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思想

孔子及其思想（共8篇）

篇1：孔子及其思想

孔子及其仁学思想

一、“仁”的基本内涵

孔子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仁学又是孔子思想的主要范畴。孔子之前，“仁”字早有，但把它作为思想系统中心的，孔子却为第一人。

那么，仁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每次讲解并不完全一样。比如“仁者爱人”与“克己复礼为仁”含义就不同。那么，是否“仁”在孔子那里，就没有确定含义？当然不是。我们知道，部分之和不一定等于整体，有机整体一经构成，便获得了自己的特性和生命。孔子的仁学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整体模式，它由诸种因素组成，诸因素相互依存、渗透或制约，使其具有了自我调节、相互转换和相对稳定的适应功能，从而长期自我保持延续下来，构成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在塑造汉民族性格上留下了重要痕迹。具体说来，仁学的内涵结构主要可从四个方面去理解。

1、血缘基础

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礼”即“周礼”，其特征是将祭神或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予以系统化、扩展化，成为一整套早期奴隶制的习惯统治法规；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统治体系。可是孔子的时代已开始“礼崩乐坏”，要求维护或恢复这种统治体系是孔子的最大心愿，也就成了他主张“仁”的根本目标。

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一个基础含义，“孝悌”通过血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构建起来，这是从远古到殷周的宗法统治体制（周礼）的核心。在当时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孔子把这种血缘关系和历史传统提取、转化为意识形态上的自觉主张，对这种超出生物种属性质、起着社会结构作用的血缘亲属关系和等级制度作明朗的政治学解释，使之摆脱特定氏族社会的历史局限，强调它具有普遍和持久的社会性含义和作用，的确意义非凡。

2、心理原则

换个角度说，孔子把整套“礼”的实质解释为血缘的“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的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从外在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礼”由于取得这种心理学的内在依据而人性化。正由于把观念、情感和仪式引导和满足在日常生活的伦理——心理系统之中，其心理原则又是具有自然基础的正常人的一般情感，这是仁学一开始就避免了摈斥情欲的宗教禁欲主义，没有原罪观念和禁欲意识，相反肯定正常情欲的合理性，强调对它的合理引导，也就避免、抵制了舍弃或轻视现实人生的悲观主义和宗教出世观念。这一点与其他几点有机结合，使儒学既不是宗教，又能代替宗教的功能，扮演准宗教的角色，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较为罕见的。

3、博爱关系

由以上两个方面决定，仁学思想在外在方面突出了原始氏族体制中所具有的博爱关系。它绝少摆出一副强硬态度，相反，“爱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杯之”，“子为政，焉用杀”，“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其养民也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为之暴”，“近者悦，远者来”，“修文德以来之”，“四方之民则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中大量的这类言说与记述清楚表明孔子的政治主张是既竭力维护氏族统治体制的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又强调这个体制仍然留存的博爱关系，坚决反对过分的、赤裸裸的压迫与剥削。而这，也就是所谓“中庸”或曰为“中庸”的最具实质的内涵。由此亦可见，“仁”不只是血缘关系和心理原则，它的主体内容是这种 1 社会性的交往要求和相互责任。

4、个体人格

仁学在内在方面则表现出对个体人格的关注。在礼崩乐坏、周天子也无能为力——即原由外在权威已丧失其力量和作用的时代，孔子以以上蕴含三个方面的“仁”来达到“复礼”目的，实际上就是把它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君子”，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使命，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夫仁者，己欲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均表明“仁”既非常高远又切近可行，既是历史责任感又属主体能动性，既是理想人格又是个体行为；“礼”不再是氏族寡头、帝王臣宰的专利，而成为个体成员均可承担也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或义务，这在相当意义上突出了人的主体人格。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孔子对人主体人格的关注只在它的社会性上，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个性意识觉醒意义上的人的解放，不在同一层面，这种对主体人格惟做社会性解说的缺憾，直到王国维才被意识到和开始纠正。这是后话。

二、孔子仁学的不同延伸形态及正负面意义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观念都是处于变化、发展中的。孔子的仁学思想也一样，除了其自身就是一个矛盾、变化的结构，在孔子之后则有更多的发展和延伸，形成了种种新的观念体系或派生结构，它们或被母结构所吸收，或作为母结构的补充而存在。比如，曾子更着重仁学中的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使他在《论语》中的形象保守而愚钝。颜回更重视追求个体人格，“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终于发展出道家庄周学派，而道家又始终是作为儒家的对立的补充物才有其强大生命力的。荀子突出发挥“治国平天下”的外在方面，使“仁”从属于“礼”，直到法家韩非把它发展到极致。子思、孟子一派明显的夸张心理原则，把“仁”“义”“礼”“智”作为先天的人的本性和施政理论，同时注重血缘关系，强调博爱精神，成为孔门仁学的正统。

孔子创立的仁学，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中，已无孔不入的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物、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它早已由思想理论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它虽历经种种变异，却保有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它所具有的某种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特征，有其不服从、依赖于经济、政治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年发展的规律。一方面，中国的小生产经济基础，虽经种种社会变革却并未遭受大的破坏，宗法血缘关系及其相应的观念体系也长久保持下来；产生于这个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之中的孔子仁学，反过来对这种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起了无有伦比的稳定乃至推动作用，举世无双的中国文化的不断线、完整性，中国人人伦道德观念中受推崇的东西，无不可在孔子仁学中找到支持或根据，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最有特色的内容，就是孔子的仁学。另一方面，孔子仁学原型对血缘基础宗法等级的维护，对各种传统礼仪的尊重，又是与因循、保守、反对变革、更新，联系在一起的，与产生在生产水平非常低下的古代条件下、又不注重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提高，而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来保持、获得或唤起精神上的胜利或人格上的完成，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它也就成为中国人精神、心理惰性的一个渊源，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阻力。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绵延两千多年，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三、孔子形象的变异及如何理解五四的“打倒孔家店”与当前的“国学热“

以上我们所用的“原型”这个概念，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万变未离其宗。作为中国 2 封建社会的“王朝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亦被称为“儒教”，我们谈到，其创始人是孔子；其延伸形态也好，变异形态也好，根本的内容均源于孔子及其仁学，比如，没有对周礼的维护、没有宗法血缘意义上的等级观念，哪有后来的三纲五常？没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哪会有“红颜误国”的观念、乃至《三国演义》把杀妻饲人当作义举的描写？二是变化尤其是政治利用使之已离其宗，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比如，前面谈到的博爱，后来被当作“王朝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还有多少博爱在里面？那种六亲不认的争夺、压迫，血腥的杀戮、敲骨吸髓的剥削，都是当初孔子及其仁学所强烈反对、抨击和极力要求改变的，倘若孔子在天有知，也会为这些建立在平民百姓白骨堆上的代代王朝的所作所为，而痛心疾首的。

孔子的形象也因之不断变异，有董仲舒的孔子、朱熹的孔子，更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宋明理学的孔子。直到五四，孔子基本上仍然是宋明理学塑造的孔子形象，五四要打倒的其实是这个孔子。李大钊早就说过：“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制度之灵魂也。”这与文革期间的批孔根本不是一回事——那至多只是一场政治闹剧。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批孔是以1915年的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的张勋复辟为背景的。这些尊孔者都是以孔子为敲门砖要敲开封建复辟的大门，如果不及时批判服务于专制政治的伦理观念和家族制度，民主与科学的花朵就会夭折，历史的车轮就会倒退。五四前驱们在批孔过程中虽然采取了一些激烈的措辞，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对于儒学的根本与枝叶，对于原始儒学和后世儒学，对于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和被当作敲门砖的孔子，是区分得清清楚楚的。他们的国学修养，也远非当代尊孔者可比。

再来看“国学热”。从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国学热，到本世纪初国学行情的一路飙升，更有人主张以儒学为国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真可谓千年礼乐归华夏。这当然有用心良苦和积极的一面。但问题是，第一，什么叫国学？它跟旧学有什么区分？是限定于经学与诸子学，还是泛指一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是弘扬其具体意义，还是弘扬其抽象意义？是弘扬其工具意义，还是弘扬其内在价值？第二，笼统称国学，看没看到其中的糟粕？仅就仁学言，它的血缘家族基础，等级观念，性别歧视、重道轻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值得弘扬吗？是现代社会与文明需要的吗？何况其后的“派生”！难道要重蹈杀妻待客？重挂二十四孝图？重行三纲五常？再三呼万岁？第三，提倡国学，是否就要否定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大方向和成果？否定五四先驱的贡献？否定鲁迅？

线性思维，尤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使我们的民族、国家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所以，最后我要提示的是，要以科学方法论去审视世间事物及各种精神现象与学说，包括孔子及其仁学。

篇2：孔子及其思想

摘要：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持中致和的中庸理念，数千年来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孔子的中庸思想主张为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持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关键词：孔子；中庸；现代误读；批判性地继承

一、孔子执两用中、持中致和的中庸思想基本阐析孔子的中庸思想是理性智慧和思辨哲学的集中体现,在孔子看来,中庸不仅是最高的道德范畴,而且是对事物本质与发展规律的认识以 及决策的态度和方法。

（一）、人与人--和而不同

在处理人与人群体关系方面，中庸要求和而不同。在《论语》中，有许多关于思想道德修养的言论，主要表现在无过无不及及和而不同两个方面。“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用否定的“不争、不党、不猛”规定作为人们行为的极限或度，以保持社会统一体的稳定发展，其中包含着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贫而乐、富而好礼、温而厉、恭而安，将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差异相互融合、渗透，各以对方作为自己的补充，双方互相地加以限定或修正，这样使社会统一体呈现出一种完美的标准状态，其中包含着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李泽厚认为，君子和而不同与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周而不比意思相同，即保持个体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才有社会和人际的和谐。和的前提是承认、赞成、允许彼此有差异、有区别、有分歧，然后来调整、配置、处理到某种适当的地位、情况、结构中，于是各得其所，而后整体便有和谐与发展。在孔子看来，与人相处时，应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能与人和睦相处，又能保持独立思想和不同的见解。和而不同不是取消不同，归于同一，而是在于尊重不同意见的人，与其相互切磋、相互支持、相互激励、共同完善，更不是表面迎合附和，背后搞阴谋分裂的同而不和。任何人要有良好的群体关系，就不能偏执于一端，一切言行举止均以适度为宜，否则就容易走入极端。过分的恭敬，会使人劳累；过分的谨慎，让人觉得畏缩；过分的勇敢，显得鲁莽；过分的直率，又显得尖刻，令人难以忍受。所以说和而不同的人际关系是通向真正的和谐之路。

（二）、人与自然--致中和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中庸要求致中和。中庸不仅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从高山流水感叹岁月流逝，将其比喻为奔腾而去的流水，但他从湍急的流水中感到的是自然、社会、人的和谐一致而不是对立僵化，从中可以推测到孔子把自己融入自然，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孔子还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他把人的道德品性与自然对象联系起来，把人和自然的和谐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十分赞赏其弟子曾皙所勾画出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和平宁静的生活。可见，他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首先要让自然能够和谐发展，也就是《礼记·中庸》中所讲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孔子关于维护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和自然生态平衡的论述，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当今社会，经济竞争的加剧使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骤然变得异常严峻，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物种锐减、森林资源稀缺、淡水供应不足等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人类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和权利，而且要承认其它一切自然物的价值和权利；人类不应该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剥夺其它生物的需求和生存权利，而是应该在保持人与自然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为依存。在中庸理念中，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关系。

二、孔子中庸思想的现代误读及更正

在孔子的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中庸思想了。然而现代社会中，孔子的中庸思想却屡遭非议和攻击。人们常将中庸看作无原则、和稀泥,将这种人贬称为和事佬、老好人。从而在哲学上将其判定为折衷主义和矛盾调和主义。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庸思想的一种现代误读。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孔子的中庸思想呢？一方面,孔子讲究度,反对过火行为,并不是主张取消一切斗争。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孔子主张人际关系的和谐平衡，并不是和稀泥，更不是一种保守思想。从孔子的一生可以看出，孔子有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胸襟,也有着不舍昼夜的积极进取精神。更为可贵的是,孔子不但不搞折衷主义,反而十分痛恨搞折衷主义的人。孔子把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叫做乡愿。在孔子看来,把中庸庸俗化了,也就成了乡愿,失去了中庸执两用中的根本精神。孔子对这种人极其鄙视，在《论语·阳货》篇中,他说:“乡愿,德之贼也。”同时,我们可以从孔子与当权者的一些对话记录中看出,孔子在重大问题上是反对折衷和无原则的态度的。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一事,季康子当时是鲁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对孔子很尊重,经常向孔子求教,而且从孔门弟子中选用人才,并在生活上关心孔子,曾送药给孔子。但孔子既不畏权贵,也不徇私情,将社会上窃贼增多的原因归于季康子的贪欲,认为民众中的无道行为来自为政者品德的影响。这种对当权者毫不留情地指责的勇气是十分可贵的。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他反对以德报怨而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在《论语·宪问》篇中,他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论语·子罕》篇中,他更是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此可见,孔子做人是很有骨气和风度的,这与没有是非的折衷主义和矛盾调和论者是有天渊之别的。

三、批判性地继承孔子的中庸思想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中庸其实就是叩其两端。在孔子看来,这里的两端即矛盾的对立双方,即对立双方的统一、协调、均衡的交叉点。因此,儒家认为,要执中,就必须反对过和不及两种错误倾向。孔子的中庸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它有着丰富的内涵。批判性地继承其精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必将大大丰富我国社会主义人文科学的内容,从而更有益于社会整体和谐进步,使之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孔子的中庸思想也存在消极因素。正如匡亚明先生在其《孔子评传》一书中写道:“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仁政德治,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事取其中,希望在和平中改良,惧怕革命,因此在方法论上只强调矛盾的统一、调和,不谈矛盾的斗争、转化。这是他的学说的严重缺陷。”由于他把平衡的地位和作用过分夸大,以至达到否认、阻止矛盾转化的境地,因而窒息了自己的合理成分。其流弊所及,就是一切生活领域中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和阻碍变化现象的不时发生与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过分强调中庸,就不利于实现这一伟业。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它,舍弃其糟粕而吸取它的精华。参考文献：

篇3：孔子的德育思想及其启示

“仁德”是孔子要求人们具备的最高尚的道德品质,为了让人们达到这个品质,在孔子思想中包涵了许多德育的内容,下面就选三个基本核心的思想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1“孝悌”是仁德的基础

孔子一生致力于复兴周礼,周礼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亲亲”的基础上,所以他非常重视孝、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他教育弟子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要孝敬兄长。孝和忠是统一的,孝于家族长辈,就是忠于国家朝廷。“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只有在家做好孝子,在朝廷才能做忠臣。孔子把家庭伦理的孝悌之情迁移到治国、平天下,后世儒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大学》中就明确提出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孔子还明确谈到孝悌与仁的关系:“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即统治者能身体力行孝悌,被统治的人民就能竞相争取仁的品德,这样就无形中消灭了作乱犯上的现象。

1.2“爱人”是仁德的核心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要“爱人”就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别人。“爱人”的简易方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积极的“爱人”方式,自己有某种需要,要进而推想到别人也会需要,这就是所谓的“忠”。如果从消极方面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我不愿意让别人这样的对待我,那我也不会这样对待别人,这就是所谓的“恕”。忠恕的综合即仁的本身,实现了忠恕之道,也就实现了对他人的爱,孔子的“爱人”是一种泛指,人无分东西南北,爱无差等,一视同仁,同样仁爱。

1.3“复礼”是仁德的表现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进一步追问具体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孔子首先说明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礼的规范就是仁的性质。“礼”主要指遵守等级社会的生活规范和道德规范。这种规范大到国家的社会制度,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常识。孔子还提出仁的一个特点“为仁由己不由人”,认为仁的德行是自觉主动的,倡导仁的自觉性,促使人们自觉地将“礼”变成种内在、自觉的道德规范。最后孔子提出了道德行为需要在视、听、言、动各方面全面地符合礼。“人而不仁,如礼何”。意思是如果热门缺乏仁德,怎么实现礼仪制度。因而,孔子认为仁与礼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仁是礼的内容,礼是仁的表现形式。

孔子的仁德学说,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群体的普遍要求。现在的德育教育要着力强调孔子的这种品质,强化学生“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教育他们孝敬父母,热爱集体,热爱祖国。同时,还要注重礼仪规范的教育,大力提倡“重礼”、“讲礼”,以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2 知、情、意、行的德育过程

孔子认为道德品质的培养和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需要经历知、情、意、行四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一,他认为全面理解和掌握道德概念是形成、巩固道德认知的关键,所以要让弟子反复理解“仁”、“知”、“信”、“直”、“勇”等道德概念,让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二,道德情感和道德品质至关重要。从陶冶情操和改变心情开始,全面的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将诗、礼、乐三者作为道德情感教育的媒介,把道德认知融入道德情感的陶冶中,使道德行为成为人的自觉表现。三,重视道德意志的培养,认为信念、志向、恒心直接关系到道德行为的生成、持久。提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四,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即品德高尚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都要与仁德同在,这表明孔子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和长久性。

在目前的德育教育中,人们总是会忽视学生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并形成的过程,缺乏道德情感的培养和注入,过度的依赖对德育教育的说教,而不重视对德育习惯的养成,从而导致事实上的知行“两张皮”。孔子关于知、情、意、行的认识与实践,对目前的德育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3 独特的德育方法

孔子的德育教育方法有很多,不仅效果明显而且方式多样。一,身体力行。孔子常以自己的行为举止引导学生,以达到潜移默化的德育效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品德感化的力量之强大,身教远远胜于言教。二,立志有恒。强调立志学道、修德的重要性,鼓励学生立志、言志并以自己的经历作为榜样:“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三,推己及人。孔子认为,人心是相同的,己心所欲所恶,与他人之心所欲所恶并无大的差别,因此要尽己之心以待人,不以己所恶施于人。四,克己内省。即自省和律己,重视道德的内化性,认为自我努力是提高道德修养的内部动力,不断修正自己的道德缺点与错误,将其消灭在萌芽和未生中。第五,改过迁善。鼓励学生积极改过,培养学生闻过则喜的品质。“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对于迁善,认为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进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目前的德育教育方法过于简单和公式化,它没有充分的去了解到受教育者的内心变化,也没有有效贴近受教育者道德生活的实际,而且偏向外烁方式,忽略内发方式,这样的德育教育往往不会收到好的效果。我们重温孔子多样化、生活化的德育方法,汲取其德育智慧,对改善现在的德育教育方式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摘要：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重视德育教育的教育家,他的德育思想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智慧,对当代德育有着深刻的阐释力和重要的借鉴价值。他独特的德育方法对当今德育方法的改进和创新以及德育绩效的增强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孔子,德育,思想,启示

参考文献

[1]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孔子教育基金会.儒学与二十一世纪[M].北京:华夏出版社社,1996.

[3]中国期刊网《孔子的德育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4]杜维明.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5]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篇4：孔子矛盾思想的类型及其教学处理

一是《〈论语〉选读》中孔子观点与态度前后自身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孔子对问题的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所作的阐发，因而只能说是字面上的“矛盾”，只能说是“看似矛盾”，并非孔子思想的矛盾与症结所在。中学教学正可巧用这种“矛盾”，加深对孔子思想一贯性的理解。“矛盾”与“一贯性”其本身是一对矛盾，但我们如果能在教学中巧妙利用，恰恰能够把《〈论语〉选读》中原来零散于各章节的孔子思想在本教学主题下得以呈现。这种呈现，并非知识点的简单回顾，也并非孔子思想的罗列性整理，而是认识这些“矛盾”其本质的统一性，进而深刻领会孔子思想的一贯性。如在“诲人不倦”这一主题中，对“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教学不能停留在是孔子“启发式教育”的简单认识上，而要联系“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这一思想，让学生思考：“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不是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相矛盾了吗？或者说，学生本身对此也正处在“想求明白而想不明白的时候，想说而说不出来的时候”。教师可利用这种“矛盾”的特点，启发学生思考“矛盾”双方的话题层面：他们分别是话题哪一个层面的说法？联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让学生明白，“不复”重在教学方法层面，“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重在教学态度层面。“不复”是因为学生没有进入主动学习的状态，老师就很难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也不能简单地“复”。如此，“不复”“启”，“不复”“发”也就蕴含着因材施教，采用其它教学方法的含义。因此，它是话题的方法层面，不是态度问题。因此，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方法和态度这两个话题的层面是互为补充的：“不复”是“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的深化。通过此类“矛盾”的剖析，把学生的思维触角引向话题的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以此拓展学生思维空间。

由此生发，教学中可联系现实，将与孔子思想有一定比照点的现代理念引人课堂，故意设置“矛盾”，与孔子思想作一比照，以此来深人理解孔子思想的内涵以及对现代理念的损益。如教学“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一章时，教师从“剖析矛盾，拓宽文化视野”的角度出发，可设置这样的问题：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竞争，而孔子强调在人际交往中要“矜而不争”，两者相矛盾吗? 通过联系比较的方法，引导学生理解两个“争”，明确孔子的“不争”可理解为“不争强好胜”、“不为私利与他人争执”、“不一味追名逐利”等，而这正是现代社会竞争中的优秀品质。通过比较，明确这个观点与现代社会提倡的竞争不仅不矛盾，实践此反而能促进社会的良性竞争。不同的话题层面由此而和谐统一，学生的文化视野也可得以拓宽。

二是孔子的观点态度与我们平时观念中的孔子总体形象之间的“矛盾”。圣人当然也会有缺点，历史人物的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对文化论著的解读中，误解和曲解总会无意或有意的窜入，这种解读与孔子思想或总体形象构成“矛盾”，从而破坏孔子作为独立个体思想的一贯性，或者说，孔子的总体形象受到了破坏。这也可以说是读者强加于孔子的“矛盾”，是阅读者“自设”的“矛盾”。《〈论语〉选读》教学恰可巧妙利用这一类“矛盾”，将误读引入课堂，引导学生从文本阅读和文化解读角度，解决疑惑和困惑，从而澄清思想，深入领会孔子精神，并培养文化论著阅读的良好习惯、正确方法和批判意识，进一步提高科学素养。如“学以致其用”章中的“樊迟学稼”是一则很著名的典故。樊迟虚心求学农田之事，理应表扬，孔子却说“小人哉，樊须也！”，且以“焉用稼”作回复。这里有一种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孔子把农民看作小人，体力劳动是最下贱的。教师将此引入教学，引导学生讨论、思考：这不是大大贬低了孔子的形象了吗？这种说法与文本碰撞在两个点上：第一，农民是不是“小人”？第二，“小人”在这里是不是“最下贱”之意？从文本阅读角度来看，“小人哉，樊须也”说的是樊须，并未直指农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是从为政者角度谈大原则。从文化论著阅读注重“时”的角度来看，孔子授学的总体目标又是什么？结合这两个解读角度，自然可以得出，孔子说樊迟是 “小人”，并非指向农民，只是责备樊迟“不问其所当问”。这里的“小人”不是“品德低下”之意，而是“志向低下”——孔子希望自己的弟子从“时”出发，能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并不存在鄙视体力劳动的问题。通过文本研读和文化解读，进一步把握孔子思想的本质，还原其本来面目。对这种类型“矛盾”的剖析教学，既是一种思想澄清，也是提高文化论著阅读能力的途径。

三是孔子的观点态度与自身行为的矛盾。观点与自身行为产生矛盾，便是一种事实上的矛盾。《论语》所记录的孔子思想是孔子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情况作出的情感指向和理性价值取向。这种不同情感指向和理性价值取向正说明孔子自身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我们应更看重孔子的行为实践，因为行为实践是一种理性价值选择，体现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如“子见南子”章中，“子路不悦”与“子见南子”便是观点与自身行为的矛盾。教学中，如何处理此类“言行不一”性质的内容呢？对此，要引导学生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此矛盾处理中，孔子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的表态，说明其自身并没有否定自己的观点，即“子路不悦”的内容，而“见南子”是对矛盾主要方面的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所谓的“言行不一”，显然是矛盾双方斗争的复杂性的表现，其行为实践是他处理矛盾的方式。由此，我们不但不能因此而矮化孔子，反而在孔子的无奈选择中看到了作为圣哲的高贵之处。

在《论语》中涉及大关节的孔子“出”与“入”也是这种类型的矛盾。“入”的思想是孔子人生中反复出现的喟叹，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所体现的“入”的精神同样几乎贯穿了孔子的一生。“出”是“言”，是一种愿望，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入”是“行”，是一种理性实践，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出”之“言”表明孔子对于归隐山林有着一种真实渴望，揭示的是孔子对于独立自由本性的追求；而“入”之“行”体现了孔子的道义——承担社会责任。既有“归隐”的真实渴望，又有积极入世的社会担当，这才是真实而丰满的个体生命。而孔子自身对这种矛盾的处理，揭示的是其积极入世思想的一贯性。教学中通过对这种矛盾的剖析，会更接近孔子思想的本意，有助于深入领会孔子个体生命的丰富情感、人格魅力及其思想价值。

从上述对孔子“矛盾”的语言文化层面的剖析中，我们看到，孔子的思想是一贯的，而其又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他能够把握好做事的度，做到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就是孔子强调的“允执其中”的中庸思想。这与哲学中的“凡事都有两面，都不能走极端”、“要从具体的对象出发，不能抽象孤立看问题”的矛盾论是基本一致的。只有把对立的双方辩证地统一起来，才更能接近真理本身。这些对《论语》教学中如何处理“矛盾”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也有利于培养中学生的文化名著解读能力。

篇5：孔子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1级英语专接本1班 白林艳 33号

摘要：孔子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创立的儒家学派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他提出的“有教无类”的口号，促进了文化教育的下移。孔子的教育思想重视对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作用，他提出的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也大多数为后世所继承，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现实意义。

一、孔子简介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是研究他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二、孔子的教育思想

1、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的作用与意义的看法

孔子认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教育的作用。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不教而杀谓之弃。”后来“德治”成为儒家共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孔子在政治上是一位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通知人才从而为政治服务。他认为贤才无疑是教育的结果。春秋时期，孔子第一个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个较为科学的命题。孔子非常重视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作用，认为知识和道德都需要依靠学习来培养。

2、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目的的看法

孔子的私学是学术团体，也是政治团体，他办教育的目的在于推行其政治主张。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举贤才，在教育上以培养贤才为目的。孔子对君子的品格十分重视，认为只有那些优秀、品德键能的贤才才能做官。“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比较准确地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

3、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对象的看法

孔子反对门第限制，主张“有教无类”，即不分族类、不论贫富贵贱、不问地位高低，均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有教无类”是又局限性的，它不等同于先进的普及教育思想，因为奴隶和妇女是被排斥在受教育的对象之外的。

4、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内容的看法

孔子出于培养从政人才的目的，其教育内容基本上仅限于人事的范围，主要是限于君子做人的道理（德）和从政的手段（才），具体说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技能技巧的训练三个方面。

知识教育

孔子在知识价值的取向方面，极为推崇古典知识的作用，他自己也多次谈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由此在文化知识教育的内容方面，主要局限于古代经籍的传授，具体说就是他改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书”。

技能训练

作为儒学的创始者孔子在私学中是讲文习武的。孔子重射，承袭了西周军事教育形式化的传统，在教学中存在着将军事教育从实际技能的训练转向文字概念和义理研究的倾向。

道德教育

“仁、智统一”是孔子的理想人格，而在仁、智两者之间，仁是根本、核心，智乃仁者之智。因此，在孔子的私学中，道德教育是整个教育内容的中心，也是其教育体系的根本所在。

5、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原则和方法的看法

自觉修养

孔子非常重视自我修养，认为实现自我修养就要实现立志、持志，克己、内省和改过迁善。

因材施教

孔子是第一个提倡因材施教的人。他认为了解学生是因材施教的前提。

启发诱导

孔子是启发式教学的首创者，在关于启发诱导的时间、具体方法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

学、思、行相结合学、思、行是一个人治学不可缺少的三个阶段。在学的基础上要进行思考，行时学的目的所在，也是教学过程的第三个阶段。

三、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有教无类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光辉的教育思想就是“有教无类”。即任何人，不分贵贱尊卑，都有权利接受教育，且是平等的教育。在孔子以前，贵族垄断了文化教育，平民阶级没有接受教育的可能。从而形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使教育目的只是为了统治者培养接班人，严重阻碍了文明的普及和发展。孔子创办私学，明确提出“有叫无类”思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为人类文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孔子的因材施教方法对于当今实施素质教育仍有重大意义。在很多地方，相当常时间里，教育模式采用“齐步走”的做法，追求平均分、合格率、升学率，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差异。不能保证全体学生的素质都得到提高。另外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育评估片面，只考查学生所谓“正科”分数，高分

则优。学生的思想品行、身心素质、个性特长等一律被置之度外。于是造成了“高分低能”，个性特长被扼杀等可悲的现象。今天我们实施素质教育，就应该摒弃分数标准，吸取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从学生实际出发，注重学生的个性特点，从而实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共同培养的目的。

启发诱导，学思结合 在《论语·述而》和《论语·为正》中，孔子分别指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方法和原则就是启发诱导，学思结合。这就是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目的是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教师的职责是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对学生有目的引导和及时启发，让学生在思考过程中将知识吸收升华。

参考文献：

[1]《论语》：[C]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

[2]李泽厚：《论语今读》，[M]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

[3]刘宝楠：《论文正义》，[M]中华书局出版 2006年版

篇6：孔子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大

研究现状：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研究，古往今来都没有中断过。从研究文献看，大部分将理论联系实践。学者的研究主要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教无类”体现出的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全面性。众多研究中阐述了“有教无类”在两千多年前的含义及作用。“有教无类”提倡的是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在两千多年前，教育就存在阶级性、垄断性，孔子这一思想很快便打破了这些束缚。当今我们倡导“教育公平”，呼吁人人接受教育，是“有教无类”的继承和发展，然而新的时代存在新的问题。“教育公平”不仅仅是使所有人都能接受教育这么简单。面对现今社会的贫富差异、地区差异、教学水平的差异，我们应当将“有教无类”赋予新的含义，重新理解教育公平对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2、通过“六艺”来体现孔子教育内容的全面性。研究学者们阐述了“六艺”的内容以及设立每一个部分的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理论指导于当今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针对当今教育中日益凸显的某些问题而展开的，如今的“应试教育”忽略学生的综合素质，一味的讲求卷面分数，学生因升学考试带的压力不得不放弃一些自己热爱的学科。这严重扼杀了学生的天性以及创造力，阻碍了他们将知识带向生活的道路。如刘秉泰、刘春颖所著《孔子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张湘萍所著《孔子教育思想的相待阐述》明确阐述了素质教育的意义以及推行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3、在教育原则及方法上，孔子主张则是多方面的。从搜集资料看，主要从“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方面来分析的。“因材施教”顾名思义，其主要手段的了解个性，针对性教学，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无论是两千多年前还是当代教育中，因材施教都是重要的教育原则，教育不是为了按照统一的模版培养人才。它在主张“有教无类”的基础上承认差异的存在性，针对差异性提出不同的解决方式，既能轻松达到教学目的，又能保留学生的天性及差异性。“启发诱导”则是使学生自主学习、探索，对知识产生强烈兴趣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目前在很多课堂上存在着“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不考虑学生的感受，课堂气氛枯燥、死板。“启发诱导”是在提醒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活动中注意方式方法，重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发现学习、感知知识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也应当重新审视自己在教学环境中所担当的角色，把握课堂气愤大局，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学。

4、孔子在德育与教师修养方面也提出了要求。研究中提到孔子十分注重德育，德育是一个人做人的先提条件，但目前学校开展的德育教育内容宽泛、教条，甚至有少数的老师本身缺少德育教育，这是一个亟待改善的问题，否则将严重阻碍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德育的开展环境不止是学校，社会、家庭，处处都可以开展德育教育，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德育教育的范本，这就要求全体公民都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这种品质不仅是自身修养的体现，也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人。作为教师更应该注重自己的道德品质及自身修养，所谓“言传身教”，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学生学习模仿的对象。只有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提高了，才能带给学生一个良好的德育引导。孔子要求教师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且孔子就是亲自实践的。研究中多次提到孔子的教学经历，他毕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培养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无论作为教师还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都应谨记“学而不厌”，这与当代“终身教育”思想如出一辙，知识是无边的，学习是无尽的，我们应时刻学习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基础，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教师，在“学而不厌”的基础上还应做到“诲人不倦”，这是一个教师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目前，存在很多教师打骂学生、教学倦怠等情况，都值得我们深思。“诲人不倦”应做到拥有耐心、爱心关心教育每一个学生。并且能够做到与学生平等，尊重学生，知道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的，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

孔子教育理论的研究有很多，但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将理论联系实践，用理论指导实践。冯文全、焦彥蕊所著《孔子教育思想与我国现代教育思想的一致与冲突》、林忠、林楠的《孔子“教学相长”的思想对高校德育的启示》都阐述了孔子教育思想在当下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与影响。这部分文章主要都是作者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际，阐述了如何在教育教学中贯彻因材施教、启发性原则等的一些具体操作，更多的学者则是从单方面着手研究孔子教育思想，如应艳兰所著《孔子启发式教学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王雪峰、高畅所著《论孔子教育思想的主体性精神》，丁华平、王睿、周怡所著《浅析孔子教育学的思想》。有些研究则是利用孔子思想的很小一个点来引发现代教育的思考。

篇7：孔子的主要思想及其核论文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孔子的思想影响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它也历来是人们研究中国文化时必不可少的部分，其思想及思想核心也一直为人们所探讨和争论。文章也将浅要地谈谈孔子的思想及其核心。

一、孔子思想中的“礼”与“乐”

孔子思想形成的具体来源相当复杂，主要是从历史文献和当时社会现实中逐渐形成的。从他所处的战争频繁和“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可以知道“礼”在当时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话题。“礼”是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是维护宗法与等级制度的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殷周重“礼”，其礼仪往往形成一种严格的上下等级威仪和社会的差别意识。其实在夏、殷时代就已经有“礼”的存在了，但是直到周公时代的周礼，才形成比较完善的礼乐制度，所以人们一般把周礼作为研究“礼”的一个典型时期。由于孔子对“礼”的推崇，许多学者也因此认为“礼”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孔子一生都以诗书礼乐教弟子，非常注重从理论上说明礼的重要性，他指出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礼”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是到了后来，“礼”逐渐被人们理解为盲目保守、因循守旧的思想，并且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自由、婚姻自由的锁链，所以产生了“吃人的礼教”的说法。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孔子的思想，我们应该辨证地去认识和理解“礼”的思想。

还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孔子认为治人之“礼”要深入人心，必须同“乐”结合，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礼乐相结合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是一种颇为完备的典章制度。“乐”作为音乐制度，它包括乐县、舞列、用乐等都有其森严的规定，孔子思想认为，礼是道德行为的规范，而乐能调和性情、移风易俗。二者皆可用以教化人民，治理国家，而礼与乐相结合不仅能维护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等级秩序，更能有效地统治人民。

二、孔子思想的“中庸”

孔子思想中的“中庸”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大家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要思想在于修养人性，在于人们要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中庸是孔子思想范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贯穿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要自觉修养，从而达到像美好的天一样的理想境界。“中庸”思想的实质就是规范人们的活动行为，试图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中重建理想中的周初文明，恢复长幼有序、上下有别的社会秩序。

中庸之道是孔子集前人尚中贵和的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其重要的代表思想，他主张将中庸发展为认识和对待世界、探究和处理思想情感行为以及各种事物的合乎实际或一定标准的原则和方法的哲学范畴。他把“和”看作一种最高的价值，为了保持“和”的境界必须保持中庸之道。“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凡事都应该采取持中的办法，而不能走极端，这是实现和的根本方法。孔子“温而厉，威而猛，恭而安”更是中庸准则的典范。孔子的中庸思想不仅对仁、礼有深刻的影响，而且渗透到他的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文化观等各个层面。孔子就是以中庸思想为内核，构建起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儒家学说体系。但是《中庸》中儒家极力主张等级社会，无论处于富贵，贫贱，夷狄还是患难的地位，就要严格按照这些地位的要求行事，这显然违背人性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所以，我们在看待“中庸”思想时它时一定要慎重，要辨证地去分析和把握它。

三、孔子思想的核心--“仁”

在孔子之前“仁”并不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核心范畴，在先秦思想中出现的最多的是“礼”。但是到了孔子这里，“仁”便有了新的意蕴和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是在吸收以往“仁”的观点的基础上，进而完善成为“仁”学体系。孔子的“仁”主要体现为伦理道德规范和政治统治理念两方面：“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志士仁人，不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要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把“仁”看作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并且希望其成为人们恪守的准则； “仁”对社会统治思想影响同样久远，孔子曾提出“为政以仁”的政治论点，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怀有仁爱之心，要“以德治国、以礼治人”，孔子也希望能够从“仁”出发，实现统治者对人民的一种“仁德”的统治，而并非以暴力手段去镇压和管制民众。他认为施行“仁政德治”的君王更能够争取民心，安定统治。孔子的“仁政德治”思想也是孔子留给后人的重大启示。

此外，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他鼓励人们去追求这种境界，把“仁”看成是“君子”需要孜孜不倦去达到的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是一般人都应该追求达到的境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爱自己、爱家人、爱所有的人。从孔子的“仁”的思想中体现出了他对社会民众的关注，对于人民的爱护。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思想的重视，也表明了“仁”的思想和学说是整个孔子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它对于其他的如“礼”、“乐”等思想均处于统摄地位。

参考文献

篇8：论孔子的传播思想及其启示

前诸子时代的政治传播结构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宗教性。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被认为是商代“文字”的范本。我们看出宗教成为商朝政治的“时尚”, 占卜机构则成为政权的标配。史官祭祀们用刀、火在甲骨这种原始的媒介上, 建立了与“超自然神”的对话方式, 那时传播只是基于宗教立场, 对君权神授思想的一种表达。《尚书》中曾经提到:“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在周朝, 文王首创了姓制。他将权利与血缘联姻培育出伦理化的权利体。血缘基底的宗法制度逐渐形成, 并向其他社会阶层蔓延。宗教神灵的地位下降, 国家的概念逐渐形成, 为政治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不仅如此, 周朝时的文字已经进化成相对规范和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 与夏商时期的甲骨文相比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符号堆砌, 丰富传播的手段。

二、孔子的传播思想及其成因

在《左传·昭公十二年》中记载, 孔子曾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道德向度, 是依托伦理进行文化构型的前提, 是传播其政治诉求的重要载体。“身体的、言语的和社会的三种能力的空间日益反映在具有文化构型的传媒空间里, 身体的参与是传媒在公共空间中文化构型力的前提, 语言是传媒在公共空间中文化构型力的纽带, 社会是传媒在公共空间中文化构型力的保障, 三者共同致力于还原被摧毁的时间, 并共同致力于文化构型与知识重组的公共事务。”孔子认为“仁”是“人”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仁也者, 人也。”“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在“欲”与“不欲”之间, 孔子把“仁道”上升到以人为本的层面。也就是说, “仁道”的价值, 是人与人之间任何传播行为或传播手段都不能逾越的道德屏障和理性鸿沟。子曰:“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孔子认为“仁”是人类心灵的至高境界, 是道德之于强权政治的胜利。

首先, 孔子非常重视教育在传播中的文化启承作用。他认为“知”是信息传播活动的前提, 在《论语·学而》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孔子在信息的接受环节中注意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赵俪生先生曾说:“儒家的‘中’思想不就是从‘极’ (皇极) 中来吗?孔子的‘九思’, 不就是从《洪范》的‘五事’中来吗?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不就是从《洪范》的‘肃、乂、哲、谋、圣’衍变出来的吗?”孔子采用口语系统来突破当时书面系统受众面窄的樊篱。将政治传播者定位在“士”阶层。那时的“士”阶层的行动基本上不受国别的限制, 在社会中分布极广, 且人数众多。孔子主张“士而优则学, 学而优则仕”。儒家讲积极“入仕”, 也讲适度而“为”。他们以“中庸”之道、以“德”服人的文化构型方式, 通过“仕”进行教育传播活动, 把统治者的品行约束在“仁爱”的伦理范围内。孔子用教育重构“礼”制, 维持统治基础。“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是孔子关于传播方法论的经典描述。他把作为人际传播媒介的眼、耳、口、身全部纳入“礼”的规范。孔子所倡导的“礼”既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 又是人们在传播活动中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子曰:“不知礼, 无以立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孔子的教育传播思想中强烈的政治服务倾向。

其次, 孔子非常重视舆论对政治传播的引导作用。孔子明白其所倡导的“仁爱”思想要想产生效益, 就必须攀附在国家政权之上。儒家经典著作《礼记·大学》中的“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散发着孔子仁爱的政治情怀。“身”、“家”、“国”、“天下”的概念非现代语境, 孔子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 周朝号称有八百诸侯国, 每个诸侯国是类似于“州”一样的行政区划, 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家”则是诸侯国分封的贵族家族, 他们拥有自己的封地和庄园。所以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是讲给封建统治阶级的施政方案, 而不是说给老百姓的理家规范。该思想传播学意义上的受传者是位于封建权利序列中的天子、诸侯、贵族等阶层, 孔子在其间推销他的“仁政”思想, 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诉求。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孔子推行的是“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孝”的道德舆论理念, 通过构筑君臣、父子、夫妻、亲友之间行为和思想的伦理文化模型, 经过“仁爱”文化的重新构型之后, “仁政”的政治形态就不需要太多的法度和规则来约束, 人们只要自觉处理好与周边人的关系就能在社会中立足了。

再次, 孔子政治传播活动中的口语范式。《论语》中“言”出现了126次。孔子把“言”上升到“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的国家政治层面, 而且极为重视“言”的可信性。从“巧言令色, 鲜矣人”这句话反复在《论语》中出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绝对反对花言巧语的, 孔子也很讨厌传递虚假信息和夸夸其谈, “焉用佞?御人以口给, 屡憎于人, 不知其仁。焉用佞?”孔子主张“辞达而已”, 重视人际传播中的“信”。在《论语》中“信”出现了38次, 其中24次表示不欺诈, 14次表示信任。孔子主张“言必信, 行必果”。孔子鼓励使用口语传播, 并且认为口语的传播艺术性会给传播目的达成持续提供动力。“‘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不言, 谁知其志?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孔子意在提醒公众, 传播活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发挥的前提是传播的艺术美, 而他倡导以诗治言, “不学诗, 无以言”, 充分强调了传播中语言技巧以及修辞艺术对传播效果的重要作用。孔子的“慎言”思想就是在尊重事物客观逻辑基础上的艺术表达。

三、孔子传播思想对当今的启示

(一) 政治传播活动中媒介技术的运用应当厚“仁”载物

“马航事件”和“棱镜门事件”, 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传播领域的“礼崩乐坏”。对于网络技术不加限制地运用, 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信息技术发达国家, 使用基于网络技术、数字媒介技术、卫星技术、军事雷达技术、政治传播战略等复杂元素进行“信息殖民统治”, 周边的国家无法接近信息的源头。更可怕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 “棱镜”不针对美国公民或在美国的人, 暗示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可以肆意监控他国民众。这种丧失“仁”道的强盗逻辑正是“棱镜”的可怕之处。“传媒殖民者必须认识到传媒文化构型的特殊性, 走出传媒帝国的幻想, 回到人类文化平等、公平与公正的轨道上来, 以实现人类文化的共享。”各种政治传播力量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明争暗斗, 政治事件通过信息数字化方式被透视和围观。率先掌握数字核心技术似乎成为信息时代的生存之道。但更重要的是建设双赢和多赢的信息共享体制, 建立国家之间的对话机制。孔子“仁道”的终极目标恰恰是超越一切手段和工具本身的价值, 将人们引入一个“大同世界”。

(二) 信任是政治传播活动的生命线

在温甬铁路特大交通事故新闻发布会上, 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面对记者连续提问说出一些让公众难以信服的话, 比如“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还有“至于你信不信, 我反正信了”。态度傲慢使人难以接受。“谎言与欺瞒不再让人感到可耻和荒唐;撒谎者和骗子不再因公意而在公共生活中遭到惩处, 即使他们对我们的诚信造成了破坏。”无数网友开始用“某某是奇迹, 至于你们信不信, 我反正信了!”作为高铁体进行造句, 以表达广大网民的不满情绪。在传播的内容和形式的强烈剥离感中, “高铁体”将这种不信任艺术化地展现出来, 公众用演进的方法将这种缺乏信任的言语逻辑推向荒谬。信任在公共传媒空间中的死亡, 意味着政治传播活动已经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撒谎、否认撒谎, 以及揭穿谎言只是在为政治家增添娱乐的效果;在一个沉迷耽溺于咨询娱乐的世界中, 没有一丁点道德可言。”孔子对“信”的重视绝不是只停留在嘴上, 而是讲究言行一致, 用实际行动来争取公众的信任。“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正视公众的不同意见才是换取信任的良方, 坦诚公开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另外媒体对于网络信息应当具有一个“把关人”的作用, 不能单纯地把追求关注率放在首位。所谓“媒体的良心”, 就是让“社会的契约精神”重新回到政治传播的诚信体系中。

摘要：当今社会政治传播活动的形式和内容都出现了多样化趋势, 传播活动的目的性更强, 作用也更加明显。在这个以功能和利益为先导的时代, 我们清晰地听到信任的没落和傲慢的膨胀。本文就孔子的传播思想进行分析, 旨在从儒家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为当代传播思想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政治,孔子,传播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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