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他人名义购房协议

以他人名义购房协议（共7篇）

篇1：以他人名义购房协议

协议书

甲方：***，身份证号：********

乙方：***，身份证号：********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甲方以乙方名义购房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购买位于九江市区栋号房产，因自身原因不能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因此以乙方名义购买，乙方对此表示同意。

二、本协议约定房产的所有购房款、按揭款均由甲方交纳，所有缴款（交费）凭据、证件等由甲方保管，与乙方无关。

三、本协议约定房产的产权归属甲方，甲方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

四、如相关条件成就（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按揭贷款交清等条件），乙方应当配合甲方将该房产登记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人员名下。

五、如甲方未及时支付银行按揭款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六、本协议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甲方：乙方：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八日

篇2：以他人名义购房协议

甲方：，身份证号码： 乙方：，身份证号码：

甲方因购买绿宝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位于泾县江南春天小区 15幢 楼 三单元 106室住宅一套，现甲方作为实际出资人使用乙方以乙方的名誉购买上述房屋，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供双方信守：

第一条、甲方是购买上述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以乙方名誉购买上述房屋，房屋所有权对应一切权利由甲方行使，乙方不得自行行使任何权利。

第二条、标的房屋购买及使用过程中，一切费用均由甲方实际支付，所有手续均由甲方自行或者指示乙方代为完成。在购房过程中的选房、签订认购书、向开发商交纳定金或订金、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房款、办理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手续、收房、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合同、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办理土地使用权手续等所有手续若需乙方进行，乙方在甲方指示或陪同下完成。

第三条、在标的房屋购买和使用过程中产生或取得的所有法律文书、票据、文件均由甲方收管，若乙方经手，应及时交给甲方，包括但不限于《认购书》、定金或订金的收据或发票、《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付款发票、办理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手续的凭证、《物业管理合同》、《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完税凭证等。

第四条、标的房屋产权证书办理后乙方应即时通知并交付给甲方。若甲方可办产权过户手续时，乙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若指示进行变更登记、或者将标的房屋过户给第三人，乙方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应予以配合。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的一切费用均由甲方承担或者预付，乙方不因此承担任何费用，不垫付任何费用。

篇3：以他人名义购房协议

［说法］我国《物权法》（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一般来说，房产证上署谁的名，房产就应是谁的，但本案有些特殊。本案中，房屋虽登记在陈某名下，但包括房产证在内的一切购房资料、贷款和还贷资料都在路某手中，路某对事情的起因、购房的过程很清楚，房屋也在路某的实际控制之下。而陈某手中无任何可佐证的资料，对房屋的来源及交易情况、房屋的位置及内部结构、购房款的来源和支付等均无法作出合理说明，这显然有违常理。何况，路某手中还有当时双方签的协议，协议内容与路某所述相符。以上事实很清楚地说明路某是房屋的实际购买人，而陈某仅是登记所有人，并不具备法定物权的取得条件。法院就此判决路某对房屋拥有所有权。

购买被盗车也构成盗窃罪吗

□熊铭贵

［案例］2008年4月，刘某认识了以盗窃电动车为业的王某，并从王某手中以3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电动车。几天后，刘某认为该车太旧太小，于是将车转卖，又找到王某，要求王某给他搞一辆八成新的某型号的电动车。王某答应“搞”车，要刘某等他电话。在刘某的多次催促下，王某终于按刘某的要求将车盗到手，刘某付给了王某600元。不久，王某在盗窃时被抓，向警察如实交待了按刘某的要求盗车的事实。经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对刘某实施逮捕并羁押于看守所。让刘某始终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仅是购买了赃车而已，并没有实施盗窃，为何同样被抓？

［说法］即使是购买赃车，同样可能面临刑法处罚，我国《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刘某的行为已不仅是购买赃车的行为。与一般购买赃车不同的是，刘某向王某预购电动车，并对电动车提出了具体要求，王某正是按刘某的要求盗车的，这样，刘某事实上成了王某盗窃行为的共犯。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其构成有三个基本条件：（1）犯罪主体必须是2人以上；（2）客观方面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3）主观方面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本案中，刘某与王某多次联络盗车事宜，并对车型提出要求，说明刘某与王某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刘某的预购、收购行为与王某的盗车行为连接成了一个整体，客观上也构成盗窃行为的一部分。正因为刘某已构成了王某盗窃行为的共犯，公安机关将其逮捕也就不奇怪了。

夫妻离婚，小狗跟谁

□王景龙

［案例］张、李结婚后不久，花五千元买了一条宠物狗，小狗很可爱，两人都很喜欢。后两人离婚，无子女的他们养了这狗十多年，都说自己和狗有感情，离不开这条狗。作价分割，按买来的价或市价，将狗给一方，另一方予以补偿已不可能。如诉讼到法院这条狗该咋判？

［说法］按惯例依《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一条，应当竞价分割，张、李谁给的价高将狗给谁，另一方分得竞价一半的价款。但考虑到狗虽然是物，可它是一种寄托着主人感情的物，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物”。为满足饲养人的精神需求，从更人性化出发，可以将狗判由离婚的张、李二人轮流饲养，也可将狗判由张、李中一人饲养，另一人出一定数额的饲养费，定期前来“探视”。

超生的孩子能享受村民待遇吗

□周玉文

［案情］苏某的第三个孩子是在2002年超生的，在2004年接受了处罚、缴纳了社会抚养费后，公安部门也给孩子落上了户口。苏某所在村在今年初因修公路被征地20多亩，村委会在征地赔偿款的分配中，却没有算苏某的超生孩子的钱。苏某向村委会主任提出异议，村委会主任却说，这是大家集体决定的，大家有这个决定的权利，我个人也没有办法。苏某也向附近的几个村子打听了一下，有两个村超生的孩子是在上小学后才开始享受村民待遇的，其他几个村孩子还小都没有上学，也一样不让超生孩子享受村民待遇。苏某问，超生的孩子就不能享受村民待遇吗？

篇4：以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法律评析

一、隐名投资的定义及法律风险

隐名投资,是指出资人为了规避法律或出于其他原因,以他人名义出资,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合伙企业或个人独资企业。记载于工商登记材料上的股东为显名出资人,实际出资人为隐名出资人.隐名投资存在的固有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在实践中,因隐名投资造成企业产权不明而产生的纠纷大量存在,并且通常较为棘手.常见的因隐名投资引起的法律纠纷为两类:一类为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之间的确权纠纷,利润分配纠纷;另一类为隐名或显名投资人因股权转让,公司经营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二、企业隐名出资的三种情形

内资企业隐名出资人股东地位和责任的认定既要考察公司对外公示的材料，又要区分具体的事实情形，应当形式主义规则与实质主义规则兼顾。笔者根据办案经验，将内资企业隐名出资的情形总结如下：

（一）隐名出资人为了规避我国法律，冒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而他人根本不存在或者不知情。

（二）隐名出资人与他人就出资、股东资格等达成协议，他人同意隐名出资人使用他人名义在工商或股东名册中登记，但他人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隐名出资人亲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的其他股东也知晓事情。

（三）“完全隐名出资”，即隐名出资人与他人达成协议，他人同意隐名出资人使用他人名义在工商登记或者股东名册中记载，同时愿意替隐名出资人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

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应当根据三种情形具体分析，做不同的认定，律师在承办隐名出资案件时，可应该根据具体案情出具相应的法律意见从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三、企业隐名出资的三种情形下如何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

我们可以将企业的隐名出资总结为三种：

（一）冒名隐名出资

（二）参与经营隐名出资

（三）完全隐名出资。

针对第一种情形，出于保护被冒名的不知情人利益，应当按照实际主义规则和责任自负的原则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并要求其承当对名义股东和公司外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针对第二种情形，应根据是否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而有不同的处理。如果该隐名投资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比如外商隐名投资国家禁止外商进入的领域或者是公务员隐名投资企业，原则上都应认定无效，该种情形下的隐名出资人的保护就不能是简单的隐名出资协议安排，而应通过更为复杂的合同安排，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如果并未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则按照实际主义原则应当认定隐名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

针对第三种情形，由于该隐名投资协议不为公司知晓，公司其他股东也不知情，因此纯粹是“二人协议”，对公司其他股东没有约束力，不能够确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隐名投资人只能根据双方的协议安排追究名义股东的违约责任，隐名出资人的股权如被名义股东转让，抵押等，法律救济将变得较为困难。

四、被冒名的名义股东主张股东权利隐名股东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通常冒名隐名出资应当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这主要是出于保护被冒名人的权益考虑，有一个假定的前提是冒名隐名投资人系出于规避自己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从事对外举债、大额担保等责任的情形。

但是如果公司经营的良好，名义股东在得知了自己被冒名之后，要求确认其为真正的股东时又当如何保护隐名股东的利益呢？

看一下笔者曾经帮过的案例：

笔者的客户王先生2005年冒名他小舅子的名字与其妻登记成立了一家公司，王先生与其妻子股权各为百分之五十，该公司成立后发展良好，王先生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后来王先生与其妻子因为感情不和，要闹离婚，妻子一气之下就将王先生冒名其弟弟的行为告诉了她弟弟，两人便串通起来，主张公司是其二人所有！王先生十分气愤，指出公司都是其出资，他有出资凭证，公司也是他实际参与管理的，其妻弟对公司内部事务一无所知，主张自己是公司真正的股东纯粹是胡搅蛮缠。

我们接受了王先生的委托后，对其案情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王先生要想保护自己的股东权益，应当从以下几点出发：

一、王先生是实际出资人，持有相关的出资凭据

二、王先生实际参与公司经营

三、王先生的弟弟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的证据

并且我们分析了王先生的妻弟有可能提出的抗辩为

一、针对王先生提出的出资凭据，其妻弟有可能主张是其向王先生的借款

二、针对王先生提出的实际经营问题，其妻弟有可能与其妻串通进行伪证针对王先生的妻弟有可能提出的抗辩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通过与其谈判，最终迫使王妻和其弟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

五、隐名投资人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范情形下如何保护其利益？

案例：TOM是英国人，认识中国人孙先生，两人一见如故，计划共同投资公司，因为投资的领域为国家禁止外国人投资项目，于是Tom 以隐名投资人的身份找了他另一个中国朋友宋先生作为显名股东与孙先生成立公司。Tom寻求我们的帮助，请求律师出具法律保护方案。

接到这样的案件，我们首先对当事人指出其潜在的法律风险，TOM的隐名投资因为违反我国的强制性规范而无效，如果tom仅通过与宋先生和孙先生的隐名投资协议的是很难保障其股东权益的。

篇5：以他人名义购房协议

甲方：

乙方：（身份证号：）

一、委托事项

1、鉴于甲方因新项目的实施需要资金，甲方委托乙方以个人名义向为甲方申请企业贷款业务，乙方借入资金用于甲方项目实施资金需要。

2、甲乙双方在确定委托关系后，签定本协议。

3、甲方委托乙方向申请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万元。

4、资金的实际使用人为甲方，利息的支付者和实际承担者也是甲方。

5、甲乙双方约定本金、利息全部由甲方直接承担。甲方委托乙方通过乙方在遂宁市遂州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仁里分社开立的账户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

二、双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必须配合乙方向银行提供企业贷款所需的资料；甲方所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完善。

2、甲方必须配合银行了解和查询与贷款有关的资产和信用等情况，并对真实性负责，否则后果自负。

3、乙方必须对甲方提供的资料有保密义务，且乙方不得用于协议之外的其他用途。

4、乙方负责把甲方提供的企业贷款所需资料整理后递交到银行，贷款金额、期限、利率等最终由银行决定。

5、本次贷款的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甲方以位于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作为抵押物。

6、甲方必须按照银行相关规定提供文件资料，如甲方拒绝按照 1

银行要求提供文件资料或所提供文件资料不符合银行调查审批规定，造成的所有后果由甲方自行负责。

三、上述条款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及不可预料因素制约本合作协议时，由双方协商解决；双方凡因协议及其解释产生争执或经双方协商未能满意解决之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

四、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壹份，乙方壹份；由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方能生效。

甲方：

代表人：

篇6：以他人名义购房协议

王某开办超市时，因担心自己是外地人而被他人欺负，经好友胡某同意并提供身份证件等，遂用其名义领取了营业执照，还招聘我们为员工。我们也是在入职之后，才知道胡某是名义上的老板，王某才是实际经营者。由于王某经营不善等原因，现已负债累累，其中包括欠下我们3万余元工资。而面对我们的索要，胡某让我们去找实际经营者王某，王某则一会儿表示无能为力，一会儿又推说他不是老板且有营业执照为凭。请问：我们究竟应该向谁索要工资？

读者：郭玉倩等7人

郭玉倩等读者：

你们既可以向名义老板胡某一人索要欠薪，也可以要求胡某与实际经营者王某共同支付。

首先，胡某必须支付工资。一方面，鉴于王某招聘你们时，是以胡某的名义进行的，作为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胡某明知却并没有反对，说明彼此之间存在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而《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即从代理角度上看，胡某必须对王某的行为担责，当属支付工资的义务主体。另一方面，《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第二十八条也指出：“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即鉴于王某以胡某的名义与你们签订劳动合同时，隐瞒了超市的经营真相，没有明确告知王某不过是名义上的老板，自己才是实际的经营者，从而使你们对用工主体产生错误认识，也就是遭遇欺诈。故从这一角度上看，彼此签订的劳动合同当属无效，但基于你们已经付出相应劳动，作为用人单位的胡某同样必须支付劳动报酬。另一方面，王某难辞其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即鉴于王某是实际经营者，决定了其不得以自己不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由推卸责任，你们也有权要求其与胡某一起共同担责。

吴律师

公车私用肇事 单位也要承担责任吗

吴律师：

刘某是我公司的小轿车驾驶员。今年2月的一天，刘某驾驶公司的轿车赴饭店宴请亲朋，酒后驾车回家途中肇事撞伤范某，交警部门认定刘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经司法鉴定，范某构成五级伤残。就事故给范某造成几十万元损失的赔偿问题协商未果，范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刘某及我公司赔偿其全部损失。请问：单位对公车私用过程中交通肇事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

读者：王德成

王德成读者：

你公司不承担替代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條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就是说，单位职员在执行职务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单位要替代职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刘某驾驶公司车辆赴饭店宴请亲朋，系为处理个人私事，不属于职务行为，因此你公司不应承担用人单位的替代赔偿责任。

但你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刘某虽然是公车私用，但你公司作为车辆的管理人，有责任建立健全相关机制，采取预防措施控制公车私用。刘某办私事使用公车，说明你公司对车辆管理存在漏洞，主观上具有过错，而且管理不善与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你公司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当然，刘某因私事擅自使用公车，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具体而言，范某的损失除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2万元外，其余损失应当由刘某和你公司共同承担，具体分担比例可以由双方协商或者由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

吴律师

上班时被同事私带的宠物咬伤。该向谁索要赔偿吴律师：

两个月前，部门主管华某将其饲养的一条藏獒带至公司，关在办公室内，未曾锁门便前去厕所。作为公司文员的我，因向华某送达文件而进入办公室后，由于猝不及防而被藏獒咬伤，不仅花去4万余元医疗费用，还落下10级伤残。可面对我的赔偿请求，公司认为我的伤害完全是华某的个人行为所致，与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即使公司存在没有为我办理工伤保险的过错，也因我不在工伤之列，而无需担责。华某则认为，我未经其许可贸然进入其办公室，且未尽到注意义务，只能自食其果。请问：我究竟应该向谁索要赔偿？

读者：饶青萍

饶青萍读者：

你有权同时要求公司和华某赔偿损失。

一方面，你的情形当属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虽然藏獒系华某私自带入，但这并不能否定你的伤害完全符合上述构成要件：你是在上班时间，因履行作为文员的工作职责，而进入公司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且事先对办公室关着藏獒一无所知，故受到来自藏獒的伤害纯属猝不及防。在公司没有为你办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公司自然必须依照《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承担责任：“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另一方面，华某的行为当属侵权。《侵权责任法》第八十条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鉴于藏獒属于国家禁止饲养的烈性犬，也就意味着无论你是否具有过错，只要存在伤害的事实，华某便难辞其咎。更不用说，华某将藏獒放置在办公室这一公司的公众场所，且未作任何警示，也未采取锁门等阻止他人进入的措施，明显是对可能出现的损害听之任之。同时，办公室并非华某的私人空间，你为了工作，未经华某许可进入也非过错。再一方面，你有权分别要求公司和华某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你有权同时获得双重赔偿：基于工伤，要求公司担责；基于侵权，向华某索赔。

吴律师

出租车办理更新离不开车主本人的参与

吴律师：

我于2012年购买了一辆二手出租车，车辆报废年限与经营权使用年限同步。按照当地的规定，车辆使用年限与经营权到期后可以更新车辆，并延续经营权使用周期。我购卖这辆出租车后，及时办理了相应的过户手续，并仍然挂靠到原来的那家汽车出租公司。但是，今年5月份，当我的出租车经营权到期，前去出租车管理部门办理更新手续时，却被告知我的出租车已经在今年1月份就已经更新过了。请问：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汽车出租公司和出租车管理部门可以对我的车辆进行更新吗？

读者：金飞金飞读者：

出租车行业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行业，政策的本意是鼓励行业发展，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我们知道，出租车的经营权是特定的，是和车辆捆绑在一起的。车辆报废，营运证也随之失效，重新购车，再申请新的营运手续。许多地区为了维护出租车行业的稳定，采取了车辆及经营权到期，在政策允许、手续完备的情况下，准予延续，进入下一个经营周期。从金先生所介绍的情况看，你们当地就是采取的这一措施。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出租车进行报废更新，需要提供的旧车手续一般包括：道路运输证、车辆更新申请、管理部门对申请的批复、报废汽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等；需要提供的新车手续包括：车主照片、车主身份证、新车行车证复印件、计价器周检复印件、新车大票复印件、新车出厂合格证复印件及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等。尤其是自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中已经明确规定：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到期，出租汽车经营者拟继续从事经营的，应当在车辆经营权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原许可机关应当根据《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规定的出租汽车经营者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审核出租汽车经营者的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准予继续经营或不予继续经营的处理。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办理出租车继续经营更新车辆手续时，都需要车主本人的参与。如果离开车主本人的参与，是不可能办理出租车继续经营更新车辆手续的。金先生所挂靠的出租车公司和当地出租车管理部门在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完成了旧车更新，是不符合程序的。如果出租车公司提供虚假证件，或出租车管理部门擅自更新，或者出租车管理部门与出租车公司之间存有猫腻，暗箱操作，违规办理，使金先生蒙受损失，不但应该对金先生承担侵权责任，还要受到其他方面的责任追究。

吴律师

他人在欠薪条空白处签名，应否承担清偿责任

吴律师：

我受雇于個体工商户李某期间，李某曾欠下我半年共计15000元工资。我离职时，李某向我出具了欠薪条。在我的要求下，李某的好友胡某同意作为保证人并在欠薪条上签了名，但只是签在欠薪条左下角的空白处，并未备注属于何种身份。因清偿期限届满后，李某遭遇车祸，目前根本无力支付。我曾向胡某索要，但胡某却否认保证一说，认为其在欠薪条中并没有写明是欠款人还是保证人，只能算是在场人或者见证人，其自然没有清偿义务。请问：在我没有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胡某究竟应否担责？

读者：肖菊妹

肖菊妹读者：

胡某的确有权拒绝担责。

在欠薪条上签名者究竟应否承担清偿责任，取决于其身份。一般来说，在欠薪上签名，其身份存在三种可能：借款人、保证人或见证人（在场人）。这几类人因其性质、关系不同，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有所区别，但总的来说，需要承担清偿义务的，只能是借款人和保证人。结合本案，可以发现：一方面，胡某不是欠款人。因为胡某并不是你的雇主，所产生的欠薪也与胡某没有任何关联。同时，胡某签名的位置不是在“欠款人”处，而是在欠薪条左下角的空白处，无法推定其具有与李某共同欠薪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不能证明胡某是保证人。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保证法律关系成立，是以当事人具有明确的愿意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也指出：“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基于胡某没有在欠薪条中“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要想让其承担保证责任，只能是有充分证据“推定其为保证人”。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分别表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也就是说，在胡某否认其是保证人，你要想主张其承担保证义务，就必须承担“推定其为保证人”的举证责任。正因为你没有其它证据加以佐证，自然也就只能承担不利后果。

吴律师

免费体验理疗被灼伤，是否可以要求医院赔偿

吴律师：

我是一名大学三年级学生。前不久，我陪同学苏某到中医院理疗科做拔火罐理疗，给苏某做拔火罐理疗的是一名医学院的实习生童某，童某很健谈，当知道彼此都是大学生时话题就更多了。当我向童某说起自己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感觉颈椎和背部也感觉不舒服能否进行理疗时，童某很认真地说：“这正是理疗的适应症啊，做一两次就会有效果。今天正好没有患者，我给你做一次你体验一下，做完就比较舒服了。”我很感激童某的慷慨相助。于是，童某即开始给我做拔火罐理疗。不料，由于操作失误，我被烧伤背部、臀部。童某给伤处涂了些药水，简单包扎了一下，嘴上一直说着对不起，并说过几天就会好的，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的。

两天以后，我疼痛难忍不得不到医院就医。门诊治疗两周，花医疗费1200余元，烧伤才基本痊愈。请问：像我这种情况，免费体验理疗被灼伤，是否可以要求医院赔偿？

读者：詹晓雪

詹晓雪读者：

从你信中反映出的情况看，可以认定你的伤害是属于在诊疗活动中受到的损害，而且医疗机构及其实施医疗行为的人员是有过错的，因而依法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本案是一起医疗侵权行为。《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来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实施诊疗活动的人员实施诊疗行为的前提是必须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医学院的实习生只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些简单、辅助性的医疗行为。在本案中，童某作为一名医学院的实习生，并没有医生执业资格，却独立地被你实施理疗行为，显然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也正是由于童某这一违反医疗规定的行为导致了你的损害，医疗机构依法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还要看到，你作为受害人本身也是有过错的：明明知道童某是一名实习生，也知道诊疗要收费，还仍然同意让童某给自己诊疗，且这一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也是有一定因果关系的。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关于“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医院的赔偿责任是可以适当减轻的，也即你作为被侵权人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医院具体应当承担损失的比例是多少，双方可以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则只能诉诸法律，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决了。

吴律师

学区变更信息公开不当，导致售房损失能否让政府买单吴律师：

我所在地的教育局在对学区进行调整前，曾提前两个月在相关学校校门口的醒目位置，以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开过对应信息。由于我对此浑然不知，以至于将自己的一套住房低价抛售。直到有人提醒，我才知道自己所售住房的区域，已经调整到一所重点中学招收新生的范围，且房价早已上涨。事后。我曾以教育局没有在更多的、能够让公众接触到的媒体公开学区房调整信息，构成行政不作为，并导致我仍以原学区为参考出售住房，遭受巨大损失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教育局赔偿差价损失，但近日却被法院判决驳回了诉讼请求。请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读者：苗丽萍

苗丽萍读者：

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即你的请求的确不能被采纳。

一方面，教育局之举不构成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有积极实施行政行为的职责和义务，应当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其法定职责。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和第十八条分别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与之对应，教育局在你卖房之前的两个月，便已经在相关学校门口的醒目位置以公告形式将学区变化情况公之于众，表明教育局在发布时间上符合“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的要求，且采取了“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并没有隐瞒相关信息，只不过是方式單一，没有多种方式并存，达到足以让“公众知晓”的程度，但这只能说存在一定瑕疵或者不适当作为，并不能否定教育局已经履行公开义务，也不能推定其“不履行法定职责”，更谈不上行政违法。另一方面，教育局不应为你的损失买单。导致房价上下波动的因素很多，学区划分只是诸多情形之一，而非唯一因素，即属于多因一果。同时，房价的涨跌确实会受到政府信息的影响，但决定房价走势的核心，在于市场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变化，房屋的交易也只能属于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你将学区的划分作为房价上涨的唯一因素，进而将出售房屋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让政府买单，无疑是对市场和政府在经济交往中作用的混淆。

吴律师

篇7：以他人名义购房协议

关键词：冒用；名义载体；意愿；效果归属

传统法律行为理论认为当事人自己或通过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但实践更多是冒用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法院遇此案件时，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此明确规定只能通过自己的法律素养以及能力进行“解释”运用，将此类裁判依据适用到现行法律明确规定的条文。笔者望从比较法考察出发，最终界定该行为效果归属。

一、比较法考察

（一）德国学者观点

拉伦茨教授认为，用他人名义进行活动是指借用一特定（存在的）他人名义进行法律行为，并使人产生他就是该特定人的情形。他在分析冒用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时，考虑行为实施者主观意愿、行为方式，名义载体主观意愿及事后态度及相对人主观意愿。[1]

具体观点整理如下：①当行为实施者向相对人冒名作出意思表示，而相对人并不在意交易对方何人，只是关注此交易，那该法律行为对行为实施者与相对人有效；②当相对人只愿与名义载体缔结法律关系时，第一，无论其是否以名义载体利益冒名缔结，当名义载体并未赋予其代理权或事后未追认，那法律效果由行为实施者承担；若赋其代理权或事后追认，那法律效果由名义载体所承受；第二，当行为实施者以书面方式冒名作出意思表示，名义载体对其赋予代理权或追认，那法律行为也在相对人及名义载体间发生效力。③其他情形下，该冒名行为实施者与相对人可视为法律行为主体。

（二）我国学者的观点

传统民法教科书甚少提及冒用行为情形。民法学者梁慧星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及冒用情形是在论述表见代理的扩张，也须要满足表见代理前提。[3]這并非典型冒用类型，是与表见代理的重叠，我国司法判例经常按表见代理情形论处原因所在。表见代理对相对人保护力度更大，但此时成立表见代理也更严苛。

杨代雄教授对冒用行为这类型作了详述，提出一上位概念——使用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细分三种：使用未特定化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借用及冒用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在上位概念中，杨老师认为应考虑相对人和名义载体意愿、相对人善意、名义载体是否有重大过错，该事实是否由名义载体控制风险范围内因素引起。而在冒用行为情形中，无需考虑名义载体重大过错，因为一般来说，名义载体是不知行为实施者使用其名义。若追认，那该行为应在相对人与名义载体间生效；若不追认且相对人只愿与名义载体缔结，则应区分相对人善意与否：若相对人善意，但名实不符是由名义载体控制风险范围内因素造成，那法律行为应在相对人与名义载体间生效；若相对人非善意，那法律行为不能拘束名义载体且不成立。当相对人并不在乎与谁缔结法律关系，那这应当在行为实施者与相对人间成立生效。[4]

二、笔者观点

（一）冒名行为与无权代理区别

无权代理，是指代理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旨在将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的代理。其与冒名行为都使用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究竟无权代理与冒名行为关键在何处？从概念可知，无权代理是无权代理人意将其与相对人缔结法律行为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而冒名行为从司法判例看，一般是为自身利益而与相对人缔结。为了将无权代理与冒名行为区分，笔者认为判断标准可认定为行为实施者缔结法律关系时意愿，即究竟是为被代理人还是自身利益。这样便能较快区分两种类型而不致混为一谈，体系也将更清晰。

拉伦茨教授“相对人只愿与名义载体缔结法律关系，行为实施者为名义载体利益冒名进行，效果归属取决名义载体事后意愿”，其实这是典型无权代理。行为实施者此时目的立足于名义载体利益，而并非自身。因此，应将此情形在冒名行为中排除，免得引起适用混乱。

（二）“他人”准确含义

冒名行为，即冒用他人名义的行为。如何界定“他人”？他人，新华字典解释为：别人，其他人等非自己之人。显然，从文义解释看，他人是将自身排除在外的；那换种评判思维，他人究竟是否指特定化的人？

在民法法律条文，如我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此处他人按照传统民法观念是指特定化人，一般来说要约是向特定化人发出，该特定化的人才可作承诺，法律行为才成立；但合同法第15条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此处他人又明确显示是不特定化人，按要约邀请概念，要约邀请人是面向不特定公众，因并不明确会是谁向自己发出要约。现行法律中涉及“他人”条文众多，这两条只是典型。传统民法理论并未对他人准确定位。他人一词含义极广，在教科书、各学者论著中见到众多但并无作区分。因此笔者认为此处“冒用他人名义”应作广义解释，即包含特定化及未特定化。同时将冒名行为作一个体系化分类：根据行为实施者使用名义针对对象，分为特定化和非特定化名义载体。

（三）冒名行为判断标准以及法律归属

上述教授观点共同之处在于都考虑相对人意愿与名义载体意愿。但法律行为实施方式可以作为认定相对人意愿时参考因素；其只是外在表象，所体现相对人意愿才是起决定作用因素。[5]杨老师针对冒名行为排除了上位概念情形中名义载体重大过错因素，理由为一般名义载体并不知行为实施者使用其名义。笔者认为这虽是一般情况，但不能排除特殊情况存在，应将名义载体事前是否明知该冒名行为考虑在内。

笔者认为，冒名行为应考虑相对人意愿及善意情况、名义载体重大过错及事后意愿。相对人意愿是指相对人与行为实施者缔结关系时，其关注是交易本身还是对象身份。相对人善意是指相对人与行为实施者实施法律行为时是否明知行为实施者非名义载体本人，尽管其并未表明。名义载体重大过错是指是否明知行为实施者以其名义与第三人缔结法律关系或行为实施者使用其名义是否由其所控制风险范围内因素引起的[6]。名义载体事后意愿是指事后知道此交易存在是否愿意追认。

详述之：

1.实施时不针对特定化的人

此情形下，由于行为实施者并不意于借用特定化名义载体的名义，只需借助某名字掩饰自身真实身份，可能该名一眼便可被相对人识破为假名（如张三李四等），这便不存在名义载体意愿，此时名义载体并未特定化；即相对人在明知行为人与名义载体非同一人时仍愿意与其实施，相对人便不在乎交易方身份是愿意与眼前人缔结法律关系，则法律行为在相对人与行为实施者间生效。

2.实施时针对特定化的人

行为实施者使用名义针对特定人，能让相对人联想一个特定化对象且产生信赖，接下来便需考量以下因素：

（1）相对人意愿。A.不在乎交易对象为谁：相对人对交易方身份并不在意，他只在乎交易是否能成。对于行为实施者来说，其冒用名义尽管针对特定对象此时毫无意义。意思表示在相对人和行为实施者间达成一致，双方在主体适格，标的物合法有效，意思表示真实下法律行为在这两者间成立生效。B.在乎交易对象身份且只愿与名义载体缔约：相对人若只愿与名义载体缔结法律关系，那相对人意思表示是指向名义载体，若无相当于名义载体意思表示效果，意思表示不一致，法律行为也不成立。客观效果上有无名义载体意思表示，仍需继续考量。

（2）相对人善意与否。A.非善意：虽然行为实施者冒用名义载体名义，但相对人明知或应知其与名义载体非一人而继续与之缔结法律关系，即相对人有过错，其权益不值得进行额外保护，法律行为不成立。此时设置“明知或应知”标准来严格限制相对人，是要求其在交易中尽到谨慎交易义务。况且，该标准更偏向于保护相对人，市场交易易受侵害一方，与传统民法理论信赖第三人利益也是相吻的。此情况双方没有达成意思一致，即名义载体未作出意思表示，也未让他人代理其作可拘束自身意思表示，法律行為不成立。B.善意：当相对人是善意，没有任何可归责于其因素存在，相对人权益应额外保护，毕竟其是此交易一定程度受害者。同时，其善意的证明应由相对人自身举证，传统民法理论认为保护第三人信赖利益，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促进市场流通，比名义载体权益维护更重要，即使这样对于名义载体并不公平。相对人证明程度应达到：其有充分理由——如身份象征凭证等证明在当时情况下，一般第三人都相信行为实施者便是名义载体本人。

（3）名义载体有无重大过错。A.有重大过错：名义载体对行为实施者使用其名义与相对人缔结法律关系事实，其是知情但放任，那对于该事实发生有一定促进作用，让相对人认为行为实施者在为名义载体代理而信心满满与之缔结。名义载体应对冒名行为负责受该法律行为约束。此时只要求其“知情”便可，是因为名义载体作为被冒名者，应对自身身份认证资料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B.无重大过错：行为实施者使用名义载体名义与相对人实施法律行为，该事实并不被其所知且非由名义载体控制范围内因素造成，那名义载体是否负责应考量其他因素——名义载体事后意愿。何为名义载体控制范围内因素？在卡纳里斯信赖责任基础上（其认为应考察信赖责任被请求人是否加大引发另一方当事人信赖风险或其是否比另一方当事人更早支配风险）进行适当补充，即名义载体是否制造这风险，谁更易控制风险，谁承担风险更公平。[7]试举例，名义载体有一枚自身公章，该公章“安危”是置于其可控风险范围内；但其将公章任意放置且未进行保护措施，那行为实施者用该公章进行冒名行为，名义载体便应受该行为拘束。

（4）名义载体事后意愿。当该法律行为事实事后得知为：相对人只愿与名义载体缔结法律关系，相对人有充分理由证明在当时场景下任何第三人都会相信行为实施者便是名义载体且其无任何重大过错，此时名义载体是否受法律行为拘束便只能看名义载体事后态度——是否追认。若名义载体追认，那该行为在相对人与名义载体间有效成立；若不追认，那行为不成立由行为实施者承担最终责任。

三、结论

冒名行为虽认定上很难与无权代理区分，但是“行为人缔约意愿”这一标准是不可被忽视有其重要意义的。冒用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最终效果归属如下：行为人使用名义对象未特定化或相对方不在乎交易方身份，冒名行为在相对人与实施者间成立；特定化情形下相对方只愿与名义载体缔约且其非善意，冒名行为不成立；若其善意，但名义载体知情非同一人，行为在相对人与名义载体间成立；若名义载体不知情且非其控制风险范围内因素造成，名义载体追认前相对人可撤销，追认后行为在相对人与名义载体间成立。

参考文献：

[1][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42.

[2]王泽鉴.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51.

[3]梁慧星.民法总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45.

[4]杨代雄.民法总论专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75.

[5]杨代雄.使用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效果——法律行为主体的“名”与“实”[J]，中国法学，2010（4）：93.

[6]杨代雄.民法总论专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72.[7]杨代雄.民法总论专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45.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