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鲜族形成历史

中国朝鲜族形成历史（精选6篇）

篇1：中国朝鲜族形成历史

中国朝鲜族是迁入民族。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大批迁徙到现在，已有１５０多年的历史。自中国朝鲜族迁入中国时１９世纪下半叶到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内 忧外患我灾多难的年代。在这样极其艰苦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朝鲜族人民同汉族、满 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道，为开发东北边疆，为保卫和建设伟大的祖国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

◆中国朝鲜族的迁入

中国朝鲜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概念，是指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朝鲜族，而不是泛指居住在中国的一般朝鲜人。

近代和现代中国朝鲜族的迁入，始于１９世纪中叶，这是形成中国朝鲜族的历史 源头。当时，腐朽的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自１８４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便不断向中国发起武装侵略，迫清朝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 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向清政府索取巨额赔款和种种特权。沙俄也通过《 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强行割去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进而又把侵略魔爪伸到图们江沿岸。与此同时，由于清政府加 重对人民的压榨，１８４３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了镇压这一落千丈革命运 动，清政府自咸丰十三年（１８５２年）起，在东北征调频繁，致使东北地区户口凋 零，家室凄苦。边防空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了加强东北边防和增加财源，不 得不逐渐放松对鸭绿江和图们江北岸的禁，开始默认乃至允许朝鲜垦民越江垦殖和居 住。现时在这个时候，正赶上朝鲜国内边年灾荒，赋税繁重，若政如虎，民不聊生，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求生图存，朝鲜灾民只好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到我 国东北。他们来到这广袤的土地，披荆斩棘，饱经沧桑，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用双 手和血汗把这个荒芜的迷茫大野，开发浇灌成稻香四溢，物足年丰的富饶之地。

朝鲜族在近代和现代迁入中国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为１ ９世纪中叶至１９１０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这一时期迁入的人们，主要是经济 原因迁居的自由移民；第二阶段为１９１０年“日韩合并”至１９３１年“九一八” 事变，这一时期迁入的，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而迁移到中国来的反日爱国的人们；第 三阶段为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至１９４５年“八·一五”光复，这一时期迁入 的，主要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政策而被迫迁来的强制移民。１９４５年“八· 一五”光复后，强制移民和由于政治原因而迁居的一部分人又回归朝鲜，而现今的中 国朝鲜族则是以第一阶段迁入的自由移民为基干，以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迁入而永居 中国加入中国国籍的人为主体的民族群体。

◆中国朝鲜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国朝鲜族作为民族共同体，是有其形成民展阶段，有一定历史条件的，并不是 朝鲜垦民（包括流民）一到中国就成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的。

中国朝鲜族，是在近代和现代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的民族，是长期在中国独特的 历史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民族特征上看，具有朝鲜的近代和现代朝鲜族固有的民族传统和基本特征，又在继承朝鲜民族传统和 特征的基础上，带有中国色彩的近代和现代朝鲜民族；第二，从国籍和法律上看，它 是由珍有中国国籍的近代和现代朝鲜民族成员组成的并为中国宪法肯定的一个少数民

族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朝鲜族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共性——它是

近代和现代朝鲜民族共同体的一分支；另一方面，又具有个性——它是整个朝鲜民族

共同体中的一个特殊类型，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近代和现代朝鲜民族。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两个方面的含义，是形成中国朝鲜族的两个重要条件，两

者缺一不可。

可见，中国朝鲜族不只是族源血统的概念，而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中国

朝鲜族的形成，是同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朝鲜族共同体的形成史，经过了一个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大体上说，是从１９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前后大约经历１００年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曾有过

几个阶段性的演变。１８８１年（清光绪七年），清政府对近代迁入中国的朝鲜垦民

实行“归化入籍”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同化政策），对接受中国政府管理的朝鲜垦民

实行户口编甲，熟地升科纳租，还要“雉发易服”才能加中国国籍。１９０８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地朝鲜垦民中，加入中国国籍的约有４５００人。１９０９年（宣统元

年），清朝政府颁布《大清国国籍条例》和《大清国国籍条例施行细则》，从此，清

朝政府不再推行“雉发易服”政策。后来，到了民国时期，在１９１８年２月５日，也颁布了《中华民国国籍法》和《国籍法施行条例》，到１９２９年，据不完全统计，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垦民有１０９７９户，５５７２３人。尽管如此，不论是清朝

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对待朝鲜垦民并没有改变其限制、岐视和排斥政策。国民党政府

则从来没把朝鲜族作为少数民族来对待。

自从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人民，才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历史命运。中国共产党早在１９２８年６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指出：

“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

中共满洲省委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成立后，为更好地团结、领导６０万朝鲜族人民同其他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

反日斗争，于１９３１年成立起“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和“少数民族部”。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决议中号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畲等）的兄弟民族们！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

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与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

义勇军一块，组织全国统一抗日联军。”到解放战争时期，党和人民政府对朝鲜族在中国的地位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观点。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０日，在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的群工会议上，周保中同志在报告中指出：“１９２８年以后，中共东北党组织，把

东北的特别是延边的朝鲜居民列为东北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八·一五’东北光

复以后，东北中朝人民关系与在中国的朝鲜居民的地位问题又重新提起，朝鲜人究竟

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呢？或是外国的侨民呢？１９４５年９月末，中共中央东北局

就已经注意到东北的朝鲜民族问题，认为除参加华北抗日战线的朝鲜义勇军，在东北的朝鲜居民一般的视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特别重要的是，迁入中国境内的广大

朝鲜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同汉族、满族等各族人民一道，不仅参加了边境开发

建设，而且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逐渐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民族聚居区，并且继续保

留着朝鲜民族固有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消除了民族 隔阂，得到了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帮助和支持，汗水和血水把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同中国

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共同战斗在一起。尤其是从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间，东北

解放区的朝鲜族和各族人民一道参加了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兄弟一样分

得了土地，成了中国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这样，作为中国朝鲜族民族共同体的内因条

件已经成熟，但外因条件还具备，因为这时从全国来看还没有完全解放，许多地区还

被国民党占领着，中民党政府是不承认朝鲜族为中国的少数民族的。

直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以后，明

确规定：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族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成员，朝鲜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这样，中国朝鲜族才作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真正加入了中华民族的行列，成为新

中国的主人，并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至此，便完全形成了中国

朝鲜族民族共同体。在１９５２年９月３日，根据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

共同纲领》精神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批示成立了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后于１９５５年

根据我国第一次宪法规定改为自州）。从此，中国朝鲜族便成为拥有自己的自治区域，享受自治权利，并受到中国法律保护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篇2：中国朝鲜族形成历史

摘要：了解中国朝鲜族的迁入历史及民俗文化，更多的了解朝鲜族，有利于发展和谐互助的民族关系,以及巩固东北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朝鲜族、迁入、饮食文化、炕文化

近几年来，韩流之风越吹越猛，说起韩国就离不开朝鲜，还有韩国和朝鲜的主要民族—朝鲜民族，朝鲜民族是东亚的主要民族，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和日本也有少数分布，现在中国的朝鲜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的朝鲜族是从朝鲜半岛陆续迁入的。最早迁入并定居的一批，距今已经有三百多年了。明末清初, 朝鲜半岛的朝鲜族开始有规模地迁入, 或因其他原因被动迁入中国东北地区。其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因战争而被动迁入中国。在著名的萨尔浒战役中, 清军就俘获 5000 名朝鲜士兵, 其中, 仅有部分遣返朝鲜。另有一部分发配为奴, 这部分朝鲜人终生留居中国。1627年, 后金为巩固作战在第一次对朝战争中获胜, 朝鲜被迫与后金签订《江都会盟》, 在后金军队撤退过程中, 有 4986 名朝鲜人被掳走, 除被杀 290 人、逃还 623 人外,其他被带到中国。1636 年, 后金改国号为清, 为解入关后患之忧, 再度攻伐朝鲜。朝鲜大败, 被掳到中国东北的朝鲜人达数十万。这些数量众多的朝鲜人, 绝大多数成为女真人的奴隶, 自然成为中国朝鲜族的早期迁入者,。现在东北分布的朝鲜族，尤其是黑龙江的朝鲜族，主要是在九一八之后日本组织的移民。日本当时有个政策，叫“日人移韩，韩人移满”，组织了大量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曾经东北地区对朝鲜族人的两种称呼——鲜族和棒子，都和这种移民活动相关。称朝鲜族为鲜族，会引起不悦——这是日本人对朝鲜人的蔑称，称呼其为“棒子”“高丽棒子”，那就是要打架。诚然, 这一迁入过程是被动的。中国朝鲜族人口积累的第二个途径是主动迁入的，公元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朝鲜肃宗二十三年）至1699年，朝鲜全国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瘟疫。在这种情况下，公元1700年，在朝鲜北部首次出现了携家眷、牵牛马而潜居我国东北谋生的现象。此后，为了生计而潜逃越边境者越来越多。

从历史来看，中国朝鲜族是以19世纪中叶迁入的移民为基础，以1910至1945年迁入的移民为主体而形成的。中国朝鲜族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从原籍上来看，在中国的朝鲜族中，原住地为朝鲜咸镜道人、庆尚道人、平安道人占绝大多数，因而这三个群体成为中国朝鲜族的三大主流。

对于任何一个迁居到另一个国家的民族而言, 从暂居、侨居到承认为国民, 都要经历一个发展的历程。中国朝鲜族的形成也不例外，相对而言，中国朝鲜族是从明末清初逐渐从朝鲜半岛迁移到中国的, 一个民族跨境居住于两个主权国家的状况, 决定了其自我意识和认同意识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国朝鲜族为开发中国东北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近代东北开发史中, 朝鲜族具有重要的地位, 朝鲜移民对东北开发的最突出贡献体现为水利建设和水田开发。朝鲜族在东北边疆开发荒地初期，粮食缺乏，以野果、野菜充饥，住的是极简陋的茅草屋，用的是木梨，没有耕畜便靠人力恳拓。到1881年，在延边地区先后恳拓的土地达到五千三百多公顷。1884年，达到一万两千多公顷。在寒冷的黑龙江中部开垦水田, 标志着东北水田开发普遍展开, 也标志着封禁数百年的中国东北地区进入了全面开发阶段, 而中国朝鲜族对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主要历史贡献之一。

朝鲜族在中国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保存并发展着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出穿住行，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勤劳聪慧的朝鲜族人民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制作了许多特色的种类丰富的美食。

朝鲜族饮食以米饭为主 , 汤和泡菜及其他菜肴辅之。主食以米饭为主食的习俗是朝鲜族的饮食特点。最早的米饭是由笼屉蒸 , 后来有了铁锅 , 就开始用锅煮 , 从此米饭就成了朝鲜族先民普遍的常用主食。大米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量充足，由此形成主食副食相补的“二元就餐文化”。副食有二大类，即酱类和泡菜类。酱类。酱 ,不仅能单独成为一种副食 , 而且还是做其他副食的主要原料之一。泡菜类。泡菜是将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发酵而制成。把蔬菜和各种鱼酱、虾酱搅和到一起 , 引起化学反应 , 使之变成另一种食物 , 这就是朝鲜族传统的泡菜“克依姆奇”。在这发酵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辣椒。有了辣椒 , 泡菜不仅发酵快 , 而且还能保鲜。汤。汤也是重要的基本副食之一。从古至今各种汤类很受朝鲜族的青睐。无论是什么类型的餐桌上都离不开汤。平常早晚做热汤吃 , 炎热的夏季做“凉汤”喝。朝鲜族餐桌上的汤 ,一般都是以泡饭为前提的。汤食民族,最有代表性的饮食就是“汤泡饭”。

朝鲜族还有很多传统的风味食品，例如打糕、松饼、冷面、狗肉汤等。打糕，因为它是将蒸熟的糯米放到槽子里用木槌捶打制成，故名“打糕”，朝鲜族人民喜食打糕的历史悠久，每逢年节、老人寿诞、小孩生日、结婚庆典等重大喜庆的日子，打糕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品，同事，打糕还有保健作用，朝鲜族有句俗语“夏天吃打糕，像吃小人参”；松饼，使用大米做成的蒸饺，蒸时要在蒸屉上铺上松树叶子，所以叫松饼，成为朝鲜族在中秋节必备的节日食品；冷面，朝鲜族著名的风味小吃，它同泡菜、狗肉汤一道成为朝鲜族三大特色食品，朝鲜族自古有在农历正月初四中午吃冷面的习俗，有长命百岁的寓意，故冷面又被称作“长寿面”，其中长寿面也来自一个神话传说；狗肉汤，汤食民族，汤是必不可少的，而狗肉汤则是各种汤类的首选食品，朝鲜族有句俗话是“三伏天吃狗肉如同吃补药”。从前，东北的汉族多不吃狗肉，后也逐渐推广，但现如今也有很多爱狗人士谴责吃狗肉的行为，文化的冲突和碰撞。

朝鲜族一向崇尚礼仪，注重节令。每逢年节和喜庆的日子，饮食更加讲究，所有的菜肴和糕饼，都要用辣椒丝、鸡蛋片、紫菜丝、绿葱丝或者松仁米、胡桃仁等加以点缀，宴席的传统菜点不仅花样繁多，造型也要优美华丽，好多食品都要做成鸟兽形。所有礼仪宴席，以庆贺老人六十大寿的“花甲宴”最为讲究和隆重。

用餐礼仪是很重要的，朝鲜族历来重视和讲究饮食礼节，这是朝鲜传统的民族风俗，其中很全面的体现了老人长辈的重要地位，长辈先拿筷，晚辈跟在其后，就餐时忌讳大声交谈和谈论不愉快的话题。朝鲜族在抽烟喝酒也很重视礼节，喝酒时，倒酒必须用右手，而且左手要抬至胸前，否则被视为对别人的不敬，同长者一起饮酒时，要把上身转向一侧而饮。抽烟时，年轻人要避开年长者，若在一起时，则要用手遮住烟。朝鲜族是个很尊重长辈的民族，礼仪也细致到生活中的小细节上，如果不遵守，则被认为很没有教养。

朝鲜的民俗文化除了体现在饮食习俗上，在炕文化上也展现了自己的特点，炕是勤劳、勇敢和睿智的朝鲜族祖先在改造和征服大自然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大创造。它既是孕育与形成朝鲜族耐劳机智、外柔内刚、尊老爱幼和雅好洁净等民族气质与审美心理的摇篮,又是这个民族由穴居野处进入文明生活的重要标志.在悠久的岁月里,一代又一代的朝鲜族生息繁衍在温暖的炕头,从呱呱坠地到成家立业再到撒手人寰都离不开它。他们毕生的文化活动,也多半是在炕头上进行。因而,朝鲜族的传统文化又被亲昵地称之为炕文化。炕文化,作为朝鲜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同人类文明的进程密不可分。火炕,朝鲜语的音译为温突,即烧热了的片石之谓。从朝鲜半岛迁居到我国东北三省的朝鲜族,善于因地制宜,或原样地保留了建造传统式炕屋的风习,作了某些改变,均着眼于实用。

但在现代朝鲜族住宅建设中,已多采用地暖炕或用水暖来代替直接用火取暖。它是文明时代的产物,是一个文化复合体。它的形成与发展, 对于朝鲜族的进化、生产工具的制作、饮食起居、民间文艺、礼俗信仰与家庭组织的完善都有过和有着极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几千年形成的习惯是不易改变的。住惯了炕屋的朝鲜族,现在即使搬入现代化的公寓居住,即便住在有暖气设备的房间,也想方设法将其中的一间卧室改为暖炕加以使用。尽管有暖气设备的卧室很暖和,但他们总觉得不如暖炕那样可以贴身感触到炕的热量,可以使一些小恙不治而愈。然而,朝鲜族的传统的暖炕也有严重的缺点,而且亟须引起正视。朝鲜族也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朝鲜族音乐按本民族的传统分类，可分为民谣、歌乐、舞乐、乐器、“板嗦哩”、唱剧等六类。民谣按音乐的体裁形式可分为农谣、抒情谣、风俗谣、童谣、长歌等五种；歌乐原是为上层阶级和市民阶层服务的抒情歌谣，后流入民间，逐渐群众化。朝鲜族的民族舞分为农乐舞、刀舞、扇子舞、象帽舞、顶水舞和长鼓舞。扇子舞源于传统巫术，后来发展成表演性的一种舞蹈形式。

中国朝鲜族生活在五十多个民族的大家庭里,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的同时 ,又不断借鉴和吸收兄弟民族中优良的文化 ,从而创造和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 形成了一种具有双重性特点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已经深深融合到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并在现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朝鲜族在中韩交流中发挥了作用。中国是与朝鲜半岛的渊源关系十分密切的国家, 这为中韩两国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中韩交流中, 要想中国的朝鲜族可以发挥独特的、积极的作用,首先要正确认识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的关系。民族意识分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民族意识是没有政治属性的, 是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历史、民族发展过程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意识。因而民族意识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的意识活动, 将伴随民族存在而存在。国民意识是法律约束的带有政治属性的意识, 它要求对入籍的国家承担义务, 同时也拥有公民权利。但是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成员之间既没有法定的义务, 也不具有法定的权利。因此, 跨国界的广义的民族意识受到国民意识的制约, 并要求服从国民意识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的，民族意识是一种正常的意识活动, 并受到宪法的认可，中国朝鲜族在中韩交流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朝鲜族已成为我们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其自我意识、认同意识和国家意识逐步形成。中国朝鲜族的形成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朝鲜族为开发中国东北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韩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篇3：中国朝鲜族形成历史

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 绝不是偶然的, 是当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使然。事实上, 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期, 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它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责任不分, 条块分割, 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 权力过于集中, 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 社会主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大锅饭”的代名词, 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觉察到了计划经济的不足和致命弱点, 并对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是, 由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看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和改革,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市场调节的力度和作用, 不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总的框架。之后由于极“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并成为主流, 对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模式的探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继续前进和实质性的发展。也就是说, 自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十余年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和理论的不断创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然而这一转变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曲折, 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中华大地上显得异常艰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以此为标志,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 在实践上为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实践的发展要求在理论上实现创新, 以更好地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在思考用什么办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时, 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他多次指出, 我们原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 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把经济搞得太死, 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 实践证明,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 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好东西, 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在思考这个问题时, 邓小平就开始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基本社会制度分开, 而只是作为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1979年, 他指出,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不正确的, 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 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才能发展生产力, 加快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伴随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是突破完全排除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1981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个提法得到了十二大的肯定。虽然这一提法仍然坚持计划经济总体框架不变, 但它允许市场调节存在和发挥作用, 这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辟了道路。

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 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 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新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后来, 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事实上, 改革实践在不断提升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 在实践中越来越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1987年邓小平再次强调,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 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利, 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习苏联的, 搞计划经济, 后来又讲计划为主, 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以总设计师的关注和表态为直接动力, 改革的航船破冰前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已呼之欲出。

20世纪80年代后期,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市场调节的比重事实上已超过了被长期视为正统的计划调节。这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件大事。值得指出的是,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而突出的成就,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的矛盾和困难。国际上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变化, 国内由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并行引发的腐败和混乱激起了广大群众和学生的强烈不满。如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使之在改革中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迫切需要实现理论上的新突破。

在这样的背景下,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 于影响深远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 从根本上突破了陈旧观念和思想束缚, 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 1992年6月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 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随后, 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推动了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江泽民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并在党的十四大上得到确认。此后,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 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 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根据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的经济发展目标, 提出了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的要求, 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 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之后, 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新的部署和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在中国大地扎根发芽、遍地开花。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它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 更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江泽民也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并非‘画蛇添足’, 而恰恰相反, 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 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篇4：中国朝鲜族形成历史

朝鲜问题风云突变，不少中国有识之士普遍认为，今日朝鲜问题已经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应有理性权衡，而不应拘泥於已有的旧思路和旧情感。

一、朝鲜战爭是一场

毫无意义的冒险战爭

二战中，美苏两国合手击败日本，分佔朝鲜半岛。当年的金日成因被斯大林看中，不费寸力而被扶为一国之主，金氏因年少气雄，初生牛犊不畏虎，竟以三等小国，而对美国的势力范围发起挑战，发动朝鲜战爭。这样一场冒险的战爭，差一点令其失去平白得来的半壁江山。幸而后来中国出兵，苏联援手，才得以复其国。一场战爭，起於三八线而终於三八线，未有寸尺之得，而死伤国人数百万，对朝鲜和对战爭的发动者而言，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对中国而言，介入这场战爭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介入这样一场战爭，中国死伤数十万军人，耗费亿万资源，为他人赴汤蹈火，虽复他人之国，对本国来说卻没有任何利益可言。

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四年国内战爭，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正当休养生息，不宜再与他国开战。更不用说是以一个弱国之力，为他国利益而与世界強国开战。

即便就中共自身利益而言，介入这样一场战爭，也同样是一场冒险。中共经历了千辛万苦，牺牲无数，好不容易刚刚打下江山，理智的思考，应当是先求稳固，不再挑战強敌。否则到手的“革命胜利果实”有可能得而复失，如当年李自成刚刚入主北京，天下尚未稳固，卻藐视外敌，山海关一战而败，被满清夺了江山，奋斗数十年，一夕间付之东流。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中共党内高层几乎一致反对出兵朝鲜。当时党内有人指出“美国无意侵略中国，否则三年内战中早已介入”。这可以说是真知灼见。幸好美国真的不是当年有意入主中原的满清，而只求“遏制共产主义”，儘早结束战爭，如麦克阿瑟说的“圣诞节之前结束战爭”，因而战事被局限在朝鲜半岛，否则战火扩展到中国，国民党趁势捲土重来，中共真有可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多年来，中共党内关於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总是从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算起。其实，其错误从建国之初的一意孤行，冒险出兵朝鲜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那一次他比李自成幸运罢了。

朝鲜之於中国的

价值被夸大了

当年中国出兵朝鲜，一个主要的理由是将朝鲜作为一个缓冲国。其实，缓冲不缓，亦从未有利，即便是在当年，这一缓冲论也未必站得住脚，亦未必符合北京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

当年北京的決策者为赢得党内外对其介入朝鲜事务的支持而提出了缓冲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拒敌於国门之外。而实际上卻是：自树其敌，为他人的国际博弈而赴汤蹈火。1949年底，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基本对华政策是：中国的内战由中国人自己解決，美国将接受北京控制整个中国的事实。北京当年原本可以利用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而在美苏两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当年北京的领导人卻一反其在国内斗爭中的老谋深算和内部多数意见，内斗内行，外交外行，选择倒向苏联，与世界头号強国为敌，被道高一筹的斯大林当成其与美国博弈的一颗棋子。

按后来解密的文件，当时斯大林的算盘是，苏联不出头，而置身幕后，让中共军队去与美军对阵，使美国“受朝鲜战爭拖累”而“继续被困远东”，从而“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巩固发展赢得宝贵时间。”这一策略与斯大林当年在面对德国入侵危险时为防止日本从东面夹击苏联而採用的做法如出一辄。为使中国能全力拖住日本，当年斯大林以共产国际名义指示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並派王明回国以“帮助”和监督中共领导人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只是当年那一次，延安以区区数万疲惫之师，不愿赔上老本，故而对之表面服从，虚与应付，並未全盘接受，而到后来朝鲜战爭时，北京的新主因刚刚横扫六合，正踌躇满志，以为天下无敌，竟是主动向斯大林请缨了。

北京此一強出头的決策，为他人赴汤蹈火，导致引火上身，致使美国从此对中国实行全面遏制政策，视其为在全球对苏实行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原以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卻怎料，打出一拳，引来百拳。中国实际上代人挨打，成了苏联的缓冲，代这个它后来称之为“北极熊”的敌人承受和分担了来自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压力，以至被人封锁打压数十年。到后来，敌友易位，当年投靠的老大哥被当作“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为与之抗衡，北京转而寻求与当年的死敌建交，联美抗苏。直到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改弦易辙，走韬光养晦，不強出头的和平崛起路线，重新发展中美关係。这等於是折腾一圈，又回到原点，作了无用功。

退一步说，站在北京的立场，即便当年美国真有“亡我之心”，即便不提“以人为缓冲，卻被人当成了缓冲”，为他人的博弈赴汤蹈火，只谈北京付出巨大代价建立的所谓缓冲，其实也是得不偿失。中美在朝鲜一交战，美国军事力量因此而进入台湾海峡。即便北京真的求得了所谓缓冲於关外，但卻被人抵进腹肘之东南，前门拒虎，卻后门进狼，一得一失，两相抵消，就北京的全局而言，何缓之有？

中共军队一入朝，美国对台政策发生急转弯。杜鲁门不仅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且重新在军事与财政上援助蒋介石，致使蒋介石大喜：“天赐韩战”。虽然站在台湾的立场，这是天大的好事，但从北京自身利益来说，以数十万人的牺牲和巨大代价救了他人，卻失去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台湾。其所得未必真实，而失去的卻是不假，即便得失相抵，就北京之全局而言，又何利之有？

时至今日，即便不谈过去的失策、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牺牲，因为“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而只从大处来看，朝鲜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价值究竟有多大，亦是不难看清的。

中国海陆边疆万里，中朝边界长不及其百分之一，区区一隅，纵然固若金汤，也只不过是在万里边疆修筑了一小段城墙。他人真欲“亡我”，“绕过马其诺”，他处可乘之隙多矣！一密百疏，堵一漏十，於全局何补？要知道，当年鸦片战爭和八国联军入京，列強走的可是海路。

北京需要妥善

解決的历史遗留问题

对中国而言，今日朝鲜问题已经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在中国，政界和学者之中基本上有一种共识：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与和平关係到中国的切身利益，关係到保护中国东北边界的安全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近来有学者委婉地批评北京：中国应当负起“重大责任”，改变外界对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的印象。

其实，北京並非不想有所作为。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北京既有操作上的难点，一方面是朝鲜不听“招呼”，另一方面是稍有不慎，便触发区域危机；也有感情上、意识形态上的纠结，即便可以施加影响，北京也不忍下重手。

一直以来，北京试图通过劝说、经援、六方会谈等等对朝鲜施加影响，然而问题的关键在於，朝鲜只是虚予应付而並不领情。不仅是中国的努力鲜有成效，就是韩国自金大中以来十余年中对朝鲜的“阳光政策”和美国当年的以经济补偿换取平壤的“无核化”的尝试也显然徒劳无功。朝鲜一次又一次地挑起事端，外界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和经济安抚，使朝鲜当局更加有恃无恐，因而一再故伎重演。

朝鲜问题的难点在於平壤不按常理出牌，不时以战爭相威胁。朝鲜在朝韩边境有8000-10000门大炮，而首尔距离朝鲜边境仅有50公里，一旦朝鲜动怒，挺而走险，很可能在数小时内将首尔夷为平地。而朝鲜近年来研发核武器，更增大了韩国的恐慌。其实朝鲜的军事力量並不会对美、中、俄、日构成直接的、重大的威胁，其唯一能够恐吓和造成巨大伤害的是韩国。这种不时以毁灭同族的韩国相威胁而向外界要挟的做法，类似於一个街头混混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和求平安的愿望，以绑架和扬言要杀害自己的同胞兄弟，而向街坊邻居要挟一样，其逻辑之扭曲，显然不符合正常人的思维。

影响朝鲜问题解決的另一个因素是北京的“朝鲜情结”。在六十年前的朝鲜战爭中，中国付出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代价，一旦放棄朝鲜，等於数十万人的血白流了，对北京来说，这在感情上是很难舍棄的。所以，北京即便对朝鲜的行为不满，但卻始终难以割舍这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如何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应当作出理性的权衡，而不应拘泥於已有的旧思路和旧情感。

处理朝鲜半岛问题，

北京面临的几种选择

对北京来说，处理朝鲜半岛问题，按最终结局，可有两种思路：维持朝鲜半岛的南北分离，或接受朝韩南北统一。既然朝鲜之於中国国家安全的价值过去被夸大了，因而这两种结局对中国而言並无大的利弊分别，关键在於朝鲜自身是否能改弦易辙。倘若朝鲜能够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不再成为区域的麻烦制造者，则前一结局可能对中国略为有利。倘若朝鲜依旧如故，麻烦不断，则后一结局也並非不可接受。

具体策略上，对北京而言，至少有下述六个选项：

1、无为，即静观其变。目前朝鲜正处於权力的世代交替时期，金正日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朝鲜新一代的领导人有可能会有不同的视野和对外政策。北京採用静观其变的策略，暂忍一时，朝鲜问题有可能会因内部的权力交替而自行解決。即便稍后不久朝鲜表现出激进的对外动作，甚至挑起朝韩武力冲突，更多的应只是一种新主立威，整合内部的政治技巧，大可不必过虑。朝鲜权力的新旧交替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三代世袭成功；二是权力落到重臣之手；三是陷入内乱。如出现前两种结果之一，则北京採用静观其变的策略，並无风险。

2、促进，即促使朝鲜变革。北京长期以来试图劝说朝鲜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並曾经努力介绍特区经验，去过中国各地参观的朝鲜高官也不少，但平壤依然故我，没有一丝改变。北京过去不能改变固执的金正日，但现在卻可以考虑在朝鲜权力的新旧交替过程中施加影响，甚至包括支持有潛力的、能被朝鲜民众接受的、有改革开放观念的人上位。不过实施这一策略存在一定难度，也有一定的风险。朝鲜作为一个极端封闭的国家，外部对之了解有限，也难以插手，而且倘有不慎，或看走了眼，可能事与愿违，或导致朝鲜内乱。

3、利用，即继续利用朝鲜。一直以来，北京将朝鲜作为缓冲国。其实这种缓冲国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如前所述是值得怀疑的。中国的周边国家与美国关係友好的不少，是否中国多了一个直接接壤的美国盟国就会使中国更不安全？利用朝鲜的策略，还可以有一种更主动的做法，就是以朝鲜作为筹码：北京以必要的经援维持朝鲜现状，在中美博弈时，根据需要，以朝鲜作为筹码，向美国施压。然而，这一以朝鲜作为讨价筹码的策略存在一个巨大的风险：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美国开始从亚洲实行战略收缩，美国陆续从韩国撤走驻军。根据2010年美韩达成的协议，美方将於2015年把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归还韩国，而美韩联合司令部亦将同时解散。由於朝鲜不断地制造区域紧张局势，导致韩国和日本大力增強军备，美国的军事力量不但不能如期撤出韩国，反而结集於东北亚。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台湾问题的解決，都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而且倘若朝鲜不听中国“招呼”而冒险，很可能最终会再次将中国拖入一场不愿意看到的战爭。

4、惩制，即配合国际社会，惩制朝鲜。如果朝鲜的对外政策並未因权力交替而改弦易辙，而是依然如故，继续成为区域的“麻烦制造者”，则北京的一个另策略选项是：配合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必要的惩罚，如暂停经贸交易和经济援助，默认和允许美韩和国际社会对朝鲜有限的惩罚，甚至包括允许为消除其核设施的而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这一策略的目的在於使朝鲜受到必要的教训，挫其锐气，使其安分下来，而又不亡其国。这一策略的风险在於，朝鲜的报复可能导致朝韩之间的战爭。当然，如果中国和周边大国之间能够就此达成交易，互以重兵相示，则万一发生战爭，其规模可以控制在局部的、有限的范围。只要朝鲜政权不崩溃，其内部控制仍然存在，並不会引发大的难民潮。

5、放棄，即放棄朝鲜。万一朝鲜因权力的新旧交替导致内乱，或因外界的惩制而导致政权崩溃，北京默认和接受以韩国为主导的统一。这一策略的有利方面在於：一旦朝鲜半岛统一，东北亚的区域紧张局势将可能因此而缓和，美国的军事力量撤出韩国；韩国至少在一、二十年内会因南北统一在经济上受到拖累而减缓其与中国的竞爭力，这可能会有利於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和在某些工业领域取其而代之；中国有可能因直接与韩国接壤而使东北地区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当然，朝鲜会不会内乱或崩溃，只是一个未知数。而这一策略的不利方面是：朝鲜的内乱或崩溃，会引发难民潮而使中国的东北边界地区受到冲击。

篇5：中国朝鲜族形成历史

胡凡 刊发时间：-09-24 08:00:00 光明日报

人是有理性的高级动物，人们的心理状态、对事物的感受、看法、反映以及由此而做出的行为调整，对于个人、社会以至人类的历史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一定的心理反应形成定势、变成一个民族的共识时，就积淀成一种习俗，形成世代相袭的文化传统，转而影响、制约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和历史发展。对耻辱、可耻之事的感受及

其行为调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耻感文化。

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是在先秦时期。从《尚书》中的伊尹放太甲、《周礼》“耻诸嘉石，役诸司空”之说到《诗经》对统治者过分剥削的讽刺，说明殷周时期古人已经知道：使人知耻的心理因素对于控制人的行为有重要的作用。降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均从各自的角度论述和实践着耻感文化。《管子・牧民》篇中有“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这四维即礼、义、廉、耻，管仲把耻感文化提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道家学派对于耻感文化也给予充分的注意，老子《道德经》中就讲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法家也很注意耻感文化，认为它与国家安危有莫大的关系，《商君书》、《韩非子》对此多有论述。儒家学派对耻感文化的阐释和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在整理古代典籍时将耻感文化纳入到儒家学说的体系之中，《论语》中对耻感文化的论述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个人的心理感受、道德修养、人们的社会行为及其评价第一文库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国家的政治活动、对人民的教育等各个方面，反映出耻感文化已经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孟子将羞耻直接和人的内省、正己联系起来，通过正己而达到自强，并从性善论的角度，以“四心说”揭示每个人只要加强自身修养，勤于内省，反求诸己，都能从内心深处发掘出这种羞耻之心。荀子则在耻与不耻之间，勾勒出了不受名誉之引诱、不为诽谤所恐惧、率道而行、端然正己的士君子形象。

先秦时期所形成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一种高度抽象，它具有深刻而丰富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它区别于西方建立于基督教基础上的罪感文化，带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综观这一耻感文化体系，它表现为如下几个特点：其一是注重内省、慎独，强调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其二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其三是耻感文化能激发人的奋斗精神，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其四是崇尚操守，砥励名节，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形成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五是形成了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

传统耻感文化形成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广泛地融入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人士的`道德践履中，成为决定人们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也成为社会评价人物的重要标准，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不论是诸侯国的国君，还是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都在其立身行事中反映出耻感文化的影响。管仲辅佐齐桓公，曾引起时人对他是否知耻的争论。晋楚城濮之战时，栾贞子力谏晋文公不要“思小惠而忘大耻”，坚定打败楚国的决心。吴越争霸时，越王勾践正是不忘“会稽之耻”，终于灭掉吴国。战国中期，秦孝公深以“诸侯卑秦”为耻，于是广招贤士，从而有商鞅变法，国力大增。战国后期，赵武灵王以“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打动公子成，遂成就胡服骑射之改革。这些事例说明，耻感文化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般士人乃至平民百姓中，耻感文化也是决定人们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晏子“二桃杀三士”的事件，《礼记》所载“不食嗟来之食”之事，就是耻感文化影响人们行为的绝好例证。

篇6：中国朝鲜族形成历史

15、16世纪西欧的历史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航路的开辟）

为工业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2.现代世界的兴起（17、18世纪）

17、18世纪英、法、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

为工业文明的到来提供了政治保障，奠定了思想基础

3.现代世界的形成（19、20世纪）

18、19世纪英国率先开展和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此后，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在欧洲、北美和东亚，逐次扩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主要国家（法国、德国和俄国），北美的美国和东亚的日本，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各具特色，并且通过殖民主义形式形成了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特征：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现代世界体系。它们是工业品的生产国和输出国，资本输出国，东方亚、非、拉国家是它们的经济附庸、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欧美殖民者打断了殖民地国家原有的历史进程，破坏了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主权，剥削、压迫、奴役殖民地人民，造成了殖民地的贫困和落后，是为破坏性的一面；从客观上说，被殖民的国家相对于欧美的历史发展进程是落后的，发展也是相对封闭的，因此，伴随着殖民者的到来，封闭的社会状态被打破，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成果（社会制度、生产方式（机器大生产）、科学技术、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影响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有利于他们的近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殖民地的历史发展，是为建设性的一面。

近代不平等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1840——1842鸦片战争《南京条约》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1856——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1894——1895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1900——1901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辛丑条约》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近代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迭遭破坏，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取的政治、经济特权，资本主义列强对华勒索巨额赔款，进行鸦片贸易，掠夺中国的原料，对华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阻碍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的贫困和落后。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门被打开，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断，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成果进入中国，使中国走上了步履蹒跚的近代化之路。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高涨，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强国御辱的时代强音，促使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和思想解放，中华民族进行了百年的抗争与探索，从客观上促使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近代中国落后的因素

1.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国家不独立，民族不解放

2.统治的黑暗与制度的腐朽

3.长期的战乱

4.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