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2024-05-04

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通用6篇）

篇1：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摘要：19世纪后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内部农民的起义，封建地主阶级改良派，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开展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抵御外辱，镇压内乱，但是甲午战争的战败，也就标志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挽救大清王朝，但其对中国的近代史，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

近代化

影响

一洋务运动对近代军事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到了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但军事自强的目标始终未变。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虽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最终战败，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首先清政府依靠洋务运动中建立军事力量，多次挫败了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其次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开始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进程，使中国军队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还有，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军事工业是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军火装备的主要供应来源。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并不在于军队武器装备的落后，清政府的腐败软弱才是战败的主要根源。总之经历了洋务运动，中国的军事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历程。

二洋务运动对近代经济的影响

洋务运动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封建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抬高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压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初期，它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把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領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历史表明：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重视农业是正确的，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交流，人为抑商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学习西方经济管理模式，为中国近代企业的诞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洋务运动对近代政治的影响

洋务运动中改良派政治上的内部落后性和对外依附性，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无法进入政治层面与思想层面，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物质技术，但排斥与拒绝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作为保证，这些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物质技术，他们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力已经开始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藩篱，萌芽了中国新式的资产阶级。但由于洋务运动创办者们严重的封建政治特性，他们顽固的拒绝除生产技术以外其他任何的社会改革。因此他们牢牢的将洋务运动限制在封建生产关系内。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除了满清政府的腐败之外，还在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和支持者们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单纯地看成一个技术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使由这些相关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失去协调性。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继洋务派人物后的有识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严重缺陷，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需将革命从物质技术层面引入政治思想文化层面。因此在由于标志洋务运动失败的甲午战争而引发的戊戌维新中，维新派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这场改革运动又由稍后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封建专制，结束满清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使命，洋务运动虽然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还是刺激了中国政治向近代化的进程迈进。

四洋务运动对近代文化的影响

洋务运动开始时改良派认为兴办洋务，就必须有通晓洋务的人才，而传统的旧式教育内容无法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因而兴办新的教育事业，学习新的知识，培养新人才。于是开办新式学堂，从1862年创办北京同文馆到1894年创办烟台海军学堂，改良派共创办24所新式学堂。这些学堂主要培养为洋务运动服务的翻译、工程、兵器、轮船驾驶、电报通讯、矿务、军医等各类人才。虽然这些学堂规模不大，学员较少，但毕竟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一统天下，培养了一批近代化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起到了开通风气的作用。还有就是派遣留学生为了更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改良派还直接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从1872年起，改良派通过清政府先后大规模向美、英、法派遣留学生。他们一方面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回国后，都以其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有就是办刊译著，这不仅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大了中西文化在思想层面上的交流融合。而且使改良派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开始编印报刊，成立出版机构，大量翻译西方著作。这就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和传统文化的坚冰，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洋务运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中国人借此深层次地接触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在文化教育上的积极影响更可视为我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

五结语

洋务运动虽说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仍然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探索。改良派的富国强兵虽然失败，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国列强的侵略，更重要的对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具有深远影响。

篇2：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摘要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由于客观形势对教育的需要,洋务派对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的初衷在于维护晚清王朝的统治,但洋务派在教育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着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双重打击,晚清王朝的腐败空疏暴露无疑 ,封建统治集团在如何维护封建统治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由此产生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二者在维护晚清统治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只是所主张的统治手段不同而已。与外国侵略者打了二十余年交道的洋务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英法等国“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显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并逐渐认识到向西方学习是摆脱落后的根本出路。因此,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勃兴。在教育领域,洋务派掀起了以兴办新式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变革。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

1.1 开办外国语学校

随着洋务事业的蓬勃兴起,清政府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外交损失很大。一些有见识的大臣逐渐认识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同时,“查外洋于中国精要之书,多取译行海外,其西国兵农、食货、制造、测量诸籍,月异日新,翻译既微,何用考镜。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研其制造术之术原,何由致用?”基于这种认识,培养外国语人才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恭亲王奕?D、大学士文祥等人,积极奏请清政府设立专门学馆,以培养熟悉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1862年7月,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在其影响下,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强学堂等一大批外国语学校相继创办,培养了胡维德、刘玉麟、陆征祥等一大批蜚生于近代外交界的人才,对中国近代外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1.2 开办工业技术学校

随着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相继创办和不断发展,对各种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剧增,“囿于洋务人才之匮乏,不得不高薪聘请洋技师。但雇佣洋匠“实非经久可持之道,”不仅“薪工太厚,势难多雇”,而且仰人鼻息处处受制于人,更何况不培养出本国人才,就只能永远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难以超前。在这种背景下,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技术学校,用来专门培养科技、军事、制造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以满足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主要有创办于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中国最早的造船和驾驶技术学校)、1865年的上海机器学堂、1876年的福州电报学堂、1882年的上海电报学堂、1894年的天津医学堂、1895年的山海关铁路学堂、1897年的天津电报学堂。除此此外,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工艺学堂、广东实学馆、南京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湖北矿务局及工程学堂、南京矿务学堂等。虽然在上述学校创办的过程中遇到了顽固派的重重阻扰,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洋务运动的需求。

1.3 开办近代军事学校

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学校主要是基于“自强”这个大目标的。尤其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痛打击,洋务派深感 “敌国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于是,从1880年起开始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校,用以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主要有创办于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的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的广东水师学堂、1890年的南京水师学堂、1894年的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1895年的南京陆师学堂、1895年的江南陆师学堂。此外还有一批如天津军医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上述军事学校的创办,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军事人才,其中有许多人如严复、邓世昌等为我国近代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4 变革科举制度

传统的科举制度早已无法提供洋务运动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这一矛盾成为阻碍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鉴于这种情况,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屡屡上书请求变革科举。他从兴办洋务的实际需求出发,认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然而“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他在1864年上奏清廷的奏折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由此可见,他主张科举制度应培养实用的人才,能够为我所用。在洋务派掀起的变革科举的浪潮中,以沈葆桢、英桂和潘衍桐所提出的意见较为著名。1870年,沈葆桢、英桂联名上奏清廷,称“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本”,奏请清政府在科举考试中特开算学一科。国子监司业潘衍桐更是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1884年,他上奏清政府“仿照翻译例,另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由于顽固派的重重阻碍,洋务派在变革科举制度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导致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变革与人们最初的愿望相差甚远,但它毕竟在科举制度的内部为西学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日后变革大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石。

1.5 官派留学生

要真正培养出精通西学的洋务人才,仅凭几所新式学堂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察其精微、深究其理,才能洞彻本原,收远大之效。正如张之洞所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有鉴于此,洋务派纷纷奏请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经过洋务派的不懈努力,清政府于1870年批准了由曾国藩、李鸿章提出的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共选派了三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同时还派遣了六批学生,前往英、法等欧洲国家留学。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为我国近代教育、科技、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举世闻名的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担任过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梁敦彦,以及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都是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洋务派所采取的各种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虽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不容置疑,它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中国近代教育不断完善和发展。

2.1 洋务派创办各种新式学堂的主张及其实践,革新了办学思想

新式学堂与旧学堂的办学思想有着根本区别。首先,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新式学堂不是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而是为洋务事业培养各种实用型人才。这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想突破传统教育的重要标志。其次,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上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开设了数、理、化等一批自然科学课程。再次,洋务运动带来了考试方法和考核标准的变革,使人们逐渐从传统的四书五经中解放出来。为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与思想和培养新型实用型人才的奠定了基础。

2.2 洋务运动时期对传统科举制度的变革,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促进了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的废除

在创办新式学堂和变革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它的颁布使新式学堂教育制度化、系统化,并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打下了基础。这一新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洋务派力主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并不断推动其实现的缘故。

2.3 洋务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派留学生之先河

隋唐以来,中国一直是别国学习的对象。清朝时中国闭关自守与愚昧无知的风气和夜郎自大的心态导致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赴外留学一事不仅长期不为社会重视,甚至一度成为顽固派的笑柄,这种状况在洋务运动中开始改变。随着留学风气的盛行,清政府建立了留学教育制度。

洋务派在留学教育领域所掀起的一系列变革对冲破晚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的旧思想起了巨大作用。首先,留学教育促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数迅速增加,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以及近代化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新的机体。其次,留学教育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并将交流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再次,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不仅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为中国思想界的勃兴输入了新鲜血液,更为随后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惟其如此,留学教育的开创,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纵观近代中国发展全局,洋务派在近代教育领域的大胆实践与革新虽说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对外依赖性,但它唤醒了国人的愚昧无知与固步自封,使中华民族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启动了中国这艘在汹涌的历史波涛中搁浅的巨轮,促使近代中国举步踏上了奔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总之,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和一种新的社会风貌,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实用型人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肇端。

参考文献

篇3：论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近代的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反对西方列强和反对清政府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 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 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力量和主力军仍然是农民, 逃脱不了农民运动的局限性。虽然后期在洪仁玕等人领导下颁布了具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性质的《资政新篇》, 但是最终由于运动的主体不了解资本主义, 也不懂得如何建设资本主义, 这些制度都成为了供为观赏的花瓶, 没有产生真正的社会效果, 那么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就是必然。

一、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背景

清王朝自建国起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到康熙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逐渐繁荣, 经过雍正帝的进一步巩固, 清王朝到乾隆年间经济社会各方面都达到了鼎盛时期。而在乾隆即位之时 (1735) , 欧洲正在进行工业革命, 之后的六十年, 整个欧洲经过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政治得到了发展, 在工业、军事各方面都全面超过了中国。在嘉庆帝即位的时候 (1795) , 中国已经落后于欧洲国家, 而清政府却依旧沉浸在世界大国的优越感里, 丝毫没有危机感。在国内, 在乾隆末年清朝的总人口达到了3.1亿, 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三亩, 按照当时的生产力农民依靠这些土地就很难保证温饱。又加上乾隆年间由于国力强盛, 统治者对于官吏的治理也比较懈怠, 从基层到中央滋生了严密的腐败官僚体系, 更加使得百姓生活困难。因此, 在嘉庆年间就陆续爆发了小刀会起义、白莲教起义等农民运动。到了道光年间, 国家官僚腐败更加严重, 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得“膘肥体壮”, 资本主义的本性也使得这些国家对于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 最终在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 帝国主义势力开始侵略中国, 清政府统治下的农民阶级一方面要承受因为土地不足和官僚腐败的内部压迫, 另一方面又要承受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 可以说, 太平天国运动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产物, 因此, 太平天国运动自一开始就与以“反清复明”的白莲教运动以及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不同, 它一面要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 因此, 毛泽东将太平天国运动定性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非常准确的。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地位

关于太平天国的地位, 后世的研究观点不一, 有些认为“太平天国既是两千年来农民革命战争的发展高峰, 也是中国近代开始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发生的一次农民和平民的革命运动, 因而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1], 因此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进步运动。尤其对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颁布的两个重要文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农民起义领袖反封建的理想与激情, 展现了农民阶级的伟大力量, 把旧式农民运动推向了最高峰[2]。认为洪仁玕制定的《资政新篇》是一种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着眼点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性质的文件, 虽然是由农民革命当中提出来的, 但是也反映了农民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已经在思想认识上有所觉悟, 具有很强的进步性。虽然这些制度都没有真正实施, 其中体现的新思想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力是前所未有的。也有些观点, 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洪秀全等人以宗教作为幌子, 并非具有真正的宗教运动性质, 而是一场借着宗教名义网络人心并且作为管理手段的具有迷信性质的运动, 这次运动当中洪秀全的宗教宣传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正是逆流而行, 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3]。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也是逆历史潮流的制度。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并非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以平等作为核心思想, 具有资本主义民主性质, 而是以平均主义作为思想, 这是中国农民思想当中最传统的观点, 没有走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设想的圈子。在当时世界各国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提出这种思想是历史的倒退。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地位不应当站在当时或者当代视角来看待, 应当从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综合评价。

首先,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当时, 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下, 中国的农民也生活在外部欺凌和内部腐败双重压迫之下, 生存面临问题。事实上, 任何一个时代的农民起义都不是起义的领导者个人依靠蛊惑能够完成的, 都是有着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国农民受传统的小农思想影响非常严重, 是最能吃苦和最能忍受的群体。当中国农民起来反抗的时候, 一定是生活无法继续, 不可能再求得家庭和自己能平安健康的活下去了, 也就是说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被剥夺了。太平天国运动是以宗教作为形式而发起的, 有人认为这是太平天国运动虚伪的一面, 用这种方式蛊惑百姓。而笔者认为,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宗教信仰并非短时间就能够形成的,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之所以能够吸引大批农民加入, 本质不在于其宗教教义当中的上帝, 而是在于它的精神当中体现的平等观, 这种观念在当时官僚腐败, 外国入侵的情况下正是人心所向, 因此, 太平天国运动与其说以宗教形式发起不如说是人心的汇聚, 是百姓愿望的共同表达。从这一点上来说, 太平天国运动在精神上是进步的, 他体现了农民对平等的追求, 这种平等观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出奴隶社会当中的绝对平均主义, 但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下能够以这种观念作为革命的追求, 就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性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也得到了体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 干王洪仁玕到天京担任军师, 掌握了太平天国的政治大权, 他以向西方学习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制度, 制定出了对太平天国进行改革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这个施政纲领具有很强的革命性, 也是最早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这种方案并没有很完整的实现途径, 即没有从制度层面上解决掉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问题, 没有解决掉当中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 缺乏社会实践和经济基础, 而最终没能适用。但是这个施政纲领的精神和内容是具有时代性的, 能够将革命从口号转化为实践, 从推翻清政府政权发展到建立更加科学的制度, 这种探索本身就是进步的。所以, 从这些角度来看, 太平天国的运动具有进步性。其次, 从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角度来看, 太平天国运动是推动中国走入近代化的动力。中国的近代化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鸦片战争让清政府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 也激发了爱国知识分子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积极性。而太平天国运动则直接让清政府及进步官员奋发图强寻求改变。太平天国运动前期, 外国势力介入较少, 此时清政府难以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很快被太平军攻下南京。再之后, 镇压太平军的大清官员曾国藩开始寻求改变, 自发训练乡勇, 开办军事工业, 提高装备的科学含量。在曾国藩的引导下, 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也纷纷响应, 一场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最初目的的洋务运动发展成为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民族自强运动, 这场运动直接使得西方的科学技术、教育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都开始慢慢进入中国, 中国开启了近代化之路。可以说,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进入近代化进程的直接动力。最后, 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地位还取决于它对后世的影响, 也反映了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抗封建主义的决心和力量。太平天国运动六十年以后, 中国又掀起了另外一场革命,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

总之,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没有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推翻, 也没有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对帝国主义有了深刻的打击, 也使得封建主义被迫对自己进行改变, 直接推动了清政府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 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创造环境和思想、制度基础。正如有学者评论道:太平天国的失败并不是社会革命的结束, 而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中国近代特殊社会形态和特殊时代中生长、壮大起来的新的经济和政治因素, 不断发展成为催生新的社会革命的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新的社会革命因为条件的成熟而登上中国近代政治历史舞台。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确实, 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它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也没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扫清道路, 最终因为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而最终失败。但是,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 对清政府有了沉重的打击, 迫使清政府进行变革。同时, 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施政纲领具有自己的阶级狭隘性, 但是这种从制度角度来寻求解决中国当时问题的思想突破了封建历史上那种以改朝换代作为目标的农民运动的性质, 是具有历史创造性的运动。当然, 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缓慢进行的, 太平天国运动没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政权性质发生质的改变, 但是它是一种量变, 是一种促进中国社会向资产阶级革命方向改变的量变。

摘要：1851年, 金田起义开始, 之后席卷全国, 定都南京, 国号太平天国。直至1864年, 太平天国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和分裂, 实力和凝聚力大减, 清政府的武装力量得到加强, 又有外国资金和武器的支持, 最终,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关键词：太平天国运动,定位,影响

参考文献

[1]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M].人民出版社, 1999.

[2]彭明.中国近代史纲要[M].华文出版社, 2005.

篇4：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洋务派；维新派；顽固派；中国近代工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8-268-01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签订大量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太平天国运动又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面对如此深厚的内忧外患，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开始放眼欧美，发起一场以“自强”、 “求富”、“安内”、“御外”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旨在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其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多年来，史学界谈起洋务运动，总是习惯地说它“失败”，或者说是“破产”、“彻底破产”等等。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在甲午战争中被打得打败，这就成为洋务运动失败或者彻底失败的标志。事实上，洋务运动从发起到结束，虽然存在诸多弊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还带有反动性的一面，但是成功之处、应该肯定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从全局来看，甚至可以说成功多于失败。本文从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影响，来阐述洋务运动的成功之处。

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大体相当，但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迅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并且一直处于萌芽状态。造成这样结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政府一直以来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施打压。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方案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洪仁玕。洪仁玕在1859年冬写出的《资政新篇》中主张在经济上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等，可惜这一方案来不及实施就因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而流产。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上海轮船招商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1）。洋务派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资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近代中国洋务派理论家，第一位驻外国公使郭嵩焘主张办矿务、修铁路、兴电讯等，寓“求强”于“求富”之中，认为“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2）。于是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先后创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湖北织布局（张之洞）、天津开平煤矿（李鸿章）、湖北汉阳铁厂（张之洞）、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据统计，1894年以前在近代军事、民用企业中约有工人3.6万人，这一数字已多于外国在华企业中的工人数，也高于在私人经营的近代企业中的工人数。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3）。

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对抵制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了极大作用。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4）。甲午战争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在中国内地从事工艺制造”的规定，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特权，竞相向中国输出资本，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投资重点放在铁路、矿务、银行等行业，以便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侵占中国的利权。因为这些行业是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要害部门，列强重点投资这些部门，既是其资本输出的需要，也是帝国主义全面控制殖民地经济的需要。在中国方面，虽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宣告洋务运动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资本主义经济却是进一步发展了，它对原料、燃料的需求量门益增加，开发速度加快和开发量加大，商品量及其运输量很自然地以极快的速度增加着。这就促使铁路加速筹建。为建造汉阳铁厂，就必然大力扩充其规模，改善其经营，与之相连的煤铁矿业也相应发展。于是甲午战后在修建铁路之外大力经营矿务，是在经济规律支配下必然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势，在国民经济中起枢纽作用的银行也应运而生。洋务运动后期，与其同时存在于历史舞台的维新运动也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但由于遭到顽固派出的镇压而过早退出历史舞台，发展资本主义也成了一句空话。洋务运动从发起到结束前后40多年，取得的成果是明显的，虽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但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诱导作用，是中国从传统手工生产发展到大机器生产的转折点，对构建中国近代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洋务运动结束后，中国工业在此后的时期，虽然也遇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但由于当时中国连年内战，中国工业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状态。解放后，这些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企业大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作出不朽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2] 丁永刚等《郭嵩焘的洋务思想》.

[3] 高连奎《中国大形势》第二章.

篇5：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作者：程曼丽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和其后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的作用与影响，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论著中有这样的评价：“葡文报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出版，与鸦片战争前后形势的变化关系不大，„„”（注1）“总的说来，葡人报刊数量虽多，但影响不大，和当时中国形势的发展更联系。”（注2）应当肯定，上述评价基于对《蜜蜂华报》一般特征的考察与分析，因而是有道理的。

首先，《蜜蜂华报》为葡文报纸，读者对象是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的租居范围仅限于澳门半岛南部的一个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即使它流传到内地，依它迥异的面目，中国官民恐怕也只能是“相见不相识。”其次《蜜蜂华报》是在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由澳门的立宪派人士创办的。它是一份政治报纸，主要服务于立宪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它更多关注的是葡萄牙国内革命进程、王室动态等方面的消息和本地民主运动发展的态势，而对中国的事务则比较少留意。再次，《蜜蜂华报》仅出版67期，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且“发行量不大，影响面不广”，与“担任在华外文报刊主角”（注3）的英文报刊相比，似乎无足轻重，以至研究者在对中国的外报进行数量统计时，常常将它忽略不计，例如“原来在中国国土上出版的只有中文报刊3种，外文报刊除葡文外只有英文报刊8种”。（注4）但是，在肯定上述评价的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些评价的某些方面还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将目光局限在中国报业一隅，而是将它生发开去，拓展开去，我们的结论或许会有所不同。

窃以为，无论就信息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蜜蜂华报》的作用与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一、《蜜蜂华报》是首次向国外传播中国信息的报纸

蜜蜂华报》虽然鲜为人知，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它却是当时中国土地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份向国外发行的报纸。

《蜜蜂华报》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

“„„《蜜蜂华报》仍然不仅在澳门，而且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注5）

“由于《果阿公报》的编辑散布反对澳门人民的消息，我们必须分析他们的言论，并向世界说明他们的笔被玷污了”（注6）

“本来我们不想为此花费笔墨，但考虑到我们这份报纸将向全世界发行，并且我们的后人也会看到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最快的反应„„”（注7）

众所周知，澳门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门户之一，从16世纪中期“开埠”到香港崛起的近300年间，一直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港口，并且一度垄断了中国与西方的海路贸易。

通过对《蜜蜂华报》的船讯的分析我们发现，19世纪初期，澳门通过以它为中心的若干条海上通道（澳门—欧洲大陆，澳门—南美洲国家，澳门—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它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信息联系。有关中国的消息，也正是通过这些航道渐次传播到欧洲、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

〈蜜蜂华报》以新闻形式出现的中国消息虽然不多，但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却不少，其中包括中国商人与葡商做生意的消息，中国商品在澳门售卖的信息，中国政府就有关事宜向澳门行政官员质询的情况以及两广总督差官员亲临处理澳门与果阿矛盾的全过程等等；加以“新闻”栏目中刊登的北京发生火灾的消息，嘉庆帝去世的消息，广东院试的消息以及暹罗、琉球等“属国”前来拜谒的消息等等，使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的轮廓依稀可辨。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澳葡人对中国一向恭顺有加，因而该报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对大清帝国的尊崇与敬畏之情，除了对清帝命外国使臣跪拜一事略有微辞外，报纸对中国概无贬损之意。

这些消息以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报纸为载体，通过正规的传播渠道——远洋航运传播出去，为世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比之口头传闻与小道消息）。

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份报纸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它的内容总体上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对域外读者而言，它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报纸，报道的是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它的名称——《蜜蜂华报》（又译《中国的蜜蜂》就昭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世界报业体系中，《蜜蜂华报》是独有的，无法为其他报纸取代。

依当时报界的风气（欧美各报普遍不设记者，消息多靠彼此转载），《蜜蜂华报》是所载内容的一部分很可能为其他报纸转译（印度的《加尔各答》报就转载过它的文章），这就使有关中国的消息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

当然，以文字为媒介传播中国信息之举并非始于《蜜蜂华报》。早在11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曾向西方国家介绍了中国的物产及风土民情；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利马窦以及其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也以不同方式向外界传播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其印为专书而销行欧美者不少。”（注8）但是，以定期出版物——报纸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信息者，当首推《蜜蜂华报》。与书籍传播相比，它具有许多优势。首先，出版周期短。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本书从写作到付梓到问世，少则需要几年，多则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而报纸将这个周期缩短到以“日”或者“周”来计算。虽然一条消息从澳门传抵欧洲当时需要半年以至更多的时间，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完全谈不上时效性，但是与书籍的出版过程相比，速度还是快多了。此外，报纸不但能够报道即发性新闻，还能以其定期发行的特点，使这种报道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了解的需要。

凭借上述优势，《蜜蜂华报》不仅时常可以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而且可以在全世界“飞翔”。

二、《蜜蜂华报》的创办证明当时的中国已具备近代报刊出版的物质技术条件

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蜜蜂华报》的出版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后一个条件已完全具备。

在对我国自宋明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报刊出版的历史进行考察时，有关专家指出：明末清初，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曾一度出现过近代报纸产生的契机（注9）；专家进而指出：清代中叶以后，一些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单页小报”的出版，尽管它既非定期出版物，也不具备完整的报纸形态，却可视为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的先声。（注10），也就是说，早则明末清初，迟则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印刷、出版与发行方面的条件）。诚如专家所言，早在近代报纸诞生之前，出版这种报刊所必需的印刷、出版方面的条件在中国（尤其在一些沿海城市）即已具备。否则，中国的大门被撞开之后，短时期内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外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但是，推论毕竟只是道出了一种可能性，它还需要事实来印证。那么，是谁首先印证了这一点呢？正是远在澳门出版的这份《蜜蜂华报》。

〈蜜蜂华报》为周报，定期出版，印刷精良，有着固定的读者群与发行系统，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外观与欧美大陆的近代报刊极为相似。尽管它采用的是“西法印刷术”——铅字印刷，在新闻采写方面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它毕竟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份中国的报纸。而对“西法印刷术”的采用，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引进外来技术并利用它来出版新型报纸的条件。

或许有人会说，《蜜蜂华报》固然可以使上述推论得到证实，但它毕竟是在澳门，而不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此言极是，不过，这恰恰从反面证明，当时的中国内地尚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密统治之中，不存在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蜜蜂华报》之所以能够在澳门出版，正是因为当时澳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澳门虽然是中国领土，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但葡萄牙人在接受管辖的同时，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早在16世纪，他们就仿照本土的城市自治制度，建立了自治政权，组成了议事机构，独自处理有关的行政事宜。而广东地方官员对澳门葡人历来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只要其言行不足以危害大清帝国的利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维系以顺其情”。这就使澳门能够长期处在一种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而这种环境正是近代报刊出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总之，《蜜蜂华报》的出版说明了两点：第一，19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具备出版近代报刊的物质技术条件，如果同时具备政治条件的话，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刊的出现至少要提前半个世纪；第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近代报刊的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条件，而这个条件只有在澳门那样的地方才具备。

三、《蜜蜂华报》突破了封建限禁，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

〈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划时代的。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序幕由外国人首先揭开，此事乍看颇觉蹊跷，但仔细分析，还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19世纪初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不会自动退位的”（注11）。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都会积极的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它的形成与巩固，为消灭敌对势力赖以生存的根基进行斗争。因此，与晚清帝国由盛转衰的运势正相反，嘉道年间的各种控制与限禁恰恰呈现出“由衰转盛”的势头。在经济上，清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同时也是对它的限制），不许自由开矿，不许炼铁铸器，不许商船远航等；同时罗织严密的思想牢笼，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从而使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见，当时的封建王朝虽说不上是“固若金汤”其控制却也铁桶般严密。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任凭其自然发展的话，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恐怕要推迟几十年。而澳门及其《蜜蜂华报》正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铁桶上楔进的一颗钉子。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其国势已呈现出衰微的征兆，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地大物博，人口繁庶，如日中天。经过初次的较量，葡萄牙人明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了保住澳门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他们便转而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政策，对中国纳贡称臣，甘愿做“中国皇帝的顺民”。（注12）此举深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加上葡萄牙人在中国一向“奉法唯谨”，在贸易中使中国“颇资其利”，还多次帮助朝廷“出兵御敌”，他们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就更加与众不同了（到了清代，它已被视为“内附之夷”）。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铺垫，才会有葡萄牙人在澳居留，其自治政权才会得到认可，进而也才会有《蜜蜂华报》的创办。

尽管葡萄牙人是利用欺瞒和贿赂的手段在中国取得居留权的，尽管百十年来他们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突破与挑战（《蜜蜂华报》更是对封建舆论的突破与挑战）。因为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如同其欧洲部分一样，他们在澳门施行的一切——包括经济制度、政治管理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其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一份内容和形态完全资产阶级化的报纸，就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由此可见，葡萄牙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身份完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这场革命性变革的。

澳门这颗“钉子”虽然小，意义却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已非铁桶般严密了；它同时预示着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此消彼长，预示着社会更替的日渐临近，预示这晚清帝国这座封建大厦的行将坍塌。

四、《蜜蜂华报》对洋人办报的“示范作用”

从宏观上看，澳门这个“国中之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新闻出版活动）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当时日渐强盛的英国有着巨大的魅力和明显的示范效应。

如前所述，由于葡萄牙与中国特殊的关系和背景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有区别对待“外夷”的政策，在澳葡萄牙人能够享受到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包括贸易上的便利与优惠，行政、司法方面的特权等）。这不但使未能沐的“恩典”的“英夷”、“法夷”等垂涎三尺并耿耿于怀，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以至日后他们用武力轰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割地一块（其面积、地貌特征等均与澳门相似），以全面享受葡萄牙人两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享有的各种权利（当然，作为武力征服者，他们的要求只会更多）。英国人割占香港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攫取“与葡萄牙人同样的权力”。（注13）

对于澳门，英国人窥伺良久。早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英国的10艘兵船侵犯安南，被安南人击退，他们转而来到广东洋面，企图夺取澳门，被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得落荒而逃。两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并一度占领了除大炮台以外的整个澳门。“消息传到紫禁城，嘉庆帝斥责道：“天朝宝土，夷人久怀觊觎之心，今若让其占据一岛，久则外夷纷起效法，此风断不可长。”嘉庆下谕，令两广总督调集大军围困澳门，断绝饮食及贸易交通。英夷不战自溃。”（注14）

夺取澳门不成，英国人遂将目光转向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港。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我们还需要一个海口，我们可以占据大潭湾及岛（指香港）。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于防守。它是山地，但已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的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这个地方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中国政府便无法干涉它的船只将茶丝运到我们的船来。”（注15）至此，通过武力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贸易港口和立足点的计划已初步形成。

从英国人始而窥伺澳门，终而割占香港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它对中国诉诸武力及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的。它要仿照在澳葡人的自治模式，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以全面享受它在国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权利以及自由办报的权利。而后一种权利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1807年9月4日立志为英国海外传教事业献身的马礼逊自美抵澳。刚到这里，就遭到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敌视。该地政府限他迅速离境，无奈中，他只好暂时离开那里（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重返澳门）。按照伦敦布道会的指示，马礼逊原打算在澳门或者广州建立基督教（新教）中文出版机构，并向内地辐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明令禁止以及在澳葡人的竭力排斥，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而将印刷、出版活动转入地下。“马礼逊和米怜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基地是不可能的。”（注16）在米怜的建议下，他们最终将这个基地建在了马六甲，并在那里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对于马礼逊和米怜来说，马六甲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的选择。它虽然“离中国很近”（注17），从广州出发到达那里却也需要35天的航程。时空的距离必然会给报纸发行带来若干的不便。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发行方面的情况，有资料记载说，该报阴历月初出版，免费赠阅。愿意读的人可于初一至初四向米怜处领取，外地华人需要，函索即寄。同时也“借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以传布于南洋群岛、暹罗、安南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而中国更境内亦时有输入。”（注18）可见，这份报纸传入中国的数量及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都是十分有限的，远没有达到伦敦布道会预期的目标。之后该会在南洋地区又连续出版了两种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和《天下新闻》），情况也大抵相同。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在中国境内出版了几份中、外文报刊，如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马地臣的《广州记录报》等，但它们皆为“非法出版物”，且大都“随办随停，变动不居”。（注19）

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缺乏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出版报刊所需要的稳定的环境。如前所述，这样的环境当时只有在实行自治的澳门才具备。对洋人办报而言，《蜜蜂华报》起着一种示范作用。因此，英殖民主义者企图随心所欲地创办报刊、对中国民众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摆脱清政府的束缚，实行殖民统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只有靠武力“创造”。鸦片战争后洋人报刊的大量涌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篇6：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作者王立民，1950年生，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博士。

1840年以后，清政府与列强频频交战，又屡屡败退。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鉴于“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①，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变法要求。那么，中国变法应以哪种法律为范例并作为重点引进对象呢？首推“欧法”，其中主要是德国法。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德国法对中国清末时期的影响最大，与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可称第一。

一

为什么中国重视从德国引进其法律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当时的德国法是欧洲最优秀的大陆法。德国法继承和发扬了罗马法的优良传统，是罗马法的直接继承者。“播乎欧洲为罗马法系，是为私法之始，更进为日耳曼法系。”②罗马法被认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③。德国法又优于罗马法的其他继承者。就以民法典来说，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虽同宗于罗马法，但前者更胜后者一筹。“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同属大陆法系，但前者编纂于后者施行一个世纪以后，因而，更能取得法学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各国法学家都认为前者比后者更系统化、现代化、条理化，用词更简练，内容更确切。”④这同样为其它欧洲国家的民法典所不及。正因为它的这种优越性，所以德国法实是当时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最优秀者。德国法的这一优越性由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为背景，其中它的古典哲学尤为注目。德国的古典哲学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它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信服。以这种哲学为基础，德国法便具有了逻辑严谨、概念精确和规定细密的优点，民法典就是如此。“德国民法典比法国民法典更为发展，它有德国的古典哲学为基础，能准确地表达法条的含义。”⑤与此有关联的是“德国的立法技术比较好”⑥。中国的传统法律以成文法为特征，接近大陆法，远于普通法。因此，中国在引入“欧法”的时候，首选欧洲的大陆法，并以它的最优秀者德国法为主要参考模式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第二，有引进德国法并取得成功的先例。在中国吸收德国法以前，已有许多国家引进过德国法并取得成功。这里既有欧洲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在欧洲，德国法作为大陆法的优秀者而被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所援用，并成功地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法制。其中，袭用德国民法典的情况十分普通。“德国民法典被中欧一些国家所接受，因为它被认为是最好的。”⑦对于这一点，清政府的考察团成员在考察欧洲后，亦有深深的体会。一位考察大臣在回国后说：“详考（欧洲）各国制度，以德为主，以各国为辅。”所以，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学习德国的各种制度，“妥筹办法”⑧。在亚洲，日本是出色引入并运用德国法的国家。以军事法为例。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已沿用德国的军事法，并使自己的军队日益强盛，以致能在甲午和日俄战争中取胜。“日本军事无论事之巨细，无不奉德国为师，甲午之役，既经战胜，去岁夏挫强俄。”⑨其他国家能在接受德国法后变得强大，中国为什么不能以他们为鉴，也走一走这条路呢。

第三，德国的有些社会情况近似于中国。德国虽是欧洲国家，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有些社会情况较近似于中国。比如国家的政体和人民的勤俭质朴之风都是如此。经过考察和比较，一些清政府的要员已认识到德、中的政治制度十分相近。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曾说过：“各国政体，以德意志、日本为近似吾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再派员出使到德日两个国家，去进一步了解宪法情况。“拟请特简明达治体之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会同出使大臣专就宪法一门，详细调查，博访通人，详证故事”。⑩清末考察大臣戴鸿慈在德国考察数月以后，觉得德国人民的勤俭质朴的习俗与中国人民的非常相似，说：“其（德国）人民习俗，亦觉有勤俭质朴之风，与中国最为相近。”法律植根于社会，其内容又由社会所决定。因此，在相似的社会情况下，完全有可能适用相似的法律。中、德相似的社会情况，为中国引入德国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德国又是当时快速崛起的欧洲国家，先进的法律还需以其突出的社会效应为佐证，否则其先进性还不能充分体现。德国法的一个功绩在于促使德国快速崛起，并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力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事实已为当时的清政府官员所接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在《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里，称赞德国的陆军是“甲于泰西者”，铁路有“十万里之用”。因而，他大声疾呼要“仿照德制”。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里赞扬德国在教育方面的显著成绩，说：“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所以，他主张“请远法德国”。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戴鸿慈等人在《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到德后考察大概情形暨赴丹日期折》中，盛赞德国快速变强“定霸”的史实，说“查德国以威定霸，不及百年”。因此，他也认为应“以德为借镜”。⒀事实最具说服力。它使中国人深信，德国法确是一种行之有效、能使国家强大的一种法律。

一个国家要引进另一个国家的法律，总会从准备引进法律的本身情况及其效果、自己的社会情况等各方面进行考虑，并选择最佳者和最适合本国情况者为己所用。从以上德国法本身的先进性及其实施后所得到的良好社会效果、中国和德国比较相似的社会

状况等方面显示，当时中国把德国法作为重点引进对象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二

德国法对中国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即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直接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翻译出版的德国法典及法学著作中接受德国法。引进外国法，翻译出版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不可缺少，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而且历史上已有日本先例。沈家本在《沈寄簃先生遗书·新译法规大全序》里明言：“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日本“其君臣以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中国也模仿日本，走了这条必由之路。需指出，中国编译德国法典、法学著作在欧洲各国中为首，而且趋势是数量不断增多，所占比例也逐渐提高，以至超过日本，只是在总数上仅次于日本。在这里，以沈家本四次统计的数字为例。⒁光绪31年3月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列出了法律馆近一年中已出版和正在校对出版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共12种，其中日本最多，占8种，德国次之，有2种。还有法国、俄罗斯各1种。光绪33年（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国办理折》里，对已译和正在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又做了一次统计，共为31种。其中，日本的也最多，占12种，德国又次之，有4种。其他还有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的著作，但数量均不及德国。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沈家本再次对自光绪33年法律馆离部独立以来翻译和正在翻译的法律和法学书籍作了一次新的统计，共有43种。其中，日本仍占优势，有13种，德国还是第二，占8种。还有英国、美国、奥地利和法国等国的，但数量上还是不及德国的。宣统元年11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馆奏筹办事官折》里，最后一次对翻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作了统计，总为14种。其中，德国和法国的最多，均为4种。日本降为第二，为3种，比德国的少了25%。另外，还有奥地利的，仅2种。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把翻译德国法律和法学书籍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他西方国家的皆有所不及。至于日本的，中国当时是设法从日本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中得到德国法，这是德国法间接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下一部分中还会详述。总观已翻译的德国法律，门类已十分俱全，涵盖了刑法、民法、海商法、国籍法、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等一些重要部门法。至此，德国法被大量介绍到中国。

其次，从驻外使节的了解中接受德国法。当时，清政府对驻外使节有过“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的规定，要求他们把“凡有关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其中，自然包括法律。特别当国内准备和进行变法时，这些驻外使节尤为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并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优劣，以为变法之用。光绪15年（1889年）刚升授湖南按察使的薜福成，继任驻英法意比外交官。第二年的一月，他走马上任，历时4年。任职期间，他走遍欧洲，并非常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看到了它们的长处。因此，他竭力推崇“西法”，说：“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而在“西法”中，他认为德国法属于“尽善”者。他在考察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并进行比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洋各部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⒂这些外交使节把了解到的德国法的情况带到国内后，对清政府上层官员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次，从德国在中国设立的司法机构及其法律中接受德国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断丧失主权和司法权。德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司法机构，实行自己的法律。“中国通商以来，即许各国领事自行审判，始不过以彼法治其民，继渐以彼法治华民，而吾之法权日削，近且德设高等审判司于胶州……。”⒃这种以德国自己模式建立的司法机构和施行的法律，也属德国法，是德国法的一个部分。它们虽攫取了中国的司法权，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但通过它成为司法活动，却向中国输入了德国法。这种法与当时的中国法相比，中国法相形见拙，其落后性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能引入德国法，也实行行政与司法分立等一系列先进的法律制度，便可减少许多弊端。这一点已被当时的高层中国官员所认识。光绪32年12月御史吴钫在《厘定外省官制请将行政司法严定区别折》内明确提出：“若使司法分立，则行政官得专意爱民之实政，而审判官惟以法律为范围，两事既分，百弊杜绝。”⒄这里的“百弊杜绝”显然有所夸大，但此奏折里的这番话至少能说明，中国的官员已受到德国法的影响，感受到德国法的某些长处。

最后，从到德国考察的考察团中接受德国法。清朝末年，清政府派出一些考察团到西方的一些国家进行考察。考察团成员在德国考察期间，注意到了德国的法制情况，每到一处皆细心观察，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今天，从他们保留的日记里仍可清晰可见。光绪32年2月中国的一个考察团对德国的议会、裁判所、监狱等地方均作了实地考察，并把有关情况详细地记载在他们的日记里。这里摘录两段以证之。

2月19日“午一时，往观裁判所。此普鲁士王国裁判，属之内部，柏林止此一所，自高等法堂至小法堂皆在焉。先观小法堂，上坐者五：中为正法官，次为陪法官二人，又次则书记官一人，政府所派检查官一人。旁一栏设有几，被告者坐之。面法官者，为辩护士位。其余四人，率司书记者也。廷丁往来传递案卷及伺侯观客。室前，即听审栏。入观者随意，惟严整勿哗而已。次观高等法堂，规模稍广。”

2月29日下午“观监狱。柏林监狱凡二，此重罪监狱也。每囚一室，室中有工桌。各囚皆于室中作工，无杂居者。其床有机括，日间则几桌也，及夜，引其机，即成一床。故室小不觉其狭，诚善法也。……囚徒作工，大都为织布、斲木之类，皆为公家所用，不以出售。”⒅

考察团在完成考察任务回国后，还需汇报朝廷，反映事实，综合优处，以被政府所借鉴。一个考察团在奏折里陈述了德国军事制度中一些可借鉴的规

定，说：“此次臣等在德最久，于德之军政考察尤详。”“查德国自皇子、亲王以及贵族子弟，无不入伍从军者，士兵供职军伍，则乡里咸以为荣。”“查德国优待军人，无微不至，国家除赏恤特典外，其佩勋章而服军服者，在朝荣宠有加，在野则礼敬不懈。推之营中之酒食、器皿，则有半价之特章，轮船、汽车、戏场、照像馆，则有减价之利益，年老则有养老之典，身后则有抚恤之恩。”⒆通过考察团这一途径，可见，德国法也源源不断地被纳入到朝廷，影响到中国。

以上四条途径从不同角度把德国法直接渗透到中国，并为清政府在变法中采用德国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

德国法在清末还通过间接途径影响中国，这一途径主要是通过日本法来实现的。具体地说，其方法亦有多种，如翻译出版已仿效德国法的日本的法典和法学书籍，聘请日本法学家来讲学和帮助制订法典，派遣留学人员前往日本学习法律，等等。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并非就学日本法而学日本法，相反是把学日本法作为学习和引进“欧法”，特别是德国法的一个中介途径。一位德国学者曾客观地说过：“日本宁愿编制德国式的法典以保留欧洲大陆法模式。”“日本吸收西方法律起了双重作用，日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把外国法作为比较对象，而且在中日两国接受外国法的过程中还起着联结作用。”⒇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把学习日本法作为引进德国法的一条间接途径呢？

其一，当时日本法中的主要成份是德国法。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有过一段全面接收德国法时期，时间约在19世纪的80年代至19世纪末。在这一时期中，日本在大量抄袭德国法的基础上，制订了自己的法律，其中包括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等。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法律实是德国法的翻版，德国法是其中的主要成份。关于这一点，日本法学家至今都直言不讳。伊藤正己主编的《外国法与日本法》一书在第三部分中专门阐述了日本对外国法的接受问题，其中就把19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末作为德国法起支配作用的时期。(21)对于这一事实，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清二楚。沈家本曾把日本法说成是“模范德志者”。(22)事实也是如此，就拿民事诉讼法典来说吧。“当时（19世纪末叶）日本正在积极制定各种法律，就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制定了第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1890年）。这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几乎就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翻译本，为日本沿用了30余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删除了一些不适合日本国情的规定（如“证书诉讼”等）。”(23)日本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其直接压力来自西方列强。因为，只有法制改革，才能收回被他们攫取的治外法权。“由于希望尽快改革，没有更多时间根据国情和吸收外国法律的积极因素以制定出真正切合本国实际的法典，而只能主要地依赖外国法典。”(24)中国在清末大量翻译出版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也正是日本在这一时期制订的法律和编写的法学著作。因此，中国引进日本法也就意味着引入了德国法。

其二，日本靠近中国，文化又比较接近，易从中学到德国法。日本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中国吸取文化，其中包括法律，只是在明治维新后才大量从西方吸取文化。《日本国志·邻交志序》说：日本“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东冠盖络绎，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文、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同样，中国学习日本也一样，比较方便。关于一点，中国人毫不怀疑。康有为早在《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清帝第五书》里就已说：“闻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以后，一位清政府的度支部主事甚至在奏折中请求清政府学习日本的立宪制度，说“中国于日为同种，而帝国宗旨亦近，则立宪自宜取师于日。”(25)日本的这一情况明显优于受德国影响的西方国家，因为他们远离中国，而且文化又差异较大，如果从他们那里引进德国法就会面临费重道远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当然会选择舍远就近的途径，从日本引进德国法。

其三，日本法律比较俱全，法学也相当发展。日本在接受德国法的同时，即不断制订自己的法典，发展自己的法学，尽管充满了德国因素。至20世纪初，日本法律已经比较俱全，法学也相当发展，有关法典和书籍足以被中国人翻译出版并借鉴。加以中、日文字非常相近，这便是一条十分理想的学习德国法捷径。这正如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法考序》中所言：“若因日本译各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清末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其数量在各国之首。关于这一点，一位德国学者曾这样简要地叙述过：“由于日本将法国和德国的法律本译成日文，已创造了一套法学辞汇，旧中国由于书面文字相同可以借用。日本在19世纪末各部法典编成后，德国法的影响加深了。因此，当旧中国决定采纳外国法律制度时便主张采纳德国法，这是不奇怪的。”(26)德国法就这样通过日本法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不过，日本法的这种影响是借助于日本法律和日本文字的形成实现的，因而很易给人们以错觉，似乎是日本法影响了中国，而不是德国法。对此，当时就有人提醒大家，要“溯始穷原”。他说：“中国近多歆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原，正当以德国为借镜。”(27)此话不无道理。

四

清末，中国受到了德国法的影响后，便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突出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方面，德国法被清政府官员以一种正面经验加以运用。为了满足变法的需要，清政府官员在了解和掌握了德国法的一些内容后，便把它作为一种正面经验而加以运用。在他们的奏折里，德国法的内容及其实施经验经常被引用，并作为论证某一观点的重要依据。光绪34年（1908年）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在阐述立宪问题时，多次提及德国的立宪情况，并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借鉴的经

人们，德国法不只是对清末、而是对整个中国近代社会都产生过非同一般的影响，其程度超过其他国家。今天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近代法制，以及在转型时期如何吸收外国法都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注：

①严复：《侯官严氏丛刻·救亡决论》。

②⑧⑨⑩⒀⒃⒄⒆(22)(25)(27)(2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833、141、141、202、9～10、823、823、146、845、265、10、5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

④(34)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典》译序，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⑤Wang Jze——Chien：《Die Aufnahme des europaischen Rechts in China》，《Archiu Fur Zivilistische praixis》166（1966），p.347。

⑥Dr.Karl Bunger：《Die Rezeption Des Europaischen Rechto in China》，《Deutische Landesreferate Zum ⅢInternationalen Kongreβ fur Rechtsvergleichung in London 1950》（1950），p.178。

⑦(40)prof.Dr.Which Manthe：《Roman Law in the R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sian》10（1984），p.59。

⑾《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页。

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19页。

⒁详见李连贵：《近代中国法律的变革与日本影响》，《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⒂钟权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353页。

⒅走向世界丛书：《出使九国日记》卷六，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

⒇(24)(26)（德）诺尔著，李立强等译：《法律移植与1930年前中国对德国法的接受》，《比较法研究》，1984年第2辑。

(21)（日）伊藤正已主编：《外国法与日本法》（原版），岩波书店1966年版，第172页。

(23)谢怀栻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译者前言”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28)《东方杂法》第5卷，第8期。

(30)《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第7页。

(31)《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出版，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