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行政处罚研究

体育行政处罚研究（精选四篇）

体育行政处罚研究 篇1

关键词：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权力

我国证券市场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筹资或投资的场所,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目前还处于新兴转轨时期,不管是市场结构、市场参与者素质还是监管制度,都仍存在极大的改善空间,因而违法违规事件层出不穷。仅2008年,中国证监会就立案107起,办结案件130起,非正式调查案件157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及线索210起,作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77项,罚没资金3.2亿元,实际收缴及冻结资金2.5亿元[1]。在此背景下,中国证监会的处罚之有效性和公正性必将越来越受到业界人士的关注,而处罚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与处罚机制的合理设计与否密切相关。因此,在借鉴他国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反思我国的证券违法行政处罚机制,就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一、 行政处罚的种类

各国赋予证券监管机构行政处罚权的同时,往往对其处罚的种类予以了规定,处罚种类及其数量一般与证券监管机构在一国的法律地位、司法传统、该国证券市场所处阶段等因素相关。在德国,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和州政府交易所监管机关都拥有行政处罚权,处罚类型主要是发出指令要求违法者遵守法律规定,排除或阻止不良状况和罚款[2]。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以下简称“FSA”)对违法违规的公司及个人采取的行政处罚包括:撤销从业许可、对个人的市场禁入、禁止个人从事特定的金融业务、公开谴责、罚款等。

在香港特区,香港证监会有权对受规管人士(持牌人、注册机构;持牌法团的负责人员、注册机构的主管人员、参与持牌法团或注册机构业务管理的人员)进行纪律处分,纪律处分的方式包括撤销或部分撤销牌照或注册、暂时吊销或部分暂时吊销牌照或注册、撤销成为负责人员的核准、暂停核准成为负责人员、禁止申请牌照或注册、禁止申请成为负责人员、主管人员或有关人士、罚款、非公开或公开谴责。而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可对被识辨为曾从事市场失当行为的人发出如下命令:(1)不超过5年的期间内,未经原讼法庭许可,不得担任或留任上市法团或其它指明法团的董事或清盘人,或担任或留任该等法团的财产或业务的接管人或经理人,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关涉或参与该等法团的管理;(2)命令他在该命令指明的不超过5年的期间内,未经原讼法庭许可,不得在 香港直接或间接取得、处置或以任何其它方式处理任何证券、期货合约、杠杆式外汇交易合约,或任何证券、期货合约、杠杆式外汇交易合约或集体投资计划的权益;(3) 命令他不得再作出构成该命令指明的市场失当行为(不论是否属该研讯程序的对象的市场失当行为)的任何行为;(4) 命令他向政府缴付一笔款项,金额不得超逾该人因该失当行为而令他获取的 利润或避免的损失的金额;(5)就由政府、证监会就有关研讯程序或调查而合理地招致或合理地附带招致的讼费及开支,命令他向政府缴付一笔审裁处认为数额适当的款项。(6)在他是某团体的成员而该团体可针对他采取纪律行动的情况下,命令建议该团体针对他采取纪律行动[3]。

在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第八条的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目前对证券违法行为之处罚类型作出规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主要有《证券法》、《基金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该等法律和行政法规中设定的与《行政处罚法》明确列举的处罚种类不同的行政处罚包括:取缔、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责令关闭、责令停止承销或者代理买卖、责令依法处理其非法持有的证券、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责令转让所持证券公司的股权、暂停或者取消从业资格、证券市场禁入[4]。

在香港特区,香港证监会法规执行部下设的调查科对证券违法案件调查结束后,对于受规管的人士采取的纪律处分措施,由法规执行部下设的纪律科负责[3],对香港证监会纪律科作出的纪律处分,证券及期货事务上诉审裁处(以下简称“上诉审裁处”)有权复核;而对于其他怀疑构成市场失当行为的,则向财政司司长报告,由财政司司长考虑是否向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提起研讯程序。上诉审裁处由一名主席和两名成员组成。主席是法官,主席由行政长官按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所作建议而委任,行政长官可基于主席丧失履行职务能力、破产、疏于职守、有利益冲突或行为失当的理由,而在咨询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后藉书面通知将主席免任。两名审裁处成员将因各案需要,在商业、金融服务、法律或会计专业领域的专长人士中选择,行政长官可基于普通成员丧失履行职务能力、破产、疏于职守、有利益冲突或行为失当的理由将其免任。上诉审裁处有权确认、更改或推翻香港证监会的决定,并可以以审裁处认为适当的任何其它决定取代证监会的决定,或将有关事宜发还香港证监会处理,并给予审裁处认为适当的指示,包括指示香港证监会就审裁处指明的事宜重新作出决定。至于主要负责审理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舞弊行为和欺诈行为的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其主席亦由行政长官按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所作建议而委任,其罢免也需征询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法定任期为3年。另外,行政长官还会就个案委任两名普通成员进行审讯。行政长官可基于主席和普通成员丧失履行职务能力、破产、疏于职守、有利益冲突或行为失当的理由将其免任,但主席的免任需在咨询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后藉书面通知方可进行[5]。

总体而言,上述各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证券违法行政处罚决定机关设置的特点主要包括:(1)案件调查机构与案件审理机构相分离;(2)处罚机构相对独立于证券监管机构;(3)人员构成专业。在中国,中国证监会自2002 年开始借鉴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着手完善行政处罚体制。2002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体制的通知》及配套规范性文件,改变了以往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审理工作均由稽查部门一家负责的局面,将原稽查部门负责的案件审理工作交由行政处罚委员会负责,从而实现了行政处罚的“查审分离”,但此时的行政处罚委员会之人员均为兼职。为了解决委员兼职所带来的审理案件时间投入不够等弊端,中国证监会于2006年12月在行政处罚委员会内设专职委员,首批聘任的7 名专职委员大都从事监管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且有良好的专业知识背景。但除了专职委员之外,目前大多数审理人员系从证监会各派出机构借调而来,期限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或一年不等,这些工作人员原来从事的工作各不相同,有的从事过稽查工作、有的负责过证券机构或上市公司的监管工作,但往往没有时间接受审理案件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系统培训,这样就可能造成案件定性和法律适用上的不准确,从而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效率和质量[3]。虽然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可以从立法、司法、行政及教学科研等单位中聘请专家提供专业咨询意见,但这毕竟不是常态,且受聘专家以个人身份发表专业咨询意见,行政处罚委员会可采纳也可不采纳其意见[6]。根据《违反秩序法》第46条的规定,如果该法没有规定,罚款程序可以按其意义适用刑事诉讼的的一般规定。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联邦金监局在作出罚款决定之前,应给予当事人听证的机会。听证有要式和非要式的区别。听证的要式程序只适用于某一法律有明确要求的情况。联邦金监局一般采用非要式的听证程序。在违反秩序法程序中,当事人只承担说明责任,而不承担证明责任。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应当证明作为制裁理由的事实,在审理过程中自行决定调查的方式和范围,不受当事人提供的证明及证明要求的限制。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根据审理结果,对市场操纵者作出罚款决定。罚款决定必须以书面方式作出。罚款决定书的内容和格式必须符合《违反秩序法》相关条款的要求,必须向当事人说明作出罚款决定所依据的重要事实和法律理由,罚款决定书必须送达当事人[2]。而且行政机关的这种处罚权必须以受罚人无异议为前提,一旦受罚人提出异议,那么行政机关必须立即终止处罚,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按照刑事诉讼程序作出裁决。德国的这种行政处罚程序严格意义上属于司法性程序,带有浓厚的刑事诉讼程序痕迹[7]。

英国FSA人员如果认为案件需要由RDC进行裁决,将向RDC建议发出警示通知或监督通知,如RDC如果决定发出通知,则会出具通知裁定、发出通知,并披露RDC与FSA相关人员之间的实际交流情况,通知中将给被通知人申述的机会,如被通知人希望作口头申述,则RDC将举行会议以便其口头申述,被通知人有权聘请律师参加会议。而且,在通知发出后,如案件还在进行中,除非其他相关方在场或有其他反馈机制,否则RDC不能与FSA负责案件的相关人员接触或讨论该案件。根据申述程序的结果,RDC既可决定不采用执法行动,也可发出明确处罚措施的决定通知,决定通知必须是书面的,包括理由和当事人获得相关资料和提交金融服务与市场审裁处裁判(FSMT)的权利(FSMT的裁决与英格兰州法院和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作出的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8]。

我国香港证监会对受规管人士有权进行纪律处分,被处分人如不服纪律处分决定,可在收到决定通知书后的21 日内,书面向上诉审裁处提起上诉。除非上诉期届满或在上诉期内被处分人通知证监会其不提起上诉,或者上诉后又撤回,否则纪律处分决定不会生效。上诉审裁处会就上诉案件进行聆讯,一般情况下聆讯会公开进行。上诉审裁处在裁定任何有待审裁处裁定的问题或争议点时所要求的举证准则,适用在法院进行的民事法律程序的举证准则。如果受规管人士对上诉审裁处的决定仍然不服,可向上诉法庭就法律论点提出上诉,即只能就决定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上诉。对于市场失当行为,如证监会合理地相信或怀疑已发生构成市场失当行为的事件, 可向财政司司长报告该事件,此外如律政司司长合理地相信或怀疑已发生构成市场失当行为的事件, 可将该事件通知财政司司长。如财政司司长觉得曾发生或可能曾发生市场失当行为,则可就该事宜提起在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席前进行的研讯程序。香港的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在处理举证原则方面都比照适用民事法律程序;审裁处在识辨任何人曾从事市场失当行为前及对某人作出处罚命令前,须给予被该人合理的陈词机会⑦。

根据美国联邦《证券法》、《证券交易法》、《行政程序法》和美国SEC制定的操作规则等规定,SEC作出相关处罚前一般均要向当事人发出通知并提供听证机会。通知一般必须声明:听证的性质、举行听证的法定机构和权限; 简单清晰地说明相关事实和法律,可寻求的救济或诉讼之种类,听证一般由行政法官主持,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可能由SEC委员。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请律师陪同出席、提出证据、交叉询问,SEC只能根据听证案卷中所记载的证据作出裁决,当事人还有取得全部案卷副本的权利。参与裁决过程的人员,都不得就本案的是否依据问题同该机关以外的任何利害关系人进行或故意促成单方联络。处罚决定书要包括一些必备的内容,例如制止-终止令中的内容、范围和形式包括:(1)要说明签发的依据, 包括已显示出来的或有潜在危险的违法及如不签发制止-终止令将可能会导致的损害;(2)在较为合理的程度上详细说明(而不应再依赖于其他文件的说明),接受命令的人可以提起或不提起诉讼的权利;(3)出具该命令的日期和时间⑧。

总体而言,上述证券市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证券违法行为处罚程序体现了如下特点:(1)均给予相对人听证的机会,不管这种听证的形式是否正式,但起码保证相对人获得了向审理人员及调查人员口头申辩的机会;(2)一般会明确规定相对人有权聘请律师参加听证,以确保其有机会委托专业人士保障其权利;(3)尽可能避免审理人员对任何利害关系一方的单方接触,而给予当事人公平的反馈机制;(4)处罚与否及处罚决定的内容充分尊重听证的结果。(5)处罚决定必须是书面的,并应遵循一定的内容与格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1、32、39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书中应写明相对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根据该法第42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上述规定中包含了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申辩权、申请听证权和救济权等权利。为保障上述权利,行政机关相应负有告知、说明理由和应申请组织听证的义务。根据该法第17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实施行政处罚权的组织,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也应当履行上述义务。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对当事人依法作出责令停止发行证券、责令停业整顿、暂停或者撤销证券、期货业务许可、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对个人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万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30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以前,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1至2人代理参加听证;经听证主持人允许,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和案件调查人员双方可以就案件事实相互进行质证,并均可向证人、鉴定人发问;听证结束后,听证员应当进行合议,案件调查人员、案件审理人员可以参加合议并发表意见;主审委员根据听证情况,对原拟作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进行复核,提出《复核意见》,《复核意见》由主审委员签署,合议委员附署。此外,虽然中国证监会不认为证券市场禁入属于行政处罚,但其颁布的《证券市场禁入规定》中也对中国证监会对行政相对人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程序和相对人的权利作出了与《行政处罚法》基本一致的规定;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中也规定,中国证监会对当事人拟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当事人可以要求举行听证,听证程序参照该规则的规定执行。

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证券违法当事人在受行政处罚时的程序性权利规定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虽然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证券违法相对人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但这种陈述和申辩并未规定可以是口头的、当面的,因此,当事人无法通过与调查人员进行类似交叉质证的方式进行陈述和申辩,陈述和申辩因而可能缺乏针对性;同时,可以申请听证的范围过小,许多对当事人影响重大的但被中国证监会列入“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的行政处罚类型均未在可以申请听证的范围之列,如不予保荐代表人注册登记,从保荐代表人名单中去除、撤销证券公司、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相关职务等。(2)在可以听证的案件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并不必然拥有向案件调查人员就案件事实进行质证的权利,而是听证主持人允许时方可进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听证主持人不允许的话,当事人参加听证所要达到的目的将大打折扣。(3)听证结束后,案件调查人员、案件审理人员仍可以参加合议并发表意见,这显然会剥夺当事人公平的反馈机会,使当事人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可能会导致案件调查人员和审理人员该在听证会上说的不说,故意留待会后再说,以确保其“最后的反击者”之地位,使听证流于形式。(4)对于其他名义上为“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实质上属于行政处罚的监管措施,现行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未作出相应规定,实践中中国证监会在采取这些监管措施时并不注重遵循一个公正的程序,例如不给相对人申辩的机会,或未告知相对人救济的权利。

四、完善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机制的若干建议

(一)依法规范行政处罚种类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证监会自行创设了一些法律和行政法规未规定的行政处罚类型,并将这些实质上属于行政处罚的措施定性为“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因而使得这些行政处罚措施游离于《行政处罚法》的控制之外,这不但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会存在该等处罚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因此,应依法对这些行政处罚类型予以规范:对确有必要存在的实质上属于行政处罚的监管措施 ,应依法提请国务院或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予以规定,其他的应予以清理,不再使用。

(二)增强行政处罚委员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虽然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已设有专职委员,但由于人员编制受限,目前大多数的审理工作仍然是由从各派出机构暂时借调而来的工作人员负责,总体而言这些人员难以胜任复杂的证券违法行为的审理工作,同时,行政处罚委员会委员的人员构成及任免、考核均由中国证监会控制,导致其独立性无从体现。为解决行政处罚委员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问题,笔者建议,应借鉴目前中国证监会设立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做法,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高校与科研单位、证券业有关单位中聘请专业人士担任专职委员,这些人员由相关的行业协会和单位推荐,中国证监会聘任。鉴于行政处罚工作的复杂性和案件的周期较长,可在发行审核委员会一年的聘任期上适当加以延长,例如确定为两年;在聘任期内,除非委员出现渎职、健康等情形不适合履行职务的,否则中国证监会无权将其解聘;除非行政处罚委员会有违反程序等情形,否则中国证监会应根据行政处罚委员会的审理结果及处理建议作出相关决定;行政处罚委员会的地位应由法律予以规定。

(三)完善行政处罚程序

1.扩大可听证的处罚类型之范围。在现有的可供行政相对人申请听证的处罚类型外,将对行政相对人影响较大的处罚类型纳入可申请听证范围,例如撤销证券公司、一定期间内不受理有关文件、申请或推荐、对保荐代表人不予注册登记或从名单中去除、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相关职务、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处罚类型。

2.修改听证规则,赋予听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和案件调查人员双方就案件事实相互进行质证的权利。

3.听证结束后,案件调查人员、案件审理人员不应参加听证人员的合议,而应由听证人员独立地根据听证记录进行合议并出具意见。

4.制定作出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决定的程序规则,给予行政相对人必要的权利保障,例如知情、陈述、申辩等基本权利,但相关程序可较行政处罚程序灵活和简化,以保障中国证监会的执法效率。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年报(2008)[EB/OL].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js/zjhnb/200906/t20090630_108309.htm.

[2]高基生.德国证券市场行政执法机制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05(4):36-41.

[3]邵亚良,汤欣,郭洪俊.证券行政执法实效研究——美国、英国和香港地区的经验与启示[EB/OL].上证联合研究计划第18期课题报告,http://www.sse.com.cn/cs/zhs/xxfw/re-search/plan/plan20081017e.pdf.

[4]Enforcement process review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EB/OL].http://www.fsa.gov.uk/pubs/other/enf_process_review_report.pdf

[5]马江河,马志刚.美国SEC行政执法机制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05(10):19-26.

[6]曹里加.证券执法体系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0.

[7]应松年.当代中国行政法(上卷)[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868.

渔业行政执法的行政处罚研究论文 篇2

3.2提高对行政处罚管理人员的监督力度。一方面，加强行政执法内部管理。依据制定的相关立法法规，行政执法管理者应当制定合理的监督管理措施，使执法人员之间形成明确的监督管理制度，形成良好的监督管理体系，提高渔业行政管理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体系作用，推进我国行政执法在渔业管理中的作用。设定明确可行的奖罚措施[3]，开展渔民参与到对行政处罚执行人员的监督中，有助于形成和谐的渔民关系，降低渔业行政执法的难度。

3.3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执法人员综合素质是渔业行政执法中和谐执法的重要基础。开展积极大规模执法管理能力和管理知识的培训，能提高管理人员的执行能力，明确执法人员对渔业管理法律的熟悉程度，保障执法人员合理执法；积极开展“一帮一带”的执法管理模式[4]，积极引导管理人员将理论应用到实际渔业行政处罚管理中，促进我国渔业行政管理的标准化管理。

3.4形成“人性化”的行政处罚管理模式。渔业发展逐渐成为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当前我国渔业行政处罚趋于“人性化”发展。一方面，渔业行政处罚人员进行行政执法时应当遵循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管理措施，积极对我国农村中的渔业发展进行正确引导，增强行政处罚在执行运用中的“灵活”运用；另一方面，对《渔业法》的应用与当地的渔业发展状况相联系，实现渔业行政处罚的实施逐渐趋于“人性化”发展。渔业行政执法中行政处罚管理措施的进一步优化处理能够提高我国渔业行政管理水平，促进我国渔业行政执法管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渔业经济管理体系的逐步创新和完善，推进我国渔业行业管理及处罚措施的完善，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玲.我国南海争端海域渔权保护机制研究[D].海口：海南大学，.

[2]郑迪.海上行政执法合作的法律问题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4.

[3]杨拥军.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规范化[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关于行政处罚证明标准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参照物

一、应考虑的价值因素

（一）及时性

及时性，是包括行政处罚在内的各种行政行为的显著特点，是行政执法机关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我们无法想象，对销售劣质食品等常见的违法活动，需要长时间地进行充分的调查取证以满足过高的证明标准要求，因而不能及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导致劣质食品大量进入消费环节、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二）效率性

用于行政执法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若无论行政处罚幅度是宽是严都设定较高的证明标准，违法行为无论是轻是重都投入等量的行政执法资源，这种表面上的公平，实则造成严重违法活动得不到及时处理进而引发更大社会危害的后果。

（三）公正性

公正性贯穿于法律活动的始终，是一切法律活动得以存在的基础和追求。行政处罚行为作为法律活动的一种，其公正性理应得到保证。体现在行政处罚证明标准上，就是需要确保通过调查尽可能地“复原”违法行为过程，确保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违法“事实”真实可靠。

（四）多元性

多元性，可以看作是对行政处罚效率性要求的延伸。不同的行政处罚案件所涉及的权益大小及所适用的程序繁简不同，要求的证明标准也不应相同。多元化，就是要求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应当与行政处罚行为将给当事人带来利益损失的多寡成正比。

二、对现行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评价

现行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行为的证明标准并没有进行直观的表述，只是作出了“以事实为依据”（第4条）、“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第30条）等原则性的规定。结合错案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中对“错案”的判定标准，以及人民群众朴素的正义观来看，可以认为实践中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是客观真实标准，即“所确定的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相符合，确定无疑。”客观真实标准要求行政处罚建立在真实的、可靠的和不容怀疑的违法行为事实基础上，使每宗案件都被办成“铁案”。客观真实标准使得当事人得以“过罚相当”，有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理想化的客观真实标准，其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追求绝对客观真实、将过去发生事件完全还原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人对社会现象的认识规律，不切实际。事实上，当事人出于自保的本能，往往采取隐匿证据等手段掩盖违法事实、逃避行政处罚，这使得对客观真实的追求更是“水中月、镜中花”。二是对客观真实的追求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行政执法资源，违背了行政处罚对效率性和及时性的要求，制约了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活动的打击力度，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三是翻看《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大量的法院判决文书，我们可以发现“以事实为依据”的客观证明标准适用于一切法律活动中。这种“一元制”的证明标准，采用的是一概而论的机械主义态度，不区分民事、刑事、行政等不同法律领域在价值权衡、社会功用、利益分配等方面的不同，混淆了3个法律领域在客观上存在的实质差异，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

在不切实际的证明标准和不合理的错案追究机制的双重压力下，相互印证证明已经成为行政执法的实际证明模式。相互印证证明模式的特点是将取证活动公式化、机械化，在数量上要求对一个事实进行证明的证据不是单一，在内容上要求各个证据之间不存在相互矛盾之处。“相互印证原则通过证据主要信息内容的相互支持和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来增强证据的可靠性、可把握性和可校验性，因此受立法和司法实践者的青睐。”对于具体案件而言，理想证据状态是违法事实简单、证据搜集充分且指向一致，这种情况基本可以认为案件至少在表面上达到了客观真实。但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既有支持性的证据，也有反对性的证据、两种证据均无法被完全否定。这种证据对立的情况，自然不能满足相互印证证明模式要求，更无法符合客观证明标准所设定的客观真实情形。照此思路，没有几个行政处罚决定是可以做出的，大量的违法活动将难以得到惩治。

三、可参照物

（一）盖然性证明标准

按照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民事司法活动适用宽松的盖然性证明标准，这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盖然性是事物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而非必然。适用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意味着诉讼双方所持有的证据，均不能完全驳倒对方，真实的情况既可能符合原告甲之言、也可能符合被告乙所述，因此法官只能根据诉讼哪方的证据更能令“与案件无关并具有一般智力的正常人信服”——更具优势来作出判决。适用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合理性，在于“通过事物发展高度概率合理评定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成立与否的可能性，明显更接近客观真实，更符合事物发展概率的，即可认为其具有优势”。

（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刑事处罚适用最为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意味着如果以现有证据，不能排除犯罪行为并非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可能性，则不能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例如，被害人报案称犯罪嫌疑人在公交车上盗窃其手机，但在犯罪嫌疑人身上不能搜查到被害人的手机以及镊子等作案工具，且被害人承认是在临下车前才发现放在手提包内的手机不见了，由于犯罪嫌疑人一直站在她身边，所以认为是此人偷了她的手机。“站在身边的人就是偷手机的人”，这种判断是应当受到怀疑的，所以不能判定犯罪嫌疑人盗窃了被害人的手机。

（三）两种证明标准的差异性

盖然性证明标准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不同，能导致相同的证据条件下作出截然相反的事实认定。典型的如1994年发生的辛普森“凶杀”案。尽管警方搜集到的能够证明辛普森故意杀人的大量物证，但辩护方抓住了关键的3点：一是尽管现场提取的血痕经检验是辛普森的血液，但提取血痕的包装物不符合检测技术规定的要求、存在污染血痕的可能，被检的血痕本身就存在質量问题；二是在辛普森家中搜查得到的染有被害人血痕的袜子，其上的血痕可能是有人故意泼洒上去的，而不是在杀人现场沾染的；三是重要证人的证词有漏洞、且该证人对黑人有种族歧视，其证词的可信度遭到怀疑。

参考文献：

体育行政处罚研究 篇4

1 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原则

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应该明确的原则就是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原则。适用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应当遵循过罚相当原则。实施卫生行政处罚必须以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在行使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充分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 作出的卫生行政处罚要与违法行为相当。适用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应当基于正当目的, 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任何卫生行政处罚应当基于惩戒违法行为, 维护公众健康目的。对于性质相同、情节相近、危害后果基本相当、违法主体同类的案件, 在行使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 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及处罚幅度应当基本相同, 做到在一定范围内公平、公正, 维护卫生法律法规在公众心目中的严肃性。适用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应当遵循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这是人性化执法理念的重要体现, 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法制环境。在实施卫生行政处罚时, 对情节显著轻微、无危害后果并能及时纠正的违法行为, 应当考虑不予处罚。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 应做到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适用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应当遵循程序正当原则, 严格遵守卫生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实施卫生行政处罚时, 对法律规定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重处罚情形, 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调查取证过程中对违法事实的定性要准确, 取证材料要有当事人的具体情况, 做出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重处罚的决定时案卷内要有相应的说明材料, 并按照权限实施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重处罚的卫生行政处罚。适用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应当遵循综合裁量原则。在实施卫生行政处罚时, 要全面分析违法行为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及社会危害等因素, 应用逻辑、公理、常理和经验, 对违法行为处罚与否以及处罚的种类和幅度进行判断, 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

2 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内容

卫生行政处罚从调查取证到作出处罚决定、结案, 涉及以下内容。对违法事实性质认定的自由裁量权即卫生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为性质或者被管理事项的性质的认定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例如,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二章第七条规定“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期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公共卫生的疾病, 治愈前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这里对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有碍公共卫生的疾病”的要求, 缺乏客观衡量标准, “有碍公共卫生的疾病”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在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检查时如何掌握界定“有碍公共卫生的疾病”, 需要卫生监督员根据专业知识做出判断,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在治愈前或者在排除传染病嫌疑前, 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这里所指的“有碍”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对情节轻重认定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卫生法律、法规不少都有“情节较轻的”、“情节严重的”这样语义模糊的描述, 又没有规定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 这就产生了卫生行政机关对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权。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情节严重”的认定, 需要执法人员在案件调查阶段予以解决, 要收集“情节是否严重”的证据材料。否则, 案件调查阶段的工作就会有瑕疵, 甚至会出现错误。这里的情节严重”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卫生行政机关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卫生行政处罚时, 可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自由选择。它包括在同一处罚种类幅度的自由选择和不同处罚种类的自由选择。此种类型的法条在卫生法律法规条文中较为多见, 需要卫生执法人员根据违法事实和情节进行选择适合的自由裁量。

3 卫生行政处罚中运用自由裁量权现况和存在的问题

我们在日常实践工作中将辖区内的管理对象分为重点行业和非重点行业两种, 其中重点行业是指住宿、沐浴、游泳、KTV场所、大型连锁美容美发场所、3000M2商场等公共场所, 反之即为非重点行业。在卫生行政处罚中参考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法定幅度及是否为重点行业等情况运用自由裁量权执行处罚。如“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违法行为, 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 (二) 项, 首次发现的给予2000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仍不改正, 并造成公共场所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 重点行业给予5000-20000元的罚款, 非重点行业给予3000-5000元的罚款。又如“公共场所经营者对发生的危害健康事故未立即采取处置措施, 导致危害扩大, 或者隐瞒、缓报、谎报的”, 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 参考违法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对违法者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再者“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 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 (二) 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 首次发现无健康合格证发现1人罚款500, 2人1000元, 依次增加。逾期不改正的, 对于重点行业处以不低于10000元的罚款, 非重点行业处以不低于5000元的罚款。

我们在卫生行政执法中, 自由裁量权贯穿于卫生行政处罚整个过程, 它有效增强了执法办案的灵活性和准确性。但是, 有时也确实存在着自由裁量权没有被正确运用的问题。由于个人工作能力、认识能力、知识水平、道德水准等因素, 可能导致自由裁量权被误用;还有感情因素、利益因素、权力因素都可能导致自由裁量权被误用甚至是滥用。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来规范、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

4 探索建立公共场所行政处罚常用案由自由裁量的基准制度

4.1 正确适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只有遵循公正、公开原则,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并根据违法行业的性质、情节、程度, 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综合分析, 使违法行为与所受到的处罚相当, 才能正确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 起到保护合法、制裁违法的作用。同时, 遵循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如被处罚对象具备《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从轻情节, 可在处罚决定时应予考虑。

4.2 细化卫生行政处罚操作规范

可以根据本地区卫生行政执法的实际, 制定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内部操作规范。区别违法行为的不同情节, 规定作出卫生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裁量的幅度, 将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加以细化。大致规范和界定对各类违法行为处罚裁量的幅度, 便于执法者有一个可供遵循的尺度, 能够作出较为公正的裁量, 使行政执罚幅度接近一致, 从而避免卫生行政处罚的畸轻畸重现象。

4.3 建立和完善各级监督制约机制

如执法人员的相互制约机制;案件审核、审批、备案机制;行政处罚的告知、听证、复议机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评价、答辩机制等, 逐步规范执法, 并将过去在案件核审中偏向于程序的审查, 向处罚裁量方面的审查演化, 以进一步提高卫生执法监督的水平, 促进卫生行政执法总体水平的不断提高。

除了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授权控制和程序控制外。还应该加强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权利和责任是相互对应的关系, 权和越大承担的责任也应该越大。只有权利无责任, 必然造成权利的滥用。所以需要采用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并形成既定的成文规范。明确责任和有关程序, 可以使行政主体不敢滥用裁量权, 而有助促进其合法、有效地行使行政裁量权。

总之, 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要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着眼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制衡关键岗位、重点岗位权力运行, 进一步细化行政自由裁量权标准, 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 最大限度地缩减自由裁量权限的空间和弹性, 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因各种因素造成的行政自由裁量的随意性, 从而加强对行政执法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确保行政执法机关公开、公平、公正的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塑造卫生行政公开、公平、公正执法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