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捷及其诗歌创作

闻捷及其诗歌创作（精选5篇）

篇1：闻捷及其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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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捷及其诗歌创作

一、诗人生平

闻捷（1923—1971）：原名赵文节，江苏丹徒人。1923年出生在江苏一个铁路职工家庭，读过小学，1937年流亡武汉，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入党，不满15岁。1940年到延安，当过文工团的演员，演过话剧，但最终没有成为出色的演员，却喜欢上了文学，成为当代著名诗人。他1944年开始写作，写过不少小说、诗歌、散文、秧歌剧，但是没有产生广泛影响。建国以后他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当过记者，新华社西北总社采访主任，1952年担任了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还担任过兰州作协副主席。在新疆的生活，是他人生和创作的新起点，少数民族的开朗豪爽、能歌善舞深深感染了他，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他写下一组诗，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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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于是召开声讨会声讨闻捷的死，并进一步迫害他的子女，没收了他的住房和藏书。1978年上海文化局给闻捷平反昭雪，上海文联、作协给他开了追悼会。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闻捷诗选》，以此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二、闻捷的诗歌分析：

（一）、1、《天山牧歌》

《天山牧歌》是闻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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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生活的紧密联系。它们歌唱的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爱情，以劳动为最高选择标准的爱情。《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赛马》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

《天山牧歌》的意义：

1、开拓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它取材于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爱情，成为50年代诗坛上的一朵奇葩，尤其是那些爱情诗，填补了爱情诗的空白，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2、呈现了诗歌艺术的新风格。《天山牧歌》被人们美誉为“边陲小夜曲”，在其他诗人都在豪情满怀、放声歌唱之时，闻捷却以轻柔细腻的嗓音唱着优美的情歌，可谓独具特色。闻捷就是以这种独特的风格，在诗坛上大放异彩，获得了“牧歌圣手”的美称。

2、《苹果树下》

《苹果树下》选自《吐鲁番情歌》，组诗反映解放后新疆吐鲁番地区青年男女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爱情生活。它继承“五四”以来新诗中爱情诗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突破。“五四”时期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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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心为什么跳啊? 为什么跳得失去节拍?„„

春天，姑娘在果园劳作，歌声轻轻从她耳边飘过，枝头的花苞还没有开放，小伙子就盼望它早结果。奇怪的念头姑娘不懂得，她说：别用歌声打扰我。

小伙子夏天在果园度过，一边劳动一边把姑娘盯着，果子才结得葡萄那么大，小伙子就唱着赶快去采摘。满腔的心思姑娘猜不着。她说：“别象影子一样缠着我。

淡红的果子压弯绿枝，秋天是一个成熟季节，姑娘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是不是挂念那树好苹果? 这些事小伙子应该明白，她说：有句话你怎么不说?

„„苹果树下那个小秋子，你不要，不要再唱歌； 姑娘踏着草坪过来了，她的笑容里藏着什么?„„ 说出那句真心的话吧!种下的爱情已该收获。

《苹果树下》赏析：

闻捷的这首爱情诗以苹果从开花到结果的自然历程来象征男女青年爱情从萌发到成熟的心灵历程。

《苹果树下》在自然节气的转换中，描写姑娘恋爱中的心理变化：春天的歌声中，“枝头的花苞还没有开放，/小伙子就盼望它早结果。/奇怪的念头姑娘不懂得，/她说：别用歌声打扰我。”夏天的“守望”中，“果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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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得葡萄那么大，/小伙子就唱着赶快去采摘。/满腔的心思姑娘猜不着，/她说：别像影子一样缠着我。”秋天的成熟中，“姑娘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是不是挂念那树好苹果？/这些事小伙子应该明白，/她说：有句话你怎么不说？”从“不懂得”到“猜不着”到“睡不着”，清新明快的诗句将姑娘萌动的爱情心理呈现得质朴而生动。

A、《苹果树下》的主题意蕴：《苹果树下》写得极有生活情趣，诗人巧妙地以苹果比喻爱情，通过苹果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表现和赞美了爱情的孕育、发展和成熟，抒发了诗人对伟大时代所充满的喜悦之情和对社会主义新生活所抱的无限希望。

B、巧妙构思：①以苹果比喻爱情，将爱情与劳动并行发展的主题寓于苹果树开花、结果到果实成熟的过程。②诗的中间三节，细腻地刻画出姑娘内心从春到秋的微妙变化，写出爱情在她心中的萌生、孕育、生长。三节诗贯穿着劳动和苹果生长的线索，苹果的成长状态与爱情所达到的阶段、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是一致的。③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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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语言朴实无华，有地方色彩。语言明显受了新疆民歌的影响，句法和句式都是唱歌式的。另外在表现人物感情变化的时候，一些动词的使用比较贴切传神。如“跳”、“盼”、“盯”、“猜”、“藏”。

葡萄成熟了

马奶子葡萄成熟了，坠在碧绿的枝叶间，小伙子们从田里回来了，姑娘们还劳作在葡萄园。

小伙子们并排站在路边，三弦琴挑逗姑娘心弦，嘴唇都唱得发干了，连颗葡萄子也没尝到。

小伙子们伤心又生气，扭转身又舍不得离去：

“悭吝的姑娘啊!你们的葡萄准是酸的。”

姑娘们会心地笑了，下几串没有熟的葡萄，放在那排伸长的手掌里，看看小伙们怎么挑剔„„

小伙子们咬着酸葡萄，心眼里头笑咪咪：

“多情的葡萄!她比什么糖果都甜蜜。”

（二）、叙事诗创作

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按计划，长诗共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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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青年牧民巴哈尔形象。长诗刻画了这一人物的性格的复杂性，并表现他最后走向觉悟的过程。另外，巴里坤草原的风光，哈萨克民族的生活习俗，在长诗中有出色的描绘。由于这部长诗涉及的事件繁复，描写的人物众多，因而有些章节偏于情节叙述。

三、闻捷爱情诗的特点：

1、他描写的爱情总是与劳动的热忱、建设的激情和爱国主义精神交织在一起，因而他的情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思想容量。

2、他描写的爱情被新的时代精神所净化，热烈而不轻浮，痴情而不癫狂，具有健康、明朗、圣洁、欢快的特点。

3、他很少直露感情，而总是把浓烈的感情融合在精心描绘的画面之中，以生动的、富有戏剧性的生活场景或片段，集中地再现生活美、人情美。

4、他的诗风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具有牧歌特点。

四、闻捷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

诗人力扬《读闻捷的诗歌创作》：“歌唱的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爱情；是和劳动紧紧地相结合着的爱情；是以劳动生活相结合为最高选择标准的爱情；是有着崇高道德原则的爱情”。

首先，诗歌在构思上较新颖。

闻捷是新时代的劳动和爱情的歌手，在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图景的描绘赞颂中，他总是把对纯真爱情的赞美同对年青人的劳动、理想的讴歌、对伟大祖国未来的美好憧憬紧密结合在一起，如《苹果树下》用苹果比喻爱情，即是把劳动和爱情糅合在一起进行描写，苹果从种子到果实，爱情由萌芽到成熟，主人公在劳动中萌发爱情，在劳动的丰收中收获爱情，给人以丰富的审美感受。

其次，作者善于深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充分地表现青年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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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波动，折射出时代风俗的巨大历史变迁。

例如在《婚礼》中，诗人突出描写了一对新婚夫妇在人们闹过洞房后脸对脸坐下时，内心的无比喜悦和激动。从平等互爱的情景描写、深入细腻的心理刻画中，我们可以通过时代和风俗的变迁，看到人们思想上的变化，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篇2：闻捷及其诗歌创作

—亳州历史名人随笔之十四

朱海东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父子三人同登文学殿堂的不多，能同领风骚的则更少。值得称道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不但同登文学殿堂，而且以其辉煌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本文试就三曹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歌创作成就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出身微贱，少时任侠放荡，好权术，喜“刑名之学”，为人简易无威重。年轻时曾被当时名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曾随袁绍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许昌，自任大将军和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馀，不废吟咏，创作了不少出色的诗歌。王沈《魏书》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就如实地描写了初平元年（１９０）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之态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诗末六句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其中也体现了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国家、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因而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

曹操的另一部分乐府诗则表现了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这类诗悲歌慷慨，具有更浓厚的抒情气氛。《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全诗共八解，开头两解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接着通过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他爱贤若渴的心情。末解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他搜览人才以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怀抱。这首诗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此外，他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老当益壮的战士情怀。《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则通过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怀。

游仙诗也是曹操诗歌的重要级成部分。在这类诗中，曹操展开绮丽的想象，吟咏了与仙人遨游天地、宴饮等宏大场面，这些诗从表面看有脱离现实的一面，然而，当曹操以质朴的语言、绮丽的想象折射现实时，对士人朝不保夕的忧生意识有曲折的反映。

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于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的启示。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新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到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肪相承的发展。另外，《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曹操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抒情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再一次放出光彩。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有成就的四言诗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于公元２２０年代汉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歌四十首，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宴游诗，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了曹丕诗的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等。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写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余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７５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生于乱世，幼年即随曹操四方征战。他自称“生乎乱，长乎军”，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树立雄心，以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自期。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于失宠。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曹操病逝，曹丕继任魏王后，诛杀曹植心腹丁仪、丁廙兄弟。曹植位为藩侯，实同囚徒，汲汲无欢，终于在忧愤中死去。曹植最后一任徙封陈王，卒后谥为“思”，故后人又称之为陈思王。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剧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白马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首诗紧扣追求建功立业的主旋律，抒写了曹植以身报国的人生理想。诗从描绘白马少年入笔，先写“幽并游侠儿”超人的武艺，后写其勇赴国难、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诗风豪迈、慷慨激昂，从中可触摸到曹植要求建功立业的脉搏。

曹植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其内容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则是《赠白马王彪》。当时诗人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都去京城朝会。任城王到京后不明不白地死去，诗人与白马王回返封地时，又为有司年阻，不能同行，于是诗人愤而成篇，写下了这首赠诗。全诗共分七章，以感情活动为线索，集中抒发了诗人数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诗中痛斥小人挑拨曹丕与他们的手足之情，对任城王的暴卒，表示深切地悼念。这首诗在抒情中穿插以叙事、写景，将诗人后期备受迫害的感受凝聚起来，鲜明感人，是文学史上有名的长篇抒情诗。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种葛篇》、《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等。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评《美妇篇》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七哀诗》也很有代表性。刘履评此诗曰：“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此诗命意曲折，感情凄婉，含蓄蕴藉，意味深长。第三类是述志诗。曹植用世之心，在黄初以后屡屡诉诸诗赋，《杂诗》（“仆夫早严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中说：“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表示愿为伐吴效力，但报国无门：“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诗末说：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充满慷慨之音。第四类是游仙诗。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深感时常流逝，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脱，于是写下了许多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诗中所描绘的神仙境界，皆明净、高洁，实际上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曹植对神仙之事一直持否定态度，其《辨道论》即说“不信之矣”；《赠白马王彪》也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曹植的游仙诗，实际上是其忧生之心、忧患之词。

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他的诗歌虽然也脱胎于汉乐府，但同时也吸收了汉末文人古诗的成就，并努力在艺术上加上创造和发展。建安诗歌从乐府出来逐渐文人化，到了曹植手里就具有明显的文人诗的面目了。如《美女篇》模仿汉乐府的《陌上桑》，但描写的细致和词藻的华丽，与《陌上桑》迥异其趣，正表现了这种倾向。曹植的这种努力造成成了他的“词采华丰”的一面。他的诗善用比喻，不只多而贴切，并且常常以全篇为比如以少年救黄雀喻解救受难者，以转蓬飘荡哈流徙生活等。他的诗又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此外他的诗还工于起调，善为警句，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它们或在篇首，或在篇中，都使全诗增色。

曹植也写了不少抒情小赋，《洛神赋》是他赋中的名篇。这篇赋接受了《神女赋》的影响。它熔铸福州题材，通过梦幻境界，描写了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赋中先用大量篇幅描写洛神宓妃的容貌、姿态和装束，然后写到诗人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动。通过这些动作的描绘把洛神多情的性格也刻划的十分突出。最后写到人神之道貌岸然殊，洛神含恨赠铛而去，和诗人失意追恋的心情，有浓厚的悲剧气氛。这篇赋象丰富，描写细腻，词采流丽，抒情意味和神话色彩很浓，艺术的魅力很大。曹植的其它散文，不论议论或叙事，都富于感情，骈散结合，气势充沛，《与吴质书》、《与杨祖德书》、《求自试表》等，都是为人传诵的名篇。

由于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 ‘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

三曹的诗歌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特色。首先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亲身的经历、目睹的现实“借古乐府写时事”，创作许多揭露战乱罪恶，抨击军阀混战，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作品，被后世称之为“诗史”。其次是他们将学习汉乐府民歌形式应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写出了大量的乐府诗题诗，使作品带有明显的乐府民歌风味，如曹操所留下的二十几首诗，全都是乐府诗题。再次是在创作中不仅对悲惨乱离的现实发出哀怨悲凉之音，而且又抒发出慷慨之气，这些就形成了三曹独具的悲凉、慷慨的艺术特色，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建安风骨”。但由于曹氏父子的地位、处境的不同，诗歌的特色上又各具千秋。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思想积极奋发、爽朗豪迈，一生又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因而他的诗歌表现出雄浑、沉雄、古朴的艺术风格。曹丕是皇帝，但思想不是奋进，生活大半在宫廷游宴中度过，因而他的诗歌表现出清丽婉转、低泪哀怨、流于纤弱的艺术风格。曹植前期受曹操宠爱，思想乐观有抱负、自信，后期受曹丕、曹睿打击、压抑，思想惶巩、忧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前期浑厚、昂扬，后期悲凉慷慨的艺术风格。钟嵘评价其诗时是“骨气奇高”、“情兼雅怨”。

论做人

人活世上，第一重要的还是做人，懂得自爱自尊，使自己有一颗坦荡又充实的灵魂，足以承受得住命运的打击，也配得上命运的赐予。倘能这样，也就算得上做命运的主人了。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而是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严。做人比事业和爱情都更重要，不管你在名利场和情场上多么春风得意，如果做人失败了，你的人生就在总体上失败了。最重要的不是在世人心目中占据什么位置，和谁一起过日子，而是你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人要讲道德，做事要讲效率。讲道德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讲效率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生命。

做事有两种境界。一是功利的境界，事情及相关的利益是唯一的目的，于是做事时必定会充满焦虑和算计。另一是道德的境界，无论做什么事，都把精神上的收获看得更重要，做事只是灵魂修炼和完善的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做人。正因为如此，做事时反而有了一种从容的心态和博大的气象。

从长远看，做事的结果终将随风飘散，做人的收获却能历久弥新。如果有上帝，他看到的只是你如何做人，不会问你做成了什么事，在他眼中，你在人世间做成的任何事都太渺小了。

做事即做人。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都注重做事的精神意义，通过做事来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始终走在自己的精神旅程上，只要这样，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有意义的，而所做之事的成败则变得不很重要了。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惟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

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惟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我不能想象，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作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尤其上司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

篇3：海子的生命意识及其诗歌创作

一、“物质的短暂情人”

海子出身微寒, 终其一生, 贫穷始终像影子一样纠缠着他。他在诗歌中这样痛苦地吟唱:“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麦地》, 以下所引海子诗句均见《海子诗全编》) 。从物质上说, 他的确“两手空空”, 但正如众多了不起的天才, 海子所关心的始终是那些必将在岁月的磨蚀中趋于永恒的事物。“村庄, 在五谷丰盛的村庄, 我安顿下来/我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珍惜黄昏的村庄, 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村庄》) 。海子的物质欲望极其简单, 他不希望物欲成为诗歌的枷锁, 诗人在这里表达了一种恬静而执着的渴望。海子去世后, 他的挚友西川曾经这样形容过他的生活:“在他的房间里, 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 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 他既不会跳舞、游泳, 又不会骑自行车。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的这些年里, 他只看过一次电影……”[2]可以说, 由于贫穷, 更是为了他所珍爱的诗歌, 海子几乎放弃了一切世俗的享乐。他在诗歌中这样形容自己:“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 (《活在珍贵的人间》) “彻底干净的黑土块”, 应该就是比喻他这种物质上贫穷而精神上纯粹超迈的状态。

但是, 海子毕竟不是一个完全超越了尘世和肉体的神。他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就显示出对尘世某种程度的认可和向往, 虽然这种认可和向往仅仅是转瞬即逝的:“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这首诗中“喂马, 劈柴”、“粮食”、“蔬菜”、“房子”等意象就是从世俗的层面来说的, 很能带给读者一种亲切的感受。然而, 要做一个幸福的人, 却只能从明天起, 言下之意, 即使是这些最平凡的幸福, 对诗人而言在今天也只能是奢望。这首诗看起来底色明快, 却掩盖不了背后隐藏着的伤感。与此相应, 海子诗歌中的“麦子”、“村庄”也是来自普通的日常生活, 表现出海子作为“物质的短暂情人”的丰富内涵。

“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 但你却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与梦想着天国, 而却在大地找了一席之地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不同, 海子没有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3]诚然, 海子是贫穷的, 然而贫穷的海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能以坦然的姿态去直面苦难, 以审美的心态体会出常人体验不到的美丽与温暖:“你家中破旧的大门/遮住的贫穷很美” (《给母亲》) ———多么感人肺腑的诗句。从另一个层面来说, 海子是幸运的, 或许正是这种贫穷的经历, 正是缘于这种“没有幸福地找到”的痛苦, 海子才在自己诗歌旅途的起点就早早地开始了对美好的“一席之地”的苦苦探寻, 才能够从粗糙的生活中体味到生命的珍贵及生存的意义, 才在短暂的不到七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两百万字的让人类灵魂战栗的诗篇。

二、“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对物质世界的疏离带来了海子诗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意象:“远方”。在海子的诗歌创作中, “远方”是一种理想家园与理想人生的状态, 是人生寄托之所在, 从他的《远方》、《九月》、《遥远的路程》、《夜晚亲爱的朋友》、《祖国》、《生日》等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远方”在海子诗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更远的远方” (《远方》)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九月》) 、“远方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站立的地方” (《遥远的路程》) , 远方是遥远而不可知的, 促使诗人执著于探索向往“远方”的, 是诗人所追求的心灵的自由:“那时我在远方/那时我贫穷而自由” (《远方》) 。

海子诗歌的“远方”系列以优美的诗情赋予了它纯洁、神秘、绚丽、自由的品质, 与躁动的尘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 海子深知, 这正是自己孤独和痛苦的根源, 对于远方, 我们期待着什么, 同时也就必将意味着失落什么:“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远方啊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那些不能触摸的远方的幸福/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 (《远方》) 。

然而, 海子又绝不是一个陶醉于隐逸趣味的陶渊明式的旧式文人, 他曾明确表示他非常讨厌这种文人气质, 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海子说道:“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 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 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比如说, 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 但陶重趣味, 梭罗却要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这就是我的诗歌的理想, 应抛弃文人趣味, 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4]海子的眼光无疑是独到和敏锐的, 中国古代文人的确有用生活的趣味来冲淡生活的痛苦并自以为是的倾向, 而海子直面人生的痛苦, 表现在诗歌里, 就是他所独创的“远方”意象。

但是, 更多的时候, 诗人还是宁愿高声地赞美“远方”, 在他看来, 只有远方才是他生命的真正依托,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远方”的诗意存在。海子决心做“远方忠诚的儿子”, 高举生命之火孤独地走完通向远方的路程。因为在海子的心中, 远方才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海子执着地追求远方说到底是为了弃绝日常的平庸和偏狭。海子用他的诗歌努力维护着人类的精神家园, 他不停地走着, 在这个沉重的命题里, 感受时代和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东西, 直至耗尽生命的最后一滴血。

三、“沉浸于冬天, 倾心死亡”

读海子的诗歌, 我们会发现, 海子始终在无边的痛苦中挣扎, 渴望摆脱。正是对“远方”的无限热爱, 导致了海子根深蒂固的死亡情结, 当一个人需要离开大众, 独自走向“远方”的时候, 他就不可避免地被孤独和死亡的影子牢牢抓住。看1984年的《亚洲铜》:“亚洲铜, 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一块埋人的地方。”正是从这首诗起, 海子开始赋予死亡以深刻的内涵。1986年海子在一次自杀未遂后写道:“我一直就预感到今天是个很大的难关。一生中最艰难, 最凶险的关头, 我差一点就被毁了, 两年来的情感和烦恼的枷锁, 在这两个星期 (尤其是前一个星期) 以充分显露的死神的面貌出现。我差一点自杀了。”[5]1987年他又写下这样的诗句:“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 (《土地·王》) 这首诗中, 尸体成了“泥土的开始”, 仿佛一个浑身光洁的婴儿, 是新生的事物, 既然尸体的形象如此温暖, 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后来在《太阳·诗剧》长诗中, 海子劈头就写下这样的一句:“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当海子写到这样的诗句时, 他的死亡已经不可避免。

诗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平静而淡然的, 他甚至在潜意识中认为肉体的死亡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情:“我所能看见的少女/水中的少女/请在麦地之中/清理好我的骨头/如一束芦花的骨头/把他装在箱子里带回。” (《死亡之诗》之二) 既然生活处处充满着危机和痛苦, 既然死亡是如此美好, 那么诗人最终选择卧轨自杀, 又何尝不是在对生命本质的大彻大悟之后向终极真理的一次无限挺进?海子短暂的生命像一颗年轻的星宿, 争分夺秒地燃烧, 他的自杀其实是他内心英雄气质的一次自然的流露。

在他最后的诗歌《春天, 十个海子》中, 海子坦陈了对生存的怀疑和厌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在春天, 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 最后一个/这是一个黑夜的海子, 沉浸于冬天, 倾心死亡/不能自拔, 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死已经成为海子逃离世俗、拒绝平庸, 从而走向精神上的永生的唯一途径。“春天, 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在留下了神秘的预言和对世界深深的怀疑———“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后不久, 诗人就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与世俗干净彻底地决裂, 结束了自己年仅25岁的短暂人生。作品完成, 作者淡出, 完成的是崇高的精神, 淡出的是平凡的肉体。

然而死亡毕竟是一件凄凉的事, 我们并不想把海子的死渲染得多么的辉煌, 但当行色匆匆的人们在物质世界中随波逐流的时候, 海子却以血为谏, 用生命唤醒了沉睡的人们, 以此而论, 海子的死无疑体现出一种人格的伟大和品质的高贵。悲剧之所以震撼人心, 就在于它没有解救之道。现实生活的欲望化、平面化导致海子内心滋生出强烈的不满, 从而在否定、决裂之后表现出渴望飞翔的诗学姿态, 这种姿态直接以追求生命价值的丰盈与圆满为旨归。海子的诗歌中死亡意象无所不在, 在他的心中, 死亡不是对生命的扼杀, 而是一条通往生命本质的必由之路, 是为实现生命的最高理想而采取的必然行动, 是实现诗歌和生命一体的生命升华的理想手段, 呈现出一种悲剧性的崇高的美。

海德格尔说过:“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黑夜中追问终极价值之责任的诗人, 都称不上是这个时代的真正诗人, 贫困时代的真正诗人本质在于:诗人的活动在他身上成为丧失了绝对价值的诗的追问, 为此, 诗人必须把自己诗化为诗的本质。”[6]这种诗的本质在海子的诗中, 就是他要做“物质的短暂情人”和“远方的忠诚的儿子”的理想, 以及“沉浸于冬天, 倾心死亡”的为理想而献身的情怀所蕴涵的生命意识。正是从这个层面上, 我们说海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诗人。

参考文献

[1]陈东东.丧失了歌唱和倾听:悼海子、骆一禾[A].崔卫平.不死的海子[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37.

[2][3]西川.怀念 (代序二) , 海子诗全编[M].上海:三联书店, 1997.8.

[4]西川.海子诗全编[M].上海:三联书店, 1997:897.

[5]海子.日记, 海子诗全编[M].上海:三联书店, 1997, 881.

篇4：论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创作

关键词：陈子昂 诗歌理论 兴寄 风骨

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陈子昂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金人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绝句中，第一首就写到了陈子昂：“沈宋驰骋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陈子昂是开创时代的先驱者，他在唐代诗坛上，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死于武则天久祝元年（公元770年）。陈子昂是一位具有卓越见识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提出诗歌革新理论的杰出诗人，在初盛唐诗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子昂主要生活在武则天时代，这正是唐帝国繁荣昌盛、逐步上升的时代。唐初的统治者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经济、政治措施，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出现了繁荣景象。特别是在高宗显庆以后，政权逐归武后，武则天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为了夺权需要，她采取了压制士族，打击宗室功臣勋戚的政策，广开言路，使中下层知识分子跻身政治，使得社会逐渐走向繁荣昌盛的道路。同样，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助长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享乐，他们鼓励诗人大量写应制奉和一类的作品来为自己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由于六朝诗风的影响，“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新唐书·文艺传上》），初唐诗坛仍然是宫体泛滥，充满着毫无生气的靡靡之音，先后出现了“绮错婉媚”（《新唐书·上官仪传》）的上官体和“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文艺传上》）的沈宋体。初唐以来文学事业的缘步不前与唐王朝强大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逐渐不相适应，诗文革新是势所必然的了。

初唐以来，早就有人对于笼罩诗坛的六朝余波表示不满，如魏征、李百药、令狐德棻和姚思廉等，酝酿着改革。魏征曾尖锐地批判六朝诗风“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传闻，饰雕虫之小技”（《群书治要序》）。他提倡一种文质并重的文风，在《隋书·文学传序》中，魏征明确提出融合南北文学的特点，说：“若能取江左清绮的文辞，河朔刚贞的词义，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合南北文学之所长的主张。虽然初唐提出了文风改革的主张，但是当时的许多诗人未能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绮丽的文风依然盛行，特别是“上官体”的流行，却初步革除了齐梁宫体多写艳情、浮靡轻薄的恶习，虽飘扬着六朝文学绮错婉媚的流波。

唐高宗统治的后期，“初唐四杰”开始大力反对“上官体”，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倾向，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从宫廷走向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和塞漠。”（《唐诗杂论·四杰》）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使唐诗的题材、内容有了深刻的变化，他们的诗歌创作应是一种比较自觉的美学追求，一方面反对绮艳文风，另一方面提倡抒写浓郁的感情和壮阔的气势。杨炯《王勃集序》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王子安集》卷八）

陈子昂生活在比四杰稍后的时代。当时的诗坛，刚刚经过四杰那充满激情的“狂风暴雨”的冲刷，还带有新鲜的气息。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四杰的诗歌革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绮错婉媚”的上官体依然存在，所谓“积年绮碎，一朝廓清”，并没有成为现实。

继四杰之后，直到陈子昂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对前代文学不加区别、全盘否定的状况，把建安文学与齐梁文学区分开来，并把风雅比兴与建安精神统一在一起，从理论上真正解决了唐代诗歌究竟向谁学习的问题，为唐诗的发展找到了重要的源头。这是陈子昂对唐诗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理论，集中反映在他的《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一文中：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这篇诗序全面回答了唐诗革新的性质、任务、方法、目标等一系列问题，成为陈子昂诗歌革新的理论纲领。陈子昂鲜明地举起了“汉魏风骨”的大旗，作为扫荡六朝颓风的有力武器，他对继承建安诗风的“正始之音”也是极其赞赏的，他竭力反对的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间诗；而既云“文章道弊五百年”，那么晋宋至唐初的风气全都在否定之列。“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虽为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赞词，也间接反映了建立新诗歌的目标，从而确立了自己诗歌革新的理论体系。

陈子昂在这篇序中尖锐地批判了建安、正始之后至初唐以来“文章道弊”的总倾向，所指重点是“齐梁间诗”，对这场诗坛革新运动，陈子昂有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详细地分析和研究，他认为缺乏“风骨”的形式主义诗风自晋、宋已经开始，到初唐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积弊已深，革除绝非易事，其中又以“齐梁间诗”尤为严重。这种卑下的诗风特点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片面追求华丽的词藻，堆砌大量的典故，既无社会内容，又无理想光辉，只徒有形式主义的外表。对此，他深为不满，立志加以革除，显示出他对诗歌革新运动的主动性。

在反对“文章道弊”即形式主义道统总倾向的同时，陈子昂也高度肯定了诗歌发展中的进步主流，特别倡导要恢复“风骨”和“兴寄”的优良传统。“风骨”是什么？刘勰《文心雕龙》有《风骨》篇，黄侃解释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文心雕龙》札记），就是指诗歌社会思想内容与语言表达形式的统一。陈子昂追求的汉魏风骨是指什么呢？在序文里可以找到答案，他赞美东方虬的诗“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就是他所追求的汉魏风骨，所谓“骨气”即指风骨；“端”即“指端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文心雕龙·风骨》）；“翔”谓劲健有力，有飞动之势，“意气俊爽，则文风生焉”（《文心雕龙·风骨》）；骨气端翔，即要求诗歌思想内容骨力坚挺，气势飞动，精神充沛，感情浓烈昂扬。“音情顿挫”是指声情并茂，音韵抑扬，节奏分明，感情波荡起伏。“光英朗练”是说文辞光彩明朗，辞藻精练。“有金石声”则喻作品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陈子昂之标举汉魏，表面看似复古，其实是主张诗歌创作要崇尚风骨。建安作家的风骨是那个“世积乱离”的时代造成的。他们的作品都是热切反映现实的，所以崇尚风骨就是要继承现实主义传统。

所谓“兴寄”，就是诗歌的比兴寄托，即指用比兴的手法来寄托诗人的政治抱负，有时也简称“比兴”。陈子昂说：“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并序》）就是指这个意思。陈子昂所谓“兴寄”，就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继承《诗经》中“国风”“小雅”美刺社会现实，讽喻时事政治，对社会民生积极发表自己意见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这种“兴寄”虽然也包含艺术表现方法，但却并不完全是艺术表现手法，更多的已经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了，把作为表现手法的比兴，发展为对诗内容的基本要求，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注重全篇寓意方面的寄托，不注重个别语句的比喻或发端。陈子昂批评“齐梁间诗”“兴寄都绝”，反对把诗歌看作“迹荒淫丽，名陷俳优”（《上薛令文章启》）的东西，要把儒家传统的比兴、言志与汉魏时期缘情，重气等观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富有唐朝时代特色的文学观念。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貌似复古，实则具有革新的意义。他的主张是针对晋宋以来的诗歌弊端而发的，是为了清除齐梁绮艳诗风而提出的。这不仅有眼光，也要有魄力，敢于高唱复古。试看“四杰”在世时，欲革龙朔之弊，不仅招来了毁誉，被斥为“浮躁浅露”，而且结局都很悲惨，占统治地位的都是宫廷诗人。陈子昂敢于踵武“四杰”，独树一帜，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继承了建安文学重气、重风骨的艺术效果，既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又突出创作主体的情感表现；既重视具有艺术美感的“兴象”，又肯定富有个性的情感寄托，确立了唐代诗歌的艺术理想。陈子昂标举“风骨”和“兴寄”，一方面规定了新时期文学的美学特质，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文学家的创作规范，二者是互为一体的。“风骨”是“兴寄”的艺术形态，有“兴寄”即有“风骨”；在注重“兴寄”的创作意识中，“质”和“文”是没有轻重之分的，他所期待的是“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境界。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其代表作是《感遇》三十八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臧用》七首和《登幽州台歌》等。通过分析陈子昂的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的诗歌理论。

《感遇》三十八首，是陈子昂的主要代表作品。它是陈子昂一生不同时期部分作品汇集起来的组诗，是诗人一生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形象记录。《感遇》诗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包含了作者俯仰宇宙的哲理思考、出入历史的人生感慨、直面现实的批判意识、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如《感遇》其二，即是写对时光流逝、壮志难伸、功业无成的感叹：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首诗表面上是咏兰、若，实际上是自慨，运用比兴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身世之感：通过赞美压倒群芳的兰、若的卓然风姿，比喻自己“幽独空林色”的出众才华；通过写芳华逝去、草木零落，来表现自己理想破灭、壮志难酬的苦闷和悲哀。全诗寓意凄婉，寄托了较深的感慨，体现了“兴寄”的特点。这首诗看似五律，实际上却是一首五言古诗。它以效古为革新，内容充实而格调清新，已经接近盛唐诗的气息，像这种表现自己不幸遭遇和痛苦经历的诗篇，《感遇》诗中还有第二十三“翡翠巢南海”、第三十一“可怜瑶台树”、第三十五“本为贵公子”，等等。

《感遇》诗中，还有很多抨击武周时期的弊政，关心国家兴亡和人民苦难，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如《感遇》之十九：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陈子昂的政治生涯大致与武周政权相始终。他曾因支持武则天临朝称制和镇压徐敬业的武装反抗，得到武则天的赏识。但他在政治上支持武则天，是为了实现政治清明，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不是那种人身依附，更不是卖身求荣。所以他经常抗颜直谏，对武则天的酷刑、亲佞、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等，给以严厉的揭露和批评。这首《感遇》十九，就是对武氏载初元年大兴土木修建大云寺一事的揭露和抨击。全诗写得耿介切直、激昂愤慨，其中“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两句，更是对武则天尖锐的讽刺和斥责。这首诗不仅风格上高雅冲淡、清劲朴质，在初唐诗坛上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他这种心系天下苍生、敢于刚直犯上的凛然风骨，在初唐诗人中也相当引人注目。像这种抨击腐败政治的作品，在《感遇》诗中还有第三“苍苍丁零塞”、第二十九“丁亥岁云暮”、第三十七“朝入云中郡”，等等。

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子昂在复古的旗帜下，实现着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他所标榜的“兴寄”，就是发扬诗歌批判现实的传统精神；而他所谓的“风骨”，就是在诗歌中寄托高尚崇实的思想感情。二者在他的诗歌中相互结合，并且与他的政治思想高度一致。

陈子昂提出标举“汉魏风骨”及“兴寄”的文学主张，加上他创作实绩的影响，唐代的诗风至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唐诗发展的历史上，其功至大，影响至深，其后李白、殷璠提倡风骨，杜甫、白居易重视风雅比兴，都可以说是陈子昂诗论的发展和深化。

横扫六朝诗风，在批判的前提下加以继承；追踪汉魏风骨，在继承的前提下大胆革新；倡导风雅兴寄，在革新之中独辟蹊径，从理论和实践上影响了整个唐代诗坛，陈子昂开创一代新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理论在初盛唐诗坛上无疑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它既是扫荡形式主义诗风的战斗檄文，也是开创唐代新诗歌的有力宣言。陈子昂“于有唐一代诗功”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促成一种有悖于时代风会的“以复古反正”的思想倾向与创作潮流，正因为如此，元人方回称之为“唐之师祖”（《瀛奎律髓》一），不止古体，其律诗亦近体之祖。

参考文献：

[1]徐鹏校点，陈子昂撰.陈子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彭庆生.陈子昂诗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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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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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吕慧娟、刘波、卢达.中国历代著名文家评传（第二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篇5：闻捷及其诗歌创作

一、文人地位的变化

杨隋一统, 李唐承继, 历史在打破中重建, 社会在否定中发展, 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社会中担负文明传继之重任的文人, 其发生的变化则是深远而巨大的。这首推科举制的实行和推广。走过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的岁月, 面对科举制的星火, 对于曾经暗无天日的中下层文人来说, 那无疑是一轮升起的太阳, 尽管这太阳的光芒还很生涩。“只求身到凤凰池”, 便成为那个时期文人的最强音。

贞观初年进入太宗统治集团核心领导层的庶族大臣多是因献策谋划而受赏识, 不次擢用的, 人数有限, 也无太大的社会基础。但贞观后期及高宗前期兴起的一批庶族寒士大多通过科举进身, 具有较厚的社会基础。在唐高祖统治的9年中科举取士人数共27人;唐太宗统治23年中, 共取士228人, 其中进士205人, 诸科23人。[1]这些通过科举入仕的朝士, 到高宗朝越来越多, 势力越来越大, 对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乃至文化地位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但由于受“关中本位政策”的传统影响, 中下层文士尽管是仕身, 但并未取得在政治上真正的地位, 即使像魏徵、张玄素、张亮、马周等人在与关陇集团、江南士族联合执政过程中, 依然受到歧视。更何况仅以文章进身的中下层文士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讲:“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 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 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 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之后裔也。”[2]18随着“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巩固, 唐太宗逐渐疏远和疑忌庶族出身的大臣。由以上看来, 中下层文人包括早先进入统治集团的庶族士人, 在政治、文化中处于很尴尬亦困窘的地位。力量的壮大并不能换来政治上地位的真正提高, 这无疑对于新兴的力量是莫大的讽刺与打击。因此, 新兴文人与贞观旧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斗争的中心表现为对权力的争夺与重新分配。

二、政治的变动

“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 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变化”。[3]379这种变化首先具体为以关陇集团为核心, 辅以山东旧族和江南士族的贞观老臣与新兴庶族寒士在国家统治中权力的此消彼长。这种历史性为迫切要求分权的中下层文士提供了契机, 新兴的中下层文士亦自然地融会进这一历史潮流中。如前所述, 矛盾的尖锐化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便只有通过政治斗争予以解决。

斗争在“立太子”的第一回合上以庶族寒士失败而告终。这次失败让他们认清了自己也认清了对方。痛定思痛, 他们深刻地意识到, 欲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必须寻找依靠。在满朝皆显贵的情势下, 他们选中了同出于非显贵的武昭仪身上。这一次, 主力由第一回合的岑文本、刘洎和崔仁师换成了官位并非显赫的许敬宗、李仪府等人。永徽五年 (654年) , 当高宗欲废王皇后而立武氏时, 他们不遗余力地赞立武氏, 取悦高宗, 讨好武氏。在此须说明的是, 许敬宗、李仪府等人皆是科举入仕、以文章见用的破落士族和寒微士子, 其虽在贞观中以文章见用, 但由于太宗及重臣阀阅意识的影响, 一直未能显达。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能够进入核心领导层, 他们便进行了一次投机性的赌博。

“废王立武”是发端也是全部, 其以中书舍人李仪府的成功为开始, 他的成功为其他急于上进的中下层文士指出了一条捷径, “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心于武昭仪”。[4]接着他们开始联合起来, 有步骤地对贞观旧臣排挤、打击, 以诬奏为形式, 串供为手段, 被贬或被杀的贞观旧臣达二十多人。至显庆四年 (659年) , 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贞观旧臣在高宗朝失去了政治垄断地位。同时, 靠着阿附武后、构陷贞观旧臣起家的新进文士则逐渐控制了朝政。显庆三年 (658年) 十一月, 许敬宗为中书令。显庆四年 (659年) 七月, 李仪府兼吏部尚书。显庆四年十一月, 许国师为散骑常侍。这样到龙朔元年 (661年) 高宗归政武后时, 朝廷上形成了一个由新进文士组成的核心领导层, 加上他们不断援引寒俊文士入朝, 终于在龙朔初年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质的文士群体。

据此,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第一, 在新的历史气象中, 进步的政治制度 (如科举制) 的实行, 在为中、下层文士提供仕进机会的同时, 也在默默影响着他们精神状态的嬗变, 即, 如何裁剪人生, 怎样统一理想与现实。第二, 政治格局的剧变是契机。中下层文士在斗争中成熟和翻身, 斗争的本身亦使其精神状态进一步现实化, 集中表现为龙朔文士缺乏政治独立性。第三, 文人地位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初唐政治格局的变化是这种历史必然性作用的结果。新兴文人在这种朝流中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人格。

三、文化思潮的嬗变

文化思潮乃一时代文化精神的总汇聚。它是文人精神家园之所在, 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一种外在气氛和存在气质, 它的整合变化为文人心态的形成提供理论的寄托和依据。从魏晋到隋唐, 这种思潮的嬗变表现为儒学的衰微、重振与释道两家思想的兴起。具体到初唐龙朔年间, 儒学衰微、法网严峻、鹜趋南风。

魏晋以后, 纯学术性的儒学虽然未曾中断, 但以经国济世或利禄为目的儒学人生精神则普遍失坠。南北朝时期, 南北儒学不但治经风尚异趣, 而且侧重的精神内质也不相同。南朝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逐渐为家族与个人意识所掩没, [5]所谓儒学几乎成了“衣冠礼乐”的代名词。齐梁时期, 玄学与佛学结合, 文士们更是以玄虚为务, 风流相尚, 罕光政事。北朝非特治经以汉学为宗, 而汉儒以经术致用的儒学精神亦为北方儒林所继承[6]。周隋时期, 由于北方儒学尚保存着汉学重质尚实功用的特点, 出身北方的诗人卢思道、薛道衡、孙万寿等人受此影响, 则表现出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人生态度。唐初, 贞观君臣继承了周、隋以来北方儒学强调的“王道政治”的理论, 并明确以“尧舜周礼之道”为其施政指导思想[7]。同时, 为适应治国的需要, 贞观君臣也吸取了“清静无为”的政治方略, 与民休息。但此时, 唐历史才刚刚开始, 文化思潮合而未融, 三大地域文化整而未合, 因此, 整个文化精神之物质大致呈玄虚与尚质实并存的局面。在实际当中, 普通儒士多醉心于南学。这与当时社会风气和中央虞世南等江左人士之显赫及太宗用人政策有很大关系。至唐高宗龙朔年间, 儒学极度衰微, “九衢冠盖暗争路”的奔竞之风日盛, 于是“甲科争玉片, 句拟花枝”的艺文之风便随即刮起。在此, 可以理解为:高宗朝全面爆发的士庶之争引起的政治格局的动荡使普通文人已不可能静心于经世致用之研究, 而文饰雕缕之南风似乎更有利于进身或投机。在那样的现实下, 选择一种现实的功利的思想为己指导应当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另外, 我们发现从唐初至高宗龙朔期间, 李唐王室所提倡的儒道思想并没有对下层文士的心态及人格精神产生多大影响。究其原因有:第一, 唐的统治者的尚儒、崇道, 主要是从现实的政治的需要尤其是从治道出发的, 且为时尚短, 不足以成为社会文化的真正物质;第二, “唐初, 士大夫以乱离之后, 不乐仕进”, [8]因此对作为治术的儒道思想兴趣并不大;第三, 贞观、永徽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士子们虽也曾读《诗》习《礼》, 但只是作为进身之资, 应付科举考试。基于以上三点, 唐初儒生治经, 多沿袭南朝经学传统, 注重名物训诂、礼仪典章, 而很少将儒学精神视为安身立命之根本, 因而身体力行又多了一层合理性。

综合上文, 龙朔诗人在特定的政治情势下丧失了政治独立性, 而这种独立性的丧失又直接导致了其在文化思想方面的趋南之风的一面倒。反过来, 思想的功利性与纯粹性又在另一层次上加剧了政治缺乏独立性所带来的后果。这种后果的表现便是龙朔诗人普遍缺乏一种完善的人格和鲠直的精神。“儒家主张‘立人极’, 以圣贤人格为向度, 以个体的道德自觉, 卓然挺立于天壤间, 不断追求自我实现”。[5]但龙朔诗人面对现实, 把人生设定为朱轮纡金、钟鸣鼎食, 并以此为毕生之倾心追求。只要结果, 而不计手段与过程, 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此早已被物化所流淌和稀释。对于他们的人生境界, 冯友兰在《新原人》中的分法仅属于功利境界。艺术的天地、道德的宇宙对于他们的生命显得极为黯淡。中国人的生命观中因有了刚健有为、生生不息而挟崇高傲然屹立于世, 但龙朔群体生命意识流俗与浮泛则不能不令我们痛心思考了。

首先, 它是面对现实、理想、人生时的一种选择;其次, 它是一种灵魂的堕落与人格的扭曲。这是生命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和选择的无奈, 然而它更是文人风范的沦丧和文人质地的脱落。信义在此成为讽刺, 代之以卑鄙与无耻;鲠直在此荡涤为怯懦, 代之以谄媚与趋附;丑陋和贪婪、被卖与卖是他们心灵世界的真实写照。许敬宗、李仪府便是最集中的代表。稍有不同的是上官仪。他虽未诬告他人, 但立武后他是默许了的, 且他一直侍奉于高宗武后前, 是他们施行用人政策的主要帮手。尽管后来被许敬宗诬陷致死, 但应看到, 上官仪为高宗党, 是高宗武后矛盾的牺牲品, 是微族文士内部的争风吃醋、相互倾轧所致。所以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认为:“上官仪受到正统史书的赞扬, 但事实上他显然并不是道德家。他屈服于时代的专制倾向, 缺乏这一时代诗人所应有的对国家的道德责任感。”[9]43据此, 上官仪曲学阿世的价值信念便是不言而喻的了。

因此, 我们无法奢望这样的人格缺陷和生命意识的庸劣所形成的审美心理与创作态度会在实际创作中能给我们带来几许真正的诗歌的震撼与新意。如果说, 贞观诗人及其创作是一个空白的话, 那么, 龙朔诗人和他们的“诗歌”不能不说是一个污点了。

贞观诗歌创作以关陇军事贵族、江左士族和山东微族人士为主体。因历史换了气象, 故而在诗歌创作的心态上有所不同, 他们在齐梁诗歌的形式上夹杂着一些难志。而关陇贵族和山东微族诗人亦创作一些乘时而起、建功立业的述怀言志诗, 如唐太宗《饮马长城窟行》、《执契静三边》, 窦威《出塞曲》, 魏徵《述怀》。但以诗歌的艺术特质和思想特质去衡量, 这些都算不了真正的诗歌。而此时期在文学史唯有《述怀》才能找得到位置, 因而只能说明这个时期是一个空白。而且, 《述怀》的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作者的政治地位及本身的政治教化作用。不过, 无论如何, 我们应看到, “尽管贞观朝上下掀起过学习齐梁诗歌的创作风尚, 但是由于创作主体的心态已与齐梁士族很不相同, 贞观诗风在精神内质上比齐梁诗风还是要刚健、遒劲一些”。[10]16

然而, 这样一种气质在龙朔初年以上官仪、许敬宗为首的政治文人真正坐大之后, 便渐渐丧失殆尽了。以歌颂为目的、浮艳为质地的“诗风改革”应运而起。这是对贞观诗风的一次新变, 更是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逆转与倒退。杨炯《王勃集序》曾对之有过描述:“龙朔初载, 文场变体。争构纤微, 竞为雕刻。糅以金玉龙凤, 乱之朱紫青黄, 影带以循其功, 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 刚健不闻。”对此具体表现, 杜晓勤博士认为它包括绮错婉媚的上官体和错金镂彩的许敬宗之颂体诗。笔者甚是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此二人当时地位显赫, 且社会奔竞之风日盛, 所以这样实用的两种文体很容易成为那个时期诗歌创作的潮流。一个群体的选择成为一种普遍后, 它便反映出一种实质性的东西。让我们先看看“选择”的具体内容。

“上官仪的诗歌重新坚持了宫廷诗的主要功能———歌颂。许多上一代诗人的道德语调, 在上官仪这里完全消失了。他甚至不喜欢虞世南在宫廷诗与对立诗论之间所作的妥协”。[11]他的歌颂表现为一种赞美, 一种对于风物的近乎恋癖的唯美。这显然要求诗歌表现技巧和艺术形式研磨到甚为精致后才能达到的艺术境界。结合上官仪“八阶”“六志”理论, 我们可以得出, “上官体”要求在艺术本质上缘情体物, 且要创造出情物融合无间的诗境;在思想上则注重融情入景、托物言志的创作传统, 这仅指上官体理论而言。如果我们结合上官仪的现存诗作及同时期其他诗人的“上官体”作品, 就会发现, 他们并未将其言志述怀的理论完全付诸实践。上官仪除了在诗歌中歌功颂德, 就是吟咏自己安享福贵的闲逸满足之情。他的《八咏应制》, 我们在感受以物述怀的肉麻外, 别无其它。“变态的又一类型是以物代人为求满足的对象”。[12]花草虫鱼, 弯弯的月亮, 淡淡的哀愁, 这便是上官体的能事之所在。

许敬宗的颂体诗文在龙朔的影响甚大, 盛行一时, 是“文场变体”的另一重要内容。他投高宗武后之所好, 以富丽的语言和盛大的铺陈极尽歌颂吹捧之能事。许敬宗在永微六年十一月, 特上表请立武后生子弘为太子。此表引经据典, 文辞富丽、典正, 极力歌颂武后母子之德, 是标准的“颂体文”。[13]是年十二月, 高宗就遣许敬宗每日待治于武德殿西门。[14]这恐怕与许敬宗前日所作“颂体文”不无关系。总之, “看看他们的情形, 我们真要疑心, 那是在作诗, 还是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在那种情形下, 你怎能希望有好诗”。[15]

如前所述, 以上龙朔诗人其具体的“选择”至少给我们昭示了这样一种本质性的东西:无论“上官体”还是许敬宗之“颂体诗”, 都表现出“骨气都尽, 刚健不闻”的人文内涵。这一诗歌根本特质的丧失当系于龙朔诗人之庸劣生命意识及所形成的缺陷人格。《文心雕龙·风骨篇》开头就强调“风”是“志气之符契”, 即“骨气”是和作者的生命意识下的气质、思想感情相统一的。在风骨篇中, 刘勰还借曹丕《典论·论文》中对建安诗人的评价, 表明作品之“风骨”与作者“风骨”之对应关系:“故其论孔融, 则云‘体气高妙’;论徐斡, 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 则云‘有逸气’。”在《风骨篇》的末尾, 刘勰又总结道:“情与气偕, 辞共体并。文明以健, 珏璋乃聘。蔚彼风力, 严此骨鲠。”也说明文章风骨与作者骨鲠之生命人格是和谐统一的。

因此, 龙朔诗歌风骨尽丧当很大程度上归系于龙朔诗人群体的生命意识之庸劣和人格之缺陷。由是, 龙朔诗人群体与其创作风尚当是一脉相连的。

总之, 龙朔诗人多出身寒微, 且多由科举入仕, 身上已脱去士族诗人所持有的“罕关庶务”、讳言功名的生活习气, 但他们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由于他们无家世可以炫耀, 无门户可以依恃, 求仕和入仕后不得不依附于当朝权贵”, [15]因此他们的生命意识中便充盈着政治投机、阿谀奉承、急功近利。这些使他们始终不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未能用儒家的伦理自律。因此, 他们的诗歌创作呈现出“骨气都尽, 刚健不闻”的特质。这是一个群体的堕落。但龙朔时期毕竟短暂, 随着武后权力的巩固与扩大, 社会政治、文化亦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个新的文人群体正趋于形成。他们在对龙朔诗人自觉反省的基础上, 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了历史的前沿。初唐四杰便是这一群体的先锋, 而《长安古意》亦成为革新的先声。

摘要：唐龙朔初年, 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极富特质的文人群体。在其形成过程中, 他们以其扭曲的生命意识产生了一种堕落的心态与缺陷的人格。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创作心理与态度对龙朔时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