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2024-04-23

北伐战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共7篇）

篇1：北伐战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一、选择

1．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的时间是()A．1924年 B．1925年 C．1926年 D．1927年 2．右图是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A．廖仲恺 B．李达 C．叶挺 D．周恩来 3．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时间是()A．1924年 B．1925年 C．1926年 D．1927年 4．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是()A．孙中山 B．叶挺 C．蒋介石 D．汪精卫

5．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南北统一的事件是()A．宁汉合流 B．东北易帜 C．国共合作 D．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6河南省某中学历史兴趣小组准备参观右图“陆军军官学校”旧址，他们应去的地方是 A、武汉 B、广州 C、上海 D、南京.1．（2013·山西·8）下图反映的是哪一年军事行动的进军路线()A．北伐战争 B．转战陕北 C．挺进大别山 D．渡江战役

【答案】A

2．（2013·湖南常德·16）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两次合作，都取得了重要的民主革命成果。其中，第一次国共合作()A．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B．掀起了国民革命运动，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C．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D．取得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答案】B

3．（2013·内蒙古包头·4）“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这一誓词的历史事件是()A．北伐战争

B．五四运动 C．抗日战争 D．解放战争

4．（2013·云南八市·9）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对象不包括()A．张作霖

【答案】B

5．（2013·江苏盐城·12）北伐军出师不到半年，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实现了“饮马长江”的誓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A．北洋军阀的腐朽涣散 B．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C．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D．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6．（2013·广西玉林·2）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的最大成果是()A．发动了反帝反封的五四运动 B．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C．达成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 D．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

7．（2013·山东菏泽·6）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洪流中的最强音。下列宣传标语最能体现这一时代“最强音”的是()

A．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B．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C．打倒列强除军阀 D．众志成城共赴国难

【答案】C

8．（2013·山东滨州·11）“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合作者、继承者。”下列史实能说明这一观点的是()

①南昌起义 ②黄埔军校 ③北伐战争胜利进军 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答案】B

9．（2013·广东佛山·9）1926年9月18日《工人之路》载：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于9月1日宣布“为自身的利益，为湖北民众的利益，为革命的利益”，实行总罢工。汉阳工人罢工是为了配合()

A．北伐战争 B．南昌起义 C．秋收起义 D．红军反“围剿”

B．袁世凯

C．孙传芳

D．吴佩孚

【答案】A

10．（2013·云南昆明卷·8）“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唱着这首国民革命时期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革命歌曲，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开展了()A．五四运动

【答案】B

二、材料解析

1.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1）这是什么时期哪个部队的军歌?（2）从歌词中看出这次革命的目标是什么?

2．“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这幅对联反映的史实是：

（1）该对联体现了哪一所学校的什么办学宗旨?

（2）该校是在何时何地成立?政治部主任是谁?

（3）该校的成立有什么历史意义? 3.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建立“满蒙新国”的阴谋未能得逞，转而迫使张学良就范。张学良当即申明自己是中国人，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坚决顶住了日本的压力。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

（1）从文中你可以看出，张学良是在什么情况下易帜的?（2）你是怎样看这件事的

B．北伐战争 C．南昌起义 D．万里长征

（3）什么事件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南北？你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有哪些地方被外国占据着？

5.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说：“我们过去的革命所以失败„„原因是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你认为孙中山的说法对吗？请说说你的理由。

一、选择：1．A 2．D 3．C 4．C 5．B 6.C

二、材料解析

1．（1）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军歌。（2）打倒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

2．（1）黄埔军校体现了要培养有理想、不怕牺牲，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新一代军人的办学宗旨。

（2）1924年5月广州周恩来

（3）黄埔军校培养了大量军事政治人才，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

3.（1）张学良是在在皇姑屯事件中父亲张作霖被炸死，日本侵略者威胁张学良宣布东北“独立”的情况下，宣布东北易帜的；

（2）事实证明张学良将军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充分体现了他顾全大局、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符合时代要求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值得肯定和称赞。

（3）①东北“易帜”标志着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南北。②当时中国还有台湾、香港、澳门、东北部分地区被外国人占据着。

4.①正确②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均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后，由于没有强大的革命军，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为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孙中山又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均因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另一派军阀而失败，孙中山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了创建革命军队和黄埔军校的极端重要性。

篇2：北伐战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1知识管理

知识点1 黄埔军校的创建

创建：________年，国民党在________创办军校，全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领导：________兼任军校总理，________为校长，________任政治部主任，廖仲恺为党代表，恽代英等人任教官。

办学方针：实行____________和政治教育并重的办学方针。作用：为________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知识点2 北伐的胜利进军时间：________年5月。

目的：为打倒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把________革命推向全国。领导：总司令________。

组织政府：________国民政府。对象：________、孙传芳、张作霖。

方针：先集中主力于________战场，扫除吴佩孚的势力，然后挥师东进，歼灭孙传芳的兵力，最后消灭张作霖的军队，统一全国。

战场：西路指向湖北、湖南；中路指向________；东路指向福建、浙江。

结果：北伐军出师不到半年，便从珠江流域打到________流域，威震全国。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________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知识点3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成立：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__________。

“宁汉合流”：汪精卫发动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迁往________，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仍用“国民政府”之名，史称“宁汉合流”。

“东北易帜”：1928年底，张学良冲破日本的阻挠，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________统一。

2基础过关

知识点1 黄埔军校的创建

1．某中学历史兴趣小组准备参观“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旧址，他们应该去的地方是()A．武汉 B．广州 C．上海 D．南京

2．有一名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在晚年多次提及建校初期的四位领导人，其中回忆不包括()．．．

A B C D 3．“大家到这所学校来，不仅要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要知道要向什么人放。”这说明此校最大的特点是()A．国共合作后建立的革命军校 B．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 C．设备先进的近代化学校 D．培养将军的摇篮知识点2 北伐的胜利进军 4．“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这首慷慨激昂的《国民革命歌》唱响于()A．辛亥革命时期 B．北伐战争时期 C．抗日战争时期 D．解放战争时期 5．下列关于北伐战争的表述错误的是()．．A．北伐彻底推翻了北洋军阀在全国的统治

B．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派系 C．湖南、湖北是北伐的主战场 D．北伐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

6．“吴孙张三系军阀，汀贺桥两役决胜。”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时，率领第四军独立团奋勇冲锋，连克汀泗桥、贺胜桥，为攻克武昌城立下汗马功劳的北伐将领是()A．蒋介石 B．李宗仁 C．叶挺 D．彭德怀

知识点3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7．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汪精卫发动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A．宁汉合流 B．蒋汪合流 C．国民合流 D．民国合流

8．标志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南北的事件是()A．宁汉合流

B．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 C．东北易帜

D．北伐部队占领北京

3能力提升

9．小明同学到广州某地参观时，看到了以下场景和图片，你知道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吗()

黄埔军校旧址黄埔军校政治国民革命军出

部主任周恩来

师前誓师大会

A．发动反蒋起义 B．北伐推翻清政府 C．第一次国共合作 D．第二次国共合作

10．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全国”为根本目的的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有()①北伐战争是正义战争，反帝反封建符合中国人民的心愿 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齐心协力推翻军阀统治 ③北伐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了模范作用 ④工农群众的密切配合和热情支援 A．②③④ B．①③ C．①②③④ D．①②④

11．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1926年《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1)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2)材料中“卖国军阀”指的是哪几派军阀势力？

(3)这次北伐取得了哪些成果？北伐的目的最终是否实现？为什么？

(4)在北伐战争中涌现出哪些著名的将领？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学习到哪些优秀品质？

4直击中考

12．(河池中考)穿越时空，见证历史！假如你穿越到1924年，可能看到孙中山、蒋介石与周恩来正在商量筹建()A．京师同文馆 B．京师大学堂 C．北京大学 D．黄埔军校

13．(广东中考)1924年5月，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说：“要从今天起，重新做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思想上的革命军。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两年后，该校师生积极投身的“救国救民的事业”是()A．五四运动 B．北伐战争 C．抗日战争 D．解放战争

参考答案

第12课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知识管理

1．1924 广州黄埔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军事训练国民 2.1926 国民蒋介石广州吴佩孚两湖江西长江武汉 3.国民政府南京南北

基础过关

篇3：北伐战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教师节,内涵,演变

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一批以公元为纪年方式的新节日出现。元旦、圣诞、三八妇女节、四月四儿童节、五一劳动节、民族扫墓节、孙中山纪念日等均在这一时期产生。教师团体为改善待遇,也于1931年发起了“六六教师节”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南京国民政府将其纳入抗日轨道。从此,教师节成为官方节日,政治化倾向也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结束。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的专题探讨尚未得见,故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以抛砖引玉。

一、教师节的民间发起

1931年,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程其保发起由南京、上海三百余教师参加的集会,提出以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增进教师修养三大要求为目标的改革方案,宣布成立教师节并敦促政府将其列入官方节日。邰爽秋认为只有提高教师的政治、经济地位,使全社会养成尊师重教的风气,才能发展中国教育、救国救民。之所以定为6月6日,一是取六六大顺的吉祥之意,一是此时正值学年之末,教师可趁机总结经验教训并向当局提出建议,以便改进教育。

首次教师节应者寥寥,但随后便有所增加。1932年6月6日,南京二百余名大中小学教师在金陵大学礼堂集会,重提这一要求。上海、杭州等城市予以响应。河南开封600多名教师也在当天集会,发表《提倡六月六日为教师节敬告同胞书》,全面论述了倡议教师节的原因,远比首次1931年的集会全面,成为北方运动的先驱。文章指出,虽然教师的重要性路人皆知,社会也“责备至严”,其待遇却极差:一是薪俸低,福利少。不但小学教师薪俸不足养家,即使大中学教师,也会因欠发薪水而使生活恐慌。一旦教师病故于讲台之上,学校又不履行抚恤条文,使得教师妻子无法生活。二是工作没有保障。教师不但要看学生脸色,而且在政局更换、党派倾轧之下,教师的聘任毫无保障。三是中小学教师缺乏进修机会,从而影响教师水平的提高。正因如此,才需要有一个全民性的“永久纪念日”来唤起社会关注,改变现状。

1933年起,教师节影响迅速扩大,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基本遍及国内各大城市,并扩展至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的华人学校。1937年,新加坡有150余所华人学校举行了狂欢式的庆祝。《申报》也开辟了《庆祝教师节特刊》,及时报道各地教师节情况。

二、“良师兴国运动”与南京国民政府态度的变化

南京国民政府对此却不感兴趣。政府认为定6月6日为教师节缺乏根据。因为“盖凡为纪念日,必有足资纪念之历史事实。令人一念此日,饮水思源,发生无限之热情与好感,而双六节则空无所有也”。而且,当时朝野共同举行的祭孔典礼已经是在事实上庆祝教师节。“二千年来,每逢孔子生日,举行庆祝典礼……上至皇帝宰相,下至村夫野老,皆知尊孔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确有全国人民一致参加之盛况。故孔子诞日为世界上最悠久最普遍最隆重之教师节”[1]2。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并不认为教师所提要求具有合理性。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由1929年的14247252元增至1936年的55406050元,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平稳在4%左右,1936年更达到4.8%。这使大中学教师待遇大大提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教师月俸最高600元,最低100元,较北京政府时期上涨50—200元。中学教师月俸亦有小幅增长。1929年,全国中学教师月薪平均为53.67元[2]209。这一数字在1938年则为59.65元。按当时物价,上海大学教员月俸至少可购买315斤生猪肉,1585斤粳米[3]251。同一时期,北平中等家庭的正常收入也只有40元左右。可见,抗战前大学教师生活相当优越,中学教师也可达到小康水平。这同教师群体所言的待遇低下并不相符。

至于保障工作,国民政府认为出于保障教育质量的目的,教师有违犯刑法、行为不检、有不良嗜好、任意旷课者、成绩不良者、身体残疾、“身有痼疾不能任事”的情况,学校自然可以解聘,教师工作不可能被无条件保障[4]43。同时,政府认为中小学教师的职责是教学而非科研,增进修养也无必要,故而也没有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

正因如此,教育部除了允许教师们“自动择定年中某日作为纪念日,以便于是日聚会纪念,俾引起国人对于教育之重视”的表面认可外,并不同意将其定为官方节日。为此,官方还搬出了明显是敷衍的托词:“如由教部定期并通令全国一致举行庆祝,事关变更学历,未便照准。”[5]4

1936至1937年间,为进一步引起政府重视,教师们发起了“良师兴国运动。”

良师兴国运动缘于小学教师的待遇。

教师群体中,小学教师的任课时间最长,周任课可达40小时,而且还要负责批改作业、管理班级等多项任务。与此相反,其待遇却是最差。1936年,苏、浙、皖、豫、闽、冀、粤、蜀等省小学教师平均月薪只有16元2角5分,年薪最高560元,最低40元,远低于大中学教师:“全国小学教师的待遇,可真微薄,而所过的生活,亦至惨苦了。”[6]1671936年教师节前后,《儿童教育》组织中华儿童教育社、教育改造社、前进教育社、江苏省小学联合会、初等教育研究社、中等算术研究会及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山东、湖北、江西、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四川、河北、湖南、山西各省小学教师,联合发起良师兴国运动。他们认为,小学教师数量多,分布广,是教导国民、转移风气和复兴国家的干部人员,作用不在冲锋陷阵的将士之下。如果这一群体愿意成为良师,努力爱国,那么国家的复兴就必会实现。然而,要得到这一批良师,政府就要首先改善其待遇:第一,提高月薪:乡村不低于30元,城市不低于40元;第二,按在校工作时间及地域实行加薪制;第三,保障子女有求学机会;第四,保障疾病、衰老之后的个人及家庭生活;第五,学校建造教师住宅解决教师后顾之忧[7]4。

这些要求与早期教师节的三大要求并无本质不同。但是,官方的态度却突然发生变化。1937年,《中央日报》特别开辟“京教师节与良师兴国运动专刊”,对此事大力宣传。陈立夫更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教师节庆祝大会。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出人意料的态度,在于该运动提出了良师养成的条件,而这和时局密切相关。第一,复兴民族、保家卫国。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战争阴云密布,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关头。在此背景下,这一原则和官方的民族大义观达成了完全的一致。第二,敦品厉行,转移风气。在全国青年中树立健康向上的风俗,也需要教育。第三,爱护学子,尽力教养。在国民政府看来,教师承担着宣传三民主义和抗战思想的任务。教师要使每个青年学生都知道他们目前的唯一任务是“抢救国家”[8]1。第四,注重实用,讲求效率。在当时情境下,国民政府要求教师“不是仅教学生识几本平时的教科书,不是仅教民众识几本平时的千字课,乃是教他们如何快快增进为国家防御敌人飞机大炮毒气弹猛烈攻击的能力”[9]15,要把教授的课程内容尽量与抗战救亡的客观需要联系起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团结教师,国民政府的态度最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三、教师节并入孔子诞辰

国民政府虽然支持良师兴国运动,却并不代表其同样支持“六六教师节”。仅仅两年后,六六教师节就被并入了8月27日孔诞祭祀。

1928年2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孔子是历代专制帝王用来限制民众的工具,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三民主义相违背,因此取消了国家祭孔。九一八事变后,时局日益紧张。为凝聚人心,南京国民政府迫切需要树立起一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孔子成了首要的人选。1934年6月,国民政府将8月27日孔子诞辰定为“国定纪念日”,孔庙、南京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典礼。1939年5月,教育部认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在中国文化学术与民族历史上,固已金声玉振,继往开来,即在世界历史上,亦若景行高山,为贤哲之所向往”,所以在“民族复兴,期止至善”的时代,如果将教师节并入孔诞,“既以表彰圣德,亦以振历群伦”[10]581。同年8月27日,由中央政府组织,在南京召开了首次教师节与孔子诞辰合并庆祝大会。孔祥熙、陈立夫以政府代表身份出席并发表演讲。孔祥熙强调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是中华民族迭经忧患而不倒的精神力量,更和孙中山思想与新生活运动相符:“凡此种种,皆是认明孔圣遗教,实为立国根本,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百世而不惑。”[11]2陈立夫认为孔子在春秋时强调华夷之辨与当前中华民族驱日本人出中国的性质相同。日本就是蛮夷种族,所以“吾人追念民族文化之渊源,深维国家事势之迫急”。因为教师与孔子有天然的联系,所以教师要学习孔子“拨乱反正”的精神,要认识到自己“负荷之艰巨”,努力教育学生,“期于立国百年之大计”,为抗战贡献自身力量[12]1。

这一转变是特殊时期国民政府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选择。在国民政府看来,孔子教师与圣人的双重身份,较之六六教师节更具象征意义。自此,政府掌控了教师节,祭孔又覆盖了教师节的初衷,教师节被极大地政治化。官方强调:在现代国家中,教育与政治,一气呵成而不可分割。教师需要宣扬主义、遵循国策及解释政令,以启迪后进。”[13]2教师节成为政府要求教师为抗战服务的宣传日:“今日的教育家,应该自认为卫锋折锐的前线战士,应该自认为移风易俗的社会导师,应该自认为筚路蓝缕的开国先驱,应该自认为继绝存亡的圣贤英杰。”[14]4动员国民精神,抵抗日军进攻,“大部分仍是教师的事”[15]15。

在政府话语中,教师的待遇问题已经不再受到关注。抗战开始后,教师的经济状况就迅速恶化:“近来米价一天一天高涨,每元国币仅买得一升八合或一升。其他生活必须品,也跟着涨价。”[16]2“物价飞涨,不要说是小学教师,就连大学教授的生活问题也严重起来。”[17]1与此相反,教师工资并未上调,尤其是“小学教师的待遇,仍然稳定在毫券十二元至二十元之间。有些小学教师则连买米都不够。其他日用必须品更顾不到”[16]2。就连政府督学也看不下去:“由于教师的待遇低微,餐食不继,悬釜待炊,事实的严重,父母眼望欲穿,妻子啼饥号寒,现象的刺激,又哪能安心任教?”[18]4

即使如此,政府仍强化对教师的要求:“前方将士,喋血疆场,后方教育人员,岂复能计及生活之优裕?”[19]4同时,还借教师之口表达国家意愿:“我们国家每年费了这么一大笔费用……我们若是不好好地干,或是我们努力不够,那我们便是对不起国家,看轻了我们在整顿文化上的任务。”[20]1046教师首先应考虑自己“学识和经验是不是充分,人品和性格是不是足够做学生的教师,尤其是不是师表的模范”,而不是待遇问题[21]12。

四、抗战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教师节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再将抗日与教师节相联。这一阶段,官方要求教师利用教师节向学生灌输“‘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中心信仰,将孔子、孙中山思想、新生活运动结合,立儒廉顽,造成时势;坚苦卓绝,死生以之”[22]6,认为这样就能使政府统治稳固。于是,在退往台湾前,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坚持着这一活动。以天津为例,1947年的孔子诞辰及教师节纪念秩序流程仍十分完备。1948年,天津还举行纪念活动,表彰了437位教师。不过,在《大公报》记者看来,这成了国民党政府日薄西山的写照:举行仪式的文庙里荒草蔓生,市长讲话时由于阳光太足,晒得院里的教师学生们汗流不止,只好不停地用手巾擦汗。除了学生们不敢离队外,本应作为主角的教师们“很多都躲到荫凉的地方去了”[23]3。

此时的教师节徒具象征意义而无实际作用,连政府官员也认为:“说好听的,只在精神上得到一点小小安慰,在物质上,依然是穷愁潦倒。说不好听的,这种会开不开不济什么事。”[24]1948年,国统区“底薪600元的大教授,束修是130几个金圆,合二十六年币值,还不值70元”[25]36,甚至不如从前的助教。因此,天津副市长王文蔚建议向热心教育的缙绅、贤达募集教师慰劳金,在教师节开会的前一日分发给天津市的教师们。这一建议应者寥寥,最终流产。

篇4：北伐战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摘要:铁路建设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它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着力进行铁路建设,把它列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筹集筑路资金最为困难,庚子退款作为其重要的资金来源,其对南京国民政府的铁路建设所起的作用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庚子退款;铁路建设;国民政府

收稿日期:2009-11-06

作者简介:田松(1984-),男,山东济宁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一、庚子退款与“庚关两款筑路计划”

1901年9月7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的日子,这一天,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共计向侵略中国的列强八国以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十一国赔偿九亿八千二百余万两。由1902年起至1940年止,按照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德、英、法四国所得最多。1902年1月,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武装的镇压并不能消除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美国出于其国家长远利益,由《纽约时报》透露向中国退还美国庚款之“溢款”(超出美国所受损失之数目)部分。1904年12月,中美两国在美国谈判退款事宜时,美国主张以退还之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发展在华教育福利事业。之后,美国先后于1909与1924年两次向中国退还了一部分庚款。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纷起退款。

南京政府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后不久,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提出“整理国民经济”、“振兴实业”的口号,秉承孙中山“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的遗教,宣布自训政时期开始,全国上下务必按照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努力进行建设工作,而“铁道之建设,则尤为当务之急”。^[1](P.212)于是决定在行政院之下设立铁道部,以加强铁路建设和路务管理。为表示继承孙中山铁路建设的遗志, 1928年10月24日特委任孙中山之子孙科为铁道部长。

同年底,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经济建设大纲,其中第21条规定“十年内每年平均建筑铁道2000英里(约合3218公里),共计2万英里(32186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国有铁路仅有1万余公里,^[1](P.253)早已历经半个多世纪战乱的破坏和自然磨损,要在10年之内翻上两番,其困难可想而知。铁路建设任重道远,其重担自然落到铁道部长孙科的身上。为此,1929年1月28日,孙科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庚关两款筑路计划提案》,并获得通过。

二、庚子退款在铁道建设上的拨用、处理及其作用

英、俄、比等国家先后同意退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向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分期退还庚款余额以充作“文化基金投资”。孙科提出先将退还庚款的2/3“拨借铁道部”,由于退还的庚款是从1929年起至1949年止逐年拨发,到1949年才能拨足,还不能立即全部用于铁路建设。而铁路建筑急需款项,因此,孙科提出用这批款项作担保,在国内先分期发行“庚款筑路公债”,先筹款修筑铁路,等铁路修成盈利后,再还本付息充作“文化基金”。

英国庚款方面,1930年9月22日,中英双方达成《中英庚款换文》,规定将已到期和未到期的英庚款交由中国政府作为事业基金;该基金的大部分用于"整理及建筑中国铁路,并投诸其他中国生产事业";"与英国利益特别有关之各铁路,更当首先注意"。^[2](P.743)当中国在国外购买需用材料时,必须向英国订购。为此,在伦敦设立购料委员会,将现存庚款全部移交,用作购料;将来到期之款,一半交其购料,一半交由中英庚款董事会管理。因此,根据中英协议,英庚款的三分之二用于完成粤汉铁路建设,等粤汉铁路完成之后,分期还本,并以留存国内用款。其余的一部分拨款,分购材料,用于整理津浦、胶济、广韶、湘鄂等路,及建筑首都铁路轮渡之用,仍限于最短时间内,逐渐归还料价,以便留存国内用款。

比利时庚款方面,1925年中比双方签订协定,比国退还的庚款,以偿清华比银行垫款的余额作基金,发行美金公债500万元。其中,40%即200万美元用于展筑陇海铁路,35%即175万美元用于其他铁路购买比国材料。双方专门成立中比庚款委员会,落实协议。依照协议,本部分得公债券三百七十五万美元,以二百万交陇海,用于灵潼段自行支配。其余一百七十五万元改售现金,除以一部分购买材料,拨交粤汉路株韶段应用外,其余概经用于购买货车三百辆,分拨株韶、广韶、湘鄂、南浔、平汉、津浦、胶济七路,并令饬归还车价,陆续分拨株韶、陇海两路,以应新工之需。^[2](P.738)

俄庚款方面,1924年,中俄签订协议,俄国承认抛弃庚子赔款,但在“第五声明书”中,规定所抛其款,除了担保优先清理各种债务外,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2](P.739)并规定设立特别委员会,管理分配此种款项。后来,根据第三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把1930、1931年的俄庚款余额,直接拨充陇海工程之用。1932年之后,俄庚款全部的三分之二为基金,发行公债,专充完成陇海线之用。^[2](P.739)

从动机上而言,英、俄、比三国的退还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所谓“退还”都是在中国的偿付的基础上,并没有取消庚子赔款,并没有改变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凌辱,改变只不过是部分庚子赔款的规定,实际上无所谓“公正”。但英美两国国从表面来看,姑且还是可以打着正义的旗帜的。在两国退还之前,不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有对中国同情的表示,也有舆论建议政府退还庚子赔款,而整个退还过程也较为顺利,因此,两国的退还在中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好感。尤其美国,其退还让中国人对之赞誉有加,认为美国国家,“纯粹博爱观念,未尝有利己之心”。

但是,无论其动机如何不良,利用庚款进行铁路建设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

其一,铁路建设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历来受交通不便的制约,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状况同样如此。由于交通的落后,造成货物受阻,经济发展缓慢,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孙科在选线计划中,也注意当地物产的交流。如陇海路、新陇绥路被提出并限期完成。“陇海路西展工程,年来因积极进行,本年底即可通车西安,从此古代关中之繁荣与富庶,不难期其逐渐恢复。”^[3](P.145)陇海路陕西段的通车,极大地便利了陕西与东部各省的联系。不仅货物流通量较前有了巨大增加,而且促进了人口流动,东部地区的民众纷纷来到陕西垦殖或经商,陕西也有许多商人积极向东发展。

其二,新建铁路促进了政治统一和加强了国防。1928年前建立的中国铁路,大部分集中在长江以北、平汉川东地区,如东北地区占了全国铁路总数的三分之一,而“长江以南,只不过一些有地方意义的铁路,同时在著名的干线上也可以看到些小的支路而已。”如此的铁路布局非常不利于国民政府的政治统一与国防部署,孙科在庚款筑路计划中非常重视粤汉、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全线通车不仅有利于南北的经济交流,更加有利于南北统一和加强西南国防。

其三,它促进了人口流动和城市的发展。粤汉、陇海两大铁路的建成,促使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成都、重庆、西安等各大城市工商业发达,人口猛增。自从平绥和陇海铁路向西展筑后,许多华北一带民众一改闯关东旧习而涌向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地,全国人口流量大大增加。仅以1935年为例,全年铁路客运量4600万人,每公里线路平均载客近6340人,其中京沪路为34025人,粤汉路南段为23205人,沪杭路16468人,北宁路9529人。^[4](P.73-74)

其四,新建铁路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以粤汉铁路为最。在抗战初期粤汉铁路是中国政府获取国际援助及出口物资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武汉会战中,它承担着沉重的军事运输任务。广州、武汉失陷后,尤其在前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粤汉铁路虽已失去国际运输线的价值,但仍然竭力承担着国内军队、军需品及其他抗战物资的运输任务。直至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打通大陆交通线,粤汉铁路才完全丧失抗战运输的价值。因而,在抗战时期,备战加速了粤汉铁路的建设,粤汉铁路又为抗战运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五,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铁路建设对于工业生产的发展至为关键, 1930年以前,陕西的近代工矿企业不仅数量少,而且几乎全都集中在西安市。陇海铁路通车陕西后,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各地纷纷设立工厂。据统计, 1937年至1942年新设工厂中,位于西安的有47家,余则主要分布在沿陇海铁路、川陕公路上各重要市镇。其中,宝鸡8家、泾阳8家、眉县7家、同官5家、蔡家坡3家、南郑3家、城固3家。^[5](P.178)陕西工业集中于西安的现象初步得到扭转,工业布局趋于合理。

尽管各国退还庚款的真正目的绝非他们所宣言的“正义”与“公理”,更不是为了同情或者帮助贫困的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退还”庚子赔款客观上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的,特别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建立,百废待举的时候投资中国铁路,可以说給中国铁道建设事业打了一针“强心剂”,为以后中国铁道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秦孝仪.孙哲生先生文集:第一册[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0.

[2]宓汝成.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郭海成.陇海铁路与近代关中经济发展论析(1931-1945)[J].兰州学刊,2008,(10).

[4]凌鸿勋.中国铁路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1982.

[5]田霞.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工业发展探析[J].抗日战争研究,2002,(3).

篇5：北伐战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已经度过了30几个春秋。30多年来，中日两国之间总的来说是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特别是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开始到8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里，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中国热”和“日本热”，这种“热”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自从1982年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以及1985年中曾根以首相的身份到供奉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亚洲、双手沾满了亚洲各国人民鲜血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争罪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参拜以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就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日本政界的右派势力不顾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的反对，一次又一次地到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修订日本历史教科书，大肆歪曲和篡改历史，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甚至还否认日本侵略中国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给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使中日关系出现倒退。

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归根到底是日本政府对给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到目前为止在日本政府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就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向中国人民道过歉。这也具体反映出日本政府对过去侵略中国这一事实所持的态度。

然而，在日本，不少民众、甚至学者却都认为日本政府已经多次向中国道歉，并且对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的罪行进行道歉感到不理解甚至反感。

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时，在东京通过电视与日本各界民众进行了一次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引起日本朝野的轰动。当主持人就日本战争道歉问题问道：“中国总是要求日本道歉，这种道歉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朱镕基总理严肃地指出：“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1995年，当时的村山首相曾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考虑这个问题。”（注：朱镕基总理14日晚在东京广播公司演播厅里接受有日本民众参与的电视采访详情请见“人民网”次日专题报道：《东京专电：朱镕基总理与日本民众对话》（http///GB/channell/topic1674/），另香港《文汇报》等各大港报亦有相关报道。对于朱镕基总理有关日本战争道歉的讲话，日本共同通讯社16报道竟引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中秀直的言论，称日本在过去已经以不同的方式道了歉，没有必要再作书面道歉。）

在中国，过去的有关中日关系的研究中曾经提到过这一问题（注：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蒋立峰：《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意义重大》，《日本学刊》1999年第1期。王升：《世纪之交：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日本学刊》1999年第2期。），但都未作深入探讨。有些中国学者则认为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于刻板形式（注：参见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在日常的外交事务上我也赞同这种新的思维。但是，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是应该弄清楚的。我认为健康的中日友好关系应该建筑在坦率诚恳的基础之上，有关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对敏感问题的学术讨论更应该畅抒己见，而不是闪烁其词。本文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事实，就日本战争道歉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日本民众对战争道歉问题的认识

究竟30多年来日本人是如何对待战争道歉问题的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日本一般民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日本，许多人认为日本政府就过去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已经多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了道歉。日本朝日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郎在2000年3月19日与中国驻日本大使陈健的对谈节目中对陈健大使说：最近在日本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愈来愈少了，原因是中国方面不断地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道歉。陈健大使听后当即进行了反驳，并列举日本广岛和长崎当年受到美国原子弹的轰炸，至今日本人每年都要以受害者的身份举行纪念集会，他希望日本人也同样从受害者的立场来理解中国人民的心情。

主持人提出的这种现象正反映了现今的日本民众对过去侵略战争的普遍认识。日本方面不仅认为日本已经道歉够了，而且开始忘却自己过去加害于亚洲各国的所作所为，还反过来以至今世界上惟一的原子弹受害国自居，“受害者”意识在日本人中间日益膨胀。遗憾的是，这不仅仅是一般日本民众的认识，许多日本学者也同样认为日本政府就过去侵略中国已经多次向中国作出了道歉，中国方面不应该再耿耿于怀。

日本专修大学的冈部达味教授在专门杂志《外交论坛》上题为《日中关系的过去与将来》一文中辩护说：197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日联合声明》）中所用措词已经充分表达了日本政府真挚的道歉；1992年9月明仁天皇访华时以日本“国民的象征”这一身份，最大限度地向中国方面吐露了自己的真情；而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的《总理大臣讲话》更是向亚洲各国表示了衷心的歉意。他认为中国方面对以上事实视而不见，仍然不断要求日本道歉，不仅矮化了中国宽容大度的形象，而且也会影响中日今后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在过去给中国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连声道歉也不愿说的日本方面倒是理直气壮起来，要求其道歉的受害者反而成了不近人情，这实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更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正直的、对中国态度友好的学者也怀有类似的看法。横滨市立大学商学部矢吹晋教授在《信浓每日新闻》上撰文，列举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所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村山富市的讲话和1998年11月26日中日双方在东京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以及1992年9月日本明仁天皇访问中国时的讲话，力证日本政府已经多次向中国表示了道歉，认为朱镕基总理关于“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的说法并不妥当。他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误解和曲解，主张中日之间不应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

日本的年轻人也普遍持有同样的看法。2001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的卢德平先生与日本神奈川大学的田畑光永先生分别就中国大学生的日本观和日本大学生的中国观进行了问卷调查的共同研究，并发表了论文。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您认为日本对这场战争已经谢罪了吗？”准备好的答案有四：（1）已经充分谢罪；（2）谢罪了，但不充分；（3）没有谢罪；（4）不清楚。接受问卷调查的中国大学生在回答中没有一个学生认为日本已经充分谢罪了，认为谢罪了但不充分的也只有26%，近74%的学生认为日本没有谢罪。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学生中回答“不清楚”的学生为0，一个都没有，这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大学生既有主见又旗帜鲜明的性格，也代表了中国年轻人对这个问题所持的态度。同样的问题，日本大学生的回答是：21%的学生认为日本已经充分谢罪，认为谢罪了但不充分的近48%，认为没有谢罪的近15.6%，回答不清楚的有14.7%。这个调查结果直接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大学生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差异。

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联合宣言》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正式文件中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作出的所谓“道歉”。

30多年来，涉及日本过去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问题的日本政府正式文件只有两个：一个是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在北京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另一个是1998年11月26日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时中日双方在东京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

我们先来看看有关签订《中日联合声明》的一些情况。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氏官一行访问中国，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表示欢迎。田中首相在宴会的致词中表示在过去的战争中日本“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中文的“麻烦”在日语中是“迷惑”两字，读作“MEIWAKU”。这句所谓“添了麻烦”的说法在当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

第二天的中日首脑会谈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不幸事件要深刻反省的认识我们可以接受，但是田中首相的“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的说法将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因为在中国说“添了麻烦”只用于很小的事情。田中首相在接下来的讲话中没有对此作出回答。

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及二阶堂官房长官等人，毛泽东主席说中国的年轻人认为“添了麻烦”的说法不够，不能接受，因为在中国“麻烦”这词是在将水泼湿了对方的裙子时使用的。田中解释说：迷惑这词虽说是从中国传来的，但在日本则也用于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听了后笑着说：看来“迷惑”这个词你更会用。

之后的几天，就《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战争道歉等用词，姬鹏飞外交部长和日本大平外相又多次磋商，于1972年9月29日发表了标志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政府在声明中是这样表示的：“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反省”一词成为以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表示“道歉”的基调。

1989年4月，日皇明仁会见李鹏总理，在提及中日之间不幸的历史时，只表示了遗憾（日语读作“IKAN”）。1992年9月，日皇明仁访问中国，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日本天皇到访中国，他对日本曾经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的苦难深感悲痛，表示要反省，不可以让这种战争重演。应该说这次表示要反省比1989年的“遗憾”前进了一步，但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表示。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访问日本，这是20世纪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日本。中国方面本着“总结过去面向未来”这样一个良好愿望，希望借此机会与日本政府在总结过去历史的基础上就未来新的世纪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交换意见，使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缺乏政治远见的日本政坛领袖没有抓住这一良好的历史机遇，对日本过去在侵略战争中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一历史事实，没有表现出政治家应有的决断，还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不愿正视。

11月26日，江泽民主席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经过会谈，在东京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在《中日联合宣言》中日本方面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讲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这基本上继承了以往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表示要“反省”的基调，没有重大突破。有所不同的是加入了“遵守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讲话”这一句。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因为当时的日本总理大臣村山富市在为纪念日本战败50年所发表的演说中提到：“由于日本在过去一段时期国策错误走上了战争道路，陷国民于存亡之危机；又因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的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害与痛苦。为了未来不再重犯错误，我虚心地接受这一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在这里再次表示沉痛的反省之意，并表示由衷的道歉”。其中用了日语表示道歉的“OWABI”一词，日语汉字为“御诧”。这也就是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时所提及的日本首相“曾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的由来。

1999年3月，日本自由记者稻垣武和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加地伸行出版了一部名为《日本和中国，永远的误会》的书，畅销日本。作者也认为日本方面已经对中国作出了充分的道歉，中日之间在日本对战争道歉问题上形成对立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中日双方对语言感觉上的不同和文化上的差异。

那么，究竟是否真是属于语言感觉不同或文化上的差异的问题呢？

三、关于日语“反省”、“御诧”和“谢罪”

所谓道歉就是一方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另一方认错、表示歉意，这原本并不复杂难解。日本又是一个多礼节的国家，在日本，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诸如“SUMlMASEN（对不起）”“GOMENNASAI（请原谅）”等人们相互表示歉意的话语，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彬彬有礼相互鞠躬的场面。

日语中除了上述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道歉用语之外，表示道歉的词语主要还有“OWABI”和“SHAZAI”，日语汉字分别是“御诧”和“谢罪”。这两个日语单词在英语中一般都可以翻译为“apology”或“apologize”。不过，日语中这两个词在道歉的程度上还是有区别的。从下面的有关“从军慰安妇”问题的例子就可以清楚看到，日本政府在使用这两个单词时是何等小心翼翼、斟酌再三。

1996年8月，经过长时间的所谓调查，日本政府对“从军慰安妇”问题总算有了一个结论。日本政府决定通过日本民间组织“专为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被逼充当日本从军慰安妇的亚洲妇女发放赔款，同时附上当时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的道歉信。国民基金在当年2月给日本首相的信中要求政府在道歉信中写入“谢罪”的汉字词语，而日本政府只愿用“御诧”。日本政府内部对首相的道歉信中是用“御诧”还是用“谢罪”进行了议论。有的官员认为如果使用“谢罪”的话就有可能会被理解为日本政府承认了法律责任而进行国家赔偿，这样一来将会引起其他尚未解决的赔偿问题，对日本政府十分不利。最后，日本政府决定使用“御诧”和“反省”的表达（注：桥本龙太郎是第一位代表日本政府在道歉信上签字的首相。以后每向这些亚洲妇女发放赔款时都会附上由在任日本首相签名的道歉信，小渊惠

三、森喜郎及小泉纯一郎都曾代表日本政府在信上签名。）。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在决定文件中该使用哪个词语，是经过充分讨论和慎重考虑的，并不因为“御诧”和“谢罪”都表示“apology”而随意使用。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政府对过去侵略中国作的所谓“道歉”中使用的措词。

直到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访华，日本政府无论是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一般都使用“反省”或“遗憾”。“遗憾”和“反省”这两个词，日文汉字与中文汉字相同，日语读音虽为“IKAN”和“HANSEI”，但意思和中文没什么两样。所谓“反省”，在日语中只是表示对自身过去的言行进行回顾或考察，本身并不包含向另一方认错或表示道歉的意思。英语翻译一般都译成“think over”或“reflection”而已。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是倡导做人要时时自我反省，检点一下自己有否过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此，反省的结果可以有两种：或是找出了自己的过错，加以纠正；或是庆幸自己尚未犯错误，勉励今后更加注意。而遗憾的英语意思为“regrettable”。你既可以对自己的言行表示不满，也可以对别人的言行表示惋惜，没有任何表示对自己的过错进行检点的意思，更谈不上什么悔改之意了。你可以对别人的过错以及其他任何负面的事情表示遗憾。譬如：“他今天没能来，我很遗憾。”或者“对日本政府至今都未在正式文件里面就侵略中国向中国人民道歉，我深表遗憾。”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日本说“添了麻烦”、“深刻反省”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那为何就不能痛痛快快、明明白白地说句“OWABI”或“SHAZAI”呢？

显而易见，一方表示自己对某事需要进行反省，并未反映其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更不代表向另一方表示歉意。当然，日本政府在痛感过去侵略中国的责任之后，表示要对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进行深刻反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责任的诚意。但是，相对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之大、损失之巨来说，一手铸成这一灾难的日本顽固执意地不愿意对中国说声“御诧”或“谢罪”，只表示要“反省”，这不能不使人们对其表现出的“诚意”有所怀疑。

那么，当日本自己受到伤害时，日本人又是持怎样一种态度的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关日本渔船“爱媛丸”号被美国核潜艇撞沉的事件。2001年2月10日，美国核潜艇“格林威尔”号撞沉日本爱媛水产高中实习渔船“爱媛丸”号，9名学生失踪，在日美之间引起一场外交**。第二天美国驻日大使就事件表示谢罪（日本共同新闻社在报导此事件上用的都是“谢罪”一词）。1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巡视佐治亚州一个陆军基地时特别为此事件致歉，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还致电日本外相河野洋平转达了布什总统的道歉。17日，美国驻日本神户总领事亲临水产高中所在地谢罪。同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法戈向日本外务副大臣藤征四郎谢罪。26日，美国派遣海军上将法伦为政府特使前往日本就美国核动力潜艇“格林维尔”号撞沉日本渔业实习船“爱媛丸”直接向日本作出道歉。舰长沃德尔还分别向失踪者家属写了13封道歉信。

对于美国方面连日来的道歉和谢罪，日本方面仍然表示非常不满，有的失踪者家属认为舰长沃德尔的道歉信没有诚意，有的甚至要求舰长沃德尔下跪道歉。

结果日本方面的这种姿态引起了美国舆论界的反感。2月2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李察德在专栏撰文说：美国已经道歉够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逼20万亚洲妇女作为日军的性奴隶，到现在日本政府对一部分人既不赔偿又不谢罪，而对美国核潜艇撞沉日本渔船事件，布什总统、国务卿鲍威尔、美国驻日大使、太平洋舰队司令、舰长沃德尔以及政府特使海军上将法伦皆已相继道歉谢罪，日本方面还是不肯罢休，这将会激起美国人的反感情绪。

日本“爱媛丸”号上9名学生的失踪确实令人痛惜。本文想说明的也只是，以上事件反映了日本在国际间道歉问题上所持的双重标准。如果说日本人真的认为一声“遗憾”、一个“迷惑”、一句“反省”就可抵偿他们过去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就可以抚平千千万万中国受害者心中创伤的话，那么美国众多官员的谢罪早就该平息沉船事件中日本失踪者家属的悲痛之心了。日本人在谈起本民族的思维方法时，总是津津乐道地介绍说日本民族习惯在对方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在战争道歉的问题上，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战争受害者的立场上来思考一下呢？

四、日本政府第一次道歉

2001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到中国作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这种形式的访问在30年来的中日两国的交往中是绝无仅有的。当日，小泉首相一下飞机就驱车直达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他在参观纪念馆后发表的谈话中，对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了衷心的道歉与哀悼。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就侵略中国使用“OWABI”一词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至此，日本政府“反省”了整整30年，总算是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开口表示道歉了。不过，那也仍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道歉。

小泉的这次访问有别于以往日本政府首脑的任何一次访华，既没有中国外长到机场迎接，到达中国以后的活动也没有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全程陪同，其名曰“工作访问”。日本首相的这种出乎寻常的访问，至少在目前为止的中日关系史上是未曾有过的。而且给人一种感觉是，参观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在参观中，小泉神情严肃，态度诚恳，认真地聆听馆内工作人员的讲解。更难得的是，他终于开口向中国人民“OWABI”了。

然而，同样是他，就在不到两个月前的8月13日还是不顾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坚持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之前还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一意孤行允许台湾的李登辉到访日本，更声称日本要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并积极地参与以美国太平洋舰队为首的对中国进行的围堵。这次他突然一反常态低姿态地访问中国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这就是纽约“9·11”恐怖袭击事件。因为事件以后，美国政府在对中国关系的政策上作出了重大改变。而在外交上唯美国是从的日本政府也就不得不即刻作出相应的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小泉所作的道歉究竟有多少诚意，我们暂且不在此作深究。

尽管如此，对小泉旋风式的到访，中国政府还是表示了欢迎。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都相继在北京会见了他，对他参观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发表谈话给予了一定的评价。江泽民主席在会谈中还特别告诫小泉：由于靖国神社里供奉着甲级战犯的牌位，如果日本领导人进行参拜将会引起不良后果。小泉表示：日本一定正视过去那段历史并进行深刻反省，基于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如其所言，小泉果真对过去日本的侵略行为有悔过之意，愿意正视历史并进行深刻反省了吗？中国有句古语叫作“听其言，观其行”。然而，遗憾的是小泉的信誓旦旦言犹在耳，2002年4月21日，他却又一次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冒雨再次到靖国神社参拜。这也证实了他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的道歉言不由衷。

五、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在正式文件里面就日本过去侵略中国道歉过这一事实，也大致可以了解到日本国内自上而下对战争“道歉”问题的普遍认识。

日本政府口口声声说“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但是就其对侵华战争的道歉问题而言，我们感觉不到日本政府的那份“痛感”和“反省”。

或许，应该说日本政府还是很“负责”的。比如教科书问题，他们很“负责”地把“侵略中国”改成了“进出中国”，把“南京大屠杀”改成了“南京事件”，而1997年出版的、由东京大学等高校著名教授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详说日本史》，甚至连“南京事件”的字样也被从正文里删除了。

此外，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府众多高级官僚和议员也非常“负责”地每年必定到靖国神社去参拜那些战争罪犯。日本政府的这些言行也给日本民众传递了一种错误信息，使日本民众对侵华战争的历史产生了模糊认识。

篇6：北伐战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签约仪式后, 三方进行了友好会谈。邓建玲表示, 此次与ABB公司合作, 共同将国电南自扬州智能电网产业园打造成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智能电网产业园, 符合“创新扬州、精致扬州、幸福扬州”的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理念。王燕文表示, 扬州市作为千年文化名城, 正积极推进城市转型发展, 扬州市将全力做好企业服务, 推进智能电网产业发展和扬州现代化创新的建设步伐。方秦表示, ABB公司高度重视中国低碳经济和节能减排产业的发展, 合资公司的成立将进一步开拓中国智能电网产业市场, 为扬州市的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根据协议, 合资成立的扬州国电南自开关有限公司将从事智能电网配套的电力设备设施高端制造, 包括研发、工艺设计、生产、组装、销售技术先进的中压开关柜、环网开关、户外柱上开关、箱式变电站, 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合资公司的成立为ABB和国电南自在业务结构上的广泛合作, 构成了完整的一二次设备结合智能配电网体系, 标志着扬州成为ABB和国电南自智能电网产业的重要基地。

华电集团公司总经济师、国电南自董事长王日文, 国电南自总经理张国新, 扬州市、ABB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了签约仪式。

篇7：北伐战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职业教育就业安置

［作者簡介］谭玉秀，女，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教育史。（吉林四平 136000）

［中图分类号］G5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3-0033-03

职业教育，就是授予未就业人员、面临失业威胁的在职人员或已失业者从事某种生产、工作所需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面对“在失业者方嗟叹活计之难寻，在事业界方忧虑需用人才之无多”的现状，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职业学校教育、劳工教育、职业补习教育与职业指导等方式，大力推广职业教育，努力改变普通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离的局面，向劳动者传授职业知识技能，增强其就业竞争力，使他们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避免了失业的发生。

一、职业学校教育：向青年学生传授谋生技能

1927年以前，职业教育多是由教育界与实业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倡导，呼吁社会各方力量的踊跃参加与大力支持，国家很少介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经济已濒于破产，欲挽救此危难，振兴农工商各业实属要务。然欲达此目的，职业人材非常需要。故今后教育，应多举职业学校，以便培植职业人材……可以供社会之需求……使求学者有受职业教育之机会，则他日学业完成，至少有一技之长，就事自然比较容易”。① 因此，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统治基础，遏制势如潮涌的失业大军，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运用政府行政权力，采取多种措施对职业教育给予保护与支持。1931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各省市：“自本年度起应酌量情形，填办高初农工科职业学校，各县立中学逐渐改组织为职业学校或乡村师范，各普通中学一律设职业科目或附设职业科，各县市及私人呈请设立普通中学者，应分别督促或劝令改办农工等科职业学校。”② 同年，国民会议第五次大会，确定了教育设施案，注重生产教育，提倡设立职业学校。同年4月，教育部组织设立了职业教育设计委员会。1932年，国民政府公布了《职业学校法》。1933年，教育部公布了《职业学校规程》。以上法令法规的颁布实施，从法律、制度与政策等层面，为普及职业学校教育扫清了障碍。

在国民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下，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的职业学校教育得以迅速发展。据教育部统计，1928～1934年，全国职业学校数量呈递增趋势，特别是1933年，中央颁布中等学校设置标准，规定中学应占中等学校总数的40%，师范学校占25%，职业学校占35%。③ 1928～1934年，全国职业学校的发展情况，见表1。

由表1可知，从1928～1934年间，全国职业学校由149所增至330所，表明职业教育已获得了快速发展，社会成效较为显著。另有统计，1934年，全国有职业学校“省市立、县市立、私立三项共计372校，其中农业各科102校、工业122校、商业81校、家事39校，其他各科28校，尚有四川贵州宁夏三省未及呈报，故未列入。新疆西藏蒙古等省，尚未设立职业学校，亦未列入”④。这项调查数字进一步反映出职业教育的快速增长态势。

此外，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1928～1936年间，全国职业学校及学生数量除1931年与1932年学校及学生数有所回落外，其余年份均呈现上升趋势（见表2）。

尤其是在1932～1936年间，职业学校数增长近两倍，以每年50所的速度递增；学生数也增加一倍多，年均增长4000人。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中国的职业学校已取得了量的增长，而其培养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何呢？1935年，何清儒以13省市28所高级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为调查对象，结果显示：“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就业最少占21%，最多占93%，平均为72%；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就业最少占30%，最多92%，平均77%；初级工业职业学校学生就业最少占11%，最多占100%，平均为70%；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生就业最少占25%，最多占100%，平均为80%；初级商业职业学校学生就业者最少占20%，最多占100%，平均为57%；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最少占70%，最多占88%，平均为78%”。⑤ 以上各类职业学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4%。同年，金陵大学对6所农业职业学校的293名毕业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凡实地经营农业者只占6.8%，担任技术者占21.5%，升学及改途者占36.4%，无业及不详者占35.2%。”⑥ 可见，能获业的毕业生约占65%。由以上调查数据可知，职业学校毕业生能成功就业的居多数，进而避免把更多的青年学生推向失业，对缓解失业压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劳工教育：增强劳工就业本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国家主持的职业教育遍及全国各地，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实用型人才，拥有一技之长的毕业生在职场中成功获业的几率较高，减少了失业人数。又因劳工是失业人群的主体，为此，国民政府对劳工教育的重视程度尤为突出。所谓劳工教育，就是教育正从事劳动的和将要从事劳动的劳工以及劳工的子弟。1931年，实业部为谋求全国劳工教育的发展，会同教育部拟定了《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章程》，并于1931年5月12日公布。该章程规定：“本会为促进劳工教育增进工人知识而设……主要负责规划调查劳工教育状况及改进事项、拟定各项劳工教育及标准事项、筹议各种劳工教育之推行提倡事项、实业教育两部交议之劳工教育事项等。”⑦ 1932年2月，劳动教育设计委员会公布施行了《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24条》，该大纲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三种，凡农工商各界劳工均应受此种训练，责成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等负责完成之”⑧。随后，全国各地遵照劳工教育实施大纲，开始筹设劳工学校。

1932年，上海市“由政府倡办的劳工学校有13所；由各厂出资创办或工会筹设的劳工学校，如丝工子弟学校、华成工人子弟学校、瑞工人子弟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培基义务学校、申新第一小学校、中华工人子弟学校、申新劳工小学校等，共26所，总计培养学生1686人” ⑨。1932年6月，青岛市已设职工学校31班，人数为1678人⑩。其他地方情况大体类似，只是数量上存有差异。为进一步规范各地劳工教育，1935年1月，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公布《各市县劳工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该规程规定：“各省工业发达之市县由省政府令依本规程组织各该市县劳工教育委员会。各市县劳工教育委员会承主管官署之命，办理劳工教育实施之研究指导事项、劳工教育之规划协助及推行事项、劳工教育状况与失学劳工之调查统计事项、劳工教育之宣传编纂事项、主管官署交议劳工教育事项、其他关于劳工教育事项”[11] 。

以上关于劳工教育章程的颁布与劳工教育实践的推行，改进了劳工生产技能，使其对社会认知能力得以提升，降低了他们遭遇失业的几率。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减低了生产成本，使企业效益转好。不仅使资方从中受益颇多，而且也使在岗工人维持了原有的工作，还能吸纳一部分失业人员。

三、职业补习教育：提高在业者竞争力，避免失业

这一时期，职业学校教育与劳工教育已在全国推广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同时，为满足一般民众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实施职业补习教育。职业补习教育“可专为一班受过小学教育（或初级或高级）预备入职业界或已入职业界的青年，提供适宜的训练，既可增进他们的职业知能、文化学识，使他们在社会上能够谋经济生活的自立，还可以改良旧职业，创造新职业，为整个民族国家的经济谋发展”[12]。

1930年2月，上海市教育局决定创办职业补习学校，该局决定先举办三种：“第一，工人补习学校，由该局订定设施办法，就本市职工30人以上之工厂商店，先行设立；经费由厂店自行担负，课业由该局补助，一切规划指导，均由教育局主持。决定开办者，已有十余家。第二，商人补习学校，招收商店职工，授以商业上必需之知识，分国语、党义、统计学、广告学、消费合作组织法，简易英文商业会话等，先在府东街大行宫开设两处。第三，妇女补习学校，招收成年失学之妇女，灌输普通公民家政常识，及应用文字，使其得有相当之职业技能”。[13]可见，上海市已意识到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要性，并准备实施推行。遗憾的是，职业补习教育未被推广至全国。

到了1933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职业补习学校规程》，“通令各省市遵照办理，使已从事职业的职工和学徒，获得补充职业知能的机会，以增加工作效率；使志愿从事职业者，有受职业训练的机会，以便将来服务……各级学校得普遍设立，修业期限视地方情形和职业性质而定，分学期和学科制，学科分普通和职业两种前者占30%，后者70%，不发给毕业证书，奖励公私团体设立，以及以不收学费为原则等”[14] 。1935年，教育部又公布《短期职业训练班暂行办法》，“以训练某项业务技术的人员为目的，凡高级以上职校，各行政机关及私人或团体，都可附设或办理，训练期限为3个月至15个月，视职业性质而定，课程以技术学科为限……訓练期满发给技术学科学业成绩证明书”[15]。

自教育部先后颁布各种规程和办法后，全国各地已逐渐推行职业补习教育。不过，因师资、教材与经费的匮乏，真正切实推广的地方不多。鉴于此，1937年2月，教育部颁发《各省市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办法大纲》，令各省市遵照该大纲，办理职业补习学校。该大纲规定：“凡大学与农工商等专科校职业学校、乡村师范以及中学师范等有特殊劳作设备者，均应利用其原有之设备人才，尽力办理职业补习学校；大学及专科校，应举办高级职业初级补习班或短期职业训练班，对于已有职业者，予以高深学科之补习；各业职业团体均应与职业学校及其他相当学校合作利用学校之设备，举办与本业有关之职业补习学校或职业训练班。各级学校附设职业补习学校之科目，除应与学校设科同性质外，并应切实注意于当地之需要。”[16]按照此规定，1937年5月，江西省已设立11个职业补习班，共计10个行业，受教人数共1571人。[17]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教育部曾先后几次颁发推行职业补习教育的办法，有助于该教育在全国的推广实施，使许多劳动者能获得职业技能与知识，既能增强他们求业的竞争力，又可避免失业的发生。

四、职业指导：调剂人才供需关系

在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团体除采取职业学校教育、劳工教育与职业补习教育等方式外，还极力倡导职业指导以推广职业教育。职业指导主要负责指导青年升学、择业以及调剂人才供需关系。它成为学校与社会沟通的媒介，使教育能满足社会需求，社会得到有用人才，真正实现“学为所用”。基于职业指导在发展职业教育、就业与解决失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国民政府与民间组织积极提倡与开展职业指导。这最早始于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该社“专门以提倡研究实施职业教育为职志，尤以提倡职业指导为任务”[18] 。同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教育与职业》辟出“职业指导”专栏，对其加以宣传。随后，各地倡导职业指导的活动不断。1924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南京、武汉、济南等地举行“职业指导运动周”；1927年，成立上海职业指导所，此后两三年内，南京、镇江、吴县、无锡、嘉定、盛泽等县市也相继组织职业指导所。同时，各中等学校亦逐渐注重开展职业指导[19]。1927年9月10日，上海职业指导所成立，它除了指导择业、升学外，还办理介绍职业事务。“凡公私团体，欲雇用人才者，可托该所代为物色；个人欲谋职业者，可至该所登记，当为相机介绍。”[20]上海职业指导所，对求职者分门别类地进行登记，并及时公布用人信息，尽可能地为失业者再就业创造机会。当时，到该所委托招聘人才的用人方颇多，为待就业人员提供了难得的工作岗位。

1932年，淞沪抗战时期，上海职业指导所为上海市民维持会筹办职业指导股及办理难民收容所、职业指导实验院等，救济失业民众约1500余人，颇有成效。[21]

表3是1933年到上海职业指导所请求介绍及被介绍人数的统计表。从表中可知，不少失业者通过职业介绍所可谋得工作，暂缓失业危机。由此可见，上海职业指导所“自成立以来，颇著成效，各界各级人士，因该所的介绍而得职业者，颇不乏人，实在是职业介绍所中收效最大的机关”。[22]

1933年，政府鉴于职业指导的重要性，命各省设立专门职业指导机关。是年7月，教育部颁发《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方法大纲》，至此，职业指导实践在官方指导下全面展开。[23]1934年，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设立后，研究探讨高等学校中的职业指导问题。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努力，职业指导运动已深入社会，发挥其治理失业的功效。不过，受经济不景气，以及负责职业指导的教师与行政人员知识的贫乏与素质低下的影响，职业指导解决失业问题的社会功能受到了限制。1928年，据上海职业指导所统计，到该所的“求人者仅占求职者的7%，而成就者仅占求职者的12%，此种供求之现象，实由社会事业不振致之”[24]。作为东南巨埠的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职业指导机关不是停止工作，便是仅限于职业介绍。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国职业教育秉承“教育救国”的主旨，以国家倡导为主，社会办学为辅，“使一般劳工阶级，都能受过相当职业教育，获得职业上必须的知识技能”[25]。除此之外，南京国民政府还成立贫民借本处，向失业人员提供小额贷款，让他们自谋生路；为减轻失业给劳动者所带来的生活压力，政府、企业与社会各界也积极地提倡工人储蓄。这些治理失业的方法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再就业工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注释］

①亚灵.论发展职业教育与推广初等教育之重要［N］.申报，1934-04-01.

②张怀.我国的职业教育问题［J］.教育杂志，1937，27（1）：161.

③⑤⑥钟道赞.职业教育之最近现状［J］.教育杂志，1935， 25（11）：51，53，54.

④二十三年度全国职业教育统计［J］.教育杂志，1936，26（3）：132.

⑦南京国民政府实业教育部.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章程［J］.教育杂志，1931，23（6）：120.

⑧⑨⑩[21]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纂.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第3编）［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106，130-132，134，259.

教实两部会衔公布各市县劳工教委规程［J］.教育杂志，1936，2（1）：271-272.

[11]江问渔.职业补习教育的十种重要性［N］.申报，1936-04-01.

[12]举办职业补习学校［N］.民国日报（上海），1930-02-24.

[13]程时奎.职业补习教育的趋势和江西省实施的现状［J］.教育杂志，1937，27（5）：2，3.

[14][15][17]教育部订定推行职业补习教育［N］.申报，1937-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