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法说理范文（共5篇）
篇1：释法说理范文
大力推行讯问释法说理不断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
近年来，嘉禾县人民检察院在上级检察机关和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和社会各界的严格监督下，认真履行检察职能，依法依规办案，促使嘉禾的司法行为更为规范，维护了法律的威严，赢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尤其是侦查监督部门紧紧围绕《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的要求，创新工作思路，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出了讯问释法说理的新做法，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讯问释法说理，使4名拒不认罪的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使16名犯罪嫌疑人争取立功表现检举揭发同案犯罪嫌疑人，从中发现线索追捕漏犯9人，立案监督8件12人，使4名犯罪嫌疑人不受错误追诉。现将讯问释法说理的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讯问释法说理的实施背景
随着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原有的一些法律条文、司法解释、执法制度已不再适应司法现实的需要，执法要求和工作重点也需要作相应的调整。我们积极探索践行讯问释法说理，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与国际接轨注重人性化办案的需要。近年来，国际社会在舆论上越来越突出人权问题，司法领域又是体现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适应国际大环境，顺应我国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我国的法律法规已多次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我们推行讯问释法说理，正是顺应这一要求，实行人性化办案，使犯罪嫌疑人了解自己的犯罪情况及法律的相关规定，便于犯罪嫌疑人依法辩解，这就充分体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辩解权。被错误追诉的犯罪嫌疑人通过了解法律的相关规定，及时提出无罪抗 1
辩，使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错案，从而及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人性化办案也有利于促使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对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与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协作，深挖犯罪，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二是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效果的需要。释法说理工作旨在帮助犯罪嫌疑人了解其涉嫌犯罪的法定罪名、罪状、量刑标准及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等相关法律规定，使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促使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并争取立功表现，主动交待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检举结伙作案的同案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向侦查机关提供同案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藏匿地点及作案工具、赃款赃物去向等重要线索。以前，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虽然履行了告知义务，但仅限于基本权利义务，而犯罪嫌疑人普遍关心的其所涉嫌犯罪的法定罪名、罪状、量刑标准及如何能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等相关法律规定，忽视了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而没有知情权，辩解无从谈起，就无法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事实上，我们在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基本上都会提到他能判多少刑期，如何能从轻、减轻处罚等问题，希望我们给予解答。我们给予解答的，犯罪嫌疑人都会表示感谢，并在讯问中积极配合。现在，我们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以权利义务告知的形式进行释法说理，告知其所涉嫌罪名的量刑标准、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及立功条件等，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辩解权，促使犯罪嫌疑人积极配合讯问，或主动交代，或依法辩解，既规范了执法行为，又促进了执法效果。三是贯彻落实《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的需要。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在最高院第十一届检委会第52次会议通过的《检察机关执法工
作基本规范》。《基本规范》第四编第二十条明确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依法告知其诉讼权利和义务，认真听取其供述和辩解，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特别是发现的疑点，确定需要核实的问题。我们探索讯问释法说理的做法，就是对《执法规范》当中这条内容的诠释和延伸，也是依法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一个创新措施。类似的创新创优将在今后的执法工作中将会不断增多，以便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确保执法更规范效果更明显。总之，推行讯问释法说理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适应新形势下执法规范的要求，还推动了文明执法的进程，更有利于引导执法活动“重打击”向“打击与服务并重”的转变。
二、讯问释法说理的探索方式
讯问期间进行释法说理的做法在我市、我省乃至全国都属新鲜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搬可套。我们主要在三个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一是严格程序。释法说理工作以制作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的形式，根据案情需要，决定在讯问前或讯问后进行。主要按以下程序进行：讯问前制作告知书→犯罪嫌疑人阅览或讯问人员宣读告知书内容→如有疑问由讯问人员进行解释→犯罪嫌疑人在告知书上签字→讯问人员在告知书上签字。二是明确内容。释法说理顾名思义就是解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思想疏导，以理服人。我们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主要就是向犯罪嫌疑人说明其涉嫌犯罪的法定罪名、罪状、量刑标准及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等相关法律规定，并从家庭环境、今后的人生、我国的法律政策等多方面进行析理规劝。当然，每个案子的释法说理内容不一定完全相同，可根据案情和实际情况突出重点。三是因案施策。在开展释法说理工作时，要根据具体案情找准突破口，选取、宣讲紧密相关的法律知识，施以针对性强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多措并举，各个攻破，提高办案效率。如涉嫌盗窃罪的犯罪嫌疑人邹小敬，在县中医院行窃后逃跑被当场抓获，公安机关多次讯问拒不认罪，报捕后，我们在仔细审阅案卷的基础上因案施策，找准了突破口，讯问时通过详细的法律解说和政策攻心，迅速解除了犯罪嫌疑人邹小敬的心理防线，如实供述其盗窃犯罪事实。
三、讯问释法说理的初步成效
实践证明，讯问期间采取释法说理的做法是顺应执法要求，是有利有效的工作创新。从试行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效果。一是法律效果。讯问期间进行释法说理不仅把有关法律知识充分运用到了具体的办案当中，还彰显了法律的威严，有效打击各类犯罪行为。如我们在审查雷衍聪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时，发现犯罪嫌疑人雷衍聪有意隐瞒同案犯罪嫌疑人，只供述了该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外号，未供述其真实姓名，于是我们在讯问中对犯罪嫌疑人雷衍聪进行释法说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犯罪嫌疑人雷衍聪在强大的法律攻势下如实供述了同案犯罪嫌疑人雷有亮积极参与犯罪系该案首要分子的事实，我们据此进行立案监督，公安机关随即对雷有亮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进行了立案侦查。二是社会效果。通过释法说理，有罪的嫌疑犯会认罪伏法，接受法律的惩罚，使打击犯罪这个社会效果得到充分体现。通过释法说理，无罪的嫌疑犯会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接受再次教育，使宣传法律这个社会效果得到进一步加强。如在审查李太发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和钟锐坤、廖志华、唐仁军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中，我们通过讯问向他们解说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成要件和说理教育后，两案四名嫌疑人明白了自己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也属违法，应受到相应处罚。这次释法说理不仅维护了四位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还使他们学到了不少法律知识。三是办案效果。办理每个刑事案件都要经过一个较复杂的程序，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尤其在侦查、审查环节是最关键。一个案件是否办得扎实有效将直接影响到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而我们在讯问期间进行释法说理，可以促使犯罪嫌疑人积极配合、检举揭发。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提高办案效率，还有可能益于其他相关案件的侦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讯问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犯罪嫌疑人雷祥龙时，经释法说理，犯罪嫌疑人雷祥龙积极争取立功表现，主动交待了同案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和藏匿地点，促使同案犯罪嫌疑人雷义军回家投案自首。如没有犯罪嫌疑人雷祥龙的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罪嫌疑人不知道还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
综上所述，在讯问期间推行释法说理的做法，是有意义、有条件、有成效的。但现在还在探索阶段，有些地方想得还不周到，我们将在今后的办案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提升，让这一创举形成制度实行下去，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
郴州市嘉禾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
2011年11月6日
篇2：释法说理范文
时间：2011-07-22 点击: 次 收藏 进入社区
近年来，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检察院积极探索新机制、新途径，深入推行公诉环节释法说理工作，有效提高了处置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2009年6月至今，共发现案中矛盾线索60余条，接待涉案人员90余人次，化解矛盾31个，引导群众进行合理诉求20余次，取得了明显成效。腐败
一、完善制度，强化责任，规范说理工作。制定刑事检察活动中加强说理工作制度，有效保障审查起诉阶段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益，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明确说理主体。主要由办理案件的承办人释法说理。对疑难复杂案件、有重大影响案件，公诉部门负责人及分管副检察长应当亲自释法说理。二是明确说理对象范围。包括与案件相关的专门机关和所有诉讼参与人。专门机关包括侦查机关、法院及相关行政机关。通过向专门机关告知，充分行使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通过向诉讼参与人告知，保障其相关诉讼权 江北检察院硬措施监督减刑假释
荆楚网消息(湖北日报)“该犯最后一次表扬是在2009年二季度获得，自去年三季度到今年一季度，该犯再也没有获得表扬，其思想改造不稳定，不能自始至终地积极服刑改造，并且该犯原判犯罪情节恶劣，寻衅滋事30余起，系主犯，建议法庭从严审核是否予以假释。”这是7月22日，荆州市江北地区检察院驻监检察官对罪犯佘某发表的法律监督意见。
江北检察院一查罪犯档案，二查服刑罪犯的改造表现，三查罪犯日常考核记录，驻监检察官定期和服刑罪犯谈话，和监区管教干警谈话，和监狱狱政、狱侦、教育、生活等科室干警座谈，有效保障了减刑假释公开、公平、公正。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该院监督减刑648人，监督假释108人，监督保外就医157人，发现监管单位提请减刑假释不当18人，法院裁定减刑、假释不当4人，提出纠正意见16人，已纠正14人。（余大伟 周萍）龙口市检察院“释法说理”提升检察工作质量
胶东在线网5月6日讯(通讯员 鸿起)2009年以来，龙口市检察院以法律文书“说理性改革”为契机，将释法说理贯穿到民行检察工作始终，提升民行检察办案质量。
(一)加大办理息诉案件的说理。在不受理、不立案、不提请抗诉等法律文书中，针对申诉理由，进行回应论证，针对被申诉人的意见及法院判决理由进行充分分析说理，对案件争议的焦点进行全方位的论证，以理服人，将案件说准说透，使当事人心服口服，彻底息诉。2009年，上述工作共息访息诉8件。
(二)加大办理执行和解案件的说理。当事人发生纠纷或冲突后，案件通过一审、发回重审等程序后，再到检察机关申诉，双方都感到心力交瘁，为尽快尽早实现自已的诉求，有可能会作出合理让步，从而较快实现和保障自已的利益。该院民行检察工作人员在办案中加大和解工作力度，洞悉双方当事人心理，进行释法说理，促成双方和解，既有利于纠纷就地解决，也使部分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案件避免通过抗诉程序进行监督、纠正。既达到了监督的目的，也使案件通过调解达到案结事了。
(三)加大对民行法律文书的说理。通过对民行法律文书“理由”的准确阐述，展现法律的精神力量和理性光芒，使法律监督充满活力与权威，使抽象的社会公平正义在个案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通过说理，有效地将一部分理由不充分，事实基础、法律依据和法理支持不充足的案件筛滤、阻却在提抗或建议提抗之外，使办案力量主要集中于合格案件的办理上，进一步提高案件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减少有限司法资源的浪费。
(四)在再审检察建议书中，通过对证据采信、法律精髓含义的论证说理，更清晰、更准确、更条理地向人民法院表明再审建议观点，增强观点的说服力、公信力，有利于地提高再审改判率。庄鸿起 太仓市检察院深化释法说理工作提升群众工作能力
作者：余建果 来源：湖南改革网 更新时间:2011-09-23 09:09:54 点击次数: 429 【打印】 【关闭】 太仓市检察院始终坚持执法为民宗旨，立足检察职能不断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释法说理工作机制，既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又有力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据悉，该院改变“以案说案、就案办案”的传统模式，通过强化案前防范、强化案中释法、强化案后息诉，将释理说法工作贯穿执法办案的全过程，不仅更加完善了对不捕、不诉案件的答疑说理制度，而且还在自侦、民行、控申、监所、案管等业务部门广泛探索，推行释法说理工作制度，实现了释法说理全覆盖，对可能引发涉检信访的案件或事件，统一进行风险评估，做到了潜在问题及时发现，发现问题尽早妥处，切实提高了法律监督效果。近年来该院始终保持着息访息诉率达到100％、检察环节越级访或赴省进京访为零的良好记录。
同时该院还将释法说理工作从过去主要针对犯罪嫌疑人、案件当事人、证人开展，向侦查、审判机关及监管部门、其他法律工作者、发案单位等拓展，进一步提高了执法办案的透明度和认同感，确保执法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针对办理不起诉、不抗诉案件的过程中，当事人因不了解法律的具体规定或不明白司法操作规程而产生的存在抵触心理，案件承办人在向当事人进行口头、书面说理的同时，也将不起诉、不抗诉的理由向代理律师详细说明，请代理律师向当事人分析、解释相关不起诉、不抗诉决定，并向该律师跟进了解案件的处理情况，确保案结事了。该院对出具的《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提出明确要求，必须要有鲜明的说理性，突出事实依据、阐明事理原由、讲清法理道理，增强与侦查机关、审判机关之间的沟通理解，保障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同时该院坚持“办理一案，分析一类，关注一片”的宗旨，积极采取与有关部门进行座谈、走访发案单位、深入企业、学校、社区开展法制宣传等形式，通过案例宣传、法律普及以及对案件相关人员、相近人群进行“释法说理”，组织开展未成年人犯罪帮教等活动，使人民群众、案件当事人从具体案件和事实中认识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提升了“释法说理”的感染力、影响力。
“释法说理一张纸，法言法语几句话”。这种简单化的做法虽然没有任何不妥，但是效果却不够理想。要使“释法说理”工作起作用，关键在于“听得进”、“听得懂”，为此，该院以参与电台节目、举办宣传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以案释法，并在宣传、解读政策、法律过程中，注重运用平民化、生活化的语言，使法律知识与群众身边人、身边事紧密结合，使“释法说理”更具生活性，更易被群众接受。为此该院在法制宣传中制作了法律漫画主题宣传 手册、开展“犯罪账本”展示活动，比如对盗窃犯罪的直接损失用“判处刑罚+并处罚金+收缴违法所得”，间接损失用“劳动报酬+名誉损失+再就业困难”来表现，使群众更能理解法律、明白事理，拉近了检民距离，有效提升了说理效果。为此方便人民群众更好地知晓了解法律，该院在门户网站设置“释法说理一点通”平台，群众可以随时登陆该平台，与检察长或检察官进行交流，有效增强了检察机关“释法说理”的灵活性。此外，还设立了阳光检察大厅、远程网络视频接待、特定法律咨询点等，通过多种窗口使“释法说理”成为服务群众、提升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的重要举措。针对该市外企众多的客观情况，在案件办理中设置了双语释法说理机制，在办好案件的同时，深入普及我国的法律法规，协助解决外企法律理解及适用难题，有效化解外企与就业人员社会矛盾。(余建果)云南开远铁路运输检察院释法说理有效化解矛盾
时间：2011-05-19 13:11 作者：刘德安
新闻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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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云南省开远铁路运输检察院坚持“执法为民”理念，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公诉工作全过程，通过量刑建议、耐心疏导，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取得了好效果。
认真做好量刑建议工作，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化解社会矛盾。在办理被告人李虹武重大责任事故一案中，该院鉴于被告人李虹武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各种费用363076元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具有一定悔罪表现等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向法院提出了“对李虹武减轻处罚，判处管制6个月到1年零6个月”量刑建议。法院采纳了该院的量刑建议，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李虹武管制1年。宣判后，被告人李虹武认罪服判，被害人家属亦未提出异议，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耐心细致开展释法说理工作，帮助被告人消除对法律的误解，理顺情绪，减少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在被告人段云彪、佘俊破坏交通设施一案中，曾有两次犯罪前科、对法律一知半解的段云彪提出了“自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了铁路交通设施电缆线盒、机车地面感应器、轨距拉杆，对其行为，应定盗窃罪，而不应定破坏交通设施罪”的辩解，对执法机关对其认定的“破坏交通设施罪”不服。该院在办理此案中，公诉人员针对其辩解，利用提审讯问、出庭公诉的机会，耐心细致地向段云彪开展了释法说理，明确指出：“被告人段云彪、佘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了秘密窃取铁路交通设施机车地面感应器、轨距拉杆的行为，足以使列车因被毁坏而发生倾覆危险，同时具备盗窃罪和破坏交通设施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这种行为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对此情形不实行数罪并罚，而应按照处罚较重的破坏交通设施罪定罪处罚。”经过公诉人的释法，被告人段云彪消除了对法律的认识错误，理顺了情绪，表示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践行“执法为民”理念，防止因执法办案产生新的社会矛盾。该院在办理被告人崔天旭、张红飞破坏交通设施一案中，为保障未成年人权利，依法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张某某到场。在讯问结束时，张某某向办案人员提出了“想借100元钱做回家路费；希望执法机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给予照顾，少让我来回奔波”的要求。听了张永富的诉说，办案人员觉得张某某的要求有理，便立即借给其100元钱，帮助其回家。在对该案提起公诉时，该院建议法院充分考虑被告人张红飞家庭经济困难的实际，在送达起诉书、判决书等执法办案环节采取灵活措施予以照顾，避免因执法办案给其家庭造成新的困难。法院采纳了检察院建议，主动找到张红飞送达起诉书、告知诉讼权利，避免其来回奔波而产生新的经济负担。检察机关的做法，赢得了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尊重和理解，保证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文/记者 刘德安）南昌市东湖区检察院“五个坚持”强化释法说理工作 2011-8-19 来源：江西政法网
近年来，东湖区检察院始终将推进释法说理工作作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不断强化工作措施，努力做到“五个坚持”，使释法说理工作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实现了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去年以来，该院共对56件不予批准逮捕、58件不予起诉的刑事案件开展了释法说理工作，通过深入细致的释法说理，件件都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理解，没有发生一起涉检信访事件。
坚持向前延伸，超前开展释法说理。在执法实践中，该院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洞悉案件以外的隐患，超前开展“释法说理”工作，把不稳定、不安全、可能诱发的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对于存在上访隐患的案件，该院要求承办人员及时与控申部门沟通，做好预警预案。如在办理一起非法拘禁案件过程中，被害人伤情为轻微伤，但是被害人家属强烈要求严惩全部参与人员并索要高额赔偿，具有上访隐患，由于涉案人员中有两人情节轻微，明显不构成犯罪，承办人员在正式受理前，与控申部门一道，主动与被害人家属联系，向其解释相关法律规定，最终使其放弃了上访的念头，该案件也得到了公正的处理。
坚持点面结合，重点进行释法说理。在释法说理工作中，该院突出重点，抓好与人民群众有迫切需要的工作环节。在不捕、不诉、不予抗诉等容易引起当事人误解的阶段重点开展释法说理，通过释法说理消除误解，息诉罢诉；在释法说理工作的个案上，以疑难、有争议的案件为重点，以切身利益与检察处理决定直接或密切相关的人员为重点，尤其是对已作出不捕、不诉或不予抗诉决定案件中的申诉人，作为释法说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刑事和解案件办结后，进一步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如在办理王某某故意伤害案时，因双方当事人为多年邻居，都有和解意愿，承办人考虑到办案的社会效果，启动了刑事和解机制，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两次面对面沟通协调的机会，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事后，承办人又及时找到双方当事人，引导、督促加害方及时兑现和落实协议事项，防止因协议落实不到位而造成当事人双方事后反复，引发其他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
坚持向后延伸，注重释法说理实效。该院始终坚持将“释法说理”向案后延伸，更加注重释法说理的效果，促进执法办案由“案结了事”向“案结事了人和”的根本性转变。在处理“上访老户”信访案件时，该院坚持在案结后以“跟踪回访”的方式开展“释法说理”，及时消除残留在上访人心中的“再上访”念头，真正实现息诉罢访。如在办理某过失致人死亡案时，因被害方在侦查阶段就曾到公安机关上访，索要高额赔偿，否则就要求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该院受案后，及时启动了信访预警，承办人多次与被害方进行沟通，积极引导，为双方 当事人提供民事和解的机会，最终双方达成和解，此案也顺利地移送到法院审理，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坚持建章立制，规范释法说理机制。结合实际，该院积极建立健全了《刑事和解规范化实施细则》、《不批捕、不起诉答疑说理制度》等，建立健全了未成年人办案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批捕、公诉环节的“释法说理”工作，与法院联合出台了《量刑建议纳入庭审程序实施细则》，将“释法说理”向庭审活动延伸，同时，认真贯彻执行《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不断增强检察建议的“释法说理”作用，通过出台各项制度，不断规范了“释法说理”工作。
坚持贴近群众，确保释法说理深入民心。一是注重真情感化。对一些感情用事、情绪偏激的犯罪嫌疑人，在“释法说理”过程中从关心帮助、诚心爱护的角度出发，运用感情疏导、情绪引导、说服感化，促使其迷途知返、重归正道。二是注重亲情转化。在办案中，对极个别蛮不讲理、软硬不吃的“犟头户”，不搞“正面进攻”，而是采取“迂回战术”，通过调动其亲戚家属的亲情力量对其开展“释法说理”，最终解决问题。三是注重释法技巧。该院十分重视“释法说理”的技巧，利用送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等机会，通过上法制课、散发法律宣传资料等形式，采取法律解读法、案例类比法、换位思考法、逻辑推理法等方法，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法律解释清楚、把道理讲解透彻，使群众能够接受，愿意接受。（洪放、万蓉兰）蓬莱市检察院：采取“三个结合”确保释法说理工作取得实效 来源：祖国平安山东新闻网 时间：2009-12-6 18:11: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祖国平安山东新闻网12月6日讯（通讯员 谢军 史爽英）近年来，蓬莱市人民检察院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出发, 深入推行释法说理制度。在强化对各种法律文书的释法说理工作，认真解释答复当事人的疑问和异议的同时，积极探索释法说理的新途径，增强了当事人对案件处理过程及结果的接受度和满意度，有力的化解了社会矛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将不起诉说理与公开听证、检察官寄语相结合
不起诉公开听证指对拟做存疑不起诉的案件，在做出明确决定之前，充分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听取侦查机关意见，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意见，将定纷止争工作提前到不起诉决定作出前，确保不起诉说理取得实际效果。
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在宣布不起诉决定时，撰写检察官寄语或赠送格言，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教育被不起诉人，以避免其再次犯罪。如在对未成年人陈某某盗窃一案做出不起诉决定后，检察长专门赠言“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不同程度地遇到各种挫折，有的人甚至可能会违法犯罪，但跨越障碍，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明天将更加美好”，以勉励被不起诉人。对于朱某某故意伤害一案做出不起诉决定后，向其赠送格言“邻里相处和为贵，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时时提醒被不起诉人遵纪守法。
二、将不抗诉说理与现场答疑、心理疏导相结合不仅要做好不抗诉的说理工作，而且要将不抗诉答复与现场析法说理相结合。用心聆听当事人提出的各种疑问，找到当事人的“心结”。对当事人的心理进行疏导，耐心讲解法院认定事实、采信证据的理由，出示法院类似案件的判例，解开其“心结”。如该院提起公诉的王某某故意伤害一案，王某某全部供述了犯罪事实，并全额赔偿被害人损失。法院依法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而受害人李某认为该判决认定王某某具有自首情节错误，适用缓刑不当，要求该院提起抗诉。李某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办案的检察官注重人文关怀，耐心的与其沟通，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抚慰，待其情绪稳定后，运用通俗的语言，为其讲解法律，分析证据，还出示以往故意伤害案件的判例，细致严谨的证明了判决的合理、合法性。最终，受害人认为检察机关的解释合情合理，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检察机关的决定，当即表示愿意服判息诉。
三、将退回补充侦查与主动沟通协调相结合
审查起诉过程中对拟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他们不是简单的一张退查决定书退回了事，而是主动与公安机关沟通，并且沟通过程中做到提前沟通、全面沟通、多方沟通。提前沟通就是在作出退查决定前，部门负责人与办案部门负责人进行沟通，阐明案件在哪些方面证据不足，并指出侦查方向，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提供便利；全面沟通就是承办人前去公安机关就退查原因及需要补查的问题当面与公安机关办案人交谈，使公安机关办案人全面了解退查的具体原因，同时认真听取公安机关的意见，以期达成共识；多方沟通就是对于第一次补充侦查后证据仍不充分的案件，通过召开由分管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取得分管领导的理解与支持，让侦查机关心服口服。
篇3：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之浅见
一、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意义
检察法律文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其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释法说理,就是检察机关对自身法律监督行为进行法律解释、举证说明、以理服人的过程。因此,在检察法律文书中加强释法说理对于检察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释法说理是司法活动的规律和内在要求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各级检察机关在依法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会大量制作和使用检察法律文书。检察法律文书,是各级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重要文字凭证,是保证法律事实的重要工具,是办理案件的客观记录。好的法律文书,对于依法惩治犯罪、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法律文书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重要载体,而检察权作为国家司法权,要释法说理,要尊重并保障有关诉讼参加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是司法活动的重要体现。
(二)在检察法律文书中进行释法说理,也将使得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威信进一步增强
检察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提出的建议必须以社会的理解、接受和认同为归宿,否则,失去民众支持,这些决定、建议便会失去存在的根基,无法取得实效。细节成就完美。通过加强释法说理,检察法律文书可以成为翔实的说理论文,成为普通公民可以用来学习的法律教材。如果检察法律文书说理透彻、分析精辟、语言精当、法情交融,使人有如“与看好诗词一样悦心”的感觉,那么,在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化解矛盾、教育当事人及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等方面,一定会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自身的执法质量是开展法律监督的重要前提。加强释法说理,可以使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建立在充分论证和缜密思考的基础上,保证法律监督工作具有充分的、正当的理由。从这个角度看,加强释法说理,规范检察法律文书是落实高检院“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有效途径。释法说理的加强,不仅能有力地促进办案质量的提高,还将通过良好的执法效果,取信于民,在社会上巩固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增强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三)在检察法律文书中进行释法说理,是检务公开的要求,是防止检察权被滥用、促进诉讼和谐的有效途径
检察权与其他任何一种公权力一样,同样存在被滥用的危险和可能性。为了避免检察权被滥用,要求检察机关在进行法律监督工作时加强释法说理工作,提出并落实有关释法说理的基本要求,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降低检察机关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等不良现象的几率,这也体现了检务公开的要求。另外,检察法律文书的释法说理工作通过以透明、公开的方式透彻、充分的说理,增进当事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提高当事人对事实和法律的认识,以理服人,和平息讼,促进检察机关与当事人、检察机关与其他办案单位以及检察机关之间的相互理解,有利于促进和谐诉讼,有效防止上访、缠讼等现象的发生。
(四)在检察法律文书中进行释法说理,是提高检察人员素质的重要渠道
要做到充分的释法说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是对检察人员素质的全面考验,只有具备过硬的归纳事实能力、全面分析证据能力、法律适用能力、运用政策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才能胜任;可以说释法说理工作是检验检察人员法律功底的工具之一。检察人员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不断充实自己,才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故释法说理工作也是推动检察人员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的动力和重要渠道。
二、目前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概况及缺陷
(一)检察法律文书基本无说理
即便有说理,也是高度概括,没有针对性,缺乏逻辑性,采信度不高,无法做到以理服人。表现有多种:(1)文书内容要素不齐全,遗漏必须列举和分析的证据材料内容;(2)画蛇添足,将与案件处理无关的事实和所谓的理由予以罗列;(3)说理层次混乱,条理不明,造成漫无中心,甚至令人不知所云;(4)说理程式化,“一句式”说理,该重点阐述时却浅尝辄止,或理由缺乏针对性,实际上就等于没有进行司法说理;(5)文书写作风格不当,冗长烦琐或者过于简洁,让人难以把握,或者遣词造句和使用概念不准确。
(二)文书形式僵化,千篇一律
不可否认,现行的检察法律文书繁简不分,不管哪类案件,也不管具体案件具体情况,要么高度概括,要么不分巨细,使得办案人员在司法实践中不得要领,无所适从,严重影响司法的公信力。
(三)文书制作不标准
即便是在填充式文书中,也存在填写不规范、不完整等常规性错误。填充文书太随意。检察机关现行159种文书格式中,除刑事起诉书、民行抗诉书等十余种法律文书外,90%以上均为填充式文书,承办人员只须援引法条,填写当事人概况、案件性质等要素即可制作完成。填充式文书结构过于简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文化需求已不相适应。而且,即便是在填充式法律文书中,也存在诸多问题:(1)填写文书不完整,包括填写法律文书缺项漏项突出、引用法律条文不准确、适用对象和范围不正确等错误。(2)填写文书不规范,包括日期、法律条文、文书编号等项目的书写不规范等一般公文写作中的常见错误。
三、改进办法
(一)改革检察法律文书,提高叙述式文书的比例
检察法律文书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重要载体,检察法律文书在形式上可以划分为填充式和叙述式文书两种。但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法律文书格式来看,填充式法律文书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达到90%以上。而叙述式法律文书所占比例不到10%。这严重影响到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工作的开展。在法律文书中进行说理,就必须给释法说理留出一定的空间,而填充式检察文书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叙述时法律文书才有可能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分析、行为定性和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详细、深入的阐述。故笔者建议,在检察法律文书中提高叙述式法律文书的比例,对须要释法说理的文书尽可能制作叙述式文书。
(二)规范检察法律文书及说明文件的内容
检察法律文书增加释疑说理内容,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有所遵循,要讲究格式规范。在现今填充式检察文书占据大半壁江山的情况下,另附说明文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如何制作说明文件,说明文件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对于不同的法律文书是否适用相同的说理格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亟待规范的问题,都应该通过规范来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些形式上的要件,释疑说理工作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
(三)培植检察人员正确的司法理念,增强释法说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事在人为,一切工作都是需要靠人的行为去完成。检察法律文书的释法说理工作只有通过检察人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才能完成。必须要强化全体检察人员的说理意识。缺乏说理意识,就无法加强说理。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培植检察人员正确的司法理念,促使他们树立以“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司法理念,使每位检察人员有司法为民、程序正义、以人为本的意识,杜绝特权思想、霸道思想,在工作中以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务实的作风,认真对待群众诉求,文明执法,依法正确行使职权,维护法律尊严。同时要有落实检务公开,增强工作透明度的意识,将合理范围的法律监督过程自觉置于群体的视线中,主动、自觉说理,以此加强自我监督,规范检察司法行为。
摘要：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是当前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它充分反映了司法活动的规律和内在要求,是检察公开原则的具体体现,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提高检察人员的素质、规制检察权的行使。但由于该项机制实施时间不长,存在如说理不透彻、文书形式化、文书制作不标准等诸多问题。因此,要通过提高叙述式文书的比例、规范文书及说明文件的内容、增强检察人员说理主动性和自觉性等方式,来进一步完善该项机制。
篇4：“释法说理四贴近”化解民事案件
一是情感贴近法。对情绪偏激的当事人，运用感情疏导、情绪引导、说服感化；对极个别蛮不讲理、软硬不吃的当事人采取“迂回战术”，通过调动其亲友的亲情力量对其开展“释法说理”，最终解决问题。
二是语言贴近法。少讲法言法语，多说群众语言。在宣传政策、法律过程中，注重运用本土化的语言，深入浅出、化繁为简，使群众听得懂。方式贴近法。采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讲解法律原则、条文，使之晓以利害；
三是“算账”明理法，针对具体案情，从误工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和个人声誉、家庭环境等负面影响，使当事人通过这些简单明了的方式理解法律、明白事理；案例类比法，注重运用类似案例“释法说理”，使其从具体案件和事实中认识到息诉和解的意义。
篇5：浅析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
关键词: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必要性;现状;途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6—0151—02
一、增强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必要性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履行各项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检察机关只有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大局,为改革和发展服务,为解决和改善民生服务,检察工作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的拥护。强化并不断提高检察法律文书说理性正是集中体现和不断提高检察监督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1.检察法律文书说理有利于实现法律监督过程的正当化。司法程序发展到今天演化成一套精密的规则,其核心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展开纠纷双方的平等对话。通过给当事人一个说理和参与决定的机会以及裁判者对决定的说理,这一决定因为过程的公正获得充分的正当性。
2.加强检察法律文书的说理工作,是法律监督机关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在诉讼活动和法律监督过程中,“谁来监督监督者”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加强检察法律文书的说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监督机关的自我约束,更是接受群众监督的一种他律的方式。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检察机关以理服人、以身正人,既是接受公众的监督,也是司法为民的集中体现。
二、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现状
目前,在检察法律文书的制作中,说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不足:
1.忽视检察文书中的说理作用。表现在:一是控申部门或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对案件的当事人提出的申诉主张经审查认为不成立时,在制作相关息诉方面检察文书时仅仅是直接作出不予支持的意见,未进一步说明不予支持的理由;二是侦查监督部门办理不批准逮捕案件撰写不批准逮捕文书时,公诉部门在办理不起诉案件撰写不起诉书时,只写不构成犯罪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向公安机关和被害人叙述为什么不构成犯罪或为什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是在事实认定方面,叙述公式化,具体性不足。四是在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时,只写几条提纲式的退查提纲,没有写明为什么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这些证据。由于没有在相关检察文书中说理,使公安机关或当事人对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产生疑虑和抵触。
2.虽有说理,但不够充分,没有针对性。一是公诉部门或侦查监督部门在制作起诉书或审查逮捕意见书时,在证据列举方面,列举形式化,针对性不足。二是在适用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方面,没有叙述为什么要适用该条法律,而是写该犯罪嫌疑人之行为符合某法律某条。三是在处理结论方面,内容简单化,说理性不足。
3.说理不准确,逻辑性差。主要表现在:一是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的疑难案件的审查报告中大量存在为说理而说理,说理的内容与被说理的对象联系不紧密,逻辑性不强。二是在制作检察文书时对争议焦点在适用法律方面的案件,却着力于对事实认定的说理,对所采用的证据有争议的却在采用的法条方面大加议论;还有的由于说理不严谨,造成与文书的叙事、说理和拟处理建议之间相互矛盾,造成说理脱离所认定的事实,文书主文与说理相冲突,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出现。
4.说理不到位,“有理不成理”。一是公诉部门的检察人员出庭公诉时,对疑难案件没有认真制作公诉词,在向法官阐述对案件定性在重大影响的证据时,没有谈深谈透,致使法院没有采信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造成一些案件被法院判无罪。二是检察人员在制作刑事抗诉文书和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检察人员在制作提请抗诉文书时,没有把理“说”到位。
5.说理用语不规范。主要表现在语句不通,用词不当,错字、漏字、多字、错用标点符号等语法毛病较为普遍,有的还采用地方语言,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甚至有使用俚语而又不是为了特别叙述需要的等等,影响了说理的效果。
三、增强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途径
1.提高检察干警的职业素质,培养良好的法律思维。审查案件的过程既是一个归纳分析推理的思辨过程,又是一个发现证据缺陷、事实模糊以及定性不准等问题的过程,只有通过复杂的逻辑思维,详加论证,才能把案件审查清楚,提出符合法律要求的处理意见,以保证案件质量。所以首先检察干警要具备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具备综合归纳、全面分析、科学判断能力,具备把握复杂的案情和法律关系、多样性的案件特征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应建立在对法理和政策的深刻理解、对社会的广泛了解、对人心理的透彻把握基础上的真知灼見。其次,这种思维能力还应是按照法理和法律规则进行的思维。法律工作者应该从法理、法律精神、社会现实情况等多方面考虑案件,他们的法治视野以及法律适用的思考应该有别于普通公众,要符合司法工作的基本要求,不能脱离法理和法律,甚至违背人情和公理去考虑问题。最后,还要具备演绎、归纳、论证、说理的文字功底,将思维活动的过程能以规范的法律用语,简捷的文字方式,论证讲理的方式在法律文书或口头中条理清楚的表达出来,以显示“看得见的公正”。因此,只有提高检察干警的司法实务水平和法律职业素质,才能适应释法说理制度的需要。
2.探索法律文书改革,将填充式文书规范成说理式文书。检察文书是“微缩的法治”,一份论证严谨充分的检察法律文书,不仅是呈现检察工作成效的优质“窗口”,更是体现检察机关公信力和权威性的重要载体。现行的法律文书多为填充格式,承办人员只需援引法条,填写当事人概况、案件性质等要素即可制作完成,无需作任何分析论证,虽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但也存在无法反映法律事实发生的全部过程,禁锢了检察官的判断力和主观能动性等问题,难以充分体现检察机关客观公正履职的形象,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文化需求已不相适应。在当前健全检察机关决定事项的释法说理制度的呼声下,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增强法律文书的说理性,寻求统一规范操作与灵活个性发展的最佳平衡点,就是迫在眉睫的与时俱进的改革。采用说理式法律文书,详细阐述理由和依据,尤其是力求让当事人了解和理解繁杂的法律规定和深奥的执法原则,让当事人不仅知道结果,还知道“为什么”。当事人知悉了人民检察院办案的依据和理由,也不再反复找办案人员要求解释,不再怀疑办案人员处理案件的随意性和暗箱操作,既减少了有关部门上访的压力,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实质上还是提高了检察机关的工作效率,也规范了办案人员办案的行为,增强了办案人员的责任心。同时展现在社会和公众面前的是一份让人信服、公正、具有司法权威的法律文书,真正提高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实现司法为民、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目的。
3.寻求说理形式的多样化,将法理融入文书,将情理表达于口头,刚柔相济。对作出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刑事不立案、不批准逮捕和不支持抗诉等决定时,应因案制宜,制作相应的说明书,如《退回补充侦查说明书》、《建议撤回移送审查起诉理由说明书》、《不起诉决定理由说明书》、《建议撤回抗诉理由说明书》、《不批准逮捕案件理由论证书》等,要在全面剖析案情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争议焦点展开,充分论证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观点而不采取其他的观点,既要阐述所采纳观点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也要揭露和驳斥相关观点的谬误,有立有驳,令人信服,增进国家机关在办案中的理解、沟通和配合。对当事人提出的赔偿申请、要求立案、请求抗诉等诉讼请求,经审查认为不符合条件的,在答复的文书中,除事实、证据的分析外,还寓情于其中,恰当地表达关怀、期望、谴责、鼓励等感性因素,可以充分体现司法文书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取得最佳的说理效果。另外,还宜兼采用口头答疑,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以心理疏导为主,以理说法,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深入案发地,会同当地党委、政府和调解机构等共同进行劝解、调解;也可分别邀请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属到检察机关单独进行劝解、调解,积极开展刑事和解等方法,缩短检察机关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以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