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监督毕业论文

论法律监督毕业论文（通用6篇）

篇1：论法律监督毕业论文

加强法律监督，保证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以《统计法》为例证

法律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必须遵守的统一行为规范，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法律约束和制约；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离不开监督，失却了监督的法律法规那就真正起不到制约作用，同时失去了法律所支持追求的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意义。法律法规只有在有效的监督下才能使法律法规支持正义，打击邪恶，真正起到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现实意义。因此，只有确实切实加强法律监督，保证人们在合法、平等的前提下参与社会活动，在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能够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现实社会中，各种法律关系组成了有序的法律体系，各种法律只有正确发挥其真正制约的作用，也才能真正规范的作用，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鉴于各类法律种类繁多，现就统计法的实施情况，来阐述加强法律监督，保证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的重要意义。

一、统计法在当前现实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统计法是调整统计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它规定了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规定了有关统计工作的组织、统计资料的使用与发布，同时也规定有关违反有统计法律法规的要承担应的行政责任，为使统计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预警器和晴雨表的作用而保驾护航。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法作用越来越重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统计工作面临新形势，统计工作所处环境和调查对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级领导机关、社会各界和国际社

据时，例如:季度性的经济增长指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行景气指数等重要资料后，经常性也会引起普通人的关注和评头论足，随着各级政府工作透明度的提高，新闻媒体也会经常性刊登一些有关数据方面的评论，甚至电台、电视台也会经常出现有关统计面对一些普通人的情况，这些都表明了统计工作、统计调查越来越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关注。

（四）、统计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监督功能越来越强

统计法的第一章总则第二条规定了统计对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为了有效地、科学地组织统计工作，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必须实行统计监督。鉴于统计工作的特殊性，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可以从统计分析的角度发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些矛盾和问题，可以提前预警，真正起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警示器”的作用，同时也可依法向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相关的处罚或处分。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日益多元化、利益多元化，这种监督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二、统计法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统计法自八三年颁布以来，经过二十五的实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现象日益呈现多样性、复杂性、利益性，给统计法的正确实施，带来更大和更新的挑战，从目前统计法的实施情况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法的实施还存在一定的难度。第一、统计依附于当地政府，造成了管理体制的不顺。目前，事中、事后监督相互脱节，直接影响了依法治理统计的质量，客观上讲，政府部门之间不协调，制度不健全，数出多门。主观来说，统计队伍素质不高，缺乏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能力和水平，执法检查的针对性不够突出。难以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分析，以采取得力的措施，促进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达到执法检查的目的。

第三、统计执法过程不够深入、充分。统计检查，检查的企业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原始台帐，执法过程中，往往是只看报表而忽视对其他原始资料的检查和核实，这也容易给备查对象以造假的机会，这样，执法检查只能停留在表层，发现的问题肤浅，提出的意见建议抓不住要点，不易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

（三）、统计对经济和社会的监督职能有待提高。统计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服务，这是常听到的一句话，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唯此为目标。但很难听到统计为社会的监督服务职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们在项目投资、商品交易等经济往来活动中更趋理性，对统计信息的需要越来越多，统计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社会服务作为道德标准和法律规范被写进法律，已成为对统计机关和干部的最基本要求。因此，可以说统计服务既是一种法律责任，又是一种信用，是更高级的统计管理与服务的形态。统计机关没有理由只对统计对象索取，只为领导服务，而不为社会服务，现代市场正从“以商品为中心”转变为“以服务为中心”的时代，寓执法和管理于服务之中，是统计机关必须确立的现代统计理念，必须加强统计的监督管理。

三、加强统计法实施情况监督的措施

（一）、加快统计体制的改革

第一、加快统计方法制度改革，制度的制定符合实际，统计指标解释要明，界限要清，透明度要高。建立一套实用、明确、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和《山东省统计管理条例》等统计法律法规、专业统计知识、报表制度等进行以会代训，以提高广大统计工作者的综合统计素质。

（三）、加大统计执法工作力度，切实提高统计执法工作水平

第一，统计执法人员要认真学习统计法和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努力提高执法水平。统计执法检查人员除了学好统计法律法规外，还要学好《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一系列行政法律法规。特别是《行政处罚法》对于行政处罚的设定、行政处罚的主体、行政处罚的原则、行政处罚的程序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增加了告知程序、听证程序等新的内容，对行政执法要求更加严格，不但做到实体上证据确凿，而且程序上要合法。

第二，统计执法人员要加强统计专业业务知识学习。统计法体系中包含着大量关于统计工作的技术性规范：调查制度、统计指标、统计标准，这些规范由有关机关以办法、规定等形式发布实施，是统计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高素质的统计检查员除了具备法律知识以外，还要具备必要的统计专业知识，会多种统计业务。

第三，要坚持以保障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的正确实施为己任，切实加强法律监督，努力把依法治统工作推上新水平。加强对加快推进统计法制进程，指导督促各级统计部门认真抓好“四五”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特别要深入开展以领导干部和企业事业为重点对象的全民法制宣传教育，促进全民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努力为推进统计法制创造良好的氛围。

（四）、加快国家、社会对统计法监督体系的完善

篇2：论法律监督毕业论文

法律 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法律责任的设置和实现是确保法律法规得以执行的重要保障。监督法颁布实施后，人大监督工作进入了“监督法时代”。各级人大常委会逐步适应在监督法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开展监督，各项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同时，由于监督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律责任的内容，对于违反监督法规定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尚无明确结论。而有的省在出台实施办法和监督条例时创造性地设置了“法律责任”一章，有些省在修订监督条例过程中保留了“法律责任”一章。并且实践中，存在一些违反监督法相关规定的事例，如不少地方反映听取专项工作报告“20天、10天、7天”的时限要求，难以得到保证。如何有效应对法律和实践中面临的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研究予以回答和指导。本文尝试从分析法学的视角，对人大监督法律责任问题做简单探讨。

一、违反监督法是否需承担法律责任

法 理学 一般认为，法是“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1]。法的国家强制性是法的必要特征，同时也是法区别于道德、纪律等社会规范的重要标志。从法律规范构成考察，一般都认为法律规范在逻辑结构上必然包含三个因素，假定、处理、制裁。假定是指规则在什么情况下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制裁则是对违反这一规则的国家强制性措施。虽然法律规范的表现形态，即每一项国家的指令却不一定包含这三个因素，如一个法律条文虽并不能表述一个逻辑上完整的法律规范，甚至于整部宪法的法条都缺失制裁的部分，但通过对多个相关联规范、法条或相关部门法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律规范三个因素结构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2]。同时，从法的实施考察，只有对合法行为进行保护，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治和 教育，让违法者承担不利或否定性后果，法律规范的要求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遵守，法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包括宪法和任何部门法，都必然包括有确保其得以实施的国家强制力，违法行为都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监督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部事关国家权力架构和运行的重要法律。监督法虽然涉及 政治 制度和国家体制，政治性很强，但作为一部法律，其必然也具有法所必需的特征要素和国家强制力。正如宪法第五条第四款所指出的“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违反监督法同样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这不仅有利于依法规范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行为，推进监督法的贯彻实施，而且对于增强人大监督的刚性和实效，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确保“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的宪政架构依法有序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至于监督法没有直接规定“法律责任”的内容，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监督法排斥甚至否认法律责任。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监督法条文中实际隐含了法律责任的内容。监督法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像质询、撤职既是一种人大监督的方式，同时又因为可能导致否定性的评价和不利后果，所以也可以是有关部门违反监督法有关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有关部门违反监督法规定、拒绝接受监督，常委会则可直接采取撤职的方式进行制裁。而像特定问题调查既是一种监督方式，又可以是在追究有关部门监督法律责任的程序机制，通过特定问题调查，查清有关部门违反监督法情况后，再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二是相关法律规定了人大监督法律责任。监督法是全面调整人大常委会监督职权的法律，但监督法并不完全是创新，许多只是重申、细化有关法律规定。监督法第二条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程序，适用本法；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的规定。因此监督法的“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完整性，还必须与其他法律法规结合起来考察。其他有关人大监督的法律规范，其中也有涉及人大监督法律责任的内容。如立法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如果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认为有关法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修改的，可以提请常委会会议决定予以撤销。三是监督法立法思路导致了法律责任设置的现状。监督法一个重要立法原则就是，“实践经验比较成熟的，加以深化、细化，作出具体规定；实践经验尚不成熟，又需要作出规定的，作出原则规定，为进一步改革留下空间；缺乏实践经验，各方面的意见又不一致的，暂不作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作补充完善”[3]。监督法出台前，人大监督缺乏法律法规的有效规范，鲜有涉及违反法律规定的事项，更谈不上监督法律责任的问题。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监督法没有对法律责任作全面规定完全可以理解。当然，随着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在今后修订监督法过程中，明确法律责任将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二、违反监督法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必须先明确法律责任的内涵和外延。关于法律责任，法学界一般采取“后果说”，即认为“法律责任是指一切违法者，因其违法行为，必须对国家和其他受到危害者承担相应的后果”[4]。在法律责任的外延界定上，一般以法律部门作为划分标准，分为实体法责任（违宪、行政、民事、刑事、国家赔偿责任等）和程序法责任（选举、立法、行政、救济程序责任等）[5]。根据这一界定和分类方法，笔者认为违反监督法应承担实体上的宪法责任和程序法责任。

（一）实体法法律责任。我国宪法对我国的国家权力架构作出宏观上的界定，规定“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监督法就是对宪法有关人大监督规定的落实和细化，对“一府两院”应如何接受人大常委会监督，人大常委会应如何监督“一府两院”，作了明确规定。违反监督法有关实体内容的规定，如人大常委会不作为、不依法履行监督职权或“一府两院”拒绝接受监督、懈怠或阻挠人大监督等等，实际上就是违反了宪法有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的规定。这不仅不能践行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委托和授权，而且还必将破坏人大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宪政秩序，造成国家权力行使的混乱和权力失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行使这些公共权力的机关或个人超越宪法厘定的权力疆界，就将承担宪法上的不利后果即宪法责任。”[6]

宪法责任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根据绝大多数国家宪法典和宪法惯例，主要包括有“被弹劾、被罢免、引咎辞职、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和被宣布无效或被拒绝适用、社会组织的被取缔或被中止资格”[7]。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及监督法相关法律规定，结合人大制度实际，在我国违反监督法承担的宪法责任形式，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被罢免。地方组织法第十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政府组成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二是被撤职。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第十二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常委会在人代会闭会期间，可以撤销个别政府负责人副职及由常委会任命的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司法人员（除本级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外）。三是受质询。质询是就有关问题进行质问和询问。监督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一定名额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法院、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不仅带有程序的性质，而且还带有负面的评价，可能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宪法责任形式。四是规范性文件被撤销。地方组织法第八条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撤销常委会或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改变、撤销权限，作了详细规定。监督法第三十条规定，常委会可以撤销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和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五是报告不被批准。预算法规定，有关预算草案、预算调整和决算应当报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在接受预算审查监督时，存在实体违法行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不批准有关报告。六是引咎辞职。对此法律没有作出规定，但根据中央已批准实施的有关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的相关规定，及当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已逐步增多的引咎辞职案例，在今后引咎辞职将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宪法惯例。

（二）程序法法律责任。监督法既是实体法，更是程序法。监督法不仅规定了七种监督手段，而且还对于人大常委会如何开展监督、“一府两院”如何接受人大监督都作了规范化、程序化的规定。监督权力只有在程序中才能得到有效行使，如果不建立一套有效的程序保障机制，监督权力则很有可能会落空。因此，对于违反人大监督程序规定的，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程序性法律责任，以确保人大监督权力落到实处。

在我国的法学领域存在根深蒂固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与此相对应，在我国当前相关程序法规定中，一般只是明确了程序规则，而没有建立法律上的否定评价机制。如果说监督实体法律责任，还有据可循的话，那么监督程序法律责任则根本是无法可依。为此，对于监督程序法律责任，只能从程序性制裁的法学理论和推进监督法贯彻实施的实践目的出发，来准确理解和把握。

有学者指出：“程序性法律责任表现在违反程序的行为及其结果，在程序上不予认可，或确认其无效，或予以撤销，或予以否定，或责令重做，或补充修正程序，或终止程序”[8]。这些程序性的制裁方式，对于违反监督法程序性规定的行为，应该说基本适用。例如，常委会的监督计划，没有按规定由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通过的，可由有关有权主体，在程序上不予认可，或确认无效，或责令重新按照程序通过；又如“一府两院”没有将专项工作报告在规定的常委会会议召开20天，送交人大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征求意见的，可以责令其补充修正程序，尽快提交有关报告征求意见等等。总的看，就是要通过一定方式，使违反程序的行为得到制裁，使违法行为主体承担不利的程序后果，确保监督工作顺利有序开展。

三、如何追究人大监督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必然性，是实现法律责任功能价值最大化的基本要求。要威慑和制裁违法行为，推动监督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就必须建立起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对此，主要是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大监督法律责任的主体。包括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和追究法律责任的主体。可以说，作为监督方的人大常委会及负责组织实施的有关专（工）委、执法检查组、特定问题调查组等和作为被监督方的“一府两院”当然地成为违法主体。常委会组成人员、“一府两院”相关负责人员，也可以成为监督违法特别是程序违法的主体。其中考虑到人大常委会是依法集体行使职权，集体有权、个人无权，并且常委会组成人员享受有言论免责权的保护，因此他们承担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责任，而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责任——“代表责任”，就是不能按照选民和选举单位的要求来依法履责的责任[9]。至于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具体工作人员，可能会实施违法行为，但由于不是监督法律关系的主体，相关法律责任只能由其组织或负责人代为承担，他们能承担的仅是公务员法意义上的内部行政责任。例如预算法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五条，对政府违反有关预算法规定，要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或进行行政处分。

篇3：论法律监督与刑事公诉的关系

关键词：法律监督,刑事公诉

在检察学研究中, 法律监督与刑事公诉是两个出现频率较高、又常常焦不离孟的名词。在内涵和外延上, 两者有时重合有时迥异;在两者关系、地位方面, 研究者或认为刑事公诉是法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或另辟蹊径诠释定位。笔者认为, 正确认识两者关系, 不能脱离检察权的权力属性, 不能脱离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角色和职责。惟有如此, 才可使刑事公诉活动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目标, 使检察机关圆满履行其宪法职责。基于这样的前提, 笔者从如下方面对两者关系进行解读。

一、法律监督与刑事公诉的概念解读

根据宪法对检察机关地位的规定, 以及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对象、范围、手段和特点, 可以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1]作出如下定义:法律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授权, 按照法定程序, 采用诉讼手段和其他监督手段, 对执法、司法和守法活动实施检察以及督促纠正违法的专门性国家活动[2]。

作为检察机关主要的业务活动之一, 刑事公诉是指代表国家的专门机关依法指控被告人犯有罪行, 请求法院开庭审判, 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3]。

我国刑事诉讼法所架构的刑事诉讼过程中, 刑事公诉活动具体体现为审查和起诉两个环节, 在其中公诉人不仅要承担公诉职能, 指控犯罪, 同时也肩负法律监督的重任, 在时空范围和职责内容等方面形成了刑事公诉行为和法律监督行为的重合。

二、法律监督与刑事公诉的权力来源

(一) 法律监督权的法律依据

《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等条文则分别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具体监督职责。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立案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 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认为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此即赋予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同样,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赋予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 第一百六十九条赋予其审判监督权, 第二百二十四条赋予其刑罚执行监督权。

(二) 刑事公诉权的法律依据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 (四) 项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 支持公诉的职责。第十一条规定:侦查终结, 人民检察院认为必须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时, 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要求起诉的案件, 应当进行审查, 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 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实、充分, 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 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嫌疑人符合法定情形, 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上述法律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权力和职责, 同时赋予其决定不起诉的权力。

从权力来源来看, 法律监督权与刑事公诉权有着相近甚至相同的法律渊源;基于上述规定, 两者运行特点与实现模式也是密切相关、很难完全区分的。

三、法律监督和刑事公诉的权力属性和实现模式分析

(一) 检察权范畴内检察司法权能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

一些研究者认为, 将检察机关所有具体职能都赋予法律监督属性、使法律监督权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的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个“大口袋”囊括了公诉权、抗诉权、批捕权、职务犯罪侦查权等具体检察司法权能, 以致漏洞百出, 常常招致“为什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独独称为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之类的质疑[4]。

笔者认为, 上述研究者的观点不无道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与地位, 并不能推导出检察机关一切执法活动都是法律监督活动的结论,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与其具体司法权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原理赋予其行使的。公诉权、批捕权、职务犯罪侦查权, 究其实质是以诉权为中心的具体司法职能, 是检察机关固有的、传统的权限, 是国家追诉主义的体现, 并非由法律监督权衍生而来;法律监督权的产生, 则是根据列宁对检察机关权能的定位, 为对社会主义法律的执行状况进行专门监督, 后天地将这项权力赋予行使传统司法权限的检察机关。在检察实务工作中, 在履行具体检察司法权能的同时, 往往动用法律监督的意识和思维, 但这不等于两者是相互包容甚至是同一的。从属性上, 法律监督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等具体权能分属不同层面, 前者是从司法监察的角度审视司法活动的全过程, 从广义而言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公诉权等权力行使都应涵盖其中;后者则是基于国家追诉主义的控方立场所固有的传统司法职能体现。

(二) 刑事公诉活动是法律监督的重要途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刑事公诉阶段集中体现了检察机关诉权的具体权能与法律监督权的双重性。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的诉讼地位, 另一方面还规定了严格的诉讼程序和检察机关具体诉讼权能以及各项法律监督具体权限。这意味着, 在检察机关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过程中, 同时应注意对侦查活动 (特别是立案程序) 、审判活动、刑罚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发现和依法纠正其中的违法行为。对个案的审查起诉, 为法律监督提供了可靠的的途径, 脱离了刑事公诉活动, 就不可能全面、深入地进行法律监督。

(三) 从刑事一审的抗诉程序看刑事公诉与法律监督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进行监督, 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应当依法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了应当提出抗诉的一审判决、裁定, 除第 (六) 项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外, 其余五项都是检察机关与法院在对法律、事实、证据的认识上产生分歧从而提出抗诉的情形。对一审判决、裁定的抗诉是基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事实与证据为基础的, 主要体现了刑事公诉权的主张与延伸, 法律监督的意味相对较弱。

(四) 从刑事二审程序看检察机关公诉职能与法律监督权的双重性

按照传统的诉讼职能来理解, 当一审判决或者裁定未能实现诉权的目标, 检察机关作为控方, 顺理成章地在二审程序中享有继续维护自己指控观点的权力, 这应视为是诉权的合理延伸。而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设计却改变了二审检察机关的诉讼角色, 具体体现:一审庭审的公诉人无权参加二审庭审, 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人员不再称为公诉人, 而是叫做检察员。检察员不再代表一审控方, 而是有权独立审查案件并发表意见与观点, 事实上使一审控方失去了维护自己指控观点的机会。如果是一审控方提起抗诉的情况, 还存在被二审 (即上级) 检察机关向二审法院直接撤回起诉的风险。这种设计表明, 无论是被告人上诉还是一审检察机关抗诉启动二审程序, 二审检察机关都不是一审指控观点的当然维护者, 而是参考控辩双方和一审判决观点所作的独立判断, 这其实不是对诉权的一体维护和延伸, 而是法律监督权的司法监察性体现。二审程序中检察机关的作用主要是基于法律监督权的需要设计的。

(五) 从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看法律监督权的权力属性

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既判力的尊重与维护来看, 已生效判决的权威性是不容挑战的。而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设计, 乍看似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零七条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 认为确有错误的, 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而仔细分析, “二审抗”与“审监抗”的条件是不同的, 前者基于检察机关与法院对于法律、事实、证据的意见分歧就可以提出, 后者则要求存在足以影响公正判决的明显违法行为, 或者法律或证据判断的明显错误才能启动。这种法律监督权已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司法权, 否则无法解释在审判权之外设置这种检察权对抗生效判决的意义何在。相反, 如果将这种法律监督权理解为沿用司法手段对已经结束的整个司法程序进行监察的过程, 就显然顺理成章并符合刑事诉讼的普遍规律。从我国审判人员法律知识背景和司法经验总体状况而言, 赋予检察机关从司法监察的角度对生效判决行使抗诉权, 对于建立司法权威和司法认同、维护司法公正, 也是极为必要的。

四、法律监督和刑事公诉统一于检察权的诠释

“检察”通常是指一种以公诉为中心的国家活动[5]。隶属于检察权传统职能范畴的公诉权、批捕权、职务犯罪侦查权等司法权能实质上都是国家追诉主义的体现, 是以诉权为中心的。将公诉权、批捕权、侦查权等权能都诠释为法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其实是弱化了法律监督权的地位, 泛化了其职权内容, 使其成为公诉权等权能的依附性权力。法律监督权则是另外赋予检察机关的一种司法监察权, 与刑事公诉具有不同的职权范围与价值标准。只有将法律监督与刑事公诉在权力属性上相分离, 才能使法律监督在合理空间内发展, 才能保证检察权的协调运行, 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1]法律监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指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作狭义理解.

[2]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88.

[3]姜伟, 钱舫等.公诉制度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1.

[4]张鹏飞.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其反思.法制与社会, 2008-2, (上) .

篇4：论我国国家法律监督的形式

督：就其对国家机关活动的合法性的监督而言.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对立法活动的监督

对立法活动的监督，是指对一切有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国家机关在制定、修改、补充或废止法律、法规、规章等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即立法监督。在我国，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对立法活动的监督主要包括：（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2）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3）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4）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5）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6）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二、对行政活动的监督

（1）对行政活动的监督，是指对国家各级行政机关适用法的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即行政监督。在我国，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行政活动的监督主要包括：

（2）国家权力机关对同级行政机关的活动的监督，主要有：（1）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2）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3）国家权力机关还通过对同级行政机关领导及其他组成人员的选举、任命、罢免、撤职等措施，进行人事监督；通过审查、批准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编制及执行情况，对政府进行计划和财政监督；通过听取专题报告、开展执法检查等方式，对政府重大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进行监督。

（4）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基于隶属关系，通过报告工作、执法检查、备案批准等方式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上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关系如下：（1）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2）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5）审计机关的监督。审计监督通过审查会计账目和有关经济资料的方式，对有关财政、财务的活动进行监督。

（6）监察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是监察部门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效能和清正廉洁两方面进行的监督。各级监察机关的职权如下：（1）监察部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主管全国的行政监察工作。（2）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察机关分别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上一级监察机关的领导下，主管本行政区的行政监察工作。

（7）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它通过行使检察权对行政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8）人民法院的监督。人民法院对行政活动的监督主要是通过行政诉讼进行的。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的某些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

三、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是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定职权对各级司法机关实施法律、法规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的检查、监察、督促活动。就其对象而言，主要是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两大系统进行的监督。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对同级司法机关的监督。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对产生它们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各自的权限通过人事任免、听取工作报告、执法监督、评议以及个案监督等方式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

（1）上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监督。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有：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2）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篇5：论法律监督毕业论文

保持监测网络，对全省水土流失动态进行监测、预报，省人民政府定期将监测、预报情况予以公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执法 试论民事执行程序的检察监督

俞其林

【摘要】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2008年4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此次修改中变动最大的要数审判监督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两大部分。但从修改的内容和民事执行中现存的问题来看，强制执行的修改依然无法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针对现存的“执行乱、执行难”问题。民诉法仍没有提供很好的对策。确立民事执行程序的检察监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制度建构进行论证，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目前我国民事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院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案件的数量一直呈现大幅增加的趋势，与此同时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执行难”、“执行乱”成了这一问题的形象化表述，不但严重困挠着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也不断引发公众舆论对类似问题的热烈讨论。判决生效却无法执行，如同打了“法律白条”，既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损害了司法公正以及司法的公信力。

“执行难”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因受社会、政治、经济、舆论等诸多方面的非法干预和影响，而使其实施执行措施不能或实施措施失去功效，致使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执行秩序遭受破坏的司法过程 [1]。“执行乱”是指执行法院或执行法官故意或过失地违背现行法律规定或执行依据，在执行过程中损害审判权威或侵犯当事人或案外人合法权益的“乱执行”情形，是纯粹因执行法院或执行法官的原因导致的执行问题{1}。

从近几年各地检察机关受理的民事申诉案件来看，不服人民法院民事执行裁定，或者反映人民法院民事执行违法问题的案件数量在不断增多。主要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执行机构消极不作为。怠于执行，严重超期执行;2.执行过程中违反程序、超范围执行，任意增加、变更执行措施或执行标的;3.查封、扣押财产程序不合法，随意评估、变卖、查封、扣押财产，超标的查封、扣押财产，超期处理被查封、扣押的财产;4.不认真核查被执行财产产权，错误执行案外人财产;5.不认真负责错误执行标的;6.为案外人利益不按规定对执行标的随意作出民事裁定;7.对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不审查、不答复，随意执行，或与案外人串通转移被执行财产;8.执行人员工作不负责任，方法简单、粗暴，甚至违规、违法，自损形象;9.执行人员滥用职权徇情枉法或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挪用被执行款物等等。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林林总总，但概言之主要在于相关法律针对人民法院执行方面的规定并不健全而规范，现行执行体制不适应执行活动的要求，外部监督缺位，内部监督不力，执法人员自身素质不高等几个方面。因此完善对人民法院执行活动的立法规制及加强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刻不容缓。

(二)民事执行监督的现状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广义上来看，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涉及到法律实施的方方面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79条和第187条分别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的错误判决、裁定有权提出抗诉。由此看出，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工作的职责是由法律赋予的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然而单从文义上来看，此项监督只是检察机关对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而提出的申诉进行审查，认为确有错误的予以抗诉。因而可以说，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对人民法院执行方面的监督作明确规定，这就导致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在实践中抑制了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权限。而且人民法院为了保证有效地开展执行工作，于1998年由最高法院专门制定了相关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执行监督”一章，对民事执行监督的程序、方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强化了系统内部对民事执行工作的监督。此外，还有《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对民事执行工作中的违纪行为也作出了相应的处分规定。但基于种种因素，对于民事检察监督这一缕来自外部的“阳光”，总以提高诉讼效益、最大程度地维护司法权威等等堂皇的理由相继出台多项司法解释予以排斥和拒绝。200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1995年8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己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因此，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查封财产裁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对于目前民事执行中的执行难、执行乱、执行多、执行急等突出问题，当事人多有抱怨，而被执行人规避法律抗拒执行常常使执行工作陷于尴尬局面，加上检察机关对法院执行活动缺乏外部监督与控制的权限，因而现在执行中存在的违法、违规，甚至执行法官职务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这一切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了怀疑，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威信，降低了执行功能的有效发挥。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比较研究

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我国整个法律体系在建国之初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的模式建立，尤其是检察制度更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些学者主张包括民事检察制度在内的整个中国检察制度已经落伍，不能与国际主流的法律体系接轨。然而从我国目前政治体制和司法实践看，现行的检察制度适合我国的国情，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而且，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不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督环节不仅涉及审判活动，也涉及执行活动。在执行监督活动中，检察机关拥有为监督需要所必备的实体处分权。综观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大陆法国家，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例大量存在，这对我国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

作为大陆法系的先驱，法国较早地确立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法国早期的执行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委托执行法官全面收集执行情报，在因行政机关或金融机构以遵守保密义务为理由不予以答复的情况下，基于执行法官应保持中立地位的法律原则，执行法官不能强制其答复，债权人在此情况下得转而求助于检察官，法国《司法院组织法》第L751—2条明确规定“在民事方面，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检察官可依职权行动。他监视法律、裁判和判决的执行。如果上述执行与公共秩序有关，他可以依职权从事执行工作。”为进一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法国对其原有的执行法律进行了修改，新的<民事执行程序改革法》更加强化了检察官的作用，明确了检察官对司法执达官的权威，赋予了共和国检察官有保障判决与其他执行根据得到执行的使命(第11条)，有命令其管辖区内的所有司法执达员给予协助的权力(第12条)，在持有具有执行力的执行根据的司法执达员进行各种尝试均无结果的情况下。共和国检察官可以收集有关债务人的情况的权力(第39条和第41条){2}。因此，法国立法当局将收集债务人情报规定为检察官的管辖事项，并由承担监督执行义务的检察官具体负责实施。有权向共和国检察官提出收集债务人情况的申请人是执行法官，但是执行法官在提出申请前应当独立进行收集情报活动，对没有努力进行收集情报活动的执行法官.检察官可以命令进行追加调查{3}。

我国的民事检察制度来源于前苏联，在前苏联时期，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执行民事判决的活动享有监督权。前苏联解体后，作为其继承者的俄罗斯联邦基本沿用了前苏联时期的民事检察制度。俄罗斯联邦1995年修订后的《检察机关法》明确规定，监督俄罗斯联邦领域上现行法令执行是俄罗斯检察机关的任务，而检察长参加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是保障检察机关履行这一使命的途径之一{4}。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在执行程序一编中规定，检察长对法院以下裁定可提出抗诉：法官中止执行程序、终结执行程序、将执行文件退回追索人问题所作的裁定(第366条);对执行判决费用的裁定(第367条);对债务人在共有财产中所占份额的裁定(第378条)：对认定拍卖无效的裁定(第405条第2款);对责成债务人实施一定行为的裁定(第406条)。检察长可以对法院执行判决提出抗诉的情形包括：根据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的规定：(1)对法院执行员执行判决或拒绝执行判决的行为可以提出抗诉;(2)对法院关于法院执行员行为问题做出的裁定可以提出单独上诉或抗诉：(3)对于法院做出的执行回转问题的裁定可以提出单独上诉或抗诉。(第428条和第431条)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可行性论证

(一)权力制约理论要求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何权力缺乏监督都会失控，任何权力失控都会膨胀并被滥用，民事强制执行权也不例外。为了保证执行权的依法行使和防止执行权的滥用，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规范对法官和法院独立的行使执行权予以保障和制约。对执行权的制约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将执行权与法院分离，专门成立执行机构，使得审判与执行分离，以保证司法公正;二是运用专门监督和一般监督来对执行权进行制约，即通过赋予专门机关法律监督权以及诉讼参与人和个人、社会团体的监督权，对执行权予以制约。对于前一种途径，在我国虽有论证，但现实可能性不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幅度的改革，目前我们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目前看来只有第二种途径可行。

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在法院系统内部是存在的，由本院领导和上级法院的监督。然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5}。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法律确定的权利对法院的所有诉讼行动实行一定的制约和监督，是宪法应有之意，而且“法律监督的实质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是一种权力——一种强大而独立的权力。”检察院的监督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法院内部监督体系中“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

(二)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

“如果司法是公正的，即使社会上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亦可通过司法的矫治来恢复公正：如若没有司法的公正，就绝对不可能有社会的公正，也绝对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7}公正是司法得以存在的灵魂所在，也是所有司法活动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这种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诉讼解决纠纷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即无论在程序上怎样设计，诉讼过程如何运作，诉讼都不能保证每一个案件都全面实现实体公正。而程序公正尽管实际上不能绝对保证每一个案件都实现实体公正，但因其可以保障绝大多数案件实现实体公正，即使偶尔导致了不公正的实际后果，也是可以谅解和接受的，因为参与诉讼的各方和裁判者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8}因此，司法程序从根本上保障了司法判断的正当性。实体公正并不能离开程序而当然得以实现，它必须依赖严格和公正的程序范围才能成为可能，即实体公正对程序具有一定的依附性，而程序则完全可以独立存在于实体公正之外，只是在实体处理时才会显现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程序的不公正或者不健全，是导致我国司法不公现象存在的原因之一。消除司法不公，完善法院民事裁判执行程序，建立健全法院自身的监督体系是当然的选择之一，而外部监督程序也是目前遏制和消除司法不公、维护司法公正的有力手段，民事检察监督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院自身之外的监督程序。笔者从民事检察监督实务的角度出发，认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价值取向在于通过检法两家的协调配合、求同存异、共同努力，追求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相对于法院系统的内部监督而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作为外部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无疑更具有正当性。

(三)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

我国的检察制度是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在前苏联，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拥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不仅在刑事诉讼中拥有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和执行监督权，而且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也有监督权。在现行的俄罗斯《宪法》和《检察院法》中，也规定了检察机关拥有民事审判和执行监督的权力。”{9}我国现行宪法第129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笔者认为，这里的“法律监督”，不仅应当包括《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监督规定，还应包括《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包括民事审判和民事执行在内所有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虽未在宪法中以具体条文的形式直接加以规定，但《民事诉讼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该制度是符合宪法应有之意。因此，民事检察监督职能是宪法赋予的，不是检察机关凭空捏造产生的。它是我国多年来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也是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有些学者指出，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仅规定了检察院对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并没有规定对执行活动的监督。一些学者以广义的审判活动包括执行活动来反驳，笔者认为，不管执行程序是否包含于审判程序，只要《民事诉讼法》对其没有做出明确的限制，根据宪法的精神就可以推断出检察院的这项职能。

(四)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的执行实践中，执行人员贪污执行款、索贿、受贿、办人情案、怠于执行、不按程序执行等等违法乱纪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一现象，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固然是一种途径，但是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才是问题的症结。正如上文所分析的，绝对的权利绝对的腐败，缺乏必要的权利制约必然导致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在我国的刑事领域，检察院的监督职能发挥得还是比较完整与充分的，有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机关对刑事判决执行的监督权，而且监督的范围是逐步地扩大，制度进一步趋向完善。无论是民事执行权，还是刑事执行权的行使，在执行权行使理论上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只是在行使的方式、方法、步骤、要求、措施等方面存在差异罢了。因而，检察机关对刑事执行活动监督工作的开展，对于民事执行监督制度的完善，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上以及观念上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实践探索

在目前没有法律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司法解释的限制下，部分省市人民检察院、法院仍就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如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行文的《关于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应用检察建议的意见(试行)》，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明确纳入了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范围并规范了四川省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案件实施监督的手段——检察建议。又如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7月15日联合执行一起拖延达四年之久的案件，检察机关监督执行现场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法律规定以外的行动{10}。再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联合行文的<关于规范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将“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违法采取对妨碍诉讼的强制措施、违法保全或者执行错误并造成损失的”列入提出检察建议的情形，扩大了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

作为基层人民检察院的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检察院在民事强制执行的检察监督上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在实务中我们发现，法院在执法中存在违法、违规、甚至执行法官职务犯罪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也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了怀疑，降低了司法部门的威信，也妨碍了执行的有效进行。例如2006年恒申贸易有限公司因货物买卖纠纷案的执行申诉至我院，其申请法院诉讼保全的一辆轿车被被申诉人串通案外人藏匿—而法院却对这种行为不采取任何措施，致使执行不能到位并准备终结执行，损害了申诉人的利益。检察院受理后立即与法院联系，法院也因此举办了执行异议听证会，我院承办检察官也参与旁听。根据听证会了解到的情况和词阅相关材料，此案的执行情况存在诸多问题，我院多次与执行局联系，阐述我院的观点，但法院却迟迟未作出听证裁定，也无任何执行行动。其后我院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并继续加大对此案的关注力度，终于于2007年促使执行局执行到位全部执行款。

其实，在全国各地类似案件发生过很多，各地各级检察院的大多做法是发出检察建议，促使法院纠正错误执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通过此种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法院的司法公正形象，化解了申诉人心中的疑问，使不断上访、申诉的现象得到有效的缓和，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对一些执行过程中违法乱纪现象起到了有效的威慑，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促进了司法公正。但这种做法毕竟是治标不治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执行中的诸多问题，建立强制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才是关键所在。

五、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制度构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依法对民事执行程序进行监督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也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是缓解“执行难”和遏制“执行乱”的有力制度设计。基于目前立法、司法等方面的因素，对民事执行进行检察监督的规范有效的制度和程序远未建立，尚不能真正发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功效，需要根据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的基本理论和民事执行的运行规律加以分析思考，逐步加以完善。

(一)民事执行中检察监督的原则

建立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制度目的在于促使检法两家的协调配合、求同存异、共同努力，追求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因此，并不是在执行程序的全部过程都需要检察院的介入，也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执行案件检察院都应该介入，检察监督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依法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包括民事实体法、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检察监督要建立在自身合法的基础上，做到在严格依法办事，确保监督程序严谨、有序、合法。然而这一条件目前还不具备，只有寄希望于相关法律的及时修订，以使得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可以早日有法可依。

2.同级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应由执行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实施，以适应部门的对等性，确保监督效率。

3.有限监督原则。为了不妨碍执行程序的高效运行。同时也为了节省司法资源，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应该是有限的，实施监督要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对一些案件标的额比较大的(比如十万元以上)才应该介入，对普通的，小额案件没有必要启动监督程序。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民法院民事裁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保证民事裁判全面及时地执行，因此，监督的范围应只要限于民事执行活动的合法性问题。一般理论认为，民事执行活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执行决定，即决定采取执行措施、决定执行程序的开始、停止和结束;三是执行裁定，即对民事执行活动出现的异议的进行裁决;三是执行实施，即具体执行措施的采取。根据检察监督的法律特性，检察机关应主要针对民事执行活动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4.主动与被动相结合原则。从检察权的性质来讲，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应该是主动，不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前提。但是考虑到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那些仅涉及私人利益的案件检察院并不宜主动介入。如果当事人觉得有必要，可以向检察院提出申诉，然后检察院才应该对执行进行监督。而对于那些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案件的执行，检察院应该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主动进行监督。

5.不干预人民法院正常民事执行活动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坚持这一原则，是正确发挥司法机关职能的基本条件，是平等、公正执法的需要。人民法院依职权对生效民事裁判实施执行活动，应不受外力的干扰，检察机关实施监督不应影响人民法院的正常执行活动。检察机关监督手段的运用，不是要干预法院的民事执行工作，而是按照法律监督的程序向法院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由法院自行纠正其不当或违法行为，以达到法律监督的目的。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目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是一种事后监督，且仅仅表现为对生效判决和裁定的抗诉，监督方式比较单一;对检察建议这一监督方式没有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就适用检察建议的几种情形作了规定，但适用的范围仍拘泥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监督范围，没有大的突破。由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尚处于探索阶段，现有法律、司法解释均对监督的方式没有规定，笔者按照民事执行权分为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的通说，针对不同情形，以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为蓝本，结合我国民事执行的司法实践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作一设想。

1.抗诉。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做出的终局性裁决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俄罗斯联邦执行程序法》赋予了双方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一定的诉讼权利。根据该法的第35条第2项的规定，执行程序中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执行程序，该代理人有权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参与所有与执行有关的活动或实施与执行有关的行为。对于代理人具体的代理权限，诸如再转委托、对司法人员的行为提出申诉以及接受执行到的财物和金钱等，当事人均应事先在委托书中予以载明{4}。根据此项规定可以看出，检察院有就执行问题提出抗诉的权利。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428条第(3)项明确规定，对法院关于执行员行为问题做出的裁定可以提出单独上诉或者抗诉。

对于在民事执行过程人民法院做出涉及实体权利方面的裁定，如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等问题，这些裁决权与审判程序中的裁判权性质应属一致，也有可能出现错误，而当事人或案外人的救济渠道受到严重限制，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可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民事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如果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定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况，依法当然可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2.纠正违法通知书。按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过程中做出的一些仅为程序性的非终局性裁定，如中止执行、查封、扣押、拍卖等具体执行措施裁定，这类裁定中出现执行不当或违法执行的现象最为普遍，也最为公众所垢病。笔者认为，由于此类裁定数量过于巨大。检察机关不可能逐一通过抗诉的形式予以纠正，因其涉及具体民事执行行为，以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监督更为便捷。在审查确有错误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就某个具体民事执行裁定向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这既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检察建议。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怠于执行、不按程序执行等等违法乱纪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会发生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现象。因此，对于申请执行人因此而提出的申诉，应纳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如确属执行员主观上故意拖延或有其他违法违纪现象，检察机关可就个案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人民法院执行法院或者执行员在法定期限内执行终结，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对于那些触犯刑法的严重情况则应直接立案侦察。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法建议

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执行程序继续作为单独的一编保留在《民事诉讼法中》，此时建议将《民事诉讼法》总则第14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从而在总则部分将检察机关民事监督的外延扩展为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全过程，同时相应地在“执行程序”一编中增加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规定，明确监督的范围、方式、条件和具体程序，使得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如果强制执行法得以单独立法，也应当充分考虑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将监督的范围、方式、条件和具体程序纳入立法设计的总体思路。

有必要着重提出的是，鉴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检察监督方式过于单一的状况，无论是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还是民事执行单独立法，都必须区别不同的情况增加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细化民事检察监督的程序，使得审级、调卷等目前困扰民事检察工作的问题一并解决。

篇6：论法律监督毕业论文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任志锋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推行的量刑建议则是发挥其诉讼监督职能的主要方式，对于规范法院量刑，提高量刑透明度，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将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对检察机关公诉人员的执法理念、程序意识、执法能力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文试以量刑建议权的概念、法律依据、现实意义为基点，以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中存在的问题的问题为切入点，对如何提高量刑建议在司法实践中的效力结合专家和学者的观点，谈点自己的看法，以期为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诉讼监督职能拓宽思路。

论文关键词 量刑建议权 检察机关 公诉权

一、量刑建议权的概念

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是国际司法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都存在检察官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事实。量刑建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或出庭支持公诉时，就被告人应当适用的具体刑罚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式等向法院提出意见的诉讼活动，因此量刑建议权是指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或出庭支持公诉时，结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认罪态度以及社会反映等就被告人应当适用的具体刑罚向法院提出具体意见的检察权，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属于司法请求权中的刑罚请求权。

二、量刑建议的现实价值

（一）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提高案件质量

收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后，应当对判决、裁定是否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以及量刑理由、依据进行审查，如果法院判决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出入较大，法院说明的理由不能成立，量刑确有错误时，符合抗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依此作为抗诉理由，有效地启动二审程序，提高了抗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办案质量。

（二）有利于强化量刑透明度，提高诉讼效率

由法官在控辩双方就量刑意见辩论后形成内心确信，作出量刑裁判，在判决书中对是否采纳各方意见的依据和理由进行说明和阐述，使被告人明了法院的量刑，减少滥用上诉、申诉权，也使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畸轻畸重行使抗诉权更具针对性，提高诉讼效益。

（三）有助提高司法机关执法水平，进一步落实三项重点工作

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实质上是在现行刑事审判程序中明确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环节，是我国重要的司法改革成果，通过规范的量刑程序，将对量刑事实的调查和对具体量刑的论证更加突出地置于诉讼程序中，这是公诉工作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人要牢固树立定罪与量刑并重、实体与程序公正相统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相统一的执法理念，进一步提升公诉队伍素质；通过严格的程序设置，同时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通过清晰明了的制度设计和落实，是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的重要举措，更有助于公众对法院判决的认可度，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三、量刑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权威的量刑建议制度规定和统一具体的实施细则

量刑建议权虽已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部分被学术界和实务界所认可，但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致使实践中遭遇制度障碍；同时因缺乏指导量刑建议运行的统一具体规则，造成适用中的混乱。其中在学术界、实务界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性质及适用。有学者认为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不是司法解释，仅是人民法院的内部指导性文件，仅对法院系统内部量刑有约束力，不对外产生约束力，故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不需要参照。但实践中检察机关大多囿于法院系统的规范性文件，依照法院系统的量刑指导意见确定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片面追求与法院量刑的一致性，使审判监督权不能充分发挥。若不参照执行，又面临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与法院审判有较大偏差时无应对措施的尴尬局面，庭审中更容易出现被动局面，长此下去，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会随之降低，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面临被架空的风险。

（二）量刑建议工作缺乏相关制度措施予以保障

法院是否采纳量刑建议没有保障，缺乏相关的判决说理制度。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不够充分，使得量刑建议的提出经常受到突袭证据的干扰。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量刑建议与抗诉之间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实践中，法院判决的宣告刑基本上都在法定刑的范围之内，并未超出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围，很难以判决“畸轻畸重”为理由进行抗诉。因为缺乏法定的说理制度，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不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不予说明论理；因缺乏量刑建议制度和抗诉制度的衔接机制，在量刑建议不被采纳，法院量刑虽符合法定量刑范围，但量刑确有较大偏差的案件不能得以及时纠正，故检察机关在何种情形下针对量刑行使抗诉权缺少法定的抗诉规格。

（三）量刑情节的检法认定标准不统一

从审查案件的角度看，检察机关更重视主观情节，法院更重视客观情节。如检察机关对与财产犯罪中的犯罪数额以行为时的数额为准，尽量要求行为人对犯罪总额负责，但法院重视退赃数额，可能根据犯罪人的辩解缩减犯罪数额，这也会导致检法量刑的差异；对关键量刑情节的掌控标准看，对于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检察机关把握相对严格，而法院掌握标准则过于宽泛，检法两家对关键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直接导致双方量刑的不统一。检察机关重视量刑建议和量刑平衡，而法院重定罪，轻量刑，有时可能遗漏某些量刑情节，出现量刑失衡；检法两家的量刑就出现差异。需要相关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认定的标准更加明晰、统一。

四、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统一干警思想认识，适应新形势下公诉工作的新要求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正确理解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转变陈旧观念，牢固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定罪与量刑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社会主义刑事执法理念，切实提高执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切实将量刑与定罪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深入调研，不断积累经验，借鉴江苏常州市检察院在量刑建议试点中形成的“回头看”机制。同时结合办案工作实际，归纳总结量刑建议的指导经验。通过召开对具体案件量刑建议的分析会，主诉检察官会议等不同方式，加强业务培训，确保公诉办案人员掌握科学量刑建议方法，不断提高执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刑事办案质量。并结合以往的判例，对多发性、常见性的案件分析总结，提高对类罪量刑情节、量刑幅度的整体把握，对特殊量刑情节的分析和研判。

（二）完善量刑建议法律的规范体系

综合学界和实务界的观点，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应积极商讨，达成共识，形成规范性意见，对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运行规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详细规定，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工作实施办法，围绕公诉案件量刑建议的试行范围，对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幅度及审批程序等具体问题规范、完善。为防止量刑建议权的滥用，还要建立、健全检察官量刑建议权行使的监督制度，防止量刑建议权的滥用。笔者赞同根据现行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议事制度以及近年来推行的主诉检察官制度，建立“分级决定”的量刑建议决定程序。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内部审批程序的设置：一是主诉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主诉检察官在授权范围内享有起诉权，故包含了对其办理案件的提出量刑建议这一内容。二是重大复杂案件，适用减轻、免除处罚的案件以及非主诉检察官办理的案件设置相对严格的审批程序；三是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以及建议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设置更加严格的审批机制。

（三）加强量刑监督机制的衔接

探索构建量刑监督工作机制，将量刑监督由个案监督转为个案监督和宏观监督相结合。针对个案监督而言，人民法院发文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时一般均应对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的采纳情况进行说明，并在判决书中予以记载。”，但如何有效实施，需要完善实践中的落实机制。有学者主张建立量刑建议采纳与否说明制度。法庭无论是否采纳，均应在判决书中阐明公诉人所提出的具体量刑建议，并阐述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如果量刑建议不应被采纳，可以明晓量刑建议错误所在，有利于总结经验，提高量刑建议水平。如果量刑建议应当采纳而不被采纳，法院判决结果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相差较大，且法院未说明理由和依据的，应当要求法院说明理由。如果理由不成立，检察机关可依此作为抗诉理由，这样可有效地启动二审程序，通过二审予以纠正。同时，公诉案件承办人在审查判决书时，要对个案判决书量刑是否适当作出说明。对于与量刑建议有较大差距的判决，则在作出说明的同时，提出是否提请抗诉的意见和理由。

综上，我国已具备从法律层面规制量刑建议权的法理和实践依据，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建立完善的量刑建议制度势必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注入新的活力，规范量刑建议程序，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审判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不断规范法院审判活动，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引下，促进量刑公开，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正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