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政之路为何艰难

2023-05-17

第一篇：中国宪政之路为何艰难

中国宪政体制的萌芽必由之路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讼

理由

是什么?

中国宪政体制的萌芽必由之路

王世涛

【摘要】：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因为，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呼唤制衡型宪政体制，中国的法治建设和腐败治理也必然选择制衡型宪政体制。中国的宪政体制从统合走向制衡并不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并不意味着对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全盘抛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被认为中国的立国之本。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者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讳莫如深。特别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初期，“三权分立”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被彻底批判。权力制衡一直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三权分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真的是洪水猛兽吗?分权制衡真的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吗?也许我们对三权分立有太多的误解和成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否定过“三权分立”，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三权分立”，而且始终认为只有经过分权制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甚至认为，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现成的政治形式。[1]其实抛开政治意识形态，分权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使西方宪政体制充满勃勃生机，它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而不应拒之于干里之外。

一、权力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中国封建时代有些皇帝也搞过“分权制衡”。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宫相府各司其职。[2]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掌而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3]因此，历史上中国的不少皇帝都极力对相权进行分解和限制。到了宋朝，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管行政，设三司使管财政。分散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互相牵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从秦朝开始设立了监察机关，到明代运用到了极致。监察制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体现了以权制权的政治理念。尽管那只是皇权对臣权的制约，预防臣权危及皇权，其分权的目的是极权，但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价值不可低估。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三权分立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的市民政治，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频仍，形成了各种经济群体和利益阶层，要求政治多元及分立。当然，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政治组织形态多为小公国，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即使最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形成东方一样的政治官僚体制。因此，很难产生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思潮，西方分权思想溯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把政府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要素。至罗马时代，波利比奥斯倡导“混合政府论”，认为罗马政体应为代表君主的执政官、代表贵族的元老院及代表民众的人民代表会议互相牵制和均衡(从这个意义上，将分权制衡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也不恰当)。分权制衡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洛克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后来的资产者及其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诚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4]这一原则已经为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所普遍奉行。国家权力分立，在各个宪政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特征和共同的趋势。当然，三权分立不是僵死的，总会因时而变。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格局已经

不复存在，行政权的强势打破了三权均衡。但不变的是精神：控权与平衡。[5]无论如何，分权制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不能否定。凯尔森在谈及分权时指出，分权原则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其说致力于赞成分权，倒不如说是反对集权。[6]

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强调人民的主权。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民将权利授予国家，国家即是公益的体现，因此，人民权利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卢梭的理论并不是要保护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而是在一种主权性的集体“公意”的至高无上性中探寻社会生活的终极规范。他并未主张三权分立，而认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司法权，它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像议会那样的代表机构。卢梭的理论极易走向专制民主制即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的专制”。[7]这一国家主权不可分的理论已经被很多晚近国家的宪政实践所摒弃。但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在国家主权不可分的政治理念的主导下设立的，而卢梭理论所蕴含的专制危险性却果然不幸被社会主义国家所证实。前苏联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以苏维埃的名义实施的暴政，在世界人民面前给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极权的恶劣典范。前苏联法学家从血的教训中觉悟，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具有符合宪法属性的一些前提条件：宪法明确规定权力分立原则，依据这一原则，行政权不得僭越立法权，而独立于政府的司法权能够自主地解决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冲突。[8]对于斯大林的极权和暴政，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毛泽东虽然意识到了，但可惜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却未能幸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正是政治极权的结果吗?

近几年，我们才不能不接受一个现实：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东西，我们现在也采纳了，典型的如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企业破产机制等等。从排斥到接受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艰辛历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是从经济到政治的逐渐开放，政治上的逐渐开化却是一个十分痛苦甚至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过程。清末洋务运动尊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只是向西方学一些“奇技淫巧”，无伤国体，无涉祖制，因此可以为当权者容忍和接受。戊戌变法在政治上对祖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引起满清皇族的恐慌，但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本，对西方宪政采用“制度移植、思想抵抗”的政策，因此，面临亡国灭种深重危机的清王朝也只能支持百日维新。但一旦危及到其切身根本利益时，当权者仍不免痛下杀手。激进的

辛亥革命，政治体制上实现全面西化，但思想上似乎仍未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国民党一党之治[9]是儒家一教独尊思想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反映，这其实还是继承了中国长期封建主义政治专制的衣钵。后来的国民政府虽然颁布宪法性文件确立五权宪法政治体制，但从未真正实行过西方式的“分权”。[10]“五权宪法”可谓中西合璧，将西方的三权与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监察、考试两权熔于一炉。这一独创显现了孙中山不照搬西方宪政体制的创新精神。但“五权宪法”设计处于东方与西方、古代和现代的思想交汇和制度冲突中，其是对传统的借鉴，还是向传统的妥协?其是否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合理架构?[11]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因受前苏联的影响，既不是三权分立，更不是五权宪法，而是议行合一。[12]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就是议行合一，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时提出来的，后来被苏联演变成了苏维埃政体，到中国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假定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国家权力为了实际的需要形成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但这只是“分工”，而不是“分立”。这一体制强调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合作性、统一性、协调性，而不是对立性、牵制性。

人们曾经甚至现在仍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产生于西方的制度文化土壤，中国长期的专制传统不适合搞制衡型宪政体制。但与中国同样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日本、韩国分权制衡却比较成功。日、韩两国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日本首相频繁更迭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弹劾案，最有力地批驳了分权制衡学说不适用于有着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的论调。与法人治理结构一样，分权制衡作为国家政治治理模式，可以极大地克服个人专断。因此，权力制衡体制也具有普适性。如果权力制衡在中国的适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也不是权力制衡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现有体制对其浸淫或排异的结果。因此，认为分权制衡体制不适合中国的观点是否经过深入的论证，在多大程度上是僵化思想的思维定势或政治立场的对外宣称?正像过去虽否定公司制，但中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普遍设立了公司法人治理模式。这是否预示着权力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命运呢?

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因为，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就像市场经济只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手段一样，权力制衡不

过是政治资源配置的手段以及一个国家政治治理的工具。权力制衡设计初衷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自由民主价值，完全适应任何民主共和政体。即使以阶级分析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判断，权力制衡既适合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适合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二、市场经济呼唤制衡型宪政体制

统合型宪政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的政治体制其实都是“议行合一”。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俄罗斯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易帜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体制随即进行了实质变革，纷纷转而选用制衡型宪政模式。似乎说明，一种经济形式对特定政治体制的对应关系，而不在于这个国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人为政治标签。

计划经济体制对应统合型宪政体制。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在“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中，并不存在利益多元并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此时，国家机制内部不需要有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人进行政治博弈。不但议会内部不需要，国家机关之间也不需要。统合型的宪政体制契合了这一经济形式的要求。计划经济体制凸显的效率价值，因为平均分配，国家主要精力不是如何公平合理地分蛋糕，而是把蛋糕做大。从经济计划的制定、审批到执行，需要各国家机关密切配合，而不是相互监督。然而，计划经济追求的是效益，牺牲的也是效益。或者说，其可能得到短期的或局部的效益，但却失去了长远的或整体的效益。在后农业时代，计划经济只是治乱之道，适合于一国初创或战乱之时，需要调整国家机器的全部动能来推动一国经济的振兴和医治一国的战争创伤。

市场经济对应的是制衡型宪政体制。因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财产私有和利益多元，单一的公有制体制被打破(或者说市场经济不承认所有制只承认所有权)。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需要在政治上寻求代言人，这就为制衡型宪政体制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美国的市场经济形式的利益多元化造就了其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不同党派、不同国家机关代表不同利益群体。在宪政体制中，多党制、议会的两院制、三权分立、职权分离、司法审查无不与市场经济利益多元有关。应当说，市场经济

才是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通常的经济形式，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市场失灵或社会分配不公时，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手段进行调适、纠偏。

中国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仍然固守统合型的宪政体制。这一宪政体制似乎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产值是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计划经济的利益格局完全被冲破，多种所有制并存、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的多元结构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上的声音越来越强劲，需要在政治上形成一种机制，公平行使各自的话语权。统合型的宪政体制似乎更容易产生一个主义、一致意见、一种声音，多元利益的诉求被掩埋。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构成似乎考虑到代表的多元性、普遍性，但由于党与人大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使得人大代表虽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仍然没能使人大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平台。每次“团结”的人大会议在一片掌声中“胜利”的闭幕说明，人大不能至少现在仍不能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表达诉求的政治舞台。当然，近几年，中国人大会议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的声音，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本应是常态的政治形式，仍受到现行体制极大的压制。

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政治变革最深刻的原因，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验证。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口，市场经济推动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的发展呼唤政治体制的转变。虽然，党政分开是权力分离的有益探索，但作为体制内的调整，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起到了的作用仍很有限。解放生产力，全面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其中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就是变革统合型的宪政体制。

人们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也并非尽善尽美，它肯定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权力分立、互相制衡，会造成权力的不统一，内耗太大，效率低下;而统合型的宪政体制虽然缺乏权力制约，但能够协调各个国家机关合力共进，效率会很高。其实，不妨比较一下厂长负责制与公司治理结构。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首长个人负责制，在国有企业，厂长负全责、负总责，一人决断，可以省却了很多钳制(国

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不能决定厂长的选任，也不能罢免厂长，厂长不对其负责，因此其不可能对厂长形成有效制约)，办事效果当然会高。但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厂长决策失误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厂长掏空企业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案件屡见不鲜，一个个国有企业的破产和巨额财产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流失就是明证。如果没有监控，厂长负责制的高效率完全变成了高效率地掏空、吞蚀国有资产。这样的高效率是多么危险!法人治理模式通过分化权力，使在企业内部没有任何个人可以独断专行。股东会决策、董事会执行、监事会监督，使得公司内部进入一种良性运行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公司制可能比厂长负责制的运营成本更高，但运营成本与可能避免的损失相比则九牛一毛。正因为如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纷纷进行公司化改造、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厂长负责制与法人治理结构的效率关系，正是统合型宪政体制与制衡型宪政体制效率关系的一个真实写照。表面上看，统合型的宪政体制很有效率，但这一决策的高效率往往包藏着巨大的危险。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各机关相互掣肘，运行成本比个人决断要高，但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可能避免的专断和腐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会是多大?难以数计。总之，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统合型宪政体制不比制衡型宪政体制更有效率，恰恰相反。

三、制衡型宪政体制是法治的根本保障

制衡型宪政体制与法治建立在相同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假设之上。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的道德假设，是以人性善为基础的，将政府想象成好人政府。由于对人的善良预期及对政府的道德仰赖，国人不相信或不情愿相信他们的父母官会滥用权力。因此，对政府不是监督而是依赖。如果说，对政府有约束的话，主要还是政府自身内在的道德自律。然而这一道德约束是如此的脆弱，即使长期经受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道德观念熏陶的人在权力的诱惑下也不能自持、晚节不保。建国以后特别是近年来腐败案件频频涌现，似乎表明：在遏制权力上，道德自律是多么绵软无力。而权力制衡与法治的道德假设则都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由于人是恶的，政府又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人的恶性必然折射到政府身上。根据这一理念，人们对握有权力的人怀着极大的戒心，并相信：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没有任何人是靠得住的。为此，为了防范其滥权，只能进行控制。此时，对权力的约束不是道德的软约束，而是诉诸法律的硬约束，不企望官员内心的道德

自律，而是外在的法律强制。在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下，国家当权者因为滥权而被罢免甚至弹劾从而使其他当权者心存忌惮甚至如履薄冰。由此表明，在权力约束上，外在强制比内心自律更有效。

分权制衡是法治的结构性制度基础，是法治刚性的必要条件，属于法治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法律约束权力不能自动实现，它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通过权力之间的分离和制约。[13]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模式，需要确立宪法、法律的最高权威，将国家的任何政治权力纳入法律控制的范围，实现法律主治。不能人亡政息、更不能因言废法。法治作为一种理念和原则，必须诉诸一定运行机制，而分权制衡模式无疑是实现法治的最不坏选择。分权制衡体制强调国家权力的分划，禁绝任何两种及两种以上权力的结合，这样才能防范国家权力的专断，从而保障国家合理的法律秩序。在这一体制下，极大地降低了形成个人极权的可能，削弱了个人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使得任何政治权威身陷法律囹圄无法解脱。有人说，美国总统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权力很大，实际上是民主国家的皇帝。但美国总统小布什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形容自己的处境时，小布什曾发表过一段精彩的演讲：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学技术，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14]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在分权制衡的体制中，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应有尊重，任何武断的权力都不免受到法律追究。立法武断可诉诸宪法诉讼，行政武断可寻求司法审查。在武断的权力与代表法律的权力对峙时，法律的威严往往能够占得上风。

而统合型宪政体制会形成对法治的巨大阻碍，因为该体制中监督的单向性和权力的金字塔架构促成的只能是一个部门最终是一个人的权威，形成人治而非法治的局面。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却权力虚置，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却不独立。这样对武断权力最有效的监督手段失灵了，防线垮塌了。在这一体制下，司法机关的地位相当尴尬，其不具有独立性，却要求其司法公正。因此，这注定了当下中国司法的险恶处境。而统合型宪政体制不可能使司法独立，制衡型宪政体制却能，这已经被国内外的司法实践所证明。当然，统合型宪政体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推行法治，中国近些年法治的进步就是明证。但这一发展不可能是可持续的，也没有根本保障。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法治发展值得肯定，但目前已经处于瓶颈阶段。中国法治的进步，更重要的不是立法数量的增加，而在于法律权威的树立以及

对政治特权的法律监控。而在这一过程中，法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当下中国的法治进步最关键因素即是确立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而确立司法独立的前提则是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的确立。

四、制衡型宪政体制是治理腐败的必然选择

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腐败，腐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面对腐败问题，统合型宪政体制无能为力，而制衡型宪政体制却可从容应对。

多年来，中国政府意识到了治理腐败的紧迫性，并对腐败形成了高压态势，对腐败官员屡出重拳，很多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纷纷锒铛入狱。可以说，中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不能说不够坚定，力度不能说不大。然而，让人忧虑的是，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前腐后继”，愈演愈烈。个中缘由比较复杂，但人们几乎都认识到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为此，中国政府也进行了一些立法上的完善(如监督法)、体制上的改革，但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中国对腐败的治理一直没有触及到法律制度的根本——宪政体制。可以说，不改革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任何表层的、局部的体制改革对整治腐败都无异于隔靴搔痒。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甚至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廉政指数高得多。是这些国家、地区的官员更有职业操守更注重道德自律吗?其实不是，在笔者看来，最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制度上的外在约束。在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官员行使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如最近发生的泰国总理沙马案件。[15]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中，任何权力都得到了有效的监督，权力制约不是空喊的政治口号和法律原则，而是深入政治实践的行为准则。在这一体制中，没有至上的政治权威或者说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特权。在这一体制中，所有的监督都是双向互动的。这一政治游戏规则意味着，你监督别人，就必须同时受别人监督。由于国家武断的权力在相互控制、对抗中被消融，孕育腐败的温床就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国家专断权力可能产生的腐败。

统合型宪政体制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一体制注重体系内的协调一致，而不是相互制约。如果说有监督，即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那只是单向的监督。在这一监督模式下，总存在着监督别人而不受

别人监督的特权。众所周知，任何公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都可能被滥用，并可能产生腐败。在中国统合型的宪政体制下，党组织监督人大，人大监督一府两院，但反向监督几乎不存在。其中，党的监督强而有力，人大的监督则相对疲软。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着现实的异化，但理论上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使得握有重权的最需要得到监督的权力却高高在上，人们只能仰望。

有人说，对权力的监督最基本的是权利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督权力，这正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但这一理论上的设想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推论。由于中国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缺失，作为纳税人，公民对理应得到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感恩戴德，千方百计地施以各种利益回馈。中国民众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为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当然，中国政府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实际上并非民选，而是党组织考核，上级任命的。既然官职的得失全凭上级领导决断，因此，政府只能对上级领导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这极大地削弱了权利制约权力的可能性和合理预期。作为权力制约制度，还应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介入，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等。但目前社会组织发育不甚成熟，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较强的依附性，社会组织对国家公权的制约作用还相当有限。

五、中国制衡型宪政体制的探索

近年来，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权力制约的重要性，并在体制内进行了谨慎的试探与温柔的改良。司法机关内部已经进行了“三权分立”有益尝试。1999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全面实行以“三个分立”，即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为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将审判权、执行权、监督权进行了适当分割，形成了权力行使上的相互监督和制约关系，从体制上防止了权力行使的无序、失调及缺乏监督。中国的法律实践引发学者们对分权制衡全新认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探讨分权制衡基本理论。[16]甚至有人用分权制衡的原理来分析政府采购制度、税务稽查制度、业主代表大会制度。近年来，中国进行的大部门制改革，探索政府机关内部的“三权制约”，即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三权制约”借鉴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理念，表明中国政治体制对西方的三权分立的理

念从完全排斥到有限借鉴，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但“三权制约”与三权分立具有本质的不同。首先，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而“三权制约”既适用于整个国家公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机制，也适用于政府部门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既涉及权力运行的横向关系，也涉及权力行使的纵向关系。其次，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主要注重权力制约权力，而我国的“三权制约”更注重权利制约权力，这里的“监督权”不是仅指司法权，更多的是指人民监督、舆论监督。[17]由于“三权制约”是在中国现行宪政体制的框架内局部改进，其宗旨或基点仍为三权之间的统合，是在统合基础上的制约。因此，这一改进的效果还有待于中国政治实践的检验，其运行机制的设计和现实可行性仍缺乏实证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这一改良措施不可能克服原来体制中固有的根本性缺陷，不能真正地实现权力制约，也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更不能解决反腐败难题。但这尝试体现出来的对权力制衡体制从绝对排斥转向有限接纳，是中国从部门内权力制衡到部门间权力制衡迈出的坚实一步。其实，制衡体制在民间也曾有过个性实践。不仅如此，自治团体与群众性自治组织也在管理模式上进行过创新性改革。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把审核财务的一枚印章分成五瓣，分别由5名村民代表各管一瓣，经他们审核同意后把梨木合起来盖上，村里花出去的钱才能报销。该举措隐含的权力分立、权力制衡的宪政理念。[18]

然而，中国实行制衡型宪政体制，是否要完全效仿西方某个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呢?当然不是，同样是权力分立，西方国家的体制各有不同，也许制衡体制没有唯一的标准或者统一的模式。美国的模式注重国家权力平衡;英国模式的特点是议会主权;法国模式则特别注重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以至于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与司法权区分开来。制衡型宪政体制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原有体制上进行改造，而不是将中国原来的宪政体制推倒重建、另起炉灶。

首先，在中国建构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与多党制完全对应，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也是“一党执政下的三权分立制”。因为“政党轮替”仅仅是挑可以执政的政党，选举获胜后，政府的运行还是要靠一个政党来操控的;当然也有联合执政的情况，但是联合执政也是只有在联合者做出一致决定的时候，其执政意图才能实现。[19]虽然制衡型宪政体制更适合多党制，甚至

多党制是制衡型宪政体制的源头活水。但不能因此否定在非多党制的国家搞制衡型的宪政体制的可能。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制衡型宪政模式并非个例。尽管一党制在相当程度上会抑制制衡型宪政体制的生长，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存在着现实的合理性。因为，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中国也没有实行多党制的社会基础。这就意味着，中国分立型的宪政体制只能在这一前提下实现。

其次，制衡型宪政体制也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是仅仅简单地把国家权力进行切割划分，即将国家权力一分为

三、相互平起平坐。有的国家突出了代议制功能，如英国的议会主权;有的国家强调司法独立，如美国的司法优位。中国实行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应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应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扬弃，即肯定基础上的否定。既然中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形式上的制度架构已然具备，将来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改造。也就是，肯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议制的组织形式，肯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机制，肯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人民代表大会相对于“一府两院”的优越地位。但否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议行合一”的体制，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度的协作缺乏制约的模式，否定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单向监督关系。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转化为分权制衡原则。[20]完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方式，严格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改善党对国家机关实现体制外监督的状况。

当然，未来中国制衡型宪政体制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在创新机制中，设立相应的权力制约程序是非常必要的。权力制约程序既包括国家公权力的相互制约，也包括不同公权力行为的相互制约，还包括同一公权力行为不同过程、步骤间的相互制约。但显然这并不是现实的任务。因为，目前关键的问题是思想的解放、理念的转变。思想不解放、理念不转变，制度设计无论多少精妙，都是徒劳。也许，这一转变将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第二篇：投资创业的艰难之路

投资创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投资创业有什么技巧吗?怎样才能够让投资创业赢得更多的利益?该文章被网络转载量高达100万次!是由投资创业资深专家周小强先生根据他自身的投资创业经验所撰写的。周小强先生曾经用200元白手起家，摆地摊，经过多年的奋斗，创造了移花宫化妆品品牌，目前移花宫化妆品加盟店超过了180家，产品单品超过1000多个，畅销于欧美以及东南亚各国，每年的营业额高达10亿港币，被评为是投资创业界的创业大师。

我们为什么要投资创业?当然有人会说，是为了未来的房子，车子，妻子，孩子。诚然，在我们物质匮乏，人生发展还没有太多方向的时候，我们当然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投资创业来解决生存问题，可生存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我们的业真的创起来了吗?还是说我们发现其实养家糊口容易，创业守业艰难呢?总会有人问我，您创业那么成功，那么对投资创业建议是什么呢?我是这样来回答的，仅仅能够挣到钱的创业，不能叫做创业最多也只能算是投资成功而已，所谓创业，就是创造出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是能给予社会价值的产业，同时通过产业的创新和维护，得到大众的回报，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业。

确实，很多人对于刚开始的投资创业是这样认为的，当你不了解如何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想那些所谓价值，是否是多余，因此，我不想说些阳春白雪的事，我只想要告诉大家，投资创业如果仅仅是因为挣钱，那是肯定不会持久的，因为您挣到了，按照国人的山寨能力，您的竞争优势将很快就消失了。唯有创新，并在能够在挣钱和为这个社会提供价值的过程中找到平衡，那么挣到的钱才会持久。如今已不如以前了，以前机会很多，而现在就算随便开个店也一二十万，所以说，创业越来越艰辛了，也对，反正钱已经越来越难赚; 为什么会这样呢呢?因为社会投资规则是越来越完善了，没什么空子可以钻了，所以，必须得为社会提供价值，才能获得回报了。

当然，许多人对于初期的投资创业是这么认为的，当你还没有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想太多所谓价值，是不是多余。在此，我也不想说些阳春白雪的事，我只是要告诉大家，投资创业如果仅仅能够挣到钱，是不会持久的，因为您挣到了，按照国人的山寨能力，您的优势很快就会没有了。只有创新，并在挣钱和为这个社会提供价值的过程中找到平衡，那么挣到

的钱才会持久。现在已经不象以前了，以前机会很多，现在就算随便开个店也一二十万，你说，创业越来越难也对，钱反正是难挣到了，为什么呢?因为社会规则是越来越完善了，空子钻不了了，所以，得真正为社会提供价值，才能获得回报了。

谈到这里，那么投资创业的理念已经很清楚了，道路也很明白了，就是在行动之前，我们必须要分析，我即将能为这个社会创造什么，将怎么做。单讲概念是不够的，因此我们来举例，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吧。当初我刚开始投资创业的时候，就在想，我能做什么，当时想得很简单那就是社会缺什么就做什么。于是倒买倒卖，辛苦那就不用说说了，还亏了本。事后想想，是竞争者太多的缘故，干脆拿口袋仅有的200元去摆摊，卖发夹，就是女孩子头发上的那个发夹。那时候，做的人不多，结果出乎意料，挣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十万，但是由于后面竞争者越来越多，后来也还是辛苦而且还亏钱。之后我安静了2个月，思前想后，到底，我在这个社会上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终于我想明白了，确实，社会需要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但是，社会需要的是你能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只有真正对众人有用的，才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要么你创造出新的东西，要么你能给社会节约资源，显然，节约资源比创新要简单得多。于是，我把目光锁定在女性身上，我要给女性节约资源。于是，我开了个移花宫化妆品店，尽我所能的去节约资源，，把销售价格定得很低。再后来，当我把全部的家当以及负债几千万全部拿去和学化学的大学同学一起出产品，出品牌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说我疯了。可是当我做出质量相当于2000元，销售价却可以通过自己链路卖300元的产品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一切，只要是能为客户省下节省资源的，就是有价值的。现在好多年已经过去了，移花宫化妆品得到了很多回头客的认可，产品也多达到几乎千种了。回头看看，你说我疯了吗?

说了这么多，投资创业其实简单得不得了，要么给大众创造新产品新资源，要么给大众节省成本和开支。仔细想一想，您会做哪个?对哪一行比较感兴趣?个人的性格和习惯能够适应哪行?想清楚了再行动，三思而后行，就很容易找到方向了。许多人投资创业，一开始方向就是错误的，以为投资就是创业了。一心挣钱，结果，变得越来越困难。

说到这，投资创业其实是挺简单的，要不就是给广大群众创造资源，要不就是给广大群众节省资源。想想您可以做到哪个?比较中意做哪行?行为习惯对哪行比较适应?想明白了

再行动，或许就不难找方向了。大部分人投资创业，一开始就不正确，因为错误在于把投资当创业了。一心想要挣到钱，结果却是越难挣到。

投资创业明显是不简单的，钱没有那么好挣。我们要怎么确定投资创业的方向，怎么避免投资创业中的风险，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赚到钱?我们将会在下一小节里继续给大家讲解。本文是投资创业系列文章中的一节，喜欢的朋友可以登陆详细阅读，也可以加qq27985595大家一起探讨这方面的知识。允许转载，谢谢注明出处。

第三篇：马云讲述艰难的创业之路

12岁时，我对学习英语产生了兴趣。每天早上，不管刮风下雨，我都要骑车40分钟，到杭州西湖旁的一个小旅馆去学英语，这一学就是8年。那时，中国已经逐渐对外开放，许多外国游人到杭州旅游观光。我经常为他们充当免费导游，带他们四处浏览的同时练习英语，这8年的学习深深改变了我。外国游客带给我的知识和从老师、书本学到的很不一样，我开始比大多数人更具全球化的视野。

另一件使我发生根本改变的事发生在1979年。我遇到了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家庭，这家有两个小孩，我们一起玩了三天，后来变成了笔友。1985年，他们邀请我暑假到澳大利亚去，我于是7月份去了那里，住了31天。在我出国之前，我以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幸福的国家。当我到了澳大利亚，我才发现，我以前的想法并不正确。

屡遭挫折

我高考考了三次，才被当时杭州最差的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录取。在大学里，我有幸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后来还成为杭州大学生联合会主席。但那时，我的未来基本上被圈定在了中学英语老师。毕业时，我成为500多名毕业生中唯一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教师。我的工资是每月人民币100~120元，相当于12~15美元。

在5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一直梦想着到公司工作，比如饭店或者其它什么地方。我就是想做点儿什么。1992年，商业环境开始改善，我应聘了许多工作，但没有人要我。我曾经应聘过肯德基总经理秘书职位，但被拒绝了。

接着在1995年，我作为一个贸易代表团的翻译前往西雅图。一个朋友在那儿首次向我展示了互联网。我们在雅虎上搜索“啤酒”这个单词，但却没有搜索到任何关于中国的资料，我们决定创建一个网站，并注册了“中国黄页”这个名称。马云的创业之路。

我借了2000美元，创建了这个公司，当时我对个人电脑和电子邮件一窍不通，我甚至没接触过键盘。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自己是“盲人骑瞎马”.我们与中国电信竞争了大约一年，中国电信的总经理表示愿意出资18.5万美元，和我们组建合资公司。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马云艰难的创业之路继续讲述„„

遗憾的是，中国电信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据了五个席位，而我的公司只有两个席位，我们建议的每件事件他们都拒绝，这就象蚂蚁和大象搏弈一样，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我决定辞职单干。那时，我得到了来自北京的一个offer，负责运营一个旨在推动电子商务的政府组织。

创业梦想

我的梦想是建立自己的电子商务公司。1999年，我召集了18个人，在我的公寓里开会。我对他们讲述了我的构想，两个小时后，每个人都开始掏腰包，我们一共凑了6万美元，这就是创建阿里巴巴的第一桶金。我想建立一家全球性的企业，因此选择了一个全球性的名字。阿里巴巴很容易拼写，而且《一千零一夜》里“芝麻开门”的故事家喻户晓，很容易被人记住。

当时，阿里巴巴基本上是一个“三无”企业，无资金、无技术、无计划，但我们最终存活了下来。我们每一分钱都用得非常仔细，公司的办公地点就选在了我的公寓里。我们1999年从高盛获得了资金注入，2000年又从软银获得了投资，公司的规模开始扩张。我们能取得的地位因为我相信一件事：全球视野，本土能赢。我们自己设计业务模式，我们主要关注如何帮助中小企业赚钱。我们从不从美国拷贝经营模式，象许多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那样。我们关注产品质量，我们一定要实现“点击，得到。”如果不能得到，那就是垃圾。

我说阿里巴巴曾犯下一千零一个错误。我们扩张得太快，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我们不得不裁员。到2002年，我们拥有的现金只够维持18个月。阿里巴巴网站的许多用户都在免费使用服务，我们不知道如何获利。于是我们开发了一款产品，为中国的出口商和美国的买家牵线，这个业务模式拯救了我们。到2002年底，我们实现了1美元净利润，终于跨过了盈亏平衡点。自那以后，公司的经营业绩每年都在提高，现在阿里巴巴的盈利能力已经相当强。

启示和展望

我在那些黑暗日子里学到的一课就是你必须保持团队的价值、创新和视野。只要你不放弃，就仍然拥有一线机会。当你的力量还很渺小的时候，你必须非常专注，靠你的大脑生存，而不是你的力气。

上市对于阿里巴巴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上市的时机选择正确。我们的B2B公司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市场环境也比较健康，公司管理也很强。阿里巴巴在香港的成功上市证明：内地的企业也可以在香港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和高水平的估值。

我的打算是建立一个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让消费者和企业能够在网上进行所有的交易。我们还与雅虎合作，进军搜索服务领域，并且开通了网络拍卖和支付业务。我希望创造100万个工作机会，改变中国的社交和经济环境，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我是一个比较正统的人。我看重的是，在我的一生中，我能够做些事，影响许多人，影响中国的发展。当我成就理想时，我认为自己是放松的、幸福的，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第四篇：宪政中国初论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计划

一个世纪以前，梁启超先生曾饱含深情地在他的《少年中国说》中指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哲人已逝，但他的话语却跨越了时空。“宪政中国”在语汇上便是对“少年中国”的借鉴。不仅如此，我们还试图套用他的话提出，今日中国之前途与命运，主要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宪政建设;宪政建设欣欣向荣则中国欣欣向荣，宪政建设生生不息则中国生生不息，宪政建设推进顺利则中国发展顺利，宪政建设成效显著则中国发展成效显著。在中国加入了WTO之后，在各种各样的依法治国方案层出不穷之时，在宪法意识缺乏仍然是中国理论界(当然包括法学界)最普遍、最严重的“集体缺钙症”[1]之情况下，强调“宪政中国”而不是“法治中国”，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能否套用梁启超先生的论断浓墨重彩“宪政中国”?而且，为什么恰恰是“宪政中国”，而不是别的“××中国”?在我们看来，套用是完全可以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个：第一，从纯学术探究的角度来说，“宪政中国”比“法治中国”、“民主中国”、“民主宪政中国”等更具优越性;第二，从中国的演进历史来看，“宪政中国”是当代中国国家发展[2]的内在逻辑;第三，“宪政中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第四，放眼世界，“宪政中国”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必由之路。对这四个理由，我们将分别撰文论述，本文即是对第一个理由的发挥。至于“宪政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中国，在既有条件下如何建设“宪政中国”等等，在我们的研究中，那是在把“宪政中国”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可能性阐述清楚之后的事情。

二、“宪政中国”的导出

历史发展到20世纪后期，经过十年内乱折磨的中国再次擦亮了自己的眼睛。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揭开了新的序幕，中国的国家发展也因此获得了新的色调。对此，我们只要简单梳理有关线索即可了然于心。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该公报还特别提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empirenews.page--]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进一步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十二大报告还为此强调：“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重要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十二大报告还明确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宣布：“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上述重要决定和规定，深刻表明我国在民主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拨乱反正，也标志着我国的国家发展从此开始了重大转折;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些决定和规定只是把民主提到了根本目标与根本任务的高度，而法制却没有受到同样的“礼遇”;相反，它们提及法制，主要是为了防止文革式错误的再次发生，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而且，它们在谈到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时，主要是把法制作为保障民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绝非我们在信口开河，亦非我们在苛求历史。相反，在我们看来，这种情形的出现似乎是注定的，是由中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现实条件所决定的，比如学术界尚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这可从80年代初法学界关于“人治与法治”问题的大讨论中得到印证。尽管在这场讨论中观点纷坛，但都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法无天”进行的反思和政治批判，因而没有把法治提到根本的治国方略来认识和对待。当时主张实行法治的观点，较多地局限于要求恢复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律、法律制度和法律机关;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也主要理解为将法制作为管理国家与控制社会秩序的手段;而且，当时的指导思想和法制实践，也只是“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制”，二者并重(实际上仍然是政策占上风)，而没有把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然而这一切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召开而发生了巨大改变。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将永远在中国历史上引人注目，因为这次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关于国家发展的崭新目标。在十五大报告中，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论述，其分量之厚重，旗帜之鲜明，地位之突出，是前所未有的。它突出表现在6处提及“依法治国”，并果断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十五大报告中，从“法制”到“法治”虽然只有一字之改，但是“这一字之改，同人治划清了界限，体现了时代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党的决议正式宣布要告别人治的历史，走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之路的新阶段的开始，是党在治国方略与理念上的重大突破。”[3]1999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时代的呼唤与人民的期待下被载入宪法，从而标志着中国国家发展方略实现了重大飞跃。正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委员谢安山所说，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写进宪法，是用法律的形式把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确定下来，标志着我国彻底摒弃人治影响，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法治之路。[4] [!--empirenews.page--]

治国方略的改变，给中国国家发展带来了新气象。俞荣根教授在论及十五大报告将法治提升为治国方略时指出，自那以后，在共和国所及之处，诸凡政治生活、会议文件、集会讲演、新闻报道、大众传媒、学术著述、课[1][2][3][4][5]下一页堂教学乃至街谈巷议，“法治”二字在见著纸面、显示银屏等等方面的频率都居高不下。[5]高鸿钧教授更是形象地将法治类比于红楼，从而揭示出治国方略改变前后的明显差别。“法治之运，其戏剧性颇似红楼。她虽姗姗来迟，然一旦登场，竟如此占尽风光，实始料所不及。时下，法治几近口头禅，学人奉为时髦话语，大众拜作降魔符咒，政要目如灵丹妙药„„”[6]所有这些，表明法治正逐步由国家政治中枢走向社会，由专家学者的呼号深入民间，中国正一步步稳健地走向“法治理想国”。这是必有的要事，亦是天大的好事。正是在这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切忌用趋势代替现实，切忌被一时的进展模糊视线，绝不能虚妄地称当代中国为法治国家，毕竟只是在“走向”而远未“达致”;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冲“法治理想国”抱有坚定的信念，更加理直气壮、更加自觉、更加有效、更加执著地追求“达致”，哪怕这种“达致”的可能性只有1%，也要付出100%的努力。历史就这样把责任摆到了当代中国人的面前。那么，该如何看待并承担这份责任呢?在我们看来，关键在于要大张旗鼓地倡导“宪政中国”主张，排除万难地去建设一个“宪政中国”。

三、为什么是“宪政中国”而不是“民主中国”

何谓宪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有学者从权力制约角度来阐述宪政，认为宪政的直接目标就是“限政”，[7]宪政简而言之就是有限政府;[8]有学者则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来界定宪政，认为宪政的主要内涵是指依照宪法规定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是宪法规范与实施宪法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9]还有学者认为，作为宪法之果，宪政是宪法逻辑运动的状态。[10]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他们认识上的种种区别，但他们都普遍把宪政与民主、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比如1985年以来出版的众多法学辞书一般都大同小异地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11]是在“立宪政体下，统治阶级的成员都平等地参政，即实行民主政治。”又比如，许崇德教授认为，宪政的实质是民主政治，“如果再加上形式要件，那么，宪政应是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12]再比如，张庆福研究员认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或者说宪法政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以便巩固和发展这种民主事实。”[13]可以说，宪法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在谈及宪政时往往都涵盖了民主政治。这种高度一致自然受到毛泽东同志“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14]这个重要论断的影响，但不能认为这是一种教条主义。[15]简言之，从宪政与民主政治的联系看，倡导“宪政中国”自然包括了民主政治的要求，因而在提“宪政中国”时没有必要再提“民主中国”或“民主宪政中国”。 [!--empirenews.page--] 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宪政与民主、民主政治的区别来看，宪政实际上是对民主、民主政治的超越。尽管宪政与民主政治关联甚切，但不能说两者是一回事，因为它们无论在人文关怀与价值取向上，还是在实现途径与保障机制上都存在相异之处。比如，宪政主义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而且保护少数人的权利，防止“大多数人的暴政”。的确，对于不受法律规范的“大民主”，宪政主义尤为在意。又比如，宪政主义不仅意味着国家权力要受到限制，而且更看重政府权威与权力同国民权利与自由之间的制衡。既然是制衡，就不能不信守中立与公正，因而在政府与民众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张力就构成了宪政的精义。事实上，有民主政治并不等于实现了宪政，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中世纪城市民主制以及近现代不少国家的民主实践都能说明这一点。随着宪法学的发展，学者们在论及宪政时除了将之与民主政治联系起来之外，还往往将宪政与宪法、法治和人权相联系，从而将宪政与民主政治区别开来;而正是在这一系列区别当中，宪政明显地体现出相对于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试以宪法与宪政的关系为例。

不管学术界对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如何概括，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或者说无宪法即无宪政，而不论成文宪法国家还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对这样一种认识，虽然学者们表述各异，但观点却高度一致。如有学者认为宪法与宪政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宪法是宪政的形式，宪政是宪法的内容。[16]而内容与形式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因而可以说无宪法即无宪政。有的学者进一步明确指出，宪法是宪政的基础、前提或起点。[17]当然，“一语道破天机”的还是许崇德教授。他说：“一个国家假若没有宪法，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宪政了。此乃不言自明的道理。”[18]民主政治由来已久，在古希腊就曾兴盛过，但那时并无宪法，说明民主政治可以与宪法相分离。然而这种分离并不能说明民主政治相对于宪政的独立性与优越性，相反，它意味着风险，意味着不完全，在当今世界尤其如此。因为脱离开法律尤其是脱离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的民主政治，极有可能成为乌托邦式的空想，可望而不可及;或者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随时都有倾覆之危。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以极其惨重的代价印证了这一点。痛定思痛，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实现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并且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与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更进一步说，不能离开法律尤其是宪法来谈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的昭示，而且是理论的必然。对于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人们基本一致的看法是，民主是法治的基础与精髓，法治则是民主的体现与保障。尽管一种言简意赅的概括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与可能，但确实大体揭示了两者的基本关系。而言及法治，不管对它采取何种意义上的理解，宪法都是不能缺位的;换句话说，离开宪法来谈法治是令人莫名其妙的。既然没有法治，民主就无从体现、无从保障，而法治一刻也不能离开宪法，那么民主在一定意义上也不能没有宪法。这样一来，如果以宪法为观测点，那么当代的民主政治与宪政似乎模糊起来。也许有人会据此又将民主政治与宪政等同，然而在我们看来，一方面，宪政与民主政治仍然是两回事，如从人权的角度看，宪政与民主政治的旨趣就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以宪法为观测点带来的这种模糊性恰好为宪法学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在宪法学里少用甚至不用“民主政治”这一用语，多提乃至只提“宪政”这一用语，从而进一步增强宪法学的科学性、严谨性和自主性，使宪法学的“法味”更浓。当然，强调在宪法学里少用乃至不用“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在政治学等学科里不用它，但我们仍然主张，在政治学等学科里也应多用“宪政”而少用“民主政治”。姑且不说中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分野如何之大，也不说民主本身既可在国体意义上使用，又可在政体意义上使用，以及在其他多种意义上使用是如何复杂，仅就我们正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正在将民主不断法律化这一点就应如此。 [!--empirenews.page--]

此外，用“宪政中国”而不用“民主中国”还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民主”比“宪政”更容易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因“民主”而可能带来的歧义无疑比“宪政”可能造成的歧义更多。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民主的状况还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与可能。然而“民主中国”一词却可能给人们一种这样的印象，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需要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也许人们会问，“宪政中国”就能避免这样一种尴尬吗?我们的回答是：能!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中国已经是一个宪政国家，只是说我们一直在加强宪政建设，在努力建设一个宪政上一页[1][2][3][4][5]下一页国家。“宪政中国’与“民主中国”这种区别之要害就在于：“民主中国”可能与国家形态乃至国家性质相联系，而“宪政中国”主要是就国家特征而言。

简言之，既然宪政是对民主政治的超越，那么用“宪政中国”而不用“民主中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四、为什么是“宪政中国”而不是“法治中国”

在一定意义上讲，“法治中国”这一用语比“民主中国”进步多了，但它仍不是最理想的，仍不及“宪政中国”优越。不管学界对宪政与法治的关系如何概括，可以肯定的是：两者关系非常密切，离开宪政来谈法治或者离开法治来谈宪政，法治或者宪政就会变得令人难以理喻。然而不管是从宪政的角度来解说法治，还是从法治的角度来解说宪政，我们都可以发现“宪政中国”比“法治中国”更具有优越性。

先从法治的角度来解说宪政。从国外的情形来看，不少学者将宪政与法治紧密相连。“宪政是这样一种理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19]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也以宪政蕴含的法治要义来阐释宪政，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与约束国家和官员相关。”[20]我国的不少学者更是直接将法治作为宪政概念的一个要素。如李步云教授认为，厉行法治是宪政的基本特征;[21]郭道晖教授认为，宪政包含民主、人权和法治三个要素;[22]李龙教授认为，实现法治是宪政的基石;[23]邹平学博士认为，宪政以法治为原则，宪政系统可以分为实体结构和层面结构两个方面，实体结构包括宪法、民主、法治与人权;[24]由此可见，言及宪政也就言及了法治，就涵盖了法治，在中国学术界普遍将法治作为宪政的一个要素时更是如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政中国”比“法治中国”适应性更强，以至于有资料认为，“宪政一词已成为政治现代化的代名词”，把现在已经和将来将要产生的“先进政治文明都归诸宪政的名下也不为过”。[25]

再从宪政的角度来解说法治。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规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法治国家是方向与目标，依法治国是手段与方法，建设是途径与保障，社会主义是性质与特色。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尽管千头万绪，但学术界高度一致地认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法治国家建设首先是宪政建设。对此，学者们纷纷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求全面准确地实施宪法，否则，依法治国就丧失了法律正当性的大前提;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法治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依宪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26]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层次最高、位阶最高、效力最高，是普通立法的前提和基础，是衡量普通立法、普通执法和普通司法是否统一正当的根本标准，所以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27]宪法是依法治国的首要法律依据，依法治国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要达到法治的目标，其关键就是确保宪法的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实际上就是依宪治国。[28]应该指出，这绝不是宪法学界自我陶醉、自我标榜，因为：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是其他一切法律的立法基础和制定根据;如果不搞好宪政建设，宪法得不到较好的实施，那么，国家法制的健全和统一就无从谈起，法制的和谐和内部的一致就失去了根本保障。第二，宪法作为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与人权的根本保障书，以人民主权为最高原则，全面系统地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为公民能充分地、平等地、全面地、最大限度地享受这些权利和自由规定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如果不搞好宪政建设，宪法得不到较好的实施，那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就难以实现，法治也就失去了生命和活力。第三，宪法还用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家政权的合宪性，规定了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规定了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等等;如果不搞好宪政建设，宪法得不到较好的实施，那么，国家的根本制度就会遭到侵害和破坏，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危及国家政权的存续。[29]可见，宪法与宪政建设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只有加强宪政建设，使宪法得到较好的实施，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才能真正地得到保障，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才能获得坚实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讲“宪政建设”比从整体上讲“法治建设”更具体、更清楚、更分明、更具操作性、更易于检验、更能取得突破。“宪政中国”相对于“法治中国”的优越性，也部分地体现于此。 [!--empirenews.page--]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对“法治”与“宪政”作进一步追问，那么就会更加清楚地确信“宪政”在语义上相对于“法治”的优越性。

其一，“法治”不仅易被滥用乃至误用，而且往往易被“依法治国”所置换，并衍生出“依法治球”等令人莫名其妙的用语，而“宪政”则不存在这些问题。毫无疑问，“法治”二字是这几年最时髦的，并且已经内生为一种公众的信仰，就如同中国人多年前对“革命”、如今对“改革”的信仰一样。[30]这当然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但这其中也有不少陷阱：一些人把“法治”的帽子任意摆设，从而使“立法法治”、“行政法治”、“司法法治”、“市场法治”等用语满天飞。试问，诸如此类的用语有何法理依据?更让人担心的是，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人套用这些说法而说出“执法法治”、“守法法治”来。还有人经常将“法治”转换为“依法治国”。虽然“法治”与“依法治国”有联系，但也有区别：法治是目标，依法治国是手段;法治是结果，依法治国是过程。将“法治”置换为“依法治国”，或者将“法治”直接等同于“依法治国”，不仅抹煞了两者之间的区别，而且容易衍生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依法治税”、“依法治校”、“依法治水”、“依法治林”等等用语。有的地方甚至推演出依法治家，最后落实到依法治人、依法治民，从而不仅与“法治”相去甚远，而且与“依法治国”也貌合神离，说得严重一点，这也有悖于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初步概括。

其二，“法治”用语中的“法”过于宽泛，不仅重点不突出，而且容易走形变样，在中国尚未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时尤其如此。而“宪政”中的“宪”含义相对确定，不易被扭曲。法治理论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大家普遍遵守，大家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从而揭示出法治的两大要素或称基本特征，简言之，即法治是“守法之治”与“良法之治”的统一。至于如何判断“良法”，尽管可以有多个标准，如价值标准、形式标准、实质标准，但有一点绝对不能忽视，那就是“良法”不是违反宪法的法律。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中国，由于本位主义与“泛本位利益”的膨胀，地方立法与部门立法在“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幌子下违反宪法的情形屡见不鲜。即使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也不乏违反宪法之例。比如，1958年1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就取消了1954宪法赋予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该《条例》对中国公民的[!--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下一页消极影响十分深远，但由于违宪审查制度的缺位，它至今仍未予以废除。当然，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关于立法权的有关法律。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为唯一立法机关，但1955年全国人大的一项决定却赋予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权;1978年宪法规定的仍是一级立法体制，但1979年的地方组织法却赋予省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等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世纪之交的《立法法》更是进一步全面规定了立法权限。然而按照宪法原理与惯例，立法权限的划分无疑属于宪法的内容而非宪法性法律的内容，因为立法权限的划分属于组织政府这一主权行为而非治权行为。虽然《立法法》的起草者们考虑到修改宪法难，因而试图通过《立法法》来规范立法权限，以解决立法混乱的现状，其出发点值得肯定，而且《立法法》的出台也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必讳言，它的代价却是沉重的、巨大的——因为它损害了宪法的权威。严格说来，这种以损害宪法权威为代价的法律不能算是“良法”，只能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毕竟，宪法是共和国法治大厦之基石，损害了宪法就等于动摇了法治大厦的根基。

其三，“宪政中国”可以有效地避免一些纠缠。在我国法学界与政治学界，通常认为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法治与人治不是～般的治国方法或治国手段，而是治国的两种根本方略。它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当法律与执政者的个人意志发生矛盾时，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是前者则为法治，如果为后者则是人治。这样一种说法如今已被广泛接受，但对它的质疑之声却从未消失。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法治与人治”大讨论中，就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法治与人治是陈旧的、木科学的概念，是把国家和法律问题弄得混乱不堪的重要因素。人治主张“贤人政治”，当然不能为社会主义所用，但法治也是不科学的提法，因为“首先，用法治来概括我们今天的阶级统治和治国方法只能是非本质的、不全面的。就本质来说，我们国家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而非法治;就方法来说，治国方法有多种，不单靠法律，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是法治能概括的。其次，法治的提法容易使人把它归结为法学上的口号。而无产阶级既要重视法律，又不能把它夸大为‘神物’。因此，我们不但在理论上，并且在实际上也不需要被法治人治这类概念所奴役。”[31]

朱苏力教授在世纪之交更是大声疾呼“认真对待人治”，并对法治与人治关系的通说表示了彻底的怀疑：如果法治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真的是如此优越，而人治真的是如此恶劣，且反差真的是如此鲜明，那么人类历史上为什么还会有长期的“人治”与“法治”之争?人治又怎么可能曾经长期被一些伟大思想家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这些思想家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都一目了然的选择之间选择了人治?难道我们的前人真的是如此愚蠢而我们真的是如此聪明?他还直接批评了通说的进路：其一，把问题太简单化了。从理论思维上看，这种论证方式甚至连“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论证方式都不如。事实上，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是同人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既然是并列，那就不会优劣利弊如此简单明了，昭然若揭，而只有在难分高下的较量中，法治相对于人治的优点才值得追求，正如只有打老虎而不是打老鼠的武松才能算得上英雄一样。其二，通说中的论证方式势必将法治与人治的讨论道德化，或者是将人治论者视为傻瓜甚至坏蛋，他们为了追求个人权力不惜损害全社会、全民族的利益。在这种政治或道德的评价下，就不可能认真理解和尊重古代诸多伟大思想家的研究。其三，通说的分析也容易将中国法治建设的任务简单化，似乎法治与人治问题只是一个领导人的认识和决心问题，而完全忘记制度的形成和建立是社会多种因素制约的产物。[32] [!--empirenews.page--] 尽管以上对于“法治”这一语汇的质疑还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但其中也的确包含值得我们思索之处。如果再考虑到通说的以下两个方面，那么我们在定位法治与人治之关系时也许会更加谨慎：一方面，抽象化。学术研究当然离不开抽象思维，但抽象与抽象化是两回事，正如真理再往前走半步便是谬误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听听前辈宪法学家王世杰先生的以下论述：“盖政治制度大都含有时间性与地域性，抽象的评论，不流于褊狭，即不免失之肤浅;非但无益，且有蒙蔽他人思想之虞。”[33]另一方面，简单化，即采用了传统的“二分法”，在带有严格局限性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偏执性。从逻辑学角度来看，人治与法治的二分法，运用的是二值逻辑系统特有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在处理二值逻辑问题上的确具有很高效能，但对于三值以上的多值逻辑和无穷逻辑系统来说，它是无能为力的。不仅如此，法治与人治的二分法还带有强烈的偏执性，它往往会造成以下两种常见的逻辑偏差：要么偏向“一分为二”的易简化分析，崇尚“你死我活”、“鱼死网破”，人为制造“非此即彼”的取舍推理和“两败俱伤”的价值冲突;要么偏向“合二为一”的简单化综合，崇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为设计“亦此亦彼”的二元混淆和“无可无不可”的随意掺和。可以说，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关于法治与人治关系问题的讨论都是这两种偏差的表现。简言之，“法治”这一用语与其对立面的关系一直难以理清，因而言及“法治”往往会引发一系列“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而“宪政”则不会如此。试问，有谁用军政、训政等用语排斥过、否定过宪政呢?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参见张英红：《农民问题呼唤宪政民主》，见北大新青年三角地网站(2002年9月20日访问)。在张英红先生看来，不少专家学者看问题、想办法、搞科研、出成果，习惯于把宪法撇在一边而“埋头苦干”，虽然他们工作勤奋、鞠躬尽瘁、劳苦功高，但往往是盲人摸象、隔靴搔痒乃至离题万里。

[2]对于我们来说，“国家发展”可能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语词。说其熟悉，是因为我们经常听到诸如“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之类的宣传;说其陌生，是因为很少有人真正精确地界定过作为学术概念的“国家发展”的内在蕴涵。其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曾明确使用过“国家发展”一词，德国著名学者弗兰茨·奥本海在其著作《论国家》中也曾专篇讨论过“国家发展”这个高度抽象的学术词汇。在我们的视域中，“国家发展”是宪法学亟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众所周知，国家问题是宪法与宪法学的重要内容，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称宪法为“国家法”。但宪法学研究的往往只是国家性质、国家形式、国家标志、国家机构等问题，属于对国家的“静态”研究，虽然这是必要的，但仅仅局限于此，又是不全面的。因此，宪法学有必要通过研究“国家发展”这个具有“动态”意义的课题来实现对国家研究的全面性与科学性。

[3]郭道晖：《历史性跨越——走向民主法治新世纪》，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empirenews.page--]

[4]参见殷啸虎：《新中国宪政之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5]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前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6]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1辑(卷首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朱继萍：《论宪政及其社会基础》，载《法治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202页。

[8]陈端洪：《宪政初论》，载《宪政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9]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上一页[1][2][3][4][5]下一页。

[10]莫纪宏：《宪政是宪法逻辑运动的状态》，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

[11]《宪法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页。

[12]许崇德：《学而言宪》，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13]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5页。

[15]事实上，学者们已经对毛泽东同志的论断进行了恰当的改造，或者说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16]参见《张友渔文选》上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17]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朱福惠：《宪法与制度创新》，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3页;邹平学：《宪政界说》，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2期;杨小君、袁劲屹：《经验的民主与理性的宪政》，载《法治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18]许崇德：《学而言宪》，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19][美]斯蒂·M·格里芬：《美国宪政：从理论到政治生活》，载《法学译丛》1992年第3期。

[20]转引自张文显、信春鹰：《民主+宪政=理想的政制》，载《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1期。 [21]李步云：《宪政与中国》，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 [22]郭道晖：《宪政简论》，载《法学杂志》1993年第5期。

[23]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24]邹平学：《宪政界说》，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2期。

[25]杨海坤主编：《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上)，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26]莫纪宏：《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

[27]汪进元：《良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核心》，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2期。 [!--empirenews.page--]

[28]刘霞：《宪法实施与依法治国关系探析》，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3期。

[29]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册(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30]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1]李英华等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探讨与争鸣》，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页。 [32]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9页。 [33]王世杰、钱瑞升：《比较宪法》(初版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五篇：中国首次宪政始末记

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

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

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

天语煌煌，奠我家邦，强哉我种黄。

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

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开幕。

英雄数巨子之东之西，劳瘁不辞，终将病国医。

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

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

搜人才，备顾问，一时大陆风云奋。

勖哉诸君，振刷精神，铸我中国魂。

辛苦十年磨一剑，得此大纪念。

圣明天子居九重，忽然呼吸通。

古维扬，新学界，侧闻立宪同罗拜。

听我此歌，毋再蹉跎，前途幸福多。

1906 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仿行立宪，这可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未有过的大事，自然举国同庆。这首歌词，就是扬州学子当月赶写的《欢迎立宪歌》。当然，热心的不只扬州。据上海《申报》1906年10月2日报道说：“凡通都大邑，僻壤遐衢，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

保定教育界开会时，师生同呼：“立宪万岁!”高唱当地文化人谱写的《庆贺立宪歌》两遍。最热烈的要数上海，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高悬龙旗庆贺。9月16日，上海各界千余人联合召开庆贺会，马相伯、郑孝胥作讲演，欢声雷动，会后演出名剧。11月25日，北京各学堂师生万余人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立宪典礼。

由于宣布实行立宪，连大家历来反感的慈禧，也获得了原谅。11月25日(农历十月十日)是慈禧71岁生日，以往人们根本不搭理，今年不一样了。《京话实报》 1906年第53号报道说：“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

艰难起步

其实，立宪的要求早就提出来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是早期铺垫，这些著作都颂扬了英国的议会和选举制度。

第一个正式要求实行议会制度的是《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他在1884年上书清廷：“请开国会”。同年10月，两广(广东、广西)总督(最高军政长官)张树声在遗折中奏请开设议院。这以后，王韬、汤寿潜、陈炽等人也提出同样的主张。不过，他们没有提出制定宪法。

所谓君主立宪，是指西方国家的君主权力受到宪法制约，不能拍脑瓜乱来。这里的关键是制定宪法，仅有国会而没宪法，君主仍然可以把国会灭了。

还有，早期提出开国会的志士仁人，没有把国会视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只是把议会当作一个咨询机构。这些人是从“上下相通、集思广益”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对议会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1895年，郑观应进了一步，他明确提出“开国会、定宪法”。

据康有为自述，他提出立宪始于1897年。康有为经常说大话，但这个说法大体可信。他在1898年1月写成《上清帝第五书》进呈光绪，其中说：“自此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在给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中还说，三权分立是最好的国体：“泰西之强，在其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

当时，康有为把中国的事情想得简单了，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若诏旨一下，天下雷动，士气奋跃，海内耸望„„如是则庶政尽举，民心知戴。”中国政治改革的事情这么复杂，怎可能光绪一声令下，立马“换新天”?

结果，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残酷迫害维新人士，废除新法，全面复旧，立宪的提议更是胎死腹中，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逃往日本。 1899年，当怒不可遏的慈禧企图废掉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为皇帝时，经元善、章太炎、唐才常等1000多人联名在上海发电报给清廷，支持光绪顶住慈禧，坚决不退位，把慈禧气得七窍生烟。

西方列强也出面反对说,“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一些西方国家驻京公使还说：“以后不认中国有新皇帝。”慈禧、载漪恨不能把外国人立刻斩尽杀绝，但又毫无办法，只得暂时留住光绪，让载漪之子屈居为“大阿哥”(皇储)，伺机而动。

1900 年，义和团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但又盲目排外。载漪等人以为机会来了，利用义和团搜捕康、梁等戊戌变法人士，进一步煽动排外。当时义和团就喊出了“康有为、梁启超回国谢罪”的口号。载漪还伪造了一份洋人照会，照会中要求慈禧把政权还给光绪。慈禧看了勃然大怒，孤注一掷，于6月19日下令向各国 “宣战”，限各国公使24小时离京。八国联军于8月15日攻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急忙向西安方向逃跑。她的虚骄之气丧失殆尽，其狼狈之态，比1860年她随咸丰逃往热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急令李鸿章及庆亲王奕与列强议和，讨论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后来签订的《辛丑条约》。

这就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以及利用义和团的后果，她脸面丢尽，无法向国人交代，也无词以对光绪，为了笼络人心，慈禧不得不接过维新的旗帜。

19 世纪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开张。1901年1月29日，在仓皇出逃途中，慈禧以光绪名义颁布诏书说，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度。她命令高级官员参考中西政治，提出改革建议。4月，清廷成立政务处，审查各大臣的建议，草拟改革章程。10月2日，慈禧特颁懿旨，向世人表明“变法自强”的决心。11月7日，再降懿旨，废除载漪之子的“大阿哥”名号。1902年初，慈禧回京，宣布与光绪同时听政。

慈禧痛斥载漪等顽固派误国，顽固派或自杀或被杀或被监禁，势力大减，“人人欲避顽固之名”，再也无人敢声言“坚持祖宗成法”了。

1901 年6月，驻日大使李盛铎遵旨上书说：“查各国变法，无不首重宪纲，以为立国基础。惟国体、政体有所谓君主、民主之分，但其变迁沿改，百折千回，必归依于立宪而后底定。”应“近鉴日本之勃兴，远惩俄国之扰乱，毅然决然，首先颁布立宪之意，明定国是”。翰林院编修(皇帝顾问)赵炳麟、两广总督陶模也先后上书请求起草宪法，设立议院。由于这些建议冲击了朝政根本，未被慈禧采纳。

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提出的一些技术性建议，比如把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增设商部，设立商会，裁撤一些臃肿机构如詹事府，裁减绿营，停止捐钱买官，设立铁路公司，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办理巡警，各府州县设大中小学堂，选派留学生等等，倒是符合慈禧意图。这些建议于1901年到1904年先后推行实施，被称为“新政”。

其实这些办法是洋务派和维新派早就提出或是推行的，“新政”并不新。尽管如此，比起戊戌政变之后的倒行逆施，还是缓慢进步了。

更重要的是，此时，君主立宪的提法，在社会舆论和高级官员当中可以公开讨论，而不至于被视为“罪大恶极”了，这是一个重要突破。

康有为、梁启超和英敛之

逃到海外的康有为不改初衷，坚持君主立宪。他仆仆奔走于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向外国人和华侨说，光绪是一位通晓大义的明君。在康的鼓动下，1899年7月20日，“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亦称“保皇会”，在加拿大成立，宗旨是力挺光绪，逼迫慈禧归政光绪，实行立宪。

义和团运动期间，康有为指挥唐才常在湖南、湖北、安徽组织自立军发动武装起义“勤王”(保卫光绪)，事泄失败，唐才常等人于1900年8月在武汉被张之洞逮捕处死。康有为从此“不复再言兵事矣”。

宣传君主立宪的功劳首推梁启超。梁启超确实是个深入浅出的大家，几句话就把复杂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1901年6月7日，他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文章说：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

他说，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是由各国不同的文化历史情况形成的，但都是民众当家做主。宪法 “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君主、官员、人民必须“共守”。三种政体相比，君主立宪最理想。因为民主立宪斗争太激烈，而君主专制则是“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中国也要“归于立宪”，任何人都挡不住，若真有爱国之心，就应当早日实行君主立宪。

中国能不能马上实行立宪呢?梁启超说不行，“要等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他的建议是：

一、颁布诏书宣布立宪;

二、派大臣出国考察;

三、起草宪法;

四、公布宪法草稿，全民讨论;

五、经过5年或10年，改定宪法;

六、自下诏之日起，20年完成立宪。

梁启超还在日本主办了《新民丛报》，发表各种人撰写的立宪文章。

当时，立宪与革命尚未分家，君主立宪也是留学生救国方案之一。在日留学生办的《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杂志都支持立宪。“激进者求革命，温和者主立宪。”

在国内，站在鼓动立宪前端的，是满族人英敛之(英若诚之父、英达之祖)于1902年6月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英敛之得法国人帮助，放言无忌，《大公报》创刊没几天就要求慈禧归政。1903年8月18日(农历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绪32岁生日，该报在头版刊出大字口号：“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宪法早立，国祚绵长。”

其他如《中外日报》、《政艺丛报》等等，也几乎天天谈立宪，介绍各国君主立宪制度，要求起草宪法，召开国会。至于官民两界，更有不少人直接上书清廷要求立宪。

到1903年，君主立宪在国内已成主流思潮，在国内和海外华人当中勃然兴起。从此，主张君主立宪的被称为立宪派，取代了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 1903年6月，上海各界人士召开会议，康有为的门徒龙泽厚在会上提议：“向清廷请愿立宪。”

潮流高涨

1904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在辽宁发生武装冲突。2月10日，双方宣战。

毫无疑义，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腐败无能的清廷毫无办法，只好袖手旁观，并宣布无论谁胜，东三省仍为中国所有。

但是，围绕这场战争，中国国内却起了一场化学反应，促进了立宪运动走向高涨。

对于日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厮杀，立宪派无不感到耻辱和愤怒。但同时，由于日本是黄种人的立宪小国，俄国是白种人的专制大国，所以中国士大夫的心理又围绕这场战争发生了微妙变化。

日俄宣战第三天，《中外日报》就发表文章说：过去，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言论已经深入人心，这场战争如果日本胜利，或许将提供新的“公例”，即“国家强弱之分，不由种而由于制”。意思是说，黄种人只要制度好，也能胜过白种人。

战争的进行，刺激了国内关于是否实行立宪的大争论。

守旧派说：俄大日小，日必败。

立宪派说：日本虽小，但实行立宪之后“蓬蓬勃勃”，“俄国虽大，而腐败之气与我国相等”，“俄乃专制国”，“俄必败”。

守旧派又说：日本把权力下放给民众，兵临战场，“必各顾其命”;

而俄国权操在上，令出必行，俄胜日败可以立决。

立宪派说：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岂彼专制之国专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而语耶?”

百年前我国立宪派人士的率真、执著，实为可爱。

按照今天某些“愤青”的看法，希望日本人获胜，岂不是百分之百的汉奸吗?非也。应该说，立宪派期望日本胜利，并不是出于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而是企图以此打破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论调，证明立宪胜于专制的世界“公例”，促进立宪，抵御外辱。

立宪派担心，一旦俄国胜利，清政府将会更加相信专制的威力，拒绝政治改革，而民众也就会更加失落。实际上，清廷暗中已经准备俄国胜利之后实行亲俄路线，向俄国做出更大让步。

5月初，俄国太平洋舰队在旅顺受到重创，俄舰7艘沉没。俄国陆军的鸭绿江防线也被日军突破。

5月5日，立宪派在《中外日报》发表文章说：“若中国，则黄种之专制国矣。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 8月，日俄两军在辽阳决战10天，俄军大败。

12月，日军包围旅顺，俄军投降，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沙皇尼古拉哪里甘心?先后命令俄西部的波罗的海舰队组成第二和第三太平洋舰队，驶往东亚，支援俄军。

1905年1月，日俄两军又在沈阳决战20天，俄军大败。

4月，俄国第

二、第三太平洋舰队在越南海面会合北上，在对马海峡被日本海军截击。俄舰共38艘，21艘被击沉，7艘被日军俘获，仅10艘逃往海参崴。俄军大败，中国大震。

《东方杂志》立即做出反应。该杂志的临时增刊发表《立宪纪闻》一文说：“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为立宪之争，吾国士夫亦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

日俄战争正在进行，英军就于1904年7月侵占西藏江孜，8月攻占拉萨，强迫西藏当局签订《拉萨条约》，清政府不予承认。8月，德国军舰驶入鄱阳湖，提出无理要求。9月，美国索取榆林、延安两地采矿权。法国则要求取得上海至绍兴的内河航行权。1905年，俄国在对日作战的同时，还出兵侵犯新疆的伊犁等地。

面对列强瓜分，出路何在?立宪派说，欲救中国，只有改为立宪政体。立宪之后，中国将会像日本那样日渐强盛起来，自然能够抵御外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不是也被迫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吗?

这一年，中国周遭立宪呼声此起彼伏。在西面，阿富汗知识分子发起了君主立宪的“少年阿富汗运动”。在北面，俄国彼得堡立宪声势高涨，神父和工人向沙皇请愿，要求立宪，在冬宫广场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死500人，各地民众大规模上街抗议。沙皇尼古拉无奈之下，发表“十月宣言”，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批准成立国会。在南面，印度民众发起全国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无疑，这样的大气候，助长了中国的立宪声势。

除了外患之外，清廷另一个“心腹大患”也日渐突起。1905年9月，孙中山到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及其他多个组织合并为中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副总理，创办《民报》，大张旗鼓鼓吹革命。

什么是革命?反清志士陶成章在1904年撰写的《新中国军政府檄文》说：“革命就是造反。”

同盟会誓约即为16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成立之后，到武昌起义之前，共组织了11次武装起义，虽然均遭失败，但给清政府造成了很大威胁。

立宪派说，革命动机可以理解，但是暴力革命一起，将大乱数十年，毁灭无数财产，伤亡无数性命，现在立宪时机已然成熟，不如大家一齐努力，逼迫清廷实行立宪。

怎样消除革命呢?立宪派对朝廷说，只有尽快开设议院，让人民参政，革命的劲头自然弱下去了。

1906年，慈禧在召对中曾经问张之洞，如何平息排满革命，张之洞说：“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

在外患和革命两大压力之下，立宪成了救国的不二法门。《东方杂志》1905年第11期有一篇文章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立宪派与革命派激辩

正当国内立宪风潮不断高涨之际，以海外华人媒体为主，却掀起了一场立宪还是革命的激辩。

从1902年起，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就发生了。

1905年，革命派创办《民报》，使这个争论更如烈火烹油一般，哔哔剥剥轰天爆响。

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民报》两军对垒，双方大将出场，一直战到1907年才接近尾声。

这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火花迸射的精彩篇章。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传统意识形态妖魔化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给他们扣上了“散布对封建统治者的幻想”、“麻痹群众斗志”、“污蔑革命暴力”、“反对革命”的大帽子，致使立宪派长期不得抬头，今天是洗雪这些恶名的时候了。

辩论是从康有为1902年春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始的，此文题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革命派猛烈反击，最著名的是章太炎于1903年5月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上海《苏报》6月29日发表此文，第二天，章太炎被捕。再过一天，因撰写《革命军》得罪清廷的邹容自投监狱，与章太炎共患难，著名的《苏报》案发生。

大辩论的焦点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是民族问题，即要不要排满。

康有为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满洲、蒙古，皆吾同种”，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因此不应把排满作为政治运动的首要任务。问题在于专制，而不在于民族界限，通过立宪解决了专制问题，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问题自然可以解决。

立宪派追溯历史说，满族的祖先是肃慎人，是大禹的后人。周武王灭商之后，肃慎就来祝贺，献上特制的箭。周武王以礼相待，把箭分给异姓诸侯。西周、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人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后来自汉至隋，肃慎改了三次名，仍然遣使入贡。唐朝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派人担任长史。元朝和明朝也在黑龙江设立行政和军事机构。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最近之非革命论》等多篇文章说，满洲人在入关前为中国之臣民。明朝末年，满族军队利用关内的混乱“谋篡夺而获成功”，不能说是灭亡了中国。革命派掀起排满运动，“力言种族革命”，专以满洲为敌，是走上岔路，妨碍了政治改革。

康有为说：“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他还举出许多例子，如“军机除荣禄外，王文韶、鹿传霖、瞿鸿三相，皆汉人也”。说明清廷正在改变歧视汉人的政策。

他还说：“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实推其意，不过为起兵动众借口耳!”“试观数年以来，推翻新政，禁报馆，捕党人，停学堂，止译书，其暴横之举，与前百年欧洲诸国之压制其民相等。今不二三年，已废八股、弓刀、漕运，开学堂，译西书，派游学，满汉通婚矣。风潮所卷，正反相承，其后不能复止。皇上(光绪)而能复辟，故能维新自强，已与民权。”(《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书》)

总之，立宪派不同意以满族为打击目标，主张不分满汉，全力以赴推进君主立宪。

革命派方面，则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坚持首先排满，恢复汉人天下。

章太炎说，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

章太炎说，由于满人夺得政权之后歧视和欺凌汉人，所以“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而不是只恨满族贵族统治者。他说，康有为和满族人“甘与同壤”，真是毫无人心。

章太炎说，即使像支持变法的载(光绪)这样的人，也是“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猪)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在这场辩论中，高擎民族主义大旗，声泪俱下讨伐异族的先锋，是你可能想不到的一个人物——汪精卫。 22岁的汪精卫时在日本，自《民报》于1905年创刊起，他就在该报发表《民族的国民》、《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等系列文章，力驳“满汉同化论”，痛斥立宪派，态度激烈之极。

一向好冲动的汪精卫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说：“满洲与我，族类不同„„真若风马牛之不相及„„彼以犬羊贱种，入据九鼎„„对于我民族，则实为亡国灭种之寇仇，誓当枕戈泣血，以求一洗。”“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地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地也，民族主义之目的地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地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之不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崭然喜，是以政治思想扣灭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种族供人鱼肉耶?呜呼，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

汪精卫甚至在该文中提出了“一族一国”的彻底驱除异族的政治主张，他说：“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

正如学者袁伟时所说，《民报》的基调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重要区别，是《民报》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用《民报》另一重要理论家朱执信的话来说就是：“夫满洲人之非我国人也，吾辈已熟论之。”孙中山也在1897年公开声明说：“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占据着的。”

袁伟时说，这种情绪高涨的直接后果就是，革命派没有把公民的自由权利摆到应有的位置，而启蒙运动的根本诉求恰恰是人的觉醒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从这一点来看，立宪派倒是克制了情绪化的冲动，理性思考，贡献良多。其实，康有为和梁启超，多年来遭清廷通缉，有家不能回，怎能不痛恨清廷?

革命派以民族主义压倒了自由民主，压倒了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启蒙。

怪不得辛亥革命刚一成功，1912年2月15日，南京政府诸位要人得悉清帝颁布《退位诏》第三天，就爬上紫金山祭奠明太祖朱元璋，祭文中说：清帝“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推翻帝制，全赖明太祖朱元璋在上天保佑。

大辩论的第二个焦点是立宪与革命之争。

康有为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一文中说，统计欧洲16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其余十余国，都是通过立宪解决问题，“无有行革命者”。康有为说，法国搞大革命，**80年，死人数百万。那些搞革命起家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变成皇帝和君主，重新大搞镇压，剥夺民主和自由。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一旦想通过暴力革命“直入民主之世界”，那就如同台高三丈，没有台阶，而想一步登上去;河流宽广，不用舟船，而想一跃而过，那必然会掉到台下，堕入河中，导致新的专制。

他说，民主是最终境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分三步走：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

“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中国而言，革命是个什么情况呢?康有为说，那就如同李自成打进北京，黄巢攻破长安，刘邦、项羽占据关中一样，“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加以枪炮之烈，非如古者刀矛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

另外，康有为担心，一旦革命风暴刮起来，中国极有可能陷入四分五裂。 1902 年1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释革》一文。他说，日本明治维新，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明治以前为一天地，明治以后为一天地”，变化之大，犹如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变化。但维新之后，天皇在表面上仍然“安富尊荣，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立宪体制不是很好吗?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梁先生当然认为非专制政体最好，但是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开明专制做起。开明专制，指一种温和的专制，即在专制条件下，把关注民生、照顾全体民众利益作为施政目标。梁启超认为，开明专制是实现君主立宪的预备。当然，和君主立宪相比，开明专制是一种倒退，表明了梁启超内心的犹豫和矛盾。

值得深思的是，梁启超在文章中提出，就中国国情来看，实行暴力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

康、梁一致认为，以中国国家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贫穷，风俗之保守，如果搞起暴力来，一定是多少年大**。收拾**之人，一定得有极大的本领和权术谋略，这样的人，为了掌控**政局，驾驭各方力量，也不得不实行专制。

梁启超说，如果闹起革命来，社会大众由于“社会险象层见叠出，民无宁岁，终不得不举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诸一人之手”，结果还是专制。

康、梁给革命开出的公式就是：“革命—**—专制”。

康、梁给立宪开出的公式则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如果发动暴力革命，表面上进行时间很短，实际上将倒退回长期专制。在这个过程中，将反复造成大**、大破坏、大牺牲。这是法国模式。

立宪所需时间较长，实际上却是不断进步向上，最终实现民主。没有大**，没有大破坏，也没有大牺牲。这是英国模式和日本模式。

所以，从长程来比较，立宪倒是能够较快地引导中国进入民主体制。

革命派当然不买账，汪精卫、朱执信、章太炎等群起而攻之。

革命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要把时间耽误在过渡时期?不如进行一次大破坏，一步到位实行民主共和。革命派说，所谓过渡，就是“滞乎中流”，何不一下子登上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

孙中山还用火车打了个比方。他说，比如中国过去没有火车，近来才开始兴建。假如按照立宪派的渐进主张，中国应当先学习建造英美几十年以前的旧东西，然后渐渐更换新的东西，很长时间之后再建造新式火车，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总之，立宪派主张渐进改革，革命派主张暴力革命。当时有没有渐进改革的条件呢?有。连革命派汪精卫都说：“满政府欲立宪”。今天回顾起来，渐进改革无疑损失更小，更符合中国国情。

激辩结果，双方都声称自己获胜。

慈禧政治生涯的高峰

慈禧晚年立宪新政该如何评价?历来颇有争议。

长时间以来，颇有些著作指责立宪新政是个“骗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出版)还说：“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是最腐朽、最保守、最反动的政治集团。他们敌视任何的进步与改良，拒绝一切可能的革新„„就是这伙专制暴戾的统治者，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后，也扯起了推行‘新政’的破旗。此后10年间，‘预备立宪’成了清朝政府欺骗人民，抵制革命的一项重要的反动政策。”

字里行间洋溢大批判激情，但平心静气而论，这种上纲上线有失公允。慈禧固然作恶多端，她在1901年到1904年实行的“新政”，也没有越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范围，这是事实。但是从1905年开始启动的宪政步伐，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新局，为中国日后改革也提供了可资思考的借鉴，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有人说，这不过是慈禧受到挫折之后的无奈之举。但我们看看世界各国政治史的记载，受到挫折不思悔改，直至晚年硬撑到底的，真不知道有多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学者杨天石说，晚清新政比戊戌变法的突破要大得多，诚哉斯言。

到1905年8月，清朝8位总督中已经有5位上书奏请立宪，这5位总督顺应改革潮流，不怕做出头鸟，诚可嘉许。袁世凯见状，改变了反对立宪的立场，上书要求“考求各国宪法，变通实行”。军机大臣瞿鸿始终对立宪很感兴趣，成了立宪的促进派。

慈禧经过反复考虑，于1905年7月15日发布谕旨，决定派出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标志清政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转变极其痛苦，然而又是巨大进步。从此，中国政治体制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拉开了序幕。

不幸的是，1905年9月24日，正当北京火车站冠盖纷纭欢声如潮，人们载歌载舞欢送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之际，突有革命党人吴樾引爆自杀式炸弹，施行袭击，死伤十余人，绍英受重伤，载泽受轻伤。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爆炸，反映出革命党人对其他反专制的力量非常不宽容。其实，革命党人汪精卫早就散布一种担心：如果立宪取得成功，那么革命党夺取权力的希望就要落空，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破坏立宪。

爆炸并没有炸退清政府实行立宪的决心，由戴鸿慈、端方和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组成的新的考察团，于同年12月和1906年1月分两批成行，分别前往日、美、英、法、德等国，于1906年7月回国。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回国之后，他们呈递了请求立宪的密折，并编写出《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等书。

慈禧思考了载泽等人的密折，经过7次召见和一系列御前讨论之后，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又说“民智未开”，不能“操切从事”，需要从“官制入手„„次第更新„„以预备立宪之基础”。这话倒也没有什么错。百年后的今天，不是还有很多人认为民主的条件不够成熟吗?

用今天的话说，这道上谕确定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

侯宜杰先生说得中肯：过去慈禧把君主立宪视为大逆不道，残酷镇压，如今的上谕却承认中国政治制度不行，宣布“仿行宪政”。这对一向虚骄守旧的清政府来说，如果没有诚意和决心，是决然办不到的。虽然这是被迫的，但公开承认这一点，则表明了执政者意识到，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抛弃专制制度，向先进的民主制度学习。就此而论，这决不是仅仅为了欺骗人民蓄意玩弄的一场骗局。

上谕一颁布，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张灯结彩的庆祝局面，可谓深得人心。 9月4日《南方报》称赞这个上谕是“诚古今未有之盛举”。

9月16日《申报》说各界民众“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

9月18日《时报》刊载了马相伯的演说词。他说，我中国以四五千年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天昏地暗，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从当时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是慈禧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也是对戊戌变法的最大突破，在中国历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预备立宪的进程千头万绪，艰巨复杂，清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仅举其荦荦大者，以供一览：

一是1905年11月设立考察政治馆，后于1907年改为宪政编查馆。该馆先后负责起草《结社集会律》(政治团体法)、《报律》(新闻法)等重要法律，颁布执行。准许国民政治结社，但对报刊禁忌较多。

二是1905年9月采纳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建议，决定从下一年废除科举，把青少年从四书五经当中解放出来。

三是制定《新刑律》、《新民律》、《民事刑事诉讼法》，用西方大陆法系取代了实行2000年的中华法系，宣布司法独立，不受官员羁绊，实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是下令奉天(辽宁)和直隶(河北、河南、山东一带)试点地方自治，这是预备立宪的重要一环。1909年、1910年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规定各地选举产生议事会的办法，实行民主政治。辛亥革命前，许多省以下单位自治机构已经成立过半，据袁伟时考证，有些省如浙江已经有90%的城镇乡建立了议事会，加上法律和司法体制改革，三权分立在各地粗具雏形。

五是改革官制，原则是三权分立，议院一时难以成立，先从司法、行政着手，传统的六部被内阁制取代，另设集贤院等安置裁减官员。

六是全面启动宪政教育，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教育章程订立规章，培养相关人才。大量翻译西方宪政书籍，对于立宪派利用媒介大规模宣传和讨论宪政，也大体上听之任之。

七是消除满汉界限。1907年，清政府下令取消旗人特权，编入民籍。另外，官缺不分满汉，唯才是用，满汉官员晋升使用同一标准;统一满汉的礼制和刑法，满人不能特殊;准许满汉通婚。清政府已经认识到，各民族平等是实行宪政的一个前提，所以逐渐采取了“化除畛域(界限)，共作国民”的系列措施。

这些成绩，不能以“骗局”二字一笔抹杀。

当然，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改革后设立的11个部13位大臣，7人为满族，5人为汉族，1人为蒙古族，满多于汉，不如过去的满汉各半，暴露出统治集团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对此，立宪派感到十分失望，群起反对。 1907年2月，又一极其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设立资政院。

20 日颁布的上谕说：“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任命溥伦、孙家鼎任资政院总裁，待时机成熟，将资政院改为上下议院，上议院钦选，下议院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10月，清廷要求各地在省会开设咨议局，研究和推进地方自治。

在这些上谕鼓舞下，各地促进立宪和地方自治的民众团体蜂拥而起，蔚为大观，犹如千百小型政党，推动立宪。

自1906年12月至1909年底，上海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吉林自治会、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贵州自治学社、贵州宪政党、湖北宪政筹备会、直隶宪政研究会、福建政与会等先后成立。

出版报刊书籍，开设学校和讲习所，举办各类活动，起草商法，创办公司，发展工商业，支持各地成立咨议局，督促立宪，推动地方自治，与列强势力周旋并维护所在地国家主权„„这些团体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的中心关注点，还是实现宪政。

仿行宪政的上谕颁布之后，康有为极为兴奋，在1907年3月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于1907年10月在东京组织了政闻社。被梁启超称为“谭嗣同式人物”的杨度，于1907年6月在东京组织宪政公会，并在国内各地都建立了分会，声势浩大。

杨度活动能量极大，对宪政的精髓理解颇深。他认为中国立宪的重点是成立国会，只有建立国会，才能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他发表文章和演讲，说召开国会乃“唯一救国方法”。至于人民开化程度够不够的问题，他认为，当以“中流社会”为标准。

1907年9月25日，杨度派出沈钧儒等代表赴京，把一份有1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都察院，首创和平请愿。

杨度开了头，各省宪政组织纷纷签名上书，派代表到京向清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各地媒介也发表请愿书的内容，愈煽愈烈，形成全国上书风潮。

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于1908年6月批准《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下令各省一年内办好此事。杨度则被吸纳到体制内，在这一年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宪政编查馆行走(四品官员)。从这时起，他逐渐改变态度，要求民众“不要过激”。

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将起草完毕的《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上奏。

《宪法大纲》确定国家采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对君主的权力保留甚多，对议院的权力限制过多。当然，这也比“朕即国家”要进步多了，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对立宪进程作了总体规划，每年该干什么，规定得清清楚楚，有进度，有要求，责任目标都很明确。有了这个清单，就使政府摆脱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变成心中有数。

当天，朝廷批准颁布这几个文件，并且下旨说：“自本年起，务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慈禧还命令各级官员每6个月汇报一次筹备立宪的进展。

日本从发布诏令到召开国会，为期9年。清廷也模仿日本，宣布自1908年起，9年立宪，即过渡期为9年。

正当立宪筹备工作加紧之际，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去世。他留下的遗诏表明了这位年轻皇帝矢志不移追求民主的决心，令人钦佩。他说：立宪为其毕生之志，文武百官要“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

慈禧立即宣布，立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由25岁的摄政王载沣(光绪异母弟)监国。第二天即15日，慈禧奄奄一息，临终前降旨说：国家大事均由摄政王裁定，必须请示隆裕太后(光绪皇后)懿旨的，由摄政王面请施行。就在这一天，慈禧去世。

光绪和慈禧年龄相差30多岁，恰好接连两天相继去世，而且是年轻的死在前面，自然引起诸多怀疑。坊间多传说光绪被慈禧害死，但无实据，成为千古疑案。

光绪和慈禧之死，是立宪运动的一个挫折。

没有他们的推动，政府不可能展开立宪步骤。

他们两人是凝聚政府力量的核心。先说慈禧。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员，多是慈禧提拔，这些人对慈禧深怀感恩图报之心。再加上慈禧老谋深算，阅历丰富，心狠手辣，党羽众多，诸大臣不敢造次，政令自然容易贯通。再说光绪。他是清末政治改革的代表人物，戊戌政变中惨遭整肃，深得海内外同情，不仅民心在他这一边，那些希望推动新政的官员也都站在他这一边，而且对他寄予厚望。

在清政府命如悬丝的最后时刻，慈禧和光绪难得地达成一致，共同推动立宪，这是立宪取得进展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两人谢世，无疑使朝廷丧失了轴心，导致人心涣散。

年轻的摄政王载沣虽然“生平喜读西书”，与立宪派有共同语言，但他不仅资望欠缺，而且能力平平，性格懦弱，缺乏定见，隆裕太后更是无能之辈。由这样两个人主持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显然负荷过重。

开天辟地的地方议会

载沣掌握大权之后，倒是忠于慈禧及光绪遗旨，对立宪抓得很紧。到1909年10月14日，慈禧和光绪去世近一年之际，全国22个行省除新疆之外，21个省都选出了咨议局即地方议会，这是老大中国几千年来头一回。

不足之处是对选民资格有些限制，把资本及不动产不足5000元的人排除在外等等。这在帝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初期并不鲜见，用不着大惊小怪。毕竟大局承认了议会必须由选举产生，承认了民权，有了这一条，坚冰就打破了。 21个省选出63个正副议长，地方著名清议人士及知名人士当选，如著名的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出任江苏咨议局议长。

各地咨议局诞生之后颇有作为。老百姓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贪官污吏横行，吉林、福建、山东的咨议局都通过了纠举和弹劾本地不法官吏的议案，令官员一百个不高兴。但咨议局的成立与运作是朝廷支持的，地方官无可奈何。分权制衡的最大受益者是老百姓，大家齐声叫好。广东、浙江、福建、湖北的咨议局先后通过了保护主权、收回权利、抵制列强的议案，表现了议员的爱国精神。各地咨议局还非常重视本地发展实业，重视改进司法以及改良社会习俗，纷纷在这些方面展开调研，起草议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咨议局，“所议事件咸能以‘为人民谋幸福’六字为宗旨”。

老大帝国的醒目变化，引起世界瞩目。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参观了山西和陕西两地咨议局之后兴奋异常。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一书，替我们收集了这位可爱的莫理循先生的一封珍贵信件《致瓦•姬乐尔》，有助于我们展开想象。

在信中，这位英国记者激动地说：“我高度评价在太原府和西安府看到的省咨议局。那里的会开得斯文有礼，大有可为。这是前进中的重要步骤，我曾经希望《泰晤士报》对此给予鼓励，因为这是各省的创举，从此有机会在公开的会议上发表他们的看法，谈论本省的各种需要。”“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代表们那样从容不迫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样有秩序地讨论议题”，“试办省咨议局显然是个成功”。

地方咨议局既然有声有色地活动起来了，下一步自然是地方自治。中国太大，国家政治与各地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个人缺乏直接关系，也不可能人人参与。大国政治往往呈现出地方政治的特点，地方事务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害，自然吸引人关注。但自治对中国来说是隔膜了许久的事物，究竟怎样自治才能不脱离国家呢?这在今天也是不少人关心的事情。清政府规定，自治的范围包括：

一、教育。

二、卫生。

三、道路工程。

四、服务业。

五、慈善事业。

六、公益事业，如自来水、公车等。

七、地方财政。

城、镇、乡都设立经由选举产生的议事会，主持地区自治事宜。从此，城乡民众得以选举代表，直接管理本地公共事务，与政府官吏形成抗衡，上级委派官吏垄断公共权力的局面开始打破，这是晚清立宪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

四次大请愿

总的来说，清廷的立宪，还是推推动动，这也是各国民主历程的共有规律。为了督促尽快召开国会，尽速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导民众掀起了请愿活动的热潮，向清廷施加压力，其中大规模的请愿有四次。第一次请愿。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断指血书。

1909 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新的条约，丧失种种权利，震动国内，士大夫奔走相告，愤叹之声，不绝于耳。社会各界请求迅速组织国会和责任内阁，凝聚民众力量抵御外辱。1900年10月，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就此事在各地奔走，广获赞同。各地咨议局决定在上海召开各地代表会议，商讨请愿事宜。

12月 6日，湖南各界推选代表，决定8日赴沪。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闻讯，异常兴奋(徐特立数年后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师，他的学生中有毛泽东、田汉等著名人士)。8号这一天，徐特立在学校里谈到时局危机，激动万分，“乃觅刃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表达决心。在上海会议上，湖南代表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16个省的代表“众咸感泣，益思亟行”。

1910年1月14日，代表到京。16日，列队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之后召开国会。军机大臣接见了请愿代表，奕对代表们说，如今各国都实行宪政，我国断无不行之理。

载沣就此次请愿发布上谕说，现在各省咨议局都已经成立，明年国家资政院也要开幕，这是很大的进展。现在国民程度不整齐，如果仓促行事，反倒会增加不安。“行远者必求稳步，图大者不争近功”，等9年准备成熟，必定召开国会。第一次请愿未能成功。

第二次请愿。

代表岂能心甘?立宪派趁热打铁，在京师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徐特立的血书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地广为散发。直隶立宪派人士还把徐特立的故事编成新戏，在天津同乐舞台由著名演员演出，徐特立由此声名鹊起，成了全国敬仰的立宪英雄。鼓吹国会的宣传画雪片般出现在各地大街小巷，各地咨议局议员纷纷下乡演说激励民气。

京师所在的直隶地区最卖力，遵化中学仿照英法前例，提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天津商务总会也说，如国会不开，就不交印花税。热心人士还广泛征集请开国会的签名，直隶地区签名的有2.5万多人。

海外也闻风而动。梁启超的政闻社与国内请愿活动密切联系，出谋划策，帮助立宪派报纸撰写文章。美国、澳大利亚的华侨纷纷选派代表回国参加请愿活动。汉口企业家带头资助请愿代表，希望代表“百折不回”。

据一项统计说，立宪派在全国共征集了30万人签名，请求速开国会。 1910年4月，在火爆的气氛中，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成立。

6 月16日，请愿代表前往都察院，递交各省及海外的10份请愿书。请愿书针对上次请愿遭到拒绝的理由，加以批驳，并且说，筹备事宜用1年就够了，为什么要浪费8年时间?东三省的请愿书说，东北在俄、日等列强侵夺之下，利权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思变，实在等不了9年了。

载沣听到各地抗捐抗税的呼声，吓得要命。他说，由此可见人民资格不齐，如果提前召开国会，足增烦扰，他坚持要筹备9年，但他也反对顽固派要求镇压请愿活动的建议，说这样做会堵塞民众的希望。

27日，载沣签署的诏书颁布天下。诏书说，朝廷希望早日立宪，但“以我国幅员之广，近今财政之艰，屡值地方偏灾，兼虞匪徒滋事，皆与宪政前途不无阻碍”。诏书还说，资政院即将开院，可以培植议院的基础，民众应耐心等待，不要再请愿了。二次请愿还是被拒绝了。

第三次请愿。

两次请愿虽失败，但代表们还是拒绝了暴力的选择，立宪派希望以和平方式，创造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和平民主之路。请愿代表团电告全国：“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总代表孙洪伊更表示：“国会一日不解决，则一日不再回乡。”

在日本的梁启超精神勃发，连续撰写《国会期限问题》、《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等一系列文章，批驳拒开国会的上谕。

此时又传出俄国将吞并蒙古、日本将吞并朝鲜的消息，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公愤。

10月7日，学生牛广生等17人面见请愿代表，表示愿意死在代表面前，为代表饯行。正在代表苦苦劝说之际，牛广生手持利刃从左腿上割下一块肉，另一学生赵振清割下右臂一块肉，在致代表书上涂抹血迹，各代表潸然泪下，表态请愿到底。

10月9日，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递交了请愿书。15日，军机大臣奕接见代表。22日，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的议案。与此同时，立宪派在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福建、四川、贵州、湖北、奉天等地先后组织了群众大游行，要求召开国会。

在举国一致的浩大声势中，清朝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即多数地方的都督、巡抚等大员也联合起来，不顾军机大臣的威胁，上书朝廷，请求早日召开国会。他们是：东三省总督锡良、鄂督瑞、粤督袁树勋、滇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

他们的联名奏折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

这些官员对立宪的要义理解得非常透彻，不亚于孟德斯鸠。他们的奏折说：

没有责任内阁和国会，“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措手之方。缺一则辅车无依，阁、会均有逾辙之害。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

“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均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光绪)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持之不决乎?”

这篇奏折立刻被报刊转载，时人称之为“中国立宪史第一宏文”。

面对种种压力，载沣召开多次会议之后，颁发上谕，决定立即起草宪法、议院法、国会议员选举法，确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比原定计划提前了3年。这是三次大请愿取得的成果。

第四次请愿。

张謇对于提前3年的结果非常满意。但东三省不满意，因为那里情形危迫，还要求再提前。1910年12月21日，东北请愿代表团来京，向资政院递交了请愿书。

载沣见状大怒，他说：“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

此际，东北学生已经前往天津串联，发起组织了全国学界同志会，推举温世霖为会长。情绪激烈的学生代表断指明誓，倡议罢课以促进国会早日召开，北洋法政学堂学生李大钊就是学生代表之一。

12月20日，天津学生游行请愿，要求速开国会，遭军警驱散。并且天津当局将温世霖逮捕，发配新疆。保定、四川、湖北学生闻讯相继罢课支持天津学生，但都被当地顽固派镇压下去。第四次请愿失败。

四次请愿虽然大多受挫，但掀起宪政风潮，是一大贡献。在请愿运动推动下，又一批宪政团体如汉口宪政同志会、八旗宪政研究会、八旗宪政会、八旗期成公民会等先后成立。

温世霖发配之后，直隶各界集资白银1000两送给温世霖，供其沿途使用，北京学生也捐助银两给他。温世霖途经河南、陕西，均被视为上宾，受到盛大欢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宪政思想的普及程度。

资政院：首次制约中央政府

诞生于1910年9月23日的资政院，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国会的雏形。

资政院不是正式国会，它是原定9年立宪预备期内一个过渡性立法机构。也就是说，它是未来国会的一个预演。

可爱又可敬的是，资政院一成立，就以国会自命，上演了多场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国认真演习了一番权力制约，启示良多。

议员由官选(在各部委官员中选举，最后钦定)100人、民选(各地选举)100人组成。因新疆咨议局尚未成立，两名地方议员未选，为了人数相等，官选也减少两名，实际各98名。

资政院有什么权力呢?它有讨论和批准预算、结算、税收和公债的职权，由此可以监督政府。另外，一切新法律不经资政院表决不能成为法律;法律颁布之后不经资政院议决也不能修改，它有立法权。

资政院与军机处(政府)是平等的，没有隶属关系。资政院有问责权，有弹劾权，有审核各地督抚(督都与巡抚)与当地咨议局互持异议的权力，有核办各地督抚违背法律的权力。因此，它不是橡皮图章，不是聋子的耳朵，也不是专营拍马的虚设机构。

资政院有开会和休会制度，每年农历九月一日到十二月一日开会，议事未完，延长一个月，临时会议不得超过一个月，其他时间休会。议员到会人数超过2/3才能开会。议员表决过半数可以通过议案。资政院自行提案，需要30个议员以上提议方可，否则不能作为议案。

一般立宪国家的内阁对议会负责，当内阁与议会冲突时，不是解散议会，就是内阁辞职。但资政院与军机处冲突时，只能分别上奏，“恭候圣裁”，把君主摆在最高负责人地位，这是不符合立宪原则的。再有，立宪国家的议院实行两院制，个别一院制的国家，仅有民选议员，而无钦选议员，而资政院是混合起来的一院制，这都是中国的不足。

到了9月23日，资政院正式宣告成立时，皇室贵胄溥伦任总裁，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任副总裁。清廷原以为溥伦既是皇室，一定偏向军机处，其实不然，溥伦的心往往在民选议员这一边，载沣及军机处对此颇为头疼。

资政院于1910年10月开张的第一届会议通过3个重大议案，就惹得载沣以及军机处极为不满。一个是速开国会案，要求尽快设立上下议院，不能再拖到1913年。

再一个是弹劾军机处案。起因是湖南巡抚发行公债，不交当地咨议局审议，直接上报中央度支部(财政部)获得批准。资政院认为这样做是侵夺权限，要求将公债事宜重新交还湖南咨议局审核。但是载沣却下旨说，既然度支部批准就算了，军机处也在这个谕旨上副署同意。资政院认为军机处“以命令变更法律”。

接着，会议期间又发生广西、云南两地财政、教育问题的处理纠纷，载沣和军机处仍然把一干事项交给行政官员处理，将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撂在一边。议员大怒，一位黎姓议员在会上说：“我们与军机大臣势不两立!”弹劾军机处的议案就此通过。载沣及军机处所作所为，激起全国愤怒。“国中舆论哗然，咸以朝廷此旨，全反乎立宪之原则。”各地咨议局及新闻媒介一边倒支持资政院，弄得载沣及军机处十分被动。

第三个是赦免国事犯案。资政院既要求赦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要求赦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总之是赦免戊戌变法以来所有政治犯。然而，把握不住时局的载沣，在顽固势力阻挠以及刚下台的袁世凯暗中运动之下，不仅不批准赦免革命党，连康、梁也不能赦免，错过了实现妥协的历史时机。

至于其他议案，如政府1911年预算案，议员详细审核，迫使政府将预算额度从37635两减少了7790两，算是一个成功。

还有，修订结社集会律、新刑律、著作权律、昭雪戊戌六君子冤案、黑龙江移民案、地方学务章程及收回开平矿产、浙江铁路公司依照商律办理案、四川铁路公司亏损案等等，都是应兴应革的大事，资政院没有吃白饭。

最大的意义在于，一个真正发挥牵制作用的国会雏形诞生了。正与春秋时期子产支持舆论监督一样，这都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稀有的光亮。

自杀式爆炸：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

虽然混乱，但有生机。

在中国历史上，西晋八王之乱一类毫无理性的内斗太多太多，杀人如麻，血流漂杵，都是争权夺利，没有制度创新。晚清立宪，则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横向和纵向分权制衡的制度化新路，就其内涵的深刻性来说，实不亚于一场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号称革命的运动不少，如汤武革命、太平天国革命等等，但从制度变革的角度考察，能够和晚清立宪运动相比的还真不多。如果能够沿着宪政这一方向走下去，则我中华幸甚幸甚。

但是，万分遗憾的是，懦弱的载沣没有抓住天赐中华的良机。1910年到1911年，是清朝生命途程至为重要的关口，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新路已开，民心期盼，是生存还是毁灭?全看瞬间的抉择。

犹豫不决的载沣和守旧的决策层，在这万分关键的时刻，下了两着错棋，导致满盘皆输。这就是设立皇族内阁和宣布铁路国有。这两大政策出台，无疑是维护既得利益，舍不得撒手。对于清朝皇室来说，悲剧在于，这一点既得利益，维护了仅仅几个月，就因为丧失人心，点燃了家门口的导火索，从而导致全员覆灭。孰轻孰重呢?可惜载沣等人完全衡量不出来，等到大局骤变，再改口宣布放弃皇族内阁，为时已晚矣。

先看皇族内阁。 1911年，俄军进驻满洲里威吓清政府，英国派兵入侵云南，局势十分严重。4月27日，黄兴亲率同盟会成员在广州举行了黄花岗起义，震动南疆。

在这种局势下，立宪派力主早日组成责任内阁，绝不能拖下去了。连身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召开大会，致电国内说：“促开国会，立责任内阁，切筹善后，以救危亡。”

1911年1月17日，清廷批准了立宪筹备方案，顺序是：1911年设立内阁，1912年颁布宪法，1913年开设议院。 1911年5月18日，内阁成立。总理大臣奕(皇族)，协理大臣那桐(满族)、徐世昌(汉族)，这3人都是军机处老臣。以下10 个部大臣中，7个满族人(6个皇族)，3个汉族人。

这样，内阁总计13名成员，9个满人，4个汉人。9个满人中，皇族又占7个，所以当时称之为皇族内阁。

这个组阁办法，完全违背了不准皇族充当国务大臣的立宪原则。

1911 年5月25日《申报》刊出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的谈话，他说：“揆之(比较)立宪国皇族不当责任之例，实不相符。”“真正之改革尚须俟诸(等待)今后”。英国《泰晤士报》说得一针见血：“此新内阁不过为旧日军机处之化名耳。彼辅弼(辅助)摄政王者，咸注意于满汉界限，而欲使满人操政界之优权，此诚愚不可及之思想。”

1911年5月18日《时报》报道说：内阁名单公布之后，“一般稍有知识者，无不绝望灰心于政府”。

5月10日《申报》说：“人民之怨于国家者当益烈”，“恐内阁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

5 月13日，全国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京开会，有议员发言说：“若不以推倒现内阁为先决问题，则其余皆无讨论之价值。”这个意见获一致表决通过。过了二十几天，议员们让了一步，6月6日向都察院递奏折时，改为“皇族不宜充当内阁总理”，只要求总理一个人不是皇族，部长另行商议，够客气的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距离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只差120多天，大清朝廷的生命延续，已进入读秒阶段。

但内阁开会讨论时，以奕为首的顽固派和短视眼，不但不考虑一下清朝统治者的整体命运，做一点迁就和让步，反而给立宪派议员扣上了“违背立宪精神”的帽子，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可笑复可悲。他们说，议员不能干涉君主的用人权。

如果君主都保不住了，又该怎样呢?

隆裕太后也跟着说，联合会的请求，“决不可允”。

议员们随即写出向全国人民报告书，痛斥朝廷，指出现内阁推行的政策是亡国政策，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全国报刊群起响应，一边倒支持议员，纷纷刊登报告书，揭露朝廷横行不法。

立宪派对朝廷失望了，只好分道扬镳，进一步诉诸社会力量。在此前后，一大批政党组建成立，如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等。黄炎培、马叙伦、黄远庸、谭彦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活跃人物。

载沣、奕等人为了眼前利益，倒行逆施，丧失人心，丧失了历史机遇，大大增加了造反者的力量。

再看铁路国有。

早在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3省民众就把粤汉铁路修筑权从美国人手中赎回。光绪发出上谕：“铁路准归商办”，不准借外资。同时决定，川汉铁路的成都至宜昌段，由四川承建。

1908 年，张之洞担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认为民众无力修建，非借外资不可。1909年6月，他与汇丰银行等签订借款意向合同。10月，张之洞去世，由邮传部接办。同月，湖北咨议局成立，通过拒借外债的议案，上书邮传部，要求民间商办。当时担任邮传部尚书(部长)的徐世昌，在1910年3月批准湖北设立商办铁路公司，集资自办。

湖南咨议局决议说：“铁道借款，湘人决不承认”，并说湖南境内铁路完全可以自办，民众纷纷集股。5月，议员写血书呈递徐世昌，徐世昌体察民意，命令嘉奖湖南铁路公司。

1911年3月，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向美、英、法、德、俄、日借款。各国提出条件，要求将粤汉、川汉两铁路收归国有，然后签字。

这时，新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力主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借外资修筑。盛宣怀过去是民办企业的高手明星，现在当了部长，屁股完全坐到官办一边。他不管先前光绪和最近邮传部几次明文决定，也不管几个省的商人及民众先期投下多少资金，更不管各省议员写了多少血书，反正就是一句话，收归国有，谁不听收拾谁。朝廷在5月 9日下了一道上谕，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以前批准的民办，“一律取消”。至于政府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不管，不但如此，还来个彻底不讲理：“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清廷犯了时空错误，当下已经立宪多年，早不是雍正康熙金口玉言的时代了。矛盾一下子激化，各地保路运动兴起。

湖南民众上街示威，清廷竟命令湖南巡抚，找出头头，“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

湖北各界人士对铁路收归国有的问题认识不一致，动静不大。

广东齐声抗议，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军队镇压，保路领袖逃到香港。

四川最为激烈。各界人士痛斥盛宣怀“既夺我路，又夺我款”，6月，成立保路同志会，张澜为活跃人物。8月24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民众家中齐刷刷供奉光绪牌位，两边挂上条幅：“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焚香膜拜，有人给光绪穿上孝服，情绪万分紧张。

刚刚到任的总督赵尔丰见事不祥，上奏要求将借款问题交资政院议决，以缓解矛盾。清廷却命令严厉镇压，赵尔丰逮捕保路领袖蒲殿俊等人，成都民众手捧光绪牌位，涌向总督署，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32人。同盟会和哥老会当即率领四川各地民众起义，大批同志军和民众向成都进发，革命风暴来了，清廷急忙命令端方带湖北新兵入川。

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部分官兵，利用保路运动的风潮和部分湖北新军入川的机会，发动武昌起义，革命派和立宪派联合起来在省咨议局成立军政府，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清朝统治的丧钟敲响了。

《十九信条》何不早出

当初，清军仅以区区几万骑兵，横扫偌大中国，锐不可当。老大明朝，虽拥有多得多的军队，亦无可奈何，何故?明朝晚期已经腐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心涣散，军心涣散，难以凝聚，遂望风披靡，兵败如山倒。到1911年，清朝又重演这一幕。武昌新军起义，仅区区2000人，就老大中国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就是这2000人开了第一枪，整个清朝哗啦啦大厦倾倒，当初横扫中国的威风哪里去了?相信读者看了上面的故事，已经有了答案。

武昌起义之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上海、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四川等14省区宣布独立，大半个中国脱离清朝统治。

各省独立过程中，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零星战斗，各地督抚及清军将领，大都配合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要求，交出了政权。

载沣等人后悔了。1911年10月30日，他颁布了“罪己诏”。“罪己诏”承认，他执政3年以来，“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侵犯)宪章，路事(铁路事)蒙于佥壬(下属花言巧语)，则动违舆论”，“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沸腾，人心动摇”，“此皆朕一人之咎也”。“此特布告天下，势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罢除。”这种承认错误的态度，应该给予肯定。

接着发出的上谕说，立即组织新的内阁，不再以皇亲国戚充当国务大臣。

为了挽救危局，载沣下旨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将赵尔丰交内阁议处，释放蒲殿俊。接着批准奕、那桐、徐世昌和大臣载泽、载洵、溥伦、善耆等辞职，这些贵族也不再恋战了。蒲殿俊刚一释放立即翻身，成了四川新政府的都督。 11月1日，载沣授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命其进京组织内阁。其实载沣恨透了袁世凯出卖光绪，但到此际也没办法了。另外，下令释放发配新疆的学生领袖温世霖。

此际，资政院正在举行第二届会议。在2日的会议上，资政院研究了新宪法的纲领，即重大信条十九条，获一致通过。当天，朝廷批准，立刻将信条宣示天下，同时确定在26日宣誓太庙，以示隆重。

《十九信条》是中国政治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内容如下：

第一条

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

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

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