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与人权的关系

主权与人权的关系（精选四篇）

主权与人权的关系 篇1

关键词：人权,国家主权,人权国际化

一、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内涵

对于人权与国家主权内涵的理解是探究人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尤其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 我们经常可以从广播、电视或者网络中, 了解到关于人权和国家主权的相关报道。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他们对于人权和国家主权的理解往往只是停留在其表面, 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因此, 先来阐述一下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内涵问题。

(一) 人权的内涵

人权问题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 由最初的以公民权利为核心转变为以政治权力为核心, 再转变为以社会权利为核心, 这是人权内涵演进发展的过程。但人权到底是怎样界定的, 理论界还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

西方政治学界, 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杰克·唐纳利为典型代表, 他认为:“人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 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这种权利, 仅仅因为他是人。因此, 它们是最高等级的道德要求。”[1]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人的权利, 是人作为人的权利, 是人成为其人的权利, 是使人具有尊严性的权利等多层含义。”[2]此种人权观念的形成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直至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所提出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等人权理论中抽象出来的, 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结出的硕果。

中国政治学界, 著名学者刘杰认为:“人权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人与人之间、人与政府之间和社会之间、政府和社会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总和。”[3]他把人放在社会集体中去考察和理解, 认为人权是一种社会关系或者人类价值的社会反映, 这比西方学者研究的人权观念更广泛、更深入。

西方学者只是单方面的从人作为自然人的角度去研究, 而中国学者则从人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双重角度去全面理解人权的内涵。但是他们的理论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的权益, 使得人们权利的发挥有一个合理的理论依据。

(二) 国家主权的内涵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国家主权是伴随着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产物,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近代国家学说的形成就是以国家主权、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为三大支柱而构成的。那么, 对于国家主权, 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西方近代史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学说始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拉巴德和查利内克。拉巴德认为:“主权是国家之上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利能够发号施令以约束国家。”而查利内克则认为:“主权是属于民族国家, 国家的权力对外是独立的, 对内是最高的。”[4]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让·布丹认为国家主权是在公民与属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

现代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指的是一国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及管理国家的权利, 表现为国家对国内事务的最高权力及对外事务的独立自主权。而对外事物的排他性, 就是国家完全自主地行使其对外交涉的权利, 排除任何外来干涉, 对于侵犯本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等行为有权进行反击。

二、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人权与主权在现实的互动中, 尽管其价值理念不是完全重合的,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二者的关系也再不断地融合。有很多学者认为“主权高于人权”, 即人权是国家主权范畴内的事物。但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看, 这种观点无疑是不够妥善的。二者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反映的不同的权利需求, 应该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

(一) 人权与主权的同质性和异质性

人权和主权作为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 都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反映, 在理论价值上具有内在的同质性。同时, 又在现实运作过程中的不同领域和层面上, 表现出价值理念方面一定的异质性。

同质性方面而言, 人权与主权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促使人的价值实现和维护人的基本尊严。人权的最高状态就在于人民成为真正的主权者, 同时, 也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以国家机器为武器的坚实后盾。近代国际社会上制定的有关人权的原则和主权规范, 比如《联合国宪章》、《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公民文化公约》等, 都无疑使二者关系得到了促进, 为实现全人类基本的权利诉求做出了贡献。

异质性方面而言, 人权和主权在现实运作过程中, 则隶属于不同的价值领域和范畴, 人权是个体的权利, 而不同于人权的国家主权是整体的最高权力。毫无疑问地, 二者在这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个体的权利在国家机器面前是没有主权而言的, 也不能以主权的名义界定其至高无上的绝对性。但整体的最高权力作为国家机器的外部表现形式, 却能够保障人权的实现, 为其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 人权国际化的国家主权作用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 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就人权做出的国际宣言, 标志着人权国际化时代的到来, 也标志着人权已经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事务, 而是全人类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正因为如此, 也就奠定了人权国际化的国家主权作用的基础。

从人权国际化对国家主权的积极影响来看, 人权国际化的各种行为主体, 包括主权国家、国际人权组织、非政府组织等, 都在为全人类人权的实现积极奔走。那些迫于国际舆论压力的国家或行为体, 他们往往会反思其行为, 从而转变态度, 从国家主权的高度去承认、支持人权事业, 保障和维护全人类人权事业的发展和实现, 加入到人权国际化的浪潮中来。

从人权国际化对国家主权的消极影响来看, 人权国际化是影响和冲击国家主权的外部因素。一些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政治的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实力恶意地去干涉别国的人权问题, 已达到其夺取资源, 控制该国政治等目的。同时, 人权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也会使得人们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烈。在一些尚不发达的国家, 人们物质需求都没有满足的情况下, 人们面对人权的挑战与人们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的矛盾, 会导致国家主权者的顾此失彼, 以及国家主权事务的混乱, 从而可能诱发国家内乱, 政局不稳的失衡局面。

同时, 在当今人权国际化的时代, “一个充分尊重人权, 努力实现人权的主权者会在国际社会中受到广泛的尊重, 从而在国际事务中顺利地实现主权。”[5]如果一国能够完全地充分尊重人权, 保障人权的实现, 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能够在人权问题上找到干涉该国内政的借口。那么, 该国就应该并且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最广泛、最普遍的尊重, 从而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和呼声也就会随之提高, 从而顺利地实现主权。

(三) 国际人权法视角下的国家主权原则

加拿大学者约翰·汉弗莱认为:“国际人权法如同其他法律体系一样, 旨在调整人的行为, 是一种行为规范:其规则规定什么情况应该出现, 而并不一定说什么情况肯定会出现。他仍是一种不完备的法律, 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国际人权法所管辖的社会也仍然是一个不完备的社会, 这个社会几乎没有什么中央化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由此看来, 国际人权法是一种弱法, 但这一法律存在的事实是当代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 是任何真正的世界秩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6]尽管它是弱法, 但是一旦被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发布, 比如《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的发布, 它就必然具有很高的效力, 也可以说是权威性的国际人权准则。

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12月6日通过的《国际权利义务宣言草案》中曾明确表示:“各国对其管辖下之所有人民, 有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尊重其人权及基本自由之义务。”就是指国际人权法已确认了国家主权下的人权不受干涉原则。同时也包含了人权是属于各国的国家主权内的事务, 而人权在国家主权管辖下所运行就必然具有排他性的不受干涉的权利。

作为当今国际人权法体系的核心和宪章性的文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都把保障人权的责任确定到主权国家, 进一步说明了人权保障是主权国家的国家主权领域内的事务, 主权国家具有完全的独立自主、不受他国干涉的权利。再加之, 不干涉别国主权与内政本身就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此, 无论是联合国, 还是主权国家或者其他非政府组织强行干涉一国内政, 本身就是在扰乱国际社会的稳定秩序。这对于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 无疑是具有强烈的冲击作用的。

三、当代世界人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格局, 即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这种格局使得国际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但是局部动荡却一直存在, 但这并不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化。

(一) 局部动荡对于人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影响

上世纪末, 维护人权成为了主权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新的借口。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霸权国家充当起了世界警察的角色, 相继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 其实质则是为了夺取该国的石油资源。但是却举起了人权这面大旗, 来侵犯主权国家的国家主权。

这种局部的动荡, 使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对于在和平状态下的生存发展更加向往、更加期盼。换言之, 表现出了经历了战乱洗礼的人们更渴望拥有人权, 也希望自己所在的主权国家能够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来保障人权。但是, 对于那些和平都没有保障的国家, 又何谈保障和实现人权?

这些被侵略的国家都认识到一些强权国家运用霸权主义政策随意地去压制和毁灭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幸福。作为弱小国家, 他们的政府无力去反击, 尽管他们努力抵制别国的干涉, 但终究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各个方面, 都不足以与那些强权国家进行抗衡。因而, 国破家亡所造成的激进分子就有可能形成恐怖势力, 力图用恐怖活动来表达他们的愤恨, 从而引起某些特定国家的注意, 以达到收敛造成他们愤恨的霸权行为的目的。

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局部动乱虽然本身对人权和国家主权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可是也能够促进人们更多地去关注人权, 去谴责侵犯人权和国家主权的行为, 相对来说, 也是从另一种方式上对人权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二) 全球化进程中的人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 人权也由最初独立主权国家的探讨向国际化转变, 即人权国际化, 而国家主权也因人权国际化卷入了全球化的大浪潮之中。当前的全球局势决定了不允许存在无视人权的主权, 也不允许存在超越国家主权至上的人权。保护人权和尊重主权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国家行为和国际秩序合法性的基础。[7]

英国学者R·J·文森特曾在《人权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提出, “人权不是对主权国家体系的挑战, 而是增强了这一体系的合法性, 人权巩固了国家而非超越了国家。”[8]这是对于全球化进程中人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完美诠释。人权作为一种普世概念, 是全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判断标准, 国家主权则是一种现实存在于国家机器运用其支配地位对国内外事务进行处理的最高权力。二者是相互独立的, 但又相互联系的,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否定人权, 践踏人权。这是一种规则, 一旦违规, 必然受到来自全世界的谴责, 但即便是最强烈的谴责, 也仅限于谴责, 不能诉诸于直接超越主权国家的国家主权范畴内的人权, 可是这种谴责的声音必定会影响主权国家的国家主权作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挥。

参考文献

[1][美]杰克·唐纳利:《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M].王浦劬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2]张文显:《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3]刘杰:《人权与国家主权》[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4]张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权与人权问题述略》[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年版第2期。

[5]张旭:《国际刑法与人权》[M].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6]约翰·汉弗莱:《国际人权法》[M].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年版。

[7]张爱宁:《国际法领域中的人权与主权关系》[J].法学, 2008年第8期。

主权与人权的关系 篇2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 陈晓晓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与历史意义，进而批驳《旧金山和约》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再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分析台湾问题的由来与台湾主权归属问题。并强调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性质及意义。关键词：台湾问题；“台湾地位未定论”；中美关系

导言

台湾问题的产生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中美关系不断发展变化，并成为影响两岸关系的重要因素。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如何解读《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等法律文件是正确认识台湾问题及台湾主权归属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和关键因素。

一、《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的历史意义

1943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初露的时候，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于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在开罗举行会议（即：开罗会议），此后的1943年12月1日，美国白宫发表宣言，宣示了协同对日作战的宗旨，承诺了处置日本侵略者的安排。这就是有名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等岛屿归还中国。“开罗会议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参加的会议。《开罗宣言》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提高了中国的在国际社会的威望，确立了中国世界四强的地位。《开罗宣言》是确认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第一份国际性文件。它明确了日本侵占台湾的非法性，为战后中国处置台湾问题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开罗宣言》是一块镇日本军国主义的‘镇妖石’，同时也是定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定海神针’。如果《开罗宣言》被否定，那么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大厦也就会坍塌。”

1945年7月17日～1945年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波茨坦会议，发布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签订了有关处理战后德国原则的《波茨坦协定》。《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

台湾岛内一些“台独”分子公开质疑，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只是未经签署的新闻公报或者宣传文件，不是条约，因而没有法律效力。这种观点是荒谬的。理由是：

（一）两份法律文件完全具备国际条约构成的四个要件。即主权国家之间缔结的，以国际法为依据，规定缔约国权利与义务，是缔约国真实意思的合意。首先，这两个文件缔结国家是中国、美国、苏联及英国四个主权国家；其次，这两个文件都以国际法为依据；再次，这两个文件规定了缔约国对日本停止战争的条件，其中包括把台湾地区归还给中国。缔约国间的国际义务，就在于对日停战条

件的一致性；最后，这两个文件是中、美、英、苏四个缔约国之间就结束对日本的战争这个问题真实意思的合意。因此，两份法律文件当然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

（二）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名称”至少有数十种。包括条约、公报、协定、宣言等，并非名称为“条约”的，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只要具备条约构成的上述四个要素，就是条约。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 条明确规定：“称‘条约者’，谓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

有“台独”分子声称《开罗宣言》没有经三个国家领导人的亲笔签名，因此不是条约，这种观点更不值一驳。签字并不是条约的必备构成要件之一。按照国际法专家 Ian Brownlie 的说法，“签字”在许多重要的国际条约制订过程中，早已经不是重点了。联合国大会的一些决议就完全不经过签字的程序。例如：《联合国特权豁免公约》这样重要的全球性条约也从来未经各国代表签署，但这并不削弱它作为条约的法律效力。

（三）从制定程序角度判断，两份法律文件是国际条约而不是什么“新闻公报”或者“宣传文件”。《开罗宣言》是三国领导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统帅三国的官员，经过大量的磋商、谈判而最终确定的法律文件。美、英两国领导人还分别对草稿提出了修改意见，丘吉尔对此还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宣言内容。三国官员为此进行了多轮的研究、协商、讨论、修改才最后达成一致，这样缜密、严谨、复杂的制定程序，“新闻公报”或“宣传文件”又如何于之相比呢？

（四）美国官方立场和日本《投降书》及《中日联合声明》确认了两份法律文件的条约性质。1950年1月5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正式声明：“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将台湾、澎湖交还给中华民国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中国委员长共同的目的。„„这个宣言的条款于投降时为日本所接受。遵照上述宣言，福尔摩沙（即台湾）移交给了蒋委员长，在过去四年内，美国与其他同盟国均接受中国在该岛上的行使权力。”日本1945年签订的《投降书》中也明文规定：“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所开列的投降条件。”1972 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文字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而《波茨坦公告》第8条则明文规定：“《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被实施。”

由此可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这两份重要的国际条约与之前的《对日宣战布告》和之后的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一起，从法律上确认了日本侵占台湾的非法性，明确了将台湾主权归还给中国，是确定台湾法律地位的一个有力的国际法证据。从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正式收复台湾、澎湖列岛并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那天开始，台湾在事实和法律上都已经重新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旧金山和约》帮不了“台独”分子的忙，这是因为：第一，《旧金山和约》没有明文规定“台湾地位未定”，而当时的事实是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并且在中国政府的有效治理之下；第二，中国政府没有参加旧金山会议，更不可能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旧金山和约》对中国政府没有法律约束力。不错，《旧金山和约》有意模糊对待台湾的主权归属，以便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留

有余地。但是，这只是一种上不得台面的政治阴谋，就连财大气粗的美国人也未敢把“台湾地位未定”这样的字眼明确写进《旧金山和约》中；更何况自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政治阴谋一出台，就一直受到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抵制而从来也没有得逞过！现在，有人又把理论上破绽百出、实践中早已破产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搬出来，除了说明“台独”分子已经黔驴技穷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二、台湾问题的由来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最初定位

（一）台湾问题的产生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形成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台湾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然而，中国国共两党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成强弩之末，国民党失败成为定局。为了据有台湾，在战略上掣肘中国，美国政府于1948年末至1949年初开始考虑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开处理的问题。美国政府为此制订了四套方案：一是设法阻止蒋介石迁台；二是在台湾培植亲美势力；三是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四是制造“联合国托管”案。但是结果，都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而告落空。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认为“蒋介石集团已腐败得不可救药，台湾陷落是早晚的事，美国不能因为援台而引起中国对苏联的进一步靠拢，”。为了拉拢中国，分裂中苏关系，1950年l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始终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亦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咨询。”

美国企图分裂中苏关系的阴谋没有得逞，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美国国会内部反共势力甚嚣尘上，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的战略地位急剧上升，成为美国在东亚的重要军事基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鉴于“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据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还要求福摩萨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福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29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接着，美国与台湾当局签定了所谓《台美联防协定》。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仅在短期内为美军进驻台湾海峡提供了借口，使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且从长远看，还可以随时为美国旨在使台湾与大陆分离的企图与活动提供“依据”。1954年，美国与台湾当局签定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此后的几十年，国际及台湾岛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策划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等活动，都不同程度地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其法律依据，而阻止中国政府收复台湾也一直成为美国在亚洲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危机不断升级，中美关系日益恶化。

（二）台湾问题的缓解与中美建交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世界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急剧分化和重新组合，特别是苏联对美国的强劲挑战，给敌对的中美关系带来了缓和 的契机。一是为了利用中国反对苏联，二是为了从深深陷入的越南战争泥潭中脱身，美国政府开始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了，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双方正式签署了《联合公报》，对于台湾问题，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公报的发表，无疑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极大改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根据《联合公报》的精神，美国开始调整对台关系。政治上逐步拉开与台湾的关系，军事上逐步减少对台军事援助和在台的军事人员及装备。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加紧对外扩张，美苏缓和出现逆转，“以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联华制苏’派终于取得优势”。卡特决定在其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的关键仍在于台湾问题。1978年12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中美两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至此，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但是，应该提及的是：由于中美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又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特别是美苏关系缓和的趋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仍阻力重重。其中，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建交的最大障碍。虽然公报朝改善两国关系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它表示“认识到”，而不是“承认”，表示“不提出异议”，而不是“赞同”或“支持”。这种用词方式说明美国并没有实质上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事实上，虽然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逐步减少对台湾军事援助和在台湾的军事人员和装备，但是，美国却大幅度增加对台湾的军事装备销售，1974年与1972年相比增加了一倍，台湾可用现款或贷款购买美国生产的军事装备。其中，1972年美国交付两艘先进潜艇。1973年4月，又送去三艘驱逐舰。同年美国政府批准一项2.5亿美元的军事贷款协议，支持美国公司在台湾联合生产FSE战斗机，其中一部分产品卖给了台湾空军。

（三）《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初步定位

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的签署，是中美双方妥协的结果。台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主要是有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及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在宣读《中美建交公报》的同时，卡特总统发表声明强调“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仍是两国关系的焦点问题。那么，台湾当局怎样应对这一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呢?美国又将如何处理与中国建交后的美台关系呢? 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前七小时，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与蒋经国进行会谈，将美台即将“断交”的消息告知蒋经国，并表示了美国对中美建交后美台关系的处理意见：1）美国同台湾“断交”后，还将与其保留“实质”与“人民”之间的关系；2）双边关系将以“非官方”的机构来协调；3）除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外的现有双边条约将继续有效；4）美国政府将继续有选择地出售“防御性”

武器给台湾；5）美国将派代表团赴台湾协商双边“新关系”的框架。197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为了安抚台湾当局，作了五项保证：l）美国仍然认为台湾有“国际人格”身份；2）美国没有承认“中共”对台湾拥有主权；3）美国继续在台湾保持外交以外的全面关系，说明对台湾的“重要承认”；4）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基础，仍是原有的58项条约，美国将就此另行立法：5）美国将以新的交流形式来取代原有外交代表机构。

中美建交后，美国政府为了就今后美台关系作出安排，美国国务院根据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组建了民间的非赢利机构——“美国在台协会”，任务是处理美国在台湾的事务。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下令组建对应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美国在台协会”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暂时”离职的外交官和其他政府人员。“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华盛顿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仍是台湾“大使馆”的原班人马，八个分处的主任仍是原总领事。1978年12月30日，卡特总统向所有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下达了一道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和台湾之间现有的、有效的国际协议和决议将继续有效，各部门和机构从1979年1月1日起将根据它们的条款和恰当地通过那个机构（‘美国在台协会’）贯彻和履行它们”，“凡美国法、规章和政令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各部门和机构在解释那些名词和执行这些法律、规章和命令时都应包括台湾在内。”

这道命令的实质就是把台湾仍然当作一个政治实体对待。为了在法律上保障这种关系，卡特政府于1979年1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名为“维持美台未来关系综合草案”的议案。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与台湾关系法》。从这项法律的出台可以看出美国国会制定该法的指导思想，不是如何通过该法来贯彻美国同中国签署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各项原则，而是如何利用《与台湾关系法》来部分抵销和否定那些原则。

《与台湾关系法》共包括18项条款。总体说来，该法有三方面的规定与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相违背：

1、在美国与台湾终止外交关系后，美国将继续保持其与台湾各级机构的接触，美国和台湾驻对方的代表并将享有外交豁免权。

2、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将来命运的努力”，都会被美国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都会“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

3、在美军撤离台湾后，美国将继续向台湾提供“旨在使台湾保持自卫所必需的防御武器与防务设施”。

根据该法，美国继续保持和台湾的密切联系，并就台湾问题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对中国进行干涉，它的出笼，对中国的利益构成极大危害：

1、《与台湾关系法》关于“安全”问题的条款违背了中美建交公报精神。第二条的（乙）款公然将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决定说成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将“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决定“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该条款对“美国的政策”作了如下分项阐述：

（乙）美国的政策是：

（1）保持并促进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以及同中国大陆人民和西太平洋地区所有其他人民之间的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

（2）宣布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为国际上所关注；

（3）表明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

（4）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

（5）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6）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努力。

这样，美国就可以在“保证台湾安全”问题上继续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因此，美国就应该完全承认，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完全是中国内政。根据国际法中规定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但是，美国却置这一国际法原则于不顾，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继续干涉中国内政。

《与台湾关系法》中保证台湾安全的条款显然违反了中美建交协议和国际法的原则，实际上是己失效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死灰复燃，甚至有些规定比《共同防御条约》更为有力。

2、关于台湾的地位，《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把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将台湾与主权“国家”相提并论。

涉及“法律的适用和国际协定”问题的条约第四条规定：

（甲）外交关系或承认之不存在不应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美国法律适用于台湾应与1979年1月l日以前相同。

（乙）本条（甲）款应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情况：

（l）凡当美国法律授权或根据美国法律同外国或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义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应使用于台湾。

（2）凡当美国法律授权或根据美国法律同外国或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实施计划、办理同样的交易或进行其他往来时，也授权总统或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根据本法第六条并依照有关的美国法律同台湾实施同样的计划，办理同样的交易和进行其他往来（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同台湾的商业实体订立合同为美国提供服务）。

（3）（A）迄今或今后台湾根据美国法律所取得的或与台湾有关的任何权利或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合同、债务或任何财产利益的权利或义务），都不应因同台湾之间不存在外交关系和承认而被废除、侵害、修改，否认或受到其他任何影响。

（B）根据美国法律在一切情况下，包括在美国各级法院提出诉讼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丝毫不应影响台湾当局于1978年12月31日或以前所拥有或持有的、或在此以后获得或赚取的对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财产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或利益。

（4）当美国法律的适用取决于现在或过去适用于台湾的法律或者对这种法律的遵守时，台湾人民所实施的法律应被认为是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的法律。

（5）在任何行政或司法程序中，本法的任何内容，总统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台湾人民和美国之间不存在外交关系、或不被美国承认的事实和伴随的各种情况，都不应被解释为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委员会或部门可据以按照1954年原子能法和1978年防止核扩散法作出事实判定或法律裁决，以拒

绝向台湾进行核输出的出口许可证申请或吊销现有的这种出口许可证。

（丙）在一切情况下，包括在美国的各级法院提出诉讼时，国会批准美国同到1979年1月1日止被它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所签订的并在1978年12月31日有效的一切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包括多边公约）依然继续有效，除非和直到按照法律予以终止。

（丁）本法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支持把台湾从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或任何其他国际组织中排斥或驱逐出去的依据。

这就使得美台关系具有了官方或“准官方”的性质。在《中美建交公报》和声明中，美国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美国承诺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并在中美建交后只与台湾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台无政府间的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只能是非官方关系。但是，《与台湾关系法》却使美台关系仍具有某种官方的性质。

该法的第二条开宗明义地表述了《与台湾关系法》的宗旨。该条的（甲）款称“鉴于总统已结束美国和它在1979年1月1日前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的政府关系，国会认为有必要制定本法。”此举目的有二：其一，“以帮助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其二，“通过授权继续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同建交公报相比，该法在与台湾关系的文字表述上，“非官方”一词被删去，而以“其他关系”取而代之，这显然是美国妄图通过文字游戏来继续保持和台湾的“官方关系”或“准官方关系”。同时，该法第四条（乙）款第一项也作了明确规定。可以看出，美国虽然已不再承认“中华民国”，但台湾仍具有与其所称的“外国、其他民族国家政府”同等的地位和资格。

同时，《与台湾关系法》提出今后美台关系应该通过“非政府实体”去处理。但该法又规定“美国在台协会”同台湾当局或它所设立的机构之间所达成的协定或交易，“需遵守同样的向国会报告，由国会审查和批准的规定和程序”，如同这些协定或交易是美国政府机构自己所达成的一样。

《与台湾关系法》关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执行”问题不仅违背了中美建交公报所确定的原则，而且还对将来一旦因台独势力或外国势力在台湾海峡挑起事端时，为美国介入和干涉台湾问题埋下伏笔。它声称：一旦出现任何足以危及台湾安全的情况，美国将“依照”其“宪法程序”来“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

3、在《与台湾关系法》的保护下，美国可以继续向台湾销售武器。

在《与台湾关系法》的作用下，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尽管有《八一七公报》，美国不断地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1982年11月，美国政府表示将向台湾出售总额约为9700万美元的装甲车等；1983年2月，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66架F-104战斗机。8月，国会批准四批武器、军事装备，价值5.3亿美元。包括170枚SM-1标准地对空导弹、4枚吉林级（Gering-class）驱逐舰和一批麻雀（AIM-Sparrow）中程空对空导弹，更换台湾军队坦克引擎与大炮，提供飞机零件补给品和故障坦克救济拖车等。在这一年度，美国实际售台武器额为8亿美元。1984年5月，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美国准备分批向台湾出售12架C-130军用运输机，为躲避对销售额的限制，美国向台湾提供先进的军事准备生产技术，这一年，美国向台湾出售价值8700万美元的空军军备零件，又向台湾出售12架C-130H运输机，24架S-70C直升机，还帮助台湾提高M-48A3/A5坦克的性能，总额为7.8亿美元。

1985年6月，美国政府同意向台湾出售“佩里”级导弹护卫舰技术图纸，帮助台湾制造战舰。美国出售一批价值8600万美元的飞机及雷达系统零件，还对台湾出售262枚海榭树（Sea Chaparral）地对空导弹，价值9400万美元。此批导弹将替换淘汰的M42高炮。

1986年8月，美国国防部通知国会，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2.6亿美元的新装备，以提高台湾的反潜能力。主要项目有：提高27架S-2E/G反潜机性能，出售两架S-2T飞机，出售AN/TPQ-37迫击炮雷达系统，同时合作生产8艘佩里级（Perry-Class）军舰。

1988年10月，台湾“中国船舶公司”与美国巴斯钢铁造船公司签定合同，共同在高雄制造“佩里”级导弹护卫舰。

《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表明美国政府实行“双轨政策”：一方面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也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同台湾建立了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本法律依据的“实质性”关系。从本质上说，这实际仍是“一中一台”的模式。对此，中国政府多次进行严正交涉，中美两国也曾进行多次谈判，并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于1982年签定《八一七公报》，至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告一段落。此后，中美关系虽不断发展，但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摩擦不断，尤其是有《与台湾关系法》的掣肘，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与台湾关系法》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一片阴云”。

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性质及意义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性质

1972年2月28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一般简称为《上海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一般简称为《八一七公报》），这两个公报与1979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一般简称为《中美建交公报》）合称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在这三个联合公报中均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美两国关于两国关系以及我国台湾问题的重要历史文件。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两国依照国际法缔结的规定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协定，因此完全符合国际法中条约的构成要件，属于国际法中的“条约”。然而在美国国内法中，“三个联合公报”并不属于美国宪法第二规定的“条约”，而属于由总统签署的“行政协定”。在美国，由行政部门签署、执行并且未经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的国际文件被称为“行政协定”（Executive Agreement）。美国宪法第二条规定的“条约”，程序要件非常严格，必须经过参议院出席的参议员中三分之二的人赞成通过。由于条约缔结和生效的程序过于繁琐，影响了美国总统在缔结条约方面的权限，不适应美国对外交往的需要，而行政协定程序相对简便，因而在缔结国际协议中被大量使用，其涉及的事项非常广泛，数目也日益增加。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美国政府与外国订立的行政协定的数量一直是条约的 20倍以上。美国在诸如加入国际劳工组织、泛美联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组织等重要事项，都是以缔结行政协定的方式来处理。在美国的司法判决中，行政协定已经屡次经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是具有条约性质的法律效力。如1937 年的一个判例中认为“行政协定”与须经参议院认可和总统批准的条约一样，应当按照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二项被认为是“美国的最高法律”。因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作为行政协定，在美国国内法中，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应具有条约性质的法律拘束力。

（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与台湾关系法》

中美建交不久，出于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尤其是制衡中国的需要，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当时的总统卡特于1979年4月10日签署批准了该法。《与台湾关系法》一共有18条，主旨是将台湾视为“独立政治实体”，例如第四条B款第一项规定：“当美国法律中提及外国、外国政府或类似实体，或与这有关之时，这些字样应包括台湾在内”。此后美国的历届政府据此视台湾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与台湾关系法》从此成为美国对华“双轨政策”的法律根源，到今天仍不断导致中美关系的摩擦。

由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与台湾关系法》存在一定的法律冲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属于国际法范畴，《与台湾关系法》属于美国的国内法，两者的效力等级就产生了较大争议。

在美国的国内法中，虽然行政协定具有条约性质的法律效力，但在其与国会立法出现冲突时，效力通常低于国会立法。《与台湾关系法》属于美国的国会立法，因而在国内法效力的等级上，“三个联合公报”低于《与台湾关系法》。但国际法学界通常支持国际法优于国内法。著名国际法学者海德在谈到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时就表示：“国际法作为一个国家的当地法律看，必然地优越于和它矛盾的任何行政规则或法规或法令”。

美藉久负盛名的法学家凯尔森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是属于同一法律规范体系的，国际法在整个法律规范体系中，处于效力等级最高的优越地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就条约的履行在第 27条中特别强调，国内法的规定不能成为不履行条约的抗辩理由。国际司法判例对此予以支持。国际法院在对“1947年6月26日联合国总部协定第21条仲裁义务的适用案”作出的咨询意见中，重申国际法优于国内法是长期以来为司法判例所支持的国际法原则。常设国际法庭1930年在“但泽波兰国民的待遇”一案判决中指出，“一国不能对另一国援引其国内法作为理由，借以逃避它根据国际法或现行有效的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由此可见，“三个联合公报”法律效力在国际法领域高于《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应按照国际法“善意信守条约“原则，履行其在“三个联合公报”做出的承诺，放弃视台湾为“独立政治实体”的立场，切实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的主权。

（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法律意义

在《上海公报》中，虽然美国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但美国在这份文件中正式承认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建交公报》则澄清了台湾是哪个“中国”的一部分这一问题，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八一七公报》表达了美国“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逐步减少乃至最后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承诺。

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两国缔结的三个双边国际条约，它以法律形式确认了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三个公报对中美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2004年10月，美国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在接受媒体专访中指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也不享有作为国家的主权。这仍是我们的政策，而且是坚定不移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随后称，国务卿鲍威尔在北京关于台湾不享有独立地位和国家主权等谈话，“正确反映了美国长久以来对台湾地位的政策。”2007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丹尼斯·维尔德向新闻界表示：美国由来已久的立场是，“不认为台湾或者‘中华民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国家’，也看不到台湾实际加入联合国的任何前景”。

截止2008年年底，世界上190余个主权国家，有169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俄、英、法在内的国家，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可见，“世界上也没有放弃台湾为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四、结语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中国最初发现并有效管理了台湾，通过“先占”原始取得台湾的主权。尽管日本在1895年通过武力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连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及《中日联合声明》等法律文件一起，确认了日本侵占台湾的非法性，明确台湾主权归属中国。1949年10月1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据“政府继承”原理，取代丧失代表中国资格的中华民国政府，取得了对台湾的主权。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中国同世界上160余个主权国家的建交公报，确认了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事实。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40年前，尼克松总统跨越太平洋，实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历史性握手，不仅改变了中美两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今天中美两国相互依存的深度与广度远非当年可比。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不仅将决定两国未来的前途与命运，同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人类的前途与命运。但是，总有人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不愿意看到世界和谐安宁，总想把台湾攥在自己手里，作为牵制中国的一个政治工具。依据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军售就是这种冷战思维与强权思维的典型表现。这显然是脱离时代的、徒劳无益的、害人不利己的。近几来在美国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尽快废除《与台湾关系法》，认为《与台湾关系法》早已不合时宜，与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背道而驰，与中美共建合作伙伴关系的精神背道而驰，也与美国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这一法律障碍不除，中美关系就难有宁日。

论国家主权与人权保护 篇3

李泽慧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192）

摘要：美国闪电入侵格林纳达、夜袭巴拿马，使人们重新重视国家主权与人权保护的问题。不得不承认人权进入国际法领域是时代的进步，但在人权普遍性的视野下，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和认定美国实施这一系列问题的性质，正确看待和处理人权和主权的关系。本文以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国家主权；人权保护；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63-01

自2011年3月19日美法英对非洲弱小国家利比亚进行空中打击以来，已经造成大批儿童妇女和平民伤亡，造成了40多万人的难民潮，利比亚国家的基础设施遭到资本主义强盗集团的狂轰滥炸。目前利比亚国家已经被资本主义强盗集团搅浑，国家陷入内战的泥潭，人民遭殃。而在这次战争中，美法英资本主义强盗集团根本不顾联合国1973号决议鸡毛令箭的授权范围，直接对利比亚发射导弹和进行空中打击，这是明火执仗的侵略主义，根本不是人道主义。这是明火执仗的侵略行为，却被他们服役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其美名曰为“为人道主义”而战。那么美国这次的行为究竟是真的为了保障其口口声声所谓的人权，还是大打保障人权的牌数，继续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之实？

毋庸置疑，美国实行的对利比亚的人权保护和它之前所发动过的侵略越南战争、利刃行动的性质是相同的——在国际社会上的人权保护风行的是人权高于主权，因而企图通过自己的军事行动实际控制利比亚，得到它想要的利益，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美国这一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和谴责，同时也使我们更加关注国家主权和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一、国家主权原则概述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家主权原则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权。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一点是国家主权的根本属性。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当代国际人权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它并非是国家绝对的权利，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与限制。如国家的主权不得侵犯，但同时该国也有义务尊重他国的主权，即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他国的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国家应当遵守国际法和其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义务。在相关法律文件中也有类似规定。如《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人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内管辖之时间，且不要求会员国将该时间依本宪章提请解决。”现在的国际社会是由一百多个平等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充分尊重国家的主权，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与文化合作的基础，也是有效地实现人权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保护的根本条件。

二、人权保护概述

同国家主权原则一样，人权国际保护也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准则。而人权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属于国内管辖事项，应该由各个国家自主的处理。人权的促进和保障需要依靠主权国家通过在自己国家的法律、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各个领域创造条件来实现；当人权遭受侵犯时，也主要依靠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司法、行政措施加以救济。国际人权文件承认主权国家有权根据本国安全的需要，通过法律对某些人权加以合理限制。同时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有一定的优先权利，因为一个国家内部有侵犯人权事件发生时，按照国际惯例，只有在当事国国内的补救措施已经全部用尽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国际人权机构才享有对这类事件管辖的权利。[1]当国际社会进行人权保护时，也应当充分尊重国家的主权。但有些人权问题必须属于国家管辖的事项，比如侵略战争、种族灭绝与种族歧视等这些会严重威胁到国际社会安全的罪行，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站在同一立场进行反对。但如果有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超出了国际人权保障的合理界限，侵犯了一国的主权，那必定会侵犯该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也就是侵犯了该国人民的人权。美国发动的利比亚战争其实就是对利比亚人民造成了大量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侵害。其实美国这一行径就是歪曲利比亚国内的现实，为自己的侵略寻找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

三、国家主权与保护人权的关系

主权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最基本的原则，自然也是国际人权保护应遵守的原则。人权在本质上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个人的权利主要通过国家来保障和实现。主权国家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人权的实现模式和发展道路。同时当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管辖事项时，国际社会就不应该干预。国际人权保护的实质在于国际法提供国家尊重、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合作机制与程序。离开国家，不可能解决任何人权问题，没有国家之间的合作，人权的促进和保护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没有国家主权，人权也就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和实现。[2]但是主权的行使也会都到人权保护的限制，当侵犯人权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和谴责。

有些人提倡的人权高于主权是缺乏理论根据的。第一，人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有国内性，即公民在国内所享有的诸如生命权、健康权等在内的权利，另一方面，人权还具有国际性，因为这就决定了国际社会不能对践踏人权的行为采取漠视的态度。正如上文所讲，当人权问题超过了一国的管辖范围，发生了殖民主义、种族灭绝、等严重违反国家法或国际强行法所保护人权的行为时，并且这些在大规模侵犯人权问题的事件已经或可能引起国家、地区的动荡，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就此采取强制措施、经济制裁或集体军事行动做出决定，进行干预，从而使人权问题成为联合国所强制解决的问题。[1]第二，如果认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无异于承认“人权”的定义在国际社会内部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然而事实却是由于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发展水平和程度的不同，我们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求得一致。第三，在出现侵害人权的情况下，只能按照有关条约的规定加以解决，任何国家都无全是自己凌驾于他国和国家法之上。[3]历史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每一次超越国家主权的所谓的人权拯救，都是得不偿失的人道主义灾难。

因此可以看出，国家主权与人权保护是辩证统一的。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础和保障，国家主权反映并保护人权的基本要求和内容，同时离开了国家主权，人权便无从谈起。但同时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人权保护的限制。这种限制来自国际和国内社会两个方面。因而不得随意限制人权。就美国而言，其实行的是双重人权标准，即对于国内的民众而言，认为主权高于人权，而对于别国则风行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并经常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干涉他国内中，这一做法应该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四、结语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主权与人权保护的关系。只有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人权国际保护和合作，人权国际保护才会得到健康的发展。人权与主权的并存共同为世界和平和正常的国际秩序、为增进人权的正义事业发挥着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赵宗亮. 浅论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及其解决路径.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程晓霞、余民才. 《国际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2011年版：71。

基于国际法的主权与人权关系分析 篇4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和发展, 国家和国家, 地区与地区,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在这种情况下, 常常会发生主权和人权的纠纷, 甚至有些国家, 常常从主权、人权上对另外的国家横加指责, 甚至采取政治或者经济的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在这种情况下, 站在国际法的立场上有目的地对主权和人权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对于理清国际法下主权和人权之间的关系, 促进现代人权法制建设健康发展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主权与人权关系的两种认识

在对于主权和人权的认识上, 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流观点, 这两种观点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一种是“人权至上”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人权高于主权, 人权是人们普遍拥有的权利, 它不但超越于国界, 而且超越于全人类。在这样的观点下, 人权主义者就要求主权国家承认、尊重与保护, 如果作为主权的国家不能做到, 或者在这个方面做得不够理想, 那么, 和人权相关的组织、国家就有权进行干涉。另一种观点和上述观点截然相反, 这种观点下的主权是建立在国际法规则范围之内的国家主权, 是建立在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在这种观点下, 人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主权国家有权对自己国家的人权进行处理, 其他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理由对他国主权横加干涉。综合上述两种观点, 我们不难发现, 第一种观点主要以美国为代表, 第二种观点主要以中国为代表, 两种持有不同观点的阵营常常因人权和主权的关系而产生矛盾和斗争。

二、基于国际法的主权辨析

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之上的主权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外独立权和对内最高权的总和, 是不容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 至高无上的权利。通常情况下, 一个国家的主权具有下面的特点:主权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最高权力;是无限制的永久性的权利;是具有普遍性、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让与性的权利。对于上述内容, 《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等法律法规都进行的相关陈述, 明确了“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

三、基于国际法的人权辨析

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之上的人权是人们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益和自由, 其主要内容包括:生存权利、民族自决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发展权利、安全权利、和平权利、良好环境权利等。人权是建立在集体观念基础之上的人的基本权利, 人权是集体化的, 是人们依照国际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关于上面关于人权的论述,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都有相关条款进行论述, 并且均将人权保护作为其最基本的宗旨。

四、基于国际法的主权与人权关系分析

在《联合国宪章》中明确规定, 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必须依照宪章履行义务, 从而确保全体会员国在人权方面的权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无论是主权还是人权, 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下,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 其前提是各成员国必须依照宪章履行义务, 并且各国之间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同时, 主权国家必须采取各种方法 (经济、技术、立法、合作) 达到这个目的。这就充分说明人权必须在国家主权的框架内并且通过主权国家的实际行动才能够实现, 从而体现出了主权前提下的人权原则。

从人权公约方面来讲, 只有主权国家加入人权公约之后, 主权国家才会受到主权公约的约束, 为了减免主权国家的责任, 主权国家即使加入了人权公约, 仍然可以提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保留意见;主权国家还可以依照一定的程序依法退出人权条约;在特殊情况下, 如果一个主权国家受到威胁或者社会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 还可以按照该条约克减该条约下的相关义务。

以国际法公约的形式对人权进行保护, 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国家公民的人权, 都有承担因为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在相关的人权公约中, 如果侵犯的人权, 都有相关的救济措施。例如, 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 凡是加入该组织的成员国均可以向委员会提交对另一成员国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指控, 委员会在接收到指控的提案后, 要按照原则对被指控的国家进行调查, 确认被指控的成员国已经求助以及用尽了全部现有适合使用的补救措施, 才可以进行处理。在处理的过程中, 首先要进行斡旋, 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基础上依据友好原则进行解决;如果斡旋不成功, 委员会要在征得各成员国同意的基础上, 指派和解委员会继续进行斡旋, 争取能够在尊重合约条款的基础上友好解决。如果仍然不能解决相关争议, 和解委员会就应该提出针对本事件的报告, 并对事实问题、相关结论以及进行友好解决的种种可行性意见和建议, 各成员国在受到报告三个月内对委员会主席提交是否接受该报告的相关文件说明。

如果侵犯人权的行为相当恶劣, 例如种族隔离或者灭绝种族的行为等, 国际公约的惩罚措施相当严厉, 不但要求成员国对相关行为人依据本国的相关法律进行惩治外, 还要求成员国可以交由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审理, 并且, 成员国还要提请联合国相关机关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 采取适当的行动, 以避免并惩处种族隔离或者灭绝种族的行为。

综上所述, 我们不难看出, 在国际法的领域内, 在侵犯人权方面的救济措施主要针对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针对一般性的人权, 如果当事国拒绝合作, 国际法就成为了一纸空文, 从这个方面上就体现出了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原则;而对于侵犯人权的行为相当严重的, 构成了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 此时按照国家法的相关规定, 国际社会就可以依据国际法采取强制措施, 采取适当的行动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1]何志鹏.超越国家间政治—主权人权关系的国际法治维度[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8, 26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