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政策对比

招商政策对比（通用6篇）

篇1：招商政策对比

留用地政策浅析——多地政策对比

随着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以及征地用途和就业市场的变化，新征地项目往往不具备安臵就业的条件，而现行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额度较低，保障力度有限。为保障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问题，国土资源部要求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预留土地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

从全国范围看，已经有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湖南、上海、河北等多个省（直辖市）实行留用地制度，但由于在国家层面至今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各地的留用地政策有所不同。现由小集带领大家一起对不同城市留用地政策进行亮点解读，以期探索创新广州留用地管理制度。

广州市留用地政策解读 政策溯源

广州市是留用地实践开始较早的地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尝试在个别征地项目中计留一定比例的留用地用于征地安臵。

广州市的留用地安臵政策从1992年开始在不断地探索和完善过程中，经历了由局部地区推广到全市，由政府文件上升为地方法规的一个过程。目前指导广州市留用地管理工作的政策性文件为2012年出台的《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穗府办„2012‟7号，下文简称《通知》）。

但即将期满失效，亟需进行修订。制度解析

★完善留用地报批方式

《通知》规定，留用地必须在申请用地时一并上报审批或通过折算货币补偿形式同步兑现；征收土地时需安排的留用地面积少于3亩，且被征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延后与其他留用地累计合并安排的，可延后单独办理留用地报批手续，但最迟不得超过1年。★规范留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

《通知》规定，留用地使用权及其收益全部归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出让、转让、出租集体留用地使用权的，必须按照《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粤府令第100号）实施，并通过农村产权流转管理服务平台公开交易。★鼓励实行留用地臵换物业

《通知》规定，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留用地臵换物业标准，探索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留用地臵换为经营性物业。

地级以上市、县（市、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与被征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留用地臵换物业协议，约定拟臵换物业的位臵、用途、面积、交付时间和交付标准等内容。

地级以上市、县（市、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协议约定在拟安臵的留用地上实施物业臵换的，可由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留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出让时将臵换物业作为土地出让的条件，并在土地出让后抓紧落实留用地臵换物业协议。各区政策

此外，广州市内不同片区根据区域留用地特点，出台了相关政策。增城区

增城开发区遵循统一规划、相对集中、连片使用的原则，将各村留用地跨村社异地集中安臵，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实现集中管理。实行“保底收益+奖励”的制度

各村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委托经营保底收益合同，保底收益原则上由受委托招商经营单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照同期同地段市场平均租金水平协商确定。

当宗地本级税收收益的50％不足以支付租金总价时，租金总价差额部分由“市统筹城乡科学发展基金”和各经营主体补足。

当宗地本级税收收益的50％超过租金总价时，奖励总额按宗地本级税收收入的50％计算，超出租金总价部分奖励扶持宗地权属人。南沙区

南沙区2012年出台《关于印发在我区试行货币加物业兑现村留用地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穗国房南开【2012】127号），鼓励南沙区域国有性质的住宅和商业用地性质的村留用地积极通过货币加物业形式完成兑换，补偿款原则上按10%的比例支付现金到村集体账户，90%支付到村集体物业建设资金专户。

村集体可根据本村实际，申请提高支付现金的比例，但最高比例不得超过30%，经所在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同意后报管委会批准。该方法现已落实500多亩留用地，很大程度刺激了区域内村留用地的开发利用。萝岗区 原萝岗区（现归并为黄埔区）在《广州开发区规划国土局2014年工作回顾及2015年工作思路》中提出采取“政府收储、公开出让、收益共享、物业保障”的留用地开发新模式，“租赁留用地指标”方式先行兑现留用地，即在暂时无法安排留用地的情况下，由政府租赁村的留用地指标，待将来有地可安排时再兑现实地。

同时，发挥开发区统一征地、整体规划和招商引资的优势，结合园区建设，指导协助村集体利用留用地建设员工楼、标准厂房，为开发区产业布局提供服务和保障。其他地区留用地政策解读 杭州市、宁波市

留用地管理体系较为完善，主要采用折算货币、物业、实物留地等方式解决，政府统筹管理力度较大，近年来实物留地逐渐减少，主要以其他方式兑现。留用地开发建设开发的项目分布广泛，业态丰富。

与广州市留用地制度对比，主要特点在于：

●中心区留用地以货币补偿为主

按市场价评估，由各区政府与被收购指标村协商确定。

●专项规划预留留用地空间

通过编制留用地专项规划，在村域范围预先划留留用地空间，待实际发生征地时再按比例选址落地。该模式与广州市南沙区留用地管理模式一致。

●留用地优先选址

与政府储备用地同步报批的，由村集体优先在储备用地范围内选址作留用地。

●以出让方式供地

由村集体自主开发的留用地，完善用地手续后以协议方式出让给村集体，并将95%的出让收益返还村集体；由村集体与企业合作开发的留用地，以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

●未落地留用地指标享受土地出让收入核拨政策

2007年出台的《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区属企业用地土地出让收益核拨政策的通知》（杭政函„2007‟64号）规定，土地出让收益，在扣除市财政应收费用后全额核拨给土地所在区政府，专项用于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或应由市本级财政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建设项目须经市政府审批），不得挪作他用。东莞市

2012年出台《东莞市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实施意见》对留用地使用管理进行规范，与广州市留用地管理制度对比，主要特点在于：

●村集体工业项目用地不与留用地指标挂钩，即村集体可根据发展需要在村域范围内选址符合条件的用地兴办工业企业用地；

●明确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标准，以被征地村所在片区征收耕地保护标准+新增有偿使用费标准+耕地开垦费标准+耕地占用税标准之和作为留用地折算成货币补偿的最低保护标准（约为工业基准地价的70%，我市规定的补偿标准为工业基准地价的150%）；

●征收留用地基本以折算货币补偿方式兑现，少数以商业用地形式落地。佛山南海区

积极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利用，其中政府高度统筹是亮点。《佛山市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施办法》（佛府„2004‟103号）中规定：

●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在区政府的统一部署下，镇级政府积极将包产到户时分到农户经营的土地集中到村经济联社（即村民小组）或管理区（即行政村），经联社或管理区再将集体土地集中化成3个区即农业保护区、工业开发区和行政住宅区，作统一规划利用。

●试行政府返租模式，即“政府征用和租赁土地、统一规划开发”

这种经营模式由政府先组建土地开发公司，与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即土地权属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协议，由集体经济组织将土地交由政府进行统一开发经营。厦门西板村

提前规划留用地预留发展区域。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规划设计工业集中区时，在项目所在村庄的外围按人均15㎡的标准（不含拆迁安臵和其他既定集体用地）预留土地，作为该失地村庄的预留发展用地，一并申请土地征收和农转用手续，同工业集中区（或新城开发区）用地一起规划建设，利用该预留发展用地建设“底层店面+上盖公寓”的出租用房，既给工业集中区提供了配套生活服务设施，又分配给村民作为长期经营性收入的来源。广州市留用地政策创新方向

结合其他各地区留用地政策亮点，未来广州市留用地政策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

1、适当提高货币补偿标准

为尽量缩小直接货币补偿与留用地落地开发收益的差距，鼓励村集体采用货币补偿方式兑现留用地。建议可以适当提高货币补偿标准，根据实际案例测算可以提高到3-4.5倍工业用地级别价补偿，或是按照0.5倍办公用地级别价补偿。

2.建议扩展等价臵换房屋的条件

参考借鉴“重庆地票”模式，尽量从村集体风险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与其他区域、单位协商，除了厂房、保障性住房等物业资产外，提供更多优质区域（中心城区、繁荣商圈等）中如公寓、商场等商业类的优质物业资产；

或者建议参与物业臵换的物业可以是可由政府统一配建的，例如在出让国有土地时规定，由竞得人无偿为政府配建5%或10%的物业，然后政府再将这些优质资产提供给村集体进行物业臵换，多方面保障臵换的范围、类型。

3.建议在“鼓励统筹集中留地”中加强政府规划引导

实现留用地集中选址需要政府的规划引导和统筹，建议政府做好三方面：

一是做好规划统筹，适当让利，提前规划预留区位、配套条件适宜快速开发建设，对于产业发展有一定吸引力的集中留用地区域，并结合区域产业基础和需求做好产业谋划。

二是成立镇街与区统筹的留用地专责小组，组织召开合作交流会议，加大集中留用地宣传力度，引导村集体按照自愿、有偿、公开、公正的原则，把留用地指标统筹安排到集中发展预留地范围内。

三是结合招商引资安排商业、工业项目集中使用这些集中发展预留地，积极帮助调剂取得指标的村集体办理选址和农用地转用等审批手续。

4.建议在“鼓励统筹集中留地”中强调集中开发、集中运营、集中收益

关于集中统筹开发、集中运营、集中受益方面，建议在条件合适的前提下，政府从以下三方面积极协调，加强推动集中留地。

一是统筹权利主体。

二是强调政府的统筹监管职能。

三是强调政府对利益分配的监督管理职能。

5.建议加强留用地的产业引入，注重第三方参与。

建议现行政策中补充留用地产业引入思路，可以考虑由政府牵头组织编制留用地产业规划指引。

一是各区政府根据本区域城市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编制留用地产业规划指引，优化留用地产业发展的空间结构。

二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进专业的第三方对村留产业用地选址、产业选择、开发模式选择、企业选择等各项内容提供咨询服务，提高留用地的落地效率。

三是鼓励以三资交易平台为基础，建立产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同时设定信息更新责任主体，在一定周期内将相关变动信息汇总。利用网络资源，帮助村加快留用地落地及发展产业。6.将南沙和萝岗的留用地政策推广到全市范围

建议政策可以尝试鼓励通过政府收储，变为国有土地，同时可以参考南沙和萝岗留用地实行“物业加货币”的政策。

目前的政策中指出可以用“收储反拨”的方式，由政府对集中安臵区用地进行储备，可在政府储备用地中安排留地选址，区或镇（街）人民政府统一办理用地手续，然后以划拨方式供地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7.探索分类实施征收土地与留用地报批同步

对于经营性用地征地项目，留用地同步规划、同步报批、同步供地、同步开发建设，并优先在征地项目范围内安排；

对于地铁、高速公路等占地面积大、无法在项目用地内落实留用地的公益性征地项目，或者留用地面积较小、无法选址但村集体不同意以货币方式兑现的，可采取区政府以经营性储备用地质押（留用地落实前不得出让）、留用地先行返租等形式保障被征地农民收益。

篇2：招商政策对比

一 河池市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

2012年1月15日，宜州市龙江河拉浪水电站群众网箱内所养的鱼种，突然出现不少死亡现象，环保部门调查发现，死鱼是由于龙江河宜州拉浪段镉浓度严重超标所致，龙江水体已遭受严重镉污染。

二 紫金山铜矿湿法厂7月3日突发渗漏事故

导致汀江大量鱼类死亡，污染主因是铜浓度超标。专家称紫金矿业污染事件暴露环保制度性缺陷。1，环保监管止不住企业污染，这些公司环保守法意识淡漠，存在应付心态和侥幸心理，导致其所做的环保整改承诺成为一纸空文。2，GDP冲动是个不老的话题 3，环保制度缺陷致难破“重围” “紫金矿业污染事件的发生，让中国环保制度上的漏洞暴露无遗”。

各国主要环保政策 一、美国环保政策

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执行环境法规，制定国家层次的宏观战略、联邦政府机构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与工业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提供财政支持以及为企业提供培训和信息服务等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1、环境法规推动了环保产业的增长。

2、环境技术政策

3、财政支持政策

4、研究与开发政策支持

5、加速商业化政策

6、建立政府和工业界的合作伙伴关系

二、芬兰环保产业政策

芬兰政府的环境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

1、立法。

2、行政手段。

3、经济手段。

三、瑞典环保产业政策

1、完善环保法律和政策

2、多渠道支持环境研究

3、政府部门和公共部门采购和投资

4、积极参与环保领域国际竞争

四、匈牙利环保产业政策

1、新环境法案

2、实施经济调控手段

3、研究和发展

4、环保教育和公众意识

五、日本环保政策

1、环境基本法

2、环境投资主体结构

3、环境投资的资金援助

4、环境教育和公众参与

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在哪些方面滞后于国外？

环境政策型立法源于美国，是一种新型的法律形式，因其比较适应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受到了日本、欧盟各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仿效。美国政府环保方针政策最为全面。包括环境技术政策、财政支持政策、研究开发政策、建立政府和工业界的合作伙伴关系、加速商业化政策。这些政策方针全方位地支持着企业进行环境保护，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环保产业发展政策，入世后国外环保产业必将对我国的环保产业带来冲击，为了提升我国环保企业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产业发展政策，引导、支撑环保企业的发展。

因此，剖析美国的经验或做法对我国的环境政策的立法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对比了中美两国的环境政策型立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比：

第一．法律文本的比较

首先是形式与功能的差异。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第一次用新型的政策型的法律形式，类似基本法的形式，规定了立法的目标、原则；规定联邦政府各机构环境的管理权限；包括机构、职能、经费和人员，以及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在环境管理与保护上的分工。最为重要的是，这部法律确立其在环境法律体系中的最高位置。该法第二条规定：美国的各项政策、条例和公法的各种解释与执行，均应与本法规定的政策相一致。反观我国效力最高的《环境保护法》，虽然也带有纲领性的某些特征，但没有从宏观上来配置资源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反而规定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相关领域的内容，与《环境保护法》颁布之前和以后的许多单行法重复，没有确立其基本法的地位。

其次是内容的差异。美国的各个领域的相关法律规定非常细致，而我国的单行法却不够细致，使法律在实行时缺乏可操作性。如《联邦水污染控制法》是世界公认的一部比较完善的水污染防治法，大约16万字，从字数上就相当于我国包括《环境保护法》在内的所有单行法的总字数。每条之下有许多款，款下面还分项，项之下还有细项等。我国的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方面的单行法却普遍存在着规定过于简单，缺乏操作性的特点，像《大气污染防治法》这样重要的法律，却只有8000字左右，这样的字数怎能把问题讲清楚。

第二．调整方式的比较

美国环境法最大的特点是重视经济手段的运用。在《清洁水法》中对各种技术为基础而制定的各种排放限额进行分类和优化，分出 “最佳可行技术”、“最佳污染控制技术”、“最佳可得技术”等。如在《清洁大气法》中，采用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抵消政策”和“泡泡政策”。按照抵消政策的要求，在某一区域，新建企业意味着增加新的污染源，但必须以不增加该地区排污总量的限额为前提。“泡泡政策”就是把多个污染源的工厂看作一个大的污染源、一个大的整体，根据这个政策，如果某工厂在将从其所属的不同设施中排放的污染物的增量和减量抵消后，总的排污量并未增加，那么就不会产生任何附加的法律后果。同时，联邦环保局还允许将不使用的排污额，以“信用卡”的形式储存起来，并实行其所有权、使用权的市场自由交易。

我国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为主。只有“排污收费”制度涉及到经济手段，但收费仅限于超过某一规定水平的排放，这种收费类似于对违法行为进行的罚款，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不大。而排污交易等仅处于试验阶段。

第三.法律实行效果的比较

评价美国环境政策法的效果，有不同的观点，但总体上是成功的。自该法颁布以来的几十年里，从美国联邦法院所产生的许多判例，以这些判例在环境保护中的推动作用来看，该法的影响相当大。虽然这也得力于美国独特的法院系统的作用，但法院的许多判例的依据都得来源于国家环境政策法。该法所确立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及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上的综合决策机制，开了预防为主的环保理念之先，被世界各国所仿效。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的地位比较尴尬，如果作为基本法，不够全面，无法承担其作为指导性法律的功能；而作为单行法律来使用，却又不够具体和详细，缺乏操作性，许多规定难于落实到法律实务中。各个单行法或部门法之间又存在着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

第四．国外对我国环境政策改进的启示

我国虽然与美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但碰到的环境问题都差不多，只是我国的污染和破坏程度更大。在不能照搬美国的标准和制度的情势下，怎样因地制宜、汲取人家的先进经验，完善自身制度的不足，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1.重新定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

参照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把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修成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主要规定立法的目的和原则，以及环境管理的体制、人员和资金；规定中央与地方在环境保护上的相互配合，以及中央涉及环保各机构的协调关系；规定一些促进环境保护的政策型措施，并确立司法审查的作用。把污染防治和环境破坏以及责任规定放到各个单行法中，以环境保护法统领其他单行法，指导其他环境领域的立法和执法。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就成为宏观的指导法。

2.确立单行法的可操作性

除了《国家环境政策法》，美国其他的单行法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规定得非常详细，像前面提到的《联邦水污染控制法》，洋洋洒洒16万字左右，涉及水污染的相关因素都考虑得十分周详。而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太过抽象和简单。法律规定详细对法律的适用非常重要，能避免法官过分的自由裁量，减少法律适用的差异。所以建议充实我国相关的环境保护单行法，这对我国尤其重要。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法官的自由裁量度较小，法律规定的详细有利于法官充分、合理和准确的适用。

3.提升环境管制的水平

现阶段，我国政府在环境管理行政体制方面要配备像美国环保部门那样的权力是不可能的，但引进一些管制方法的运用还是有可能的。首先，政府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在涉及环境因素的考量中，不能只考虑环境经济利益，还应该重视生态效益的因素。可以在地方政绩考评上引入绿色GDP。考察干部的政绩不能单纯看其经济GDP，因为有些地方是以过度开发环境和自然资源来获得经济的发展，这样的GDP要扣除环境或生态成本，扣除后的GDP才是真正的、增量的GDP。考察领导干部的政绩应注意以绿色GDP为主。其次，引入环境问责制。在领导干部的任内，由于人为的重大的环境污染或自然资源的破坏事故的发生，该任内的领导干部要负领导责任，如干部接受适当的处分等。这个政策的引入一来可以防止行政干部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发展地方经济，二来能督促行政首长重视环保，增长环保意识，在决策时综合考虑各种与环境有关的因素，减少决策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再次，重视政府公共选择的能力。美国为了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和解决起来牵涉面广的特点，基本上采用综合决策机制，并取得不错的效果。美国法律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多佐表示，法律的逻辑推理固然重要，但影响判决结果最重要的依据应该是公共政策的考量，比较原告与被告的行为，分析整个案件社会观念与价值判断，得出合乎公平正义的结果。环境立法与政策同样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其创制不能不考虑与环境有关的公共政策。随着法律经济学在西方的流行，结合公共政策分析的治理已经成为法律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在法治的复杂背景下，政府公共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关系、公共政策与非正式规则的关系应该成为立法者必须考量的因素。

4．对待环境政策观念的更新

环境政策是环境法的渊源，这在国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在我国，可能是受民法帝国思想的影响，民法学界的许多学者经常对环境法是法律还是政策表示疑惑；也许是因为在我国历史上法律曾经遭受的尴尬地位，所以对政策特别不信任，好像政策之治就是滥用权力或者政策就一定比法律实行效果差。如果客观地看看世界上法治比如果客观地看看世界上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新兴法律的类型就会发现，其实法律的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能否解决问题，合理分配利益，达到维持秩序的作用。如果说环境法的实行效果差是因为其法律形式不完善，或者缺乏操作性，那就更站不住脚了。我国环境法实行效果不尽人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与法律形式基本无关。当前我国法律实行效果差是普遍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有待我们的努力。因此，要破除僵化的思想，应该多关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其形式。

5.环境意识的提高是环保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

社会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可以极大地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有关资料表明，80%的德国人在购物时考虑环保问题，77%的美国公众表示企业的环保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意向，60%的英国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绿色产品。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发明、使用新的生产技术方法，推动了环保产业的发展。今年春季非典的肆虐，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了破坏自然的最终结果是人类遭受巨大损失，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了环境质量的重要性，环境保护的迫切性，我国公众环保意识得到了提高，但是，我们还需要加大力度，继续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改变公众的生活习惯及消费结构，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4、政府应加大环保技术投入，推动环保产业技术创新。

篇3：招商政策对比

一、新旧政策对比

1. 政策性搬迁范畴的调整。

旧政策只简单地将政策性搬迁业务表述为“因政府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性原因企业发生整体或部分搬迁”，新政策调整为“企业政策性搬迁，是指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政府主导下企业进行整体搬迁或部分搬迁”，并明确了六种符合政策性搬迁的情形。

新政策的表述与国务院令第590号文件的规定保持了高度一致，明确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业务的政策性范畴。

2. 搬迁收入的调整。

旧政策对搬迁收入仅简单表述为包括搬迁补偿收入和资产处置收入，新政策在此基础上还明确了搬迁补偿收入(包括货币性和非货币性补偿收入)的五种具体范畴，同时规定“企业由于搬迁处置存货而取得的收入，应按正常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进行所得税处理，不作为企业搬迁收入”。

新政策将提供补偿方由“政府”调整为“搬迁企业以外的单位”(包括政府和其他单位)，搬迁收入表述更清晰且不包括处置存货取得的收入。

3. 搬迁支出的调整。

旧政策区分两种情形界定搬迁支出： (1) 企业搬迁后继续生产经营的，搬迁支出包括固定资产重置或改良支出、技术改造支出和职工安置支出; (2) 企业搬迁后不再继续生产经营的，搬迁支出为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新政策不再作此区分，搬迁支出统一为搬迁费用支出以及由于搬迁所发生的企业资产处置支出，并明晰了支出的范畴。

新政策统一了搬迁支出的具体范畴和内容，资产方面支出由固定资产扩展到各类资产。

4. 搬迁资产税务处理的调整。

旧政策仅原则性地规定“企业利用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购置或改良的固定资产，可以按照现行税收规定计算折旧或摊销，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新政策将企业搬迁后的资产区分为可直接继续使用的、需要进行大修理的、发生土地置换的等，不同情形下资产有不同的所得税处理要求;而企业搬迁期间新购置的各类资产，应按税法规定进行处理。新购置资产的支出，不得从搬迁收入中扣除。

新政策区分了企业搬迁后旧资产和新购置资产的不同所得税税务处理要求，此处政策改动最大。

5. 搬迁损益税务处理的调整。

旧政策区分两种情形按不同口径计算搬迁损益，搬迁后不再继续生产的，搬迁损益直接计入搬迁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继续生产经营的，搬迁损益可暂不计入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五年期内完成搬迁的再计入所得。新政策统一为，符合要求的企业在搬迁期间发生的搬迁所得，可暂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而在完成搬迁的年度进行汇总清算。如企业搬迁所得为负数的，可自行选择两种方法之一进行税务处理。

旧政策区分两种口径计算和扣除搬迁所得，新政策统一了计算口径，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要求递延清算，增加了搬迁损失的合理处理方法。

6. 搬迁完成年度的界定。

旧政策缺乏此款内容，新政策明确了搬迁完成年度和视同完成搬迁的具体判定条件。

新旧政策均给予了最长五年的搬迁所得税前确认递延期，但旧政策对于搬迁业务的起点界定非常模糊，新政策明确了搬迁年度的起点和搬迁完成的具体判定条件，更便于实务操作。

7. 企业亏损年度的衔接。

旧政策缺乏此款内容，新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从搬迁年度次年起至搬迁完成年度前一年度止，可作为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年度，从法定亏损结转弥补年限中减除;企业边搬迁、边生产的，其亏损结转年度应连续计算。此条款的增加，充分体现了税法的公平、合理原则。

8. 搬迁业务的税收征管。

旧政策中只有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资料审核和后续管理等原则性规定，新政策的税收征管要求更具体，诸如企业应对搬迁业务单独进行税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按要求报送相关材料等。

新政策的征管要求更为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同时明确了纳税人逾期未报材料的税务处理、税务补救途径等，并授予主管税务机关(包括迁出地和迁入地)适当的裁量权，防止因“一刀切”导致新的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二、新政策的不足之处和完善建议

新政策在内容更加规范及实务操作性更强的同时，解决了税企双方争议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搬迁所得的开始和完成年度如何确定;二是搬迁过程中处置固定资产的净损失能否税前扣除。

但新政策中有值得商榷的条款，即：企业发生的购置资产支出，不得从搬迁收入中扣除。经对比新旧政策可知，执行新政策的企业搬迁后如购置或建造了新资产就会因搬迁所得的计算方法不同而税负增加。

例：假设某企业因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必须进行政策性搬迁，企业主要资产中有一栋房产获得100万元价值补偿。搬迁后，企业重新购置房产实际花费了500万元的代价。

按旧政策规定，企业搬迁后继续生产，则搬迁所得为-400万元(搬迁补偿收入100万元-重置资产支出500万元)，在搬迁完成当年无需纳税;而按新政策规定，企业需要在搬迁完成年度清算搬迁所得100万元(搬迁收入100万元-搬迁支出0)，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25万元(100×25%)。

笔者认为可对新政策进行补充调整，允许企业选择下列两种方法之一进行税务处理，就不会增加企业的税负： (1) 搬迁支出中包含因搬迁所购置新资产的支出，如由此导致搬迁所得为负数，企业可依政策规定进行扣除;同时，企业新资产的计税基础应为0，不得在税前扣除任何折旧或摊销。 (2) 搬迁支出中不包含购置新资产支出，企业搬迁所得如为正数，则允许减除新资产的购置支出，以搬迁所得减至0为限，新资产价值不足扣除的部分即为其新的计税基础，按《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进行税前扣除;搬迁所得如为负数，则不执行上述处理。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118号, 2009-03-12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0号公告, 2012-08-10

篇4：中德房地产政策对比研究

【关键词】中国；德国；房地产政策对比研究；启示

一、引言

从2003年起，我国的房价开始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过热的现象。出现的问题不仅威胁着房地产金融的安全，也深刻影响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以及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为此，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来给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的现状降温。但经过多年的调控，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过去10年里，德国名义房价每年上涨1％，物价水平平均每年涨幅2％，扣除物价因素，德国实际房价在以每年1％的速度缩水。房价十年稳定的德国，其房地产业在金融危机时仍继续保持着平稳的态势。分析德国房地产保持稳定的内在原因，应该说，是独具特色的德国房地产制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二、德国房地产政策基本内容

（一）政策目标

德国政府在政策上并不把房地产，特别是住宅建设，作为德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而是作为社会福利机制的重要一环。德国宪法第20款作为永久性条款确立下了国家的根本目标之一为福利国家，这就包涵了要求与医疗、教育等一样，保障居民住房也是联邦政府首要的政策目标之一。这便是德国政府制定所有房地产政策的核心出发点。

（二）政策措施

1．科学的房地产规划。无论是联邦还是州、市及村镇层面，德国都有着详尽的建房规划，按每年人口增长、经济结构等对各地区土地规划制定了严格的用途规定。德国的法律还对开发商购房资金的使用、国家建筑建设标准等有严格约束，政府会委托专业的检验机构进行检查监督，开发商每年也必须向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工作报告。德国法律规定，开发商应该为社会不同阶层提供住房，在面积大小、房屋设施和租金或购买能力等方面，满足不同阶层需求。

2．健全的房屋租赁政策。德国的《住房租赁法》规定，一般的房租合同都是无限期的，承租者可以提前几个月提出退租要求，但出租者不允许主动收回房屋，在几种特殊情况下除外。关于租金的调整也有严格规定，《租金水平法》规定：3年内旧合同的租金上涨幅度不能超过20%。为了《租金水平法》有执行的依据，每个城市负责房屋管理的权威部门至少每两年定期对各类房屋的租金水平进行调查，发布权威的《房屋租金水平表》，为新合同租金价格的制定提供依据。德国政府每年对居民提供相当数量的房屋补贴，按照家庭人口等指标制定居住标准，如果收入水平不能达到租金要求，政府会发放补贴，补足差价部分。虽然购买住房的家庭也可以申请补贴，但是90％以上的补贴由租房者获得。

3．严厉的法律体系。德国《经济犯罪法》规定，如果地产商制订的房价超过“地价图”合理范围的20％为“超高房价”，就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对于抬高房价、房租以至于获得暴利者，视程度而言，地产商和房东最高需承担刑事责任。若地产商制订的房价超过合理价格的50％则认为是“房价暴利”，德国的《刑法》规定这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将对出售者处以更高罚款，甚至判处最高三年徒刑。另外，德国的《租房法》保障租房者的利益，规定三年内房租价格不能提高超过20％，否则房东会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轻则遭到巨额罚款，重则追究刑事责任。并且有关法律规定，所有超过5万人口的城市都要确定该地区的“租房价格表”，每两年更新一次。严厉的法律体系对某些妄图谋取暴利的开发商、炒房者而言，其威慑作用不言而喻。

（三）政策效果

德国的房地产政策无疑是成功的。德国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30人，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在“二战”后和两德统一后，德国曾是全球房荒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1977年至今的30多年中，德国的房价平均上涨了60％，而同期个人名义收入额则增长3倍。政府根据国家人口特征制定了完备的房地产发展规划，并通过土地、税收、法律等手段卓有成效地实施规划和调控市场波动，由此保障了数十年来德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基本平衡，房地产价格水平总体较低，市场抗风险能力强。

三、近年来中国房地产政策演变

自我国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综合性政策，如“国八条”、“国六条”等；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如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公积金贷款利率等；税收政策，如调整税率、财政政策、保障性住房政策等等。

（一）2004～2008年上半年：调控供需、抑制房价

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诸多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其中，房地产价格上涨是一个突出问题。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国务院采取措施，试图予以解决。2004年政府出台政策规定加强土地市场的调控力度，提高拿地“门槛”，严禁非法压低地价招商，征收房产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005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这些政策的重点是围绕打击供给环节和消费环节的炒作行为展开。2008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当年度的宏观调控的“两防”目标，一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变为过热，二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通货膨胀，并实行稳健的经济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二）2008下半年～2009年10月：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开始松动

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国家暂时放松信贷，降低居民购房成本，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开始松动。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中国央行六年来首度降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8年9月以后刺激政策的出台，造成大量刚性需求释放，产业及股市的资金大量转移向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回暖。

（三）2009年11月以来：严厉调控，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随着宏观经济好转，2009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再次出现了过热的现象，房地产调控重新启动。各项政策出现逆转，12月14日，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发布了“国四条”。2011年是我国房地产调控最为严厉、政策落实最到位的一年，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行政性干预色彩继续加重，限购、限贷、限价政策逐步细化升级。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见，面对房地产领域出现的市场无法调节的问题，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房价上涨速度的减缓、房地产投资增速过猛势头的遏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形势的快速变化，政府在制定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时，相关决策存在着一些误区，政策执行中发生了一些偏差，客观上导致调控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城市土地价格持续攀升，房价偏高的问题也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房地产行业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

四、德国房地产政策对中国房地产调控的启示

（一）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机制

1．加大土地供应力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我国处在住房消费稳定增长阶段，面对当前较为强劲的改善型住房需求、结婚购房和城镇化过程中非本地户籍人员购房等刚性需求，在市场供不应求的特殊阶段，采取提高首付和贷款利率，以及限购和限外等作为短期政策可以理解，但作为长期政策，还是要在合理引导住房消费需求和消费模式的前提下，从增加市场供应入手，才能解决房价持续上涨的后顾之忧。当务之急是加大土地供应力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政府应学习德国的先进经验，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提早做出城市规划，着眼未来的发展方向，充分利用现有土地。比如采取“两高两严”办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两高”是提高容积率和建筑高度；“两严”是严控建筑密度和严保绿化率。倡导建筑向高空发展，谋求内涵式发展。

2．规范房屋租赁市场。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许多工薪阶层奋斗了一生，也买不起一套房。无奈之下，只得选择租房。在这种情况下，租房市场异常火爆，供不应求，便形成了卖方主导的局面，由于没有健全市场和法律保障，租房者毫无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完善租房市场，设定合理的房屋租赁价格是关键。政府应借鉴德国的成熟模式，如可以通过减免税收等手段，鼓励更多存量房进入租赁市场，促进房屋租赁市场的供需平衡，从而借助市场调节稳定租赁价格。同时还需要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以解决“租不到房、租不起房”的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困难，循序渐进地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租赁房供应体系。

（二）落实和完善住房保障机制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一份调研指出，2009年全国保障房任务的投资完成率仅为23.6％。保障房作为主体市场，政府管制市场所提供的住房在全社会住房供给体系中至少应占到70％以上（1998年房改方案规定经济适用房占85％，廉租房占5％），该市场应该主要面向社会的中低收入阶层，而不是像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只是针对穷人阶层。保障房惠民工程，几乎成了中央和老百姓的“两头热”，但许多地方政府积极性并不高。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借鉴德国模式，将房地产政策作为政府官员业绩的考核标准，而非仅看GDP的增长来决定其升迁。通过这一政策，则可以很好推动地方政府关注保障房政策的落实和实施。

（三）健全完善房地产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租房市场管理混乱，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租客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应学习德国出台规范租房市场，保障私人租房市场权益双方利益的法律，详细规定租房权益双方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此外，在现有法律规定基础上，借鉴德国的有关房地产法律法规，出台一部比较完善的房地产专门法律或对现有房地产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进行修订完善，明确房地产管理中，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地产评估师等的职责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房价、房租确定的标准；新建住房的比例、用途，有效避免重复开发、滥开发现象发生，增强对房地产违法行为的震慑力，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四）拓宽房地产监管的渠道和手段

确定房地产的主管部门和参与部门，并明确分工，强化监管力度。建设、物价、人民银行、房产交易等政府主管部门应切实加强对房地产开发建设的全程监管，在土地供应、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经营销售及贷款投入等各环节健全完善监管协调配合机制，逐步实现对房地产市场全方位、立体综合监管。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问题的处理机制，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进行房地产市场综合治理，严厉打击房地产开发建设、交易、中介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

参考文献

[1]孟杰，张大庆．浅析德国房地产政策对我国的启示．时代报告．2011（22）：67～68

[2]许兵，孟学礼，孔炜．德国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的经验[J]．中国货币市场．2011（4）：13～15

[3]付颖哲，徐策．德国抑制土地和房地产投机的经验[J]．宏观经济管理．2011（2）：68～69

篇5：国内各地物联网政策对比

当前，物联网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部门都有可能出台相关产业扶持政策来加速促进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各省市和产业园区也将会有相关的配套扶持政策出台，中国各省市全面“抢滩”物联网产业。其中，北京、上海、深圳、无锡等四城市最引人关注，谁将抢占物联网产业的制高点，并做强做大物联网产业？

北京：物联网打造世界智慧城市

国务院参事牛文元在2010年世界城市建设国际论坛上表示，北京有条件率先实现由传统城市向智慧城市的战略转型和提升。智慧城市要充分借助物联网、传感网，涉及到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

“北京发展物联网是建设信息城市、网络城市、先行城市和可信城市的关键。”北京市委常委赵凤桐在2009“信息城市”高层论坛上致辞时指出，北京在城市管理与服务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作为推动信息社会的“发动机”，物联网的信息产业将是北京发展的战略性之一。

目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经着手制定北京市物联网产业规划，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特别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区优势，在公共安全、食品安全、楼宇等领域应用示范物联网。

就目前情况来看，北京市在干预传感网、物联网应用这些领域有非常好的基础。特别是结合奥运会的举办，物联网技术应用在城市网格管理、视频监控、智能交通、食品溯源、水质检测等方面有全国领先的成功典型应用，并逐步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同时，在传感网、物联网的技术研发资源这一块北京具有巨大优势，目前，北京产学研单位，都参与到国际标准，包括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

预计到2012年，北京将建成首个物联网应用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物联信息交换平台、传感信息网络平台、超级计算中心和云计算中心等共性基础支撑平台。完成政府、社会、企业三个方面涉及公共安全、城市交通、生态环境、流通供应链、社区综合服务等领域的一批示范应用和区县级、园区级综合示范。初步目标计划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让北京市物联网产业规划能基本成型，产业链和产业群初步形成。此外，2009年10月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成立，将打破中关村物联网呈现产业链长，资源相对分散的产业发展结构，联盟将以应用为导向，以产业为主线，以技术为核心，以创新为动力，打造中国物联网产业中心。作为联盟成员开展合作，将着重开展五大方面的工作，加大中关村的产业优势。

上海：后发制人“抢跑”物联网制高点

2010年3月2日，上海物联网中心在上海嘉定揭牌，宣称将以此打造国内最具竞争力、具有国际影响的物联网技术研发基地，形成规模应用示范，推动物联网及其相关产品、服务的产业化。目前上海物联网研发和工程中心一期工程已实质性启动，总投资达8亿元。上海已确定将物联网产业发展作为下一步信息产业发展的重点之一。上海在发展物联网具备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优势：技术研发实力和产业聚合效应。除了关键技术上上海有积累外，对物联网来说极为关键的是上中下游的产业配套，上海拥有传感器、芯片、电信等产业，也有物流、医药等物联网应用需求比较强的行业客户。

翻开上海物联网的发展史，上海是国内物联网技术和应用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具有一定基础。在技术研发方面，“十一五”期间，上海有关单位承担了10余项与物联网相关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主要是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部分研究机构建立研究团队，在无线传感网工程化、实用化关键技术方面获得突破。在标准推进方面，上海正牵头推进中国无线传感网标准化工作并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传感网标准工作组，此外，上海还制定了国内首个城轨反恐技防地方标准。

在产业化方面，上海是国内信息产品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已经形成了以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设备、信息家电等为主的信息产品制造产业群。

根据上海行动方案，先进传感器、核心控制芯片、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组网和协同处理、系统集成和开放性平台技术、海量数据管理和挖掘六项是发展重点。通过技术攻关，取得专利或把解决方案推向市场。

上海将推十方面应用示范工程，采用通过物联网示范区或基地这一方式来在行业中进行推广，先吸取经验，随后全面推广。

深圳：启动“智慧深圳”引领发展方式转变

广东早在三年前就提出发展物联网。2008年年底国家出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也将率先发展物联网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据了解，广东物联网发展的愿景是打造“数字广东、智慧城市、知识经济、无处不在的网络社会”。

“深圳应抢先发展物联网！”在日前举行的2010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互联网／物联网与新媒体”分论坛上，数名专家、企业家热捧“物联网”商机，并认为物联网是互联网发展的未来方向，深圳有能力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作为广东省改革的排头兵，深圳经济特区在30年的发展中，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一枝独秀，产值占到全国的 1/6强，依托信息产业的强大实力，深圳信息化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今年，深圳明确提出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这意味着，未来网速、网络覆盖率等都将大大提升，不仅市民可随时随地享受到便捷的网络生活，利用信息化及传感技术等创新科技还将驱动城市实现转型。

“智慧城市”，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它是指通过借助物联网、传感网等新技术，构建整个城市发展的智慧环境，形成新的生活、产业发展、社会管理模式，构建面向未来全新的城市形态。在今年初召开的深圳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及打造“智慧深圳”的概念。

“智慧深圳”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像深圳通与香港八达通的互联互通，就是智慧深圳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相关透露，目前技术上层面的问题已经解决，很快就可以付诸实施。此外，深圳通和银行卡的对接将使得“电子钱包”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据了解，深圳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将在五年内投资280亿助推深圳信息化建设。

目前，深圳还在向有关部委申请作为国家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并尽快开展“三网融合” 示范小区建设，鼓励电信运营商与广电企业在网络基础设施、业务内容、商业模式等利于开展合作，推进深圳数字家庭产业的发展。

篇6：中俄民族政策对比及反思

在广阔的东北亚大陆上屹立着两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已经觉醒的亚洲之狮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俄罗斯，昔日的西伯利亚之熊正在大国回归之路上奋力前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国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两国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都有着相应的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虽然两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卓有成效，但是这些政策并非尽善尽美。所以，笔者寄希冀于两国民族政策的对比，来找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之路。

一、俄罗斯民族政策：

 沙皇俄国时期：各族人民的监狱

众所周知，大俄罗斯民族是在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形成的。经历历代公爵和沙皇的侵略扩张，1517年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终于建立，这也标志着俄罗斯民族的最终形成。然而，如列宁所说，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在政治上，沙皇政府对于被征服的非俄罗斯民族地区采取种措施，实行殖民统治和政治迫害；在经济上，沙皇政府是贵族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在征服其他民族后，沙皇把他们的土地收归国有，并对少数民族征收名目繁多的沉重赋税，借以经济掠夺；在思想文化上，沙皇实行愚民政策，限制少数民主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更为甚者，沙俄当局极力推行“义务国语制”，强迫各少数民族学习、使用俄语，同时歧视、摧残非俄罗斯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同时强迫各少数民族放弃原有信仰，改信东正教。

有必要指出的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正是始于沙俄时期。当局竭力使“统治”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享有种种特权，“竭力把住在俄国的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削减得愈来愈小”。它一方面给予俄罗斯官吏、地主、资本家以种种特权，让他们毫无限制地掠夺、欺压和剥削广大非俄罗斯民族；另一方面又在俄罗斯人中间，散步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制造大俄罗斯民族优越感，让他们盲目地歧视非俄罗斯民族。从此以后，时代虽历经变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却在俄罗斯人心中根深蒂固。

 前苏联时期

 列宁时期：民族平等、民族自决

列宁十分重视民族问题。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实现民族平等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实行民族自决是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重要原则，并把这两项原则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围绕这两项原则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以下措施：在政治上承认各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实行民族自治的权利；在经济上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改变落后面貌，为实现各民族事实上平等创造基本条件；从语言文化发展上帮助从前受压迫和受歧视的少数民族，以便使法律上规定的民族平等权利能得以实现；建立各民族统一的联邦制国家——苏联。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权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维护各民族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他始终坚持民族自决要服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要求，在权利平等基础上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列宁在许多著作中都反复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认为民族自决权不是为了促使各民族分离或建立独立国家，而是为了推动各民族接近、联合和团结。

 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期：东拆西补，得不偿失

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苏联民族工作方面虽然取得一定成就，但也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和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使加盟共和国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权，使原有的联邦制变成了单一制。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加剧，使多民族国家日益失去发展的活力；在一味推广俄语的同时，忽视甚至无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死灰复燃，苏联政府歪曲沙皇侵略历史，继承“沙俄帝国意识”，并且宣称俄罗斯是苏联的“领导民族”，歧视其他少数民族。与此相对的是地方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在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五年计划中操之过急，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直接加剧了当局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矛盾。

 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问题落下了“最后一根稻草”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提出自己改革苏联社会的构想，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当此之际，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国内形势和民族情况，对加盟共和国领导层做了一系列变动，直接导致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关于加强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的苏共中央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肯定苏联已形成了“崭新的社会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苏联人民”，认为这个共同体是由“一致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结合而成的”。正是由于一味的锐意改革和在改革过程中忽视甚至粉饰民族矛盾，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族暴动，从而促使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和苏联解体。

 俄罗斯联邦时期：

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在民族政策上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第一，俄罗斯的法律法规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培养对统一国家认同感。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构想等文件强调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不再有原苏联宪法中民族自决权的内容。“民族自决权”不再包含有政治独立的意味，而被解释为保证公民和民族文化同一体选择自主文化发展的权力，排除了政治独立的可能性。在俄罗斯议会中也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设有民族院。俄罗斯努力把维护国家统一建立在法律基础上，避免出现苏联那种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

第二，把民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团结的基础上，淡化民族意识，不再强化民族特征和强化民族差别，不要求公民确定自己的民族归属，废除了1934年开始的在证件上登记居民民族成分的做法，证件只有证明国籍的使命。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中规定，俄罗斯继续奉行公民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俄罗斯联邦用地方自治代替民族自治（尽管保留了原来以民族冠名的行政区，但其政权组成和运行方式与其他行政区无异）。限制因民族歧视而导致的地方民族主义和违反人权的行为，各共和国决定自己的经济、政治和语言文化生活，但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不属于某个民族，共和国是相应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更大的意义在于为这些冠名民族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归属地。

第三，重新界定民族的概念。苏联以往的民族概念源于西方，把所有民族都上升到政治民族的地位，是不科学的。

第四，加强对北方原住民和人数较少民族的保护。针对生活在西伯利亚、远东、欧洲北部地区，人数在 5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和原住民，国家给予他们特殊的支持。为他们划定固定的生计区域，从石油、天然气等公司获得补偿，建立寄宿学校，上大学有专门的指标。

第五，民族问题的管理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年5月普京将俄联邦联邦和民族事务部改为俄罗斯联邦联邦事务、民族和移民政策事务部，2001年10月16日，普京颁布总统令将该部撤销，其职能移交俄联邦内务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和俄联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2004年9月13日，根据普京总统的命令成立了俄联邦地区发展部，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以及保护俄联邦少数族裔和少数原住民权利的问题是该部的职权范围，意在表明在促进地区发展中解决民族问题。

在新的民族政策下，俄罗斯联邦基本解决了民族分离、国家分裂的问题，国家的认同得到加强，现在大多数的俄国人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首先认同自己的民族属性，而首先认同的是国家属性，认同自己是俄国人，而不是某个民族的人。

二、中华民族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为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主要有：

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 在中国，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族平等，就不会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则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各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

二、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政府解决民族问题采取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样，同为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如下两个显著的特色：一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上级国家机关在制定各项政策和计划、进行国家经济文化建设时，必须充分考虑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予以帮 助和支持。二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要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利民族团结，又要有利于实行自治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建设。

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国家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并动员和组织汉族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十三条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义务。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有计划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安排一些重点工程，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发展多种产业，提高综合经济实力。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新的活力。

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把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状况看作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根据民族工作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各级各类院校培训学习，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素质。二是注重实践锻炼，各地、各部门有计划地开展干部交流、岗位轮换，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三是在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的前提下，同等条件优先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在各级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领导班子中占有适当比例。

五、发展少数民族科教文卫等事业

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方面，国家坚持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如赋予和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重视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在经费上给予特殊照顾，积极开展内地省市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对口支援等。

六、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中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二十一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第三十七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第四十七条规定：“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浯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七、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表现在服饰、饮食、居住、婚姻、礼仪、丧葬等多方面。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少数民族享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对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加以保护。第一，尊重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第二，尊重和照顾少数民族年节习惯。第三，尊重少数民族婚姻习惯。第四，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第五，在大众传播媒介中，防止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发生。第六，尊重少数民族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八、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中国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有宗教信仰，有的民族群众性的信仰某种宗教，如藏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有一些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如我国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即每个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一种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反思: 国家民族认同感

这里所说的国家民族认同感是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国家层面上的归属感，如中国各族同胞对外统一宣称中华民族。就像个体民族一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须为自己境内所有民族找寻共同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内涵，使其在真正意义上融合为一个集体，而不是类似于苏联时期的“民族拼盘”。这样的国家集合体貌似强大，但却极难管理：大家“面合心不合”，利益纠葛，矛盾繁杂；而且在国家发展受挫时却极易全盘崩溃，趁机独立，摆脱中央机构管理。只有在国家层面上达到高度统一时各民族才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紧密团结，形成一股民族合力，如铁桶般牢不可破，真正做到“同呼吸，共命运”。

为了找寻国家民族认同感，必须要找到普遍意义上的文化载体，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视国情而定）、共同的价值体系、共同的政治目标等等，而且所有这些文化符号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历史基础和当代国情之上，而不能为了迎合某个特定阶层的利益而凭空捏造，强迫各民族做出政治牺牲和利益让步，甚至奴役和剥削少数民族。要做到这一切，更要坚持一条原则：民族平等 论民族平等：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却常常是个空谈的话题。自人类诞生民族国家的几千年来，有多少不屈的灵魂倒在了这句口号前，有多少不朽的文艺作品把自己的血泪挥散在这块标语牌上。抛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谈，即使在人类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至今，我们的星球上仍然存在着各种的民族歧视和压迫。

从大俄罗斯主义到汉族的“夷汉之分”，从寒风凛冽的西伯利亚到瘴气四溢的南岭蛮荒，民族沙文主义无所不在。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不停地在政治经济上压迫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在思想上同化奴化少数民族，却不知道这样做常常会引起更大的反抗，甚至为后代遗留了一系列的民族矛盾和历史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常常会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突然迸发，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苏联国内局势岌岌可危之时，正是波罗的海三国的宣布独立促使它最终解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苏联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大民族主义要不得。

谨慎处理民族问题

在对历史的横向纵向的剖析基础上，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的任何一项政策都要全盘考虑，慎之又慎。因为每个民族都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圈”，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独立意识之所在，更是民族地区宗教、经济、文化、政治、思想、人民生活等等问题集合体。决策者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斯大林贸然推进工业化和集体农庄，戈尔巴乔夫改组共和国领导层，最终都酿成恶果。所以，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策问题上一定要考虑到民族问题。

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期，在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同时，民族问题应该放在首位。它是所有政策的受体，它也是所有矛盾反应的形式。可以说如果不能解决好民族问题，就不能维护好社会的稳定，就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就不能彻底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