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的本质

2024-04-29

行政处罚的本质(共12篇)

篇1:行政处罚的本质

“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

“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送达”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法律文书送交当事人的行为,体现了公开、公正和公平原则,是行政处罚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2007年9月4日国家工商总局新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以下简称28号令)对与行政处罚有关文书的送达作出了新的规定(与原58号令相比),特别需要引起全系统执法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多数情况下需要向当事人送达两类文书,一类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达到听证条件的送达“听证告知书”),另一类是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8号令第52条和第66条、67条分别对这两类文书的送达进行了规范,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送达要求存在一定差异:

一、送达的时间“处罚告知书”、“听证告知书”的送达时间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对行政处罚建议批准后”,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时间是“宣告后当场”或“7日内”。

二、送达的方式

1、由于“处罚告知书”只是“拟处罚”的告知,对当事人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送达要求不是很严格,既可以采取口头形式(但应当记入笔录,由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也可以采取书面形式。采取书面形式的,条文表述为“可以…可以…还可以…”,即根据不同情况可以任意选择三种方式:一是可以直接送达,二是可以委托当事人所在地工商机关代为送达,三是可以邮寄送达。该三种方法没有先后顺序,可以自行选择最妥当的方式。以上述口头或书面形式无法送达的,则需“公告”送达。

2、“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能用口头方式送达。而且其他送达方式有先后顺序:首先应当直接送达,无法直接送达的才可以委托送达或者挂号邮寄送达(注意:与“处罚告知书”的邮寄送达不同),以上方式均无法送达的,才可以公告送达。这三种送达方式不能由执法人员自由选择,必须遵循上述顺序。目前要特别防止公告送达的滥用,不能以节约成本为由,直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否则就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会给行政机关自身埋下隐患。28号令第67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送达,可以选择公告媒体,一是全国性报纸,二是办案机关所在地的省一级报纸,三是工商机关公告栏,并可以同时在工商机关网站上公告。显然,单独在网站上公告是不允许的,因为对某些群众来说,网络不是其能够获得社会资讯的可行方式。至于工商机关公告栏的公告方式,笔者认为应非常慎重,显然工商机关的地理位置、公告栏的显眼程度、公众的阅读习惯等,决定了当事人对公告的注意程度,如果当事人确实没有发现公告栏而不了解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在之后可能发生的行政诉讼中,法院系统认可此种公告方式的几率很低。

三、送达的法律意义

1、“处罚告知书”、“听证告知书”一旦送达,就意味着开始计算当事人行使陈述权、申辩权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的期限。28号令第52条规定“自当事人签收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当事人未行使申述、申辩权,也未作其他表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原58号令规定的是“自当事人签收之日起3日内…”。“3个工作日”与“3日”是不同概念,具体执法办案中一定要注意给足三个工作日,即需要剔除双休日、法定假日。

2、“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行政处罚决定就开始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就应该在期限内完成为其设定的义务,送达意味着期间开始计算。

篇2:行政处罚的本质

1.当事人自觉履行原则;

2、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原则;

3.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但是,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可以当场收缴罚款的除外。

篇3:论行政处罚的认定

在我国台湾, “行政处罚”也被称作“行政罚”, 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罚”包括了行政刑罚、行政程序罚、惩诫罚及执行罚 (行政强制执行) 。狭义上的“行政罚”则以秩序罚为主要内容, 故又称为行政秩序罚, 是指行政机关为维持行政秩序, 对违反行政义务者, 予以刑罚以外的处罚。

我国现行《行政处罚法》中也没有对行政处罚进行定义。综合各种教材中对行政处罚的定义可概括为:行政处罚是指依法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 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予以制裁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由此可见我国行政处罚的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 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是依法具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

第二, 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三, 行政处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 行政处罚具有制裁性。

但实践中, 仅以上述四个基本特点并不能完全划清行政处罚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界限, 不能将其作为认定行政处罚的唯一标准。

二、从“高校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处分”看行政处罚认定的标准及意义

(一) 案例

2002年底, 重庆某高校两名大学生因同居怀孕被学校勒令退学, 两学生不服向人民法提起诉讼, 最终两审法院均以“学校处分不是行政处罚, 不属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起诉。以上案例中, 法院的判决都将“开除学籍、勒令退学”表述为“处分”, 而学校开除学生学籍的行为实质是什么呢?

首先, 行政处分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依照法律和有关规章, 给所属的有轻微违法或违纪行为人员的一种制裁, 属于内部行政行为, 由行政主体基于行政隶属关系依法作出, 但不涉及其外部权利即法律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开除学籍, 勒令退学”是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一种限制, 而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 具有“外部性”。由此可见该种行为不属于行政处分。其次, 行政处罚是一种国家行政管理行为, 通过限制或剥夺违法者的基本权利对违法者进行惩罚。“开除学籍, 勒令退学”虽名为处分, 却为对学生受教育权的限制, 实质为处罚。但当前, 被学校开除学籍的学生并不能依照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面对学校此种“处分”时, 得不到司法救济。

(二) 行政处罚的认定标准

笔者认为, 行政处罚的认定与行政处罚是否合法和成立是两个问题。因此, 行政处罚的条件、依据、权限和程序是否合法关系到行政处罚是否合法, 与是否为行政处罚无关, 认定行政处罚时, 应该把握行政处罚的本质, 具体可根据以下标准加以判断:

1.该具体行政行为是由行政机关积极做出。消极的不作为不可能是行政处罚, 这也是行政处罚与行政许可的区别。

2.该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制裁性或惩罚性。通常这种制裁又以限制剥夺行政相对人权益或科以一定义务的形式呈现。

3.该制裁的内容是对相对人已经获得的利益的限制剥夺。《行政处罚法》第八条列举了六种行政处罚的种类, 这些具体的种类在学理上又可划分为四大类:人生罚, 财产罚, 行为罚, 申诫罚。

4.该制裁具有外部性。行政处罚往往针对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外部权利, 如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综上所述, 在实践中, 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是行政处罚时, 应从行为本质出发, 若全部满足上述标准, 则为行政处罚, 被处罚人可以根据行政处罚相关规定进行救济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三、完善我国行政处罚认定相关规定的建议

(一) 我国行政处罚认定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

目前, 造成行政处罚的认定存在大量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首先, 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什么是行政处罚, 也缺乏认定标准的相关规定, 使实践操作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

其次, 对行政处罚的种类的分类不利于实践操作。目前, 我国仅在《行政处罚法》中将行政处罚分为七种: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最后, 行政处罚的设定权缺乏限制, 行政处罚设定杂乱。

(二) 完善我国关于行政处罚认定相关规定的建议

1.以法律形式予以界定

在法律中明确界定行政处罚是准确认定行政处罚及正确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所必须的。结合行政处罚的原则及行政处罚的目的、价值, 笔者认为, 我国行政处罚是指依法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 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予以制裁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2.完善关于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

笔者认为在相关法律中可从行政处罚所涉及的权利角度将行政处罚的种类可分为:精神罚、财产罚、行为罚及人身罚四大类以取代现行法中的列举分类, 以此将各种具体的处罚形式包含其中。

3.在实践工作中, 认定行政处罚应从其本质出发, 不应只凭其名称对其定性。具体而言, 应该以政处罚所具有的所有特性为标准, 即该行为是否具有积极性, 制裁性, 外部性, 终局性, 且行为内容为对相对人已经获得的利益的限制剥夺。

摘要:行政处罚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而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界定行政处罚的标准使得实践中许多名为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实质是行政处罚的情形存在。笔者认为认定行政处罚应从该具体行政的实质出发, 不能仅凭其名加以判断。本文结合具体案例来分析行政处罚的街道, 并阐述具体认定标准, 并对我国认定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构想。

关键词:行政处罚,认定,标准

参考文献

[1]陈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监督[J].法制与经济 (下旬) , 2010, (06) .

[2]王晓璐.共犯理论能否在行政处罚中适用[J].法制与社会, 2011, (04) .

篇4:行政处罚的本质

关键词:行政处罚;刑事处罚;衔接;一事不再罚

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都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受法律否定评价的行为所承担的一种法律负担,是一种不利的法律后果。两种处罚国家都是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二者虽有相似之处,然而,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价值对行政处罚和刑罚做出不同要求,二者在适用上又有一定的界限和先后顺序。例如,行为人2年内连续实施2次盗窃行为,两次行为均为普通盗窃行为,且数额未达到法定标准,故分别作了行政处罚,当行为人在2年内再次实施盗窃行为,依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行为人2年内3次实施盗窃行为可认定为多次盗窃,构成盗窃罪,那么,行为人前2次盗窃行为所受行政处罚是否在盗窃罪所承担的刑罚中折抵,这就涉及行政处罚二者如何衔接的问题。①

在我国,对于违法犯罪行为采取了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相结合的二元惩罚机制,对于情节较轻、未达法定数额、未达到法定次数的行为人处以行政处罚,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用刑罚手段来规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危害社会的行为采取既定性又定量的方式,并通过“情节”、“后果”、“次数”、“数额”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起来,且二者可以转化,即有行政处罚转为刑事处罚。②

在盗窃的司法认定中,因盗窃财物价值较少不构成犯罪而被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盗窃行为的,2年内再次实施盗窃行为,后因多次盗窃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所受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是否应该在刑事处罚中判处的徒刑或者财产刑折抵问题。

在特殊盗窃行为认定上,扒窃与多次盗窃认定中可能存在行为窃取财物价值较少不构成犯罪而对行为人做出行政处罚情形,进而存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问题;然而,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完成即已构成犯罪,行为人取得财物价值大小为量刑情节,不影响行為的定性,故不存在因同一事实先被行政处罚后被刑事处罚的情形。为了能说明这一问题,首先看一个案例,张某整日无所事事,2011年8月10日,其见路边停放一辆未上锁的自行车,见四下无人,随将该车骑到附近一废品回收站变卖,获得赃款180元,所得钱款进行挥霍,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张某行政拘留10日。后,张某再次以同样方式窃取他人财物,获得赃款200元,公安机关仍对其做出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2013年7月30日,张某在一小区的椅子上看见一快递包裹,见周围没人,顺手提走,后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包裹内的衣物价值450元。侦查部门以盗窃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张某先后实施三次盗窃行为,其构成盗窃罪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张某前两次行政处罚是否折抵盗窃罪的刑罚存在争论。

笔者认为,争论的焦点在于张某前两次所受行政处罚和后面刑罚是否折抵涉及刑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解和适用问题。那么,何为“一事不再罚”,一事不再罚最早起源于美国,具体指任何人不能因为一次行为受到两次以上刑事处罚。后来,“一事不再罚”原则逐渐发展到行政法领域,成为保障和维护公民基本人权的制度。③依据“行为不能重复评价理论、一事不再理原则”,张某前两次盗窃行为已先后被行政处罚10天和15天,法院以该已受处罚盗窃事实为依据进行判处有期徒刑。笔者认为,张某因多次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原行政处罚中已受到行政拘留,两种处罚行政相同,都具有公法性以及都是限制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应当在张某有期徒刑中将拘留处罚的天数折抵刑期,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将扒窃价值较小财物不认定为盗窃罪,但因该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不予以处罚,可能放纵违法行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行为一般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2005 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此规定的“盗窃”当然包括“扒窃”的特殊盗窃类型,而且实践中相当部分“扒窃”行为也是当作治安案件处理的。那么,行为两次扒窃被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盗窃行为,也产生“扒窃”行为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如何合理衔接的问题,依据上述解决原则。

刑法具有谦抑性和我国司法资源匮乏的现实状况,决定当前我国刑法必须施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对违法犯罪二元惩罚机制,刑法第13条也规定了但书条款,扒窃行为存在出罪,对于情节轻微,窃取财物价值较小的,不作为盗窃罪处理。也就是说,扒窃行为不一定完全入罪,④对于两次扒窃较小财物不构成扒窃犯罪而进行行政处罚行为人,第三次实施盗窃的,应以多次盗窃追究其盗窃罪的刑事责任。⑤根据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判处刑罚与已受行政处罚实质类容相同的,应在刑罚中折抵,以实现人权的保障和罪责刑原则。

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衔接问题,从根本上讲,涉及的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协调问题,⑥在具体适用上,我们应该明白两种责任部分实质内容相同,如罚款和罚金、行政拘留与有期徒刑和没收违法所得与没收财产,都具有公法性质等相似之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折抵。当然,在现有的司法体制和行政体制下,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还存在立法上的细化、司法实践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等一系列问题,仍然需要立法的进步和各部门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来完成。⑦

【注释】

①陈晓宇,《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适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8期,第40页。

②王楚,《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与衔接》,载《行政与法》2012年,第81页。

③陈建旭,《同一行为重复处罚的禁止》,载《北方论丛》2011年第4期,第148页。

④薛进展、蔡正华,《扒窃型盗窃罪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为背景》,载《天津法学》2012年第3期,第6、7页。

⑤许光,《试析”扒窃”入罪的条件与司法认定》,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12月第6期,第39页。

⑥王楚,《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与衔接》,载《行政与法》2012年,第85页。

⑦金懿、叶小舟,《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语境下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载《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4期,第31-33页。

篇5: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的区别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方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处分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其系统内部违法失职的公务员实施的一种惩戒措施。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虽然都是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制裁行为,但有较大区别: 作出决定的主体范围不同。

行政处罚是由享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作出的,这些行政主体具有对外管理职能,其行政处罚权已为法律、法规明确规定。

而行政处分是由受处分的公务员所在机关,或上级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作出的。也就是说,一般的行政机关都享有对其工作人员的行政处分权。

所制裁的对象不同。

行政处罚制裁的对象是违反行政法规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行政处分的对象仅限于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公务员。

采取的形式不同。行政处罚的形式、种类很多,有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许可证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

而行政处分的形式只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 职和开除等六种形式。行为的性质不同。

行政处罚属于外部行政行为,以行政管辖关系为基础;而行政处分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以行政隶属关系为前提。

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同。

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是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规范。而行政处分 则由有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或公务员的法律规范调整。

两者的救济途径不同。

对行政处罚不服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相对方可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复议与行政诉讼获得救济;

而对行政处分不服的,被处分的公务员只能向作出处分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或行政监察部门申诉。

(1)作出决定的主体范围不同;处罚的主体一般属于外部行政主体;处分的主体一般是内部行政主体。

(2)制裁的对象不同;处罚对象与处罚主体不存在隶属关系;处分对象与处分主体存在隶属关系;

(3)采取的形式不同;处罚有罚款、拘留等;而处分没有。(4)行为的性质不同;处罚是外部行政行为;处分是内部行政行为。(5)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同;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比处分所依据的要高。(6)两者的救济途径不同。对处罚不服,可以进行起诉和复议;而对处分不服,一般是不可以。

行政处罚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给予的制裁。

行政处分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依据行政管理法规、规章、纪律等对其所属人员违规、违纪行为所作的处罚。

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针对的违法行为不同。

行政处罚是针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所采取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的外部行政行为;

行政处分是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所采取的。行政处分则是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

第二,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不同。

行政处罚的决定者和实施者是具有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特定的行政机关,它与受处罚人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而只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普通行政关系;

行政处分的决定者和实施者并不一定是特定的行政机关,它与被处分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于行政组织关系所产生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第三,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同。

行政处罚依据国家有关行政管理的普通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指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程序法;

行政处分则依据行政组织法。第四,形式不同。

行政处罚的形式主要有警告、罚款、拘留、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劳动教养等,始终与被处罚人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所有权等基本权利相关;

行政处分的形式主要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留用察看、开除等,大多与被处分人职务上的权利有关。

第五,两者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同,由此产生争议后的救济手段也不一致。对行政处罚不服,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对行政处分不服,相对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一是制裁的原因不同。

行政处分制裁的行为是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职务有关的违法、渎职或失职行为; 行政处罚制裁的行为是处于行政管理相对人地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从管理的违法行为。

二是制裁的对象不同。

行政处分的对象限于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或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监察机关处分监察对象时,国家行政机关才有可能成为处分对象。

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行政管理相对人,既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人实施了普通公民得以实施的违法行为,或者没有履行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应履行的强制性义务,可能受到行政处罚。但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即使有违法行为,也不能成为行政处分的对象。

三是制裁权的来源和根据不同。

行政处分的制裁权是各级行政机关的固有权力,无需单个法律的特别授权。行政处罚权来源于外部行政管理权,根据行政法治原则,行政管理权并不当然包括行政处罚权。所以取得行政处罚权必须有法律、法规的特别授权。

四是制裁的范围和形式不同。

行政处分的范围一般只限于与国家工作人员法律地位有关的荣誉、资格与职务等;行政处分的形式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而行政处罚不仅涉及荣誉、资格、财产,还涉及人身。五是行为的属性及效力不同。

篇6:行政处罚处罚通知书

编号:蔚公(南)字〔 〕第 号

______________单位:

你单位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经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后,仍没有按照《公安派出所内部单位安全检查笔录 》内容要求进行整改,根据《 条例 》第 条 款,决定对你单位给予行政处罚,请在接到此通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到____________ 接受处罚。

____年___月____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政处罚处罚通知书(副联)

编号:蔚公(南)字〔 〕第 号

______________单位:

你单位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后,仍没有按照公安派出所内部单位安全检查笔录 内容要求进行整改,根据《 条例 》第 条 款,决定对你单位给予行政处罚,请在接到此通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到_____________ 接受处罚。

年 月 日

《行政处罚处罚通知书》附件

1、门卫、值班、巡查制度□;

2、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等场所的安全管理制度□;

3、现金、票据、印鉴、有价证券等重要物品使用、保管、储存、运输的安全管理制度□;

4、单位内部的消防、交通安全管理制度□;

5、治安防范教育培训制度□;

6、单位内部发生治安案件、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报告制度□;

7、治安保卫工作检查、考核及奖惩制度□;

8、存放有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传染性、腐蚀性等危险物品和传染性菌种、毒种以及武器弹药的单位,还应当有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

9、其他有关的治安保卫制度□;

10、单位主要负责人落实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责任制情况□;

11、单位设置保卫机构和配备专职、兼职治安保卫人员情况□;单位落实出入登记、守卫看护、巡逻检查、重要部位重点保护治安隐患排查处理等内部治安保卫措施情况□;

12、单位治安防范设施的建设、使用和维护情况□;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机构、治安保卫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情况□;

13、单位管理范围内的人员遵守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制度情况□;

14、单位内部治安保卫人员接受有关法律知识和治安保卫业务、技能以及相关专业知识培训、考核情况□;

15、其他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内容□;

16、治安保卫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报主管公安机关备案情况□;

17、治安保卫重要部位确定情况□;

18、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对治安保卫重要部位设置必要的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并实施重点保护情况□;

19、制定单位内部治安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及组织演练情况□;20、其他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内容□。

被检查单位签字:

篇7:渔业行政执法的行政处罚研究论文

关键词:渔业发展;行政执法;行政处罚

我国经济发展中,渔业发展占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比重较大,加强我国渔业管理水平,可促进我国第三产业规范化发展。渔业行政管理中的行政处罚通过强制管理手段对渔业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实施强制管理。对我国渔业行政执法中行政处罚进行探究,能够增强行政执法实际实施效果。

1当前我国渔业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1.1渔业行政执法中处罚标准不明确。渔业行政执法中行政处罚标准不明确,我国《渔业法》中对行政处罚管理具有明确的规定,但《渔业法》执行过程中执行情况与渔业发展实际不相符,我国各地区渔业行政处罚标准不同,一方面我国渔业处罚管理标准的确定产生巨大难度,另一方面也为执法人员乱制定行政处罚标准提供了可乘之机。

1.2渔业行政执法中行政处罚执行监督体系不规范。渔业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体系不完善,行政处罚人员在进行渔业行政处罚时标准不明确,监督管理措施依靠自觉,对于自我管理能力较差的执法人员不仅无法产生自我约束的作用,形成渔业行政处罚标准不明确、不公平的现象;我国渔业行政处罚内容执行状况监督不明确,由于缺少明确的监督管理体系,对我国渔业整体建设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渔业行政执法中行政处罚实施的作用

2.1为保障我国渔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制的法律监管措施。渔业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处罚是一种强制性行政管理手段,通过多种资源管理措施增强资源应用在现代资源管理中综合应用,能够保障我国渔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管理规定,促进我国水资源应用管理程度规范化,推进我国渔业资源的保护。

2.2有助于形成完备的渔业经营管理体系。我国现阶段中渔业行政处罚的实施是应用经济利益管理措施保障渔业发展中行政执法的顺利进行。因此,渔业中行政执法中行政处罚的实施作用有助于促进我国渔业行政执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从而推进我国渔业经营管理体系发展。行政处罚能够强制增强渔民的渔业经营管理的科学意识和法律意识,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循环发展;另一方面,对行政处罚人员执法监督中能够逐步完善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中人员管理与制度管理建设,推进我国现代经济结构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2.3实现我国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渔业行政管理处罚在我国渔业发展中的应用能够通过处罚措施提高渔民对渔业水资源、鱼苗的保护意识;行政处罚也是我国海洋资源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发展的依据,行政处罚能够引导我国渔业资源开发与应用与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应用之间形成良好的制度管理链接,实现我国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3优化我国渔业行政执法中行政处罚措施

3.1加强我国渔业管理的立法管理,明确行政处罚标准。优化我国渔业行政管理水平,加强我国渔业行政执法中的立法管理,明确行政处罚管理标准。加强立法管理主要包括行政处罚管理中人员管理和执法内容的管理。对渔业行政处罚人员管理通过国家立法机关依据当前我国行政处罚人员管理标准进行管理,发挥渔业行政处罚在管理中的作用,推进渔业管理中行政处罚人员管理的标准化[2],推进我国渔业发展中行政执法管理的规范发展。

3.2提高对行政处罚管理人员的监督力度。一方面,加强行政执法内部管理。依据制定的相关立法法规,行政执法管理者应当制定合理的监督管理措施,使执法人员之间形成明确的监督管理制度,形成良好的监督管理体系,提高渔业行政管理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体系作用,推进我国行政执法在渔业管理中的作用。设定明确可行的奖罚措施[3],开展渔民参与到对行政处罚执行人员的监督中,有助于形成和谐的渔民关系,降低渔业行政执法的难度。

3.3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执法人员综合素质是渔业行政执法中和谐执法的重要基础。开展积极大规模执法管理能力和管理知识的培训,能提高管理人员的执行能力,明确执法人员对渔业管理法律的熟悉程度,保障执法人员合理执法;积极开展“一帮一带”的执法管理模式[4],积极引导管理人员将理论应用到实际渔业行政处罚管理中,促进我国渔业行政管理的标准化管理。

3.4形成“人性化”的行政处罚管理模式。渔业发展逐渐成为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当前我国渔业行政处罚趋于“人性化”发展。一方面,渔业行政处罚人员进行行政执法时应当遵循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管理措施,积极对我国农村中的渔业发展进行正确引导,增强行政处罚在执行运用中的“灵活”运用;另一方面,对《渔业法》的应用与当地的渔业发展状况相联系,实现渔业行政处罚的实施逐渐趋于“人性化”发展。渔业行政执法中行政处罚管理措施的进一步优化处理能够提高我国渔业行政管理水平,促进我国渔业行政执法管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渔业经济管理体系的逐步创新和完善,推进我国渔业行业管理及处罚措施的完善,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8:行政处罚对象的分析

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中, 较有影响而成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对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违法而未构成犯罪”, [1]对此质疑者则认为“乍看之下, 在行政处罚的定义中加入‘尚未构成犯罪’的要素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 深究起来, 在行政处罚的定义中恰恰是不能加入‘尚未构成犯罪’这一限制条件的”、[2]“从行政处罚的概念中卸掉‘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之内容, 可能会使行政处罚的概念更接近科学性”。[3]主流观点几乎未做说明为何在行政处罚概念中要设置“尚未构成犯罪”的限制, 质疑意见虽也论证在行政处罚概念中不能设置该限制, 在笔者看来仍有待深入系统。考虑到行政处罚的对象并不是一个应被忽略的问题, 关乎行政处罚的基础理论。笔者不揣陋见, 求教于方家。

二、行政处罚对象的理论探讨

(一) 从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的法理探讨行政处罚的对象

在主流观点中, 笔者未见到对行政处罚的对象为何是“尚未构成犯罪”的详细分析。行政处罚法第七条或许能够成为一个注解。该法条第二款规定,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按照权威解释其目的包含“解决当前行政处罚中‘以罚代刑’的问题”。

为何不能用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呢?表面上看,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所适用的对象社会危害程度不同, 后者必须适用于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而行政处罚所适用的对象则无此限制。究其法理依据, 是为了体现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的匹配, 换言之就是为了使得违法行为所受到的制裁与其违法程度相均衡。

问题在于, 严重危害社会业已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如果只受到刑事处罚是否就达致“违法行为所受到的制裁与其违法程度相均衡”呢?如果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在制裁内容方面一致, 例如徒刑、拘役与行政拘留, 罚金与罚款, 应当能够体现该均衡。如果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在制裁内容方面相去甚远, 例如罚金与吊销许可证, 那么该均衡则何从表达?

可见, 依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的法理, 行政处罚的对象并未有“尚未构成犯罪”的限制。

(二) 从法律责任体系探讨行政处罚的对象

法律责任在本质上“统治阶级国家对违反法定义务、超越法定权利界限或者滥用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的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4]对于法律责任的体系及其构成, 笔者倾向于赞成沈宗灵教授的观点, 即“以引起责任的行为性质为标准, 将法律责任划分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违宪责任”。[5]在社会实践中,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国的违宪责任追究与落实常被忽略, 大行其道的是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以及行政责任的落实。基于此, 笔者着眼于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以及行政责任来探讨法律责任体系。

如前所述, 不同的法律责任是由于不同的违法行为引起。结合法律责任的本质我们可以理解如下观点:不同的法律责任是国家对不同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国家通过对不同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整体性构建来维护社会秩序, 各种不同的法律责任对应于不同的违法行为, 从不同层次或角度保护社会秩序, 难以互相取代, 刑事律责任与行政责任亦然。这正是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否定“以罚代刑”的正当理由。但是, 我们能否以刑罚来代替行政处罚呢?基于同样的理由——法律责任难以互相取代, 刑罚也不能代替行政处罚。

因此, 就法律责任体系而言, 行政处罚的对象应未有“尚未构成犯罪”的限制。

三、行政处罚对象的实证分析

理论的探讨或许只提供抽象思维的空间, 实践是考量理论的试金石。笔者拟就立法与司法分析行政处罚对象。

(一) 从立法实践看行政处罚的对象

行政处罚法在涉及行政处罚与刑罚方面有以下明确规定:

1. 第七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2. 第二十二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 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第二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 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应当折抵相应罚金”。

可以看出, 尽管在行政处罚法中有否定以及严禁“以罚代刑”的规定, 但是并未说明行政处罚对象有“尚未构成犯罪”的限制;相反, 该法第二十八条则明确宣示了即便在制裁内容一致的前提下仍有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并存的空间。

类似立法在刑法中也有体现。现行刑罚第三十七条规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可见, 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也有被行政处罚的可能。

所以, 从立法实践看, 行政处罚的对象未有“尚未构成犯罪”的限制。

(二) 从司法实践看行政处罚的对象

用高晓松醉驾案的案例足以说明行政处罚的对象未有“尚未构成犯罪”的限制。该案基本案情为: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 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 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2011年5月16日, 交管部门对高晓松做出吊销驾照及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同年5月17日,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高晓松做出拘役六个月以及罚金四千元的刑事判决。[6]这样的情形在实践中并不少见, 因为不少的刑事犯罪是以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为前提的, 在司法机关对其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制裁的同时, 行政机关可以也应当对其予以行政制裁。于是, 司法实践也并未承认行政处罚的对象未有“尚未构成犯罪”的限制。

综上, 主流观点值得审思, 综合理论与实践进行充分考量, 行政处罚的对象应当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 不应有“尚未构成犯罪”的限制。

摘要:行政处罚的对象在理论中不可忽视, 主流观点主张行政处罚的对象应受“尚未构成犯罪”的限制在理论与实践中均站不住脚。综合法律责任有关理论以及我国立法与司法的实践, 行政处罚的对象应当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 不应有“尚未构成犯罪”的限制。

关键词:行政处罚,对象,分析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201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1;应松年.行政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293、行政法学新论,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8:258以及当代中国行政法, 中国方正出版社:840;王连昌.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208;胡建淼.行政法学 (第二版) , 法律出版社, 2003:289;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309至310;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修订版第252至253页;马怀德.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200.

[2]皮纯协、张成福.行政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195.

[3]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 2008:225.

[4]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L127.

[5]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409.

篇9:行政处罚的本质

2007年1月28日,某县安监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一家烟花爆竹批发销售企业私自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花爆竹。执法人员立即行动,在现场检查中发现,该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的仓库内储存了非法生产的特装大地红15箱、烟花26箱、擦炮18箱。这是一担情节严重的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花爆竹的案件。县安监局给予该企业没收非法产品及非法所得1万元,罚款3万元并吊销该企业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分歧

在此案的处理过程中,办案人员对该案的定性一致。但是。在县级安监部门是否可以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向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供应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对当事人实施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处罚,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县级安监部门不能适用《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实施烟花爆竹吊销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理由是《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与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统称发证机关)负责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依据“谁审批、谁监督、谁负责”原则,吊销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应由发证的安监局来实施,县级安监局无权进行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县级安监部门可以适用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对该企业实施吊销《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 理由是《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未对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机关做出具体规定,因此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实施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分析

这是一起涉及分级管辖与处罚批准的案例。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发生地的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该省是设区的市和县(市、区)两级管辖,且《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吊销《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未做特殊规定,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要充分考虑管辖权和批准权。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不同于《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明确规定了本条例行政处罚的机关是由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未对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机关做出具体规定。

结论

该省行政处罚是市、县(市、区)两级管辖,按照已经划分的执法管辖范围,该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如属县级安监局管辖,可由县(市、区)安监局直接吊销《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如属设区市安监局管辖,县(市、区)安监局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向具有管辖权的市级安监局转交案件,由具有管辖权的市级安监局实施处罚或者批准处罚,批准后也可由县(市、区)安监局实施处罚。

篇10:行政处罚的案例分析

[案例] 关某系运煤司机,一日运煤经过309国道某省某地区路段设立的交通检查站时,交通检查站执勤人员宋某向关某走过来,递给了关某一张处罚决定书,并对关某说:“交20块钱,再走。”关某接过处罚通知书,见上面印着的全部内容是:根据有关规定,罚款20元。决定书上印着某省某地区交通大队的印章。关某问宋某:“为什么罚钱?”宋某说:“你超载”关某辩称:“我只拉了半车煤,怎么就超载?” 宋某不耐烦地说:“让你叫你就交,啰嗦什么?”关某说:“不说清楚,我就不交。”宋某又递过一张处罚决定书,并说:“就你这态度,再交20元。”

[问题] 本案中,宋某的行政处罚行为那些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案例分析] 本案中,行政处罚行为有下列违反《行政处罚法》之处:

1、没有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人员的身份。宋某身着交通警察制服,佩戴执勤袖章,对关某做出了行政处罚的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出示执法证件,这是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

2、罚款决定没有事实依据。行政处罚总的原则是“先取证,后裁决。”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是以当事人确实存在违法行为为前提的,违法行为的构成又以存在违法事实为条件,因此,做出处罚,必须首先查明当事人是否有违法事实。本案中,宋某没有任何调查取证,直接递给关某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做出行政处罚,这是不合法的。

3、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34条对当场处罚的处罚决定书应有的事项做了具体规定:“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本案属于当场处罚程序,其处罚决定书只有罚款数额和行政机关印章两项,其他事项没有载明。这是不合法的。

4、没有告知当事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有关权利。《行政处罚法》第32、41条规定,行政处罚主体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必须告知当事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有关权利。本案中,宋某没有告知关某,这是不合法的。

5、实施处罚时不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并因关某的申辩而加重了对其的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6条和第32条的规定,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行政机关不能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本案中,宋某不听关某的申辩,并因其申辩而又罚款了20元,这是不合法的。

篇11:公司行政处罚的公告启示

根据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长)食药行罚69号,决定对你经营部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吊销长沙市雨花区世荣保健品经营部《食品流通许可证》;2.负责人余世洲自处罚决定书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3个月内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起诉。

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篇12:行政处罚情况的自查报告

一、近三年行政处罚实施情况

三年来,我局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始终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不断加大环境违法事件的查处力度,查处了一批环境违法行为,较好地保障了群众的环境权益。三年来对57起环境违法行为实施了行政处罚,具体情况如下:

(一)20**年行政处罚情况

20**年,我局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了“全市工业园区环境问题排查”、“化学品环境管理专项执法检查”、“全市危险废物环境执法检查”、 “城市饮用水源环境保护检查”等专项执法检查,共发现各类环境问题246处,下发限期整改函89份,对具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27家企业进行了立案查处,罚款金额共计116万元。其中违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17起、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案件4起、违反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管理案件2起、违反固体废弃物管理案件2 起、违反噪声污染防治法案件案件1起、同时违反水污染物排放和固体废弃物管理案件1起。27起案件均已结案,且没有要求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涉嫌犯罪移送的情况。

(二)20xx年行政处罚情况

20xx年,我局共组织现场执法1228人次,检查企业数607家次,通过开展“重金属专项整治”、“危险废物专项整治”等环保专项行动发现企业违法行为50余处,并对10家企业的严重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累计处罚金额82.3万元。其中,违法超标排污案件7件、违反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管理案件1件、违反固体废弃物管理案件2件。10起行政处罚案件中,没有要求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涉嫌犯罪移送的情况,且已全部结案。

(三)20xx年行政处罚情况

20xx 年,我局加大了环境监管力度,通过组织春季环保执法大检查、百日环境安全执法大检查等环保专项行动对重点污染源企业及涉重金属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查处,全年组织现场监察3000人次,检查企业数1000家次,同时配合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重点污染源企业进行每季度的监督性监测,对具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20家企业进行了行政处罚,累计罚款金额达156.64万元,其中违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10起、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案件6起、违反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管理案件1起、违反固体废弃物管理案件1起、违反放射源管理案件1起、同时违反水污染物排放和固体废弃物管理案件1起。29起行政处罚案件中,没有要求听证和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况,目前已有19起结案。

二、制度建设及落实情

三年来,我局办理行政处罚案件,都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办理程序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案件办理程序,强化对行政处罚案件管理。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做到查、审、执分离,加强对办案工作的监督制约。在实施行政处罚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严格执行相关程序要求。一是严格执行告知听证制度,对违法单位一律给予事先告知,对处罚额度较大的进行听证告知;二是对违法单位处罚时实行罚缴分离,对本单位的财务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三是对行政处罚案卷实行一案一卷,专人归档保管,建立健全行政处罚案卷制度。

三、规范处罚裁量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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