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和军队改革未来

国防和军队改革未来（共6篇）

篇1：国防和军队改革未来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看法和建议

化学化工学院

2012级制药工程

闫合顺

*** 国防和军队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任务。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科学筹划、全面推进军队各项建设，不断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一、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深入抓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工作，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大力弘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不断强化军魂意识，确保广大官兵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巩固深化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不断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军委部署要求，以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大力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党的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二、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适应世界军事变革新趋势和我国发展新要求，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大力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管理创新，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筹划，推动各项建设有机衔接、有序发展。加强信息化建设领导管理，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和有机融合。加强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提高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步伐，提高后勤供应保障质量和水平。

三、积极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推进军事训练转变，深化训练模式、训练方法和训练管理改革，大力加强全系统全要素联合训练，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适应性、研究性、检验性训练，不断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坚持战斗力标准和战训一致原则，紧贴实战要求和使命任务，扎实抓好新大纲贯彻落实，强化实战化训练，加强技战术基础训练、使命课题训练、首长机关训练和新装备训练，统筹抓好反恐维稳、国际维和、应急救援、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提高部队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

四、进一步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加强军事立法工作，推进军事法制建设，严格按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管理教育部队、开展工作、规范行为，保持部队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不断提高部队正规化水平。把纪律建设作为正规化建设的核心，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官兵严守纪律的自觉性，做到严守纪律、令行禁止、赏罚严明。

五、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适应我国安全环境的新形势和维护发展利益的新要求，突出重点行业和领域，突出科技参战支前，突出综合动员保障的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努力提升核心动员能力、体系动员能力。推进国防动员立法进程，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进一步优化后备力量的规模结构和力量布局，加强预备役部队和民兵骨干队伍建设，造就一支精干高效、可靠管用的强大后备力量，不断提高平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能力。

六、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始终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科学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机活力，积极调动和运用军地各种资源，不断拓展军民融合式发展途径，完善融合机制，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高融合层次，推动军民融合向纵深发展。军队要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坚决完成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应有贡献。

篇2：国防和军队改革未来

《 人民日报 》（2013年11月21日 06 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改革战略全局，作为一个重要部分进行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高度重视，表明了党中央、习主席站在时代高度、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决心意志和使命担当。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和全面贯彻《决定》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坚定不移把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向前进。

一、充分认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时代潮流，同时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仍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维护国家统一、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发展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决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意义重大而深远。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的必由之路。习主席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鲜明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确立了军队建设新的起点和标准。改革是我军发展的不竭动力，强军兴军根本出路在改革。我军从建军那天起，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不断创新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制度和组织体制，不失时机进行改革，推动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可以说，一部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革发展的历史。新的历史条件下，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实现强军目标，是一项开拓性的伟大事业。只有抓住深化改革这关键一招，着力破解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才能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机制保障。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深刻演变的迫切需要。随着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蓬勃发展，现代战争呈现出技术形态信息化、组织形态体系化等鲜明特征，陆海空天网电多维战场融为一体，制信息权成为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的核心，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打击方式更加注重立体、远程、快速、精确和非线性。世界主要国家竞相调整军事战略，加紧推进军事转型，改革组织体制，重塑军事体系，竭力抢占军事竞争制高点。军事技术和战争形态的革命性变化，给我军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提供了难得机遇。千帆竞渡，时不我待。我们必须乘势而上，紧跟世界军事发展潮流，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军事前沿、技术前沿加紧推进改革，努力缩小同世界强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掌握战略主动权。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提高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能力、有效履行我军职能使命的战略举措。军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必须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一切建设和工作向能打胜仗聚焦。经过一代代人不懈奋斗，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我军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显著增强。同时要清醒看到，我军正处于机械化建设尚未完成、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阶段，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和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靠改革，解放和发展战斗力同样靠改革。加快建设信息化军队，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必须深入推进改革，下大力气突破制约战斗力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不断提高我军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

二、准确把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目标任务

《决定》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部分，突出强调必须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推进改革。习主席关于强军目标重要思想，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我们党新形势下建军治军的总方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习主席一系列决策指示，着眼实现强军目标，坚持有利于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有利于提高能打仗、打胜仗能力，有利于保持和弘扬我军优良作风，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贯彻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安全保证，为维护地区稳定安宁和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用。《决定》部署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要全面领会和把握。

推进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军队组织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军队管理和作战的“中枢神经”。领导管理体制决定军队组织功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决定军队作战效能。这两方面改革密切相关，是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要按照调整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思路，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现代战争是信息主导、体系对抗、联合制胜，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信息化战争的必然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军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从实践情况看，进一步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对于拓展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我军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至关重要和紧迫。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位是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下位是制度机制完善。要遵循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内在规律，从我军实际出发，按照权威、精干、灵便、高效的要求，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相应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后勤、装备保障体制改革。同时，着眼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优化武装警察部队力量结构和指挥管理体制。

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是由国家安全需求和军队使命任务决定的，是人与武器装备有机结合、生成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关键要素。积极推进我军信息化主导的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进一步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必须对现有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进行调整优化。要按照《决定》要求，着眼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优化军兵种内部结构，重点加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部队建设，促进各军兵种力量协调发展。突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这个战略重点，着力增强新质作战能力，减少老旧落后装备，为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依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进一步把作战部队编强，推动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调整改善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现在军事知识、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更新加快，对军事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要继续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整合院校教育资源，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特别要运用远程网络教育等多种渠道，搭建全员全时全域军事职业教育平台，创建学习型军营，推进教育培训向素质教育、终身教育创新发展。

深化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这是军队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顺利推进改革的重要保证。《决定》部署的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内容丰富，“重头戏”是健全完善与军队职能任务需求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相适应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军官政策制度改革，大方向是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实行军官职业化，是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我军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探索实践。1955年颁布的第一部军官服役条例，确定实行军衔制，一个基本考虑就是“军官要以军队工作为其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职业”。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围绕提高军官打仗能力和职业素养，抓住军官服役、分类管理、任职资格、等级设置等关键性问题，系统调整改革选拔任用、培训交流、福利待遇、退役保障等政策制度，构建科学规范、导向正确、前景透明的职业发展路径，为打造托举强军目标的高素质军官队伍提供制度支撑。健全完善文职人员制度和兵役制度、士官制度、退役军人安置制度改革配套政策，继续深化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强军人职业荣誉感自豪感和军队凝聚力战斗力。着眼提高保障质量效益，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建军，健全军费管理、资源配置、集中收付、物资采购等制度机制，做到需求充分论证，划拨科学统筹，用钱精打细算，花好每个“铜板”。同时，适应社会环境和军队组织形态、武器装备、官兵成分发展变化，树立现代管理理念，探索改进军事管理方式方法，健全军事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军事管理科学化、法治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促进形成文化自觉。

推动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军民融合发展，是我军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军民共建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为军民融合发展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打开了更大发展空间。要进一步做好这篇大文章，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促进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深度融合。要合理利用资源，控制军费规模，不仅要“民拥军”，还要“军拥民”，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围绕提高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改革国防科研生产管理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引导优势民营企业、优质社会资源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推动军工产业升级，为铸造强军“利器”提供物质技术支撑。改革完善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政策制度，合理确定培养目标和规模，提高人才培养效益。拓展军队保障社会化范围和领域，减轻军队“办社会”负担，同时发挥社会化保障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国防动员是军民融合的重要组织形式和桥梁，要深化国防教育改革，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深化民兵预备役体制改革，优化后备力量规模、结构和布局，完善平时征用和战时动员等法规制度，增强打赢未来战争的国防潜力。深化民兵预备役体制改革。调整理顺边海空防管理体制机制，提高边海空防建设水平和综合管控能力。

三、采取有力举措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顺利实施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事关全局的大事。贯彻落实《决定》部署要求，我们必须以坚定的决心意志，坚强的组织领导，务实的措施办法，确保改革有力有序推进。

坚持用党中央、习主席决策指示统一思想和行动。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认识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大意义和部署要求，凝聚全军官兵拥护支持改革的共识和力量。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强化各级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自觉做改革的促进者推动者。严格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确保政令军令畅通，行动步调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权威，坚决实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战略意图和决策部署。

坚持攻坚克难务求突破。国防和军队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必须发扬啃硬骨头的精神，抓住时机，迎难而上。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把主攻方向放在解决军事斗争准备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战斗力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上，着力破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矛盾症结。要坚决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勇气，不断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改革新进展。

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搞好总体筹划，全面协调推进。坚持把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领域改革作为有机整体，把握各项改革任务内在关联性，区分轻重缓急，通盘考虑，统筹实施。对重大改革任务要深入研究论证，广泛听取意见，集中各方智慧，力求决策科学可行，积极稳妥推进。坚持服从服务国家改革大局，使国防和军队改革与国家改革进程相一致，与国家有关政策制度改革相衔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要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浓厚氛围，为军队改革创造良好环境。

坚持改革创新和弘扬优良传统相统一。我军在80多年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一整套光荣传统，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特色和优势，必须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扬光大。特别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不能有丝毫削弱。要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注意学习借鉴外军和地方有益经验，但不能简单照抄照搬，必须立足国情军情，走中国特色的军队改革发展路子。要正确处理推进改革与保持稳定的关系，在深化改革中增强部队战斗力，保持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随时能够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篇3：国防和军队改革未来

1 当前军事资源配置存在的基本矛盾

军事资源是战斗力生成的物质基础, 是实现能打仗打胜仗的必要前提, 当前军队资源配置总体良好, 无论从资源配置规模还是配置结构上看, 基本满足了军队建设的需要, 但距离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

(一) 建设强大人民军队要求军事资源供给充足与现实资源供给匮乏有限存在矛盾

加快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是当前军队面临的首要任务和当务之急。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准备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军事训练由机械化条件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训练转变, 高标准完成后勤战备保障, 促进装备跨越式发展, 推进人才和信息化建设等, 对军事资源需求相应增多, 从军队现实军事资源供给情况看, 尽管军费投入不断增大, 但距离成功建成强大人民军队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而这些矛盾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 增加了军事资源最大程度优化配置的难度。

(二) 建设强大人民军队要求军事资源配置集中与现实资源使用零星分散存在矛盾

重点部队相对领先的战斗力、军事行动的突发性时效性决定了分配军事资源保障要注重集中配置, 以形成规模优势, 形成保障拳头, 形成整体军事效益的最大化。建设强大人民军队, 必然要求统筹资源配置, 把有限的资源整合起来, 突出热点, 解决难点, 保障重点。但从现实情况看, 还存在军事资源配置的大锅饭和各自为政的情况, 没有形成保障合力, 影响了加快军队整体建设的效率。

(三) 建设强大人民军队要求军事资源筹集多元与现实资源来源渠道单一存在矛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技术条件下, 军事经济与国民经济日益融合, 利用现实和潜在的资源来加快强大人民军队的建设, 不仅是可能的, 更是必要的。信息化条件下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需要组织多方资源, 整合各种力量, 使之形成有机整体, 为加快军队建设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从现实情况看, 当前军事资源来源单一, 大部分部队的军事资源主要依靠上级拨付, 困扰军队资源保障的问题还在各级不同程度的存在, 影响了强大人民军队的建设步伐。

2 对军事资源配置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解决任何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析主客观情况, 深挖根源, 对症下药。军事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就是在国际国内现有物质技术条件下, 在同样战斗力要素下, 寻求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结构, 以达到军队体系战斗力的最大化。当前, 军事资源配置存在上述矛盾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主客观进行分析:

从客观上看, (1) 当前部队体制编制不尽合理, 尚未形成扁平化、网络化的军事编制, 这将从根本上制约军事资源最大效能的发挥。 (2) 军事经济体制跟不上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需求, 我国原有的军事经济体制是一种完全排斥市场作用的产品经济, 由此决定了原有经济体制下的军事经济运行时一种完全排斥军事产出品价值的运行, 军事资源配置完全由政府行政决定, 与市场发挥作用的军事产出品价值运动形式截然不同, 原有军事经济体制下的军事经济运行是以指令性计划直接推动事物运动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 这呈现出低效率状态。 (3) 科学技术短缺, 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最终目的是形成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对抗能力, 最终实现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 (4) 受军事资源外部效应影响, 外部军事资源既包括国内军地两用资源, 又包括国外军事资源在现实中, 还可以不通过影响军事产出品价格而直接影响其他军兵种的环境和军事经济利益等, 其他军兵种再通过类似的外部效应影响了军队战斗力军事资源的配置效果。

从主观上看, (1) 军事统计的不够准确, 高层决策行为的不尽合理将直接导致部分军事资源超常规配置, 但因军事统计工作手段的相对落后、统计过程存在中虚报假报、军事经济预测不准确及决策程序的非民主、非科学化等, 导致了军事统计的低水平低质量; (2) 受困于观念上的桎梏, 军队各部队及相关机构存在着互相争夺利益, 思想固步自封, 整合意识不强, 效益意识不强地情况, 军地、与其他军兵种和部门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 从而导致军事资源配置的不顺畅, 降低了军事资源优化配置的实际效果; (3) 限于管理水平的制约, 各级部队在规划利用、优化资源配置的实际工作中, 简单、粗放、无序和过度依赖经验管控等落后的管理方式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这加剧了合理调控资源的矛盾, 弱化了资源优化配置效果。

3 对优化军事资源配置的初步思考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必须优化军事资源配置。其基本途径是以以能打胜仗为标准, 强化军事资源整合优化意识, 总结特点规律, 探寻优化模式;关键是把强大人民军队的建设目标与实际成效有机对接、统筹运作, 体现和把握好军事经济的双重属性, 双重效益, 为形成军队能打胜仗的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一) 体制创新, 建设与使用相对分离合作

军事资源能否有效配置, 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资源配置体系。根据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要求, 应适应自身国情军情, 分层次构建建设与使用相对分离且合作的资源配置体系, 强化各级综合计划、协调职能, 避免各自为政、多头分配和重复建设。 (1) 在国家立法与行政机构层面, 在中央军委、总部的统一领导下, 协调各军兵种与地方国防工业、国防科技、国防动员的关系, 由军队部门提出需求, 人大和党代会进行审核监督, 国务院实施制定及执行总的资源配置计划等。 (2) 各独立军兵种的建设并不是孤立的, 其在资源配置的决策、执行工作问题上, 要与总部机关和兄弟军兵种多方协调, 明确自身职责、能力、建设方向。 (3) 明确军队内部涉及军事资源规划配置工作直接相关的领导和机构的职责, 对预算、计划的分析评估, 执行预算过程中的财务保障, 物资器材的研发、筹措、存储、运输、补给, 以及设施的建设管理工作, 均需明确相应责任人员。

(二) 宏观调控, 需求与配置紧密结合

根据军队转型的形势任务与能力需求确定预算, 是规划资源配置的首要任务。为使军事资源配置与国家安全及军事战略规划需求更加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 提高转型中军事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效率。可把军事资源配置分为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的过程, 其中预算与执行同步进行, 以执行加强资源规划配置效果的反馈能力, 更有效地管理资源配置的全过程, 提高军事资源规划和配置效率。具体说来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 规划阶段, 由远期到近期、由宏观到具体, 根据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规划, 提出能力任务要求, 确定主要的军事规划和优先发展项目, 并为后续的阶段提供指导和实质的军事资源配置; (2) 计划预算阶段, 同步展开、分别进行、有机对接、年度调整, 因为转型阶段的每个任务的完成均需要一个周期, 可采取五年工作规划的形式, 将军事资源配置的过程按照第一年为预算财年, 制定未来三年 (含预算财年) 的军事资源配置计划及预算, 这两项工作密不可分、同步展开, 通过完成对军队各部队计划的汇总、分析、审查等工作, 由军队党委宏观把握, 作出军事资源配置决策; (3) 执行阶段, 宏观调控、综合评价, 承上启下, 在军事资源的配置过程中, 可通过军队各部队对各自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自评, 再由军队组成的专家组及专门机构进行详细评审, 综合打分, 对军事资源使用情况进行跟踪, 通过统筹对正常与特殊情况下的军事资源配置进行调控, 从而提高军事资源使用效率, 有效避免军事资源无效或低效配置问题, 并为下一阶段的军事资源配置做好准备。

(三) 人才为先, 复合与专业并重培养

在建设强大人民军队转变过程中, 军队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是军事资源有效配置的有效保证。军事经济人才是我国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我国军事经济人才培养的现状来看, 我国在人才培养观念、模式和机制等方面, 仍存在着许多的制度问题, 制约了我国人才培养的数质量,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军事资源的有效配置。 (1) 首先转变人才培养观念, 信息化战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 军队转型建设的核心因素也是人才建设, 具有复合且专业的军事经济人才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我们应当优先考虑人才培养, 从长远的角度建立健全军事经济人才培养模式机制, 加大对人力资源建设力度, 增加对高素质军事经济人才的培养投入。 (2) 采用多种措施提高军事经济人才培养, 可完善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合作培养模式, 充分利用地方院校在经济学、商学等学科资源优势, 定期培训, 拓展我军事资源配置人员的视野和业务水平, 优化其能力机构, 使其既具有系统科学的经济学知识, 又能结合军队转型实际开展工作。 (3) 完善军事经济人才的选拔、任用、培训和考核机制, 军事资源有限, 但建设强大人民军队刻不容缓, 这就军队要求参与军事资源配置相关工作的人员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业务水平, 完善用人制度, 实现人才与岗位相匹配, 能力与要求相匹配, 为建设强大人民军队提供大量的人才储备, 以实现可持续快速发展, 如期提高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约瑟夫o Eo斯蒂芬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

篇4：国防和军队改革未来

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央军委召开改革工作会议，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出全面部署。

以此次会议为标志，中国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称，这“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消息的发布似显突然，但筹划早已如静水流深，徐徐潜行。

为何要改革

“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3年12月27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的这番讲话，后来被媒体广为传播。

不过，习近平当时说的另一段话，更阐明了军队改革的现实必要性：“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如习近平所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从军事革命的角度看，正如习近平的判断，世界新军事革命已进入深入发展阶段，现代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正在各国以不同的形态呈现，但全球共同的追求无不是体制编制的联合化、精干化，以及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精确化、隐形化和无人化。

这种改革和转型是全方位的，从军事理论形态到作战形态等与国防军队有关的领域，无不被囊括其中。

军事专家赵小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地区冲突和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活动层出不穷，核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当下，变革是必须走的一步棋。

而从中国军队自身来看，改革的需求亦很迫切。

以陆军为例，长期以来，中国军队陆军数量庞大，历次精简后仍然拥有全球人数最多的队伍。但就是这支全球最大的陆军，在中国军队系统中，却始终没有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

改革前，中央军委对陆军的领导，通过解放军四总部与分布在全国的七大军区施行。专家认为，这不利于陆军部队的专业发展，也影响了联合作战的效能。

在上述会议上，习近平直言，中国军队当下存在“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在此之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其中明确要求，推进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

除了这些问题，习近平在上述会议中还提到军队存在的其他问题，如“我军总的数量规模还有些偏大，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部队和院校比例不够合理”，“干部考评、选拔、任用、培训制度还不够健全，征兵难、军人退役安置难、伤病残人员移交地方难等问题”。

按中国国防部对此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任务的说法，2020年前，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这无疑是一场全方位、立体式的重大改革。

860余次座谈论证会

改革决策并非一日之功。事实上，全军亦对整体性、全局性的改革早有呼声。在赵小卓的回忆中，这种呼声也始终伴随着谨慎。毕竟，一支长期的胜利之师，对自己“动起刀子”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部署，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被专门作为一个章节呈现。全会强调，要深化军队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公报》公布后，举世瞩目，赵小卓记得，当时很多人都开始期盼国防与军队改革的启幕。

不过消息公布后，人们并没有见到想象中的迅速行动。2015年赵小卓随团出访匈牙利，该国驻华武官问他：你们的（国防和军队）改革还有动静吗？

但改革是复杂的。如赵小卓所说，中央军委制定改革方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2014年3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意味着，统领全军深化改革工作的组织机构其时已经正式成立。

赵小卓说，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后，为深化认识，统一思想，习主席多次听取各总部、大军区领导的意见建议，了解他们的想法与见解，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与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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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公开对媒体称：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国防和军队改革高度重视，习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主持研究改革重大问题，领导推动改革重大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

军队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复杂的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面对这一工程，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明确和细化改革目标、思路、步骤和方略。

杨宇军说，针对此次改革，中央军委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革，相关工作机构大范围、多渠道、多轮次组织深入调研，先后组织座谈会、论证会860余次，到690多个军地单位调研，当面听取900多名在职和退休军职以上领导、专家意见，2000多名军以上单位班子成员和师旅级部队领导参与问卷调查，许多基层官兵、军队老同志、地方干部群众纷纷以各种方式为改革献计献策。改革调研论证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为改革决策和方案的科学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部体制将变革

在此次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把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指导思想，关键是要抓住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这个“牛鼻子”，坚持用强军目标审视、引领、推进改革。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如习近平所说，要把领导指挥体制作为改革重点，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则是重中之重。

其具体改革路径为：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通过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重大举措，着力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

这一改革可谓有的放矢。

本轮国防和军队改革相关内容中，军委总部体制将被调整，“实行军委多部门制。”

此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体制。这四总部分别负责全军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装备工作，这一体制是历史形成的，对保证军队各个系统有效的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事专家尹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这种体制的滞后性、局限性日益突出”。

按此次改革的精神，原有的军委总部体制将被调整为军委多部门制，使这些部门成为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参谋机关、执行机关、服务机关。

赵小卓说，这轮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强力推动的大变革——至少，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原有的军委“四总部”将变为多部门，这种变动将不是小事，实现了对军委机关的体系性重塑。

此外，此次改革将建立专门的陆军领导机构。军事专家楼耀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陆军由总部代行领导职能调整为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是对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的健全，有利于构建联合作战体系，也有利于陆军的建设发展。

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将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此次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着眼于贯彻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要求，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

尹卓指出，此次改革要构建形成的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和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之间，有合有分。两条线都由中央军委总负责，都在军委的统一领导指挥下。

关于此次改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说，最终是要“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2013年3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就曾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此次改革也意味着，在“政治建军”和“军委管总”的框架内，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战略管理、战略指挥功能将进一步强化。

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加强

此次改革将组建新的军委纪委，向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分别派驻纪检组，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落到实处。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全部实行派驻审计。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调整军事司法体制，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确保它们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在此次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本次深化军队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解决军队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

赵小卓说，早在去年11月，解放军审计署建制关系已由受总后勤部领导管理调整为由军委直接领导管理，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改革导向已初露端倪。这次改革进一步沿着这个方向深入调整，本次改革后，新调整组建的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军委审计署直接向中央军委负责，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监督职能。

正如军事专家张军社所说，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必将有效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推动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良好局面，是这轮改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篇5：国防和军队改革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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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热点】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内容 【热点回顾】

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单列一部分写进全会决议，社会各界就非常关注。今年3月15日，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3月19日，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后勤政策制度和保障力量改革专项小组召开首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式步入实施阶段。

去年以来的一系列公开报道中，官方媒体一再强调，这一轮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由“习主席亲自运筹、亲自指挥”，改革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展开。正如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的：“这些年来，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制约了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都认为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引自《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下同。)有军内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刚成立几个改革小组，正在研究具体的方案。从最高领导层的决心，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在一些重大改革问题已经具有的共识，以及借鉴国际经验来看，新一轮改革涵盖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体制、军官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优化军队规模结构、提高军事经济效益、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几乎所有领域，核心指向则是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一、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

领导指挥体制是此轮改革的重点，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重中之重。2013年11月，中央军委副主席、空军上将许其亮(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时任常务副组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领导管理体制决定军队组织功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决定军队作战效能，这两方面改革密切相关，是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在世界大国中，美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发展较为成熟，俄罗斯曾长期深受大陆军思维困扰，联合作战能力不强，但近年来通过一系列军事改革，在联合作战能力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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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各种兵种间的协调工作极为重要，指挥权限的纠葛不清将严重影响作战效率，是导致战争失利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中国军队各军兵种，特别是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等建设，取得很大成果。但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需要解决。

习近平指出：“我们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方面作了不少探索，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搞不好，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对此，“要有紧迫感，不能久拖不决”。

现在中央显然已经下决心着手解决相关问题。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

针对陆军转型，2013年11月28日，在听取济南军区工作汇报后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深化军区部队改革要放在陆军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在信息化时代，陆军在战争舞台的地位作用、陆军建设模式和运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既要摒弃那种认为‘陆军过时’、‘陆军无用’的思想，又要摒弃‘大陆军’思维，搞清陆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使命任务，找准陆军在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定位，加快推进陆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他要求军委“加强对陆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搞好陆军转型的总体筹划和指导”。

另外，今年5月初，据媒体报道，中国最高军事院校国防大学正加强与国际名校的战略合作，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新型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二、后勤保障改革

装备后勤体系改革被认为是此轮改革迫切需要进行的。

军队的后勤部门目前分属总政、总后和总装三大部门。油料、弹药、工程、医疗卫勤等，物料数十万种类，一次战役规模的联合作战需要的弹药和零备件可能就达到上千种，门类庞杂。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结束三军后勤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不仅可以精简机构、节约军费开支，更是提高后勤效率的需要。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坚持需求引导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把军费投向投量搞得更加科学，千万不能让国家投入的钱打了水漂。”

近年来出现的军队后勤部门的腐败案件，则反映了加强后勤经费运用监督的重要性。习近平就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中央军委下发《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要求》，对纪检监察工作作出了新的要求，军队纪检监察系统得到了加强，全军审计领导小组升级。

此次军内反腐被认为是非运动式反腐，将常态化。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强监督审计，控制腐败和浪费，有效遏制在营房基建和住房领域所存在的浪费和腐败问题。全军基本建设项目和房地产资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将领导军产普查工作并建设数据库。以往军中查处的腐败案件，多数与营房和机场、港口等基本建设有关，接下来，工程建设、房地产管理、大宗物资采购、医疗合作被列为监督的重点领域，而作战部队主官、专项建设负责人、机关领导将是重点监督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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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采购体制改革方面，将会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由过去军工行业内部招投标改为更为广泛深入地引入竞争机制，使得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包括军工产品在内的更多领域，提高军费使用效率。

技术上，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将为国家经济发展和高科技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和强大动力。美军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投入商用后每年就产生高达1000亿美元左右的产值。

以中国的北斗系统为例，目前产值仅为4亿元左右，提升空间巨大。而目前以陕西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民营资本所提供的一大批新装备不仅装备了中国一线战斗部队，用于维和、护航在内的海外军事行动，还大量外销给联合国多个国家的维和部队，成为军事贸易的亮点。

长期深受全军诟病、引起社会不良观感的文艺团体、体育团体，以及与地方通用性强的单位将可能被精简裁撤。由于历史原因，军队有办文体活动的传统，在战争年代等特定历史时空下，可以起到教育军民、争取民众和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在当前环境下，除了各大军区、军兵种、武警均拥有自己专业的文工团以外，很多军级单位甚至军级以下单位也都存在着文体单位。

这一方面消耗了本不充裕的国防经费，更重要的是，文艺界的个别军人一方面享有较好的待遇，另一方面为自己赚取大量利益，甚至违法乱纪，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个别军龄短、军衔职务却过高的军队文体工作者的存在，对无论是在边疆海岛高辐射艰苦环境下劳苦功高的干部战士，还是随时在对敌斗争前沿的战斗部队高价值军事人才，也是一种不公平。

三、改革的现实需要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现实的需要。国际上，被称为“人类第三次重大军事变革”，即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变革，正进入关键时期，而中国军队目前尚处于机械化建设尚未完成、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阶段，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入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情景就痛彻肺腑!”

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上升以及与全球交往的迅速扩大，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态势对军事斗争能力的要求进一步凸显出来;国家利益在海外的拓展也要求相匹配的军事力量加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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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95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1/3。2000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中国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广泛。

中国海外投资传统上集中在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基础行业，从地域分布上，也多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发展中地区，特别是能源矿产开发领域，不少集中在政局动荡、营商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企业是海外投资的后来者，资源能源丰富、投资环境稳定可持续的市场早已被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或老牌殖民国家的竞争公司所占有，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得不在利润和“走出去”的发展压力下选择高风险地区进行投资。另一方面，一些走出去的企业不乏盲目逐利的心态，一味追求高利润，无视风险，期待在社会不稳定、政治风险高的地区捞金。

除矿产能源投资外，中国还是全球第一大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商，有上千家海外工程承包企业。他们在全世界承担工程建设工作，工程前期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承包项目对政治环境、地区风险非常敏感。例如，在利比亚危机中，遭受惨重损失的中国企业就包括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铁道建筑工程总公司等承包了政府住宅、铁路建设等工程项目的企业。当时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有50多个，涉及合同额达188亿美元以上。

另外，作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随着国力的迅速上升，中国也要承担日益增加的国际义务，包括护航反海盗，搜救，维和，救灾，反恐怖，反核扩散等多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任务。这也要求中国海外军事能力进一步提升。

四、“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

改革不单是一种行动，还是一种新的理念，即军队要顺应现实随时进行调整的理念。事实上，自从1991年海湾战争后，中国军队就发现了自己与现代战争的差距，一直在推进现代化改革。

多位军内人士表示，在军队内部中，深化改革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国防和军队改革目前面临的问题也较为清楚，难在和其他改革一样，需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总体上都会赞成改革，但一旦涉及具体的部门或个人，就等于是要“啃硬骨头”。

比如军队优化结构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军总的数量规模还有些偏大，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部队和院校比例不够合理，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偏多、作战部队不充实，老旧装备数量多、新型作战力量少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调整官兵比例、调整军种结构等等，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势必将涉及近乎全军每个团体和个人。所以，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确需要“敢涉险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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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常规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要经过院校建设、基础科研、型号预研、工程型号攻坚、试制定型、装备试训部队、形成试训手册、装备战斗部队等一系列长达20年左右的长周期，而解放军在新一轮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是随时准备打仗的现实需求，无论是新装备的服役还是新体系的建设，成功的改革虽然会换来整体的战斗力跃升，但客观上肯定也需要一个“过渡期”。因此，改革不仅需要魄力，而且需要统帅机关和智囊单位对于敌情我情的深入认识和对时机的精准把握。

无论如何，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正面临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一定要把握好。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军队一定要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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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国防和军队改革未来

时间：2010-10-27 来源：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军经受各种复杂环境考验，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30年，是自觉在国家建设大局下行动，积极支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30年，是军队全面建设快速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30年。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我感到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不变军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的严峻考验，始终保持平稳、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重要原因就是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安全保证，确保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30年来，不管社会大环境如何变化，军队始终坚持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来统一官兵的思想，指导官兵的行动；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军，保证了广大官兵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抵御住了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真正做到了拒腐蚀、永不沾，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不变。从而保持了我军在保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稳定和抗御重大自然灾害等关键时刻绝对听从党的指挥，挺身而出捍卫国家主权，并确保了社会稳定。

二、加强军队党的组织建设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保证。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党通过不断加强军队各级组织建设，较好地解决了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等问题，增强了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三、紧跟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发展基础。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军积极投身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之中，广泛汲取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优秀军事文明成果，积极借鉴外国军队建设的先进经验与作战理论，有效地推进了我军的建设和发展。

四、坚持依法从严治军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安全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更加完善，官兵的法纪观念不断加强，部队建设的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有效地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命令指示在部队的贯彻执行，为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