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法律保障

2024-05-03

人权的法律保障（精选9篇）

篇1：人权的法律保障

中国人权保障的发展

摘要：人权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根据长期实践的经验，对人权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本文通过介绍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让大家了解我国人权的发展历程及丰富成果。

人权是一定社会或一定国家通过法律确认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一般形式，特别是基本权利。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权利；不仅包括个人人权，也包括集体人权。（李广民、欧斌主编：《国际法》清华大学出版社，第265页）

中国政府和人民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长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在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中的活动和对外人权斗争中，将人权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观。这种人权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人权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同各国国情相结合（二）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政治权利, 而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仅包括个人人权，还包括集体权。

（三）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

（四）人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人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我国人权观的基本原则之一。

（五）稳定是实现人权的前提，发展是实现人权的关键，法治是实现人权的保障——人权的实现离不开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民主和法制的保障。

（六）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

（七）评价一国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历史，脱离国情。

（八）对话与合作是促进国际人权发展的唯一途径——国际社会维护和促进人权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对话和合作。我们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人权领域的对话和合作。

2008年，我们同舟共济，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促使我们更加冷静地反思经济发展的和谐性问题，要求我们更加全面地考虑如何通过和谐发展来实现人权保障目标。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是解决当代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安全和人权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在贫困、愚昧无知、环境恶化的社会中生活，既没有安全，也不符合人的尊严。当然，有助于全面实现人权保障目标的发展应当是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一种病态、失衡、充斥经济泡沫的虚假“经济繁荣”。一旦偏离和谐发展，人权保障的目标就很可能会落空。（罗豪才《人权保障“中国模式”》第二段）

一起公民死亡事件见证了中国人权保障走过的道路。

2003年3月17日，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的街头被收容，60小时后他死在了广州市卫生局主管的收容人员救治站中。孙志刚之死影响深远，他死后三个月，18名涉案者被认定有罪，23名政府官员受到处分，施行20多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

孙志刚事件的第二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随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6年3月，“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由“人权”入宪，进而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最后到专门的行动计划，中国人权保障路线图的背后，折射着人权观的改变。

现阶段，司法部建议增设20或30年长期刑逐渐减少死刑，人权专家称最高人民法院应收回死刑核准权，高法要求保障人权切实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等等一系列的事件说明了中国的人权保障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当然，虽然在维护和促进人权上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仍然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参考资料：李广民、欧斌主编《国际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国务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

联合国大会第34/46号决议（1979），35/174号决议（1980），36/133号（1980）和41/128号决议（1986）万鄂湘、郭克强著《国际人权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罗玉中、万其刚著《人权与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篇2：人权的法律保障

对老年人的权利保障可以归纳为：第一，宪法对老年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主要体现在我国宪法第44、45、49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老年人的退休和社会保障权；（2）老年人获得救济的权利；(3)老年人的医疗卫生保障权；（4）老年人的人身、婚姻、要求给付赡养等权利保障。第二，刑法特别打击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伤害行为，如虐待、拒绝抚养等，保护老年人的权利并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来限制对老年人适用死刑；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分别对老年人的婚姻和要求赡养扶助的权利保障。第三，我国1996年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专门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2年修订通过了该法），对老年人的权利进行保障。首次将“常回家看看”精神赡养写入条文，不常看望老人将违法。

世界上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我国现今确定的是“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但是对于已退休的老人采用现收现付制，在统账结合制下，来自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当年缴费收入一部分计入社会统筹，另一部分计入职工个人账户。社会统筹资金由政府统一管理运用，个人账户基金作为个人养老储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一部分来源于社会统筹，一部分来源于本人个人账户的积累。

我国养老保险主要存在转制隐性债务

篇3：完善我国人权保障的法律思考

一、我国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 条第一款规定, 不得任意非法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命权, 使其不受非法剥夺和任意侵害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一项重要使命。适用死刑的条件必须是罪行严重, 而且必须依法判决, 依法执行。我国在死刑的适用方面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 我国在80 年代实施的严打措施, 就曾导致过死刑的滥用。严打虽然是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考虑, 适应了当时维护社会稳定, 保护人民利益的需要, 但是弊端十分明显。对于犯罪分子坚持从严从快处理, 违背了刑事法律中明确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 也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 冤假错案的发生与严打不无关系。呼格吉勒图案是一起典型的冤假错案, 该案就发生在严打时期。在严打的大环境下, 重视案件处理的速度而忽视质量, 导致一个鲜活的生命蒙冤而死。死刑的适用必须加以严格的限制。我国在死刑的适用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 例如将死刑的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全国所有的死刑案件, 使死刑的适用标准更加严格, 程序更加完善; 适用死刑的罪名也进一步取消或减少; 在适用死刑方面, 我国一直坚持坚持的是“少杀慎杀”的原则。这一系列措施在控制死刑、减少死刑的适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我国在今后的刑事司法审判领域中逐步减少直至废除死刑起到了铺路的作用。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 条一款规定, 公民有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按照该规定, 生活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的公民, 有权自主选择居住地, 可以选择到乡村居住, 也可以选择到城市居住, 国家不得肆意干涉。但是, 迁徙自由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 也就是说我国公民并不享有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中还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 其主要原因是出于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与现实国情的考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不同地区间的人员往来愈加频繁, 经济交往日趋活跃,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我国已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而且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宪法承认和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 不仅有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 而且有助于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目前, 罢工权在我国被广泛提及, 在我国宪法中规定公民罢工权的内容是时代的要求。罢工权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宪法和法律中并没有关于公民罢工权的表述。通过完善宪法的相关规定, 建立健全保护公民权利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 确立并保护公民的罢工权应当是目前符合我国国情的现实选择, 这不仅仅是更有效的保障和捍卫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应有法律举措, 而且也是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原则和精神、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二、完善我国人权保障机制的探索

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价值在于实现公民的人权。我国的人权保障与国际人权公约对人权的保护相比较可能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有待于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针对我国人权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在人权保障方面, 从借鉴国际经验与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可以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 促进我国人权的保护和完善。

( 一) 在全社会营造保障人权的观念

在人权保护方面, 如果仅仅制定出保护人权的相关法律, 却缺乏人权保护的法律观念, 那么公民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就不懂得运用法律的武器去维护个人权利, 倘若如此, 不管法律制定的多么完备, 也将因为缺少法律实施的氛围而成为一纸空文。培养和树立起人们的人权观念, 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例如, 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介宣传人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以促进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国际人权公约作为人权法的重要渊源, 在国内人权立法制度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立法机关在进行人权立法的过程中, 应当予以适当参考和借鉴。同时, 应当鼓励公民积极参与讨论, 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达到集思广益、促进人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充实和完善。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注重对人权的保护, 有助于公平公正的处理案件, 强化人权的司法保护。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要注重行政执法人员人权理念的树立, 做到依法执法。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与人权意识的培养, 促使其在行政执法过程注重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 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 二) 加强宪法对人权的保障作用

2004 年3 月14 日,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我国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在我国, 人权入宪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人权入宪不仅标志着人权这一概念在我们国家开始由政治概念向法律概念的转变, 同时也表明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的法定责任。目前世界上民主法治较为健全的国家都在宪法以及一系列相关法律中对人权加以确认, 并给予充分保护。在我国, 人权入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体现出国家对人权的保护日益重视。有了宪法的原则性、根本性的规定, 随着以后相配套的人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及实施条例、细则的出台,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将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 三) 加强人权保障的国际合作

由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国家制度、发展程度以及国情的不同, 对于人权的理解以及在人权保护方面采取的措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导致国际社会就人权保护方面容易发生矛盾和纠纷。各国应当以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为基本准则, 加强人权保护的国际合作。相信在人权保护方面, 有了国内法治的完善, 加之人权保护的国际合作, 在不久的将来, 我国的人权保障将更加完善, 广大人民群众将生活的更有尊严。

摘要：人权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具有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国际人权公约对促进国际社会人权的保障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依法保障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我国政府在人权保障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关键词：人权,国际人权保护,我国人权保护

参考文献

[1]孙平华.论我国实现国际人权标准的基本原则[J].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6) :120.

[2]熊伟.我国人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今日湖北理论版, 2007 (2) :186.

[3]王鸿鸣.我国宪法与国际人权公约有关人权限制性规定之比较[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4) :44.

篇4：人权的司法保障——法律援助

关键词：人权司法保障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同样能够接受到各项法律服务，从而在诉讼过程中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十五世纪的英格兰王国，在西方已存在了100多年的历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普遍采用，是国家保障司法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下面本文将从法律援助的设立目的和作用、援助对象以及提供援助的案件范围等角度对我国人权的司法保障状况加以分析。

一、从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目的和作用来看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涉及到政治、哲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指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所有的权利。国家宪法中所列举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即是该国国内法对人权的具体规定和保护。社会的弱者因缺乏或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其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犯。使弱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处于同强者相同的法律地位和状态，从而保障司法人权，是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目的。

宪法是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平等权的。恩格斯也指出：“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的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的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很自然的被宣布为人权。”[1]（P145）从恩格斯的这段话来看，平等与人权有着紧密的联系，平等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我国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保障了当事人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也就保障了人权。

从理论上讲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法律援助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都是代表国家对受援人的援助。[2]从法律援助制度的作用来讲，该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国家实行法律援助制度，对诉讼中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予以援助，有利于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从而在司法体制上保障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实现。总之，从法律援助制度设立的目的及作用来看，法律援助是人权的重要司法保障。

二、从法律援助制度的援助对象来看

从援助对象的角度来看，法律援助制度也是对人权的重要保障。根据我国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及法律援助条例的有关规定，可以将法律援助的对象划分为两类，这两类对象及其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都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

（一）一般法律援助对象及其获得法律援助的资格条件

在我国，获得法律援助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确实有经济困难，无力或无全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经济困难是法律援助对象应当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因为这部分人的人权和富有者的人权是平等的。“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他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P146）由此来看，实际的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无产阶级的人权。

2．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帮助。这一条件又包括两层含义：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必须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申请人所申请的必须是需要法律专业人员提供帮助才能解决的法律事项。

（二）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及其获得法律援助的资格条件

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主要是指《刑事诉讼法》及《法律援助条例》所列举的几种人。《法律援助条例》第10条规定：“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这一规定就体现了国家法律对社会特殊群体的特殊司法保护，但是不管特殊群体再怎么特殊，也都享有基本的人权，况且上述特殊群体绝大多数还是处于弱势地位，更需要用司法救济的方式来保障他们的人权。

（三）在某些情况下，外国人同样可以成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

外国公民也可以成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当然，这是附条件的，即只有与中国签订有法律援助司法协助协议的国家的公民才是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另外，外国公民或无国籍人涉嫌犯罪的，即使该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并未与我国签订双边的法律援助的协议，也应成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这是因为刑事诉讼是关系人的生命和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法律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外国人的刑事审判，应充分体现主权国司法人权保障的精神和司法审判的公正性。

几年来，中国法律工作者解答法律咨询约600余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余万件，为97万多人提纲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受益人不仅有中国公民，还有触犯中国法律接受中国司法机关刑事审判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的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接受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司法公正，维护了经济困难公民的合法权益。[3]

三、从法律援助制度的案件范围来看

我国高度重视通过完善立法、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来保护人权，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中国政府把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纳入到社会发展的规划之中，明确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2003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于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来看，法律援助制度同样是对人权的重要司法保障。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我国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如下：

1、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在三类刑事案件中，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辩护人，即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审理这三类案件的人民法院为被告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2、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抚养费的法律事项。对于这一类事项的当事人给予法律援助，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因为这些事项的当事人在经济上缺乏生活自立能力，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向这些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使其有机会获得平等的人权。

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事项。这些事项的当事人虽缺乏生活自立能力，但他们往往在受伤时得不到应有的赔偿，生活陷入困境，甚至难以维持自己及所负担的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通过法律援助来保护合法权益。

4、此外还有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等类案件。

从法律援助的范围来看，切实体现了我国人权保护的广泛性、平等性和真实性，总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既实现了宪法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具体人权原则的要求，也是司法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初探 [J] .判例与研究，1999，（4）.

篇5：人权的法律保障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上午好！

你们知道今天12月10日是什么日子吗？是“世界人权日”。

60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人类吸取了这慘痛的历史经验教训过后，为了避免这样的悲慘历史重演，在二战结束后，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1950年，联大决定将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世界人权日”。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个宣言无疑对给予世界人民自由，以及把人类从令人窒息的种族歧视环境中拯救出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人权宣言是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如今联合国人权宣言已被翻译成250多种文字，遍布世界各地。

我们中国作为占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以占世界耕地面积不足百分之十的耕地，养活了近十四亿人口，这就保证了人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奋斗，凝结成一个牢固的整体。人民政府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缩小贫富差别，共同改革开放奔小康，这无不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维权决心与意志。我们相信未来祖国的人权将会更美好。

今天，是人权日，让我们重申对《世界人权宣言》各项原则的承诺，让我们继续尽力，为人类谋幸福。

同学们，让我们以科学文明为材料，筑起一道百毒不侵的精神防火墙，使邪教思想永远远离我们的心灵，更加尊重和保障人权，努力真正成为一个让国家和人民放心的接班人！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七年级二班全体同学

篇6：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第二，拘捕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

第三，在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修改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均提供法律援助，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辩护权;法律援助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反映。

这些积极的反映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新刑事诉讼法将保障人权明确写入了总则之中。

第二，新刑事诉讼法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作了更为明确、具体、扩展的规定。

在笔者看来，辩护权的扩大其实就保障人权的表现，换句话说辩护权的扩大也只是保障人权的一个方面。

虽然在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明确了保障人权，但宪法的规定体现的`只是一种立法的精神，在实践中却无法只以宪法中的一句“保障人权”就能切实的保障得了人权。

如何将保障人权在实践中转化为可依据、可操作的东西，那就需要在下位法的立法活动中将保障人权贯彻到具体法律条文中去。

显然，新刑事诉讼法不但在总则第二条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里明确了保障人权，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法律条文的修改中体现了这一主题，使得保障人权不再是一句口号。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起，具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在现行刑诉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辩护，显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中享有的辩护权在侦查阶段被剥夺了一部分。

现在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但找回了缺失的这部分权利，而且还对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从而得以切实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

第二，拘捕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

现行刑诉法规定：“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也就是说，不管什么罪名，只要是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都可以不通知，实践中侦查机关就可能为了便于侦破案件而以上述理由牺牲犯罪嫌疑人家属的知情权。

针对这种情况，新条文至少做了三个限定：首先，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不再适用于任何罪名，而是只限定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其次，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不像过去一样可通知也可不通知;第三，必须通知家属，而不是家属或他的所在单位，家属知情权得到保障。

显然三个方面，都是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的体现。

第三，在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修改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均提供法律援助，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具体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从以上可以看出，法律援助的对象增加了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而且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或家属寻求法律援助的方式更多了，不再只由人民法院指定，而是可以自行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并同时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其中的义务——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说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做到了双重保护，这是我国人权保障的一大进步。

当然，新刑事诉讼法还增加了很多保障人权方面的规定，如：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这可以减少诱供、逼供的发生，从而保障犯罪嫌疑人免受不公正的审讯和审判。

再如，新法扩大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范围，使一些原本要被关押的但也无社会危害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不用被关押，这也是保障人权的表现。

而且，本次修法不但体现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对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人权也有体现，如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对保障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新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颁布是我国保障人权方面的一个极大的进步。

虽然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完善的地方，就其不仅仅只把保障人权放入总则，而是延伸到其修改的具体条款中去，就这样的立法活动而言就是进步，就是我国对保障人权不懈努力的最好体现。

笔者相信，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必将为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制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篇7：人权的法律保障

当前看守所对在押人员在人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1、对在押人员的诉讼权利保护不够，隐形、变相超期羁押现象仍然存在。高检院、高法院、公安部多次联合下文严禁超期羁押，将杜绝超期羁押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明目张胆的超期羁押是很少有了，不少地方甚至连续多年保持了无超期羁押的辉煌记录，但表面合乎法定期限，实质超期羁押的隐形、变相超期羁押现象仍然存在，这无疑是对在押人员人权的严重侵犯。

2、一些看守所还存在牢头狱霸殴打、体罚在押人员等监管不到位、管理混乱的问题。如躲猫猫事件等。

3、一些看守所监管场所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被监管对象的“居住权”得不到有效保障。

4、在押人员其他权利未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如在押人员的消费义务，在一些看守所，在押人员只要一进看守所，不管条件如何，就要购买由看守所统一提供的生活必需品。还有的以较高的价格向在押人员出售商品，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也未能随着社会上物价的上涨而有所提高等。

看守所等监管场所人权保护不足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看守所执法人员在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

（一）认为被监管对象在监管场所只有接受教育和改造的权利，没有必要过多地强调其他权利；

（二）认为被监管对象是坏人，有些甚至是社会渣子，监管条件差一点对他们也是一种惩罚；

（三）认为被监管对象虽然是公民，但他们是违法和涉嫌犯罪的公民，不可能和其他公民享受同等待遇；

（四）认为被监管对象的合法权益是应该保障，但当地条件有限，无法保障；

（五）认为保障被监管对象合法权益不仅需要物质准备，而且需要思想准备，而思想准备需要一个过程。因而在权益保障方面，主观上持观望态度，行动上表现为“不作为”。另外就是立法滞后，我国现行的看守所条例是1990年制定的，其中一些内容已明显落后于形势的发展，造成了对在押人员人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不足。

在崇尚“法治”、保障人权呼声高涨的今天，严防“躲猫猫”事件再次发生，人民检察院应充分发挥驻所检察监督职能，强化看守所被羁押人员的人权保障机制，树立维权意识，转变执法观念，突出人权观念，增强服务意识，提高依法监督的水平，使驻所检察工作更具人性化，实施全方位、多角度的人权保障。

一、加强收押、出所活动检察监督，保护公民不受非法羁押

1、把好“收押出所检察关”。在收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时，现场检察《拘留证》、《逮捕证》、寄押凭证、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收监执行决定书等法律文书、手续是否齐全，检查收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对收押、出监凭证进行审查，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及时提出纠正意见，纠正非法收押现象。

2、把好“羁押期限检察关”。超期羁押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基层检察院应力争使所有驻所检察室与其看守所信息联网，以便驻所检察室对羁押期限实行动态监督，检察人员认真执行羁押期限预警机制，建立监督管理制度，包括在押人员入监权利和义务告知制度、在押人员控告申诉材料递转制度、约见检察官制度、羁押期限届满前预警、催办制度，跟踪监督制度以及信息通报等制度，促进驻所检察室在督促、监督方面的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杜绝超期羁押，有效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二、加强监管活动检察监督，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1、检察监督看守所对男犯和女犯是否实行分押；检察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的监舍和活动场所，特别是重特大案犯的监管警戒是否安全，提审、押解是否符合规定；检察看守所是否用在押人员代行干警职务管理在押人员；检察看守所干警、其他办案人员、武警对在押人员使用戒具、武器是否符合规定，对在押人员有无体罚、虐待、侮辱人格的行为等，维护在押人员人格权和人身安全。

2、检察新入所收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其随身所带的衣物、现金，由看守所代为保管并逐一登记、开列的清单和在押人员离开看守所时一并结算或退还的凭据，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财产权。3.检察监督看守所对在押人员劳动保护权。保护在押人员参加劳动时间及身体健康，避免其出现超体力劳动或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现象。

4、定期检察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环境卫生、病伤医治等是否符合规定和有无虚报、冒领、克扣囚粮囚款等问题。注意对看守所生活环境、饮食卫生、药品管理

篇8：人权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女性人权,法律保障体系,国际人权法,宪法

一、前言

当代法学巨擘於兴中先生认为法治乃是一种文明秩序, 源于西方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实为现代社会所必须。虽然它并不是将人带入天堂的途径, 但毋庸质疑, 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基本上不能保障人的尊严和权利。[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 其本质是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也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半边天的女性, 其面临的问题本质是女性的人权保障。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就是要从宪法和宪政的高度充分保障女性人权, 并构建中国特色女性人权法律保障体系。 (1) 只有中国社会所有的男女公民都能遵守规则, 遵守对男女公民每人都公平的法律, 社会才能和谐。 (2) 以机会均等、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权, 是当代女性人权的最高形态和根本归宿, 是保护一切女性权益立法之根本点和落脚点。 (3)

二、女性人权的内容界定

女性人权可解读为人权法所赋予女性对立与男性作为人及包容女性多样性的性别平等权利。 (4) 结合《元照英美法词典》和女性的特殊性, 笔者给女性人权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女性人权是女性的基本权利或基本自由, 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的使每个女性在道德精神、个性乃至其他方面获得最充分自由发展的权利。包括女性公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教育权、同工同酬权等;女性的生理特征所产生的权利:生殖健康权、生育权等等。 (5)

三、国际法层面:国际人权公约对妇女人权的法律保障体系

现有国际人权公约对妇女人权保护的要旨, 一是消除性别歧视, 二是对妇女群体的特殊保护, 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人权公约保障体系。其中较为重要的有:1952年联大通过了关于保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妇女政治权利公约》、1967年联大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1979年联大通过的旨在消除性别歧视和对妇女实行特殊保护的完整妇女权利法典《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99年联大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以及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等纲领性文件, 1995年促进性别平等行动纲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1995—2000) 》, 2001年促进性别平等国家行动纲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2010) 》等等。 (6) 这些无疑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为提高妇女地位而共同努力的根本指针。[2]

四、国内法层面:在中国实施国际人权公约并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维护妇女人权法律保障体系

人权逐渐成为中国国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 人权保护特别是女权保护逐渐成为中国法的重要内容。用法律来保障女性人权是天经地义的事。 (7) 在中国实施国际人权公约以保护女性人权, 从法律制度的角度看, 具有极其深远的法制意义, 其本质是一个法律移植的过程;从文化意识的角度看, 具有极其深远的文化意义, 其本质是文化冲突的过程。 (8) 中国目前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维护妇女人权法律保障体系, 例如, 世界宪法史罕见, 中国宪法史空前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8条、第49条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男性平等的宪法原则等等。 (9)

五、结语:当代中国女性人权的法律保障体系之完善

我国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维护妇女人权的法律保障体系, 借鉴国际人权公约对妇女人权的保障制度, 并针对存在之突出问题进行完善:

首先, 强制性的执行程序措施确保增强现行法律之操作性, 在中国实施国际人权公约以保护女性人权。相关维护妇女人权的法律必须有配套的操作性、强制性的执行程序措施, 才能真正符合女性人权保障的实际需要。否则, 主张权益的当事人只有口头公正, 实质权利却无从实现。其次, 消除性别歧视, 维护女性尤其是女研究生同学和男研究生同学平等的就业权。目前在就业市场上, 男女同学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男生已成为各用人单位默认的潜规则。女研究生同学固然即将面临毕业后结婚生子等这些人生大事同时也是女性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但用人单位不能因不情愿承担这部分社会再生产责任就粗暴将她们拒人于千里之外。国家应通过立法建立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 从根本上杜绝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广泛存在的录用过程中各种形式且程度不同的性别歧视, 同时建立必要的监管机构对性别歧视和侵犯女性人权行为严惩不贷。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 中国政府于1979年以来先后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人权公约, 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公约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为落实这些公约提供了可能性。然而, 如何将这些公约在中国全面贯彻执行, 要比签署它们困难得多。[3]虽然目前在成文法层面于中国的法律上女性依法享有了与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 但是女性人权的保护水平和保护广度还是有相当局限性的, 有较为明显缺陷的。要全面推动中国女性人权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中国完成由从男女法律平等到男女事实平等的过渡, 要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蜕变过程。要使人权理论的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以及和谐权此四代人权在女性人权事业中得到全面实现, 理论上迫切需要中国人权法学界大胆开放自己的传统基础, 善于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汲取新的智慧和力量, 实践中需要包括广大男性在内的社会各界齐心协力以监督执行。同时尤其需要女性自身人权意识、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 敢于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不懈奋斗。总而言之, 再次印证法学巨擘於兴中先生所言:从人权保障的一般原理来看, 一项人权的落实, 需要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保障, 人权机构的监督及个人人权意识的配合。

参考文献

[1]於兴中.法理学检索[M].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0.1.

[2]赵建文.国际法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256-258.

篇9：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

关键词：人权司法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刑事诉讼法

自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最早宣示人权及人权原则以来，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其间人类两次遭遇世界大战的浩劫。时至今日，人权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甚至“可以算得上一个流行的词汇”。[1]

人权是每一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在我国宪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写入了宪法。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总则，这不仅是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重大成就，也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法治中国绘制了蓝图。其中在第四部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特别强调“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人权的司法保障主要是指，在司法活动中，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依法保障案件当事人（包括受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贯彻党的执政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必须要推进司法改革，更好更加积极地发挥司法机关保障人权的作用；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指导司法改革的一个根本标准。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亮点即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从而改变了过去强调以打击为主，保护为辅的刑事诉讼思想。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不仅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制度上予以落实、体现和保障，如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审判程序和特别程序等方面加强了人权保障，还增设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当事人诉讼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制度等，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权事业新的发展进步，人权司法保障新的发展进步。

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特别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保障人权方面处于特殊的地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限于篇幅，本文将以新法为视角，主要从非法证据排除、辩护制度等两个方面探讨检察机关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职责，以求教同仁。

一、非法证据排除与人权保障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根据新法第48条的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是查明犯罪事实的唯一手段，是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的重要依据。因此，证据被赋予了合法性的属性，即证据应以合法的方式取得。而非法取得的证据，尤其是言词证据，大多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得的。刑讯逼供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以肉刑、变相肉刑、精神折磨的行为，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生命权、健康权，是对人权的蔑视和践踏。根据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定案，极易造成冤假错案。而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冤假错案背后往往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如云南的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都与刑讯逼供有关。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有关于“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机制保障和排除规则。

2010年6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次新法的修改充分吸收了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明确宣示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具体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标准、主体和程序，从法律层面建构了比较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并明确了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定位，即明确了检察机关在证明指控犯罪证据的合法性、排除非法证据上，负有“特殊的责任”。[2]根据新法，检察机关在审查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时，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在开庭审理前的庭前意见交换程序中，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即非法证据的排除。在法庭审查过程中当事人等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说明；如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具体来说，在非法证据排除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3]

1.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并依法排除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即不得作为报请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以及提起公诉的依据。

2.对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调查核实，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采取相应措施。新法第55条赋予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力，是赋予检察机关开展诉讼监督的重要手段，具体方式可以是询问有关证人、被害人等人员，也可以调阅有关的检验报告、录音录像资料等，以确认侦查人员是否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况。[4]如侦查机关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检察机关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既包括提出纠正意见，也包括追究刑事责任。以刑事事件追究为后盾，无疑增强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刚性。

3.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检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尤其是要重视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的收集和固定。

新法实施之后，检察机关切实履行了非法证据排除义务。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捕406人。[5]

二、辩护制度与人权保障

强化律师辩护职能、完善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刑事司法制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有效保障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重要环节。1997年3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1996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特别提到：“中国的律师队伍发展迅速，已成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我国辩护制度在发展中遭遇到“三难”的问题，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改，“但由于与刑事诉讼制度没能很好地衔接，在实践中落实得不够好”，[6]“三难”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新法对辩护制度作出了较大的修改，回应了2007年《律师法》的修订，坚持了有效辩护原则，从而为人权保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谓有效辩护原则，依宋英辉教授的观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层意思：[7]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辩护权；二是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合格的能够有效履行辩护职责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包括审前阶段的辩护和审判阶段的辩护，甚至还应当包括执行阶段提供的法律帮助；三是国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权的充分行使，设立法律援助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的帮助。

基于有效辩护原则，新法完善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辩护权以及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明确了司法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的义务。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权以及辩护人权利的保障义务具体包括以下几项：

1.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权的保障义务。新法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第一次开始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另外，无论是侦查案件还是审查起诉案件，检察机关都应当告知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聘请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与此同时，并进一步明确了辩护人的权利。一方面，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另一方面，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对此，检察机关应予保障。

2.保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要求会见嫌犯时还要办理很多手续，“实际上演变成了律师会见必须得经‘批准”。[8]新法完善了会见权，规定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凭“三证”，即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涵，无需要侦查机关批准，就可会见犯罪嫌疑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的时间限制，且行使会见权时不被监听。另外，人民检察院办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通告看守所或者执行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和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可以不经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应当许可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3.保障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申诉、控告权。为了保障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履行辩护职能，新法赋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诉、控告权利。新法第47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4.尊重辩护人的辩护权利。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法律共同体通过理性对话所获得的共识。张千帆将这种对话界定为：“它是一种‘对话乃是指法律是在各种不同观点及利益之间的交锋与辩论中不断获得产生、变更与发展；它是一种‘理性对话乃是指这种对话在本质上是一种心平气和的说理过程，而不是通过暴力、压制、漫骂或以其他方式相互攻击来完成的。”[9]通过对话，法律共同体共同探索并决定法律的意义。在侦查阶段、审查逮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积极和律师沟通，认真听取律师提出的意见和犯罪嫌疑人辩解，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保证案件的顺利处理。因此，新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自新法实施以来，检察机关充分认识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为律师参与诉讼，行使辩护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2013年7月16日，在与律师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座谈时，曹建明检察长充分肯定了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讲道：“作为司法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律师通过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得到制裁和惩罚，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在整个司法程序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刑事诉讼中，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其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既有利于司法机关全面准确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也有利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防止冤假错案，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10]

三、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几点建议

四中全会提出“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的新要求，要落实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人权司法保障的新要求，需要转变观念，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机制。

1.司法人员必须增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新法实施以来，检察机关虽加强了人权的司法保障，但是，在两年多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地方仍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彻落实的不是太好，到目前为止，无一例因非法证据排除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例；律师会见难仍大量存在，尤其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指定监视居住基本上不让会见等，这些都反映出司法人员的理念没有跟上法律的发展，国家的法律在现实中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因此，必须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增强司法人员的人权观念。

2.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非法证据排除是根治刑讯逼供痼疾的猛药，其通过“排除”而发挥药效。发现非法证据的能力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因此，要增强检察人员发现能力，多管齐下。首先要建立非法证据发现机制，具体包括：一是审查案卷材料；二是审查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三是要求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做说明，必要时应对侦查人员可能存在的违法侦查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四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发现非法证据线索；五是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其次，应建立和完善非法取证行为的惩戒体系，对采用刑讯逼供等方式取证的，不能只是对非法证据排除了事，“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应该实事求是，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并对被侵害人予以适度的救济”。[11]另外，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相关部委尽快制定出台相关细则，明确疲劳审讯为刑讯逼供的行为，把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被连续讯问超过8小时作为硬性规定。

3.在辩护制度方面，建议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见证权和收集证据权。虽然新法修改后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但在理论上，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一方面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是无法实现阅卷权的；另一方面，辩护人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是不能对证据进行核实的。[12]这种非完整意义上的辩护权不仅影响了辩护人自身权益的完整性，也影响到对犯罪嫌疑人权益保护的完整性。建议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嫌疑人被讯问时有在场见证权。同时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有权收集证据。

除此之外，在人权的司法保障方面，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人权司法保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注释：

[1]夏勇著：《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童建明：《正确理解与适用新刑事诉讼法提升检察工作能力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4期。

[3]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理解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59页。

[4]参见同[2]。

[5]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5年）》。

[6]同[2]。

[7]参见宋英辉著：《刑事诉讼原理导读》，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8]刘玉民：《人权保障在新刑诉法中的体现》，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12期（下）。

[9]张千帆：《法律是一种理性对话——兼论司法判例制度的合理性》，《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71页。

[10]曹建明：《构建检察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关系，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载《检察日报》201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