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历史：文革时期出版的诗歌

细看历史：文革时期出版的诗歌（精选5篇）

篇1：细看历史：文革时期出版的诗歌

细看历史：文革时期出版的诗歌

细看历史：文革时期出版的诗歌

杨志和

张永枚作诗报告《西沙之战》，首发于《光明日报》1974年3月15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7月出版单行本

文革时期，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短篇小说数量超过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而公开发表或出版的诗歌数量又超过了短篇小说。因此，说文革时期公开发表或出版的诗歌数量占各种文学样式之首，可谓名副其实。

文革诗歌分两个阶段

文革十年是一个唱赞歌的年代。它既是一种延续，又有一些创新。主流诗歌始终存在，十年间从未中断过，公开发表或出版的都是积极的、热烈的歌声。总体看，文革诗歌可分为两个阶段：

——1966年5月至1972年。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兴起。不久，红卫兵诞生，革命造反派崛起。它们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遍布神州。这些报刊发表了大量的以革命造反为主题的诗歌。有的群众组织还专门出版了诗集。1968年12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收录了1966年至1968年间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98首诗作。此外，在文艺刊物相继停办的情形下，国家和各省市公开出版的报纸发表了许多诗歌，主要以颂扬领袖为主。

——1972年至1976年10月。1971年3月15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国家和各省市公开出版的报纸陆续恢复文艺副刊，文艺刊物相继复刊，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诗集。据《诗刊》1976年1月号 《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版的诗集统计》一文介绍：“从1972年到1975年10月,中央和地方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共237本。其中1972年64本,1973年65本,1974年73本,1975年1月至10月35本。”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则是无以计数。这一阶段主流诗歌在唱赞歌的大主题下，具体视角逐渐开阔起来，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部队生活等领域均得到了展现，有些诗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文革诗歌创作者

文革诗歌的创作者主要有三个群体构成：一是文革前诗人。例如，郭沫若、臧克家、田间、阮章竞、严阵、贺敬之、李瑛、张永枚、顾工、白桦、梁上泉、李学鳌、刘章、孙友田、苗得雨、章明，等等。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他们唱出了激情飞扬的歌声。二是文革中走上诗坛的新诗人。例如，时永福、梅绍静、雷抒雁、叶文福、叶延滨、胡世宗、胡宏伟、李松涛，等等。他们当时大多不是专业诗人，却因宏亮的歌声而受到人们的关注。三是工农兵业余作者（包括知识青年）。例如，顾城、王小妮、郭小林、李小雨、李存葆、钱刚、路遥、贾平凹、乔良、赵丽宏、熊召政、林贤治、易中天，等等。他们热情歌唱现实，其中有的同时也写小说或散文。

文革诗歌代表作

从某种程度上说，诗歌与时代的关系最紧密，受众对象也最普遍。这两个特点，在文革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文革中，有以下几首诗歌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1967年7月，以武汉“七二O事件”为背景的诗歌《放开我，妈妈!》；1974年3月，张永枚创作诗报告《西沙之战》；1976年1月，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1976年10月，郭沫若所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其中，《放开我，妈妈!》发表于各地的红卫兵报刊上；《西沙之战》、《理想之歌》和《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发表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及国内各报刊。

（2014年8月13日）

附录：文革时期出版的诗歌1

《英雄欧阳海——蔡永祥颂歌》，诗歌，李瑛，《人民日报》1966年12月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印制

《红日照安源》，诗歌，安源工农兵诗歌编选小组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

《枣林村集》，诗歌，李瑛，《北京新文艺》试刊第2期（1972年3月）

《书记的镐》，诗歌，丁东，《北京新文艺》试刊第2期（1972年3月）

《工程兵之歌》，诗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年3月（收叶文福《我们在毛主席身边》、韩作荣《师长到工地》等诗作）

《红霞万朵——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诗歌选》，诗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2年3月（收戚积广《白玉基石的赞歌》、曲有源《送粮路上》、胡世宗《战地黄花》等诗作）

《井冈山颂》，诗集，井冈山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组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3月

《枣林村集》，诗集，李瑛，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4月

《礼花赞》，长篇叙事诗，陶嘉善、何玉锁、寇宗鄂，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4月

《军号声声》，诗集，李钧，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年4月

《放歌长城岭》，诗歌，李学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5月

《阳光灿烂照征途——工农兵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5月（收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徐刚《阳光灿烂照征途》等诗作）

《延安山花》，诗集，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收路遥《老汉走着就想跑》等诗作）

《云岭山茶朵朵开——工农兵文艺作品选》，诗集，云南人民出版社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收昆明部队某部高洪波《号兵之歌》等诗作）

《云南各族颂歌一百首》，诗歌，云南人民出版社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金训华之歌》，诗集，仇学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

《书记的斗笠》，叙事诗集，浙江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淡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办公室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72年7月

《兵之歌》，诗歌，王石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年7月

《长岛之歌》，诗集，湖南省《工农兵文艺》编集组，湖南人民出版社，1972年7月

《天坠飞虹（南京长江大桥诗选）》，诗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72年7月

《铁马骑士》，长篇叙事诗，纪鹏，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

《放歌集》，诗集，贺敬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8月再版

《推土机手》，诗歌，李小雨，《解放军文艺》1972年9月号

《螺号》，诗集，张永枚，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9月再版

《红日照海河》，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

《煤海放歌》，诗歌，孙友田，江苏人民出版社，1972年11月

《白洋淀渔歌》，诗歌集，李永鸿，河北人民出版社，1972年11月

《庐山颂》，诗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

《挑山担海跟党走》，诗歌，湖北人民出版社编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

《南粤新诗》，诗集，广东人民出编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2年

《延安颂》，诗集，延安地区革委会政工组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

《红花满山》，诗歌，李瑛，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月；1974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版

《海疆抒情》诗歌，李存葆，《山东文艺》1973年第1期

《红水河欢歌》，诗选，广西壮族自治区征文办公室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2月

《和大寨英雄握手》，诗歌，丁东，《北京文艺》1973年第1期（1973年3月）

《踏着雷锋的足迹前进》，诗歌，顾笑言，《吉林文艺》1973年3月号

《像雷锋那样生活》，诗歌集，柯原，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

《大雁高飞》，叙事诗集，张之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

《金色的瀑布》，诗歌集，云南省文化局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

《新兵之歌》，诗歌，王群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4月

《军垦新曲》，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4月

《塞上新歌》诗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73年4月（收解放军某部雷抒雁《沙漠练兵组诗》等诗作）

《甘山歌谣》，诗歌，甘肃人民出版社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73年4月

《阿萨》，叙事诗，马达，《辽宁文艺》1973年第4期

《运河赞歌》，诗集，王鸿，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

《映山红》，诗歌，刘章，河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

《我爱高原》，诗集，时永福，青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

《战地黄花——“五.七”战士诗歌选》，诗集，内蒙古革委会“五.七”干校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收杨匡汉《红旗底下写青春》等诗作）

《苗岭飞颂歌》，诗集，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

《大庆诗简》，诗歌，张天民，《吉林文艺》1973年5月

《太行炉火》，诗歌，李学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

《马背上的歌》，诗集，王磊，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

《剑门山的路》，诗歌，梁上泉，《解放军文艺》1973年6月号

《家》，诗歌，叶文福，《山东文艺》试刊第6期（1973年6月）

《海防线上的歌》，诗集，姜金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

《银翼闪闪》，诗集，宫玺，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

《军垦集》，诗歌集，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政治部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

《胡桃坡》，诗歌，王致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

《红色的道路》，诗集，宁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8月

《天安门礼赞》，朗诵诗集，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广东人民出版社编集部合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8月

《闽山朝霞红》，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73年8月

《指点河山重安家——给公社水利专业队》，诗歌，刘登翰、孙绍振，《光明日报》1973年8月12日

《银纸彩墨绘英雄》，诗歌，高占祥，《天津文艺》1973年第4期（1973年8月）

《战马奔驰》，诗集，黎汝清，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

《海疆抒情》，诗歌，李存葆，《山东文艺》1973年第1期（1973年10月）

《延安的颂歌》，诗歌，章明，《广东文艺》1973年第10期

《献给火的年代》，诗歌，李瑛，《解放军文艺》1973年11月号

《军训号角》，诗歌，雷抒雁，《解放军文艺》1973年12月号

细看历史：文革时期出版的诗歌 杨志和2014-8-13 / 9732014-8-21 16:30by bccvcvcvd.cn

篇2：细看历史：文革时期出版的诗歌

事实是，参与文革各种事情的并不是全体中国人，十亿人中也就百分之十几的人直接参与了其中，特别是参与武斗、打砸抢的仅仅是一小撮人而已。就大多数人来说仅是盲从或被胁从，做得仅是跟着喊喊口号，参加几次大会而已。对他们来说文革只是共产党建国以来搞的，无数次政治运动中最大的一次罢了。并没有某些人所宣称的那么深入人心，十亿人都那么昏蛋。大乱的时间也就那么一两年，军队一实行军管，各行各业基本上就恢复了正常运转。也并不象某些年青人所想的，十年中十亿人不种地、不生产，天天都在搞路线斗争。如果真是那样，中国早就散了摊，共产党也早就归了天。所以，尽管上边还斗得如火如荼，基层自1968年后，一年比一年生产抓得紧，管理一年比一年更严格。亲身经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这才是事实。

什么是真相？这就是真相。文革仅是毛泽东的文革，仅是共产党上层的文革。人民虽然被运动过，但因不是老百姓的文革，人民对它终究是敬而远之，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参与它，虽然他们可能举过胳膊，喊过口号，甚至可能斗过走资派。但绝大多数时候是被裹胁，是被蒙蔽，不等于他就心甘情愿去做这一切。所以，不要一提文革，就把十亿人民都扯进去，把十亿人都丑化成青面獠牙，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愚氓。其实，人民是聪慧的，文革时期除死心塌地当国家蛀虫狗腿子的亡命徒外，大部分人是你搞你的文革，我该干活干活，该恋爱恋爱，该生孩子生孩子，不管你说得怎么天花乱坠，我有一定之规就当普通民众，对文革只是敷衍。民众没有罪，如实地记录当时民众的喜怒哀乐的文学作品也不应有罪。尽管它们打着文革的深深烙印，幼稚可笑。但它们是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

文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能回避的一段历史，如何真实地记录它，是考验中国历史学家聪明才智的一场考试。既不丑化，又不粉饰，既真实，又全面。是人民对文革史的起码要求。当前，有股子邪风，若有人提到文革，就立既会有人攻击你要替文革翻案。若见有学者收集整理文革时期史料，就立即会被扣上红派的帽子，还有的人咬牙切齿地谩骂毛主席，对有歌

颂肯定毛主席功绩的文艺作品，立即就扣上吹捧谄媚的大帽子。这和当年的文革作法有什么两样？以文革的手法反文革，说明这些人骨子里就是文革时期造反派的还阳。打棒子、扣帽子，不应在现在又出现，因为它的专利人是四人帮。希望当代青年人不要染上这样恶习。你可以使劲骂毛泽东骂共产党，骂文革。但你也应当允许别人为毛泽东共产党，为文革客观公正的说些话。不同意可以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靠扣帽子打棒子雷人。我赞成这样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言的权利。扣帽子打棒子不是尊重别人的权利，是四人帮法西斯的伎俩，再次希望青年人不要步这些人的后尘。

尽管毛泽东建国后犯了一系列错误，但和黑暗的民国比，他给中国带来了一个较清廉的政府。文革期间，不管官民，贪污一万元就立即枪毙。他领导下的政府基本没有贪污犯，有了就毙，毫不留情。他用了十几年，把一个连煤油都生产不了的中国，建成了一个能生产汽车、飞机、原子弹、氢弹的东方大国。他敢和美帝斗，和苏联斗，和印度斗，而且逢斗必胜。这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比。毛的政策使我家近三十年陷入悲惨境地，直到今天尚无有正面交待。按理我是最不可能谄媚毛泽东的人。但个人的遭遇和国家比较，我不能不钦佩毛的某些品质，不能不由衷地赞颂他的伟大。这就是当时我创作这些所谓诗歌的动机。

说到文革时期的历史，有人给下定义是地狱的年代，黑暗的岁月，国家崩溃的边缘，我不知这是根据什么下的定义？对某一地区，某段时间，或某件事而言，他可能说的是事实，但如果全面看，从全国范围看，这些定义并不准确。最明了的事实，文革中，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抗美援越第二次打败了美国及其傀儡，帮越南彻底解放了全境；全国数年停产半停产，竟无一人下岗，无一人被拖欠工资。这是任何地狱年代，黑暗岁月能做到的吗？我一再强调文革时期也是共产党毛泽东绝对领导时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对的，但彻底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肯定是错的，因为文革十年中国的发展稳定是人民创造的，否定这个时期人民的创造成果肯定也是错误的，人民也是绝不会被允许的。靠道听途说作证据是最不道德的。靠少数统治者和他们豢养的文人编造的故事作证据也是最不道德的。

时至今天我没看到一部真实记载文革十年的历史。所出大部分有关文革历史的书籍电影，都是丑化、妖魔化文革时期人民，共产党、毛主席的。这是不实事求是的。文革中，共产党毛主席有错，但不是全错。例子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民众开始盲从，后来多消极对抗。我们写政治史文学史经济史就应该把这些历史真相写进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既不丑化也不美化，写出一部客观公正，真实可信，对得起

后代子孙的文革史来。这不是给文革翻案，不是为毛泽东共产党谄媚拍马屁，而是还原真实的历史，让后代子孙不再被左或右的各种骗子所迷惑，走一条真正让自己当家作主的路。

我不了解李树喜先生编辑出版《文革诗选》的背景，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它可以把一段历史场景真实再现，为人们的反思提供一些真实的依据。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可冠冕堂皇地在中国出版，难道我们还怕那些反映文革时期人们精神状态的所谓诗歌吗？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既然知道文革是错误的，是中国的一场文化浩劫，那就不要回避它，就要把它错误一一摆出来，让大家让后代子孙知道它为什么错，错在哪？我之所以为树喜先生提供这些幼稚可笑之作，就是让大家看看“毛泽东思想”是如何把一个青年人变成一个宗教式的毛泽东狂热的信徒的。这样的信徒才是文革悲剧的基础，毛的个人崇拜从哪里来，就是从这样无数信徒的崇拜中来。所以，文革是毛泽东的悲剧，更是中国青年的悲剧。我赞成天南地北之子的评论，哪个孩子没光过屁股，关键是敢不敢把这段光屁股的畸态放到大家面前。我现在将自己年青时曾经的崇毛崇党的愚忠盲从的屁股亮出来，就是请大家以我为鉴，今后不再愚忠盲从。我坚信只有亲身经过文革的人们，才有资格谈论文革的真相。

篇3：试析文革时期的“潜在诗歌”创作

一、苦难的歌者——七月诗人及九叶诗派

文革期间, 有一部分被流放的老一代诗人, 如七月诗人、九叶诗派大多数人被剥夺了写作权利, 然而正是这种苦难给他们创造了一个脱离主流话语的机会, 用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来诉说苦难, 这些诗人多采用一定的意象来传达自己的内心感受, 特殊意象的使用彰显出诗人们对苦难的沉思与现代智慧。

七月诗人牛汉在诗歌中借助不同的意象表达了陷于逆境生命的不屈抗争与正直率真的品格, 最为独特的生命体验及对苦难的书写鲜明地体现于70年代早期的《华南虎》中“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 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 /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这里诗人凭着其独特的想象, 在生命的冻结与囚禁的苦难意识中, 表现出对黑暗的抵抗及对苦难的体悟, 带有“唐吉珂德”式悲凄的基调, 与牛汉诗的形象相类似的还有曾卓笔下的“悬崖边的树”等形象, 七月派诗人们就这以这种被损害的类的形象象征着受难的一群诗人。穆旦是九叶诗派诗人, 他后期诗歌创作在保持四十年代诗艺的基础上, 更显诗的智性。《神的变形》运用“神”、“权利”、“魔”、“人”四个意象, 用来说明现代主体在权力运行中的分裂、变形, 展示出一个人类历史悲剧的寓言, 正如谢冕所言“穆旦的魅力在于不脱离尘世, 体验并开掘人生的一切苦厄, 但又将此推向永恒的思索。他不停留于短暂。”[3]穆旦的“潜在诗歌”写作, 以现代“哈姆雷特”式的智慧折射出时代的悲剧与生命所承受的苦难, 这也正是穆旦在几十年坎坷经历基础上得出的生命体验及思考,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散发出耀眼的智性之光。

二、生命的歌者——食指及白洋淀诗群

受难的老一代诗人的抗争方式主要面对的内心, 而年轻一代却开拓了一个全新的个人话语空间, 从主流话语中脱离出来抒发个人独到的感受, 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 成为新诗潮的滥觞。

食指的诗在当时被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广泛传抄, 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1968年创作的《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发轫之作, 尽管“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诗人依然固执地要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一方面表现出理想与激情被现实击碎后的迷惘、苦楚的真实情感, 另一方面却依旧固执地找寻一种肯定的力量与信心, 用执拗的童心在灰暗冰冷的境况里:“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以此鼓励着自己也温暖着别人, 在心中给未来留下明亮的空间及不灭的希望。

最值得注意是白洋淀诗派, 这群潜在写作的人群有个共同特点, 既脱离当时的“红色主流文化”, 又回到自己的体验思考中, 显示出人性与诗艺的觉醒。在多多的《三月与末日》中, 从意象到情绪都有着极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 “蒙受了牺牲的屈辱”, 束缚自己的“锚链”却也在“锈朽”, 然而, 在最后落笔时“春天”仍吹着“放肆的口哨”, 诗人依然是肯定了个体的觉醒, 即使长夜漫漫, 依旧能看温暖的曙光, 这也正是对不屈生命的坚信及对未来的希望, 白洋淀诗群正是“以现代性写作方式作为他们的思想与精神载体, 就不但使这种思想得到了适度的保护、合适的承载、达到了应有的深度, 而且在当代诗歌史以及思想和精神、文化的链条上写下了富有启示性、生命力与先锋意义的一页”[4]。

三、寂寞的歌者——黄翔及贵州诗人群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 在偏远的贵州高原, 一些年轻诗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诗论艺, 其中有黄翔、哑默、路茫) 等, 形成了“贵州诗人群”。黄翔作为最早诗艺探索者, 早在1962年已然吟唱出孤高不合群的声调, 发出了时代以外个人的声音《独唱》, “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从诗的基调来看, 情感是沉抑的, 从诗的内容表达来看, 诗人是孤独的, 即使寂寞, 依旧要唱出对荒谬时代的讽嘲, 真正体现出“中国的摩罗诗”[5]。与黄翔暴烈之美相对照的是哑默的纯情之美, 他们可谓是贵州诗人群中的审美两极, 早在1956年, 哑默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但是由于之后的反右和文革, 一直未能公开发表作品。这些贵州诗人, 在诗歌上独特的诗艺追求, 都是文革“潜在诗歌”不可忽略的一翼。

老诗人与青年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一道被湮没的辉煌, 因为“相对于当下的所谓的‘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 这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与视点, 而且也找回了作者与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6]。文革时期的潜在诗歌开启了新时期多元化诗歌潮流, 新时期的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作为诗歌的回归及人性的觉醒, 正是在潜在诗歌影响下发展的, 故此, 它的价值与意义极其深远。

摘要：文革时期的“潜在诗歌”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学现象, 与当时占主流的文学相比, 只能以手抄本或地下的方式进行流传, 但自新时期以来, 这些诗歌如重放的鲜花, 被重新挖掘并纳入到研究的范畴。

关键词：潜在诗歌,七月诗派,九叶诗派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主编.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2]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M].济南:朝华出版社, 1993.

[3]谢冕, 《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J], 《名作欣赏》, 1997年第3期。

[4]张清华.黑夜深处的火光: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主题[J].当代作家评论, 2000

[5]张嘉彦:《中国的摩罗诗人——黄翔》[J], 引自<黄翔——狂饮不醉的兽的兽形》, 天下华人出版社, 1998

篇4：文革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训

一、文革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文革时期,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指导, 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 基本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判断失误、把握失当、处理失策,最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和内容方法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 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野心,大肆宣扬 “唯心史观”,鼓吹 “突出政治”,意图 “踢开党委闹革命”,制造“现代迷信”和“个人崇拜”,大搞“革命大批判”和“假大空形式主义”等,严重歪曲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价值基础和组织基础,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迷失了正确方向,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虽然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却背离了应有的正确方向,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政治氛围,直接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混乱。

1. 主要矛盾判断失误,曲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中共八大曾明确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充分表明党在此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需求。 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作用又是为党的中心任务所服务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就应该是发动和教育全国人民,利用一切手段和技术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进步,为经济建设服务。 然而,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被彻底否定, 直接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被曲解, 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变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它要求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对待一切阶级敌人,充分利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和阵地,大力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阶级斗争的附庸,指导思想发生了严重偏离。

2. 基本矛盾把握失当,异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 ”[3]根据这一论断,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党的中心工作应该是集中一切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之间不协调的方面,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更加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建立起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和文化价值,从而维护自身统治,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阶级斗争变成了中心工作,一味过分强调对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进行革命,妄想不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能够建设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高楼大厦。 这直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丧失了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社会价值,异化成为了阶级斗争的附庸和工具,忽视了其价值主体的生命意义。 给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价值取向产生了消极影响,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相背离, 与实际生活相脱节,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两张皮”的现象,淡化了其 “生命线”的价值意义。

3. 两类矛盾处理失策,扭曲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 毛泽东曾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 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4]这一论断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间接界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正确的理论基础。 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违背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学说,将人民内部的矛盾上升为阶级、敌我矛盾,提出了所谓的“走资派”理论,在教育内容上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左倾思想代替国情教育、法制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颠倒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教育方法上,把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代替 “团结— 批评—团结”的方法,错误地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大民主”,使得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空前泛滥,严重玷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正面形象,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价值,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完全错乱。

(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文革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虽然遭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摧残,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破坏更大,曾一度使思想政治教育处于瘫痪状态。

1. 宣扬 “唯心史观”,篡改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使命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来教育和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然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却别有用心地篡改了相关理论基础,故意混淆物质与意识的概念,颠倒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极力推崇个人崇拜、导演现代迷信,倡导“顶峰” 论和“天才”论,宣扬“唯心史观”,从根本上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 首先,林彪、江青等人通过大肆渲染“顶峰”论,放大毛泽东的个人威信与地位作用,从而进一步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的一脉相承性, 以本本主义、 权威主义的理论价值观肢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其次,对毛泽东本人宣扬“天才论”。 我们知道思想来源于社会实践,但林彪、江青等人却否认思想来源于社会实践, 大肆宣传毛泽东的 “天才论”,一味地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理论基础,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处决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片面地将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完全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将毛泽东个人当作终极真理加以顶礼膜拜,认为只要充分迷信伟人,所有的思想问题都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矢口否认思想来源于社会实践。 总之,林彪、江青等人宣扬的“唯心史观” 从理论上篡改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基础, 毒害了大批革命志士和青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严重影响。

2. 鼓吹 “突出政治”,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基础。 恩格斯曾指出:“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 ”[5]这深刻地揭示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基础和理论指南。 在建国初期,我党就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要与各项经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其主要职责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引导经济业务工作的正确方向,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价值。 但林彪、江青等人却别有用心地篡改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价值基础,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突出政治”,严重歪曲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业务工作的关系,片面夸大政治的作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作用予以重新定义,鼓吹思想政治工作高于一切经济业务工作,最终造成生产停滞不前、损伤惨重,严重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基础。 林彪曾先后四次在大型公开会议上强调要 “突出政治”,片面夸大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反复强调政治工作是“精神原子弹”,政治工作搞好了, 其他工作便迎刃而解了。 “政治工作一通百通”、“政治工作大于一切”、“政治工作高于一切” 等言论严重冲击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经济业务工作的关系, 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凭空设想讲空话、脱离实际讲大话等不良倾向, 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财政收入等领域,致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思想政治教育不但没有成为经济建设的坚强保证、精神支柱,反而成为了搞乱经济、政治、 文化的罪魁祸首,极度消弱了自身的价值基础。

3. 意图 “踢开党委闹革命”,破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基础。 坚持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教育保证正确航向的组织保证。 但在文革期间,林彪、江青等人却乘机利用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和赞赏,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意图“踢开党委闹革命”,妄想取消党的领导,实行以帮代党,严重破坏了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致使思想政治教育中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被破坏殆尽,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功能被取消,无政府主义的红卫兵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一度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陷入瘫痪与半瘫痪状态。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取消党领导的同时,还实行“以派性取代党性”的组织策略,不断地分裂党和军队、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造成了党组织严重不纯、党内生活十分混乱。 为了达到安排自己人到关键岗位的目的,林彪等人以重新建党为理由,大搞“吐故纳新”, 不断地在各级党组织重要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巩固自身势力。 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等人同样地出于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目的,不断地在各级党组织培植自己的帮派势力,将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不良分子和帮派子弟突击发展入党,破格提干,用以对付和攻击组织中的老干部, 散布非主流宗派主义思想, 直接导致新老干部宗派矛盾急剧恶化,致使组织内部党员思想严重不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基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二、文革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训

文革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以惨重的代价唤醒了人们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健康发展的反思。 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 在反思文革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教训时,必须以史为鉴,化教训为动力,为开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做出积极贡献。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正确方向的基本前提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党制定大政方针的指导思想,同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应而生。 无数次的社会实践证明,当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得好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就会发展,生产力就会提高;反之,经济就会停滞不前,生产力就会受到阻碍。 因此,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 还必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目标与任务,从根本上、源头上、全局上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防止其误入歧途。 文革中思想政治教育所遭受的严重挫折从根本上来说是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忽略了政治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不搞经济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阶级斗争的附庸和工具,背离了正确的目标与方向,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全局性的失误。 江泽民曾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6]这充分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才能有力地回答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才能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加强对人们各种错误思潮的引导, 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

( 二) 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正确内容和方法的基本手段

理论只有被实践所运用,才能发挥它的价值与作用。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必须能够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主要矛盾,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体现其价值。 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因此,党的中心工作应该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是为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服务的,因此,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起利用一切阵地和手段教育和动员全国人民集中智慧和力量发展生产力,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而不应当把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作为自身的基本内容。 从矛盾的性质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既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又存在人民群众内部之间的相互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我们区分对待,不同的矛盾应采取不同的方法。 如果像林彪、 江青等人那样颠倒黑白, 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采取像对付阶级敌人那样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大批大斗”等,其最终结果必然会误伤到自己的同志,让自己的同志寒心,同时也会给混进党内的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为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服务时,要正确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必须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区分对待,对阶级敌人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而对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法,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正确性。

( 三) 协调好政治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的关系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正确价值取向的基本策略

江泽民曾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 ”[7]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正面引导与激励,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又必须深入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为经济和业务工作服务,充分体现自身价值,让人们感受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存在,从而获得相应的认可。 因此,经济越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价值就越高,但同时, 又必须看到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有限性,决不能像林彪、 江青等人那样把思想政治教育抬高到能够 “冲击一切”的地位。 从表象看,林彪、江青等人通过宣扬“唯心史观”、鼓吹“突出政治”、意图“踢开党委闹革命”等手段凸显思想政治工作高于一切工作的重要性,但从实质看,他们却使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相对立,导致思想政治工作与实践相脱节,变得虚伪化和庸俗化。 虚伪的思想政治教育将直接导致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动摇,进而对党的基本路线、服务宗旨、方针政策产生怀疑,对党的领导失去信任。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其“生命线”的作用,努力协调好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保证党对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绝对领导,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有序进行,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避免 “两张皮” 恶性局面的形成。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持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处理好社会的主要矛盾,协调好政治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的关系,它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价值,才能在时代变迁的宏大历程中不断演绎出其“生命线”的丰富内涵。

摘要：文革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错误理论的指导和反革命集团的操纵下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必须以史为鉴,坚持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协调好政治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科学客观地分析影响,实事求是地总结教训,从惨重的代价中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与价值,为开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提供历史借鉴。

篇5：细看历史：文革时期出版的诗歌

从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 出现了“大字报”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发展成一股狂潮。大字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 对“文革”的发动和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形成了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但是对于大字报的传播特点和媒介特征研究还相对甚少, 本文将以文革中的大字报为研究对象, 探讨其现实意义。

大字报在学术界没有严格的定义, 援引邱建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的定义, 广义上讲, 凡是用大字毛笔抄写在大纸张上张贴于墙壁之上的文字, 都可称为大字报;狭义上, 大字报是指用大字写成并公开张贴的、以发表政见和民意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文章及图画。 (1) 本文的研究侧重于狭义的大字报。群众把对党、对政府和对工作单位中存在的间题、缺点、意见或建议用大字毛笔抄写在大张纸上, 张贴于公共场所或交通要道的墙壁上, 公布于众, 便于群众监督以改进工作。 (2) 大字报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出现后, 毛泽东试图将其转化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式, 之后“大字报”与“大鸣”、“大放”、“大辩论”一起被称为“四大”, 成了所谓“大民主”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大字报在形式上用书写纸, 也有用旧报纸写的, 体裁上也门类齐全, 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 丰富多彩。张贴的地方, 从学校、机关、厂矿、街道的墙壁、门窗, 甚至人身上。时间上也是天天有新内容, 不断更新。 (3) 大字报要追根溯源, 可谓是历史悠久。从其形式上讲, 古代的揭帖与大字报颇为相似。揭帖, 就是张贴的启事。在近代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中也有出现, 起到了传播消息、组织运动、教育群众、鼓舞斗志等作用。而由于文革时期大字报本身具有匿名性、彰显性、无序性和攻击性的特征, 在以后为少数人所利用, 变成一种传播谣言、发布污蔑陷害等信息的工具。

二、大字报的传播特点与媒介特征

(一) 大字报的特殊传播模式

大字报作为文革时期一种大众化的媒介, 具有发表言论和传达意见的功能, 并有其特殊的传播模式。在这种模式里, 受众和传播者的界限是模糊的, 一切的传播渠道是简化的, 缺乏把关人的角色造成谁想揭发谁在任何地方可以贴大字报。虽然没有把关人, 在当时文革的强烈的舆论环境的压力下, 政治势力更容易乘虚而入。这种传播模式主要是适应当时下情上达、舆论监督和政治斗争需要的, 并且这种简便的形式更易于发动群众的参与, 讯息的传播也更为及时。任何识字的人都可以写、可以参与其中, 凡是公共场所都可以贴, 赞成和反对的态度极鲜明, 言论对抗的刺激符合受众亢奋的心理和整个火药味浓烈的社会氛围。罗汉平在其《墙上春秋》的书中写道:“大字报的主要功能, 一是揭露, 二是批判, 前者可以无中生有, 断章取义, 后者可以随意上纲上线, 乱扣帽子。” (4) 大字报在文革时期所起的这种作用与其特殊的传播模式是分不开的。

编码解码

(二) 大字报的工具性作用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了媒介即是讯息的理论, 媒介即是讯息包含着这样一层含义:一种媒介的产生会在社会中产生新的行为标准和方式, 媒介创造了新的环境而环境又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从这个理解角度来说, 媒介不仅是一个工具或者说是载体, 而且表明媒介本身就是一种内容, 具有影响的是媒介的自身。虽然媒介形式产生新的标准和行为方式是武断的, 但是从大字报的传播可以看出, 这种媒介的工具性的确是影响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因为文革时期群众把大字报当成是一种政治的武器。其次, 大字报的信息一般都在一个社区内传达, 比传统媒介更为直接, 加上大字报口语化的语言、个人对媒介的易得性等特点都形成强势的舆论压力, 造就了媒体的工具性。在这种缺乏群体的控制下, 媒介更容易被一般的人所使用, 也更容易被一些人利用来达到个人的目的。

(三) 大字报:媒介权力的异化

媒介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 其使命在于客观真实的报道。从形式上看似乎没有权力可言, 实际上在其传播的背后, 隐含着一种无形的、对个人或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力量。媒介不仅是传播的工具和手段, 也是特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载体。它借助于话语形式逐渐成为社会权力结构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以及社会范畴的限制, 形成社会控制的权力关系, 也被称为“第四权力”。 (5) 媒介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当它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人民利益一致, 就会有利于社会发展;反之, 则可能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

大字报中无产阶级的指向是它的一切“敌人”:地主、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内奸、工贼等, 名目繁多, 眼花缭乱。这里暗含了群体的一种斗争策略———贴标签。贴标签符合群体的思维模式:简单化、明确化、片面化。这项工作也是由大字报来完成的, 同时这些思想也渗透在大字报的字里行间。纵观大字报的演进过程, 虽然在内容指向上有所不同, 因时因人而变, 但是思维模式几乎是一致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属于一个群体, 同时这种情形的催生是媒介权力异化的结果。媒介要行使权力就必须传播真实有效的信息, 而当时社会存在着偏颇的价值取向, 大字报在其中一味地奉承当时社会不健康风气, 造成了媒介权力的扭曲。以至于后来大字报成了不是用来表达人们意愿的媒介而是把当时的情况搞得更加复杂化、极端化。再者, 大字报超越了原来社会监督的职能范围, 把触角伸向了人们的个人生活中。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 私人生活被挤兑干净, 并极度削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生活在极度的精神紧张当中, 形成一种“媒介审判”。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大字报的恶性发展, 而大字报的异化发展, 又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局面。

(四) 大字报的载体:语言暴力和符号暴力

语言暴力现象是最具代表和反映文革语言及其特点的, “砸个稀巴烂”、“剥削阶级思想全铲光”、“横扫”、“毒蛇的巢穴”、“十恶不赦”、“打断你们的脊骨”、“众叛亲离” (6) 这样的攻击性、谩骂式、威胁式的字眼在当时的大字报上随处可见。文革期间暴力性言辞的使用目的往往并不在于准确恰当地描述或评价, 而主要是表达一种蔑视或极端仇视、厌恶的态度和情绪。在暴力语言向行为转化过程中, 大字报吸引大量群体参与, 群体暗示和感染广泛蔓延, 瓦解了道德约束力。大字报的彰显性、匿名性、冲击性等特性更加强化了这种语言暴力的作用。当这种语言暴力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致性的规范时, 就会演化成符号暴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字报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先是以语录开篇, 接着写一通大好形势, 然后笔锋一转, 抓住被征讨者的只言片语, 或断章取义, 或无中生有, 或牵强附会, 再加上“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 任意口诛笔伐 (7) 。这种模式化的大字报在当时形成了一定的书写规范, 这种规范性的主导带有一种符号的主导, 它通过大字报上的带有主观色彩的暴力语言再现出来。因此对当时人们的话语权和思想造成了侵害。

三、网络帖子与大字报的相同传播机制

历史散去, 大字报成了古董, 不为人探究。而现今网络帖子在一定程度上又继承了大字报的某些特质,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大字报的电子版。作为一种传播模式, 大字报的许多变体仍旧继续着, 但是其运作模式和深层动因并没有完全消失或者改变。

大字报是最原始的媒介形式, 互联网是最现代的媒介形式, 网络媒体通过帖子这种形式, 使之演化成全民关注的公众事件。二者的根本特征相同。作为非主流的民间媒体, 某种程度上讲都没有“守门人”, 是思想的开放园地, 不论阶层都有同等的发表权利, 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话语权。但因此网络暴力语言也得以盛行。网络帖子有简略性、创新性、形象性、欠范性等基本特点, 在表现形式有字母化、拼音化、数字化、符号化、谐音化、个性化等趋势, 网络语言暴力的特征也正是建立在网络帖子的基本特征之上, 和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有异曲同工之处。

现代社会中人们承受各方面的压力无法释放, 而作为网民群落主体的年轻人具有自主、张扬个性、反叛等特点, 常常以发帖的形式来达到放松和体验快意, 这也是网民采用反叛的语言、观念的立意的一种社会互动行为。网络帖子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都产生在高压社会背景下, 在公共空间中, 情绪化的帖子往往比理性分析的言论更易引起追捧, 网民们受含有暴力语言帖子刺激之后盲目跟帖更加剧了事件的演变。加之网民群居生态特点更易形成一个情绪化的非理性言论氛围和法不责众的心态, 这些和“大字报”类似, 都助长了发帖的情绪暴力倾向。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大众需要主流媒体替他们筛选信息, 而大字报和互联网的受众都限于小众范围, 还是无法替代主流媒体, 只能成为一种主流媒体的补充。在信息甚为庞杂的现今, 受众有了一定的理性思维来思考网络上的信息, 但是群体理性还是缺乏的。对网络语言暴力现象我们首先宜以理性、宽容的态度看待。一方面, 要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现象, 从根本上抑制怨恨心理的发生, 提高民众的生活幸福指数。另一方面, 积极构建健康完善的公共生活机制, 促进网络道德的生成, 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

四、结语

作为文革时期的媒介, 大字报有着其独特的媒介特点和特殊的传播模式, 本文从大字报的传播模式、媒介工具性、媒体异化、符号暴力、媒体理性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大字报这种特殊的媒介在当时舆论环境下所起的作用, 以及探讨了与网络帖子的相似处, 因此探究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对于现在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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