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诚信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国外会计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经形成了三大研究理论框架:以荷兰学者Hofstede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研究框架;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Gray为代表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以美国学者哈里.H.E.费克纳和艾伦.基尔戈为代表的修正后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儒家诚信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儒家诚信文化研究论文 篇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文化新业态 增强文化自信

近年来，作为“孔孟之乡”的济宁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以文化改革创新发展为动力，大力弘扬优秀传统美德，积极培育和善向上、友爱诚信、谦和尚礼的儒韵民风；围绕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儒家文化研究和传播；围绕推动传统文化转化创新，加快“曲阜文化经济特区”规划建设；多措并举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弘扬传统文化首善之区，努力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性城市。

一、为什么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本国本民族一定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还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历经5000多年而不衰，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就是因为没有抛弃传统，没有割断精神命脉，其“根”其“魂”一直延绵至今。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的重要软实力。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一个国家的强大，既需要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的发展，也需要思想文化、民族素质等软实力的提高。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同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还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这些讲话，既说明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影响，也说明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可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储存的智慧。因为在传承的知识中积累了历史上对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重要认知和经验。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識，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

二、济宁是传统文化的富集区和儒家文化发源地

济宁素以“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著称，济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发源地，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诞生地和孔子、孟子、颜子、曾子、子思子五大圣人的故乡，孕育出底蕴丰厚、源远流长的始祖文化、儒家文化、水浒文化和运河文化，尤其是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着超越时代和国界的深远影响。千百年来，儒学的命运始终与国家和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连，儒家思想倡导的“仁者爱人”的仁爱观、“见义思利”的义利观、“履中致和”的中和观、“民胞物与”的自然观。推崇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约之以礼”的道德情怀、“敬信修睦”的伦理要求、“德”、“智”、“勇”统一的君子人格，“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言必行，行必果”的修身之道等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济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做法和经验

（一）围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优秀传统美德

济宁坚持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中，充分发挥传统美德资源丰富的优势，按照“落细、落小、落实”的要求，扎实开展“美德济宁”建设，积极培育和善向上、友爱诚信、谦和尚礼的儒韵民风，努力把济宁打造成道德建设高地。

一是突出抓普及。在机关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教育活动，编写了《儒家五圣论政德》、《儒家经典文化读本》等学习教材，要求机关干部普遍阅读《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在学校开设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传统文化知识竞赛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在企业开展“诚信企业”、“诚信市场”、“诚信商户”评选活动；在社区开展“儒韵之风、彬彬有礼”示范社区创建活动；在农村，突出孝贤文化和感恩文化，开展“好媳妇”、“好丈夫”、“好公婆”、“好儿女”等评选活动；在家庭，开展“亲子读书共成长、经典文化进家庭”、“书香家庭”评选等活动。

二是突出抓示范。大力开展“四德工程示范市”建设，集中培育100个示范单位、100个示范村居、1000个示范户，开展“感动济宁十佳人物”、“济宁好人”评选活动，用榜样激发全社会崇德向善的力量。在全市机关和农村、社区等基层广泛设立善行义举四德榜，共建成四德榜6211个，建成数、建榜率均居全省第一位。

三是突出抓创建。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在全市深入开展文明行为大教育、大劝导、大实践、大提升活动，突出“细节文明”建设，教育引导市民在卫生习惯、交往礼节、礼貌用语、守时守约、尊老爱幼、保护环境、遵守公德等方面，践行文明规范，告别不文明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二）围绕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儒家文化研究和传播

济宁作为孔子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理应有更大作为。一方面，发挥孔子研究院作用，加强孔子及儒家思想研究。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的指示，启动孔子思想与历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等一批重大课题研究，组织专家学者编撰出版了《正本清源说孔子》、《中国传统道德诠释》、《孔子故里碑文辑录论说》等一批学术著作。加快推进在孔子研究院设立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积极申报山东省“儒学研究”与“孔子文化传播”文化艺术科学重点学科，加强与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等机构的联合合作，全面提升孔子研究院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另一方面，拓展提升文化交流平台，促进孔子及儒家思想传播。组织高层次专家研究策划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的拓展提升工作，一年一度的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被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十大节庆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评选颁奖”、“世界儒学大会”、“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

（三）围绕推动传统文化转化创新，加快“曲阜文化经济特区”规划建设

规划建设“曲阜文化经济特区”，是山东省委、省政府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也为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提供了重要平台和重大机遇。以此为契机，济宁市主动作为、加快推进，市财政每年安排3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曲阜文化发展。目前，济宁市已初步制定了“曲阜文化经济特区”核心区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策划方案。先期启动鲁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孔子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一批先导性、基础性重大文化设施项目。

（四）繁荣发展文化产业

近年来，济宁市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举措，纳入经济建设主战场，通过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打造文化产业发展龙头，搭建文化产业发展优势平台等举措，全力促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市现在共有文化企业1万余家，从业人员10万余人，2013年文化产业增加值167亿元，占全市GDP的4.7%，同比增长25.7%。根据规划，济宁市将以培育龙头企业和创新品牌为重点，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到2020年，产值过亿元的文化企业达到20家、较强影响力的济宁文化品牌5个以上，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同时，按照资源整合、强化特色、片区联动、产业集聚的要求，对全市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合理布局，逐步形成以都市区为核心、多组团特色发展的文化产业空间新格局。在中心城区“五区联动”布局运河文化产业带、太白湖文化教育产业园、高新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兖州兴隆文化产业园，将中心城区打造成古典与现代辉映、科技与创意合璧、自然与人文益彰的文化高地。曲阜、邹城、泗水，依托儒家文化、邹鲁文化、圣山养生等重大项目载体，发展集文化旅游、国学研修、影视演艺、节庆会展、动漫游戏、养生文化和艺术品业于一体的儒家文化产业聚集区，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链。鼓励和引导各县依托本地文化资源，发展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避免结构趋同。

（五）政德教育补益官员精神

政德是领导干部立身之本，从政之基。为此，济宁市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富集的优势，积极探索打造干部政德教育基地，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核心和主线，着力提升干部为政之德。干部政德教育采取专家授课和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紧密联系儒家思想的为政以德内涵设计课程，目前已初步形成课堂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学、礼乐教学“四位一體”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目前，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工作开局良好，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干部学院、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的中长期班次先后来济宁开展干部政德教育培训。

四、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面临的问题

（一）对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

当前，随着传统文化持续被人们广泛继承和发扬，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一种是持全盘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把传统文化说得是一团糟，毫无价值；第二种则是持全盘肯定的保守主义态度，死守着固有的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什么都是好的。

（二）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平台不足，弘扬传统文化形式和途径单一

当前，济宁在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上，打造了尼山论坛、世界儒学大会、儒学讲堂等传播载体，但更多体现在论坛、讲堂等形式，未能充分地借文化产品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不能真正体现传统文化特色与理想的核心价值，传播形式单一，缺乏活力。

（三）文化产业发展滞后，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较弱

当前，济宁文化产业仍处于起步、探索、培育的初级发展阶段，产业发展不充分，结构不合理，总量规模偏小。2013年，济宁文化产业增加值仅占全市生产总值的3.86%。产业结构不合理，从2013年济宁文化产业增加值构成来看，增加值主要集中于传统文化旅游、文化设备制造等领域，新兴文化产业诸如影视动漫、网络服务等所占比重偏低。文化企业普遍较弱，缺少带动性强的文化企业集团。

（四）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相对缺乏

济宁虽是人口大市，但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较少，整体素质不高。同时从事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也相对短缺，既影响文化受众的接受力和参与度，也影响文化产业人才队伍的竞争力。

五、几点建议

（一）科学理性认识传统文化

对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一定的文化形成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但由于文化具有滞后性，因而当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变化时，传统文化并没有消失，反而是跨阶段地影响与制约社会进程。因此，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要有选择地吸收和创造性地综合，用历史和科学的观点来考察传统文化，切实把握和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本质内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现代化的基本精神理念，进行有选择性的、合理的吸收、改造、发展和创新。此外，在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采取兼容并蓄、多元共生，从而达到文化的交流共鉴。

（二）大力研究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

长期以来，我国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方面缺乏科学规划，甚至仅仅把其归为学术研究，尤其是根据时代特征和当前任务，在清理和发掘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内涵、赋予民族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和适宜形式等方面，做得还不够。因此，要真正提高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使之发扬光大，就需要做好整理和开发工作。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须整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引进和培植新的文化要素和文化精神。弘扬中华文明，也要大力发挥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通过繁荣和发展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开发和创新，让世界真正了解、喜欢和向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明在国际社会的影响。

（三）搭建更多载体和平台，丰富传统文化传承形式

弘扬传统文化必须与时俱进、顺势而为，特别是要结合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这一新常态，在宣传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方式方法上做文章；要充分运用“互联网+传统文化”的新模式，通过电脑、笔记本、手机客户端，短信、微博、微信等多种传播途径，大力弘扬传统文化。

（四）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培育产业新业态

一是进一步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发挥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上“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出台相关促进和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通过科学的产业导向和专项资金的有效衔接，形成文化产业“政府、企业、市场”三结合的发展模式。二是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做到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三是大力发展“互联网+文化产业”，培育产业新业态。四是大力推进文化与旅游、科技、互联网等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五）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破解传承人才“青黄不接”难题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和根本之举。一是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唯地域、不拘形式引进优秀传统文化人才，以高端人才引领带动传统文化发展。二是立足本土开发人才。挖掘本地民间艺人、文艺爱好者、民俗研究者和具有一技之长的传统手工艺者等人才资源，培育形成特色鲜明、管理有序、体系完善、活力充足的儒学研究、非遗保护与传承、书画创作、群众性文艺、地域外历史文化、文博文玩等文化人才队伍。三是完善激励人才机制，将人才工作纳入全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

（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精神内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國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

弘扬传统文化除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外，还应结合时代发展要求，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精神内涵，融入更多时代发展的新元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融社会主义的价值特性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于一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仁爱”、“诚信”、“天下为公”等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就在于这些思想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人们的普遍愿望及基本诉求。这就要求必须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做好对优秀传统文化深层价值理念及其现代意义的挖掘和阐释，把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理念的义理讲透、意义讲足、现代性讲好。另一方面要做好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阐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从而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强劲的精神动力。

（徐旭忠，新华社重庆分社）

作者：徐旭忠

儒家诚信文化研究论文 篇2：

国外会计文化研究现状

【摘 要】 现代意义上的国外会计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经形成了三大研究理论框架:以荷兰学者Hofstede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研究框架;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Gray为代表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以美国学者哈里.H.E.费克纳和艾伦.基尔戈为代表的修正后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总结与研究国外会计文化研究现状是为了对中国会计文化研究提供研究的坐标和思路。

【关键词】 会计;文化;会计文化

企业文化研究的深入①,引导和推动了会计文化的研究,而会计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其各部分都体现着人类创造的文化。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会计与文化问题召开过几次重要的国际性研究会,如1985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会计与文化专题研究会再次掀起了全球范围内会计文化的大讨论,之后经过1986年8月在纽约召开的美国会计学会年会关于会计与文化的专题研讨及1987年1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计与文化专题研究会,特别是1990年6月11日-13日在乌默奥市召开的第三次国际文化经济大会上,学者们围绕文化会计与文化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更把世界上对包括会计文化在内的文化经济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所有这些都全面推动了新形势下会计文化的世界性研究。

就总体而言,国外在会计文化研究中目前形成了三大研究理论框架:以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研究框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小、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阳刚与阴柔);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格雷(Gray)为代表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职业化与法律管制、统一性与灵活性、稳健主义与乐观主义、保密性与透明性);以美国学者哈里.H.E.费克纳和艾伦.基尔戈为代表的修正后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把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具体为:

西方国家在对会计理论的研究中,探讨了文化对会计的决定作用,即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模式的形成以及会计实务的发展方向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会计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文化是一国会计制度形成中的重要因素。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以荷兰学者霍夫斯特德(Hofstede)的价值倾向文化取向理论为基础进行的研究②,他根据一项对52个国家和地区的IBM员工的问卷调查,用统计方法归纳出4个用以区别民族文化特征的社会价值层面(A View of social Value)。

1.利己主义相对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sersus Collectivism),这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保持结合的程度,即人们在社会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度。

2.大跨度的权力结构相对于小跨度的权力结构(Wide- ranged power structure versus narrow-ranged power astructure),这是指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机构或组织中权力分配的程度。

3.强避免不确定性取向相对于弱避免取向(The strong desire of uncertainty avoidance versus The weak desire of uncertainty avoidance),这是指社会的成员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能够容忍的程度。

4.阳刚相对于阴柔(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rity),这是指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是从社会中两性的作用划分人们在社会中的男性特点或女性特点的差异度。

1988年,霍夫斯泰德和鲍德(Bond)通过研究中国的儒家文化,提出了第五维度,即短期与长期的目标(Short-term versus Long-term Orientation)。注重实现短期目标的社会,为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不计成本,投资注重短期回报;相反,在注重实现长期目标的社会中,更多地关注通过不断努力而实现的长期目标。

葛雷(Gray,1988)则在Hofstede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到与财务实务工作相关的财务亚文化价值观,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力求提出一套能反映对财务实务工作具有不同财务行为方式特点的财务亚文化价值观模式,提出了一个四维的会计亚文化观(Accounting Sub-Culture),这四维是:职业化/法律管制(Profession-alism Versus Statutory Control),表示在财务管理工作中是依据财务职业判断还是依据法律规定和约束;统一性/灵活性(Uniformity Versus Flexibility),表示在财务规范的制定和遵守中是强调和偏向灵活还是一致;稳健主义/乐观主义(Conservatism/Optimism),表示在财务的处理和计量中是采用大胆创新的方法还是传统谨慎的方法;保密/透明(Secrecy Versus Transparency),表示在财务信息的披露中是倾向于对外公开还是对外保密。

霍夫斯特德(Hofstede)和葛雷(Gray)的研究认为,文化维度和会计价值观的关系如表1所示:

注:表中,“+”表示因素之间有正向关系;“-”表示逆向关系;“?”表示关系的性质尚待确定。葛雷假设个人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对会计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权力距离;最后是阳刚之气。

美国学者哈里.H.E.费克纳(Harry.H.E.Fechner)和艾伦·基尔戈(Alankilgore)认为,虽然现有的研究表明社会因素、会计亚文化及会计惯例间存在着联系,但这些研究还不能很好解释Hofstede和Gray所确定的英美国家、欧洲大陆国家及其他类型国家群体内及群体间所存在的会计差异。他们认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联系就是经济因素影响计量及其应用的会计惯例以及会计亚文化价值。因此,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会计亚文化价值及其映射的会计惯例间的联系产生适度的影响。由于把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形成了修正后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

阿潘(Arpan)和雷德伯格(Radebaugh)认为对会计实务有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文化因素有四个:1)人们的保守主义倾向;2)人们对保密的态度;3)人们对商业活动的态度;4)人们对会计职业界的态度。

斯克勒德(Schreuder,H)以欧洲和美国为例研究了文化对会计的影响。欧洲的会计文化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内容层面,国家导向的元素很重,各国别之间的会计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欧洲会计文化的实证研究较少,而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改革”。

佩雷勒(perera)和马修斯(M athews)根据霍夫斯特德和葛雷的研究提出了如下的假设与推论:

1.一个社会中利己主义倾向较大,不确定避免倾向较弱,那么其会计文化中表现的职业化倾向就较大(或统一性较小),保密倾向小,保守倾向也就小。

2.一个社会中利己主义倾向较小,不确定避免倾向较强,那么其会计文化表现出的职业化倾向就较小(或统一性较大),保密倾向大,保守倾向也就大。

雅吉(Jaggi)和洛(Low)研究了文化、法律体系和会计披露之间关系的财务披露模式。按照他们的假设,文化价值对披露的影响力度是由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促成的。尽管成文法国家文化价值对财务披露的影响比市场力量对其影响更重要,但在普通法国家市场力量对财务披露的影响力更强。

舒尔茨(Schultz)和洛佩斯(Lopez)通过实验研究了法国、德国、美国三个不同国家的会计人员在面对相当的经济事实和相似的报告准则时对财务报告评价的一致性。结果表明,不同国家的会计人员作出决定的依据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体制、财务资源和国家文化。

巴瑞C.麦肯兰(Barry C Melancon)认为会计文化应建立在会计职业的传统价值之上。比如要从表层甚至深刻的内涵上严格致力于诚信,热衷于纠错,遵守法律规章。

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更广泛地研究会计文化问题,其中,文化相关性以及对会计实务的影响是这个领域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Chanchani 和Mac Gregor 1999)。例如,一些研究者考察了会计与发展中国家需求之间的关系(Perera 1989)、会计与宗教的关系(Hamid等,1993)、会计与控制系统的关系(Harrison 1993)、会计与协调化之间的关系(Goeltz 1991)。Choi和Mueller (1992)提出了会计的服务性功能,他们认为不同国家的会计环境不同,因此,会计系统也存在着差异,而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是文化。

在会计文化研究中,强调人的作用。例如,K.V. Peasnell等(2000),April Klein(2002)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在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时起着积极作用,Charles等(2000)发现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重与财务披露的广泛性存在正向联系。Weisbach(1988)发现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大于60%的公司,独立董事在监管经营者业绩和大股东关联交易上不遗余力。Huimin & Mak(2002)则选择了NYSE、AMEX和NASDQ上市的高研发投入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经理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呈W形,强调了行业特征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其他,如关于预算松弛问题国外的学者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不断有所尝试和突破,并且也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研究成果,Kaplan和Norton(2002)教授再次发表了关于平衡计分卡的论点。

还有,学者们在对会计文化个体为单位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丁吉晶(2007)认为“德国是一个审慎的民族,人们对于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不愿冒风险。用Hofstede对文化模式的划分范式,德国有着较强的集体主义倾向,权距及规避不确定性的程度都较大并且偏向于阴柔。文化反映在会计信息披露上,体现了偏向保密原则;而在会计核算方面,则体现为保守、稳健的原则”。姜玉英(2007)认为:“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善于创新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以商法为中心,证券交易法和法人税法为辅的‘三法体制’的会计制度。商法采用德国模式、证券交易法采用美国模式,使其会计目标具备了既保护债权人利益又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双重特性,形成了基于法律规范的、由商法会计、证券交易会计和税法会计构成的会计制度体系。具体包括会计原则方面的会计制度、商法方面的会计制度、证券交易法方面的会计制度、税法方面的会计制度和会计职业方面的会计制度五个方面”。杨华(2006)认为:“英国会计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真实和公允,这一要求在1948年的《公司法》中最终确定之后一直沿用至今”。刘骏(2006)认为:“英国会计规则制定方法的规则导向与其社会文化的普遍规则主义密切相关。”“美国会计规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程序源自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导致了会计规则制定理论依据的庸俗化”,美国会计管理注重风险管理,国际交流,国际审计网络建立,强调会计教育的重要性,注重会计教育的未来等。法国会计中政府的作用很大,“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法国会计一直受到国家的全面干预。政府是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并牢牢控制着会计准则的制定权。为此,法国会计理论及技术方法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的控制”。法国会计也表现为重商主义;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统一;善于对别国会计发表意见;善于进行自身完善,如1999年又修订了会计总方案。

国外学者对会计文化的研究视角大都是文化环境对会计的影响,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方法,其研究的重点是社会文化的不同与会计差异之间的关系。但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规范性研究明显不足,这妨碍了对会计文化的整合与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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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开瑞

儒家诚信文化研究论文 篇3：

儒家学者论养生

物质文明正在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是一些人的“郁闷和烦恼”却更多了。我们不仅要问：人们是否能因物质文明的获得而生活得更加充实和快乐？

事实证明，物质生活的单方面充裕和满足不可能保障人的“幸福”和“快乐”。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由于过分崇尚物质追求，或者说迫于“必须不断地索取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而放弃和缺失了对精神文明———思想文化的修养，从而导致心灵支撑的脆弱，不少人的“亚健康”就是这样产生的。人们这样那样的心理疾患突显了出来，使无法满足“物质”欲望的人“郁闷”、“浮躁”、“不安”……即使是个衣食无忧的人，也可能经常感到空虚和无聊……很多人似乎只在物质的得失间思考和生活，变得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也变得“弱不禁风”，一旦失去或得到曾经刻意追求的东西，就会失望，就会感到“不过如此”，就会失去生活的乐趣和信心。

文化修养的缺失是人们产生心理危机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心理问题的剧增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都在探究解决的办法，但什么最有效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华孔子学会钱逊、郭齐家、董乃强三位知名学者。钱逊是我国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之子，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穴原所长?雪，现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郭齐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董乃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现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暨信息资料中心主任。他们都明确而坚定地告诉我们：儒家文化的思想能够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使你拥有平和快乐的健康心态；不管你的物质生活是什么样的，你都会“哲学”地去面对并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儒学可以让你“修身”，进而形成“成熟”的心理状态，让你坚强，让你理智，让你诚信，让你知礼，在贫穷的时候不自卑，在挫折的时候不气馁，在失败的时候不放弃———孔子能告诉你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当然，从表面看来，儒家思想是给人编织了无数的“规则”，束缚了人的头脑和言行。事实上，正是这些深入到生活点点滴滴的规则，让你知道怎样做人，也让你的思想变得开阔，使你的思想始终井井有条———“思不乱，则安康”！这不正是我们要寻找的最为重要的养生之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