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公民社会下

宪政与公民社会下（精选8篇）

篇1：宪政与公民社会下

宪政与公民社会(下)

三、私法：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

公民社会(或私人领域)与政治国家(或公共领域)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权利形态，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调整对象分别形成了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特有的基本结构和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一般认为，公法是指宪法、行政法及刑法等。就私法而言，目前较为权威的解释，是《布莱克法律辞典》对PrivateLaw(“私法”)的表述：“私法是公法的对立词，它是指调整市民与市民之间关系的法律，或者是在权利附着的主体与义务联系的主体均为私的个人的情况下，有关定义、立法及权利实现的法律”。公私法的划分，在大陆法系国家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英美法系国家一些法学家也主张采用此方法，如培根曾主张英国也应该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Schwartz)在其1947年出版的《美国法律史》中对美国不同时期法律的研究，就是按照公私法的划分分别予以论述的。事实上，公私法划分方法的意义越来越显示出普适性。

(一)公私法划分的意义

首先，公私法划分蕴育了宪政精神。有学者认为，法律体系是一个宏观问题，法律部门是微观问题，而公私法的划分则是法律体系的中观层次即法律体系的构成要素，这是依据各部门法之间存在的共性进行的再分类。“只有经过中观分析才能把握各部门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共性与个性”，“借助于公法与私法是划分，可以来剖析现代法的新结构、新功能、新观念”。在此，公私法的划分不过是一种认识、分析问题的方法或工具。其实，公私法划分的意义远不只此。公私法划分在大陆法系国家，是对整个法律材料所作的一个根本性的划分。人们不仅依公私法的划分来认识宏观的法律体系和微观的法律部门;而且自近代以来，法学家们还从公私法划分的依据、逻辑结构及思维模式，强化公私法各自的性质和固有逻辑，构建出公私法相互区别的叙述范式和理论原则，并以此为指导重建法律体系，革新法律部门。私法的原则是“协议就是法律”，适用听许原则、任意原则、私法自治原则，其法律规范模式是“凡是法律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公法的原则是“公法的规范不得由私人间的协议而变更”，其法律规范模式是“凡是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宪政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来自于公私法的划分的传统。公私法的划分不仅蕴育了宪政精神，而且使宪政精神得以实证化。因为从公私法各自的原则和法律规范模式看，公私法划分的.目标正是：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个人权利。

其次，公私法划分为宪政提供了二元思维模式。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界分与对峙基础上的“宪政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形式，采行对峙式思维”。宪政的“对峙式思维”也可称为二元思维模式，它实际上来自于公私法的划分传统。公私法划分的实质功能早在罗马法时代就已充分显示，“它划定了一个政治国家不能插手的市民社会领域，罗马法学家们构筑起完备的私法体系，树立起了自然权利的权威，这实质上是为市民社会构筑了一道防御外来侵犯的坚固屏障。可以说，此时已初步建立起了对峙式思维模式”。只是这一时期对政治国家的限制还是消极的，而对政治国家采取积极的限制如实行三权分立、联邦制、代议制等是在近现代才完成的。

再次，公私法划分对宪法也具有重要意义。(1)在宪政建立之前，公、私法的划分特别是私法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宪法。有学者认为，“在没有宪法之前，私法本身就是宪法，在有宪法以后，私法的基本观念、基本精神和基本制度成了宪法的基础和原型，并通过宪法这种根本法的形式得到了升华而被贯彻到其他一切法部门中了”。此时“私法被誉为真正的宪法”。而对法国学者来说，即使已经制定了成文宪法，法国民法典似乎仍是“最为持久和唯一真正的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也确实具有宪法意义;民法典的法律恰恰将政府的职能限制于承认并执行私人权利的法律领域”。(2)私法体系所透露出来的自由、平等及权利的优先性为宪法提供了素材。“罗马私法的原则和精神为中世纪后期城市法的完善和近代宪政法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诸如宪政法中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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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宪政与公民社会下

「内容提要」公民概念是公民社会的特有概念，它界定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关系，揭示了公民的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本源性。公民社会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并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公私法的划分对宪政具有重要的意义，私法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我国宪政建设应当以公民社会的建构为起点，将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结合，并以经验理性为重点。

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研究已成为一种时尚。无论知名学者还是刚刚进校的研究生，都试图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或者以公民社会理论所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为工具进行某种“学术”演绎，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法学领域，一些学者对公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讨②。如美国学者阿兰。S.罗森鲍姆认为，“西方民主社会的近代宪政主义通常都包含一种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1]（4页）。我国学者也认为，以公民社会为基础形成的多元文化环境是宪政实现的一般条件之一[2]，“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宪政建设的基础”[3].就总体而言，公民社会的理论还不为我们所熟悉，以此为工具对宪政进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尝试探讨公民社会对宪政的意义。

一、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

“在近代史上，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4]（1页）。但在宪法文献中，“公民”仅仅被简单地界定为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这与“公民”概念所承载的价值蕴涵极不相称。公民的存在是公民社会的第一个前提。Edward Shils强调，政治共同体的观念是市民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一特征包含公民观念”，“并孕育了城邦的概念，亦即一个都市以及一群有担任公职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权的公民的概念”[5]（36页）。公民概念是宪法学中第一个需要明确界定的、最具价值的基石范畴之一，其核心要素是公民资格。公民资格既是政治国家对其成员身份、地位的法律确认，又意味着一种公民个体自愿归属于政治国家的观念。正如约翰。罗尔斯在其新著《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一书中所说的，“任何文明社会的成员都需要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能够使他们把自己理解成为具有某种政治地位的成员――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就是平等的公民身份的政治地位，以及了解这种政治地位如何影响他们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6]（5页）。

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在于：

（一）它是一个具有公共特性的概念，对公民内涵和公民资格构成要素的界定反映出一个国家对宪政的价值预期、宪政制度的基本内容。具有某一国家国籍，使公民与某一具体国家相联系，并依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各国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法律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的公民概念的具体内涵特别是公民资格的构成要素各不相同。公民概念必须与政治国家相适应。因此，公民概念具有极强的.公共特性，公民资格绝不仅仅是公民“私人”的东西，尽管公民资格只有相对于公民个体才有意义。定义公民概念，界定公民资格，是现代公法所要完成的第一项重要使命。

（二）它蕴涵了公民之间关系的普遍意义即自由、平等、独立。

首先，“公民”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公民概念意味着平等。“公民身份是平等的表述”[4]（13页）。现代公民概念的存在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公民群体）的存在，二是该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普遍性即平等。因此，说某人具有公民资格，意思是他是某一公民群体（即政治国家）的成员，并与这一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具有平等的地位。在早期，“公民”概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古希腊奴隶制国家最早使用公民概念，当时是指那些征服了其它的城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的征服者，即所谓自然公民，他们的后代也就先天地享有公民权，成为城邦公民[7]（292页）。公民是一个特权阶层，垄断了城邦的统治权，城邦政治生活是公民的专利，公民之外的奴隶和自由人都被排除在政治社会之外③。古罗马的公民概念更为发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法律体系。古罗马的公民也是一个特权阶层，解放自由人、奴隶、拉丁人和外国人都不具有公民的资格。这一时期拥有公民资格的“公民”人数极为有限，它是建立在巨大的、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不平等基础上的。对特权与等级的容忍，使得古希腊罗马的“公民”概念与近现代的公民概念存在巨大

篇3：宪政与公民社会下

一般认为, 社会宪政氛围的形成, 需要具备一定的内外在条件。仅从公民个人的角度看, 权利主体的素质、社会实力、财富拥有的状况、自组织形态、利益的个别化要求、行为的自主能动性以及意识开化的程度等, 都是公民对公法权利呈现特定需求, 进行主张并能够实际享有的基本前提。特定社会的成员在公共权力的实行中是否享有可获得的利益, 享有多少和何种程度的利益, 不仅取决于促动公法权利发展与实现的社会总体水平, 还与个体自身的政治参与意识有着密切联系。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上是社会现实关系的具体反映, 而权利的存在和行使状况则主要依赖于权利主体的实际能力和社会地位, 这种实力主要是其对公共权力提出权利的能力以及满足自我需求的实际能力。所以, 政治参与意识与宪政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 可以用权利主张者对宪政目标的倾向程度以及实现的实际能力, 作为衡量的客观性指标及方式。这种检测方式, 仍然是建立在前文提出的法律意识既具价值要素, 又是经验事实的立论观点之上, 正因为政治参与意识是具备“客观特征”的社会事实范畴, 才能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定对象, 便于从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上探索其固有规律与性质, 同时, 这也是对其进行经验考察和科学分析的实证基础与有效方法。“这样研究的目的不是把存在的高级形态降为低级形态, 完全相反, 是要使前者 (观念) 具有至少与大家公认的后者 (事实) 具有的实现条件相等的实现条件”[2], 作为一种从外部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 它同样能够有力揭示事物内在的深刻内涵, 并使相关解释更具说服力。

将以上几个方面作为衡量政治参与意识和宪政价值目标之间实际关系的原因, 主要是基于包括政治参与意识在内的公民权利意识本身具有其特定的内涵与主张方式, 这些内容影响着权利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方式。权利意识是特定社会成员对自我利益的认知、主张和要求, 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权利意识的基本内容, 认知是权利个体对自己应该或实际享有的利益的了解和认识;主张是在了解基础上予以主动确认和维护的意识;而要求则更加明确和具有深度, 是根据社会发展变化, 主动向社会或政府提出具有新内容或新层次的权利请求的意识。从权利意识本身的要素看, 利益成为权利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决定因素, 个人争取并愿意享受权利, 是因为他有某些利益需要获得制度化的保护。社会个体利益的增长与利益要求的增长总是呈正比例关系, 利益要求的增长与权利要求的增长也总是呈正比例关系。对于政治参与意识的衡量, 同样是在贯彻利益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展开的, 而主体的利益主张程度是与其具有的社会实力相关联的, 这种实力主要包括提出权利主张或要求的实际能力以及对自己或身边事务的担当能力。一般来说, 这些能力主要通过个人的财富状况、自我组织程度、利益的个体化程度、行为自主程度和意识开化程度等指标来衡量[1]。所以, 权利意识是取决于主体自身具备的客观条件的。

具体来说, 当个人拥有的资产已经能够较好地满足物质生活的需求时, 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也就浮现或要求的标准更高, 相应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也在同步提高并趋于明确化, 对公共权力的依附与被动状况会逐渐被主动要求与更高需求所代替, 同时期望公共权力机构的利益保障功能和建构功能更加发达和健全。这些需求一方面通过个人呼吁或参政议政等方式表达,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成员通过参加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 并借助于组织化的力量提出,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加有效地满足或实现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特殊愿望和利益, 也能明确地以具有共同利益、共同主张的集团为依托, 对公共权力机构明确提出公法上的权利要求。自组织程度的提高, 可以增强社会成员满足在基本需求方面的自主能力, 减小对公共权力的一味依赖, 减轻社会负担, 并使他们对公共权力的要求更具实力。但再发达的社会组织也不能完全取代个体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要求, 如果个体利益无法获得相对于团体利益的独立存在, 尤其是在对财物的拥有、使用、保护、积累以及增值上缺乏独立性时, 宪政制度倡导的个人权利便无法实现。没有个体化的利益, 就没有相应的个体利益要求, 也就不存在对权利的实质享有。“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的支配权, 如果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 就谈不上权利治身。”[3]利益的个体化与主体的行为自主程度相关, 利益的个体性包含着对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权利行使的自主性, 而利益的个体化程度越高, 行为的自主性越强, 享受权利的范围和程度亦能获得相应的扩展和提高。当然, 宪政建设的经验表明, 一个合格的权利主体, 仅具备权利本能或权利直觉是不够的, 观念、传统习惯、经验以及局部或短期利益等因素, 同样会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实际行为, 甚至抑制个体的权利本能, 使之出现淡漠、放弃等消极情绪, 因此, 个体权利意识的开化度和包容性对宪政价值目标的实现, 存在直接影响。在公法权利方面, 个体政治意识和公权观念的进步程度对权利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只有对权利有了科学理性、层次丰富的认知、主张和信仰时, 才能有意识地提出并主张相应的公权要求。

因此, 实现宪政的价值目标, 除了要具备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 公平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 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多元文化环境等社会条件外, 更是一场公民意识的变革。宪政实践要求具备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即社会成员的宪政观念和意识获得普及与提高, 这是一个公民政治心理发展的过程, 也是一个法律文化重建的过程。确立法律信仰尤其是宪法信仰, 成为达到宪政价值目标的必要思想准备, 其本身也是这一目标体系中的内容之一。“公法就其效力来说, 依赖于广大民众对其基本生活条件的接受。人民的接受, 而不是形式上的法律机构, 是宪法得以贯彻的决定性力量。”[4]

这种普遍性意识的发展能对社会制度的研究产生推动作用。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指出的, 是人类基于一种源自“内在冲动”的固定需求, 要把世界理解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或“有意义的宏大秩序”, 而社会科学正是从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 尤其是人类生活的固有意义的努力中产生并发展的[5]。依据该理论, 要对包括制度在内的社会整体做有意义地认识与解读, 需要关注社会场景下的特定社会主体的心理意识状态。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发展之间, 通常是以个人的认识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微观变化作为媒介产生联系的, 宪政文化要借助一定的个体心理结构基础, 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效发挥自身的功能, 体现其固有价值。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宪政目标总会存在一些差异, 但宪政在其根本价值上, 是为人们追求政治上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设计一种新的符合社会发展心理需求的标准, 亦即形成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宪政文化。无论是个人心理层面的宪政认识、情感和态度, 还是整体价值层面的宪政思想、目标和评价, 从文化层面来理解的宪政, 总是一定社会的历史观念和现实观念构成的混合体, 因此关注现实社会中个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及其心理机制以及人们认识政治现象所采用的实际方式, 解析政治行为形成的心理背景, 不仅能为制度建设提供客观的实践依据, 其研究本身也能将对宪政价值目标的合理性论证引向深入。

个体政治参与意识的发展状态以及对宪政价值目标的影响, 是同个体的公权主张意愿和实际能力密切相连的, 也可以把这种意愿和能力, 看做是实现和发展宪政的必要条件。当前的社会阶层中, 私营企业主是相对较具备此类意识和社会能力的一个群体, 或者说, 他们是在客观上能推动宪政价值目标实现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当然, 尽管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人员素质和范围, 也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不断获得提高和扩展, 但在总体上还需要进一步地提高, 而且, 宪政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根本上要依靠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努力, 而不单纯地是某一个阶层, 否则就背离了宪政价值的主旨, 客观上也无法实现。本文在中立的立场, 挖掘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意识中对宪政价值目标有积极促进作用内容的同时, 也明确指出其意识中对该目标的推进和实现可能产生消极抑制影响的内容, 使分析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 提出通过制度规范的方式进行引导的思路。

摘要：宪政的价值目标, 除了要具备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 公平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 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多元文化环境等社会条件外, 更是一个公民意识的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宪政实践要求具备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即社会成员的宪政观念和意识获得普及与提高, 这是一个公民社会心理发展的过程, 也是一个法律文化重建的过程。参与意识的发展状态以及对宪政价值目标的影响, 同个体的公权主张意愿和实际能力密切相联。

关键词：参与意识,宪政价值目标,关系,衡量方式

参考文献

[1]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62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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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军宁.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27.

[4][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朱曾汶,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0:60.

篇4：论公民参与与中国宪政建设

宪政与宪法一样，都是舶来品。对于宪政的概念，中外专家、学者见仁见智。西方学者关于宪政概念的阐述相当丰富，有的从立宪政权所包含的要素来阐释宪政，认为真正符合实际的立宪政体应包含的要素有：（1）程序上的稳定性；（2）向选民负责；（3）代议制；（4）分权；（5）公开和揭露；（6）合宪性。有的就宪政从制度上做出的安排来说明宪政，认为宪政是一种制度安排和较好的政治条件。有的以宪政蕴涵的法治要义来解释宪政，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是与约束国家及其官员相关 。综观学者对宪政概念的阐述，可知宪政包括宪法、民主、法治、人权四大实体内容，并表现为宪政规范、宪政体制、宪政文化三个层面结构。

二、公民参与对宪政建设的意义

公民参与与现代政治和民主制度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民主和法治是符合宪政的基本精神的，因而公民参与对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国内学者并未从法学上对其加以界定。公民参与应是公民个体或公民组织依法投票选举政治代言人，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充当政府的合作伙伴，共同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对政府实施监督的活动与过程。同时，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也是一种广泛的参与。

公民参与是民主的表现形式和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公民参与也是实现民主和维护公民利益的重要工具。首先，公民参与是实现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①其次，公民参与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②实现法治，就要求公民有效地参与到我国的法治进程中来。最后，公民参与是重塑政府的推动力，也是当前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③此外，加强公民参与和实现行政民主化正在成为新时代全球性的公共管理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宪政的发展和行政的改革不能无视这一发展趋势，而必须与之保持同步。

三、公民参与在我国的实践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民参与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就公民参与的领域而言，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到精神文明建设，从立法、行政到司法等方面，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都日益增加，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和措施。就公民参与的法律保障而言，我國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参与有着系统而具体的规定。就公民参与的具体制度而言，我国除了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外，还逐步完善了选举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参与立法制度、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建立了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以及与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建立和完善了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等。但现行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决策过程尚存在许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地方。表现为：第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客观上限制了公民参与的物质条件。第二，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层面，造成了公民文化的缺失、公民主体意识的薄弱，从而影响了政治参与的发展。第三，公民参与的组织机构和渠道单一。第四，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参与目前还存在着制度保障不足的问题。

四、完善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

（一）健全公民参与的动力机制

健全公民参与的动力机制应从三个方面着手：（1）选择合适的政策问题。多数公民只关心与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直接相关的政策，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参与。因此，政策问题的选择显得尤为关键。（2）提升公民能力，加强公民自身素质。（3）扩大公民政治资源，强化公民政治影响力。只有当公民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影响到公共政策时，才会积极地参与其中并努力寻求发挥影响力。

(二)培养公民主体意识

近代宪法的起源和宪政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 “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也是公民个体性发展的过程。各国的启蒙思想家都是以公民的主体自由性为出发点的，他们的天赋人权思想在现代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自由和平等实际上就是意味着每个公民享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公民参与意识的价值在于，外化为自觉的参与活动，并对公共权力运行的方向、过程和结果发生现实的影响。

（三）加强公民参与制度创新，确保公民参与有序扩大

有序的公民参与是指普通公民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理性地参与公共生活和影响公共政策的行为及过程。广泛而有序的公民参与，有利于加强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增加公共管理与决策的透明度，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程度。

参考文献:

[1]姜涌.公民的主体意识[J].山东大学学报.2003(3).

[2]薛俊强，李哲.公民的主体性与中国宪政建设[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5(2).

[3]罗重谱.公民参与困境与化解策略.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2).

[4]周叶中主编:宪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

篇5：公民参与-宪政发展的必然趋向

在本世纪前半叶，社会科学中的主导性论题是政府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当代国际社会科学界关注的主导性论题已经是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对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关系问题的重视转向对公民与行政的关系的关注，这意味着当代各国民主化的发展趋势正在消解19世纪以来的传统思维定势和理论方法。行政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自然会将其视角转向公民对行政的广泛参与，从而为重塑政府提供科学的理论论证。1998年9月7日――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4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将公民与公共行政作为大会讨论的主题，充分体现出政府理论和行政学研究在世纪之交的发展趋势。在本届大会上，与会者着重讨论了公民保护形式与公共行政;公民与公共服务供应;政府和行政作用中的公民参与;公民期望;个人与超国家行政;非公民与公共行政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表明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公民参与的全球趋势正在打破“立法可以民主化、行政必须集权化”的传统理论观点，公民参与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向为重塑政府提供了根本途径。

(一)从政治民主到行政民主：难题、原因和趋势

从19世纪以来，在长时期中学术界一直热衷于研究政治民主问题，而忽略了行政民主问题。学术界有关公民与国家关系的讨论往往集中在政治性公民资格方面，集中关心公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陪审权等政治性权利的能力及其限制问题。此种阶段性研究偏好受到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大趋势影响，政治民主框架的创立成为各国政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人们在长时期中忽略行政民主化问题的原因还在于19世纪行政所涉及的领域极其有限。行政与全社会的频繁接触的日常关系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迅速展开的。公民个人在此以前与行政当局发生的关系极其有限。随着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的膨胀以及行政事务的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行政并不仅仅是一种“执行”活动。过去，理论界将行政视为仅仅在执行由国会或政府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政策，行政只是在执行民主决策。现在，人们发现行政本身在制定政治法规，行政在不断携取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传统的三权划分竟然在行政系统中实现了统一。

理论界中长时期流行的偏向是将行政当局置于“被管理者”之上。在行政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中，行政被认为是保护集体利益的，因而行政应具有优越地位。行政相对于公民的优位性表现在各个方面，进而个人被分解为公民和被管理者或被治者。作为公民，个人拥有公民权利;作为被治者，个人又是行政当局的属民。在公民与国家、被治者与行政的双重关系中，个人被肢解了。作为公民，个人在政治权力面前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作为被治者，个人在行政权力面前附首贴耳，任其摆布。个人的政治地位和行政地位之间的`失衡状态只能依靠法院特别是行政法庭来调整。因而，20世纪便成为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学的崛起时代。行政法官在长期中扮演双重角色：既要保护公民权利，又要维护行政特权。行政法院、行政法庭的出现本身就表明了行政的特殊地位。

公民的政治地位与行政地位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在宪政体制和宪政理论中表现为：一方面个人被承认为是公民，处于积极位势;另一方面，个人在行政组织面前被认为是被治者，处于消极位势。重新认识和确立公民与行政的关系成为当代宪政理论与宪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重新确立公民与行政的关系，在学术思想上有一重大障碍，这就是近代社会科学中反对直接民主制的思潮，一些高喊民主口号而又坚决抑制直接民主制的学者造成一种假象：似乎现代民主的发展在本质上必须反对直接民主制。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本来是民主发展的两种相互内在联系着的重要形式，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关系本来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在还没有条件实行直接民主的地方只好以间接民主替代，在有条件的地方间接民主应当向直接民主发展。这种互为补充的和谐关系在一些学者的理论中变成了矛盾的关系，似乎为了发展民主，只能坚持间接民主，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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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社会的契约文化论文

★ 道德与公民自我评价

★ 公民道德教育

★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综述――兼论公民社会研究进路

★ 品德与社会心得体会

★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 作文 人与社会

★ 品德与社会教案

★ 公民诉讼委托书

篇6：公民社会与公民道德信仰

公民社会与公民道德信仰

公民道德信仰的重建必须以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念为基础.市民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公民社会的`基本概念、社会结构模型与公民的基本价值观念.理性作为建构现代公民社会以及公民价值观的核心观念,在重塑现代价值与继承传统信仰之间搭建桥梁.

作 者：管爱华 黄明理 Guan ai-hua Huang Ming-li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江苏,淮安,223000刊 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年，卷(期)：23(6)分类号：B82关键词：公民社会 公共理性 道德信仰

篇7：论社会宪政

【摘要】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国家公共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并存的公共领域二元化结构是社会宪政的社会学基础，社会公权力和人性尊严的密切相关是社会宪政的价值论基础，人性的善恶双重性是社会宪政的人性论基础，国家宪政对社会宪政的兼容性是社会宪政的政治学基础。在价值层面，社会宪政遵循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理念;在制度层面，社会宪政主要由社会民主制度、社会公权力制约制度和社会公权力保障人权制度构成。在全球“社团革命”浪潮冲击下，社会宪政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社会宪政;国家宪政;社会民主;社会公权力制约;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

一、问题之提出

自从17世纪近代宪政理论产生以来，宪政这一概念总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所谓宪政，实质是指国家宪政，德国著名法学家图依布纳称之为“国家中心的宪政”。{1}1宪政之所以长期被理解成国家宪政，与近代宪政理论产生以来某种恒定的普遍化价值信念和社会现实有着直接的关系。就价值信念而言，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的思想启蒙运动后，个人自由成为西方社会普遍的价值目标，并最终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价值理念。就社会现实而论，伴随宗教权力的瓦解，国家权力成为了压制个人自由的最大、最主要的威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宪政被理解成国家宪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场被称为该世纪人类最大社会创新的“社团革命”席卷全球，各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着显著作用。{2}245这导致对个人自由构成直接威胁的不仅仅只有国家，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对个人自由也有日趋严重的侵害之势。甚至，“在现代社会，除国家之外的团体对其成员甚至成员以外的制约与强制可能比国家更具有压迫性”。{3}70。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宪政即为国家宪政的理论显得有些难以应付现实需求，实有进一步修正的必要。于是，一种立基于公民社会基础之上超越国家宪政的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新型宪政理论—社会宪政便应运而生了。虽然在数量、规模、自治保障等方面，我国的社会组织无法和西方相比，但是，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日渐放松，社会组织在我国的大量兴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4}20这意味着我国的宪政建设实际上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我国的国家宪政建设尚未完成，仍需大力推进;另一方面，社会宪政问题也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社会宪政在我国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这对我国的宪政理论发展和制度建设是非常不利的。鉴于此，本文试图就社会宪政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制度构成等问题展开初步的研究，以期推动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和重视。

二、社会宪政的概念释义

社会宪政，其英文是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茜利(Sciulli)在其1992年出版的著作《社会宪政理论》一书中提出。茜利本身是一个社会学家，他侧重从社会学角度界定社会宪政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宪政是解决韦伯所谓现代理性化进程中所必然产生的“奴役的铁笼”以及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权威主义的根本途径。{5}81概括而言，茜利的社会宪政概念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保障社团序列(societal formations)的自治免受侵犯;{5}208是把法律的程序理性应用到市民社会的各类社会组织当中，以避免落入同质性、集体主义、仪式主义的案臼。{5}145社会宪政理论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是德国法学家图依布纳。他主要在国际法层面讨论社会宪政的概念。他认为，所谓社会宪政，就是市民社会的宪法的多样性。“世界社会的宪法不单单出现在国际政治的代议机构中，也不只发生在包含各个社会领域的统一的全球宪法中，而是出现在世界社会多样性的自治次级系统宪政化过程中。”{1}6“与18、19世纪的宪法必须处理限制压制性的政治权力不同，今天的宪法必须限制社会权力(social dynamics)。” {1}4。上述两位学者分别从法社会学和国际法学的层面对社会宪政进行了界定，其具体观点有较大差异，但其共同之处是他们打破了以往仅从国家层面理解宪政的做法，而从社会层面来界定宪政，并强调宪政与社会组织、社会公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据此，从国内宪法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把社会宪政界定为：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制度体系及其运行过程。具体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首先，社会宪政是“社会组织”层面的宪政。传统的宪政是国家意义上的宪政，以国家作为宪政的载体。社会宪政不同于传统宪政，它的载体不是国家而是社会组织。所谓社会组织，是指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为了共同利益聚合而成的社会群体。作为社会宪政载体的社会组织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民间性，即这些组织以民间组织形式出现，不隶属于国家权力系统，不代表国家或者政府的立场。二是公共性，即它们不以获得某个个体的利益为目的，而是把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公共利益作为其主要目标。三是独立性，即它们具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均独立于国家机关。

上述特征中，公共性是决定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宪政载体的关键因素。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宪政的载体，也主要是由于国家的公共性特征所决定的。如果国家是一个人的国家，一家人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有任何公共性而言，自然不可能存在宪政。正是由于现代国家的公共性要求，才促成了现代宪政的产生。在这一点上，社会组织和国家具有相似性，都具备公共性的属性。不同的是，国家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公共性，而社会组织则只是在国家内部的一定范围和领域的公共性。因而，具有公共性的社会组织，如政党、大学、工会、行会、职业团体、村委会、居委会、业主委员会、股份公司、慈善组织等，都成为宪政的载体。

篇8：宪政与公民社会下

一、公民政治参与的正功能对中国特色民主宪政建设的积极作用

政治参与的正功能就是指促进价值、程序在动态中循序渐进地或突发地向前运作。政治参与的正功能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民主宪政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民主法治建设。

首先, 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应有之义。其次, 民主政治是一种公民政治, 而培养具有独立性判断能力的权利和义务主体、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通过政治参与, 公民可以“学习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 变得关心政治, 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 并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 正在发挥着正确的政治作用, 从而得到一种满足感”。[1]而且, 在政治参与过程中, 民众可以逐步养成宽容和妥协精神, 后者正是现代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政治文化基础。最后, 政治参与有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 正如阿尔蒙德指出:“政治决策者要有了解各种集团目前有哪些要求的能力, 努力发展建构合理的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利益表达机构 (利益表达集团和渠道) , 更准确地传递它们的信息, 政府需扩大参与。”[2]政治参与有利于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和形式, 向决策者反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提出各种对策、意见和主张, 实现政府决策的民主化。

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公民参与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实现法治, 就要求公民有效地参与到我国的法治进程中来。通过公民参与, 可以推动中国法制发展中的两种力量 (政府主导和社会推动) 的契合, 从而更好推动法治的发展;通过公民参与, 可以使法律更能够体现各阶层民众的意愿, 有利于法律制度得到公民的认知、认同和信仰, 从而有效地树立起法的权威;通过公民参与, 有利于体现公民在法治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2、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实现政治和谐、促进政治稳定。

而政治参与从总体上和在长远上来看是能促进社会政治稳定的, 是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的。这是因为, 首先, 政治参与是一种最好的、最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 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必然会大大加强全体公民的主人翁责任感, 加强社会公众对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权威的政治认同, 有利于形成政治服从方面和政治权威方面的平衡和一致, 从而有利于政治系统的稳定。其次, 政治参与的扩大, 可以为公民或利益集团宣泄自己的不满和愤懑情绪, 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 促使政府维护自己的利益等等提供正常的、合法的、多样的、宽阔的渠道, 公民可以通过政治参与使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得到有序的排放而不致积累, 达到政治和谐, 促进政治稳定。最后, 现代社会里, 政治参与 (无论是直接形式的还是间接形式的) 的扩大在实际上也扩大了政治传导和反馈的渠道, 能够比较好地做到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 使政治渠道的传导和反馈系统真正做到畅通无阻。

3、公民政治参与有利于激发社会的活力、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 尤其是参与经济管理, 就意味着人们之间地位、作用差距的缩小, 每个人的意见、想法、要求都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可以消除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敌视和歧视心理, 调动人们的主人翁精神和工作的积极性, 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同时, 公民通过参与政治这种方式向政治系统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 可以促使政治系统通过社会产品的再分配, 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促进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公正。

二、公民政治参与的负功能对中国特色民主宪政建设的消极影响

政治参与的负功能就是指公民参与政治后, 社会价值和程序的发展方向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人类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 南辕北辙。政治参与如出现下列情况, 将会对中国特色民主宪政建设带来消极影响。

1、政治参与的社会代表性不够不利于民主法治建设。

“人们已普遍接受这一看法, 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差别, 在于政治参与的规模和程度, 在较富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复杂社会里, 更多的人以多于他们在欠发达、农业的、乡村的、更为原始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下所拥有的方式, 卷入政治中去”[2]在政治上表现积极的往往是那些生活上比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阶层, 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往往存在政治冷漠感, 成为政治的“边缘人”。而由中上阶层通过政治参与所表达出来的社会要求和愿望, 其代表性常常被打上了折扣。同时, 由于国家的领土范围广大、地理条件复杂, 经济发展会出现极大的不平衡性, 由此导致了政治资源在地区间分配上的不平等, 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政治系统内的影响力是那些较为落后的地区无法匹敌的, 造成政治参与的地区差异。

2、过于迅速、范围过于宽广的政治参与不利于诚信友爱、公平公正社会的形成。

从政治文化上看, 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容易陷于激进、不宽容的政治文化中, 如果这一群体大量参与政治, 就会破坏政治过程所要求的妥协和平衡精神, 影响社会的团结友爱。其次, 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 无助于讨论的真正深入, 反而容易使一些蛊惑人心的言论、不切实际的许诺胜过真正理智、审慎的政治智慧, 使社会失去理性和政治诚信。最后, 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参与的主要角色常常只是一些在利益结构中传统的优势集团, 以及随着发展而出现的新的中等收入以上群体。当某一利益集团过度参与时, 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的实现。这样, 政治参与虽然扩大了, 但同时也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当政治参与扩大到社会各阶层时, 这种参与扩大才对经济平等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

3、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不利于社会的安定有序。

根据政治参与是否符合法律或制度规定的有关程序, 可将政治参与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种类型。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等所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行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是指采取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制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 (包括违法的非法政治参与, 但不仅限于非法政治参与) , 如越级上访、围堵政府机关大门、围攻政府、暴力攻击各级干部和执法人员、堵塞交通等。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 由于政治制度化建设程度不高, 而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利益分配的不公以及利益关系的整体失衡又导致利益要求积聚膨胀, 使得民众相当部分利益要求难以通过合法渠道得以表达。

三、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推进中国特色民主宪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政治参与是一种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 它在对政治过程以及社会的影响方面就可能出现正面和负面两种效应, 政治参与对于社会和政治发展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因此, 推进中国特色民主宪政建设应当注意积极发挥其积极作用, 抑制和避免其消极作用。

1、加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提高政治参与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政府在引导与规范政治参与的同时, 应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政治体系的承受能力, 及时加强制度化建设, 逐步增强政治系统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和接纳能力, 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从而把政治参与纳入到合法的、有序的渠道中来。其一、要加强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和配套化建设。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通过法律制度对社会各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的地位、作用、职责范围、活动方式做出原则规定, 实现民主制度化;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与民主制度相配套的民主运行机制, 实现民主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其二, 要不断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这就需要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信访和举报制度等原有的参与渠道的基础上, 进一步开辟了社会协商和对话制度、舆论参与和监督制度、专家咨询制度、民意测验制度等全新的公民政治参与途径和方式, 为公民全面介入政治生活, 实践民主精神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证。其三, 适时的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层次。这就需要当人们具备较高的政治参与技能时, 及时提升人们的参与层次, 使公民对整个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输入和输出过程进行政治参与, 提高整个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2、培育公民文化、塑造平衡的政治文化。

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不仅要有完备的参与机制, 还必须有公民良好的政治素质、积极参与的政治意识以及参与的理性, 这些都依赖于公民文化的培育。阿尔蒙德和西德尼·傅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 在对英国、美国、意大利、墨西哥、联邦德国五国的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得出结论:公民文化对于民主政治体系的稳定影响甚大。所谓公民文化, 是指“以沟通和说服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文化, 是一致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文化, 是允许变革但要渐进性变革的文化”。[4]可见, 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 既有“政治的积极性、参与性和理性, 但他们又因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狭隘的地方性价值的献身而得到了平衡”。[5]

而培育公民文化、塑造平衡的政治文化, 其一, 需要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就是要使公民具有正确的政治观念, 一定的政治知识、参与技巧和技术, 使公民在正确的政治观念指导下运用已有的政治知识、参与技术和技巧正确地进行参与活动, 从而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其二, 需要加强公民的参政意识。这一方面需要将公民意识的教育与培养提升到政治社会化中来。

另一方面, 需要承认利益动机的合理性与可取性。只有这样, 才能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 扩大政治参与, 使公民能够广泛的介入到政治决策中来。其三、需要培养公民的参与理性。只有公民具备参与的理性, 才能使政治参与在合法有序的基础上进行。

3、培育公民社会, 发挥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的作用。

“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 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 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6]保持一个活跃的、强大的和参与性的公民社会, 对于发展政治参与至关重要。其一, 公民社会有利于政治文化世俗化。阿尔蒙德认为世俗化从过程层面来看, “是指对于政治机会有较强的意识, 以及利用这些可能改变个人命运的政治机会的意愿”, 即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意味着政治参与人数的扩大、参与意愿的提高, 而且确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由, 有利于塑造出具有主体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和团体。其二, 公民社会为公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其三, 公民社会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资本是指“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应该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公民社会的自治空间也随之扩大, 各种非政府的民间社团组织纷纷建立, 它们在“自下而上”向政府表达社会利益诉求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但就目前我国独立的、自主的社会力量而言, 离一个成熟、健全的公民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这需要政府加以培育, 以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

摘要：政治参与对政治和社会发展有着正面和负面两种效应。当前, 如何依据现有社会经济历史条件, 在党的领导下, 整体性地扩大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 从而充分发挥公民政治参与的正功能、抑制和避免其负功能将是推进中国特色民主宪政建设过程中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政治参与,正功能,负功能

参考文献

[1] (日) 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9.

[2] (美)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3] (美)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 (下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4] (美)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傅巴.公民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5] (英) 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廓清分析的范围[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