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保护区

儒家文化保护区（精选十篇）

儒家文化保护区 篇1

一、“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

在对待生命上,儒家推崇“敬畏生命”、“仁民爱物”。《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在这里,孔子表现出对生命的维护和尊重,即使对“无道”之人,他也反对杀。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尊重生命的意识,并“杀一无罪,非仁也”。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发,生命在当时被沦为施展政治野心的工具,时常会出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局面,对此,孟子痛心疾首,痛斥之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深信,只有那些尊重并深爱生命的人,才能赢得天下,即“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虽然当时的权贵视孟子为“迂远而阔于情事”,但正是这种“迂阔”,透现出他对生命的敬畏。后来,荀子“制用天命”的生态伦理观更进一步丰富了孔孟“敬畏天命”的生态伦理思想,他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力主对自然万物施以爱护。他进一步把儒学创始人开创的“知天命”———“畏天命”的生态思想路线发展为“知天命”———“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路线。汉朝的董仲舒则明确地提出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先儒王守仁也曾说:“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这样,珍视生命的态度就扩展到草木鱼虫。这样,人的生命和天地万物的生命就有了相关性和贯通性。这些儒家先贤的理论不仅为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增添了实践意义,而且提出了人类保护自然、使之用之不竭和保持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责任。

二、“取之有度”的生态平衡观

在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儒家强调“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和“量入为出”。《论语》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里充分揭示了孔子的生态资源节用观。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这种观点,进一步主张对自然界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有节制,他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曾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用也,斧斤以时入林,林木不可胜用”。指出人类只要不违农时,粮食就会吃不完;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里捕鱼,那鱼鳖水产就会很丰富;砍伐林木如果按照一定的时节,那木材便用之不尽。《荀子·王制》中也说:“有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不糜不卵,不杀胎,不夭化,不覆巢”。西汉董仲舒演化“五行”理论,认为人类如果恣意妄为,就会使“水、火、木、金、土”产生恶变,以致发生自然灾害,从而使社会经济变得恶化。《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孟夏之月,无伐大树;季夏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这就是说,春天和夏天是不可以砍伐树木的。可以砍伐树木的季节是晚秋和冬天。这种提法从现代意义上来说也是符合生态自然发展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儒家看来,人与自然必须处于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过”或“不及”都会使生态丧失平衡。如果没有生态平衡,万物的进化就失去了必要的基础。当前,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助长了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气焰,从而使大量的自然资源没有被科学化的利用,从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类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严峻的挑战,这显然是人类对待自然方面太“过”的必然结果。人类滋养于自然,就应该学会体察和关爱自然,不断地积累和掌握更多环保知识,爱护我们共同的绿野和蓝天。

三、“顺应天命”的生态实践观

在对天地自然的态度上,儒家倡导“顺天命”。天命,即是指大自然客观存在的一种规律。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笔者认为这里的“知天命”是指人在五十岁的时候,要懂得基本的自然规律,知道自己的使命;“而耳顺”在一定程度包含着顺应天命的意思,就是要在懂得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使命。关于“天命”,孟子认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孟子在这里指出了“天命”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自然规律,人们知道了这种“天命”就不应当去违背它,要“顺受其正”。值得一提的还有荀子,他在孔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拓展了“顺应天命”的内涵。他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荀子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大自然的运行变化有一定的常规,不会因为尧统治天下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桀统治天下就消亡。用正确的治理措施适应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办得好;用错误的治理措施对待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会办糟。在荀子看来,只要遵循自然规律而又不出差错,天也就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不可能使人生病,自然界反常的现象不可能使人遭难。农业生产荒废而又开支浪费,天就不可能使人富裕;生活资料不足而又不勤于生产活动,天就不可能使人健康;违背事物规律而胡乱行动,就不可能使人得到好结果。几代儒家代表人物“顺应天命”的观点告诉我们,人类有必要对自然采取一种新的态度,要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同时谋求可持续发展。

四、“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观

在追求人与自然的终极目标方面,儒家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孔子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这里可以粗浅的理解为:仁爱之人,就像山一样,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智慧之人,就如同水一样利于万物,与万物相融相亲而不与万物竞争。后来孟子主张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再从社会扩展到自然万物,使仁爱更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他《孟子·滕文公上》中说:“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意思是说自然之天产生万物,人和万物只有一个来源,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彼此相通。到了汉代的董仲舒,把孟子的“义理之天”的“义理”向宗教神学的方向推进,他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他认为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到宋明时期,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一是把孔孟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简单朴素的论断,发展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学说。二是把孔孟的差等之爱的观点,向着博爱思想的方向推进。正如张载在《正蒙诚明》篇中说道:“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由此出发,凡能体悟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有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的人,便必然能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张载还在《正蒙大心》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圣人尽性,不能闻见牿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这里张载所谓的“能体天下之物”之“大心”,也就是一种能破除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隔阂而能体悟“天人合一”的境界。

五、总结

总之,我们应该深刻理解儒家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以更全面的思维方式和更高的认识水平对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的行为进行反思,克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不良倾向,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有节制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从而建立一个人与生态环境发展相协调的良性循环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编.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C].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2]乔清举.泽及草木恩至水土——儒家生态文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2011.

[3]孙庆明,陈秀平.中国儒家文化[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01.

[4]朱贻庭主编.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099.

[5]蔡尚思主编.诸子百家精华(上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儒家文化保护区 篇2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儒家文化大众读本”是一套系统阐述儒家文化的普及性读本。丛书中，儒家的教育文化、法文化、生态文化、伦理文化、孝悌文化、政治文化、礼乐文化、商文化，都在作者的如椽大笔下娓娓道来。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礼乐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儒家“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论语·学而》所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的社会和谐思想，内涵则是为了实现“天下为公”的和谐社会而在制度层面、伦理层面和仪节层面所制定的一些规范和原则。“礼乐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为了通过引导社会各个阶层按照“礼乐”的规范和原则来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达到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目的。

《和谐共存之道·儒家礼乐文化》是“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之一，全书从“儒家礼乐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儒家礼乐文化传统的形成”、“儒家礼乐文化元典——‘三礼’”、“儒家礼乐文化的教化功能——礼乐文化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国礼略说”、“传统家里略说”、“传统交际礼仪”七个方面，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带读者了解儒家礼乐文化。

佳作试读

三、婚礼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婚姻不仅仅是为满足性和感情的需要而实现的结合，而是缔结两个宗族（家族、家庭）的友好关系，是上承祖先，下衍后世的行为。因而，婚礼在古代中国礼俗体系中，被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至西周时，逐渐形成、确立了一套婚礼制度。《仪礼·士昏礼》就详细地记载了这套繁杂的婚礼仪节。这套婚礼仪节共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部分，谓之“六礼”。

1. 纳采

纳采，即“纳采择之礼”，指男方派使者以雁为礼物，送到女方家中作为提亲的礼物。其实，纳采之前，男方先要行“下达”之礼，即男方派人到女方家提亲，向女方下达男方欲选择其家某女联姻之意。之所以名之为“下达”，隐含古代中国男尊女卑之现实。女方许可后，男方才行纳采之礼。婚姻“六礼”中，除纳采外，问名、纳吉、请期、亲迎诸礼，男方也均用雁为礼物。对此，古人解释说，雁秋天南飞，春天北归，来去有时，不失时节，以此象征男、女双方成婚后会诚实守信、忠贞不渝、白头偕老。

2. 问名

纳采礼毕，男方再派遣使者带一只雁为礼物到女方家询问待嫁女子的名字、生辰八字及其他相关信息。女方将相关信息一一写在帖子上交给使者带回男方家中，作为男方通过占卜确定婚配与否的依据。问名礼毕，女方要设宴款待使者。

3. 纳吉

使者结束问名礼，返回男方家中后，将有关信息向主人禀告。男方家长即在祖庙中祭祀祖先，以龟甲占卜。若得吉兆，就派使者携雁至女方家告知，称为纳吉。婚礼之事，由此正式确定。若得凶兆，则无须行纳吉之礼。

4. 纳征

又称纳币、纳成、纳财，后世俗谓之“彩礼”。男方派人向女方送聘礼，婚姻因此就具有不可悔改的约束力。之所以命名为纳征，就是取“征，成也”之意。币，本意为彩色丝线，后世俗谓“彩礼”，即源于此。据《仪礼·士昏礼》记载，周代聘礼为一束（五两）帛（所谓“两”，是古代布帛单位名，即两卷二丈长的布帛，共四丈。一束帛，即黑色帛三两，浅红色帛二两。）外加两张鹿皮。

5. 请期

男方派遣的使者向女方家长请示举行婚礼的日子。实际上，举行婚礼的吉日，男方已经通过占卜的方式确定，此处向女方家长请示，纯粹为礼节而已。因而女方家长应依照礼节辞谢，而让男方的使者告知男方通过占卜确定的吉日。女方家长一般不会提出异议，而是同意男方确定的时间。

6. 亲迎

指新郎亲自到女方家里迎娶新妇。《仪礼·士昏礼》记载，这一仪式在黄昏以后举行。婚，古字之所以写作“昏”，就是其举行时间的体现。新郎带车亲自去新妇家迎亲，到达后，与新妇父母见礼后，新妇打扮停当，在保姆等人陪伴下，登车上路。新妇上车时，新郎要亲自把上车用的引手绳递给新妇，照顾她上车。然后，新郎亲自驾驭马车行进。当然，新郎无须一路充当车夫，只要车轮转动三圈，就合乎礼仪了。其后，新郎把新妇乘坐的马车交给车夫驾驭，自己乘坐另一辆马车，先行到家。到家门口后，新郎下车，等候新妇一起进入家门。亲迎礼结束。

除上述六项主要仪节外，新妇至新郎家后，还有若干礼节，主要包括：

1. 沃盥

新人入席前，要洗手洁净。

2. 对席

指新婚夫妇在预先铺设好的席上相对而坐。席前摆列有酱、肉羹、鱼俎、豚俎、肝、肺、酒等。

3. 同牢合卺

“牢”指俎，或指俎里盛放的食物。“同牢”，指新婚夫妇共同食用同一“牢”里的食物。鱼俎、豚俎、腊（风干的全兔）俎仅有一份，放在新婚夫妇之间，供新郎、新妇一起食用，称为“共牢而食”。卺，本是瓠（瓜），一剖为二，用为酒器。合卺，指夫妇交杯而饮，象征夫妇由此结合。

4. 馂余设袵

馂，指吃剩下的食物。新婚夫妇饮食毕，将吃剩下的饭食赐予新妇带来的媵及男方家中的御（媵、御的身份、地位大致类似于后世的妾）食用。饮食结束，媵、御等人为新婚夫妇铺设好床褥，夫妇就寝，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合床礼，男女双方正式成为夫妻。

5. 拜舅、姑

若丈夫的父母俱健在，那么，新婚的第二天，新妇要早早起床，梳洗打扮，拜见舅、姑（即公、婆）。向舅、姑馈赠枣栗、干肉，并向舅、姑敬酒、劝食。礼毕，舅、姑要向新妇敬酒、劝食。若为嫡长子妇，还要举行若干仪节，以示将家事传给她。

6. 庙见

婚后三个月，新娘须择日随新郎至夫家宗庙祭告祖先，以表示婚姻已取得夫家祖先的同意。从此，才算正式成为男方家庭成员，具有参加祭祀和被祭祀的资格。在封建宗法时代，“庙见”为成妇之礼。如新妇未经庙见即死亡，则由男家盛殓，归葬女方祖茔，作“未成妇”看待。后世以三月时间太长，宋代《朱子家礼》改为三日庙见。后世民间婚礼则将拜公婆与庙见祖先生之礼一并于亲迎之次日举行。

周代人对婚姻六礼颇为重视，将其视为婚姻得以成立必不可缺的程序。当然，如此繁缛的礼节，大致只能在贵族阶层比较普遍的实行。至于家境比较贫贱的庶民阶层，无力也无暇操办这样隆重的婚礼。婚姻礼节，自然会有所简化。

秦汉之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逐渐确立，儒家文献中记载的婚姻“六礼”模式，也逐渐成为后世婚礼的基本模式。但不同时代，对古礼既有沿袭，也不乏出现若干颇具浓郁时代气息的婚姻礼俗。宋元之后，社会各阶层婚姻礼俗，在沿袭《仪礼·士昏礼》所载婚姻“六礼”及汉唐若干婚俗的基础上，也受朱熹等大儒撰著的《家礼》有关记载影响颇深。同时，受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婚姻礼俗。

商业管理问道儒家文化 篇3

周北辰说:“人类文明史上, 从来不存在抽象的‘管理’, 一切管理都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对特定人群的管理, 不同的文明形态有不同的管理思想及管理模式。”

他的新书《儒商管理学》就旨在探讨在中国文化下如何建立属于中国的商业管理模式, 立足儒家传统文化精神, 阐述儒家传统文化精神, 进行现代创制实践的尝试。作者将儒家经典和管理案例巧妙结合在一起, 以期帮助中国企业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 建立儒家传统的管理之道。

作者在书中探讨了中国商业文明的危机。作者写道:“相对于西方系统、完备、自足、有机的现代商业文明体系而言, 中国的现代商业文明体系由于简单移植于西方, 因而明显发育不成熟, 不具备系统性、有机性和自足性。”在痛斥传统文化, 盲目效仿西方文化之后, 中国的确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商业文明。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 历史是无法割裂的,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 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所以要想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商业文明, 有必要去回望历史, 站在传统文化的肩膀之上继往开来。

“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 掏空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文化价值基础, 捣毁了中国现代商业文明模式建构的文化软实力资源, 使中国的企业管理及企业文化建设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因此, 要建构中国式的管理制度及企业文化, 要建构中国式的商业文明模式, 就必须复兴民族传统文化, 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培育并提炼出中国的现代商业精神, 并形成相应的‘治理结构’。”对于作者这样的主张, 我是认同的。

而要供养中国现代文明, 儒家文化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尽管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主要包括儒家人文 (道义) 主义价值观、道家自然主义价值观、佛家出世主义价值观、法家权势功利主义价值观和墨家兼爱功利主义价值观等, 各价值存在相互排斥、抗争、借鉴、融合的关系。但是, 以仁爱为中心, 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规范, 把“忠、孝、节、义”作为处世标准的儒家价值观无疑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

儒家倡导的道德价值观在汉代以后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轴心。牟宗三说, “开辟价值之源, 挺立道德主体, 莫过于儒。”在中国, 尽管很多人都没有读过《论语》,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身上有儒家思想的影子。如“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言必信, 行必果”, “有教无类”, “温故而知新”,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父母在, 不远游”, “礼之用, 和为贵”, 等等, 不胜枚举, 有许多至今还是人们为人处事的准则。中国儒家学者对于人生价值的内涵、类型、层次、标准等问题, 都有充分的论述, 这些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作者从儒商的信仰体系、儒商的核心价值观、儒商的理想人格、儒商的道德规范、契约精神与礼乐精神的区别等几个方面阐述儒商精神。作者认为儒商的核心价值为义利合一、创业垂统、以财发身, 儒商的道德规范为仁义礼智、忠孝诚信、敬恕勤俭。作者写道:左手拿《论语》, 右手拿算盘,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儒商企业家, 是儒商的理想人格。这样的人格, 是在现实商业环境中通过努力学习、修身能够达至的可为的人格。

接着, 作者以大篇幅文字论证了他提出的儒商管理模式—“王道管理模式”。作者认为, 在儒家看来, “管理”这一概念的内涵要广泛得多, 不仅关系到效率和利益的实现, 还涉及人的生命信仰、精神归宿与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管理涉及宗教与历史文化的问题, 不完全是一个理性问题及效率和利益问题。

中国人理解的“管理”比西方人理解的管理要更周全, 更圆融, 更符合人性。西方理解的管理是极端理性化、工具化、世俗化、功利化的, 是排斥神圣性和历史文化价值的。儒家王道管理模式则是将神圣性、历史文化与人性民意三重价值圆融地统一起来, 是比西方现代管理模式更优越的管理模式。

在商人价值观建设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财富观。作者认为西方科学化管理以利益为目标, 以物欲为动力机制, 人在这一管理过程中被异化为赚钱机器和消费工具, 财富成为目的, 人变成了手段。而儒商王道管理模式则以“安人、安天下”为目标, 物质财富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人成为真正的目的。当下, 西方文化的确也面临着出路的困境。所以, 曾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的泰勒博士这样评价儒家思想:“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 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 属于中国, 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 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桓公问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 其无水者也;富之以涯, 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 其富之涯乎!”叔本华说, 财富犹如海水, 一个人喝的越多, 他就会越渴。

而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在家书中写道:“如果我们透视财富的本质, 它终究只是上天托付作妥善管理和支配之用, 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面对财富问题,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正确予以认知, 并且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营造充实的人生……我日益坚定的相信, 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乃是藉由一己力量的发挥, 能够对于社会做出实质贡献, 为人群创造更为美好的发展前景, 同时唯有建立这样的观念和人生目标, 才能在漫长一生当中持续不断自我期许勉励, 永不懈怠, 并且凭以缔造若干贡献与成就, 而不虚此生。”

初读王永庆辞世前留给儿女们的这封信,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遗书太过冠冕堂皇了吧。其实, 细品, 句句是真言。财富, 人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它是为人所支配的工具, 而非人生之目标。人生的追求, 应当高尚一些, 更有意义一些。正像王永庆对子女的要求那样:“在创业与日常生活中, 不忘以服务奉献社会、造福人群为宗旨, 而非只以私利作为追求目标, 如此才能建立广阔和宏伟的见识及胸襟, 充分发挥智能力量, 而不负于生命之意义。”人要充满理想与抱负, 而不能活在金钱和物欲里, 但是弘扬儒家思想应切合实际符合人性, 恢复到孔孟时代, 去掉宋理时期的不合情理的成分。

从儒家文化到近代理性 篇4

当西方列强在上世纪中叶仰仗坚船利炮突入中土以后，所谓“夷狄”和华夏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堂堂中华帝国不只是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军事无能，而且从统治的神经中枢到村野市井小民普遍表现出惶惑、无知、幻想和盲目，整个民族无法以理性应对危局。第三批“走向未来”丛书推出的一本新著《儒家文化的困境》，便着眼于从后一个方面纵观近代文化的嬗变。作者通过解析近代士大夫文官集团的价值观念、认知定势和下层民众的社会心理的无理性，揭示出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已经被世界历史的发展推向了绝境。作者透过史料体察历史人物的心态，从历史事件背后看到了变更中华民族整体文化观念的必然性。他的研究和表述透出颖慧的思辨格调、活泼的想象力和鲜明的时代感。

一、儒家文化的衰朽

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上，儒家文化所制定的政治制度的模式、人际关系，和行为的规范、道德信条、思维图式和社会理想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方面都曾经发挥过积极的功能。然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面前几乎完全丧失了应付的能力。它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竟反过来压抑了中国人的现实感，理性变成了无理性。它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巨大的精神屏障。在儒家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文官集团，依据儒家的观念逻辑对现实作出的判断和选择，显得那么迂腐荒诞。儒家文化为何陷于如此困境呢？

萧功秦认为，正是儒家思想体系中蕴含的传统的文化心理定势和认识思维机制二者之间的耦合，造成了近代文官集团的观念的僵化。他指出，中国正统士大夫对于异质文化采取本能的排斥态度，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在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华夏中心”的空间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文化传播只能是由华夏中心向四方夷狄辐射，不存在多元多因的交汇并融，更不存在由外向内的选择吸收。因此便形成了礼教至上、用夏变夷的超然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又进一步诱导出固定的认知思维模式，即根据先定的圣学权威规范作为现实事物的价值评价的尺度，用强制性附会的方法将任何新知识、新概念直接同化于原有的认知结构，形成貌似合理、实则荒谬的圣学演绎过程，从而造成感觉与现象、名词与概念、观念与规律的严重背离，歪曲排斥异质的先进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模式的制约之下制定的一系列应对危局的国策和战略必然是与现实事物的发展相距甚远，迂执可笑，罅漏百出。当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封建朝廷里的顽固派和清议派的士大夫们反对进行政治和文化观念的改革，他们把民族存亡、国体政体的存亡同祖宗之法、圣学权威的存亡视为一体，沸沸扬扬地捍卫国粹、攻击西洋的“奇技淫巧”和“颓风败俗”；然而，他们又不能不在历次中西武力的较量中品尝到酸涩的屈辱感。为了急于宣泄这种文化屈辱感，他们通过文饰、曲解、迁怒等等消极的心理防御方法，设置虚幻的精神胜利来求取精神的逃路。下层民众中对于民族压迫产生的强烈的排外情绪，以及他们原始的自发的带迷信色彩的反抗，反而为统治阶级打肿脸充胖子提供了可资利用的途径。其结果是，中华民族向西方列强争独立自由平等的奋斗可悲地成为抵制先进文明的愚昧的闹剧，千百万民众的流血牺牲只换得统治者一时片刻的精神幻梦的满足。中国的命运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西方列强侵凌愈广愈深，中华民族的痛苦愤怒亦愈广愈深，从而就愈是本能地排斥否定西方文化，其结果是使得中国愈加封闭落后。我认为，萧功秦的这一分析，大体上是符合近代历史实际的。

中国文化并非先天就具有僵化凝固的特质。为什么独独儒家文化被历史选为中国观念文化的主干，为什么它在近代又遭到历史的汰弃？这就必须研究儒家文化观念体系的特质和它的社会功能。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依靠经营农业谋求种族的生存繁衍。家族是从事生产的基本经济组织，也是构筑民族整体的基本社会组织。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名分制度是限定协调人与人之间的权益，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制度。儒家文化便是家族制度的观念形态的反映。它所树立的礼义规范、名分责任观念、亲亲和尊尊的原则、仁爱大同的理想、笃实进取和谦恭俭让的人格，都为家族制度的巩固和延续提出了理论的依据。它最大限度地适应了家族制度下生活的人们的普遍的社会关系形态和精神心理状态。因此，建立在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只能选择儒家文化来作统治的思想，使之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奉的价值体系。家族制度和中央集权专制政体是决定着中国文化主导观念的选择的关键因素。

西方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实质上是先进的法理社会和落后的礼俗社会的对立。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典型地反映了礼俗社会的固有意识：它以群体的和谐生存作为最根本的社会理想，不重个体生存的意义；它将人在既定社会关系中形成的角色身份视为人的本质，否定人的天赋平等的权利；它崇尚远古传统、长老智慧和习惯经验，用这些来检验规范人的认识，不重个体的独创经验和理性良知；它对于自然界抱神秘敬畏的态度，将人天之际的交流感应现象夸张为普遍的宇宙模式，将人间的人伦等级秩序放大为宇宙自然的秩序，限制了人们对于自然规律的科学探索；它以人情礼义调节人际关系和权益分配，而不是以契约方式达到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协调；它以家族制度的原则和活动机制来建立和控制政治威权，将等级森严的国家融合为一个庞大的家族，因而将具有强化族体凝聚力的祭祀、文教、艺术作为政治权威的补充和辅助，将法律依附于伦理道德，并且法律片面地限制为刑律，据此，既不可能建立独立而稳定的政法制度，也不可能发展独立的文化、教育和宗教；它主张“均平”、“节欲”、“揖让”、“明道非功”，遏制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牺牲优胜一方的发展谋求族体内部固有的平衡；它标举人的自省、慎独、修身养性，以私德作为评价善恶的唯一尺度，没有建立与法制相配合的公德标准；……总之，儒家文化是适应于农业自然经济水平的、与家族制度和封建专制相配合的、重在协调控制族体内部人际关系的、以维系群体的天然和谐生存为目的的观念文化。世界工业革命以后，整个人类的历史宣布了礼俗社会必然衰亡的命运。

萧功秦的著作，与其说是在分析儒家文化的困境，倒不如说是在分析儒家文化给中国士大夫们造成的精神困境。他在分析前一方面时失之笼统粗略了，而在分析后一方面时则相当精细而深刻。他感受到那些自幼接受孔孟之道熏陶的怀抱安邦济世之志的人物是怎样陷入到直感与观念、理性与感情的矛盾之中。

二、儒家文化意识的无理性

萧功秦在他的论著中，对于近代士大夫文化心理的分析，并没有简单地归结为个别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没有简单地归结为统治集团的阶级实质，他始终注目的是，在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中间、在决策者和执行者中间普遍存在着文化意识的无理性。正是这种无理性，使得人们不愿意睁开眼看一看最简单的事实、不能够体会一下最直接的经验，一任被幻想和情绪所牵引，宁可信奉祖宗的教训也不敢接近最明白的真理。萧功秦指出，在造成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无理性方面，儒家思想有最大的责任。我赞同他的这一看法。他为了剖析这种文化意识的无理性，从历史学角度，指出了文化中心观念发生的渊源；从发生认识论角度指出儒家文化只重同化功能不重顺应功能的认识机制的特点；从心理语言学角度，指出中国传统思维的模糊性、意念性；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指出士大夫们的矫饰、妄想、泄怒、自欺以及下层民众的盲从、迷信和集体催眠感应；从传播学角度，指出人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的歪曲和主观选择……由于分析角度丰富、范畴新颖，这部历史著作所描绘的历史现象便立体地逻辑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但是，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分析仍旧是不大满足的。这不仅是有感于作者在实施这些多角度的观察的时候，他所运用的分析范畴还没有完全同历史现象非常恰切地融合在一起，时而失于外露和生硬，更主要的是觉得作者还没有在总体上向读者说明，为什么过去不乏理性色彩的儒家文化，到了近代却蒙蔽着人们的理性精神？我们说儒家文化曾经是具有现实感和理性色彩的，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呢？仅仅是就它同中国文化中其他主要成分(如道家、佛教等)对比而言，更注重培养人的日常生活的理智判断力。就它的纯粹思辨性和逻辑操作性而言，都大逊道释两家一筹，唯特在强化人的低级水平的理智感上尤为突出。儒家文化既不关注于对宇宙本质和人性本质的思辨，也不关注于思维逻辑的总结。它对于宇宙，只是混沌的感悟和推衍；至于逻辑，只是无限的比附和引申。它既非纯粹意义上的哲学和宗教，也远离科学和逻辑，然而它却是地地道道的世俗的人生教科书、政治和伦理的大典。儒家文化的所谓理性特色，就在于它完全摒弃了思辨理性和逻辑理性来最大限度地维持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理智感。这个仅有低级水平的理智感，却不具有思辨理性和逻辑理性的人，永远不会对宇宙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发生疑问，永远不会对天经地义的社会规约发生疑问；即使有疑问也不能用可靠的思维工具来整理和完善自己的思想。但是，这种低级水平的理智感却足以维持他的社会生活，使他懂得自己的名分职责，懂得人伦关系，懂得克制情欲，懂得服从和崇拜。这样，单凭理智感生活的人便被更庞大的无理性的黑暗笼罩着，他只是乖觉而早熟的侏儒，永远也难以长成批判和创造的巨人。

儒家文化的这种无理性的特征同西方近现代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也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将人的存在的最后根源解释为非理性的力量，但它们得到这个结论的思维过程往往是高度理性的，其表述也往往采用思辨的逻辑的形式。儒家相反，它试图在人性中发扬光大的是“知礼之所止、义之所归”的理智感，而它推衍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是无理性的。譬如，儒家的时间意识是静止的、共时态的，因而其历史观表现为厚古薄今。传统是至高的完美，发展是向传统的趋同；先贤是最大的智慧，恪守古训便是子嗣的永业。它的空间意识是辐射的、一体化的。天与人在本体上是合一的，自然界的秩序只不过是人间社会秩序的衍化(而在表述时，则将意识里的推衍次序倒过来，说人间的秩序是自然秩序的对应化)。它的社会意识是以群体生存为基点，个体仅仅是由于其在群体的特定关系中才获得自身的本质和意义，因而它承认人有性别、辈份、职业、等级、地域、善恶等等区别，不承认人有丰富的个性的区别。它的人性观则是将人的社会性存在、人的理智感(道德观念)视为人性的基本，将人的生物性存在、人的情欲视为罪恶和淫邪，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它的物性观则是重道抑器，重体轻用。事物不是以其客观物质的本质和实际效用功能、规律而存在着，而是以其同人的关系、同社会道义的关联而存在着。类似这样一整套的观念都是同人的正常的理性相逆的。正如上边已指出的，由于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在于维护家族制度和专制制度，维系礼俗社会内部的平衡，它在思想特征上就只能把以古训形式存在的社会规约置于绝对的地位，它超临于一切理性之上，而一切理性的活动都只在于服从它。规约，要求人来学习掌握，才能在行为中自我克制，这就必需要有理智感，非理性的精神迷狂则要竭力加以避免。因而儒家文化又比任何学问都显得“理性”，然而这种理性是由真正的无理性支配的。

如果说，在近代民族危机发生以前，儒家文化在协调社会内部关系方面尚行之有效，它的表面的实用理性掩盖着它实质上的无理性的话；那么，当西方文明侵入中国以后，儒家文化要应对史无前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变局，它的厚古薄今、天人合一，存理灭欲、重道抑器等等立刻暴露了它们实质上的无理性。在礼俗社会里运用自如的法宝，来到重物质、重实利、重规律、重现世的资本主义文明面前，根本不灵了。不管中国人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帝国主义的炮舰和商品将儒家文化的尊严和神圣一扫而光。

三、近代理性的觉醒和中衰

近代儒家文化的衰朽，不只是表现为它无力应对世事变化，更重要的是它自身内部已经产生了异己的因素，同传统儒家文化相分离的近代理性意识。萧功秦在他的论著中叙述了一个勇于正视现实的“通其情，达其理”的洋务派人物郭嵩焘。遗憾的是，作者只是把他作为同迂腐的文官集团相对比的个别例子来看待的。郭嵩焘不过是具有近代理性意识的一批开明志士中的一位，诸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冯桂芬、薛福成、林、容闳、王韬、曾纪泽、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应属于这一思想系列，他们都是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营垒里分化出来的新人物。当然，我们并不能要求作者在他的篇幅有限的著作里评述这些人物；但是，在观察的总体上似乎可以更多地注意到近代理性对传统儒家文化意识的背离。

我这里所提出的“近代理性”的概念，主要是指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际产生的与历史发展主潮相一致的文化意识。它是传统儒家文化自身发展的分离结果，更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传播影响的结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曾经指出，清代儒家经学中有两种思想对近代思想的影响甚巨。其一是今文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二是古文学派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思想。这两种思想的发展，便依次打破了明代王氏心学、宋代程朱理学、汉唐许郑经学的层层禁锢，使士大夫们从儒家经典里解放出来关心当世之务，也使他们一醒旧梦，开始培养“求真”的科学精神。清代阎若璩、戴震、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朴学的文献考据，开始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逻辑学方法。在“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的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中体现出重观察、重怀疑、重证据、重比较、重归纳的科学精神。这两种思想在近代合流，相互渗透影响，使得先进的社会观和自然观中都开始具备理性精神，即超越了个人日常生活理智感的具有怀疑、批判意味的理性意识。

近代理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开海禁到办洋务，这一阶段是突破旧的观念，注重客观的不带偏见的观察，开明志士看到了世事变化的必然性。

第二阶段，是从办洋务到戊戌变法，这一阶段是在对西方各国经过了系统的实地考察以后，特别是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后，痛苦地反省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弊害，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的现实，进而提出了托古改制、建立君主立宪的变法思想；与此同时也开始系统全面地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哲学和科学。

近代理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时期。这一阶段中理性意识的发展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民主和科学的意识有了较大的发展，以西方民主共和制度为蓝图的政治革命和以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为参照系的思想革命相继被提了出来；另一方面，排满保种的民族救亡意识掩盖着政治革命的真正意义，加上政治革命的步伐急速推进，失去了同思想革命之间的平衡互协，反而使得科学理性和民主精神未能在全民族发扬光大。戊戌变法时期高扬理性意识的先进人物停滞不前，甚至又倒退到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水平。本来，儒家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基本范畴上就是属于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本身只是在它的实际内涵上超越了儒家文化，但是它的思想特征并非是科学理性的。他用公羊春秋的三世说，比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尽管他这样作有策略的考虑，然而更重要的是暴露了他的思维方法根本没有达到科学理性的水平。因而他从《礼运·大同》篇里推衍出的“大同理想”，也就经不起科学和实践的验证，成为空想。戊戌变法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未超越君主制所能接受的限度。在这些改革思想中渗透的近代理性，也没有完全超越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水平，它只是将那种由宋明理学所限定的伦理本位的理智感重新放大为经世致用而已，它还来不及将自己发展到思辨理性的高度，也来不及用严密的科学逻辑将自己武装起来，因而它的思维成果便仅仅流于一种挽救国运的对策，被封建统治集团轻易地掠为救命稻草。更加耐人深思的是，长期被儒家文化统治的中华民族对于严复等人大量评介过来的西方文化进行了自动选择。它首先推重的是对于民族救亡特别有实用意义的进化论思想，然而对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认识论和逻辑学却表现了冷淡，而且这种西方经验论的思想在无形之中，又被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渐渐同化了。就译介者严复来说，便厌弃对于事物的本质、实体进行理论思辨，凡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在他看来都属“不可思议”、“不可名言”，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重要，迷信归纳万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过“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强调了科学真理的重要性，但是，他更重视的仍然是“行”，他并没有将理性认识发展到思辨的高度和逻辑的严密程度，同时他所强调的“行”又是以个体感知经验为基础的，甚至可以和科学理性的“真知”相分离的。

由此可见，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艰巨而紧迫的政治革命的任务，一次又一次地妨碍着西方文化特别是它的思辨的科学的理性意识进入中国文化体系，一次又一次地为儒家文化的实用理性提供了它得以保存的新的形式。中国的以小生产者占到绝大多数的民众，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的水平，然而历史又不能不选择他们作为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本能地从个体经验出发，带着盲目的空想，为满足实际利益的需要而行动，这就使得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比外来文化的科学理性更有生存的社会条件。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大的悲剧。

近代理性的觉醒和中衰，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道耀眼的却最终归于暗淡的光芒，它让人看到从传统文化向先进文化过渡的希望，也让人看到要在民族的深层意识上清理旧文化的负累该是何等的困难！儒家文化确实走到了它的没落的困境，然而它为中华民族设计的实用理性的思维一心理定势却难以寿终正寝。当中国人民一次次为自己的命运和权利浴血奋斗的时候，多么需要科学的理性精神来引导！只有科学的理性取代了实用理性在中国文化的总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将自己古老的文化更新为现代的文化。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于京郊西八间房

儒家文化与商业伦理构建 篇5

早在上世纪, 印度圣雄甘地面对苦难的印度, 提出了毁灭人类的“七宗罪”, 其中有一条就是“没有道德的商业”。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中国企业也越来越重视效益与规模, 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总体来看,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度商业化的环境里, 在这样的环境里, 恶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各种恶性事故层出不穷, 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为此, 众多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大力呼吁强化商业伦理建设,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如何重塑中国商业伦理, 已有众多讨论和研究, 本文拟从商业伦理之本质出发, 从历史及现在商业实践论证儒家文化是构建我国商业伦理的基础。

二、伦理与商业伦理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4世纪提出了ethics (伦理学) 这个术语, 此后, 伦理就成了与道德品行有关的概念。伦理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和规范, 为人类行动提供了指南, 使人类在对错两难中进行适当的选择。具体的伦理原则有功效原则、正义原则、自律与尊重原则、仁爱原则及情景原则等。

而商业伦理是指从事各类商业活动的行为主体的道德准则和规范, 是个人在从事各类商业活动时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指南。通俗地讲, 商业伦理就是在商业经营活动中, 行为主体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 是一般社会伦理在商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商业伦理作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基本准则和规范, 具体研究商业活动中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及其规律、商业伦理秩序、商业行为原则和规范等, 其本质上就是对理想商业秩序的追求。

由此可以看出, 伦理与商业伦理存在如下关系:首先, 商业伦理是有关商业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 它是伦理学的延伸, 也可以看作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商业伦理在某些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般社会伦理在商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其次, 商业伦理的基础是社会伦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中写有这样一句话: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伦理背景下进行的。那么, 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商业行为, 都有一定的伦理背景, 故此, 商业伦理是无法脱离整个社会伦理而单独存在的, 社会伦理的完善程度决定或影响了商业伦理的建设及推广。再次, 商业伦理在一般性社会理论基础上, 有其独特特点。这个独特特点就是在遵循社会伦理的前提下, 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社会一般性伦理是商业伦理的基础, 商业伦理是社会一般性伦理的延伸。这就决定了商业伦理建设必须结合社会一般性伦理, 必须以传统社会伦理为突破口, 结合社会发展, 进行创新完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 儒家伦理也是中国主导伦理。儒学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对中国商业伦理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未来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商业历史及当前商业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儒家文化对中国商业伦理的影响

尽管儒家文化对商业活动、经济政策上阐述较少, 但这并不妨碍儒家文化对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影响和制约。韦政通曾提出, 儒家传统的伦理学说有一种泛道德主义的倾向, 即儒家把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从私人的领域推广、延伸到公共领域, 把“仁”、“义”、“礼”、“智”、“信”推广的公共领域。同时, 儒家强调以身作则, 强调“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修身、正心”。

受儒家传统伦理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商家大贾把“仁”、“和”、“信”、“义”等儒家伦理作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尊则, 同时, 采取多种途径、方法, 把诚信、仁义等价值观体现在商业教育中。如,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晋商就十分注重儒家伦理的“修身、正心”等思想, 并以此作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准则。山西乔家规定:“凡事待人以德, 必须诚心相交, 凡事自能仰仗”;榆次常家家训:“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出言必顾行”。

近代, 众多实业家更是将儒家伦理作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准则, 提倡修为, 注重诚信。中国近代实业家带着浓厚的儒家绅士与名, 精盐曰“久大”、烧碱曰“永利”。他们都将诚信当作经商成功最重要的原则。范旭东的诚信还体现在, 愿意为有志于化工事业的团体与个人提供服务, 做到资源互享, 信息互通。

穆藕初说, “人生在世, 必须加惠于人, 小则修桥铺路, 施衣给药;大则富国利民, 就一己之财力与地位而行之。盖钱财为善用之人而运用之, 可以有利于人, 地位之运用亦然。”实业救国、利国利民一直是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实业家的使命, 与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一脉相承。

从现代来看, 尤其是改革开发以来, 中国产生了不少的企业家, 这些企业家往往带有儒家传统思想, 由此产生了“儒商”群体。如海尔的张瑞敏、海信的周厚健等。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儒家传统文化来约束组织中人与人的行为、组织与社会的行为。再比如, 近年来, 《弟子规》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得到重视和推广, 也是以儒家文化构建商业伦理的有力证据。

四、启示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 汲取儒家文化精髓, 构建或重塑中国商业伦理, 是中国商业伦理建设的必由之路。在当前, 应首先发掘儒家文化“崇诚尚信”的内涵, 使其成为中国商业伦理的基本准则。孔子讲:“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所谓诚信就是要忠诚老实, 诚恳待人, 取信于人, 给人以应有的信任等。市场经济不是欺骗经济、不是假冒伪劣经济。如果失去“诚信”这个基石, 现代市场经济必将后退, 交易成本将大大增加。其次, 充分理解儒家“仁者爱物”、“崇勤尚俭”的内涵, 将其作为商业活动的准则。克勤克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诸葛亮曾说:“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国外著名企业家也是这个方面的典范。我们在从事商业活动必须继承“崇勤尚俭”的优良传统, 是其形成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基础;是其在现代社会中不为物欲所左右, 追求崇高理想的人格保证。

儒家文化与公司治理 篇6

关键词：儒家文化,制度,公司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正式制度(包括法律、管制以及媒体等等)之构建与执行,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La Porta et al,1997,1998 等)。然而,在关注正式制度重要性同时,也需要注意到,采用相同法律制度的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许是正式制度难以超越的解释力极限。而不同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积累下来的宗教、文化、习俗、惯例等种种非正式制度,至少部分构成了正式制度生长及发挥作用的土壤,或者和正式制度一道,平行地推动着社会的演进(Greif,1994; 韦伯,1958;诺斯,2008)。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还不完善的转型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非正式制度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但文化往往被视为软件不值得严密分析,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理解中国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如果仅局限于近代以来中国所接纳、吸收和改良的各种正式制度,而忽略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缓慢形成而影响深远的非正式制度,应该是不够的(Allen et al.,2005;陈冬华等,2008)。制度、法制和文化背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近年来一直关注的领域,相关的研究不仅方法多样,而且成果较多。其中一些著名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儒家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代表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国人生存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所以它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陈来,2015)。儒家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价值,在中国历史上塑造了各个领域最为重要的制度。上世纪70 年代末,随着相关方面放松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后,儒家开始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家很可能在中国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样,也会对我国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在完善我国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关于儒家文化对优化公司治理的作用和影响是一项费时费力的研究,既需要规范分析,也需要做实证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规范分析。

二、文献回顾

Boyd,R.,Richerson,P.J(1985)把文化定义为“影响行为的知识、价值观和其他因素通过教育和模仿在代际之间传递”。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对“文化”给出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Weber(1930)在他的重要著作中指出,文化变化,也就是新教变革,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制度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文化是历史的幽灵,是社会的魂魄;它存在于典籍,也存在人民的生活之中;它有它的物质性,也有它的精神性。能够用火烧掉的只是它的物质的形象,至于文化的精神则不是人间任何暴力所能消灭的。所以秦代虽曾普遍地焚烧秦以前的典籍,而至今我们尚能得秦以前的典籍而读之。秦代虽然大规模坑儒,而汉初还是有许多传经大师出现。”①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文化是世代相传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总是依赖一个特定的价值体系来进行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公司治理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Hofstede(1980)最初确定文化的四个维度: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权力距离(PD)、不确定性的规避(UA) 以及男子气质还是女子气质(MAS)。Hofstede(1991)后来增加了长期导向维度(LTO)。Schwartz(1994)提出了六个文化维度,包括保守程度、知识和情感的自立能力、等级制度、控制权、平等主义的承诺以及和谐。 Hofstede(1980,1991)和Schwartz(1994)的文化维度理论被金融研究者广泛使用来检验文化价值观对各种公司政策的影响。Avner Greif(1994)研究认为,组织变化的必要条件是有人能够发起建立它并期望从中受益,他们的期望依赖于他们的文化理念,因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导致明显不同的组织发展轨迹。他还指出,不同的文化理念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RenéM.Stulz和RohanWilliamson(2003)认为,文化至少通过三种渠道影响金融,首先,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依赖于它的文化。第二,文化影响制度。例如,法律制度就受到文化观念影响。第三,文化影响经济中的资源分配。宗教鼓励把资源从生产投资中转移到教堂或枪支方面的消费。他还认为,制度创新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共同的语言可以促使想法在国家之间转移。宗教在创新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 世纪后期,英国对宗教少数派的宽容部分解释了英国为什么能成为金融创新的温床。

Karen L.Newman和Stanley D.Nollen(1996)使用同一公司在欧亚176 个分部研究了地域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分部的组织结构与当地文化越契合,其业绩越好。他们的研究对经理们具有重要的意义:管理实践活动适应当地的文化才能最有效。经理们努力激励员工参与可能改善在低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中企业的盈利能力,如美国;但不能改善高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中企业的盈利能力,如东亚国家。R.M.Haniffa和T.E.Cooke (2002) 研究了马来西亚公司中文化与公司信息披露的关系,发现文化对于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Fidrmuc和Jacob(2010)研究显示个人主义感强、权利距离小、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文化下,公司发放的股利更多。 RenéM.Stulz和Rohan Williamson(2003)实证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理解不同国家投资者保护的差异不容忽视。文化与投资者权利之间的关系对于债权人的权利来说看起来特别强。他们研究还发现天主教国家比其他国家债权人的权利明显要弱。文化代表变量不能解释跨国股东权利指数的变化,但能解释个人股东权利的变化,甚至在他们研究时控制了国家法律制度的起源的情况下,文化与权利的执行有关。天主教国家,尤其是讲西班牙语的天主教国家,权利的执行力度较弱。文化指标比法律起源对一个国家实施投资者保护具有更大的解释力。Bae et al(2010)发现,不确定性规避高的文化中,只有投资者处于较强的保护下,公司才会发放更多股利,此外长期取向文化下公司倾向更少地发放股利。

Jana p.Fidrmuc和Marcus Jacob(2010在文化维度理论基 础上,对41 个国家5797 个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有力支持了文化相当大地影响企业的红利政策。在个人主义程度高,权力距离和风险规避低的国家,企业支付较高的红利。他们把法律变量和文化变量结合起来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改变他们的主要设想,但是跨国研究表明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作为社会制度对企业红利支付政策具有互补的影响。Sung C.Bae 、Kiyoung Chang和Eun Kang(2012)从跨国比较视角研究了文化、公司治理和红利政策的关系,实证研究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与公司治理的互动在解释不同国家红利政策的变动中的作用。在高不确定性规避、高男子气质和高长期导向文化中,企业可能支付较低的红利。风险规避、男子气质和长期导向与红利水平负相关,投资者保护与红利支付正相关。研究认为文化因素和红利水平的关系随着投资者保护强度而变化。文化因素和投资者保护相互作用,即使在高风险规避和(或)高度的男性化文化中,强的投资者保护与企业的红利水平正相关。他们的跨国研究对文化维度在公司红利政策决定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因而,强调有必要将文化因素加入进企业红利支付决策的分析。

Pramuan Bunkanwanicha、Joseph P.H Fan和YupanaWiwattanakantang (2013)研究泰国的家族企业表明家族企业的价值受到控股股东家庭成员的婚姻影响,在相关的家庭之间形成一生的关系。这些家庭关系网络在网络中的家族企业之间可能促进信息和资源的交换和业务上的协调配合。这对于那些经营高度依赖专门信息、政治关系和专用资源的企业更加有利。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婚姻可能促进关系紧密的家庭所拥有的企业之间进行业务联盟。企业业务联盟的形式包括竞争者之间,与上游的供应者之间和下游的消费者之间,这样就可能消除企业之间的竞争。他们的研究对于理解家族企业的行为和政策,进而理解家族企业的治理是十分有利的。显然,在看重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文化中,家族企业价值受控股股东家庭成员的婚姻影响就会比较大,反之则反之。儒家文化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关系,泰国正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之一。王棣华(2007)研究了中国文化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他认为要完善公司治理,首先要根治合伪文化。所谓合伪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群人、一个组织或若干组织,甚至一个小社会,大家明知某些事是假的,但为了自己的一些私利,默认造假现象的“合理性”,甚至共同造假,共同排斥外部监督。我们认为,儒家文化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因此,弘扬儒家文化对于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根治合伪文化是有积极作用的。

浅析儒家文化与现代商业经营 篇7

一、儒家价值观蕴含的商业伦理思想

1. 以义取利、博施济众的经营宗旨

“义”与“利”的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利”是指人的功利价值和物质利益。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 孔子提出要“见利思义”。孔子说:“见利思义, 见危授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宪问》) , 在孔子看来, 一个是人否有“义”行“义”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 是关涉到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根本性问题。但是, 孔子并非一概地反对“利”的追求, 孔子说,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论语·里仁》) 。不过在富贵利禄面前, 不能丧失道德良心, 而只能“见利思义”循义而求之。因此, 儒家思想不是把获利作为商业活动的惟一目的, 而是提倡把经商谋利与“博施济众”结合起来, 并认为“博施于民, 而能济众” (《论语·雍也》) 。

2. 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经营原则

儒学的“仁爱”思想始终如一条红线贯而串之, 成为儒学之核心, 《论语》中多次专门提到“仁”, 孔子对“仁”作了大量的论述。孟子也说:“仁者爱人, 恻隐之心, 仁也”《 (孟子·离娄下》) 。“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 也只有爱别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 人恒爱之;敬人者, 人恒敬之。” (《孟子·离娄下》) 孔子把“仁”从自我修养引申到家庭、社会, 推之于国家、天下。商品交换, 从直接层面看是物与物的交换, 金钱与金钱的交换, 而儒家精神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纯粹的物与金钱的关系, 从物与金钱中看到人, 主张按照“以人为本, 仁者爱人”的原则去经营, 这种经营思想是儒家“仁爱”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

3. 尚中贵和、和气生财的经营之道

尚中贵和的“中”就是“中庸之道”, “和”就是“以和为贵”。孔子认为中庸既是一种道德境界, 又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 即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 因为任何过与不及都会产生品德上的缺陷。儒家倡导“致中和”, 认为“礼之用, 和为贵” (《论语·学而》) , 主张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 实现“和则众”的目标。把这种“和气”伦理转用于商业经营实践, 作为处理商家内外关系的基本方法。和气生财的“和”的经营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 寻找共同生财之道, 所谓“有钱大家赚”。提倡既竞争又合作, 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相互吞并;二是注重对顾客的和气态度, 不巧取豪夺, 欺行霸市, 提倡让利于民, 视顾客为上帝, 诚实无欺;三是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 注重上下沟通, 协调劳资关系。

4. 守信重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

诚信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伦理准则。《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就是“真实无妄”;“信”是“诚”的具体表现, 即“诚善于身之谓信。” (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 。孔子指出:“人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论语·为政》) 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言而有信”。将诚信作为经商之本, 在中国由来已久。只有以诚待人, 才会得到别人的信服。如果耍手腕, 搞欺诈, 就不可能把生意做成。“诚信”不仅作为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 并且它还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准则, 成为社会稳定、上下相亲、经济秩序良好、商品货真价实的根本保证。

二、儒家文化在现代商业经营中的具体体现

在商业经济活动中, 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是巨大的, 然而并非是唯一的, 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 先进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 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在现代商业经营实践中, 不少品牌特别是中国老字号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有着独特认识, 在商业经营中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 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传统。

第一, 注重文化蕴涵。儒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 家喻户晓, 因此以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为内容的字号, 不仅是商家主要的价值取向, 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基础。因此, 不少“老字号”将自己的文化内涵定位于此。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 成为中国传统商家标榜的招牌词语, 如:同仁、聚仁、全聚德等等, 都以儒家核心思想作为字号名称, 以便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第二, 讲究审美意趣。一些“老字号”主要服务对象是文人墨客, 为迎合这一部分人的审美趣味, 主人往往把店名取得高雅、古朴、深奥, 以便取得他们的审美认同。如:北京以经营书画、篆刻、扇面、笔砚等而著名的老字号“荣宝斋”, 则表明该店有发扬光大中华瑰宝之任务。

第三, 求吉避忌。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积淀, 造成了中国大众的接受心理, 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求吉避忌。中国许多老字号, 就是按照这种原则命名的。如:东来顺 (事事顺利) , 宝元通 (财运亨通) , 永安堂 (永远平安) 等等。传统“老字号”名称用得最多的字是“庆、祥、泰、丰、兴、顺、荣、盛、昌、福”等代表吉祥如意的字词。

第四, 注重人文形象。许多商家字号的表现形式往往与所定的文化内涵相配合。例如:字号的书写十分讲究, 一般都要请社会名流或书法家题写, 字体厚重, 字划故意加宽加粗。除招牌外, 一些著名老字号在店堂内还悬挂宣扬本字号的匾额。还有一些“老字号”除名称之外, 还配有对联, 以便对字号作进一步的诠释, 同时也是为了加强顾客对该字号的印象。以中国儒家文化、儒家伦理道德为自己行为规范的商号, 往往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文化认同。

三、在现代商业经营中弘扬儒家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

商业活动必然蕴含着一种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 必须遵循生财有道的原则。如果没有这种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作为其精神动因、规范因素和定向机制, 那么它就容易变成一种单纯的功利冲动, 就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当前,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发展现代商业文明的情势下, 如何从传统儒家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借鉴呢?

1. 继承发扬儒家商业文化, 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文化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和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发达, 不仅可以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而且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文化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度, 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精髓、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市场经济原理结合起来, 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能力, 继承发扬儒家商业文化, 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

2. 倡导儒家“以义取利, 博施济众”的精神, 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各民族的繁荣昌盛。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活动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 要有一个更高的为国家、民族, 而奉献的价值取向。依据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来说, 要有以天下为己任、为振兴民族经济而奋斗的社会抱负。在这方面, 儒家精神的“博施济众”思想, 将有助于我们超越个人狭隘经济利益的限制, 为国家、民族的共同富裕而努力的价值观念的形成。“重义轻利”立足于义、利统一的立场, 但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 当义、利发生矛盾, 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 就要放弃某些眼前的利益;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 就要放弃某些局部利益。同时, 儒家“依群利己”的团体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也是相通的。在21世纪的市场经济活动中, 提倡儒家精神, 是实现共同富裕, 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 将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迈进。

3. 学习继承儒家思想中“信”的道德理念, 确立“诚信立商”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 塑造中国现代商业的民族特色

“信”是儒家思想要求的最起码的人格道德。“商无信不富”, 诚信对一个企业或商业组织来说, 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 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好的信誉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前提, 信誉竞争其实是人格、文化、道德的竞争, 它要争夺和占据的, 不是商品市场, 而是人心和道德市场。而人心和道德市场往往又决定商品市场的兴衰, 只有占领了人心和道德市场, 才能树立企业形象, 才能维持已有的客户关系, 并使这种关系不断巩固、扩展, 企业才能抵住各种市场冲击, 站稳脚跟。正所谓“信誉无价”, 企业家要始终抓住“信誉”这一个根本。

4. 树立“天人合一、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

儒商文化将对人、自然、社会的哲学思考应用到经营管理中、强调“天人合一”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心性等之间的各种关系, 注重塑造一种和谐、舒展的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 以降低经济发展中的摩擦成本, 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各种关系, 实现“和则众”的目标, 这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 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儒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大特点, 即对人的重视和尊重, 把人看作是世间一切物中最可宝贵的。孔子率先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 (见《孝经.圣治章》) 的著名命题, 这是对人的能动的主体性地位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管理工作的中心是对人的管理, 管理目标的实现在于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作为有理智、有感情的“社会人”, 其思想、气质、性格、爱好, 千差万别, 所以, 承认人的个性, 尊重人的人格, 就成为感化的先决条件。首先, 要尊重员工, 信任员工, 树立员工主人翁思想。其次, 让员工参与管理, 使他们感到被企业重视从而给人一种成就感。再次, 要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 这是实行人本管理的基础。儒家的“以人为本”的精神, 对今天的现代企业经营行为有重要的启示, 这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人才培养提供了一种范例。

四、结束语

发扬儒商文化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对我国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学习和继承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 也不仅仅固守在原始的层面上, 而是要结合现代社会, 进行新的思想创新, 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创建现代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徽商研究——论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搜狐财经 (business.sohu.com)

[2]吴根友:现代中国人际信任的传统资源——《论语》《老子》中的“信任”思想略论[J].伦理学研究, 2003, (3) :30～33

弘扬儒家文化铸就现代商业文明 篇8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在历史上, 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商人大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把“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 倡导“恪守信用, 诚信为本, 利以义制, 以义取财, 乐群贵和, 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 表现了传统商人“在商不唯商, 求利不唯利”的商业品格, 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和人类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的今天, 弘扬儒家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商的文化精义

纵观中国商业历史, 许多商人在经营活动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成为“士商”、“儒商”、“德商”。源远流长的儒家商业文化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义利之辩。

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孔子说:“见利思义, 见危授命”, “义然后取”。孟子主张先义而后利。“富贵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但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二) 诚信为本。

儒商把“诚信为本”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商业道德, “人无信不立, 店无信不开”。履行对顾客的承诺, 既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商业道德的重要内容, 也是形成良好市场信誉的必要条件。

(三) 乐群贵和。

孔子云:“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这条积极的互利主义原则, 充分肯定了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从而激励人们去大胆创造, 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又可以调节人我之间的利益分配, 使之趋于合理和公平。“中庸之道, 过犹不及”的“双赢、多赢”哲学, 能够照顾各方面的利益, 得到更多的支持。“乐群贵和”、“推己及人”, 则要求一个人在实现私利时不损害公利, 不损害他人利益, 不牟取暴利, 不搞掠夺式的经营, 注重商业生态, 强调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的和谐统一。这种人我兼顾的商业伦理精神, 具有独特的激励和调节功能, 以及启发人们关心和看重他人正当利益的价值导向作用, 对于当今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与商业经营

在商业经济活动中, 价格的调节作用是巨大的, 然而并非是唯一的, 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先进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 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我们可以从成功的中国老字号品牌的经营中充分体味儒家的文化传统。

第一, 注重文化蕴涵。儒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 家喻户晓, 因此以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为内容的字号, 不仅是商家主要的价值取向, 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基础。故此, 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 成为中国传统商家标榜的招牌词语, 如:同仁、正兴德、全聚德、谦礼堂等, 都以儒家核心思想作为字号名称, 以便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第二, 讲究审美意趣。一些“老字号”主要服务对象是文人墨客, 为迎合这一部分人的审美趣味, 主人往往把店名取得高雅、古朴、深奥, 以便取得他们的审美认同。如“胡开文墨行”, 取之于南京贡院明远楼的匾额“天开文运”。“来薰阁”, 则引自苏轼词“日暖桑麻光似泼, 风来艾蒿开文运”。

第三, 求吉避忌。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积淀, 造成了中国大众的接受心理, 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求吉避忌。中国许多老字号, 就是按照这种原则命名的。如:东来顺 (事事顺利) 、老凤祥 (龙凤呈祥) 、宝元通 (财运亨通) 、永安堂 (永远平安) 、广福馆 (富多福广) 等。

三、弘扬儒家文化, 铸就现代商业文明

儒家商业文化提倡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经济发展, 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约束儒商自身诚信经营、重义轻利的同时, 也提高了儒商的信誉, 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当前, 在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发展现代商业文明的形势下, 如何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借鉴呢?

第一, 注重商务活动和经济伦理的渗透融合, 塑造中国现代商业的民族特色。道德附丽于一定的经济生活中, 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适宜、更符合人们心理要求的规范、手段;而经济生活又蕴含了一定的道德原则, 并调整道德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两者彼此交融、互相促进。所以, 我们应当为商以德, 诚信为本, 义利并重, 利泽长流, 塑造中国现代商业的民族特色。

第二, 参照儒商的职业观念, 从“商缘文化”的角度推进现代商业网络建设。儒商不是用纯商业、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待商业经营活动, 而是相信“财自道生, 利缘义取”, 把商业经营看成一种社会性的广结善缘的活动, 在追求利益目标的同时, 建构和扩大人际缘分网络。

第三, 借鉴儒商“义利合一”的人格形象, 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商业经营人才的培养。商业经营当然要出产值、求利润, 实现经营上的功利目标。同时, 商业经营还有其社会责任和价值追求, 还需遵循“生财有道”原则, 达到商业活动的全面、持久发展, 这又要求商业经营人才具有德性的人格。德性和功利的完善结合, 在儒商那里是通过“义利合一”的经营价值观念加以实现的, 这对现代商业经营者来讲, 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摘要：儒家文化博大精深, 对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民族的商业发展史上, 儒家文化的影响亦是源远流长, 它所倡导的“诚信为本、以义取财、乐群贵和”的商业道德, 充分反映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商业生态文明, 以及义与利、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 为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商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儒家文化,商业道德,商业经营,商业文明

参考文献

[1]蔡伯元.儒家贵和思想的现代价值.社会科学, 1994.7.

[2]欧阳润平.义利共生论——中国企业伦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浅谈“儒家”文化与现代发展 篇9

——用教育塑人，增强责任感与成就感。信息时代，社会每一个个体价值的实现，无不依靠教育和学习这两大人类文明支柱，两大支柱无疑会带给信息时代的人们脱胎换骨般的跃迁和升华。21世纪，一个民族“今天，如果不生存在未来，那么，明天，它将成为过去”。只有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进步与学习，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紧跟时代步伐，才能在国际舞台站稳脚跟，让我们因为是华夏儿女而倍感自豪与娇傲的成就感。《论语》把“学而”定为其首，以学习为第一，意义大焉。《论语》这部书的第一句话更是众所周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它启示我们随时随地向周围一切学习，随时随地把理论应用于实践，随时随地要有自己的思想见解。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作为一个人，由于生活环境、成长环境、自然性格等诸多原因，或多或少都有些思想行为的偏颇，亦因此会造成生活和工作的失误和偏斜。文化塑造人生，优秀文化能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大家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竞争时代，自主精神、创造潜质和责任意识等主观能动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国家的主体是人，通过不断学习可以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思想行为之路，打造和谐环境，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用文化聚力，促进创新发展。推进文化创新，要迅速开启文化自觉和自信的钥匙。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支撑着他不断成长、走向成功的动力源泉。儒家经典《礼记》说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找到自身的不足，知道不足，才能反省自己，才能奋发有为。《礼记·学记》的最后指出当时社会情况下学习的方向：“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也就是说教育学习的目标是培养善于全面管理、掌握大的发展方向、不拘旧法、做人做事务实有信、能准确无误地抓住有利时机的综合性人才。这虽是两千多年前儒家的教育学习的目标，对于21世纪推进文化创新要做到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推陈出新是持续发展的不变之道。马克思说，任何事物作为过程而存在，重读经典，总能给人以新的启示。创新就要不断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内涵，即要做到与时俱进。树立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培养危机感、使命感，要不满足于现状，人人处于这样一个创新的文化氛围中，就会自觉地寻求创新，不断催生新思想，从而带动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机制创新等，并将这些创新迅速有效地运用于实践，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信息社会，瞬息万变。我们只有站在发展的制高点上，引导变化，紧跟变化，才能与时代合拍同步，立于不败之地。儒家经典《易经》中“易”有“变易、简易、不易”等几重意思，其中“变易”是阐发变化、变通的道理的，是《易经》中最难、最深奥的部分。时间与空间在不断地交叉更替，天下万事万物也在每时每刻地随时改变，人的思想感情也如奔腾的溪流，千变万化。《易经·系辞》说：“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者，变通也。由此可见变通、应变的重要性。作为现代人类，也应深通变化之道，能适变、能应变，在不断的变化改革中求生存、求发展。

文化是一种软资源，它是弥漫于各方面、各层次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社会风气、风格，是国家的精神和灵魂。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重视人、激励人、塑造人、规范人、关心人的“大文化”建设格局，凝聚人气、汇聚力量，“儒道之争” 最终儒学取胜的原因是它更加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儒道之争” “儒家学说”对当今处在经济浪潮中的我国的改革发展又有何启示呢？近几年，随着国学的兴起，人们开始考虑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相结合，创新发展，迎来新的腾飞，我们只有不断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其基础上经过不断地创新使其转化为为先进文化，现代文化，才可为整个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推进文化创新是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

重拾儒家思想建设企业文化 篇10

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 我国许多企业急于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却忽视了儒家管理思想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盲目实行全盘西化, 导致企业在发展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因此, 重拾儒家思想, 建设中国式企业文化, 非常有必要。

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 民营企业发展迅速, 生机勃勃。进入21世纪,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金砖”国家, 东亚地区也可能成为世界新的经济中心。为什么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发展如此之快?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后, 我们发现这些国家都崇尚中国传统文化, 其管理精髓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 尤其是儒家管理思想。这些国家的企业将西方的管理精华与儒家管理思想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企业文化。

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 其创始人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 也是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儒家思想提倡“修己”和“安人”, 通俗说就是要先做到管好自己, 然后管好社会, 最后才能实现“平天下”的目的。儒家主张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对于企业来说, 管理一个企业和治理一个国家, 道理是相通的。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一直以来传统美德和行为道德的重要基础。儒家思想体系对现代管理、现代经济和现代文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 儒家思想已成为我们民族性的一部分。

与儒家的管理思想不同, 西方崇尚制度和科学。西方管理理论强调理性和规范, 人们的行为一律用统一的组织制度和纪律予以约束。我国许多企业将这一套管理理论完全照搬过来, 从某些方面讲虽然能够短期提高企业的生产力, 但是企业文化是存在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 我国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成功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应在此基础上取其精华, 再将西方管理理念与之有机结合起来, 探索自己的管理之路。如果完全照搬西方理性管理理念, 而忽略我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企业必定无法形成凝聚力, “寿命”也不会长久。

我国企业背离儒家思想的弊端

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 国外各种先进思想和方法涌入我国, 我国企业家也在积极地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在这个过程中,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逐渐被忽视。许多企业急功近利, 背离了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根本, 具体有几种表现:

1. 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有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腐观点被推翻, 但是许多企业矫枉过正, 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完全忘记了道德的约束, 抛弃自己的良知, 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甚至不惜触犯国家的法律法规。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企业“信用危机”、恶性竞争, 甚至环境恶化、能源枯竭等严重问题。学习和引入国外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无可非议, 但是必须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牢记我们的主导思想, 不可抛弃根本。

2. 把员工当做“机器”

西方国家曾经认为, 人在经济行为中, 追求的完全是个人利益。因此企业所有者把员工当做“血肉机器”, 认为员工无需有太多思想, 只要学会按部就班, 完全听从管理者的指挥和命令就行了, 机器式的员工才是优秀的。但是, 现在有些企业所缺乏的就是不断创新, 脱离同质化竞争, 那么又怎能忽略员工的独特性、个性化?

3. 过于依赖个人能力

现阶段我国企业对人才非常渴求, 人才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那些有高学历、有丰富经验的人才更是“抢手”。但是, 过分强调个人能力则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有些企业为了“抢”到人才, 不惜挖“墙脚”, 而互挖“墙脚”的结果就是扰乱了人才市场的秩序;还有些企业对员工进行过于明显的区别待遇, 影响了员工整体的和谐和积极性, 从而影响整个企业的效益。现在企业有一个严重的“病态”——只要企业出现较大的问题, 就更换相关人员, 高薪聘请“高级人才”, 以求以个人弥补和解决这些问题。但是, 一个人的能力再怎么强大, 也是有限的。要想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需要建设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团队, 而非把企业的命运交给某一个人。

4. 过分相信金钱的力量

一些企业过分相信金钱的作用, 认为只要提供优厚的待遇, 就能吸引优秀的人才, 就能笼络人心。但是你也提高待遇, 我也提高待遇, 不但增加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 而且无法长期地留住人才。这样的案例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有些企业为了吸引人才而提高待遇, 但是这些人才来到企业, 一旦企业经营状况不好, 就无法支付高额待遇, 人才自然纷纷离去, 而企业未得到什么实际效益。要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 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自然是企业的基础, 但是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感情留人、事业留人, 让员工产生归属感, 有奋斗的激情。即重视企业文化的作用, 让企业文化留人。

从儒家思想中吸收管理文化

儒家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确实有些观点已经陈腐过时, 会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在管理方面, 它强调家族式管理而非民主管理;强调人生依附观和中庸, 反对竞争。这些思想是与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相悖的。但是企业应认识到, 儒家思想中还包含了许多有生命力和恒久光芒的观念。

虽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局限性, 但是文化也是能够与时俱进的。企业要做的就是将其中的精华提炼出来, 运用于现代管理中, 形成新的企业文化。

1.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人是企业发展的核心。企业文化建设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 这就要求企业真正关心员工、爱护员工, 反过来员工就会发自内心地信任企业, 在工作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2. 企业发展与自然和谐共存

儒家思想认为, 天、地、人是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 并且努力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谓之“天人合一”。这种儒家的思想对解决目前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常,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企业应重新充分认识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 履行社会责任, 以使企业与社会、自然共同持续发展。

3. 诚实守信的道德观

儒家思想倡导重道义、轻利益。虽然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 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利益而抛弃道义, 如造假、贩假、以次充好等昧着良心经营, 既损害了自身的利益, 也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更把企业的社会形象毁于一旦, 这样的企业又如何能够长久发展?如何能够成就百年基业?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应是每个企业都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

4. 忧患意识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强调的是安不忘危、治不忘乱, 防患于未然。许多企业创业容易守业难, 就是在良好的发展时期未考虑到未来发展的困难, 没有为可能出现的危机做好应对准备。现在有些企业开始推行“末日理念”, 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体现。它促进企业不为眼下所局限, 不断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5. 社会责任感

我国成功的企业都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企业文化建设应体现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企业越强大, 越要回馈社会。

企业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建设企业文化时,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儒家思想中的糟粕必须摒弃, 如任人唯亲的血缘文化、丧失活力的专制文化、封建落后的家族文化、不尊重制度的人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