子女的要求那样:“在创业与日常生活中, 不忘以服务奉献社会、造福人群为宗旨, 而非只以私利作为追求目标, 如此才能建立广阔和宏伟的见识及胸襟, 充分发挥智能力量, 而不负于生命之意义。”人要充满理想与抱负, 而不能活在金钱和物欲里, 但是弘扬儒家思想应切合实际符合人性, 恢复到孔孟时代, 去掉宋理时期的不合情理的成分。

篇4：儒家文化与我国企业文化

[关键词] 儒家文化 企业文化 缺失 重拾

一、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在国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趋时更新、兼收并蓄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的社会、历史地位不是自封的，是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而形成的。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而后来的儒家学说的推崇者对其不断加以完善，逐步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达到历史上的巅峰时期。儒家文化为统治者和民众都能接受，具有很强的平民性、世俗性，妇孺皆知，有利于文治社会和教化众生。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性的一部分。

经过三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已经在亚洲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对日韩等国的行为模式，信仰、习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起，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为世界各国所瞩目。儒家文化调和了市场经济时代的诸多弊端，为这些国家创造了和谐、有序的经济发展环境。韩国的企业主要表现出重家族、重群体、重社会、重国家和轻个人的伦理观念，以及忠于国家、尊敬长者、勤劳敬业的道德规范。这都是与儒家文化的观念是相一致的，是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与韩国相比，新加坡是深受“全盘西化”之害但醒悟很早的国家。早在10年前，时任新加坡政府副总理的吴作栋就提出把儒家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新加坡政府既不盲目模仿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不完全照搬儒家文化，而是按照本国的国情走一条新加坡模式的发展道路，值得我们借鉴。

二、儒家文化在我国企业文化中的缺失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我国掀起了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理论的热潮，各种思想和方法涌入国门，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逐渐被忽视。儒家文化的缺失，使得我们的思想混乱，致使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在企业中找到了生存的土壤。以下的一些现象可视为儒家文化在企业中缺失的表现。

1.视员工为机器

这种思想是基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的，认为人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的完全是私人利益，企业把员工看成具有血肉之躯的自动化机器，让这部机器按部就班，随时可以调动或更换，无须自己的想法，只听从公司的指挥与命令，这样的员工才是“好”的员工，有意见的则变成了异类。也许在泰勒时代这样的想法是可以创造效率的。然而当今的环境已经发生剧烈变化，员工追求成就追求自我已经成为主流的时候，企业不能够再忽略员工的主体性、独特型。

2.过分强调个人能力

现阶段我国企业对人力资源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那些有经验、有学历的人才更是炙手可热。但过分强调个人能力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挖墙角”等不正当的争夺人才的现象时有发生，扰乱了人才市场的秩序；有些企业遇到难题的时候不依靠团体的力量来解决，而是寄希望于重金雇来的一个或几个“空降兵”；还有的企业对员工的区别待遇过于明显，影响企业内其他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整个企业的效益。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相对于团体来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要推动企业的发展也只有依靠团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办到。

3.过分迷信经济杠杆

很多企业迷信经济杆杠的作用，误以为只要提供良好的待遇就能够形成凝聚力，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当竞争企业提高待遇的时候，就只有不断提高本企业待遇才能留住人才，这样的做法不但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而且还未必能够长期地留住人才。新加坡就曾经利用高薪从世界各地吸引了一批人才，但发生金融危机、薪水减少时，他们却纷纷离去。企业为了吸引或是留住优秀员工，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自然是基础，但在此基础之上更重要的就是感情留人，事业留人—也就是重视文化纽带，用企业文化留人。

4.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企业为了达到追逐利益的目的，不惜违返国家的法律法规，不惜蒙蔽自己的良知，这种观念无疑是当今企业许多诸如以“信用危机”为特征的不道德行为、官员受贿问题、环境的恶化、能源危机等产生的根源。我们在借鉴国外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过程中必须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确立我们的主导思想，对企业的行为进行约束。

三、重拾儒家文化构筑中国模式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形式，是存在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其基本核心是传统意识和价值观，这就决定了它是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的。因此，我们应该吸收儒家文化中的精髓来构建“中国式”的企业文化。

1.企业文化应从儒家文化中吸取的内容

(1)“性本善”的人性论和人本思想。儒家认为人性与生俱来是善良的，是美好的。性善论，使儒家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纵观工业文明，人的地位经历了工具人、经济人、社会人、综合素质的人的变化，企业对人的价值和核心作用越来越重视，这一系列变化过程正是人本思想的回归。儒家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与人力资本理论和以人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建设相吻合。儒家的人本思想要求企业关心、爱护员工，这样才能受到员工的信任和爱戴，才能调动起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这远非奖金、福利之力所能及。

(2)“不谋其利”的义利观。义，就是道义。利，即功利、私利。儒家文化倡导重义轻利。现在有很多企业认为企业存在的价值和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利润，因此不讲道义，不惜制假、贩假、以次充好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来追逐超额的利益，这不但不利于这些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更破坏了我国企业的对外形象。诚实守信、不见利忘义应该是今天的企业应该遵循的起码的道德准则。

(3)“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儒家文化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这一“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我国现在的工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的。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使企业与社会、自然共生共荣，实现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4)“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精神主张的是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防患于未然，在灾祸到来之前，就已经做好应急的准备。这对于当今的中国企业尤其重要。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内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如果不提前做好对即将到来的激烈竞争的应对就将被淘汰。现在有的企业开始推行“末日管理”，就是对企业忧患意识重要性的证实。

(5)“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儒家文化重视“忠”，孔子曾提出“主忠信”；儒家又重视“公”。《礼记·礼运篇》曾明确提出“天下为公”的命题。把“公”与“忠”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儒家文化的“公忠”观。

成功的国际大企业有浓厚的国际意识，更有爱国主义情结。因此，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应当大胆借鉴儒家的公忠爱国思想，培养企业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这样我们的企业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就会更大。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来建设我国的企业文化时也应该意识到，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儒家文化也有它的弊病，如：不尊重制度的人治文化，剥夺人创造力的奴性文化，管理方法落后的家族文化，使企业丧失活力的专制文化，任人唯亲的血缘文化。我们在吸收儒家文化精髓建设企业文化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剔除这些糟粕。

2.传承发扬儒家文化的途径

(1)企业领导者的提倡。在塑造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企业家始终居于领导地位。因此，企业家本人的价值取向、理想追求、文化品位，对企业价值观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此企业领导在企业传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领导者是儒家文化价值观的缔造者、提倡者和管理者；领导者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决定企业文化的基调；领导者的示范作用关系到儒家文化价值观建设的成败。

(2)借助企业组织政治力量。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思想和方法充斥于各个领域，国家缺乏主流，西方文化的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意识也趁机涌入中国，导致人们思想混乱、缺乏信仰、价值观念缺失，从而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矛盾突出的局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良好的企业文化是很困难的，有必要借助企业组织的政治的力量来对儒家文化进行提倡。企业中的党组织应该扛起宣扬儒家文化的大旗，使其深入人心，以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培养员工优良的道德品质。

(3)借助外部传媒力量。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是一部有着浓浓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味道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一经播出，就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共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收视率。相反很多中国本土电视剧从内容到形式却一味效仿西方，为广大观众所厌烦。这说明虽然我国处于思想混乱时期，但人们内心最为认可的还是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通过电视剧这个大众喜闻乐见的载体来宣扬，使得人们更容易也更乐于接受。

参考文献:

[1]王乐钟:论儒家学说与现代企业文化[J].管理科学文摘，2005年第3期

[2]王心娟: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J].包头职大学报，2005年第3期

[3]潘宏志唐飞:韩国企业的儒商文化[J]．人事管理，2003年第7期

[4]张绍娥:儒家文化与中国企业文化的建立[J].现代企业文化，2002

[5]戴钢书:现代企业文化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6]Sean Callahan． Corporate Culture． B to B，1530-2369, 2004 Vol．89 No．15 2004

篇5：儒家文化和企业管理

篇一：儒家思想现代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理解儒学、准确阐释儒学对于我们当前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儒家与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礼贵法。法家反对儒家所谓的礼教，认为儒家主张礼教实质目的是为了固化等级制度，并认为礼教最终导致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和腐败重生。法家认可人的好恶之私心，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认为民之好利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强调法制，通过法制的建设来定分止争，即通过对民众财产的认可来实现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状态。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进一步强调把“法”“术”和“势”相结合以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旧的思想，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张。由此可见，法家强调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强调内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等人。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提倡人应该顺应自然，实行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对对名利的追逐，强调至虚守静。道家认为好的君王应该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达到无不为。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鱼，大道至简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强调对自然的效法，自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规律，自然而然实质上就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对人民和君主来讲都应该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时强调管理的艺术，认为“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经》）[1]

二、儒家管理思想简述，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克已复礼的入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家强调超世，儒家强调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朴归真。而儒家强调因循社会的变化而主动的调整和克制。前者强调从个体的本性出发来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强调要因循社会的变迁来完善个体教养的修齐。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学博大精深，儒学所谓的“儒”即指有学问的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儒学亲仁爱、倡和谐，要达到孝悌信仁、无度不丈夫。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仁”即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 对于如何实行仁政，孔子认为要举群贤之力，不耻下问。“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认为仁者对“上”人要忠，对“中”人要恕，对“下”人要慈。忠诚、宽恕和慈爱的主张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强调自身的修身和养性，后者强调对人治理上的专制和独裁。孔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并主张“宽猛相济”，可见孔子并非认为在治国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彻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虽然与法家所谓“尊礼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对立和不容，儒家更强调“仁者不忧”和“仁者忧道”，突出个人的“克已复礼”和“见义忘利”，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强调领导者要德才兼备，要对贤者充分的放权，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种方法。孟子进而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倾听多数人的谏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则由此可见，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非常具体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实行仁政时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君子“选贤与能”时要察之慎行，这对于当前管理工作中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2]政就是“正”，所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领导社会 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来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带着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下面自然就风清气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中国古代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2]，这都是强调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下属，管理者正则下属正，管理者不正则下属不正。孔子因此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礼记·大学》）[4]。孔子在这里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规范人的日常行为的尺度。儒家实际是强调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对待周遭的上下级关系，儒家主张“子所恶，勿恶于人。”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3] 儒家认为正已的关键在于“修身”。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孟子在这里指出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众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会违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则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由此可见，君王行仁政，要通过善教和仁声来实现，而君王如何赢得声望，则必然需要通过“正已”来实现。[4] 孔子进而指出修身贵在“诚”。孔子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礼记·中庸》）[4]孔子进而认为能够天生真诚的人是圣人。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礼记·中庸》）[4]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来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诚身。当今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来示范，才能最终通过声望的魅力来实现最佳的管理状态和良好的组织氛围。这也就实现了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标。儒家强调入世，认为个体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的和谐共处。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3]孟子进而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这学期我们学习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关内容,对于历史,我们要传承.正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等经典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人类始终在求索和践履的一个关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自我主动认识和实践中,人类由远古走向现代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递进的社会活动,因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经形成而不再变化,它将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并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更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认识实践的丰富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对此具有很深的认识.从儒家文化的内容特征上看,还是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三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所以,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从理论的深度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

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我们知道“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儒学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后代所赏识,尽管在中国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未能抹杀其光辉,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封建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讲“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诠释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时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孔子认为“和”是和谐与统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和是本质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个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认差异和矛盾，没有差异、矛盾和不同，事物就无法发展和进步。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和包容差异才能求“和”存异、共存共荣、和衷共济。可见儒家强调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追求那种表象上的相同，这也是当今社会人类共存的基本法则和行为规范。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实际上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诠释。现代管理强调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如何实现最佳的人际管理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儒家强调的“和而不同”对于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管理过程中对于具体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特别是企业运营之中允许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谓百花齐放的态势的同时又强调人和，对于现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仅能够保证群策群力作用的实现，同时又能够保证企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现代管理的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基层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学习这种管理文化，这对于组织长期稳定的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学因其被质疑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倍受责难。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开始学习儒学、研究儒学，因为儒学毕竟是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血脉和管理智慧。我们有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重习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篇二：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作者：刘梦溪 《光明日报》（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 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

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篇三：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展，延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礼制的规范和规则；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心中对自己以及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图腾。显而易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对当今的教育思想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教育学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的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他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贵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体制招生对象的革命，从此，无论贫贱，无论职业，无论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孔子提出儒学的初期，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纷争的年代，与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下，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统治者们的欢心，儒学思想此时正好为统治阶级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的口号已经成了封建王朝的断壁残垣下的尘埃。我们走进了大学的伊甸园，在这里似渴地汲取着不同的思想，分门别类的科技知识。我们以为孔子和茫茫历史长河中那些知名人物一样，只成为了教科书中的几颗字眼，或者是偶尔矗立在某处风霜雨雪中的一尊雕像，再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不是，孔子曰，学而不厌，孔子曰，温故知新，孔子曰，诲人不倦，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提倡出来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如何去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孔子教育我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重师长，为人谦虚谨慎、讲究诚信，胸怀博爱之心，对仁者特别亲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做到以上为人的基本要求时，再去学习知识。孔子首先强调：做人与读书，做人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行而无学文，但不可学文而无行。在行有余力的基础上，再去学习知

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我们高尚的道德素养，增长我们的知识学问，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人生价值。

篇6：我看儒家文化与企业管理

李军教授关于《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智慧》的讲座，对于一个缺少传统文化底蕴的理工毕业生来说尤为一顿文化大餐，让我意识到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的作用，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提起了兴趣。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代代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在这里我想写写自己对儒家管理智慧的一些思考，不当之处，请老师指正！

一、从儒学经典看儒家管理之道 1.《易经》中的天地乾坤

《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涵盖天、地、人三界的哲学著作，是中国最古老、最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一代宰相虞世南曾对唐太宗说过：“不学易，无以为将。”大医学家孙思邈也说过：“不学易，无以为医。”《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有位企业家曾说：“周易首言富，言辞论理财。”由此可见，《易经》在企业管理中也同样拥有不可替代，无法忽视的重要地位。

（1）“天地人和”的管理思想

谈到《易经》中的管理智慧首推的当然是“天地人和”的管理思想。我们在生活中谈论取得某件事情的成功时常会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这种思想在管理中同样适用。

一方面，天时代表了运气，针对管理来说是指一个企业所能拥有的机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但更不开发展的机遇。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一个企业想要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就必定要在对现实情况的把握下，开拓创新，拥有更远更强的前瞻性，在机会来敲门之时，稳稳地把他抓牢。

另一方面，地利代表了市场。企业的发展不能独立于市场而存在，一个优秀的企业必定是能充分适应市场的。在企业的管理中，我们要注重对市场的研究，开拓市场，把握市场。就像我们移动公司，现在4G业务发展就是我们机遇和机会，我们需要尽快从语音转型到流量上，去顺势而行，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最后，谈到人和。这是纵向与横向的结合，不仅要保证企业内部上级与下级能正确处理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要保证同级之间能团结一致，一心为企业的发展而奋斗。

《易经》将天地人三才合一，达到了我们在管理中所追求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完美融合，从而促进整个管理系统的发展提升。

（2）“变易、不易、简易”的管理思想

《易经》中最精髓的内容在于“变”，它提出“三易”法则，即“变易”、“不易“、“简易”。“变易”是指我们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以固定的方法看问题；“不易”是指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中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它就是规律，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必须遵守这些规律；“简易”又指我们处理事情，并不是要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是要学会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处理。

“三易”法则在管理中就要求管理者需随时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已作出最新最合适的发展决策，但在这过程中，我们又不能违背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不然只会得不偿失。最后，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地将问题简化，以便于我们以最快的方式去处理。

2、儒家修身治世之经典—《四书》

儒家智慧作为中国管理智慧之源，留下了许多管理思想，他们大部分被记录在了《四书》中得以保存下来，供我们后世学习。

（1）“仁”的管理思想

提起儒家智慧，我们首先想到的都会是“仁”的思想。从“仁者爱人”到“为政在人”无一不将这样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仁”的内涵十分丰富，概括起来说包涵了四种意识，即“人格意识”、“人类意识”、“人为贵意识”及“人和意识”。

我们在管理中，这四种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人格意识”告诉我们的是在管理中要严格要求自身，立足于反省自己，将人格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人类意识”则要求我们学会推己及人，充分考虑被管理者的感受，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为贵意识”理解起来很容易，即是在管理中要以人为贵，不能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的人的利益。最后“人和意识”要求的是和谐发展，我们在管理过程中不仅要追求获得利益最大化，也要使各方面协调发展。

（2）“以义为上，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是我们管理的目标，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道德呢？《四书》中给了我们这样的的价值观，即“以义为上，义利统一。”作为商人，在商言商，我们必须追求企业应得的利益。但是，中国古代徽商之所以出名，正是因为他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更注重“义”的建设。我们自古就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国家，管理中将“义”放在首位，再去促进利益的最大化，更能为一个企业赢取更多的发展空间。（3）“中庸”的管理哲学

中庸思想是理性智慧和思辨哲学的集中体现，对企业的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庸”强调的最主要是个度的问题，万事有度，没到这个度事情就没有圆满完成，而一旦超了这个度，事情又会向另一个失败的方向发展。我们在管理中也讲究一个适度原则，既不能管得太严，是企业缺乏灵活性，也不能放任自流，整个企业如同一盘散沙。我们应该松弛有度，是企业的发展既不缺乏应有灵活性，但又有规范的规章制度，保证企业各种计划顺利执行。（4）“德主刑辅”的基本手段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奖惩办法，一个企业也应该有规范的奖惩方法。一方面，我们应以德为主，以鼓励的方式，感化的方式去管理员工以道德力量为约束，带动企业的管理。但我们也必须有完善的惩罚制度，在道德的力量不足以保证企业的正常管理时，我们要果断地拿起手中的暴力制度，规范员工的行为。

二、儒家管理之道对现代企业管理影响

儒家管理思想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确有其不容置疑的成就和价值，但它也不乏一些落后、陈旧和迂腐的思想观念。这些管理思想既给我们现代企业管理带来了积极地影响，但也有一些消极的影响。

1、积极意义

（1）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长河中起起伏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为我们现代的企业管理留下了许多可借鉴的例子，以及可学习运用的知识。它们已经通过时间的检验，因此拥有很强的实用性，我们现代的企业管理可以很方便的应用这些管理思想。

（2）消除矛盾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如果我们在管理中坚持这样的思想，学会爱人，敬人，这将有利于我们消除内部矛盾，有利于组织内部和谐相处，减少冲突，团结一致，共同为了企业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3）稳定管理秩序

儒家思想中“礼”是不能忽视的一种思想。“礼”即礼仪、礼节、礼教，这样的思想在管理中有利于规范管理者自身以及员工的行为，是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企业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稳定管理秩序的效果。

2、消极意义（1）效率低下

由于儒家思想过分强调伦理道德，封建礼教，这就会导致我们在管理过程中墨守成规，不知变通，办事能力极大被削弱，员工积极性不足，从而导致整个企业的工作效率低下。

（2）重情义而低效益

在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是我们大力推崇的思想，但是这样的思想运用不当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过分注重情谊不利于公司规章制度的有力实施，另一方面，过分注重情谊，企业该有的效益无法保障，这就会阻拦企业向前发展的道路。

三、在现代企业管理的合理应用儒家管理思想 1.“五为”精神

针对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我们提出了“五为”的精神，即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义为重、以和为贵和以中为用。“五为”精神是对儒家管理思想的高度概括，是我们在管理中必须时刻铭记的精神。我们要坚持“五为”精神，有效地管理企业。

2.扬长避短，选择性应用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儒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儒家管理思想的应用中，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盲目学习。我们应该注重分析研究其中积极精华的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儒家管理思想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