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护司法正义的高度重视司法考试改革

从维护司法正义的高度重视司法考试改革（共3篇）

篇1：从维护司法正义的高度重视司法考试改革

从维护司法正义的高度重视司法考试改革

每年两会，有关司法与法治的话题总是备受关注，今年亦不例外。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向媒体透露，他带来了一份关于改革司法考试制度的提案，建议对司法考试实行两次考试制度。第一次司法考试的内容以法律知识为主，主要考察参加者对法律知识的系统掌握程度和深度。考试合格者，需到律师事务所、法院、检察院实习一年时间，鉴定合格者参加第二次司法考试。第二次考试主要通过模拟审判的方式，重点考察参加人对法律的应用能力和司法技能。

于确立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被誉为是我国法治发展和司法改革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它对提高司法职业门槛及培养法律职业共同体，意义非凡。但经过多年的实践，司考本身存在的诸多缺憾也逐渐显现出来，例如：过于强调知识和记忆，弱于分析、思辨、创新能力;强于法律知识和能力的“通”，弱于律师、法官、检察官等不同职业分别所需知识和能力的“专”。在这种带有强烈格式化考试的筛选下，大量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的司法人才面临流失;注重理论化、系统化、思维化的大学教育培养出的法科生，由于一时难以通过考试而无法进入司法系统;而那些好不容易获得法律资格的人，却在实践中往往陷入“地方性经验”的困境。

其实，不光是侯欣一委员意识到上述问题，在以往全国和地方两会期间，就有不少代表委员对改进司法考试制度提出了诸多建议，法律界更是早就开始了反思。例如在考试方式上，有人建议实行累进制，在规定时段内累计通过规定科目的考试即可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也有学者建议司法考试实行初级、中级、高级“三级考”;还有的呼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的`阶段性司法考试模式，通过层层培训、层层筛选，让那些具备真才实学的考生脱颖而出。问题是，这些建议和对策多局限于学术争鸣领域，鲜有正式直达行使决策权的“庙堂”之上。所以即便改革司法考试已存共识，但却始终无法在决策层面上启动方案的具体论证，使得实际变革进展无几。

在我看来，侯委员提出的分两次考试，虽然不一定是最佳方案，但却是我们打开司考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因为他不仅将学者和民间的共识传递上去，在参政议政的层面再次引起决策层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更为我们广泛讨论司考制度改革方案打开了舆论阵地。申言之，司考制度改革绝非仅仅体现在考试次数的变化上，而应是从整体上进行完善。例如，要改变目前的记忆型考试，就需要从考核范围、题型题量、考试形式等多方面重新设计。美国的法律考试分三科，两科为主观题考试，一科为口试。德国第一次考试通过书面考试之后，才能申请口头考试，获得第一次考试合格证书的考生需要实习两年，合格后才可以参加第二次考试，也包括笔试和口试。很显然，在考试中加入技能与实践经验的环节，乃是各国选拔司法人才的通例，也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

又比如，我们还需要摒弃将司考与其他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割裂开的做法，谋求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资源整合。普通法系国家的律师考试一般只能由受过法学院系统训练的法科学子参加，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一般规定法科学子可以免考直接进入第二次考试，两种方式殊途同归，都确保了法学教育资源能够有效进入考试选拔系统，既避免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又有助于法律人法律思维的培养。但我国大为不同，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介绍，在近几年的司法考试中，非法学专业的考生占到了1/4，其通过率甚至超出法学专业考生1.5个百分点。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提醒我们，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必须与法学教育改革相结合，尤其是在报考准入条件上，须充分吸收现有的法学教育资源。

总之，如果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司法考试就是保卫这最后一道防线的“第一道防线”，其选拔的人才质量将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司法水平和法治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尤需关注司法考试制度改革。

篇2：中国司法改革中的程序正义

关键词:程序正义 价值 司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09(2009)5-0229-01

所谓程序正义是一种法律精神或理念,即任何法律决定必须经过正当程序,而这种程序的正当性体现为由特定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和授权作出的与程序有关的行为。谷口安平所说“程序是法律的心脏”,没有程序正义,再完美的法律都是一纸空文。近年来,随着佘祥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产生,已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程序正义的深思。那么在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浪潮中,程序正义必然成为重中之重。

1 程序正义问题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1.1“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缺乏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西方文化产物,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舶来品。我国过多关注的是诉讼程序在实现实体正义上的工具价值,而对程序本身内在价值重视不够,即我们常说的重实体、轻程序。我国历来是一个重权力、轻权利的权力本位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集权主义特征突出。新中国建立以来,又长期实行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司法体制必然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因此,我们所倡导的程序保障机制和制约机制也就难有栖身之地。

1.2 司法不独立

司法独立是程序正义的前提,也是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司法独立性受到极大侵害:一方面由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资源配置上受制于同级地方政府,导致司法权地方化,从而危害司法独立性和程序公平性。另一方面就法院内部管理而言,由于我国法院管理方式仍类似于行政机关上下级关系,因而法官在对个案审理时不得不顾及上级意见;疑难、复杂、重大案件必须经审委会讨论决定,法官对结果必须服从。这种体制的结果使整个司法过程贯穿着行政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进行审理。失去司法独立就失去了程序正义的重要前提。

2 程序正义的价值

2.1 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

众所周知,实体法并不是万能的,任何实体裁决均建立在一定程序上,它的效力是基于依照相应程序法做出的判决。随着现代社会生活变化,法律越来越多地依靠一些一般条款来维持稳定性。一般条款越来越多的今天,程序设计十分重要,因为法官自由裁量的适当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序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正义要求。因为程序规范一旦产生于程序主体有目的的活动中,程序便不是目的选择对象,而是目的受选择的标准。不是程序主体的目的决定程序的命运,而是程序决定目的的命运。因此正当程序是防止司法权滥用、维护实体法公正的保障。

2.2 程序正义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来源于判决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与程序正义密切关联。正义若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那么司法便会得到公众信服。程序正义要求司法程序每一环节运作都具合理性,每一环节都要体现权威性。首先,程序正义有助于化解矛盾,便于当事人从心理上接受法院所作裁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其次,程序正义有助于社会公众对司法机构和司法程序乃至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产生普遍信服和尊重。社会公众从公开程序运作看到公正的实现过程,由此对司法机构、司法程序乃至国家法律权威性的信服和尊重就会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念。所以,按照法定程序适用实体法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公众对司法机构的服判率。

2.3 可以有效保障人权

由于强大的国家和弱小的个人之间处于不平等状态,现代刑事诉讼法中许多原则、法规和制度都在对这种不平等加以平衡,使国家追诉机关负有某些特殊义务。这些程序设计旨在保护被告与国家追诉机关一起成为诉讼主体,保证追诉官员与被告真正平等对话、说服和辩论。因此, 程序保护的人权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重要的是保护所有公民的人权。不过这种保护作用是在通过保护具体被追诉者权力和防止国家机关滥用权力的同时得以实现的。

3 中国实现程序正义的途径

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思想观念的影响,程序正义的缺失极大限制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在我们不断深入进行的司法改革中,如何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双重价值,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3.1 建立公众对程序正义的信仰

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 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这种观念并树立起新的程序正义观念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要加大力度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3.2 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

程序正义的落实,首先要从司法机关做起,要从审判人员做起。随着纠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只有那些经过专业知识学习和培训的高素质人才才能真正理解法律的规定,才能在思想上牢固的树立程序正义的观念。我国现在实行的国家司法考试便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这样高标准的测试会极大地提高审判队伍的整体素质。只有一批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严格依法办事,遵守法律程序,程序正义才有望实现。

3.3 实现法官中立

当前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关键是法官中立。所谓法官中立首先是使法官在参与者各方保持一种超然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得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和歧视。同时法官仅需遵守事实和法律,依法办事不能受制于上级法院或其他行政机关。中立是对法官最基本的要求,其意义在于确保各方参与者受到法官平等对待。

3.4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没有责任的制约,任何制度都可能成为空谈。要树立程序法权威,应当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设定必要法律后果, 建立审查制度, 严格追究违反法定程序或程序滥用者的法律责任, 以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的程序法制虚无主义现象。通过这种责任设置,增强司法审判人员依法办事的意识,只有有责任的追究,才能真正把程序正义落到实处。

中国要想实现法治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今后司法改革重点必须是彻底转变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程序工具主义理念,建立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之路。

参考文献

[1] 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2002年版.

[2] 樊崇义.《诉讼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 高娟.现代中国走向法治的必然选择——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2期.

[4] 何礼果.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程序正义.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5] 黄文昌.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法制与社会.2006年第7期.

[6] 赵旭东.程序正义概念与标准的再认识.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 年第6 期.

[7] 李德顺,戚渊.关于法的价值的思考.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

篇3：从维护司法正义的高度重视司法考试改革

当下我国司法信任危机的特点

我国社会转型速度快、程度深，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动、社会形态变迁、价值观念变化都较大，这就决定了转型期社会矛盾纠纷也是空前的。从矛盾纠纷两个解决途径的公开统计数据看：一是2008-2012年间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5610.5万件，同比上个五年（2003-2007）增长29.3℅；2013年受理1421.7万件，同比上年增长7.4℅；说明诉讼渠道受理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数量大、增长快。二是中国信访系统的有关数据量，2013年处于每月60万件次、一年700多万件次的水平，其中一大批属非正常上访，说明基层的矛盾治理能力与民众的需求相距甚远。还有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其他渠道的统计数据，但前两组数据足以反映我国矛盾纠纷总数高位逐年增加、频度加快的现状。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司法审判出现腐败，司法信任遭遇危机。目前，司法信任危机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1.再审申请率高，影响对下级法院的司法信任

我国在两审终审制之外，为体现“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思想，还设置了审判监督程序，但对于审判监督程序启动条件的规定并不清楚，使得经过二审后败诉一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比率较高，其中有为数不少的案件被法院受理，获得了改判或依法发回重审。

2.涉诉上访率较高，造成对整个法院系统的司法信任危机

我国在司法系统外还设置了党委和政府的信访机构，接待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化解矛盾纠纷，致使司法审判并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终机制，甚至出现“信访不信法”。许多当事人在诉讼没有达到自己的诉求后采取上访的方式寻求救济，甚至公然闹访缠访。

3.执行难突出，导致司法信任危机

由于民众普遍对司法信任不足，导致对法院裁判书的自觉履行有限，拒绝执行、逃避执行较为常见，执行难成为老大难问题，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打折拍卖判决书的情况，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

4.刑事错案频现，产生对刑事司法的司法信任危机

近年来，法院频频发生的湖北佘祥林杀妻案、河南胥敬祥杀人案、云南杜培武杀人案等刑事错案，经媒体追踪报道，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同时也产生司法信任危机的负效应。

5.司法腐敗发生，引发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司法信任危机

频频出现的司法腐败事件，有些地方法院出现的串案、窝案，甚至出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相互勾结，伪造证据篡改司法裁判书损害当事人权益的事件；在行政诉讼案件中，民告官的对抗民处于劣势地位，检察院与法院之间作为公权力的勾连，都严重影响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公正廉洁的形象，引发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司法信任危机。

对中国语境下主观程序正义的理解

司法审判不仅要注重实体也要注重程序，要有相对公开透明的司法审判程序，增加当事人对司法审判结果的满意度和认同度，对此，当事人主观上对于司法过程的感知是不可或缺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正是基于程序参加者对于程序主观感受和认知从而影响其对公正的评断，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以以此增加民众对司法的信任。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由社会心理学教授锡博特（Thibaut）和法学教授华尔克（Walker）提出，认为程序正义可以被划分为客观程序正义与主观程序正义：客观程序正义关注程序是否遵守客观的规范，从而使得依此程序作出的决定达到公平。但客观程序正义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标准问题，客观程序正义需要具有一个客观标准，但依据什么原则确定这个客观标准才能导致正义的判决是个难题。分配正义理论重视结果的正义性，但是如何评价结果是否正义也是一个难题。通过对社会纠纷和冲突的研究，锡博特和华尔克发现实质影响到当事人对公平感知的因素并不是他们在诉讼中是否胜诉，而是主观程序因素。如果通过完善程序设计来提升当事人和民众的司法满意度，就可以促进他们对于纠纷解决的正面态度。增加程序观察者和参与者眼中的程序公正性，正是主观程序正义关注的重点所在。[苏新建：《主观程序正义对司法的意义》，《政法论坛》2014年第4期，第129页。]笔者认为，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拓展了社会正义的理解，它关注在纠纷的司法解决过程中，民众尤其是程序参与者当事人等对于程序的主观评价，主张发现民众对于司法审判的主观愿望和期待，主观程序正义对于提升司法满意度、促进当事人对司法审判的服从、化解司法信任危机都具有一定价值。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源于西方，把它引入我国司法审判应当具有中国语境的内涵。

法院在社会矛盾纠纷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司法审判，最大限度实现公平正义才能重新赢得司法信任。司法公正是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核心，但究竟什么才是司法公正并没有统一标准，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为每一个个案审理，是否得到当事人以及社会主体的服从和认同，这与关注主观程序正义的目标一致。主观程序正义理论在我国当下司法审判的运用中应当考量国情、司法审判特色以及民众需求。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除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外，要保障当事人参与司法审判过程的积极性，根据案件的特点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在审判过程中，让当事人具有参与程序的存在感，认真对待当事人发表的观点、设想等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司法审判结果认识的因素；当地的传统、风俗习惯也需要予以重视；对于当事人不理解审判中运用的法律条文，不清楚庭审程序和诉讼权利，对当事人的困惑、疑问或者扰乱法庭纪律，打断法官说话的举动等，法官应当及时察觉，与其沟通以充分了解当事人的主观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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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观程序理论，在对抗式的审判程序下，程序参与者对公正的满意度更高。而我国目前审判模式采取的是以法官职权为核心的职权主义模式，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拥有权力管控当事人双方的权利，难免出现限制当事人话语权的现象。因此，法官应当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话语权，认真聆听当事人说的每一句话，关注当事人在庭审时的表情和态度，增加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争辩，以便更好地掌控双方当事人对整个审判过程的感知。对于有影响力的案件，还应当让社会主体了解审判程序和判决结果，以增强他们对诉讼程序正当性的感知。这是因为有影响力的案件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体对于司法的信任，所以应当注重社会主体对于司法审判程序的参与，如鼓励民众旁听案件审理，设立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保障当事人隐私前提下允许电视台直播、微博直播等方式让民众能够了解司法审判的展开，感知司法审判的正义性，从而认同审判结果，重拾对司法的信任。

笔者认为，中国语境下的主观程序正义是本土化的以接近正义为目标的正义理念，它与我国司法制度、审判模式以及裁决依据紧密相连，是以当事人、社会主体为中心，注重他们对司法审判结果的认可和服从，司法满意度较高的正义理念。

中国语境的主观程序正义对于司法改革推动功能

中国语境的主观程序正义要求法官在司法审判中高度关注当事人的感知和认识，了解他们对于判决结果的心理预期，以此促进当事人对于司法的信任感。笔者提出，中国语境的主观程序正义对于通过司法改革、促进司法信任具有积极功能，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促進通过司法改革，社会主体对于司法判决结果的信任

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优化法官队伍，并赋予法官对案件的决定权。法官必定会注重司法审判中的主观程序，这样可以直接促进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主体对于司法判决结果的信任。司法审判在保障公开透明的前提下，法官应当最大限度实现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话语权、知情权，从中知悉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从立案、审理再到案件的执行，法官应当高度重视与当事人的沟通，了解当事人对案件判决结果的心理预期，依照法律规定，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作出裁判。目前我国已有服务大众的12368诉讼服务热线，最高法院开通了“给大法官留言”栏目以及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率先实行的判后释疑制度等，都是注重与当事人沟通，更好地关注当事人对于司法审判的主观感受，提高社会主体司法满意度的机制。

2.促进通过司法改革，促进社会主体对于法院的信任

社会主体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往往出于对于法院的司法信任，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司法应当作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起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在当下我国诉讼爆炸、法官流失严重的情况下，法院承受了巨大的诉讼压力，如果司法审判不能实现当事人对于司法审判的期待，就会使本就严重受创的司法权威雪上加霜，增加更多的再审案件、信访数量。因此，当下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有必要关注程序正义理论，进一步拓展该理论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法官在司法审判中注重当事人的主观心理感知，获得当事人对于司法判决结果的认同，降低信访、闹访、再审率等，以促进社会主体对于法院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