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及其哲学思想

2024-04-11

笛卡尔及其哲学思想(共6篇)

篇1:笛卡尔及其哲学思想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奠基者和唯理论的创始人,它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仅其哲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科学史上亦有一席之地。

笛卡尔将他的哲学体系(亦即人类知识体系)比作一棵大树,它的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树枝是其他的科学(主要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笛卡尔的哲学,这就是“方法论”、“形而上学”和“物理学”。

一.方法论和认识论

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问题的解决与方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而历来的哲学革命大多与方法论的创新有关,笛卡尔也不例外。笛卡尔的哲学革命首先就是从方法论开始的。㈠.方法论原则

笛卡尔的方法论原则有四条:

第一条,绝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做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地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

第二条,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地解决的程度为止。

第三条,按照次序引导我们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即使是那些彼此之间并没有自然的先后顺序的对象,我也给他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把一切情形尽量完满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在这四条方法论原则中,笛卡尔首先确立的是普遍怀疑的出发点、理性的权威和衡量真理的标准。他要求对一切知识采取怀疑的态度,只接受那些被心智(理性)明确地认识为真的东西,而且确定了真理的标准,那就是清楚明白、无可置疑。所谓“清楚”就是对象界限分明,与其他的对象判然有别,不混杂。所谓“明白”就是对象明显地、位置适当地呈现在心灵面前,不暗昧,不模糊。在第二条原则中,他概括了分析的方法。第三条原则概括了综合方法。第四条原则则类似完全列举或归纳方法。

㈡.理性演绎论

按照笛卡尔的观点,哲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必须是从一个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推演出来的严密的科学体系。所以,他以几何学为模型,将演绎法看做哲学的基本方法。

一般说来,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包括两个部分,即直观和演绎。所谓“直观”既不是感性直观也不是神秘的直觉,而是“理智直观”,它是一个清晰而周详的心灵的无可置疑的概念,仅仅由理性之光突然而出;它比演绎本身更确实可靠,因为它更简单,虽然演绎也不可能被我们错误地使用。所谓“演绎”就是从业已确知的基本原理出发而进行的带有必然性的推理。由此可见,理智直观的作用是为演绎提供进行推理的基本原理,演绎就从这些基本原理出发,形成一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推理过程,最终形成科学知识的体系。笛卡尔认为,他的“演绎”与经院哲学的演绎法不同,是一种能够产生新的知识、形成科学体系的新方法。因此,笛卡尔要求哲学的基本原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是明白而清晰的,人心在注意思考它们时,一定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第二,“我们关于别的事物方面的所有的知识一定是完全依靠那些真理的,以至于我们虽然可以离开依靠于它们的事物,单独了解那些原理,可是离开那些原理,我们就一定不能知道依靠于它们的那些事物”。笛卡尔称这些基本原理为“天赋观念”。

㈢.天赋观念

“天赋观念”是笛卡尔哲学乃至为唯理论哲学的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说,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尚处于初创和探索的阶段,它包括天赋观念直接呈现说、天赋观念潜在发现说和天赋能力潜存说。

笛卡尔根据观念的来源不同把观念分为三类:“在这些观念中间,我觉着有一些是我天赋的,有一些是从外面来的,有一些是由我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三种观念对应着三种心理

功能,外来的观念依赖于感觉;虚构的观念依赖于想象;而天赋观念则出于纯粹理智。因此天赋观念的特点是:首先,它决不能来自感官或想象,而是存在于理智中的,仅凭我们的理解得来的;其次,它必须是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一切清楚明白的观念就是天赋观念;最后,它是普遍有效的,是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是永恒的真理。总之,所有一切不是来自感觉经验、不是来自主观的虚构,而只能来自纯粹的理性思维的东西都是天赋的。

天赋观念直接呈现说:所有来自纯粹理智的观念都是天赋的,我们所认识的理念都是天赋的、先天的。

天赋观念潜在发现说:天赋观念是潜伏在我们心中的,需要训练和学习才能把它们从其他的观念的掩蔽和混杂中发现出来。

天赋能力潜存说:天赋观念是一种潜存的能力,一旦经验诱发,它就能产生出这种观念。总之,天赋观念在笛卡尔哲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它相当于“理性工具”、“逻辑形式”、“基本原理”或“基本观念”等,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哲学的基本原理了,因为它是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础。

㈣.怀疑方法

既然现有的哲学原则和观念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在真假难分的情况下,唯一妥当的方法就是对一切知识和观念都采取怀疑的态度,通过普遍怀疑来寻找无可置疑的真理,确立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为推演科学体系的基石。

怀疑方法与怀疑论有所不同,怀疑论是以怀疑为目的的,否定知识,否定认识,而笛卡尔的怀疑只是一种手段、方法,是为追求真理。包括对可感事物的怀疑、对自身的怀疑、对数学的怀疑。

二.形而上学

㈠.我思故我在1.论证前提:要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把所有的事物都怀疑一次。具体说来,怀疑主要是对可感事物的怀疑,因为感官有时是骗人的,另外,对数学的解证也可以怀疑。因为数学上原来肯定是正确的东西在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设想上帝是否有意把我们创造出来,使我们即使在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方面也永远受到欺骗。

2.论证过程:按照普遍怀疑的原则,我们可以怀疑一切的事物,怀疑一切的旧哲学,怀疑数学、逻辑的真理性,怀疑天地万物的存在,怀疑自己手脚的存在,怀疑上帝的存在。然而我们在怀疑一切的时候,有一件事是不能怀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怀疑是一种思想,“我在怀疑”即我在思想,所以我在思想是不可怀疑的。因此作为怀疑者的我是必然存在的。因此,笛卡尔认为,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3.分析命题:“我”和“思”

“我”是一个思想的东西,思想的实体,一个精神、理智、理性。

“思”即思想。

二者关系:“我”是一个心灵实体,“思想”是这个心灵实体的本质,也就是说“思想”是“我”的本质。

4.评价:

笛卡尔以其“我思故我在”而开近代哲学之先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因而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确立了自我理性在近代哲学中的地位,是哲学的第一原理。

㈡.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1.论证过程

我们虽然可以通过怀疑来确定“我”的存在,但是怀疑除了确定“我在”之外,不能确定别的什么了。我在怀疑,我怀疑就说明我是一个不完满的,有缺陷的实体,这个不完满的实体是相对于一个更完满的实体而言的,因此我心中有一个更完满的实体的观念。我自己不能创造出一个比我更完满的实体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上帝放入我心中的,所以上帝是存在的。

2.上帝的品德

上帝无形体,不以感官来知觉;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上帝是绝对真实可靠的,他不是我们错误的原因,错误是由人的意志而来的。

3.证明上帝存在的目的第一,肯定“清楚明白”是真理的标准,正是上帝给了我们这种能力才能保证我们认识真理的能力。

第二,肯定物质世界的存在。笛卡尔承认上帝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认识找一个可靠的基础。

4.是否存在循环论证

所谓循环论证,是指一方面用上帝来肯定我们清楚明白地领会到的东西是真的;另一方面,在论证上帝存在的同时,把也清楚明白地上帝观念作为一个前提。

㈢.关于外部事物存在的证明

笛卡尔形而上学的第三原理是“物质存在”。

我们是通过普遍怀疑的方式来确定“我思”的,虽然这种怀疑方法卓有成效,但是也因此而造成了物质世界是否存在这一最大的怀疑。不过,当我们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后,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其论证过程如下:

第一,上帝是一个最完满的实体,所以我也就确信上帝是决不会欺骗我的,决不会把我引入歧途,陷入谬误。因为欺骗和谬误这些非实在的东西与上帝这样一个绝对实在的完满属性不相符合。第二,我们心中有一个关于物质世界的观念,如果物质世界不存在,那么就是上帝凭空把物质世界的观念放入我们心中的,上帝就成了一个骗子,但是上帝是最完满的实体,他不可能骗人,所有物质世界是存在的。

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确定了心灵、上帝和物质三种东西的存在,他称之为“实体”。然而,“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作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真正符合这个实体定义的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是绝对独立的存在,心灵和物体都依赖于上帝,他们作为实体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讲的。但是相对于一切精神现象,心灵是独立存在的。相对于一切具体事物,物体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它们也可以叫做实体。

㈣.心身关系

心身关系问题是笛卡尔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当笛卡尔将心灵和物体(身体)看作是两种绝对对立的实体后,它就面临着一个怎么说明两者的沟通和联系的难题。这既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当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式确立“我思”的存在时,他坚决主张心身二元论,即两者是相互独立、无不相干的实体。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物体的属性是广延。总之二者互不决定,互不派生,是永远并列存在的两个实体。但是这种二元论并不能解释心身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互关系,也无法说明心灵对身体的认识问题,于是他把上帝搬了出来,认为上帝是心灵和物体这两个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实体的逻辑依据和一致性的保证,作为心身二元论必不可少的补充,但是仅仅依靠上帝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心身关系问题的。

因此,笛卡尔仔细研究了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最后找到了大脑中间我们一般称为松果腺的腺体,认为它是心灵与身体这两个运动过程的交换台,以实现心灵和身体的交换。后来笛卡尔为了摆脱困境,提出了“松果腺”学说,改善了心身交感论。虽然现代医学已经否定了笛卡尔的松果腺理论,但他试图摆脱二元论困境的努力却是有意义的。这个难题给他的后继者们带来了无穷的烦恼。

三.物理学

㈠.物体即广延

1.物体的含义

物体的本质属性是广延是指长、宽、高三向量的实体。物有广延就有存在,没有广延就不存在。笛卡尔指出:“物体的本性并不在于它是硬的、重的或有颜色的或以其他方法刺激我的感官。它的本性是在于它是一个具有长、宽、高三向量的实体。简言之,物体的本性在广延。

2.物体与空间是同一的,虚空是不存在的物体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它是占据空间的实体,因此空间的广延与物体的广延是一回事。任何空间都包含着物质,绝对的虚空是不存在的。

3.世界是无限的笛卡尔从广延性出发说明世界是无限的。他认为德谟克利特的不可分的原子是不存在的,他提出了物质分子说,认为最小的有广延的分子也是永远可分的。在笛卡尔看来,不仅微观世界无限可分,而且宏观世界也是无限延伸的。

㈡.运动及其规律

1.运动的含义

运动是指一个物体由其相邻的物体移近于别的物体,也就是机械的位置移动。

2.运动的性质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全宇宙中没有真正静止的点,任何事物都没有恒常的位置。

3.运动的原因

运动的原因分为普遍原因(第一原因):世界运动的最高原因或者总原因都是上帝,上帝在创造物质的同时也创造了运动,运动的总量是不变的。特殊原因(第二原因):运动的现实原因即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运动都是由特殊原因引起的。

4.运动的规律

①.恒性定律:静者恒静,动者恒动;②.物体按其本性来说只能做直线运动;③.运动量的转移被证明是不科学的。

㈢.天体演化说

笛卡尔的天体演化说恢复了古代哲学的自然哲学传统,是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的先驱,尽管带有很大的猜测性,但是它从发展的观点,从宇宙自身的运动来说明它的生成,蕴含着一定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他在提出天体演化假说的同时,也从不怀疑宇宙是上帝创造的。他的天体演化思想是作为假设提出的。尽管如此,他的这种解释仍然比信仰的解释要好得多,这正是他调和宗教与科学的表现。

不过,他的物理学以广延为物体的根本属性,以相对位移的机械运动来说明一切自然事物和现象,将宇宙看作是一架大机器,认为动物也是自动的机器,与灵魂不同的身体是机器,从而为近代机械论的自然观奠定了基础,成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四.笛卡尔哲学的评价

笛卡尔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以批判性的反思、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清理了经验哲学的废墟,重建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为近代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开辟了一条不同以往的崭新的道路,缔造了以蓬勃向上的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新的时代精神。

笛卡尔所开创的唯理论和形而上学在17世纪的西欧大陆国家得到了广泛传播,形成了西欧大陆哲学的主流,经过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两位哲学家的发展,对后来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笛卡尔天赋观念论的提出也为唯理论和经验论围绕认识论问题的争论拉开了序幕。

篇2:笛卡尔及其哲学思想

除了清楚明白的觀念外,絕不接受其他任何東西;

必須將每個問題分成若干個簡單的部分來處理;

思想必須從簡單到複雜;

我們應該時常進行徹底的檢查,確保沒有遺漏任何東西。

笛卡爾將這種方法不僅運用在哲學思考上,還運用於幾何學,並創立了解析幾何。

由此,笛卡爾第一步就主張對每一件事情都進行懷疑,而不能信任我們的感官。從這裡他悟出一個道理:他必須承認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己在懷疑。而當人在懷疑時,他必定在思考,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笛卡爾將此作為形上學中最基本的出發點,從這裡他得出結論,「我」必定是一個獨立於肉體的、在思維的東西。笛卡爾還試圖從該出發點證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爾認為,我們都具有對完美實體的概念,由於我們不可能從不完美的實體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個完美實體――既上帝――必定存在。從所得到的兩點出發,笛卡爾再次證明,現實世界中有諸多可以用理性來察覺的特性,既它們的數學特性(如長、寬、高等),當我們的理智能夠清楚地認知一件事物時,那麼該事物一定不會是虛幻的,必定是如同我們所認知的那樣。

雖然笛卡爾證明了真實世界的存在,他認為宇宙中共有2個不同的實體,既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靈魂」和「擴延」),兩者本體都來自於上帝,而上帝是獨立存在的。他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物,既會思考,也會占空間。而動物只屬於物質世界。

篇3:笛卡尔及其哲学思想

关键词:语言哲学,笛卡尔,方法论,基础知识,本体论语言哲学

一、对笛卡尔的总体性反思

勒内·笛卡尔, 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 创立了“普遍数学”方法论以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论原则为根据, 并推导出超乎神创论的确定知识。在语言哲学的范畴中, 笛卡尔将自身价值融入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笛卡尔对于基础的人类知识的追问与钻研迎合了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主导方向, 并对其做了合理的延伸。这种以人类为主题, 通过揭示人和人的世界从而了解人性, 探求人性, 最终完善人性的理论主题, 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了当代西方哲学家的语言现象的经验分析。故, 西方哲学家更是无法满足于“瞎子摸象”的现状。而另一方面, 通过“我思故我在”及“我不怀疑我怀疑”这两个话题, 直击人类世界, 将人们的关注点聚焦于人的思想世界 (精神世界) 。[1]这一系列的哲学探求为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建立与发展建立及方法论创立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由于其语言的对象为语言, 那么分析与解释就是其必要的研究方法, 而这种探索其目的就在于人。解释和了解人与人的世界是诸多哲学家一生所追求的。

二、探索笛卡尔哲学基础

由于笛卡尔生于新旧知识新旧时代的交接时期, 他接受的是旧时期的教育, 提出的却是引领时代的理论, 他能直击传统经院哲学体系基础的弱点, 亦知道如何顺应时代, 证明新兴科学的合理合法。笛卡尔的《方法谈》和培根的《新工具》同样是为理性时代而制定的, 承认现代科学的全新的“游戏规则”。[2]

在一代哲学家笛卡尔的眼中, 科学是靠综合的方法考察得来的, 在他认为, 数学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物理学、医学、力学、伦理学等其他的许多学科也都是服务于人的。这就好比哲学是一颗大树的主干, 而其他则是大树的其他部分, 我们想得到果实, 光依靠树干是行不通的。

笛卡尔引入普遍数学的概念, 并将数学所具有的一般特征, 如“度量”和“顺序”应用到其他学科。他从哲学的角度看待并解释这样应用的合理性。这超越了旧时期孤立的哲学研究, 将多种学科相互融合, 从另一个侧面来捕捉研究对象的同、异特点。这是哲学乃至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概念的改革, 这一点是史无前例的。

在完美的环境中, 科学研究存在着这样的顺序, 一个是由简入繁的综合性研究, 另一个是由繁到简的分析性研究。在数学中, 以上的两种方法是可逆的, 但是哲学中不同, 正如形而上学的因果关系研究, 上帝创造的东西是有限的, 而上帝却是无限的, 这样, 原因与结果并不同质。正因如此, 哲学的范畴无法直接论述因果, 而是从一个容易理解的点开始着手, 构建有关原因, 确定一个简单明了的系统。由方法论看来, 分析是形而上学的首要方法, 通过分析寻找确定第一原则, 然后利用科学的方法综合理解, 进而得出结论。

笛卡尔的方法论规则认为只要是没有印证过的东西决不能当做真实的接受。简单来说就是要避免先入为主的观点影响, 除了真实的放在面前的东西以外, 不接受任何掺杂到里面的东西。化整为零, 一一解决。按事情的次序进行思考, 解决。理清事物的先后次序, 逐次解决问题。全面考虑, 避免遗漏。任何事情都要理清头脑, 全面考察, 避免重复, 确信做到毫无遗漏。有人曾分析以上几点, 确立了如下观点:首先面对问题要先进行分析, 找出真实可信的点。其次要说明分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应顺应事物的发展方法, 对问题进行分化, 直到能解决的程度。再有就是综合分析的过程, 由简单明了的道理一点点向前推进, 最终收获完全真理。最后说的是分析要彻底, 不可半途而废, 执着追求才能达到真理。其实, 笛卡尔对于思想的研究的切入并不是真正的证实, 相反, 是一种伪证, 就是一种从反面考察人类思维方法的手段。其一是说笛卡尔的研究, 其二就是其研究的落脚点———怀疑。

三、我不怀疑我怀疑

在笛卡尔的角度上, 他怀疑一切的知识, 并都将其放在不可靠的点上。想要重建知识, 首先的切入点就是一个坚实可靠的结构基础, 一个哲学家, 构建一个理论体系就像盖楼一样, 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是一切的前提, 只有有了这个基础, 才能用自己的力量一砖一瓦的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那么, 为了打牢地基, 修缮自己的基础, 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所有的“不可靠”, 要注意的是不可靠和不真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这里说的不可靠是因为有些东西并不能完全确定它是真实的, 所以不能够成为基础。因为一旦基础被毁, 这个理论城池将不复存在, 那么整个理论体系也将子虚乌有。所以, 这里, 我们用的是怀疑的方法, 确保了理论体系基础的坚实可靠。在笛卡尔的眼中, 怀疑是具有普遍性的, 这其中包括了一般人们认为的不可怀疑的确定性, 这包括了周遭的世界, 我们身边常存的各种观念。于是, 笛卡尔会从另一个角度切入, 用有条理的怀疑来验证这些知识, 从而建立自己的怀疑观。

(一) 怀疑哲学的过去

由于某种哲学提出的时间、背景不同, 可能原则上的哲学家们说过的那些无可怀疑的事放在现今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怀疑了。既然过去的和现在的意见看法不同, 那么在未来, 这些看法和意见也会受到怀疑。这就说明我们完全可以怀疑现在的意见, 也就是说任何哲学家的任何观点都可以是怀疑的对象。

(二) 怀疑周围的世界

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世界, 都是我们感受到的意向。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造成欺骗的经历不是周围的世界, 而是我们的感觉, 我们应该去怀疑的是我们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周围的世界。周围的世界要首先成为知识。然后才能成为知识的基础。只是, 一旦世界成为了知识的基础, 那么它就不再是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了, 它, 不过是一种形象。形象, 不过是意向, 是不同于原型的, 而在这其中造成不同的就是人的感觉。这样, 感觉和感官依旧是怀疑和反思的对象。

(三) 怀疑我们的感受

就像我们有时会陷入思维的圈子, 如幻觉和错觉。笛卡尔就以此为论证, 提出我们的感受也是值得怀疑的观念。就像海市蜃楼一样, 很多时候, 骗你的就是你的感受。这也证明了, 人的主观意识有时是会出错的。因此, 我们的感觉依旧无法成为体系中的基础, 因为我们的感觉也是值得怀疑的。

(四) 怀疑数学观念

在笛卡尔的角度上来看, 数学是简单的, 数学的观念亦是明了的, 看起来像1+1=2这样的东西好像不会出错, 因为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动荡, 1+1都不可能等于3这是死的, 无法改变的。自然也是不值得怀疑的, 然而, 数学作为我们思想的对象而存在, 那么我们思想的对象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不止一面, 有可能一个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却被我们的内心封存, 存在我们的心灵之中。但是这些都不是思维的产物, 而是一个错误的根源, 将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点上。

(五) 怀疑亚里士多德的中心逻辑论证

他的分析是关于这周遭的世界的, 要证实一系列的论证, 我们就要用可信的另一系列的论证去证实, 此外, 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 我们要清楚, 我们用来证明的论证也不一定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原则上依旧持怀疑态度。在方法论的高度上, 我们可以将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理论放在分析范畴, 他的分析由繁入简, 由世界到个体, 再到简单的数学理念, 最后才是论证方法。在他眼中, 无论是哲学传统, 周围世界, 我们自己的感知力, 还是数学观念到逻辑论证都是可以被怀疑的, 换个说法就是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都是可以被怀疑的。对于这个理论, 笛卡尔也提出了实验来论证。在试验中, 我们要探求的是我们是否存在怀疑的标准?分析一切可能的规则, 他在最后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 就是笛卡尔开始怀疑自己, 从而找到他的第一原则, 我不怀疑我怀疑。

四、我思故我在

根据笛卡尔的理念, 怀疑的对象既可以是思想之外的也可以是思想之内的, 甚至我们可以怀疑我们的思想, 但是不能怀疑我们自身在怀疑。我们可以怀疑思想活动中的一切, 但是不能去怀疑“我在怀疑”, 否则, 怀疑将无法进行。再者, 怀疑活动一定要确立一个怀疑的主题, 要知道作为怀疑的主题, “我”是存在的。

由此, “我思故我在”的理论被提出。有人将I think therefore I am中的I am译为是, 其实这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很难通晓其中的真正韵味的。这也正是语言哲学研究的必要性所在。作为语言哲学的价值, 我们可以将他看做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 他用地域性的民族编码, 要研究人及人类的世界, 就要分析和解释这种自然的编码, 因为这是最为直观的表现方式。这个命题我们暂且分为“我思”与“我在”两个部分。这其中, “我思”是指思想的东西, 那么什么才是思想活动呢?用笛卡尔的话讲, 就是怀疑, 在肯定与否定、愿意与不愿意之间感觉的东西。“我思”自然指我所思, 就是我所想的一切, 不管是理性还是感性, 不管是聪明还是糊涂, 不管是各种情绪, 我思就是我思。更为要紧的是, “我思”作为一种纯粹的活动, 如果他有具体的内容和对象, 那么他就是可以怀疑的了, 或者更确切地说, “我思”不过是一种自我意识, 既然已经表达出这样的道理, 那么这就是一个思考与反思考的活动。

笛卡尔认为, 思想中的“自我”与“本我”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 而“我思”与“我在”中的“我”也是同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 “故”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逻辑因果关系, 而是阐述了“本我”与“自我”之间的必然联系。“我思”说的是“本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思考, 同时验证了“我在”中“自我”的客观存在性。我们思考问题时要从事物的本体出发, 通过每一个个体的客观独立性与主观能动性来思考研究, 从中得出结论:“‘自我’是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客观存在的实体。”[3]

笛卡尔哲学思想的中心论点就是围绕“我思故我在”进行的, 其根本意义在于将“自我”这一概念归结为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客观存在的个体, 但是对于“自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没有深入探究, 下一步的研究就可以从这一方面出发, 在确立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他知识, 我们必须明确的是, 自我思考演绎出的本我存在这一客观真理不仅存在于思辨范围里, 还适用在思辨范围外。思辨与实质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研究对象, 如果想将二者结合就需用到笛卡尔的“普遍数学”中的“度”。因为“普遍数学”中的“度”作为一个客观标准在对比中才能体现其公正性。

笛卡尔在自己的研究体系中认为, “自我”这一概念由于其存在的客观性本身就可以作为衡量研究对象的“度”, 也就是说, “自我”本身就具备数学中“度”的客观真理性。这也就证明了“只要是我们能深刻认识到的正确的观点都是客观存在的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这一观点, 而这一观点的提出使笛卡尔在哲学上的研究由分析过渡到综合, 以“自我”作为“度”来衡量一切研究目标。按照这种观念可以将以往很多混淆不清的观念重新梳理, 如数学中诸如1+1=2之类的问题, 由于其浅显明了不足以为真而缺乏依据, 通过这种“度”就可以将这种简单不足以为真的数学观念定义为真实的。笛卡尔将哲学研究对象按观念不同分为三类, 即天赋, 外来和虚构, 虚构观念就是由“本我”这一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根据其主观能动性思考出的观念, 虽然“本我”是真实的, 但“本我”思考的问题却是不真实的, 而天赋观念和外来观念却是由外界事物产生的, 一部分是真实的。

五、笛卡尔哲学思想的语言价值

笛卡尔作为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以普遍怀疑出发, 以“自我”与“本我”为核心构建的新的哲学思想, 在方法论与意识形态上有着伟大的价值, 语言研究大体崇尚思辨哲学的分析, 而笛卡尔早在17世纪就将数学中的“度”这一概念引入到哲学研究中, 使以往由于语言逻辑上的缺陷造成的混淆不清的概念有了新的度量。由此可见, 实现科学研究的目标重点不在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是在于方法论, “我怀疑我不怀疑”与“我思故我在”是将实践方式与科学研究完美地运用到形而上学中, 笛卡尔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找出一个清楚明白的道理作为认识论的出发点。

对于怀疑与怀疑对象, 其实他们的本质都是同属一个范畴的, 就像希望, 信任, 是非, 喜恶, 等等, 都是思想。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一种思想行为。并且我们要知道的是, 思想的主题终归是逃不开人的, 思想行为的主题也必然是人。笛卡尔的思想就将人限制在了“我”之中, 其哲学思想昭示了一个根本的道理, 那就是一切可以用来认知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 不能够拿来作为认知的基础, 更不能成为第一原则。唯一的, 不能够被怀疑的就是“我在怀疑”, 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也就是因为这一理论的提出, 整个欧洲的哲学世界研究目标开始转移, 它开始注重人的思想行为, 以及世界上的组织, 而不再继续周旋于漫无边际的大千世界。

按照上文的叙述, 结合真实的标准与上帝的存在证明, 我们可以探求了解笛卡尔真实标准的核心, 在一方面, 是体现自我的, 也就是对于自我的理解与领会, 是一种对于自我思想的意识, 同时这也是真实思想的标准。在另一个方面, “我不怀疑我怀疑”与“我思故我在”两个思想的指引下, 要明白物质的本质, 将中心放在自我行为上, 当然这也包括了思想行为。

总而言之, 笛卡尔时代引领了西方哲学时代, 开始了人与人类世界的探求, 将人的思想推到了关注的中心位置。值得一提的是, 在笛卡尔的整个研究和建构上, 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形而上学, 以人为本, 而且是整个社会中的个体人———我为基点, 进一步推进了西方哲学研究世界的人与世界。而这一系列的理论与推进, 也正为整个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肖志红.笛卡尔哲学思想的本体论语言哲学解读[J].外语学刊, 2013 (03) :82-86.

[2]刘汝荣.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本体论语言哲学解读[J].外语学刊, 2013 (03) :87-89.

篇4:谈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思想

关键词:笛卡尔;解析几何;坐标系;坐标几何;思想成因

笛卡尔,1596年生于法国,被公认为是解析几何的创立者。他不仅是位伟大的数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他的解析几何思想主要是在其1637年的著作《方法论》的附录《几何学》中体现的。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笛卡尔创立了他的解析几何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解析几何诞生的背景

1.当时的数学状况。一般的坐标思想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例如古希腊的希帕苏斯在研究天球时就引进过点的坐标;同样,还有古希腊时期的阿波罗尼奥斯,他在推导圆锥曲线的过程中也有过点的坐标思想;还有法国的奥雷斯姆,他用“经度”和“纬度”两个坐标来表示平面上的坐标,并且在这里还有函数表示的思想。当时对曲线的研究非常重视,即有很多的数学家追求一种用一般的方式处理曲线的问题,笛卡尔认识到了使用数量方法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了代数和几何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的关键。故而,解析几何的又一关键数学思想是把曲线和曲面用代数方程的形式表达出来。当然,笛卡尔之所以能产生这种想法,也是有深刻的背景的。例如在他之前,法国的大数学家韦达对笛卡尔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韦达的两个主要科学工作,一个是将代数运用到几何的想法,另一个就是引进了系统的数学符号体系。可以说韦达是和笛卡尔的解析几何走的最近的数学家,但是为什么韦达没有能够创立解析几何呢,就是因为他当时考虑的代数方程总是仅限于齐次的情况,而笛卡尔则没有局限在仅仅只考虑齐次方程的情形。前人的工作为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源泉,笛卡尔正是在这些人的工作的基础之上而得到了解析几何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这在数学自身来说,即代数和几何相结合的思想,在当时来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都是解析几何诞生的数学背景。

2.当时的政治情况。笛卡尔创立解析几何的时候,正当欧洲文艺复兴之际,这个时候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而经济的迅速增长又对当时的科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数学又需要更高的要求。这个时候,各个欧洲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争夺地位,不断地发展各种新的技术,如军事上对于炮弹运行轨道的研究,炮弹运行时所受阻力的研究等;还有当时的航海、造船业的发展等均需要对地球的精度和纬度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以及其他的一些工业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新的数学的产生。

3.笛卡尔的哲学思想。笛卡尔对方法论很感兴趣,这是他创造解析几何的一大推动力。对于前人所做的一些工作,他总是批判的继承,他进行解析几何研究的一个总的方案,就是在他的方法论的推动下完成的。从他的《方法论》的三个附录可以看出,他的方法有效并且可行。他的著名的哲学名言“我思故我在”是其一切工作的中心,他认为,人们应该通过自己的思维去认识客观世界,而不能仅仅是盲目的相信前人的工作。

二、《方法论》之附录《几何学》

解析几何被认为是笛卡尔在其著作《方法论》的附录《几何学》中创立的,这里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几何学》的相关内容。《几何学》包括三部分,分别是:尺规作图问题;曲线的分类;由所作的图形解代数方程,这里指的是高次的。从这些部分的大概内容可以看出,《几何学》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代数的方式去解决相关的几何问题,尤其是一些作图问题。在第一部分里,笛卡尔把作图的问题划归为作出未知线段的问题,为了弄明白已知线段和未知线段之间的关系,能够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代数方式、几何作图方式来表示同一个量,这样便可得方程。第二部分中。曲线的相关定义得到了新的论述。笛卡尔没有使用古希腊人对曲线分类的方法,而是把能够用有限次数的代数方程表达的曲线叫做几何曲线,将其他的曲线叫做机械曲线,从而扩大了曲线的范围,并给曲线一种新的分类方式。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三次以及三次以上的作图问题”,这里,笛卡尔又开始讨论关于曲线的作图问题,只不过讨论的方程是三次及三次以上的,这些问题一般不能用尺规作出,还要借助于一些其他的曲线来解决此类问题。这里,笛卡尔还总结了以前的相关代数方程的解法,研究了代数方程的理论,同时给出了代数基本定理的一个证明。

篇5:笛卡尔及其哲学思想

波普尔认为,哲学没有任何它独有的方法,研究知识的.增长的最好方法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在梳理《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基本结构的基础上,概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观点,可以看出波普尔将科学游戏即科学发现的规则的研究结果称作“科学发现的逻辑”.

作 者:姚芬 YAO Fen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1刊 名:湖州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ZHOU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9(5)分类号:B016关键词:卡尔・波普尔 分界问题 归纳问题 批判理性主义 证伪性

篇6:笛卡尔及其哲学思想

然而,“普遍怀疑”又不是无定的游思,其根基在于人类共有的理性。一般认为,笛卡尔标举“理性主义”大旗以便与培根的“经验主义”相对立。但我觉得这是种误解。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共同对象都是宗教蒙昧主义和经院哲学的形式主义,前者以经验实在为最终根据,以说明真理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后者重视的是理性作为认识真理的有效工具,目的是从认识的前提与基点上说明真理何以呈现的方法论意义。所以,两者共存于认识的全程之中,只是其视角与重心的殊异而无目的和功效上的差别。在笛氏看来,知识离不开理性,亦即人的“那种正确判断、辨别真假的能力”,而具有理性是人类的天性,理性的多寡与程度状态是生而平等的。但何以可能会使后天的人类在知识的拥有上存在差异,同时又使人的意见分歧不断呢?笛长尔的回答是:方法使用的正确与否!意见分歧“并不是由于有些人的理性少些,而只是由于我们运用思想的途径不同”。[1]3

在《谈谈方法》的第一部分,笛卡尔在对方法的功效伟业做了一番赞颂褒扬后,便以一种“一览众学非”的横眉冷眼点评了他所学过的历史、诗学、数学、神学、哲学乃至各类方术,说明了它们的虚假不真:历史因夸张史实、编造传奇以求动听而陷于浮夸;诗词只是展示想象而非研究所得,所以只要能多加些佳字美词就行,即使不懂修辞诗法,带上粗俗的土话也不打紧;道德学只不过是美名掩饰下的残忍、傲慢、灰心和弑上,人们根本就不知道美德究竟是什么货色;天启真理太高不可攀了,吾辈智力贫弱难以推论;哲学则自创生以来就没有过定则,一个要推倒另一个,可自己又被另一个再推倒,而在哲学这样的不牢靠基础上建起来的学问就更不是什么“结实的东西”了;至于那些骗人的方术,由于我已“摸清了它们的老底,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不管它是炼金术士的包票,还是占星术士的预言,是巫师的鬼把戏,还是那些强不知以为知的家伙的装腔作势、空心牛皮。”[1]8-9呜呼!一切书本已有的知识都是模糊不真的,只要人们利用理性扪心自躬,让“普遍的怀疑”的利剑出鞘,让“天然的灵明”不受蒙蔽,就不难感到推倒以往的一切而重筑基础、重觅准则、重找方法、一点一滴地去研究世界这本大书的必要了。

二 我思与我有:

奠定科学认识的逻辑始基

“怀疑”只不过是笛卡尔对以往认识基础与结果的一种态度性取向,而真正科学的认识何以可能还必须有其可靠的逻辑始基。正因为此,笛卡尔提出了一个彪炳思想史册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有关“我思故我在”的讨论早就是学界反复纷争的焦点话语了。不过,对于那些习惯用眼睛望文生义而怠于用脑袋真思实索的人来说,自然会把它视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标本。其实,对于任何哲学命题,倘若人们依凭某种既定标准简单地“划界排队”,而不是从历史发生学的基垫上去力图理解命题何以呈现的当下语境及其价值旨归,结果非但是对原命题深刻寓意的强暴,而且也远离了哲学本身。对于“我思故我在”的态度亦然。我以为,人们只要是不受某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反复刺激,而是真正去潜入文本的语境深层,就不难体悟出此命题的本真寓意。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在《谈谈方法》第四部分中提出的。据王太庆先生的辨识,拉丁文Cogito,ergo sum应翻译成“我在思想,所以有我”,这是笛氏从认识论视角提出且可把它当成形而上学出发点的一个命题。“我思”强调的是作为认识的确存在的证据,强调意识在认识中的作用,因而是一种事实陈述,并不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至于ergo(所以)并紧接着引出sum(有我),也非逻辑推论。因为思想并不蕴涵存在,sum只是说明这个“我”是个“思想的东西”,是狭义的esse(存在)。[2]与王先生的辨识相类似的还有国外学者的观点。辛提加对此专门写过一篇论文。他认为,倘若是一种推理,则该命题本身就违背了形式逻辑。“我在”作为有待论证的结论实际上在大前提“我思”中就已存在了。“我思”倘若为真,这就意味着在推理出“我在”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我”是某种存在了,而这正是要推理的结论。因而笛卡尔是试图以“我思”作为一种行为或一种实现来表明“我在”的确定无疑。[3]笔者以为,上述观点无疑会有助于我们真切地理解这一命题的确切含义。然而,笛卡尔提出该命题的真实意图何在?其寓意本态究竟如何?这得要回到其言说的具体语境之中,同时还需要有相应的“旁证”以补充说明才行。

如前所引,笛卡尔在《谈谈方法》的第三部分谈到了他之所以会提出“普遍怀疑”,就因为其知识建构的基础不牢靠。然而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剔除其中的虚假性呢?笛卡尔除找到了几何学外,便就是“怀疑”了。“我思故我在”正是这种理路构架下的具体化。他先是依次列举了几种仍可值得怀疑的东西。一是感官的感知结果。由于感官常常给人以假象(如放置在杯中的小棒看上去是弯曲的),因而由感官的认知结果是不可靠的。请注意,笛卡尔在这里并没有否定感官感知对象本身存在的可靠性,而是指感官感知的结果不可靠,因而从本体论上说其唯心主义就错了。二是逻辑推理。因为有些人推理时,连最简单的几何学问题都要弄乱,做出似是而非的推论,因而他就得“把自己曾经用于证明的那些理由统统抛弃,认为都是假的”。[1]26三是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即现实与梦幻问题。常识告诉我们,人在梦幻中所显现的东西在醒来时一定被确证为虚假。可笛氏认为,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来确证在醒来的现实里所显现的东西是否也还在梦中,或者说,有谁来确证我现在是在做梦还是醒着?显然,客体性的对象与主体本身都无法证明。在做了这般例证解释性铺垫后,其结论是:我可以怀疑这怀疑那,但“我怀疑”本身却无可怀疑,因为怀疑“我怀疑”恰恰表明了我怀疑的存在。这便是他“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1]27由上述文字以及此前的语境看,该命题的确不是推论,它只是想表明“我怀疑”的不可再怀疑性。而“我在”同样是不可怀疑的,因为否认“我在”也就否认了“我怀疑”,彼此是独立并存的,也是等价的,二者并无逻辑推论关系。对此,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亦有明确声明:“当有人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时,他从他的思维得出他的存在这个结论并不是从什么三段论式得出来的,而是作为一个自明的事情;他是用精神的一种单纯的灵感看出它来的。”[4]所以,对照这一“旁证”,辛提加的观点并无新颖之处,只不过是对笛卡尔此文的一种复述罢了。

可问题又并不那么简单。就在笛氏提出上述命题后他又说,“恰恰相反,正是根据我想怀疑其他事物的真实性这一点,可以十分明显、十分确定地推出我是。另一方面,只要我停止了思想,尽管我想象过的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真的,我也没有理由相信我是过。”[2]27-28这段文字很令人费解,因为它看上去就是推理。我以为,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对“我”的理解上。这里的“我”并非指笛卡尔“这一个”,也非特指某种具体认识的主体,而是泛指“能思”的一种载体,并且这种“载体”有其不依赖于它物而独立存在的真实可靠性,它因思想(怀疑)而存在,又因存在而思想,故二者具有直接同一性和事实性的因果关联性。所以,排斥“同一性”,误以为“思想”与“我”都是独立的本原,肯定错。但以否定逻辑推论关系而排斥它们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同样也不对。因为笛氏明明说过这样的话,“这个命题之所以使我确信自己说的是真理,无非是由于我十分清楚地见到:必须是,才能想”。或许也正因为此,以下的解释就显得道理顺通了。他说,“因此我认识了我是一个本体,它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之所以是,并不需要地点,并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这个使我成其为我的灵魂,是与形体完全不同的。”[1]28对于这一点,还有一个佐证,那就是后来他在给《哲学原理》法译者的信中所指出的,“那个不能怀疑自己、却怀疑其余的一切的推理者,并不是我们说是我们的形体的那个东西,而是我们称之为我们的灵魂或思想的那个东西,于是我就把这个思想的是或存在当成最初的本原。”[1]67

提出了“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后,笛卡尔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花了很大篇幅来说明上帝的“完满”。细细品味这段文字后,我觉得这既不像人们通常所指认的那样是什么彻底的唯心主义有神论者,也不是什么简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而是他的一种“尴尬”。从外在环境上说,笛氏很清楚伽利略得罪教会后的遭遇。作为贵族与哲学家本身就是矛盾体,他想特立与无羁,但又摆脱不了对寄生生活的依赖与自在;他想出世与高尚,但又摆脱不了追逐名利的市侩习气,而且当时教会的控制力是当然的,招惹了他们,其后果不仅会使自己失去研究科学的自由,而且会失去地位、名声和安乐恬静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从理论本身的诠释上说,由于他还不理解理性的实践秉赋,即后天实践基础上的主体认识能力,在“我思”与“我何以能思”以及“我”所“思”的结果的可靠性与否之间遇到了无法像他特别自信地说出“我思故我在”那样果断确切与理直气壮的困惑,因而救助于神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说,“我深信:凡是表明不完满的,在神那里都没有,凡是表明完满的,在神那里都有”[1]28-29类似的说法以及奠基在神存在的“证明”之上的推论还有:神“既然是全部真理的来源,就并没有把我们的理智创造得具有那样的本性,以至在判断自己非常清楚、非常分明地觉察到的事物时能够弄错。”[1]67正因为笛氏对上帝的这种无原则的偏爱(包括他指认的人的几何学能力系一种天赋的观点)遭到了霍布斯、伽桑狄以及后来的洛克等人的反复诘难。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我思故我在”的提出在当时确有石破天惊的作用,笛卡尔以上帝的名义对那些专营上帝的“事业”者以致命一击,其中蕴含的科学怀疑和理性批判精神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给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准则和价值论判据,而且它对科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对此,我把它梳理为三个方面:

其一,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确切的形而上学基础,即以无可怀疑的“本原”(根本原因)的寻觅而剔除其多余和虚妄的各种假象与不真。前面已说,笛氏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目的并非是想说明外在的世界不存在,而是表明它们进入“我”的感官以后的感知具有虚假性,“我怀疑”既然不可怀疑,因而被思想(理性)过而获得的东西,才是确凿无疑的。这也就意味着科学认识的主体所能直接确定的只能是理性思想本身,只有通过思想的内在性,才能最终确定科学知识的终极基础。培根强调经验的作用固然不错,但仅有经验而无理性同样不能构成科学。经院哲学以逻辑三段论为思维工具而很少涉猎“经验”,这对科学无益。同样,由于三段论的大前提是未曾经过怀疑过的结论,以这种虚假前提做出的推论也不可能成为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声称:“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感官如果没有理智参与其事,并不能使我们相信任何东西”。[1]31所以“我思故我在”也就成了理性科学知识的第一原则。

其二,有了“第一原则”做基础,自然也就有了以下的推论及其科学知识体系。他说,我“在有了可靠的本原的时候不怎么费事就可以取得很大的进展”,“我在这方面采取了以下的步骤:首先,我一般地考察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以及能够有的一切,设法找出它们的本原或根本原因,……跟着我就细看,根据这些原因可以推出哪些第一步的、最通常的结果;我觉得这样做已经发现了天宇、星辰、地球、甚至于发现了地球上的水、空气、火、矿物之类,……这以后,我又用我的心灵进行复查,……我发现没有一样不能用我找出的那些本原相当方便地加以说明。”[1]50-53这是笛卡尔培植自己的知识之树的一个基本理路,也是他的科学体系之构架。他早期研究过折光学、气象学、宇宙学等,后来又在几何学基础上提出过旋涡理论,在哈维的心血运动基础上提出过“机械生理学”等都是上述理路的具体实践,而他晚年写作出版的《哲学原理》中的四大内容也正是上述实践的结果:“第一部分包含知识的原理,可以称为一等哲学或形而上学。……其余的三部分包含物理学中最一般的东西,就是说明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或本原,以及天宇、恒星、行星、彗星和整个宇宙是怎样构成的;然后分别说明这个地球以及气、水、火、磁石的本性。……此外还有我们在这些形体里面见到的一切性质,如光、热、重之类。……在这以后以同样方式逐个说明地球上另一些更特殊的形体的本性,就是论述各种矿物、植物、动物,主要是人;最后,更正确地论述医学、道德学和机械学的本性”。[1]71-72他的那个“知识之树”的比附(即形而上学是根,物理学是干,医学、机械学和道德学是枝)也是如此。

其三,“我思故我在”彻底否定了经院哲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为科学研究确立理性与实验这两条基本法则趟出了一条血路。笛氏并未否认经院哲学家们没有运用理性,而是他们在理性运用中陷入了怪圈,即本想运用理智来推出新知识,而且还设法在字里行间找出祖师爷的空白来加以创新,结果反而像藤蔓爬树那样,试图比树爬得更高,可它们一旦爬到了树顶后又再往下爬。何故?笛氏说得很明白:“因为争辩的时候人人都想取胜,尽量利用貌似真实的理由吹嘘,很少权衡双方的道理,……他们使用的范畴和原理含含糊糊,使他们能够放言高论,无所不谈。”[1]54-55推论前提的真实可靠与清晰可辨,正是科学理性的功能之长。另一方面,受好友伽利略的启发,笛卡尔也很重视实验问题。在《谈谈方法》的第六部分,他多次谈论过实验的必要性。如在谈及到自己已经摸索到了一条求知的正确途径后说,他目前还遇到两个阻碍,一是生命短促,一是经验不足。对于前者,笛卡尔自己自然无可奈何,但对于后者,他认为还需要向前人和周围人学习。在谈到如何追溯事物现象与过程的原因时说得更直白:“为了解除这个困难,我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安排一套实验,根据实验结果不同来决定该用哪一种方式来解释。……我在认识自然方面能有多大进展,就看我今后能有条件做多少实验。”[1]50-51提倡实验并以此作为科学劳作的基石,当然不是一贯提倡理性怀疑精神的笛卡尔的问题重心,他也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但重视由实验来弥补和修改感官的认知局限,这在当时经院哲学已成思维定势和神学优先权仍然强烈的法国学界所荡起的震波涟漪随着笛卡尔声名的飚升已渐渐成为汹涌澎湃的浪涛了。

三 数学原则:科学方法的思想武库

找到了科学认识的逻辑始基,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如何来建构科学知识大厦的方法问题了。笛卡尔这里秉承了自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始创,后经开普勒、伽利略光大过的科学传统,亦即对自然的数学化精致。的确,数学不仅仅在于精确、简洁、严密等外显的“形式美”,更在于其基点的无可辩驳性。数学追求的是真知识,是对概念的清晰表白,是思维过程的有条不紊的秩序性。他曾说过,“我考虑到古今一切寻求科学真理的学者当中只有数学家能够找到一些证明,也就是一些确切明了的推理。”[1]16正因为此,笛氏首先着力攻克并稍有成效的领域便是数学。他当时跻身学界的最突出的贡献也就是将数学思想、原则和方法尝试地用于解决哲学问题,并依据几何学的演绎推理来建构整个知识大厦。因为数学真理可适用于一切学科,数学研究中的有效原则对于任何其他学科而言,同样也是有效的认知原则。当然要推倒一座两千年来经百余代人所建构起来的知识亭阁,单凭年轻人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独特的信念、视角、方法和令人折服的研究结果。这便是他发端于同炼金术士尚多尤的争论而习作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指导心灵探求真理的有用而清晰的原则》中所彰明的“普遍的数学原则”。该“原则”是《原则》中的核心概念。有关它的确切寓意学界一直就有争论。[5]说明该原则何以成为笛氏方法论革命的契机,同时再联系其科学劳作过程,以凸现出其寓意本态。

就科学思想的承继性上说,“炼金术”是科学化学的最初形态,其背后的形上理念所彰明的物质间的转化规律虽然在当时只是一种信念式的悬设,但它们对后世化学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道尔顿的科学原子论以及阿佛伽德罗的分子学说,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炼金术的这种“信念”的导引与影响,只不过是后者在实验手段上更为先进罢了。当然,这些还只是后话,因为科学化学的真正出现还得让人们苦苦等待到200年后的19世纪。现在我们还是回到笛卡尔时代的“炼金状态”。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主义”很盛行。年长于笛卡尔19岁的比利时化学家兼植物学家赫尔蒙特则是“自然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不仅主张水是万物生长的“最初元素”,并用其著名的“柳树实验”以证明其说,而且断言物质世界“到处都被无形的看不见的力量支配着和制约着”,这便是自然的神秘性,或称之为“自然的魔法”。因此,要获得自然界各种生命要素的实在知识,仅仅靠逻辑推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19次演绎推理也不能推动知识向前发展”,而“自然界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位魔法师”,自然界的种种物体现象和过程(包括生命)之背后的机理都具有一种神秘性。韦斯特福尔曾把这种“自然主义”看成是笛卡尔时代的一种“倒退”,并说“在17世纪,笛卡尔为上升的自然哲学学派呐喊,而赫尔蒙特的声音是一种衰退中的传说的最后回声”,[6]30-31这一判断从时空性的现象学层面上说是对的,但他不会想到,这种主张自然永远是一个谜,人类理性最终无法达及认知“终极自然之谜”的可能性正是今天“建设性后现代派”主张“有机整体论”的思想嚆矢,[7]其悠远的历史功效是不能用一时的成败得失予以盖棺定论的。

不过,笛卡尔从一开始也是反对这种“自然主义”本体论的。他反驳赫氏道:“假如我能在这篇专题论文中精确地解释它的性质,那么将不再有兴致去钦佩我们在云中所见的任何事物或云以下的任何事物,而且人们将很快相信,有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发现在地球之上的一切令人钦佩的事物的原因。”[6]31也就是说,自然在人类的理性面前是完全透明的,它并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秘密。而当时的尚多尤只不过是正好撞到了笛卡尔的枪口。在一次讨论会上,当尚多尤声称自己已发现了一种“新哲学”可用以获得绝对确定的真知识时,笛卡尔便针锋相对地指出,任何真知识的可靠与否、真假与否,都必须经过“测试”。对于那些未经测试过的原则和方法,就草率地拿来作为发现真理的钥匙,这样得来的真理也同样是不可行的。接着他便从正面提出了12个论点,以说明未经证明的原则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认任何东西。以往的知识无论以何种新潮词藻来包装粉饰,只要它的构建原则不真实可靠,就不能被视为真理。而寻找一种本身确实无疑为真的新原则和方法,它既可以用作“试金石”以鉴别一切错误认识,又可以当作“点金石”以范导人们去发现真理。这便是《原则》的写作初衷,也是笛卡尔“新方法革命”(普遍的数学原则)的缘起。

对数学的偏爱应当说是笛卡尔选择了一条正确道路的起点,也是“时代意义”再重大不过的原则问题了。笛卡尔本人不仅在数学领域成就斐然,如相传他在荷兰服役期间,受数学家毕克曼的影响,就成功地解决了修筑壁垒时亟待解决的数学问题,还写了《论代数》一书。而且他通过数学研究发现,数学公理、原则、方法和结论带有一以贯之性的普遍性,这也与他力图谋求知识的绝对可靠性主旨非常吻合。对此,笛氏自己有段自白可以映证:“我特别喜爱数学,因为它的推理确切明了;可是我还看不出它的真正用途,想到它一向只是用于机械技术,心里很惊讶,觉得它的基础这样牢固,这样结实,人们竟没有在它的上面造起崇楼杰阁来。”[1]7据上言之,我以为,“普遍的数学原则”的寓意本态大致有三:

其一,方法论寓意。即把数学理论和数学方法乃至数学思维视为研究自然现象与过程的一种普适性方法。这一点本无必要浓墨重彩,因为这也是自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阿基米德以来的传统,而且还是现代性科学的始创者开普勒、伽利略的成功秘诀所在。但笛卡尔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以己身的数学实践与成就将逻辑、几何、代数三者实现了统一,创立了解析几何之工具,导引了微积分的诞生,并以此为第一指导原则自觉地运用于惯性原理、碰撞现象等问题的研究。而此时自然科学刚刚诞生,倘若没有实验依据,没有数量上的精确无疑,就不可能有真实可靠的自然知识。与此同时,他还将这一方法原则作为其形而上学体系构建的工具理性,追求一种简明、和谐、直观、清晰、可靠与真实,以避免烦琐、混沌、抽象、含糊、浮夸与虚幻。

其二,本体论寓意。即把数学特性与物理实在相比较,说明真实世界现象的背后就是代数的表征与几何的化身。这里我们只需引用克莱因和伯特的一段评价就足以清楚了。克莱因认为,在笛氏的眼中,科学的本质是数学,他不承认也不希望物理学中有任何原理不同于几何学和抽象数学中的原理,客观世界是固体化了的空间,“它的性质应该可以从几何的基本原理推导出来”。[8]伯特说得更直白:“笛卡尔在心中产生了这一希望:或许可以把整个物理学王国还原为纯粹几何特性,不论自然界会是什么别的样子,它显然是一个几何世界,它的对象是在运动中出现和扩展的数量。”[9]这也使我们联想到近300年后爱因斯坦在纪念普朗克时的一段感慨,爱因斯坦把一种持“积极动机”的科学家(如普朗克和爱氏本人)描绘成“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10]这里,我们是否也可以把笛卡尔视为他们的思想先驱呢?

其三,价值论寓意。即作为“方法工具”与“物理实在”的数学原则,因其被当作启迪思维、获取可靠知识的方法而成为一根贯连和统帅众多经验的红线用以条分缕析、整理精致现象事实,祛除模糊与含混,求得清晰与可靠,从而使科学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而非感性材料的简单堆砌,当为笛卡尔本人的一种思维定势和主体自觉,也是他此处真正的价值图谋所在。同时该原则本身又直接榜示着后继者,此后的牛顿正是沿着笛卡尔所指引的航向,运用自创的微积分理论这一工具理性完成了经典力学大厦的基本架构,该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8世纪的生命科学和化学也是在笛卡尔的方法与价值范导下而逐渐走上了正规的。至于“笛卡尔纲领”对康德乃至胡塞尔的悠远的影响力和召感力则又是另一个更有意味的别样话题了。

此外,当我们行文至此时,笔者还需画蛇添足一句:以上所择的“普遍怀疑”、“我思与我有”和“数学原则”这三大主旨还只是笛氏庞杂深邃的科学哲学思想之一隅,倘若我们再结合其“心身二元”的哲学致思和有关惯性理论、落体分析、碰撞研究以及漩涡假设等科学作业,那么,笛卡尔丰碑式的身躯将会更加完整与丰满起来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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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格里芬.后现代科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8]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2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28-29.

[9]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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