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护

人权保护（精选8篇）

篇1：人权保护

紧急状态与人权保护

紧急状态是一个宪政概念，它是指一个社会在宪法秩序下的例外情况，是要启用宪法权力安排之外的权力运行体制和权利保障体制。紧急状态也是一个法治概念，它是指正常法治秩序下的例外情况，它要超出法治秩序而适用一套特殊的法律制度。现代社会已进入宪政法治社会，就是说政府的权力都在宪法之下，按法律的轨道运行，公民的权利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救济。

如何在紧急状态下保护公民权利，历来是宪政社会的难题。因此，紧急状态下对政府的广泛授权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个权力不足以处理危机和恢复正常秩序。它的困难在于对广泛的下放授权与不适当的侵犯公民权利之间划出一条合理的界限，制定出一些基本的规范，所以，加强对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保护首要的是对紧急状态进行立法，把紧急状态纳入法制的轨道。立法主要解决紧急时期政府广泛授权的合法性问题，对授权的目的、范围，特别行使紧急权力的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即使再紧急的情况，紧急行政权力也必须接受最基本的程序约束，规范限制政府权力，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源头。

在紧急时期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限制和克减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种限制和克减，不足以保障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个限制和克减必须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国际人权公约对此作了规定，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应该加以考虑的。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四条规定，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是本公约缔约国可以采取措施克减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但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为限，此等措施不得与它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其他义务相矛盾，且不得包括纯粹基本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和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根据公约，以下公民权利是不得克减的：

1、人的生命权。不能因为紧急状态政府就可以非法剥夺人的生命。即使此时判决死刑犯还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判处死刑的人仍有要求赦免和减刑的权利;18岁以下的人不得判处死刑和对怀孕妇女不得执行死刑。

2、不得施用酷刑。在紧急状态下，任何人也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特别是对任何人均不得未经其自由同意而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

3、不得使用奴隶。即使紧急状态下，任何人不得当作奴隶使用，也不得强迫役使。但是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可以强制公民提供服务和劳动。

4、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这就是任何人不得因债务而被监禁。

5、不得把追究溯及既往的行为定为犯罪，也不得在刑事处罚中对以往的犯罪适用从重原则。

6、人格权受尊重。不能因紧急状态而诋毁公民的人格尊严。

7、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人格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都是一种内在的权利，不会妨碍紧急行政权力的行使。政府也不能干涉人的内在尊严和信仰。

根据人权公约，在紧急状态时期政府可以限制、克减的公民权利有：人身自由、迁徒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对外侨可以驱逐出境，刑事审判的某些可以变通，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可以限制，等等。

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如果援用克减权，应立即经由联合国秘书长将它已克减的各项规定、实行克减的理由和终止这种克减的日期通知本公约的其他缔约国。

我国签署了该公约，尽管还没有最后批准，但是，在研究紧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保护时，是我们在立法和实践中参照的原则。

紧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保护，除了划出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底线外，还必须明确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侵害时必要的救济手段和途径。在正常状态下公民权利的救济手段在紧急状态下都应保有，只是在程序上可以省减，在政府或他人为损害所作的补偿上，应考虑特殊情况下减轻政府和他人的责任。

[1][2]

篇2：人权保护

一、前言

人类从国际间不断的冲突与战争教训中得到观念上的觉醒，国际上欲获得永久的和平与合理的共存，个人的人性尊严与基本人权首需受到尊重与保障。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鉴于战祸为害之烈，以及国家权力如德国纳粹及意大利法西斯侵害人权之惨，使人道思想高涨，认为只由各国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实有不足，还需要有国际法上的保护。每个国家在国际法上对其国民及在其管辖权下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民都应遵守某些保护人权的规定，此原则已成为国际法上一般的法律确信。战后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就是此确信的具体表现。[1]一九四八年的世界人权宣言虽然意义极为重大，但此项宣言并无法律拘束力，而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人权公约却因各国意见冲突，迟迟未能通过。[2]在世界上实现人权保护最积极最周到的还属欧洲国家，甚至比联合国更先进，为人权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最佳的典范，值得做为研究的主题。

欧洲现在有二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twoEuropes)：欧洲理事会(theCouncilofEurope)和欧洲联盟(theEuropeanUnion)，各具不同的目标和功能，并各设有法院：欧洲人权法院(theEuropeanCourtofHumanRights，inStrasbourg)和欧洲正义法院(theEuropeanCourtofJustice，inLuxembourg)。两个欧洲法院(twoEuropeanCourts)如何同时发挥保护人权功能，令一般人感到混淆。本文在此先做些历史背景说明，以厘清两者之关系。

欧洲政治史是一部统一与分裂相间的历史，当神圣罗马帝国分裂，欧洲统一被粉碎后，欧洲长期陷入国家林立与战争濒仍的局面，各种试图从思想上或政治上再度统一欧洲的计划此起彼落，在欧洲历史上从无间断。此即所谓的「欧洲统合运动」(EuropeanIntegrationMovement)，亦即指欧洲人为了谋求欧洲国家之统合而作的长期连续性和平努力。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人亲眼目睹或实地经验过各种违反人道的战争暴行，亟思有以防止再度发生战争的方法。而欧洲各国经济因战争之蹂躏摧残濒临绝境，非藉集体力量，共同开拓经营，无以迅速重建恢复实力。又因战后在美、苏两超强崛起所支配的`世界里，欧洲各国更必须团结起来，重整其本身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重振其传统的影响作用，期以形成堪与美、苏抗衡的世界第三巨强。这些因素更是促成统合落实的助力。

欧洲统合之理想终于在战后成立第一个国际组织「欧洲理事会」而获得局部实现。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欧洲英、法、比、荷、卢、义、瑞典、挪威、丹麦、爱尔兰十个国家在英国西敏寺的圣杰姆斯宫(St.James‘sPalaceatWestminster)签订「欧洲理事会规约」(theStatuteoftheCouncilofEurope)，经各缔约国批准后于八月三日生效正式成立，总部设于法国的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欧洲理事会的宗旨在团结欧洲，保障并实现共同理想与原则，促进经济及社会进步，并进一步实现人权与基本自由。理事会欢迎凡接受民主法治体制，尊重人权，并愿为实现理事会宗旨而努力之任何欧洲国家加入。经过五十年的扩展，如今欧洲理事会已拥有四十一个会员国，包含欧洲约八亿人口，其影响力几乎及于全欧洲。

相较于「欧洲理事会」的「大欧洲」，后来「欧洲共同体」的成立即为「小欧洲」。欧洲

篇3：析亚洲人权保护及原因

关键词：人权,亚洲人权保护,原因,启示

可以这样说, 在国际人权的发展过程中, 区域性人权法及组织机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区域性组织是按地域形成的, 相同地域或邻近的各个国家有相同或相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 有的甚至有相同的宗教信仰, 因此各国为了自身或共同的利益, 很容易在人权方面达成一致, 形成共同的人权公约或人权法。其中主要代表是《欧洲人权法》、《美洲人权法》和《非洲人权法》。虽然《亚洲国家人权宪章》是各种力量妥协的产物, 也未能得到很好执行, 但是它对亚洲人权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使亚洲人权方面的公约从无到有, 揭开了新的篇章。

一、如何理解人权和人权保护

笔者认为: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该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性。因此, 人权来自人的本质规定性, 实质就是人的权利的普遍性。首先, 人是一种动物而存在, 表现为自然性, 每个人都有对其自身生存和安全的本能需要。其次, 人还是一种社会的人, 具有社会性。每个人都有对其自由、尊严、平等和发展的需要。人的这些“需要”是“与生俱来的”。

当然, 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在考虑人权的普遍性的同时, 也必须承认人权所具有的特殊性。因为人权的普遍性是一种“赤裸裸的人权”, 没有“外衣”, 它无法经受现实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很难实现的。而人权的特殊性是一种“穿上外衣的人权”, 只有这种人权才能得到切实实现。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就人的自然属性而言, 人是分男女老幼的, 有不同的生理特点和行为能力, 它衍化为人类自然权利的差异性、特殊性。承认其中的特殊性, 不仅不是否定人权, 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尊重人权。另一方面, 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 人权也具有特殊性。这里最突出的表现是, 在现今的大多数国家中, 都存在着穷人与富人的差别, 地球上南北差距的扩大也是普遍公认的。人人有吃饭穿衣的权利, 但这种权利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中, 却存在着很大差别。对这种差别, 我们既要承认它, 又要努力减少和消除它,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和长期不懈的奋斗目标。这种观点和奋斗目标不是不尊重人权, 而是为了使“外衣”越穿越薄, 更好地推进人权, 真正体现人权的普遍性。

人权保护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权保护是指不同国家或组织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措施对人权加以呵护, 防止各种因素对人权的干扰和破坏, 使人的权利得到尊重和实现。这些措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等。狭义的人权保护主要是指人权的法律保护, 即按照法律、条约等有关规定, 一定国家或组织对人权进行的保护, 使人权得到全面实现。

本文所说的人权保护是指狭义的人权保护, 而且是人权的普遍性保护。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人权保护以法律、条约为前提和基础。任何国家、区域组织或国际组织在对人权进行保护时都必须按照国际法、区域公约或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 即“有法可依”。二是人权保护是通过对侵犯国际法、区域公约和人权相关公约规定的权利的破坏者进行防止和惩治, 保证人权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实现, 即“有法必依”。三是人权保护是由国际法、区域公约或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国际机构或区域性机构通过对有关国家在相关人权条约义务的履行监督来实现, 即“监督行使”。可见, 对人权的保护必须有公认的法律或条约, 必须有专门的组织机构, 必须有监督执行的部门机关。

人权保护和人权发展是相互依存、紧密相连的:人权保护的内容越全面, 人权发展得就越完善, 人们具体享有的权利就越多;同样, 人权发展得越快, 人们具体享有的权利越多, 对人权保护的要求就越高。因此, 我们在探讨亚洲人权保护的同时, 也是在研究亚洲人权的发展。

二、亚洲人权保护的现状

同欧洲、美洲和非洲人权保护相比, 亚洲对人权保护的各种制度、机构发展相对要晚得多。在1999年, 亚洲议会和平协会才成立, 亚洲各国议会提议根据亚洲特色制订了自己的“人权宪章”。随后, 一个包括中国、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伊朗、也门、柬埔寨等七国的起草委员会成立, 着手起草一份宪章草案。直到2005年11月, 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第六届年会上, 各成员国才认可而出炉了备受世界瞩目的《亚洲国家人权宪章》。

《亚洲国家人权宪章》分序言、基本权利、权利、义务和责任、国际合作、人权专家技术委员会、保留等部分, 共三十七条。这份人权宪章中规定了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宪章中强调, 自决权、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和统一的, 构成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基础;经济、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是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的权利, 各种人权应给予同等重视。 同时, 《宪章》对“国际合作”也作了重要阐述。它指出, 在人权领域内加强国际合作, 亚洲人民将战胜一切挑战, 迈向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定、国家独立、民主、尊重人权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在机构设置方面, 亚洲议会和平协会同意建立一个人权专家技术委员会, 以进行世界人权领域的成果和进展情况的调查研究, 向协会大会提交报告, 并制定一套原则和程序, 使成员国持续参与本宪章的有效实施。

三、亚洲人权保护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1.经济原因。

亚洲是世界上各国经济发展最不平衡的一个大洲。既有经济发达的国家, 如日本和韩国;也有经济欠发达的国家, 如缅甸和朝鲜;还有经济基础薄弱但快速发展的国家, 如中国。它们的经济实力悬殊过大, 很难建立像欧洲经济共同体那样的经济基础, 进而建立保护人权的统一组织;而非洲和美洲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 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基础, 比较容易形成统一的组织。

2.政治原因。

亚洲各国的政治主要表现为政党政治, 从某种程度讲是世界政党政治的万花筒, 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为其他地区少见。冷战结束以来, 亚洲政党政治的这种多元、多层次特点展现得更加充分:一是各种政党在注重展示自己民族性的同时, 也敢于亮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旗帜, 紧抓基础选民, 这与西方主流政党近年来刻意淡化其意识形态不同。二是一些国家的地方性政党影响上升, 它们以所属的民族、宗教为依托, 在政治上迅速兴起, 成为所在地区的主要力量。三是各类宗教政党日益走上政治前台, 对许多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增大。 总的看来, 亚洲政党政治仍处在深刻变化过程中, 多数国家的政党格局还未最终定型。在一个政治文明多样性的世界当中, 亚洲自身特有的政治文明决定了亚洲多数国家政党政治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建设性, 形成各具特色的政党制度。个别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和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 政党政治的发展进程可能还会出现反复。

3.文化原因。

亚洲各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如中国的文化起源于五千多年前的黄帝时代, 具有悠久的历史, 后来逐渐发展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传统文化。孔子的儒家思想虽然也强调人权, 但着重于道德义务层面, 没有明确地上升到人权理论的高度, 不系统、不鲜明, 缺乏斗争性。印度文化宗教色彩比较浓厚, 并在不断吸收异族的文化而发展。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则由古代阿拉伯在内的闪族文化 (如闪族神话、传说、故事和阿拉伯诗歌、散文、谚语、习俗、礼仪等) 、伊斯兰教文化 (如古兰经、古兰经经注学等) 和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外来文化组成。这些不同文化的国家和民族, 由于受到各自的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的限制, 较难对人权保护形成一致的意见。

四、思考和启示

第一, 任何区域内部的人权保护和人权的发展与其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等因素有密切联系。一个区域内部人权的整体保护和发展, 不仅与单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因素有关, 而且与该地区这些因素整体发展水平更为密切。只有整个地区内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平衡, 政治局势稳定, 文化发展相近, 该地区的人权才有保障, 人权才能切实实现。亚洲人权保护和发展之所以缓慢的主要原因, 在于该地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政治局势不稳定, 文化差异显著, 而且还受到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侵略、干扰和破坏。

第二, 任何区域内部的人权保护和人权发展必须有一个或一股主导力量去推动。亚洲人权保护和发展缓慢的另一原因, 在于亚洲缺乏一个主导该地区发展的中坚力量。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强大, 中国有可能成为推动亚洲和平与发展、保护亚洲人权的主要力量。

第三, 任何区域内部的人权保护和人权发展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都要经历从无到有, 从弱小到发展壮大, 亚洲人权的发展也毫不例外。

参考文献

[1]杨成铭.人权保护区域化的尝试:欧洲人权机构的视角[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2][美]MARK WJANI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3.

[3]黄瑶.国际法关键词[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4]李先波, 等.主权、人权、国际组织[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5]朱晓青.国际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篇4：国际人权保护机制

[关键词] 人权；保护机制；现状及弊端

【中图分类号】 D81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14-1

国际人权保障机制的建立是指有关国际人权组织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和政治程序，惩治侵犯人权者和实施人权保护的国际人权保护体系。目前该机制主要由联合国、区域性人权组织以及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所构成。

一、国际人权保护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国际人权保护实施机制是指监督并确保各国实行其依照国际人权公约或者人权国际习惯法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措施或程序。二战以后，在联合国的努力和推动下，国际人权法迅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各国都都对人权的保护给予高度重视，国际人权保护机制迅速发展。

（一）国际人权保护机制的现状。首先，以联合国为首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人权保护机制的建设与完善方面做出了榜样。联合国无疑是国际人权保护最主要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也是战后国际人权保护运动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具体来说，联合国的人权机构的设置可以分为五个部分：1、基本职能机构，包括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秘书处；2、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立的常设人权负责机构或者有权负责专门处理人权问题的机构；3、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特别设立的人权机构；4、联合国机构系统内与人权保障有关的专门机构；5、根据联合国多边国际人权公约所设立的执行机构。促进和保障基本人权，是联合国的基本宗旨之一。

其次，欧、亚、非、拉美等地区在建立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方面不断努力，为国际人权保护做出了卓越贡献。以欧洲为例，欧洲区域性人权保障机制的法律依据一是《欧洲人权公约》，二是《欧洲社会宪章》。这两份区域性的人权多边法律文件不仅规定了缔约国需要尊重和保护的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内容，而且，也各自建立了一整套執行制度，形成了欧洲区域性的人权保障安排。

（二）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发展到今天，就像所有的事物一样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存在着很多弊端：第一，具有浓厚的政治性，缺乏法律专业性。国际人权保护机制的产生，无一不是以公约作为法律依据的，按理说法律拘束力应该很强，就满足专业性的要求来说，程序和实施方式上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实施机制是不可能带来理想效果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各国是以政治性的立场而不是以法律的态度来处理国际人权保护的问题。第二，没有普遍的确立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诉讼地位。在国际人权保护实施机制当中，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应当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是人权法保护的直接对象，他们能直接感受、体验并认识其本国政府是否切实履行国际人权保护义务，他们往往是受害者，应当赋予他们申诉和指控的权利。只允许缔约国之间相互指控，就会导致缔约国之间相互了解的欠缺。第三，报告制度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大部分公约都包含了有关主动报告的制度。但现实是怎样呢？现实就是不按时提交报告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于这种行为，相关部门只有提醒的权利，敦促其尽快履行义务，但却不能采取制裁措施。这样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对该义务的违背时有发生，有关机构对其却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报告制度就是空中楼阁，所起作用几乎为零。

二、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般来讲，国际人权保护机制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国际人权保护是在干预和保护国家主权这对矛盾运动中展开的。一方面，国际人权保护是对原属于国内的的部分人权事务或者是在国内救济机制业已用尽的情况下进行的干预，因为在特定的环境下，外界的干预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把曾经属于一国内部事务的人权问题让国际机构来监督，实际上是侵蚀和削弱国家主权。许多国家对国际人权保护持谨慎或排斥的态度，全球人权保护机制的效力因此而大受影响。

虽然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将部分国内人权事务让与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处理，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愿意把自己国内的人权事务至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之上，也不愿意将国内的矛盾公开化和国际化，只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顾忌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声望，才被动的加入到国际人权保护机制中。在国际人权保护机制下，政府会受到一种无形的威慑，特别是在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以后，个人可以成为国际人权法的主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人都有可能成为该法院的被告。因此，从国家层面来看，多数国家加入到全球人权保护与其说是出于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毋宁说是一种被迫无奈的行为，是在保护国家主权中被迫让出部分国家主权。

参考文献：

[1]白桂梅主编.人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朱峰.人权与国际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杨宇冠主编.联合国人权公约机构与经典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4]陈光中主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准与实施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5]王孔祥.国家人权机构与人权教育—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实践及其启示[J].广州大学学报，2010.

篇5：人权保护

陈梦琪

2013-4-12 9:42:18 来源：《人权》(京)2006年4期

挪威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居民只有400多万，国土面积只有38.5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市面积15560平方公里。挪威全国分为东部、东北部、南部、西南部、西部及北部的6个囚犯权益管理地方区域。

挪威的犯罪率比较低，每10万公民中只有65个在押人员，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600。挪威的在押人员总共有3000名左右（女性大约占5%），每年判处11000个新的监禁刑罚，平均刑期是70天，而每年判处的社区刑罚超过2000个（女性大约占12%）。

挪威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15岁，15岁以下的人不会被监禁，但会根据儿童福利法案接受治疗。如果在随机指定的一天中进行统计，就会发现，挪威的监狱中不满18岁的人只有5到8人。33%的在押人员处于18到30岁之间，35%处于31到40岁之间。与毒品有关的刑罚最普遍，超过30%，其次是暴力犯罪，占21%，还有12%是由于财产犯罪，8%是因为杀人，9%是因为性侵犯。

一、立法

挪威议会在2001年通过了《刑罚执行法案》，2002年3月1日起生效。该《法案》适用于监禁刑罚、特别刑事惩罚和社区刑罚的执行，也适用于羁押候审。《法案》的通过导致挪威监狱机构进行了细致的重组。

挪威在这个法案的立法过程中始终考虑到该法案的立法精神、条文表达和内在含义要符合1999年《挪威人权法案》的规定。法案确认《欧洲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公约是挪威法律的一部分，也以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发布的监狱规定和守则作为指导文件。

《刑罚执行法案》取代了1958年的《监狱法案》。在法案通过前，公众对挪威监狱和缓刑办公室的宗旨和职能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新法案的内容包括意图帮助获罪人适应挪威社会的规定和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保证获罪人逐渐获得从监禁向自由的转变；矫正机构执行刑罚的方式应当减轻监禁可能带来的有害影响；刑罚执行的目标是试图帮助个人在释放后不再犯罪；采取措施以保证社会免受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侵害。另外，法案还意图建立一个更加节约和高效的矫正机构。

一方面要满足保护社会的需要、防止新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要有帮助囚犯个人改造的措施，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是一个挑战。关于这个问题，《刑罚执行法案》第二条规定法案的宗旨是保证刑罚的“执行方式应顾及刑罚的宗旨；防止新的犯罪行为，为社会提供保障，以及在此前提下保证为犯人提供满意的条件”。法案明文规定刑罚的执行方式应当注意刑罚的目的、对抗新的犯罪行为、保障社会利益，并且在上述限制之内保证犯人满意的条件。应当给予获罪人机会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防止新的犯罪行为。

二、监禁刑的执行

挪威一共有43所监狱，分为三类：高防卫级别的监狱即封闭监狱、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即开放和半开放监狱、过渡训练所。监狱的大小不同，最小的只有11名犯人，大一些的有300人左右。高防卫级别的监狱能容纳2100人，较低防卫级别的能容纳700人，过渡训练所能容纳60人左右。挪威没有专门用于关押年轻人的特殊监狱。

犯人原则上在高防卫级别的监狱开始服刑。矫正机构有义务衡量被判处两年以下监禁的人是否可以直接进入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对于在高防卫级别的监狱服完部分刑期的犯人，必须衡量他们是否可以转入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刑罚的执行是渐进性的，即获罪人逐渐获得较大程度的自由。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更注重通过各种形式提供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比如请假外出、探视安排以及灵活性的控制措施等。这里更强调方式灵活的安全措施，以保证广泛的接触和在押人员与监狱员工的沟通。过渡训练所对犯人在生活、工作和社会技能等方面进行培训，是犯人通向自由之路的最后一站，在他们逐渐回归社会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这里着重强调对犯人进行个人跟进，以及通过与其他行政机构进行联网和配合的方式使他们回归社会。作为社会技能训练的一部分和释放前计划的一部分，监狱也会在白天把犯人放出工作或接受教育，以使他们有必要的行动自由，从监狱向市民社会过渡。

三、社区刑罚的执行

缓刑办公室执行社区刑罚。挪威有19个缓刑办公室管理社区制裁，其中，首都奥斯陆缓刑办公室最大，有32名员工。缓刑机构每年大概接收5000名服刑人员，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

社区制裁用于刑法规定可判处6年以下监禁的犯罪。严重犯罪比如严重的毒品犯罪、暴力犯罪和性侵犯不包括在内。社区刑罚只能用于在挪威有住所的人，而且只能在与人民的正义感相符合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惩罚类型的获罪人要比被监禁的获罪人年轻，与被监禁的女性比例(4%)相比，适用社区刑罚的女性比例更高(14%)。这项惩罚是自愿的，需经获罪人同意才能采用。

法院决定获罪人需要在一个固定时期内接受多少小时的惩罚，一般一年不超过420小时。法院还决定犯人违反条件时的附加惩罚是什么，如果犯人违反条件，那么矫正机构可以将案件提交至地区法院，申请替代执行监禁刑罚。如果获罪人再犯新罪，当然就由警察和检察官处理。

《关于社区刑罚的执行法案》提到了三类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单独使用或合并使用。一是社区服务，比如为老年人粉刷房间、在公园里收捡垃圾等；二是参与项目；三是以减少犯罪为目标的其他预防性措施，比如在调解委员会与被害人见面。社区服务是社区刑罚执行的主要内容，在2004年，78%的总小时数是社区服务，项目活动占5%，另有缓刑官员的个人跟进占6%。社区刑罚还可以与30天以下的监禁合并使用。

社区刑罚是在2002年被引进挪威的，引进之后，其使用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至2004年有2094例被处以社区刑罚。

四、罪犯人权的范围

根据挪威的法律规定，囚犯在服刑期间，仍然享有多种权利，也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每个囚犯，在挪威的监狱里都会获得一本囚犯手册(The Prisoers handbook-viseksemplar)。这本手册的主要内容是为囚犯介绍一些他们在服刑期间享有的权利，监狱中的日常生活规则和时间安排，以及监狱里的各类活动和培训内容。

挪威的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以下权利：

1、单独居住权

每个囚犯基本上有权单独居住，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或者牢室短缺。自2005年1月1日开始，挪威可以同时接受3154名罪犯在监狱里服刑。但同时，还有2176名罪犯在排队等候入狱服刑。为了缩短排队时间，挪威监狱部门批准表现良好的囚犯提前释放。排队服刑的罪犯，甚至还可以申请获得逮捕，以达到折抵刑期的目的。

2、获得报酬权

犯人参与工作、项目、培训、或其他活动可以得到日薪补偿。目前大概是50挪威克朗一天（约合7美元）。

3、知情权

犯人对矫正机构作出的决定，有权知晓及阅读有关文件，也有权要求给出做出决定的理由。但是，这个规定存在例外，特别是在出于安全考虑而认为例外有必要的情况下。

4、宗教信仰、文化娱乐权

矫正机构有义务给予犯人机会以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哲学。应当尽可能给予犯人参与休闲娱乐活动的机会。比如说体育训练，或者更加有文化性质的活动如使用图书馆等。

5、表达自由权

犯人有接受采访和拍照的权利，这属于表达自由。矫正机构为了保证监狱的平静、秩序和安全可以对这项权利附加条件。但是，矫正机构有义务为这项权利能够实际实施而做出安排。

6、获得医疗权

犯人有权与公共医疗机构进行联系。若有迹象表明一名犯人生病，监狱职员也应当主动安排与公共医疗机构联系。实际上，挪威所有的犯人都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有权获得同样的公共医疗服务。

7、与外界交流权

所有的犯人都可以在监狱内接受探视。可以在探视时由一名职工进行监视、监听谈话，可以采用玻璃墙等禁止犯人和探视者身体接触的方式对探视进行控制。犯人可以向监狱外打电话，可以收发信件和邮寄物品。

8、获得渐进性释放或请假权

在服完大约三分之一刑期后，犯人可以申请向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或过渡训练所转移，可以申请从监狱请假外出。服完三分之二的刑期后，并且服完的刑期不少于60天时，矫正机构可以将这名获罪人假释。

五、人权保护机构

（一）挪威议会行政检察官办公室

挪威行政监察官制度产生于1962年，现任的行政监察官阿尔内•弗利弗莱特(Arne Fliflet)于1990年上任。挪威议会行政监察官由每次议会大选之后的新议会选出，每届任期4年。他必须具有相当于最高法官的学历和资格，其任务是代表议会，监督全国的行政机关，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包括全国的警察局、拘留室、监狱和公诉机关。行政监察官办公室分为6个部门包括5个法律部门和1个行政部门，有40名员工。他们根据不同的法律领域来处理投诉案件，一年处理的案件在2000-2300桩之间，经费是3300万挪威克朗，相当于4000万人民币左右。虽然挪威行政监察官由议会选出来，但有权独立履行其职责，不受议会干涉，也不受任何其他政府机关干涉。在挪威，行政监察官制度是最高也是最后的一个监督行政机关的制度。行政监察官的主要任务是，依照法律和条例的规定，尽量确保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中不导致公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并使公民的人权获得尊重。行政监察官对问题的处理，大多数是在接获投诉信后，但他也有权主动展开调查，还可以亲身探访各警察局、拘留室、监狱，与囚犯进行会谈。行政监察官调查的方法快捷、彻底、不拘方式、容易接近和免费。对行政监察官的调查，政府各个部门必须做出回答。如有需要，行政监察官也有权要求法院依照挪威《法院法》的规定开庭取证。行政监察官有权发表他的看法，并提出建议，但不能作出带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如果行政监察官的建议得不到有关部门的遵守或者采纳，他可以提议投诉人将案件告到法庭去。在这种情况下，投诉人的费用由政府承担。

（二）监督委员会

矫正机构的6个行政区中，每个区域都有一个监督委员会对该区域监狱和缓刑机构进行监督，并且监督获罪人和犯人受到何种对待。每个委员会有5名成员，受一位法官领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每个月对每所监狱视察一次——可以事先预约也可以不经通知直接视察。委员会可以与任何犯人交谈，谈话时不受监狱职员的监督。得到相关犯人同意后，他们还可以查阅该犯人在监狱内服刑的任何文件。犯人也可以要求与委员会进行预约。通常的询问都是有关日常生活问题，比如卫生条件、其他设施、从一个监狱向另一个监狱转移、食物、业余活动、监狱官员的不良行为等。委员会可以就视察。情况写一份书面报告，监狱长应当就这份报告作出回应。每年会有一份报告提交至区域政府，以及司法和警察部。监狱应当尽可能地按照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去做。

（三）监狱探访者

挪威红十字组织负责向自愿探访挪威监狱的人提供服务。探访者们得先上一门内容广泛的课程，然后才会被允许进入监狱。他们进入监狱后可与愿意与探访者交谈的犯人谈话，探访者负有保密义务。探访者可以每周探视犯人一次。这也是制度监督的一种途径，因为探访者们通常会与监狱长会面，讨论有关犯人的一般事项。

（四）犯人亲友组织

犯人亲友组织是在1992年建立的一个独立组织。他们除向犯人的亲友提供支持外还努力使人们关注他们的状况，并且告知当局和矫正机构他们的经历。

（五）回归之路

回归之路是由以前的犯人建立的一个组织，他们主要帮助被释放的犯人回归社会。犯人被释放时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有一个不包含犯罪人的网络。

（六）欧洲预防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委员会(CPT)

欧洲预防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委员会，通过视察制度，保护被关押者的人权。CPT成员都是独立和中立的专家，有多种专业背景，有律师、医生和监狱问题或警察事务专家。委员会定期对不同的国家进行视察，必要时可以组织额外的“特别”视察。委员会的成员去过挪威4次，上一次是在2005年10月。在那次视察中，委员会由以往视察中检查相关问题的一个成员陪同，这些问题特别包括向被警方剥夺自由的人提供防止受到虐待的根本保障、对羁押候审犯人施加的限制和精神病医院的情况。代表团还检查了特别高防卫级别监狱中关押的犯人受到的待遇。

篇6：人权保护

俞达祥

2006年03月23日13:06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的核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充分显示了中国对人权保障的高度重视。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普通公民，同时也从根本上维护在监狱、看守所等监管场所被羁押罪犯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

一、我国罪犯人权保护的特点及内在要求

在我国，罪犯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用保护普通公民的人权方式来保护罪犯人权，是不科学也是不实际的。要从根本上解决罪犯人权保护问题，首先要分析研究罪犯人权保护的特点和内在要求。笔者认为，我国罪犯人权保护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罪犯人权保护具有主体的特殊性。监管场所在押的罪犯，曾在社会上违反法律，他们被限制人身自由，是他们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和自由应当付出的代价；但同时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又成为弱势群体，他们又希望自己的人权受到保护。第二，罪犯的人权保护与普通公民相比具有不完整性。由于罪犯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作为普通公民应享受的权利，有些被依照法律的规定剥夺了，有些虽然在法律上没有被剥夺，但由于罪犯人身自由受到一定范围的制约，而人身自由，是公民享受其他一切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与之相关的权利实际上也受到了制约。第三，罪犯享有的人权具有间接性。普通公民可以完全自由地通过自身的行为，直接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实现，而罪犯只能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法律程序，通过监管单位和监管人员、驻所检察官的允许和帮助，才能使有些权利得到实现，其中包括辩护权、上诉权、申诉权等。尤其在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普通公民的生存与发展权还没有得到完全保障，让罪犯比普通公民享受更多的权利，显然不适合国情。但罪犯作为基本公民的一部分，他们的人权理应得到有效保护。为了适应这一内在要求，我们为罪犯人权保护设立了一系列特别的救济措施，为罪犯人权受到侵犯时实现自我保护铺平了道路。

二、我国罪犯人权受到侵犯时的救济措施

1.通过立法赋予罪犯人权保障。在政治权利方面，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罪犯享有我国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罪犯在诉讼活动中的十二个方面的权利。监狱法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罪犯的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在生存与发展权方面，刑事诉讼法专门设立了死刑复核程序，对被判处死刑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复核，防止定性不准确，量刑不当，或者程序不合法等问题发生。监狱法规定，监狱应当根据监狱生产和罪犯释放后就业的需要，对罪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经考核合格的，由劳动部门发给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监狱鼓励罪犯自学，经考试合格，由有关部门发给相应的证书，有的地方在监区设立国家自学考试考场，为罪犯自学成才创造条件。这些规定，不仅保障了罪犯的生命权，同时也为罪犯出狱后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关于劳动权，监狱法规定，监狱根据罪犯个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规定执行，罪犯有法定节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

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在民事权利方面，我国法律对罪犯的财产、婚姻、通信、生活卫生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规定。监狱法规定，监狱人民警察不得索要、收受、侵占罪犯及其亲属的财物，不得侮辱罪犯的人格；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有条件的与他人通信，会见亲人、监护人，等等。

2.规范监管单位执法行为，通过公正执法为罪犯提供人权保障。为了确保罪犯在监管场所人权得到有效保护，国家通过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用各种制度规范监管单位的执法行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司法部2003年制定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的规定》等。各省、市、自治区还结合各地实际制定了一整套规定。这些规定使监管工作进一步公开、公正、公平，确保罪犯的人权得以保护。

3.设立法律监督机关的派出机关监督罪犯人权保障。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明确“检察官是刑事司中重要一环，担负着调查和起诉犯罪、法律监督方面的重要职能，在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执行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监狱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法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规定，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因此，在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中，检察监督保障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检察机关恢复二十多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对监管场所的检察监督不断加强，并使之走向规范化。突出表现在：一是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通过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改造场所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纠正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切实保护在押罪犯的合法权益；二是充分发挥在押罪犯及其亲属自身的自我保护，自我救济作用，使在押罪犯在自己受到错误裁判时，提出申诉，对监管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检举控告；三是通过派驻检察院、检察室的检察官，督促监管场所疏通投诉渠道，为他们解决涉法、涉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人权保护要求，为罪犯的人权提供厂可靠保障机制。四是加强对监管场所的安全检察，严厉打击发生在被监管人员之间的刑事犯罪、监管人员虐待被监管人员犯罪、监管人员职务犯罪，有效保障被监管人员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权利。

三、罪犯人权受到侵犯时实现自我保护的途径

有了保障罪犯人权不受侵犯的措施，并不能确保侵犯罪犯人权的情况绝对不再发生。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仍处在一个不断健全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对罪犯的人权保护也基本与此同步：我国立法机关一方面通过立法，使整个执法活动逐步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通过党的领导机关不断加强对司法机关干警的教育，如2005年在全国政法机关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就是针对执法不规范给群众合法权益造成的侵害，包括对罪犯人权造成的侵害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专项整改，进一步完善制度，把执法行为全部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由于执法大环境在不断改善，罪犯在人权受到侵犯时的自我保护途径是基本畅通的。

一是通过监管警察的帮助实现自我保护。由于罪犯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在监狱外曾无恶不作，品行恶劣，被监管以后仍不思悔改，在监舍内成为牢头狱霸，胡作非为，给其他罪犯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同一监舍内的其他罪犯遇到这种情况，或者罪犯有新的情况需要交代，有新的证据需要清律师辩护、申诉，或者需要控告、检举，而又长期处于无人会见、家人长期不与其联络时，可以要求与监狱、看守所人

民警察个别谈话，提出有关人权保护要求。这种谈话可以是例行的，也可以是特别约定的。目前，我国监管部门已为畅通这一渠道制定了许多规章。如司法部2003年发布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中对罪犯入监教育、个别教育规定了具体的谈话制度，不仅使罪犯入监就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而且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得到个别谈话的机会。这样，监舍内不正常的秩序等都可以得到及时反映，使监管单位可以随时采取行效措施消除侵犯人权的隐患，使罪犯应该得到的帮助及时得到实现。

二是通过驻监所检察官的监督实现自我保护。为了确保监管场所执法的公正性，避免侵犯罪犯人权现象的发生，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的规定，向各级监狱、看守所、少年管教所派驻检察院或检察室。在规范化的建设中.这些驻监所检察机关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全面，驻监所检察官的执法水平越来越高，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通过罪犯入监所时的个别谈话，告诉罪犯的权利义务，为方便罪犯举报和投诉，在监所设立了举报箱，每周定期接待罪犯家属的来访和控告，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消除可能对罪犯造成人生安全的隐患，在监所设立检务公开栏，向罪犯和亲属公开投诉、举报的方法和途径等等：罪犯在监所内受到执法人员侵害，或者执法人员“不作为”造成了人生安全受到威胁，以及应该享受的优待、奖励得不到落实，都可以通过驻监所检察官的监督得以实现。驻所检察官对罪犯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认为监管执法人员确有违法或“不作为”行为，首先通过口头提出整改建议，对严重的侵犯罪犯人权的行为，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监管单位认真查处，如果监管单位仍不能纠正，驻所检察官还可以通过同级或上级人民检察院要求党委政法委及人大常委会进行执法监督，确保罪犯人权在监所内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三是通过罪犯自身的行为实现自我保护。罪犯在服刑期间接受改造的自身行为，是考察罪犯表现的基本内容。同时罪犯自觉遵守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决和自觉地执行基本规范、生活规范、学习规范、劳动规范、文明礼貌规范，达到自觉接受刑罚，尽快使自己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又是罪犯人权实现有效自我保护的重要途径。在监管改造过程中，监管单位认真执行部门和行业规章，并根据这些规章制定了一系列的内部奖惩制度，狱政公开制度，罪犯自觉地遵守这些制度，往往会得到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优待。（俞达祥，现在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任职）

篇7：人权保护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三峡工程建设是我国政府和人民为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而进行的重大基础性项目，处理和解决好三峡移民问题则是保障工程建设顺利完成及工程综合效益充分发挥的重要工作。三峡移民人权保护的实质和意义，就是通过大力实施开发性移民方针，依法移民，使非自愿性工程移民的各种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从而顺利实现“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移民搬迁安置目标，实现库区可持续发展。

 

篇8：人权保护

人权是人类的崇高理想和国家目的。我党和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人权保护工作, 但是由于我国人权研究起步较晚, 政府和公民对人权保护的认识也不全面。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人权第一次明确的载入宪法, 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就其完整意义而言, 就是人人自由和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人权的主体是指所有人, 包括所有的国家公民和社会成员, 当然包括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弱势群体, 由于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等原因以及智力、体力出生环境的差别, 并不能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现实的保障。所以, 我们要对这些特殊群体给予特别的关怀和保护。

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普遍存在以及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

现阶段,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我国一个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何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建设, 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应给予高度关注, 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 切实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普遍把子女留在农村交由父母或近亲属代为管理, 由于他们或年老体衰或文化程度不高, 抚养教育力不从心, 致使对留守儿童照顾明显不合理。[1]此外, 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教育关爱, 难以形成健全的心理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目前, 农村留守儿童权益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受教育权得不到切实有效保障。第二, 普遍存在违法犯罪现象。第三, 易受到外界侵害, 人生安全得不到保障。第四, 健康成长受到影响, 发展权受到限制。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一,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农村年轻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 老幼妇孺则留守农村。[2]其二, 国家现有法律和政策相对滞后。现有法律和政策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保护并不完善, 户籍制度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发展。使得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也遭遇不应有的尴尬, 不管是高额借读费还是拒之门外的做法, 都是农民工子女进城求学的障碍。其三, 政府方面缺位。政府在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权利的工作中没有得到发挥应有作用, 有的地方政府根本不重视留守儿童的管理与保护问题, 才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其四, 父母监护缺位。父母外出打工, 没有切实履行监护人应该履行的义务, 在心理上没有给与充分关怀和爱护。

三、对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建议

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前我国现有农民知识素养已经定型, 指望他们迅速提高知识水平不太现实, 现在农村的儿童就是未来新农村农民的主体, 提高农民知识素养的重任就落到这些儿童身上。所以全社会要共同努力, 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具体来说, 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政府必须给予足够重视,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让父母留在孩子身边, 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根本途径之一。另外, 地方政府也应该参与进来, 因地制宜, 根据本地区自然经济等各项条件, 努力发展本地农村经济, 在加强农业基础性地位的同时, 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 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 发展乡镇企业, 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当地基层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问题, 把对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列入政府工作内容, 有计划的组织实施, 切不可以将其视为小事, 更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而是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 不断改善留守儿童生活和学习环境。[3]比如:要树立教育为先的观念,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下大力气推动教育发展。特别要重点解决好投入偏少、教育资源紧缺、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同时, 还可以成立专门监管机构, 拨付专项基金, 专款专用, 组织人员和资金具体负责相关工作的开展与落实。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地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 为及时而有效地保护其合法权益构筑一道坚实防线。

第二, 完善相关立法不足。

首先, 全国人大加强立法工作,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专门的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律。我国目前有关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 保障了农村劳动力子女权益, 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这些法律法规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要, 甚至有些条款与社会发展相悖。所以要进一步完善这些法律法规, 让执法部门有法可依, 依法保护儿童合法权益。另外, 完善国家监护制度, 在现有的法律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国家监护的概念和完善国家监护的制度, 设立专门机构, 划拨专门经费, 对于监护人死亡或事实上没有监护人的留守儿童, 由国家担任监护人, 履行监护职责。最后, 完善委托监护和对监护人监督的法律制度。已有的法律对委托监护制度的规定还不完善, 由于政府无法对监护人实行有效监督, 导致政府无法对有问题的家庭进行及时干预, 导致留守儿童被监护人虐待, 侵犯等问题。因此, 对监护人履行职责建立监护制度十分必要, 对于委托监护的家庭更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第三, 教育机构主动配合。

教育机构是直接承担落实义务教育任务的主体, 学校应该充分发挥其教书育人的应有功能, 建立一整套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措施, 把监护责任与教育功能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监教一体的教育管理模式。此外, 留守儿童的根本问题就是心理问题, 这得从心理入手。教师要做好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 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要对本班的留守儿童有充分的了解, 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人际关系、性格特征、行为习惯、道德品质、学习动机和态度。为他们建立起心理健康卡, 留意每个学生的心理变化, 并作详细记录, 对他们不正常的行为表现及时干预, 正确引导, 并进行有关心理辅导, 给他们更多的心灵关怀因此, 对于农村学校而言, 不断加大农村小学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 建立寄宿制学校, 吸收留守儿童住校。

第四, 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国家和政府固然是关注农村留守儿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主体力量, 但同样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只有国家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行动起来, 才能使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得到更好保护。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 是与农村留守儿童距离最近也是接触最多的基层组织, 应当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地应有功能, 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给予更多关注, 而且在其权益遭受侵害时积极介入, 给予受害留守儿童以及时帮助, 让他们感受到基层组织的温暖。[4]同时, 各级妇联也应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主动深入基层农村, 协调和推动社会各界为留守儿童多办实事。另外, 大众传媒也应当积极参与其中, 使农村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共同帮助留守儿童克服困难。

第五, 树立家庭在留守儿童教育方面的主体地位。

毫无疑问, 留守儿童需要来自全社会的帮助和爱。但重要的是如何让留守儿童得到更多家庭温暖, 如何让留守儿童回到父母身边。父母要重视家庭在孩子成长中所起的作用, 不仅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物质环境, 还要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心理和精神环境。随父母共同生活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最佳选择和最终出路。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其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儿童自出生时起, 就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作为人的基本权益, 我认为, 对儿童的重视程度, 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人权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的当下,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际, 做好这一项工作意义非同寻常。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1000万人以上。长期不能与父母一起生活, 得不到有效的监护和引导, 孤独生活对这些留守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容易产生不良影响。他们心理健康方面已呈现出的一些倾向性问题, 值得引起全社会重视和关注。因此,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这一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保障其合法权益在和谐社会中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实现。

参考文献

[1]阮积崇.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的法律思辨[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6.

[2]李春雷.犯罪预防理论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姚建龙.超越刑事司法:美国少年司法史纲[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