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文化为话题的高考作文素材

2024-04-07

以中国文化为话题的高考作文素材（通用3篇）

篇1：以中国文化为话题的高考作文素材

当今时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文化受其影响，也呈现出了多样性的发展，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多少沉淀于历史中的中国文化瑰宝却被人所淡忘，遗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就拿现在学生们的书写来说吧，书法本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蕴含了中国人对美的定义和对它满腔的热爱。可是，你会发现，现在书写较好的孩子绝对已经是稀缺人物，很多孩子的书写连最基本的工整都谈不上。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书法，其继承者正在逐步减少，字体俊美乃至书写工整成为了少数人引以为傲的一项“特长”，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对当代的中国人来说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它的博大精深却成了很多人不去接触它的理由。比如，在学校，对于唐诗宋词或者文言文一类的古典文学，大多数学生都只是象征性的读一读，若是能背下来，那便是极好的了，不能背或是不想背，那也只是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这么“有内涵”的东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学好的。因此，他们从来不会认真去品味这些古典文学中所蕴含的文化精华，这中国文化的精髓，现在却无人听它诉说个中欢喜与凄凉。也许，长此以往，我们与古人之间的精神交流就将隔断了吧！

看到这儿，你们一定会为书法艺术和古典文学的命运而哀叹吧。可是，这都已经算较好的了，要论起来，我们文化的瑰宝现在最落魄的当属戏曲和汉服了。或许你们不赞同我的说法。但事实是，而今有几个青年人喜欢戏曲呢？当大家都在一窝蜂地追逐流行音乐，天天唱着韩国乐曲，或是以能唱英文歌曲为荣的时候，有谁听到了我们古典戏曲的哭泣声？

本来，我国的古典戏曲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典戏剧，现在却落得个如此境地，这不也是一种悲哀吗？再如汉服，在这时尚领军的时代，谁还稀罕这老古董一般的玩意？我们常常能从各种媒体上了解到，在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人们仍把穿传统服装当成是理所当然，甚至是一种荣耀。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一穿汉服就会被人指指点点，像怪物一样被人围观，当稀奇事一样成为新闻，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是真的应该要引起我们当代中国人的重视了呢？

若是这些传统的中国文化瑰宝真的消亡与历史之中，那我们还有何颜面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还有何颜面去面对我们的老祖宗？又该拿什么来拯救那些没有精神支撑的灵魂呢？根都没了，树还怎么长大？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都没有了，那还谈什么文化的发展？连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都不重视，没有了传统精神的支撑，我们中国还谈什么五千年文化，泱泱大国呢？

古人说：“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中国文化就如同花一般，莫要等到它消亡之时，方才醒悟，只怕真到那个时候，就悔之晚矣。

因此，让我们整装待发，去重新拾起那些沉淀于历史中的中国文化吧！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民族精神的根！

篇2：以中国文化为话题的高考作文素材

作文试题采用新材料任务题型。所给材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文化综艺节目介绍。该节目以“文化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为宗旨，邀请各个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嘉宾来到现场讲述他们的故事，并现场朗读他们选定的作品，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当下，弘扬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时代主流，大众迫切需要这方面的精神食粮。

考生该题的任务一是要选择朗读的文字。这段文字必定是学生深有感触，产生心灵共鸣的文字;二是考生作为朗读者需结合个人成长、情感体验、背景故事，以适合的方式传达个人阅读的感受。

篇3：以中国文化为话题的高考作文素材

关键词：张爱玲自译,《金锁记》,中国文化本位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双语才华与传奇色彩的作家,随着人们对她的广泛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引发了“张爱玲热”和“张学”。然而在张爱玲研究大潮中,鲜见对其翻译尤其是自译成就的系统研究。虽然近期,她以译者的身份浮出历史地表,开始得到学界关注,但多是注重探讨其翻译技巧及其译者地位缘何被边缘化,尤其是在追溯其被边缘化的原因时,目前已有的研究多运用多元系统理论、生态翻译学、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等西方现代翻译理论进行阐释,如张曼(2011)、佟晓梅、霍跃红(2010)、王晓莺(2008)、陈吉荣、张小朋(2007)等指出了社会及个人意识形态、张氏自身的文学性坚守对其作品传播造成的影响。诚然,虽被林以亮、刘绍铭等人认为“译笔绝佳”、“英文优雅别致”,但她选择翻译的文本要么属于非典范文学的产品,要么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违背主流诗学规范,再加上文学场及个人惯习等因素,译作的确长期处于翻译文学系统的边缘,然而有不少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指出她“于50年代初出走新中国,以及她受雇于美国新闻处这个事实,使得张爱玲在国内的政治身份近似于‘文化汉奸’……模糊的政治身份让国内出版社有意无意中回避张氏的翻译”[1]这些学者在指出类似于“文化汉奸”等政治色彩的标签时,初衷是对其译者身份边缘化的客观考量,他们对于张爱玲的成就及地位仍是极度认可的,多是呼吁“这位久已‘失散’的翻译家返回人们的研究视界”[1],单德兴教授也指出“这绝非暗示她是美国围堵政策下的文化外交工具……其影响远远超越当下的政治利害关系”,“然而她身为中、美间译者与文化协调者的角色,尤其是身为冷战期间美国文学的中译者的角色,值得我们的注意并予以公允的评价”[2]那么,这位传奇的文学家、优秀的翻译家缘何被贴上诸如此类的政治标签?她的翻译尤其是别具一格的自译到底是在一味迎合西方文化还是坚守中国文化本位?

1 张爱玲的翻译与自译概况

上述的被贴上所谓政治色彩的标签甚至被称为“文化汉奸”或是被指责为一味迎合西方文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张爱玲于1952年由上海迁至香港,并在1955年离港前均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以下简称美新处)任职翻译。对于经济困窘的张爱玲,这份工作未含任何亲美反共的政治因素,只因“他们的稿酬比一般的优厚得多,另一方面她是为英文写作的路途打算”[3]。然而当时正值政治敏感的冷战时期,美新处的成立正是为了配合冷战时期的美国文化渗透战略,正如勒弗威尔(Levefere)所说“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4],是受到赞助的控制的,“赞助者的控制具有三种要素:对于形式与主题的意识形态限制;对作家、译者和其他改写者提供足以维生的经济资助;对这些人赋予地位和肯定。”[5]作为张氏翻译赞助者的美新处无疑满足了以上各个要素,因此尽管她“素来不喜并远离政治”、“不具政治色彩”[3],其翻译活动还是被动地涉及了政治与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当时她在香港的好友宋淇说道“张爱玲其实对她翻译的这些美国文学作品都不喜欢,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译”,她自己也曾说过“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是没办法”[6],均透露出那段非常时期她不得不以这样的翻译为主业的无奈。时至今日,早已远离那些敏感的政治,若仔细阅读她当时的译作,因《老人与海》是国内的首译本,其可贵价值不必赘述,其余如《爱默森文选》、《小鹿》等仍称得上原著最好的译作之一。

受到指责的除为美新处汉译的上述作品外,还有当时张氏在美新处赞助下用英文创作的“The Rice-Sprout Song”后又自译成中文版《秧歌》以及先用中文创作的《赤地之恋》后又自译成“Naked Earth”,这两部小说被指责为反共而备受争议。然而客观冷静分析之后却是另一番景象:台湾学者水晶于1971年访问张爱玲时,她表明了自己从未迎合西方人的写作态度,对中国读者充满亲和力,对西方读者倒是十分强硬,这也许是她说自己顽强的原因。1999年由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中指出,“事实上,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很难找到反共的和亲西方的直接言论,而且不难感受到她对政治的一种厌恶情绪和躲避态度”、“从今天的立场来看,这两部作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政策失误导致对平民和知识分子的伤害的描写,和后来中国内地作家的‘伤痕文学’比较,显然要温和得多,只是在当时国内的历史情境中,显得过分刺眼。”这是由其两部自译作品引起的争议。说起自译,自20世纪60年代,从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自译作品始受关注起,自译研究即在西方初具规模,及至80、90年代对纳博科夫(Nabokov)自译的探索,自译研究已拓展到更为深入的领域,正如Shuttleworth&Cowie所说,“如果对自译进行细致研究,就能获得对双语特性以及语言、思维和个性关系的有趣知识”。[7]而在国内,自译研究相对较为匮乏,张爱玲颇具双语才华而又一直有作品自译的习惯,其自译作品显然成为翻译研究的可贵素材。

张爱玲的自译除常规的中译英外,还有不少作品先用英文创作再中译。除上文提及的两部译作外,还有1943年发表于英文刊物《二十世纪》(The XXth Century)的“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直译为《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On the Screen—Wife,Vamp,Child”直译为《妻子·狐狸精·孩子》,评的是《梅娘曲》与《桃李争春》;“Still Alive”译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Demons and Fairies”译为《中国人的宗教》等等。仅此一年,就有如此多的自译作品,而正如王佐良教授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从这些译作中,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采用的翻译策略及对特殊文化词的处理,都不难看出“张爱玲是中国文化的本位主义者”、“她喜欢中国古老的诗词、小说、戏曲、服装”[3],她的自译正是用英文来书写中国的风俗:服装、宗教、戏剧,并且她心目中的中国文化除积蕴的古典性以外,还以新兴的商业都市文化,包括上海、香港等租界地为中心。铁莫奇科(Maria Tymoczko)也指出:文学翻译“通过挑选极具代表性的部分、方面或者特质,可以转喻的方式建构出所属的文学传统、文化”[8],而笔者认为,在其自译作品中,最具价值及代表性的是她自1943年起耗时28年对小说《金锁记》的四度自译,一方面,这部小说本身就满载盛誉,夏志清在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称誉《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一向吝啬溢美之词的迅雨(傅雷的笔名)也称“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刻画”都在其中“尽其效用”;另一方面,在这些文本中,更值得关注的是1971年收入夏志清所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20世纪中国中短篇小说》(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的The Golden Cangue,该文本没有任何增添与删节,最符合她本人一贯推崇的忠实于原作的直译,而且这次翻译又是受对她有知遇之恩的夏志清委托,文本翻译地相当仔细;刘绍铭也称“我在美国教英译现代中国文学时,例必选用张爱玲自己翻译的《金锁记》做教材。”[9]说的也正是这一译本。因此,下面以The Golden Cangue作为个案,简析她在自译中如何以中国文化为本位。

2 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金锁记》自译——The Gold-en Cangue

2.1 坚守中国文化语境的异化策略

该文本的英译无论从题目到内容,从篇章结构到细节描写,还是从人名、物名到拟声词,均体现出纯熟的直译手法,这样的异化策略,给文本增添了明显的异文化标记—中国文化色彩。从文本使用的语言来看,张爱玲在自译中始终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正如她潜心数十年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与《海上花》只为寻找对母体文化的认同,她在翻译中也在寻找永恒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尤为可贵的是,尽管她旅美四十年(1955-1995)并立志要扬名立万于洋人市场,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但她并未刻意迎合而走当时流行的通俗路线—魔妖化(当时称“demonize”)中国。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令时为英文刊物《二十世纪》主编的克劳斯·梅涅特(Klaus Mehnert)尤为赞赏,在编辑按语中他说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9]下面我们来看下她的译文。

先看题目的直译—“The Golden Cangue”,具有浓厚的东方情结,还有某些脱胎于传统小说的传奇色彩,联系主题我们就可看出,这是译者在力图表明小说中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主人公反抗和挣扎的激烈程度,这种直译是她为保留原文文学特点和文化氛围所作的努力。人名的翻译也传递了中国人名的音韵特征:Ch’i-ch’iao(七巧),Ch’ang-pai(长白),Ch’ang-an(长安),Ch’iang-yun(祥云)。还有具有中国特定文化的称谓,往往在一定语境中出自一定人物之口,张氏译文传递了关于人物身份、辈分、关系、年龄等相关的文化信息,如在七巧与兄嫂见面时,其嫂称她是姑奶奶,称她丈夫是姑爷,译为“Ku-nai-nai”、“Ku-yeh”,并在文外加注,进一步阐释蕴含的称谓文化:honorific for the married daughter of the house,honorific for the son-inlaw of the family.还有细微的具有中国特定文化色彩的拟声词,张氏在自译中根据汉语发音进行忠实的自创:

1)街上小贩遥遥摇着拨浪鼓,那瞢腾的“不楞登……不楞登”里面有着无数老去的孩子们的回忆。

——《金锁记》[10]

Far away in the street a peddler shook a rattle-drum whose sleepy beat,bu lung dung……bu lung dung,held the memory of many children now grown old.

这里对拨浪鼓声音进行了如此生动的翻译,并且原文也是用斜体来突出自创的拟声词,不仅提示了读者这是译入的语言成分,让其有一定心理准备而便于接受,并且也突出了原文所特有的汉语言文化色彩,虽客观上令英语读者产生些许听觉冲击,但着实令他们产生无限联想,仿佛置身于文本所处的文化背景:中国老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韵味十足的弄堂。

对于习语的翻译,张氏强调对原文语义及形式的忠实传译,注重保持其中的比喻及形象的民族和地方色彩,如“龙生龙,凤生凤”译为“Dragons breed dragons,phoenixes breed phoenixes”、“三媒六聘”译为“with 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wedding gifts”、“三茶六饭”译为“three teas and six meals”,这样的直译可能会给当时的读者造成一些困惑,但还是较为成功地传播了中国的龙文化、婚俗与饮食文化。林以亮也表达了对她译笔的认可“字眼扣得准,行文流畅,她绝不采用英美俚语,以免造成以华为夷的印象”。[11]上述这些异化策略表明了张氏力图以自信的东方文化姿态进入西方文坛,正如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中倡导异化策略时所说“登录外来文本的语言与文化差异,把读者送到海外”,“提供读者域外的阅读经验”。[12]该文本里张氏保留的“海外”、“域外”情调正是在坚守中国文化本位,这是进入译语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的一种可行方法。

2.2 保留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翻译艺术

中国古典小说里,颜色词常出现在服饰描写中,被色彩尤其是参差对照的色彩所渲染的服饰,更是一种符号,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并能传递关于着装者诸如审美、气质、情趣等方面的信息。张爱玲深爱绘画的嗜好对其小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金锁记》的创作中她也在多处追求色彩感、画面感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张力。在自译中,对相关颜色词的处理以传递原作的创作特点和美学特点为目的,使译文在西方读者心目中也能产生“参差对照”的效果,用以塑造人物及烘托气氛。如将“佛青”译为“Buddha blue”,“青布面、梅红签的账簿”译为“the account books with blue cloth covers and plum-red label”。再如:

2)曹七巧……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下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雪青青闪闪蓝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

——《金锁记》[10]

Ts’ao Chi-ch’iao……with one hand on the doorway and the other on her waist,she first looked around.On her thin face were a vermilion mouth,triangular eyes,and eyebrows curved like little hills.She wore a pale pink blouse over narrow mauve trousers with a flickering blue scroll design and greenish-white incensestick binding,A lavender silk crepe handkerchief was half tucked around the wrist in one narrow blouse sleeve.She smiled,showing her small fine teeth,and said……

这是主人公曹七巧的初次出场,仅此一小段,就连用了六个色彩词,译文中也颇费心思地一一译出,尤其是张氏深受中国“青文化”的影响,这一颜色在中国传统民族审美心理中占有重要地位,“青色”在她的作品中频率颇高,这不仅因其受传统审美心理的影响,也因青色较易达到她的美学理想---与其它颜色可构成“参差的对照”。此处就出现了两个“雪青”,译文中却分别用淡紫色“mauve”和薰衣草紫“lavender”来传译,可见张氏尽量通过色彩丰富的译文使英语读者也能感受到此时七巧开始流露出的霸气和俗气。另外,这段出场即使是译文也可让读者极易联想到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红楼梦》,其中王熙凤初次露面的情景。正如周芬伶所说“她用西方技巧表现古老的题材”,她在走“古典小说的路子,捍卫母体文化”。[3]她自幼嗜读古典小说,时空距离与语言屏障都未改变她在文学艺术上的一贯追求,这一自译文本中对于原作模仿古典小说的痕迹基本都做了细微的传译。

另如古典小说常用的对白表达方式“笑道”,译文丝毫未忽略,不厌其烦地连用了55处“said,smiling”一一对应原文中反复出现的这一套语,表明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手法极为尊重,她的作品中存在一个隐形的中国式的舞台,动作、对白均富于古典性、戏剧性,译文中相应也保留了一定比例的传统中国文学和文化成分,面向西方读者,保留异国情调的同时也就传播了中国文化。

此外,该文本的译文也保留了中国古典小说特有的意象之美,可套用傅雷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慧眼看出的《金锁记》的独特魅力“中西文字的糅合,中西意象的交错”。夏志清也极为推崇张氏运用意象的能力,认为她“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9]那么,我们来看下她是如何在译文中传达意象的:

3)季泽把那交叉着的十指往下移了一移。两只大拇指按在嘴唇上,两只食指缓缓抚摸着鼻梁,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来。那眼珠却是水仙花缸底的黑石子,上面汪着水,下面冷冷的没有表情。

——《金锁记》[10]

He moved his interlocked fingers downward with both thumbs pressed on his lips and the forefingers slowly stroking the bridge of his nose,and his eyes appeared all the brighter.This irises were the black pebbles at the bottom of a bowl of narcissus,covered with cold water and expressionless

以意象论意象,把季泽自作多情的眼睛比作“水仙花缸底的黑石子”.,本就是神来之笔,译文中,只需自然地将其直译为“narcissus”,水仙花本就是“Narcissus”——希腊神话那位爱顾影自怜的美男子。张氏这个意象,只看译文,已饱满的近乎天衣无缝。再如小说的开篇一句:

4)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轩信信笺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金锁记》[10]

The moon of thirty years ago should be a reddish yellow wet stain the size of a copper coin,like a teardrop on letter paper by To-yun Hsuan,wore and blurred.

从语言到意象的传递都很成功,其自译不仅形似,更是神似。朵云轩的信笺,自是我国文化特有的,英语读者若想领略此般意象,自会在探索之后得知,这是特为毛笔书写而制的一种“米质”信纸,泪珠掉落,随即散发像个“湿晕”,果真是“陈旧而迷糊”。

3 结束语

总之,尽管张爱玲旅居美国40年,尽管她一向热爱英文创作并坚持英文自译,为的是扬名立万于洋人市场,为的是年轻时早已立下的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的志向,然而纵观其自译作品,尤其是该文所选的其创作经典《金锁记》之自译代表作——The Golden Cangue,更是集中体现了她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坚守,是在用英语书写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方情调,正如她一生回归母体文化的循环:由精美优雅的中文为成功的起点,在英文中历经坎坷,一路颠沛流离又最终回归于母体文化;这一文本的自译也正是张爱玲文学生涯的极好诠释。她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不仅在其自译生涯中颇有特色,而且从民族文学的独立、跨文化传播与交流和比较文学的发展等角度看,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无论在哪里旅居多久,她始终未淡化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身份的认识,该文仅以她创作的《中国的日夜》里的一首诗结束,其中不难体会她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种种滋味:

我的路,走在我自己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沉到底。中国,到底。

参考文献

[1]王晓莺.多元视界下的张爱玲的翻译[J].中国翻译,2008(5):27,29.

[2]单德兴.翻译与脉络[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65.

[3]周芬伶.哀与伤——张爱玲评传[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2007:10,24,34,67,99.

[4]Levef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C].Shanghai:Shangh 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4.

[5]Levef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L iterary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 ion Press,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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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ymoczko,Maria.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EarlyI 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M].Manchester:St.Jer ome Publishing,2004:57.

[9]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5,16,86.

[10]张爱玲.金锁记.王光东主编.解读张爱玲经典[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133,137-138,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