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运动

宪政运动（精选7篇）

篇1：宪政运动

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宪政问题研究系列之一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 。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

[1] [2]

篇2：宪政运动

首先, 预备立宪活动不仅没有弥合各方矛盾, 反而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准备了条件。其次, 预备立宪活动在客观上就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与否定。第三, 预备立宪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权利。第四, 预备立宪活动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道路上的一次飞跃。

清末宪政运动, 是清政府的最后一次改革自救运动。宪政运动的出现在当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并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以具体分析, 讲出合乎历史的结论。

一、清末民主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实施

戊戌变法时期, 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时, 封建统治集团的绝大多数都视之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可是, 仅仅过了几年时间, 清政府却举起了君主立宪的旗帜, 并且声称:只有实行预备立宪, 才能保持封建专制政权的长治久安。1905年7月, 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1906年9月1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8月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 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1月14、15日,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 三岁的溥仪即位, 由其生父载泽摄政, 载泽继续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但形势的发展已非清政府所能控制。1911年辛亥革命最终导致了清政府的灭亡。

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看, 正是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斗争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意识的觉醒, 迫使清政府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20世纪初, 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 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其中对其打击最大的, 就是资产阶级发起的民主革命运动。最高统治者西太后本能地预感到了末日的降临。端方也曾在一个密折里指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和革命影响的扩展:“无知青年, 惑其邪说, 什而七八。逆党孙文演说, 环听辄以数千, 革命党报发行, 购阅数逾数万”“一唱百和, 如饮狂泉”。继而忧心忡忡地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窃以为今日中国, 大患直在腹心, 纵任之则溃决难收, 芟夷之则全局糜烂。”最后无可奈何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善后之策”:“今日欲杜绝乱源, 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 则惟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 ……夫所谓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者, 则奴才等前次所谓宣布国是定十五年实行立宪是也。”端方的这一段议论, 颇具代表性, 类似的话, 充斥在当时的许多奏折里。

二、清末宪政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民主革命进程

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 晚清的预备立宪最终仍以失败收场。尽管如此, 立宪行为却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1. 预备立宪活动不但没有弥合各方矛盾, 反而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准备了条件。

在预备立宪过程中, 袁世凯曾当面讥诘铁良“大权独揽”, 结果, 因太露跋扈之形, 被免去了各项兼差。袁世凯还与奕劻、端方等勾结, 利用权术倾倒了他的最大政敌, 酿成晚清政局中震动极大的“丁未政潮”。统治集团内部的“政论纷争”“政出多门”、权力倾轧等, 无可避免地加剧了政局的混乱, 削弱了封建统治集团整体的统治力量, 改变了中国社会内部封建统治阶级与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被统治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另外, 作为当时反对革命, 拥护立宪的立宪派来说, 他们虽然向清廷献媚, 主张用立宪来抵制革命, 但就他们的根本目的而言, 是为了推行其立宪的主张。而当他们的幻想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之后, 便渐渐萌发了革命的思想。尤为重要的是, 正是由于立宪派领导的一系列和平运动的失败, 使世人认清了清廷假立宪的实质, 在客观上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加速了清廷走向灭亡。

2. 预备立宪活动在客观上就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与否定。

立宪政治的基本精神是保障民权, 扩大民权, 限制君权;是以多数国民之意思, 而制定国家行政之方针。国会、责任内阁、宪法等便是为最大限度维护宪政基本精神而确立的宪政要素。这与中国几千年来“朕即国家”的君主制政治及其统治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当然, 清末的预备立宪活动并不是完全符合宪政精神的。奕劻在厘定官制时, 曾试图把立法权归属资政院, 另设责任内阁, 由总理大臣和协理大臣平章政事, “各部尚书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 故分之为各部, 合之为政府”, 司法权专属法部, 大理院任审判, 法部监督之, “均与行政官相对峙, 而不为所节制”, 并将政务处、军机处和原内阁一并裁撤。这种做法, 虽不尽符三权分立的原则, 主观上也不想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 但就其形式本身, 已同西太后等一贯推行的绝对专制独裁相对立。那种一向作为天经地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原则、规范已受到了挑战和猛烈的冲击。这在当时有着强烈的进步性。

3. 预备立宪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权利。

尽管作了种种限制, 清政府毕竟在条文和形式上规定给予人民一些民主权利。这些规定, 使得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有了合法的依据。预备立宪后, 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写进了《宪法大纲》, 这也就冲破了二百多年不准结社的禁令。在这种情况下, 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 据有人统计, 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前后, 不包括秘密活动的革命团体, 仅仅公开性的结社, 就有六百个之多。另外, 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 通过改革官制、设立资政院和咨议局、推行地方自治等, 也为一部分资产阶级挤进统治机构打开了一道门缝。在讨论官制改革的过程中, 有人提出应吸取“富资本能通晓一宗实业有经验而信于其侪者” (即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见, 在资政院和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办法中, 都有关于“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等财产方面的条件, 甚至明确规定了有“资产”的“业主”的议员名额。各地先后试办地方自治, 在府、县、镇、乡各级设立议事会、参事会等, 也吸收了一部分士绅参加。这一切都说明了, 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 原来属于被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权利。当然, 我们不能过高地估价这一历史现象, 因为这只是封建地主阶级一种网罗和拉拢的手段而已。

4. 预备立宪活动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道路上的一次飞跃。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从物质到制度、意识层面这样一个过程。甲午战争前的洋务运动, 我国侧重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艺”。甲午战争后, 人们开始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维新变法运动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大转折时期, 并开始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尝试。但总的来说, 这个时期对西方制度文化的认识还很有限, 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亦缺乏深度并尚未形成太大的影响。20世纪初的预备立宪活动, 清廷在做法上虽然仍遮遮掩掩, 但却是朝野各方在较为详细、精当地研究了西方宪政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了仿效西方, 实行宪政, 变君主专政政体为立宪政体的主张, 并对如何在中国实行宪政做了具体设想。应当说, 这是继维新变法之后, 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包括学习西方制度文化上的一次大跨越, 反映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不断深化, 表明了中华民族在谋求独立富强道路上的不断探索与进取, 是近代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的不断前进。

综上所述, 清末宪政运动虽然是清政府为挽救自身摇摇欲坠的统治而采取的自救行为, 也是当时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就立宪本身而言, 同时又反映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愿望, 在客观上加深了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否认, 加快了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 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摘要：清末宪政运动, 是清政府的最后一次改革自救运动, 也是当时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就立宪本身而言, 在客观上加深了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否认, 加快了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 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关键词：清末宪政,民主革命,中国近现代

参考文献

[1]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辛亥革命 (第四册) .

[2]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4]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

篇3：抗战时期宪政运动与第三种力量

在宪政制度设计方面，“期成宪草”一般被认为是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1939～1940年）的唯一成果，是当时中间势力借鉴西方代议制度，对“五五宪草”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初步实现了从“五五宪草”的总统制到“期成宪草”的议会制的转变。不过，很少有人提到，“期成宪草”矫枉过正，最后形成的“议会制”却是一种有缺陷的宪政制度，主要是在权力制衡方面存在较多问题，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分立有余，制衡不足。

例如，“期成宪草”在设计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时，作为民意机关的国民大会及议政会对总统及行政院的制约是单向的，没有形成双向的均衡关系。主要表现为：1．罢免权。国民大会选举、罢免正副总统，亦可罢免经总统任命的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院长。2．同意权。总统经议政会议决方能公布法律案?熏并得依法行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及大赦、减刑等职权，依法宣布戒严和解禁。3．不信任权。议政会通过对行政院正副院长及各部委长官的不信任案时，上述行政官员即应去职。4．弹劾权。议政会通过监察院提出的对行政院正副院长的弹劾案时，被弹劾的院长即应去职。5．议政会受理监察院提出的对正副总统的弹劾案时，总统应即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以作出罢免与否之决定。以上五点表明，总统及行政官员在诸多方面受国民大会及议政会的有力制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统牵制议政会的权力却是乏力的。虽然“期成宪草”规定对于议政会通过的行政院正副院长的不信任案，总统有不同意权，可由总统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为最后之决定。如国民大会否决国民大会议政会之决议，则应另选国民大会议政会议政员，改组国民大会议政会。不过在实际政治中，很难想像与议政会同属立法机关的国民大会能够否决议政会的决议，所以总统的这种间接否决权，并没有多大的实际作用。

更重要是在立法与行政两权关系中，与议会不信任权形成制衡关系的总统解散权却没有明确规定。在议会制度中，为确保立法与行政两权之间的平衡，针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权，行政机关同时保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解散议会成为内阁责任的对应物。这样就建立起行政与议会之间的制衡，因为如果议会解散政府，政府也可以解散议会作为回敬。这就使内阁能够避免完全屈从于议会。而使两个相互反对的力量多少旗鼓相当，这才会造成两者之间可能和必要的合作。”^〔1〕

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期成宪草”中，议政会只要通过监察院提出的对司法院正副院长的弹劾案，则正副院长即应去职。而且国民大会及议政会创制、复决的法律一旦生效，司法院就必须执行，除非它被宪法解释委员会宣布为违宪。但是司法对立法权的制约同样没有实际意义。“期成宪草”规定的宪法解释权并不是司法院单独享有，而是掌握在宪法解释委员会手中，司法院只是宪法解释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之一，同样地国民大会议政会也是其中的成员（第三位成员是监察院）。这种规定，与一般宪政民主国家都是将宪法解释权作为一种司法权力，让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等司法机关单独行使的做法截然不同。由于司法院在宪法解释委员会中并不占有多数地位，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在审查法律是否违宪的处分权上大打折扣。

“期成宪草”在立法权制度设计方面，依然延续了民国初年《天坛宪法草案》的某些做法，主要是为了防制行政权过大，过分突出立法权的地位与作用，从而违背了分权与制衡的基本宪政原理，不切实际地形成了立法（国会）至上，权力之间缺少互相制约的关系，行政权对立法权不能发挥平衡作用，司法权对立法权也不存在制约作用，立法权却可以过度侵占行政权与司法权，凌驾在两权之上，形成立法对行政、司法权力单向的制约关系。在这种体制下，不仅国民党的党治将难以持续，而且国民党的权力亦将受到严重束缚并被置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而难以再为所欲为。

因此，国民党对此的反应可想而知。1940年4月，在第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许多国民党参政员反应强烈，蒋介石本人也“对于宪草中牵制政府势力之规定表示不满”。据梁漱溟回忆说，当时蒋介石的态度之强硬“为向来所少见”，蒋在即席演说中不但批评该案“袭取欧西之议会政治”，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完全不合”，进而指责“期成宪草”“对执政之束缚太甚”，实“不能施行之制度”，“今后国人如以国事倚畀于人，亦就不要束缚人才行”。

在翌年10月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公布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中，一些政治主张也相当积极。如第二条要求当局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第六条主张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第七条强调在党治结束下，应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这其实是对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全面否定，无异于宣判国民党训政体制的死刑。张群曾对梁漱溟说：“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

但是中间势力并没有停步不前，相反在1941年11月开幕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民盟按照成立宣言与政纲目标要求，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建立建国基础案》，直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其中在改革目标方面，要求“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在立法权方面，要求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的本质；在政党体制方面，要求“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同时，政府机关不得歧视无党、异党分子，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在军队国家化方面，要求“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党团组织，借以防止以武力从事党争”。

提案在递交到参政会秘书处后，秘书长王世杰就认为它的要点在于“主张取消学校、军队中之党部及早日实施宪政，迅即扩充战时民意机关之职权”。而这些正是蒋介石最为忌讳的。蒋下令禁止将提案提交大会讨论，并怒气冲冲地指责张澜：“把我当成宣统了。”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也发表评论：“任何国家，一值战争，便需权力集中，行动迅速，对于平时的传统民主政治，无不迫于形势，略加修正。因苟不如是，不足以应付非常，克服时艰。”民盟方面的反应同样激烈，主席张澜在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后，不理会国民党方面的反对，自行将提案油印散发。事实上国民党方面对民主化进程问题已经作出一定的妥协，在王世杰起草的《促进民治与加强抗战力量案》中，就提出：“（一）抗战终了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宪；（二）扩充战时民意机关职权；（三）用人不歧视党外之人；（四）保障人民之合法自由。”

第二次宪政运动时期（1943～1944年），特别是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而国民党以召集国民大会相抵制时，中间势力的政治行为更加积极。一些人先是主张取消国民参政会。青年党主办的《新中国日报》刊文指出：国民参政会自设立以来，“不但不能与民主国家的议会相提并论，而且对于国事是依然无权干预的，它仅仅是政府的一个咨询机关而已，说得不客气一点，则是政府的装饰品、点缀品”。民盟云南支部则以昆明文化界的名义发出通电，全面否定参政会成绩与作用，反对民盟参政员出席参政会，“至最近数届会议中，参政会不但不能主持公道，调解党争，且每每以冒牌民意机关之名，供一党排斥异己之用，卒使重要在野党派之代表，深惧被迫同流合污，裹足不敢列席。于是国内党派之分裂冲突，乃不得不愈演愈烈，而所谓国民参政会者亦已名存实亡矣……就实现民主而言：直至今日，国民参政会之组织、职权、工作，乃至其一切表现，殆无一不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2〕。

随后中间势力又反对召集国民大会，人们愤怒地谴责蒋介石宣布召集国民大会是“蒙蔽国际视听”，“拖延国内民主”，是“国民党内的少数分子要继续维持权位”，不肯接纳“各党各派开诚合作共挽危局等等要求”，认为这简直是“拒绝抗战胜利”。他们要求以“国是会议为战时过渡的最高民意机关，由该会议产生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以执行战时政纲，并共同负担抗战及参与一切国际会议、奠定世界和平的责任”。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主张“彻底改组国家最高统帅部，使统帅部成为超党派的国家机构，以统一全国军事指挥，集中全国军事力量，以便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消灭日寇，争取抗战胜利，并保障在民主政治基础上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

与此相呼应的是，出席国民参政会的黄炎培等以不参加讨论国民大会参政会会议的做法，间接表示反对召开国民大会的立场。青年党参政员们则直接表示反对，左舜生等人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议案，左案提出目前急需解决的绝不是召集国民大会，而是“由政府正式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听其公开活动”。“由国民政府从速召集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所组织之政治会议，解决一切重大问题，包括政府改组，并重订召集国民大会之时期与具体之办法”。在提案说明中，左强调召集国民大会一事“关于国家前途甚大”，必须先行实现民主措施，始可再行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左用强硬的语气宣称：若国民大会非在本年召开的话，“我们依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依于我们对国家的责任感，我们便只好采取另一步骤，保留提出另一最后声明”。

中间势力之所以反对召集国民大会，表面原因似乎是为了宪政改革理念，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政治利益考虑。对中间势力来说，联合政府主张若能实现，无疑意味着长期在野的中间势力领导人第一次有机会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获取政治权力。有学者指出：“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吸引力。如果说宪政只是为第三方面提供了一个‘研究明午之菜肴’的前景，那么，联合政府则提供了‘眼前如何得食’的可能性。联合政府就是多党联合执政，从而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3〕而国民党召集国民大会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中间党派并不能保证在未来的国民大会选举中取得优势。权衡两种政治方案的利弊得失，中间势力当然不会再支持自己过去一直主张的召开国民大会的政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间势力在这一时期忽略了对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争取工作。其实，国民党内一直存在要求宪政改革的民主派，其中以立法院长孙科为代表。孙科是民主色彩浓厚的人物，曾多次指出：“如果宪政不能推行，则民权主义便无从实现，三民主义也无从实现，而所谓政治建设也只等于一句空话。”他承认，宪政时期应当允许别的政党存在，“不许他党的合法存在，便不是真正的宪政”。1944年元旦，孙科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认识宪政与研究宪政》。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内某些人在宪政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说这些人“忽视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的最高国策，不明白宪政运动就是我们政治建设的根本”。一方面他强调宪政的实施是“人类生活和国家组织的进步”，它使“古代战斗厮杀的野蛮行动进到了近代和平礼让的文明行动”，因此必须迅速完成我们民主宪政的建设。抗战胜利后，“人民的思想和能力，不但不是民国初年的时代所能比拟，也许比现在进步得多”。他相信“三民主义的宪政必能随着这次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抗战胜利而彻底实行”，也相信“因为宪政有效，训政未竟的工作，在未来的一二年内必有更大的进展”。其他人物像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曾著有《比较宪法》，是一位知名的自由主义宪法专家。他在草拟参政会组织条例时，在参政会的职权、参政员的遴选条件、在野党派在参政中的人数与比例等问题上，均采取了较为开明的立场，并且极力主张赋予参政会立法权，使其成为民意机关。

中间势力从政的精英人物，并不是不知道国民党方面的政治目标与策略，但是作为在野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他们的权力目标与利益诉求一直被当局压制，一旦有机会参与政治决策，就迫不及待地希望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进行有利己方的权力安排，以增进自身的政治利益。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是符合利益原则的，但是它却忽略了严酷的政治现实，作为掌权的实力派，不仅不会同意自己在未来的制度改革中太多的利益损失，而且还希望通过制度改革增进自己的利益。一旦发现改革有损于自己的根本政治利益时，国民党政府的反应，与民国初年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反应并无不同。所以无论是“期成宪草”的立法至上，还是民盟政纲中的军队国家化主张，都不可能得到当局的积极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的民主派精英，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精英相比较，似乎并无大的进步，依然延续了民初议会政治的传统。

注释：

〔1〕施雪华：《当代各国政治制度——英国》，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2〕《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文》，中国革命博物馆手稿原件。

篇4：“宪政热”之我见

当前“宪政热”的升温离不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普世价值的大肆宣扬,特别是美国将普世价值作为其推行政治战略、霸权主义的的手段。“普世”原本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广泛采用的一个宗教概念,本意是普天下的人。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一些神学家、伦理学家把某种普遍接受或广泛认同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称为“普世价值”。面对西方“宪政普世价值说”的游说,我们要理性地知晓其背后根本性的错误,让这种荒谬的论调无所遁形。我们要明确,宪政是历史范畴,不具有普世价值。我国当前实行宪政的现实条件仍不完善,故中国当前不宜走宪政路。那么具体来讲有哪些现实条件呢?

1. 从经济基础角度看,宪政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基础

宪政作为资本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以私有制为其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资本家通过雇佣关系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属于全体人民或劳动者集体所有的形式,它决定了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和按劳分配关系,这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尽管我国当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并不能否定和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相信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将使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加牢固。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我国不适宜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宪政路。

2. 从政治体制角度看,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

三权分立是西方广泛使用的政治体制,,其本质是“主权在民。权力制衡”。它保证权利不会因为过度集中而出现专权,但同时也会带来施政、行政的效率低下及各权力之间为了利益相互攻击扯皮而造成的社会动荡。三权分立在西方运行良好,被西方引以为豪,但在中国却行不通。

(1)从国情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二个一百年的目标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只有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证政策制度颁布、实施的速度和实效性。鉴于这一现实条件,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有效地保证了决策的速度和效率。

(2)从制度来源看,我国“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和人民长期进行政治实践的产物,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选择,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如果改为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根基将被动摇,人民争当国家主人翁的信心将被削弱,而这些将使中国的高速发展成为空谈。

3. 从时间上看,宪政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国当前无法实行宪政,而非过去或将来

无论是从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制度角度看,我国当前都不具备实行宪政的现实条件,尚无宪政生根发芽的土壤。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不排除实行宪政的可能性。偶然在一个博客上看到一个消息说,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透露了一个信息:“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0页)。不管这则微博的可信度有多少,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当前无法实行宪政。

4. 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来看,普世价值具有荒谬性

普世价值显然只注重普遍性的存在而忽视了特殊性,所以“宪政普世价值说”本身就违背了辩证法规律。每个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特殊性,应该具备本民族的普世价值观念。而中国作为一个有深厚文明底蕴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民族的特殊性愈加明显,故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观,遵从本民族的价值观念。而当前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本国的特殊性,不可能走有所谓“普世价值”的荒谬宪政路。

“宪政热”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妄图动摇中国人民的民主信心、颠覆社会主义及党的领导而掀起的理论争辩与政治交锋。宪政尽管在西方运行良久且行之有效,但对于有特殊性的中国而言,当前尚不具备实行宪政的现实条件。鉴于此,我们只需对那些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说,宪政是历史范畴,不具有普世价值,不适宜当前的中国。

参考书目:

参考文献

[1]白钢,林广华.《宪政通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钱福臣.《宪政哲学问题要论》[M].法律出版社,2006.

[3]萧公权.《宪政与民主》[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刘静文.《中国宪政原理》[M].重庆正中书局,1947.

篇5：宪政运动

【关键词】宪政意识；法治国家；宪政国家；紧迫性

一、问题的提

“中国自有宪法已近百年，然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法之于宪政，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1 在宪政的道路上可谓荆棘遍布，举步维艰。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将“依法治国”确立为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于1999 年3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载入宪法，用法律的形式把“依法治国”方略确定下来，标志着中国彻底摒弃人治影响，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法治之路2 一时，“在共和国所及之处，诸凡政治生活、会议文件、集会讲演、新闻报道、大众传媒、学术著作、课堂教学乃至街谈巷议，`法治 二字在见著纸面、显示银屏等等方面的频率都居高不下。”3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切忌用 趋势代替现实；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对“法治理想”国抱有坚定的信念，更加执着地追求。实现法治理想国，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4那么，该如何承担这份责任呢？那就是要建设一个“宪政国家”，但其建设过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首先要求的是我国公民的宪政意识的确立，而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周叶中教授提出的“宪政中国”这一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加强我国公民宪政意识的培养，在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三大文明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已成为政治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法治国家”与“宪政国家”的关系比较

概念的混淆会给人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造成了空前的困惑和迷乱，所以我们首先有必要明确宪法、共和、民主、法治、宪政这几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宪政或者说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来源于什么思想，由哪些思想构造而成？ 这个问题涉及的一个方面就是共和与宪政的关系。宪政主义是四种思潮的融汇：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法治主义。共和主义确定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了主义的归属及政府的合法性，自由主义则指明了政府的目的。这四种思潮在思考政府形式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过程中不断交错融汇成了现代宪政主义的蔚蓝海洋。但是它们四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关系，宪法则创造性地于将它们融为一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学术界对于宪政的理解见仁见智，有学者从权力制约角度来阐述宪政，认为宪政的直接目标就是“限政”5，宪政简而言之就是有限政府6；有的学者则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来界定宪政，认为宪政的主要内涵是指依照宪法规定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是宪法规范与实施宪法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7尽管学者们的各个视角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的是他们都普遍把宪政与民主、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宪政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在“立宪政体下，统治阶级的成员都平等地参政即实行民主政治。”是1985年以来出版的众多法学辞书几乎一致的观点。而学术界的这种概括与毛泽东同志“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这个重要论断的影响不无关系。笔者认为，民主政治的要求理应涵盖在“宪政国家”的大概念之下，不必要再细分为“民主国家”或“民主宪政国家”。

那么宪政与法治有何区别呢？其实，所谓法治，是指以普遍性、确定性的规则来束缚国家权力以及个人越轨；所谓宪政，是指为主权设计一套分权制衡的架构，为人权提供制度性保障和司法救济。但在一定意义上讲，“法治国家”用语比“民主国家”进步多了，但仍没有“宪政国家”优越。一则“法治”往往易被人们滥用乃至误用，而并衍生出“依法治球”等莫名其妙的用语，而“宪政”则不存在这些问题。二则“法治”用语中的“法”过于宽泛而“宪政”中的“宪政”含义相对确，不易被扭曲。法治理论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大家普遍遵守，大家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不难看出法治的两大基本特征即是“守法之治”与“良法之治”的统一。

三、当代中国公民宪政意识确立的紧迫性

其实中国的宪政的思想起步并不晚，这个历程也并不短暂。早在1906年7月8 日 清政府召集群臣讨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时，立宪派与反宪派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便是有名的“预备立宪”。由于立宪派从一开始的妥协导致了后来自己的权力处处受制，最终认清了所谓的立宪运动只不过是场欺骗，代价是把自己送上革命的祭坛。辛亥革命的胜利终结了两千余年之久的帝制，中华民国的建立，意味着宪政意义的制度与理念已经开始生根在华夏的大地上。但是同时，从南京政府的法令中依然有着太多的不宽容气息和对自由的干涉，这是与宪政制度和理念格格不入的本土文化糟粕。南京政府的五权宪法外加国民大会的四权模型本质上是为创制一个万能政府而设，这与西方旨在分权，各个权力主体的权限划分，相互牵制的宪政理念刚好背道而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宪政之路才真正开始走上正轨。在1979年以前虽然更换了几部宪法，但是法律体系并不健全，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社会的各类关系都是由政策、指示来解决的。到1982年通过的宪法，才在体例上和具体的实施上有了巨大的改观。

近百年宪政史启示我们：在当前加紧中国公民宪政意识的确立已迫在眉睫。宪政建设之难不仅受制于制度之设计还在于公民宪政意识的确立。因为在当代，制度与公民的文化认同感息息相关。一个主权政府能否提供个人权利的适当保障是制度认同的精髓，制度的精进与否，遂成为衡量合理爱国心与合理国家认同的最佳指标。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萨维尼在他的名著《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提出，法的精神深植于一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之中，同时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也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而变迁。今天，我们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上看到了这样的变迁，无疑将见证这种变迁将。对“八二宪法”，也许这个古老民族尚嫌不够完善，但无论如何，相信国人都期望着有一天，它能够在水乳交融的宪政民情中锻造、砥砺自己并和平地穿透历史的烟云，终将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由宪章。

参考文献：

[1]梁治平，贺卫方：《宪政译丛（总序）》，三联书店1995—2002。

[2]殷啸虎：《新中国宪政之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272页。

[3]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前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周叶中，邓联繁：《宪政中国初论》，《 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5]朱继萍：《论宪政及其社会基础》，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6～202页。

[6]陈端洪：《宪政初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篇6：美法宪政体制比较

关键词：宪政体制,国家结构形式,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

纵观许多国家现在都在加快宪政建设, 完善宪政体制, 所以我们也应该通过比较一些国家的宪政体制, 从而加快我国宪政建设。

一、国家结构形式的比较

在当代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国家即一个国家, 其主要政府机构, 立法、行政和司法对本国领土上所有地区和所有人在所有方面都拥有权力。联邦制国家即指, 一个国家的政府制度中同时存在一个联邦或中央政府和一些州或省立法和行政机关。

1、美国的联邦制。

美国是最早实行联邦制的国家, 或者说是美国创造了联邦制的国家结构模式, 美国现由50个州组成, 其原意是“国家”, 他们拥有自己的独立主权, 这是美国联邦制的一大特点。美国的联邦制包括纵的联邦制和横的联邦制。前者是指联邦与各州的关系, 后者是指各州之间的关系。在联邦与州的权力分配中, 宪法对联邦的权力采用列举的方式, 州权力采用保留的方式。联邦的地位高于州的地位。

2、法国的单一制。

法国的单一制比较倾向于中央集权, 地方单位是由中央政府即议会的法律规定成立的, 依法自主管理, 并由政府代表在各地区负责维护国家的利益, 监督法律的实施。

二、立法制度比较

1、美国的议会。

美国实行立法机关的两院制:参议院和众议院。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权力是相等的, 一切议案都必须由两院同时通过, 才能成为法律。当然两院各有某些特殊权力, 例如, 属于两院共同所有的是对外宣战和修改宪法过程中的权力。由两院分别行使的是众议院提出弹劾案和参议院审理弹劾案的权力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复选总统和副总统的权力。属于参议院专有的是“咨询和同意”的权力。参议员和众议员都直接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两院议员的任期没有限制, 议员长期连任现象极为普遍。

2、法国的议会。

在二战后法国制定的第一个宪法基本上是实行“议会至上”, 即议会权力高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1958年宪法对法国的政制作了很大的改变, 从这时起议会就不再拥有无限的权力了。法国也实行立法机关的两院制: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国民议会议员由直接选举选出, 参议院议员由间接选举选出。议员的任期不像美国那样没有限制, 法国国民议员任期5年, 参议员任期9年。而且法国议会的职权主要指国民议会的立法权。1958年的宪法扩大了总统与政府对立法的参预, 规定了政府对一些立法权的参预或制约。同时法国议会对政府拥有监督权。

三、行政制度比较

1、美国的总统制。

美国是这种制度的典型国家。由选民选举总统组织政府, 总统不直接向议会负责的叫总统制。它的主要特点是: (1) 总统直接对选民负责, 不对议会负责; (2) 总统独揽行政大权, 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 (3) 政府成员不得同时为议会议员, 由总统在其同党中选任; (4) 总统不直接向议会提出法案, 也不参加法案的讨论; (5) 总统不必取得议会信任, 也不能解散议会。

2、法国的混合制。

法国在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宪法, 在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上, 实行较典型的内阁制, 但1958年宪法, 特别是经过1962年对宪法第6条修改后, 即总统产生方式由议会产生改为由公民直接、普遍选举产生后, 已明显地演变为内阁制与总统制相结合的制度。这种演变大大加强了总统的权力。总统由直接、普遍选举产生, 总理由总统任命, 根据总理提出的辞呈, 解除其职务;根据总理建议, 任命政府的其他成员。从这可以看出, 美国政制与法国现行政制的一个重要出别是:美国总统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 而法国总统尽管权力很大, 但却并不是政府首脑, 总统与政府总理并存。

四、司法制度比较

1、美国的司法制度。

美国贯彻三权分立的原则, 实行司法独立。美国有联邦和州的两套法院或司法系统, 适用各自的宪法和法律, 管辖不同的案件和地域, 这种双重法院体系是美国法院体系一种独有的创新的特征。与一般的大陆法系国家不同, 美国并没有行政法院, 行政纠纷案件除由普通法院审理外, 各独立机构也有权受理和裁决。联邦和州两个法院系统相互独立, 并无从属关系, 而且绝大部分案件都由州法院处理, 但是联邦法院, 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地位远远超过州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权, 它有权宣布与自己并列的宪政机构 (议会或总统) 颁布的立法为违宪, 并且只有联邦高等法院才有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经国会同意后, 由总统任命, 实行任职终身制度, 除因腐败等原因并经国会弹劾, 不得罢免, 而大多数州法官由选民选举产生。

2、法国的司法制度。

法国实行司法权的二元化。它有两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 一个是普通法院, 一个是行政法院。虽然, 它们都行使着审判机关的职能, 但两套法院组织各自独立, 互不隶属, 甚至在体制的归属上也不具有同一性, 仅普通法院是司法机关, 而行政法院属于行政系统。行政法院系统是法国司法制度区别于他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前者处理民事, 刑事案件, 后者处理以国家、国家公职人员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案件。法国的法官实行终身制, 非经弹劾不得免职, 行政法院的成员不是职业法官, 而是行政官员, 任命和调动按公务员制度规定办理。法国的普通法院分为三级, 即初审法院, 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包括低级行政法院, 行政上诉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的最高法院都没有违宪审查权, 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才有这种权力, 但它并不是一个司法组织。法国不独立设置检察机关, 检察官配属一定的法院, 由司法部管辖。

以上对美法的宪政体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宪政体制, 对加快我国的宪政体制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何华辉.比较宪法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2]王广辉.比较宪法学[M].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出版社, 1998.

[3]张光博.比较宪法纲要[M].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4]沈宗灵.比较宪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篇7：宪政的包容

而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第一次进行的国会议员改选，即展现了尊重少数，尊重反对派的精神。北方虽然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仍邀请战败的南方政党参与选举，公平地竞争议会席次。美国人固然为南北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由于南北双方相互的包容，彼此避免成王败寇的心理，终在尊重宪法的游戏规则下相互尊重，因而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强盛。

英美这种包容少数派，包容反对派的宪政传统，是宪法权威的基础，它造就了英美的兴盛与发展。这种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