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图书馆去作文

到图书馆去作文（精选14篇）

篇1：到图书馆去作文

到图书馆去五年级作文

在一次假期里，爸爸妈妈带我和弟弟们一起到知识的宝库——北角图书馆借阅图书。我们都想借一些有趣又有益的图书来看，以充实假期生活。

图书馆位于百福道的北角市场上面，地方十分宽敞，真是阅读的好地方!进人大门，触目皆是借阅图书的市民，但这里环境十分安静。图书馆分为成人部、儿童部和报刊部，存放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图书和报刊，可说是包罗万象、多不胜数呢。图书都是整整齐齐地分类排列，放在一行行的书架上。例如：名人故事、成语故事、新诗、科学幻想小说、连环图画、民间传说故事等等。在图书馆里，每个人都坐在椅子上安安静静地阅读图书和报刊。在借阅和归还书籍时，人人都很有秩序地办理手续。

星期六的时候，图书馆还有一些有卡通人物的.填色纸，让小朋友填上美丽鲜艳的颜色。如果填得好，还会贴在壁报上让别的小朋友欣赏。

市区内还有很多图书馆，政府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去建造这些图书馆供给市民们阅读书籍。阅读的好处很多，它可以帮助我们丰富知识。小朋友，让我们一起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吧!

篇2：到图书馆去作文

4月17日下午，由弘德书院主办、弘德书院学生会组织培训部承办的《用光的速度到图书馆去—共享资源、获取财富、成就人生》主题讲座胜利召开。本次讲座邀请了潍坊学院图书馆馆长耿建民教授，旨在帮助同学高速度、高质量的运用电子图书资源，提升阅读效率。

到大学里读什么？这个耿建民教授对学生的第一个提问。专业知识、做人的态度、卓越的管理能力构成了学生学习和了解的全部内容。读大学有利于就业而不止于就业，只有抛空一切杂念，认真读大学才能培养自己的意志力，自信力，抗挫力，陶冶文化情操，大学读什么？这是耿建民教授的再次发问，教授更极力推荐《读大学，怎么读》与《读大学，究竟读什么》两本书，并明确指出大学应读懂“人、物、事”三方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教育系统科学中更要培养“懂物理、明事理、有人理”的人。图书馆是让学生学会认识、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等能力的综合服务基地，是一个为同学们服务的公共空间，是为同学们提供学习知识的知识空间，是开启知识的大门，成就美好人生的摇篮。作为读书月活动的一部分，本次讲座更让同学们对读书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读好书、好读书仍是当代大学生不能忘记的原则，读书使人明智、使人聪慧、使人明礼、使人成就美好人生。

篇3：到农村去,怎么去?

造成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很多, 有高校过度扩招, 国民经济结构性调整造成的传统就业渠道萎缩, 学科设置不合理, 以及一些大学生眼高手低等原因, 但更多体现在一些大学生在就业地域的选择上, 固守大城市、开放地区, 而不愿意去老少边穷地区和基层单位, 这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湖北省人事部门曾对应届毕业生就业意向进行过一次专项调查, 结果令人吃惊:在收回的2560份问卷中, 竟无一人选择到湖北省农村基层工作。另据最近一项调查表明, 相当多的大学生把到沿海开放城市和直辖市作为自己未来安身立命的首选场所, 达到35.9%和32.6%。另外, 愿意回家乡的学生也只有3.2%。在对就业单位的选择倾向上,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三资企业是大学生职业选择的重要方面。从每年“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公务员报考热中, 我们也可窥见一斑。

一方面是严峻的就业形势, 一方面是在我国相当多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 多年都无法引进一个大学生, 据有关方面称, 我国目前仅合格村官就需要500万名。大学生就业是“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的状况并存, 教育部部长周济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有人没事干, 有事没人干”。

大城市、大企业的竞争如此激烈, 基层又“求才若渴”, 为什么许多大学生不愿“走下去”?除了因为一些毕业生不愿吃苦、求职挑剔, 这里还牵涉到大学生自身乃至其家庭的诸多因素。目前大学生对到农村基层工作普遍存在几大顾虑:在观念上, 一些大学生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入高校, 觉得毕业再回农村没面子。对于许多农村来的大学生, 是把“上大学进而在城里找个好工作”作为自己唯一的人生选择。有的担心农村不能充分发挥才干;有的担心在农村工作后, 若想回城重新就业非常困难;还有的则是顾虑在农村工作, 恋爱、结婚、生子、赡养老人等方面的现实问题难以解决;更直接的困难是基层待遇偏低, 生活清苦, 收入水平相对于大学教育的投入不成比例。

大学生不愿到农村基层的现象, 暴露出一些地方在促进大学生基层就业方面措施的空白。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 而广大的农村基层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又有迫切的用人需求。因此千方百计构建通畅的渠道, 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 合理配置大学毕业生人才资源, 应当是各级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我们一方面要号召大学生到农村去, 同时, 我们更要解决怎么到农村去的问题。除了要引导大学生要确立合理的职业期望, 更要从政策上给予支持, 并提供切实有效的社会服务, 逐步优化大学生基层就业的环境和条件, 解决好大学生在基层就业的后顾之忧, 这样才能将众多的毕业生从就业压力大的大城市疏导至求才若渴的广阔农村。

陶行知先生在《创造宣言》里写道:“处处是创造之地, 天天是创造之时, 人人是创造之人。”积极创造是打破现存困境、磨砺智识人才的重要途径, 愿广大的青年学生真正能够“到农村去, 到民间去”——回到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家园中, 开垦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篇4：走，到图书馆“读人”去

在重庆的这家真人图书馆，每本书搁放的地方，就是一个独立的书房。书房不大，不到10平方米，房间里配有一张小圆桌和七八个凳子，读者和真人图书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真人图书几乎都是有故事的重庆人，比如刑侦专家蒲红兵就像一本侦探小说，独行的沙发客上官小乖像一本旅行指南。又像一本旅游攻略，还像一本活的地理书。免费阅读的真人图书还包括探险家、养生专家、时尚达人、身残志坚的自强模范、美食家、留学生等。

与纸质图书馆不同，读真人图书更有针对性，而且和讲座相比，真人图书离你的距离更近。此外，在阅读过程中，你还可以不停地提出问题，甚至表明自己的不同观点，所以互动性更强。

真人图书馆有专门的数据库处理系统，所收录的“书”被精细地划分成了很多种类，诸如工具书、旅游书、职场书、烹饪书等。书中的内容包括教你如何做手工、如何玩降落伞、摩托艇……如同有声读物。更妙的是，真人书还会结合实物，现场做出示范。

要想成为一本真人图书，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具备相应的人生经验、出众的沟通与表达能力，以及助人为乐的思想，当然还要有足够的耐心，一般情况下，“真人书”上传个人信息和简历后，就算是“图书入库”了，或者也可通过网络征集、朋友推荐等方式来收集“图书”，再根据读者预约情况免费“外借”。有些热门书籍会同时被多人借阅，这样的阅读活动类似于“读书会”。

在国内，真人图书馆相继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地开放。真人书的构成更加多元，普通人的一段经历或者生活方式都可以成为交流内容。比如MeLibrary真人图书馆即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本有故事的书”，他们的宣传主旨是“把真人的故事包装成一本书”。然后出租出去，与读者分享。北京星辰海真人图书馆的宣传主旨则是“奉行尊重、独立和积极”，分享各种有趣有益真人故事书的互助互动平台。让同类遇见同类。”

篇5：到安江去作文

到安江去作文

今天，我要去安江看爷爷，妈妈把衣服什么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又准备了一点零食。奶奶送我去，还有两位叔叔跟我们一起去。早饭后，我们一起上了一辆通红通红的轿车，向安江出发。在车上，我和叔叔在聊天，一位叔叔说：以前，他家有一个马蜂窝。一次，他去捅马蜂窝，马蜂扑上去蛰他，虽然他还用一个纱巾披在头上，可是，还是被蛰了，手、脸肿得很大，心里好气。晚上，他拿着火把，一把火把马蜂窝烧光了。他还说：他有一只小狗，叫贝贝，等到了安江可以看到。到了雪峰山下，山里有小河、湖泊、花草树木，一片绿荫荫的.，道路弯弯曲曲的，陡坡两边重山峻岭。叔叔说：“看!山上一定有野猪!”忽然，下了一阵大雨，上山了，我忽然发现牛、鸭、鹅、狗都在淋雨，好惊奇哦!到安江去作文250字

篇6：到田野去作文

在这稻谷丰收，硕果累累的季节里，我来到了河南农村，体验农村生活。在这次旅行中，许多地方的秋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在田野里的老农。

记得那次，我在山村里迷路了，想问一问当地人，可一个人影也没有。忽然，一位站在田野里的老农映入了我的眼帘。只见他身着一件灰色的粗布大衣，破旧的裤子上打着补丁，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手里还拿着一个好像已经陈放多年的铁铲。我兴奋地向那人跑去，对他说：“爷爷，您知道回城区应该怎么走吗？”老农笑眯眯地看着我说：“知道。”并给我指明了方向。我刚要说谢谢，他又对我说：“天色不早了，在我家吃饭吧。”我就跟着他来到了他家。家里虽又小又破，但里面的摆放却井井有条。里面白色的书柜让人感到清新典雅。不大一会儿，饭菜端上来了，热乎乎的鸭汤让我感到温暖。这时，我再细细打量他。发现他的手很粗糙，上面布满了拿农具时印出来的印记，一张苍老的脸上爬满了皱纹，但那双眼睛炯炯有神，显得饱经风霜。我好奇的问他：“爷爷，您种地是不是很累啊？”他说：“哎，我天天要施肥、浇水、除虫，能不累吗？”说罢，他充满笑意地看着外面一望无际的麦田。外面的麦子、谷子都沉甸甸地低着头，好像在行礼，报答老农对它们的恩情。秋风吹拂，麦田不停地摇动着，好像在细细地述说着农民的辛苦……

是啊！一颗颗米粒中都饱含着农民的汗水，如果没有他们的劳动，怎有那香喷喷的米饭呢？我爱河南的农村，更爱那位朴实、单纯的农民！

篇7：到民间采风去作文

刚下车，一阵阵山风扑面而来，真冷啊!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外婆家的小土屋矗立在半山腰上，山上的松树和毛竹四季常青。其中，山脚下的芦苇都穿上了小麦色的袍子，一条小河在村子中央缓缓流淌。

午饭过后，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外婆要去菜地，我和妈妈带上手机，当了一回“小小摄影师”。起初，我拿着手机东拍西拍，可是没掌握好角度和物体，拍得难看得看不下去。妈妈再也耐不住了，夺起手机啪啪啪拍了好几张图。我一看。天!怎么都这么好看!我一下子像只泄气的皮球。这时，妈妈给我打气:”你只要选好角度和景!”我顿时豁然开朗。开始寻找拍摄目标。在苦苦寻觅中，我盯上了一串不知名的红果实，它就像红宝石一样闪耀，在阳光下十分晃眼。我看准了角度，按下了快门。一张唯美的图片被保存在了图库里。妈妈表扬我果实的角度符合黄金分割，显得和谐美。我激动极了!我们还在河边惊喜地发现了一棵梨树!梨树不仅有青翠叶子的点缀，还星星点点开出了几朵素洁的梨花，让梨树焕发出勃勃生机。

篇8：走吧!到春天去

在三月里打翻的一瓶香水, 初调是蚕豆花和香椿树嫩芽不绝如缕的气息。复调也许是大片的麦田和油菜, 被太阳烘暖了, 又被粉蝶和鸟的翅膀扇着, 使得走在田埂上的人, 都微醺微醉了。我的花布衫上沾满草青, 后襟还被树枝绊坏了一块。我当然要在麦子上打滚喽!风把我的儿歌送出去很远很远;春天这么美我当然要逃学喽!书包和小鸟的巢一起藏在密密的油菜田里。小小的人儿也会有痛苦和委屈的, 为什么已经不记得了, 我只看见自己逃出家门, 含着眼泪扑向田野。在春天里我从来没有真正摔疼过。那些草木慢慢抽出的叶子, 就是安慰的手臂啊!再小的花, 哪怕是只有四个花瓣的, 如果你看见过它开放, 就会深深懂得那绽放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对你敞开的怀抱。

让时光倒退十年再倒退十年, 我小得不能再小了, 而春天大得不能再大。所以我是这样快活呀!蹲在暖香扑鼻的绿影里, 听外婆拨开一垄垄麦子喊着我的乳名, 蚂蚁爬上手背, 花朵上的毛毛虫, 也许正是要变成蝴蝶的那一只。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 春天年复一年跋涉冰雪而来, 仿佛就是为了接走一个个孩子, 让他们穿过田野到别的地方去。我一转身进了人潮人海, 再回首, 云已遮断归途。那芳草鲜美的本是我的童年, 如今却远成一个无法企及的向往。在现在的人潮人海里, 也排列着整齐的瓜叶菊、河边柳, 但是我们心里知道, 那盆栽的被剪裁过的, 不是真正的春光。如果你的手上沾满泥土, 我问你, 你见过春天是怎样来的吧?开花, 发芽, 先是一朵两朵, 然后蜜蜂钻出黄泥砌成的红砖墙, 然后杨柳一摆, 春天就潮水一样迎向你了。

昨天有一朵蒲公英在灰色的高楼下向我说了关于春天的零星消息, 我决定要回家一趟, 所以郑重地在纸上写下了这两个字。然后, 我坐下来, 坐在铺满阳光的地板上, 追忆它最初的时候, 还是一棵树的时候, 鸟儿在它身上做巢, 它翠绿的枝条将我欢天喜地挽起来的时候。

走吧!到春天去。

篇9：到图书馆去作文

【关键词】中国图书；走出去；本土化；“十二五”；“十三五”

【作者单位】刘叶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莹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十二五”期间有关中国国际战略布局的一系列重要决策的制定和推出，注定使得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化进程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从国内精神文化建设延伸到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中国开始在世界话语体系中构建自己的“朋友圈”。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出版大国：2015年年底，我国日报发行量、图书出版品种数和总印数世界第一，电子出版物总量、印刷业整体规模世界第二。同时，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化进程突飞猛进，开启了从中国图书走出去到中国出版本土化的探索和转型。

一、中国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期间国际化进程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宣部等政府机构的引领下，中国新闻出版业紧紧围绕如何做好新闻出版走出去工作，进行改革创新，真抓实干，“十二五”期间的新闻出版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实现了在以下领域的飞跃。

1.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实现了从单向灌输式到双向交互式的飞跃

在图书版权贸易中，欧美等主流文化强国历来处于知识和文化输出的出超地位，它们向其他国家图书市场输出的品种数量占有绝对优势。2003年中国版权引进和输出比是15 ：1，其中居前四位的版权引进国家及其版权引进品种数分别是美国5506种、英国2505种、日本838种和德国653种，占全年版权引进品种数的75.92%。

诚然，亟待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以及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带回了西方先进的经济发展理念，促成了中国图书市场对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图书产品的刚性需求。然而，这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关政府机构长期不懈、持之以恒地推广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不无关系。中国版权贸易的严重逆差引起了政府和企业的高度关切，经过10多年的努力，“十二五”期间中国版权贸易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1—2014年中国版权引进数量变动不大，除了2013年超过1.8万种，其他年份均保持在1.6万种多一些，而版权输出数量增长迅速，从2011年的7000多种，到2014年的一举突破万种大关，2014年比2010年增长了80.86%。从而，版权贸易逆差情况大大改善，中国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例从2011年的2.14∶1逐年下降至1.6∶1左右。

版权贸易数量增长的同时，版权输出的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版权贸易输出的地区和对象国不断增多，从原来的以向港澳台输出繁体字版为主到现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版权输出逐年递增，承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图书不断进入西方国家主流图书市场。2003年、2004年中国对美、英、日、德、法五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版权输出数量仅为34种和76种，而到了“十二五”期间上升至每年3000种左右，增长了87.24倍。2012年中国对主要发达国家的版权输出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77.65倍。“十二五”期间大陆对港澳台地区版权输出数量除2012年外，均保持在3000种左右，较2004年增长了2倍左右。

“十二五”期间中国新闻出版企业通过版权贸易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互和对话能力大大提升，一改之前西方思想文化单向占据中国图书市场的局面，中国思想、中国文化和中国观念以图书的形式开始进入西方主流国家，从版权引进和输出的绝对数量对比上看，这种交流或交锋势均力敌。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周边国家、丝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图书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快速增长的经济、稳定繁荣的社会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使中国成为当地青年向往的地方，一股学汉语热悄然兴起。汉语教材、教学参考资料以及汉语能力水平考试用书大量以实物出口的方式输出海外。较2003年，2013年中国图书实物出口增长了4.62倍，突破1亿美元。

2.中国出版业对外投资实现了从各自为政式到产业集群式的飞跃

中国出版业的对外投资活动一般分为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和企业并购两种模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出版集团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较早开始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而且分支机构的数量和覆盖的国家数量也最多的。进入新世纪以后，最早的中国新闻出版企业收购并购的案例是2002年中国外文局（现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收购了美国的中国书刊社，并成立长河出版社（Long River Press）。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至2010年，中国新闻出版企业海外投资活动频繁，参与主体和参与方式变得活跃，但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仍然是最主要的方式。如2002年6月成立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美分社、2005年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在蒙古设立的塔鸽塔书店等。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版企业对外投资活动主要涉及的经营范围仍然是传统的图书出版、发行行业，没有实现跨行业、跨地域的资本运作，这与中国出版企业资金实力不强不无关系。

从2011年到2014年，也就是“十二五”的前四年，中国新闻出版企业海外投资活动发展速度较快、资金投入较多、投资方式多元，特别是中国上市出版集团的大手笔并购兼并活动显得十分突出。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2011—2012年开展了一系列跨行业、跨地域的公司收购兼并活动。2010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中国香港建立全资子公司世纪传媒有限公司（Century Media Limited）；2011年3月，上海世纪传媒有限公司与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在美国共同投资设立双世出版公司（World Century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1年10月，香港世纪传媒有限公司设立了美国纽约子公司斯帕格出版公司（SCPG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1—2012年期间，斯帕格出版公司进行了4次投资，经营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出版行业本身，涉及商贸、房地产、旅游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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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7月法国《图书周刊》发起调研的《全球出版业排名报告》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分列第6、7、15、21位，其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首次进入50强，就进入了前10名。在2015年法兰克福书展上，该报告的制作公司奥地利书业咨询公司Rüdiger Wischenbart发布了《2015年书业报告》（the Business of Books 2015），称在出版行业，中国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超过了德国、日本、英国和法国这些传统的出版强国。“十二五”期间，十余家报纸、出版、发行企业上市，市值上千亿元，净融资上百亿元，实力有了一定的增强。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的新闻出版产业改革发展方向和改革措施培育出一批财力雄厚、资本运作能力较强和市场经验丰富的新闻出版企业，为了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他们把国际化经营、资本化运作和产业化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年底实现借壳上市以后，于2014年斥资8500万元收购了美国出版国际公司（PIL）的童书业务及其德国等海外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和资产。据不完全统计，在2010—2014年的四年时间里，中国新闻出版企业海外投资案例中，影响力较大，至今仍然十分活跃的有21件，其中海外并购兼并活动有5件。2015年年初至今，中国新闻出版企业海外投资活动迅速增加，投资地域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活动十分丰富。大型出版集团和上市公司依然出手不凡，如凤凰传媒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直接投资2500万美元成立凤凰美国控股公司。

“十二五”期间，中国出版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增加较快。在2007—2009年的三年里，中国出版企业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案例中，较有影响力的有10件，均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 “十二五”期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地域范围显著扩大。根据2010—2016年中外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国主要新闻出版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已经上升至116件，在西方发达国家英语圈的投资项目比例已经下降至48%。

从上述数据分析来看，中国出版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英语圈国家中的投资项目所占比例较大，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在丝路沿线和周边国家的投资项目，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近年来增长迅速，直逼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项目总数；而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拉丁美洲的投资项目相对较少，其主要原因有：地理上与中国山水相隔，政治上动荡不安，文化上差异较大，等等。然而，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长远战略布局考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市场和图书出版市场发展潜力较大，亟须开发。

3.中国出版业国际化路径实现了从企业孤军奋战到政府顶层设计和企业市场行为有机结合的飞跃

“十二五”期间，中国出版业国际化进程走出了一条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者有机结合的道路，政府有效地对中国出版业国际化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企业则在市场规则的作用下开展出版业务。在政府项目的支持下，中国出版企业或与所在国本土化的出版机构合作，或直接在所在国开展本土化出版活动，以保证中国内容图书翻译成所在国语言后能有效落地。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主要项目有：2006年、2009年开始实施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出版工程”，2009年开始实施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0年开始实施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4年开始实施的“丝路书香国际出版工程”，等等。

2009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数量是4205种，版权输出和引进的比例是1：3.28，当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开始实施，资助项目133项。项目的实施降低了中外出版社翻译出版图书的成本，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出版社输出图书版权和外国出版社引进图书版权的积极性。2007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数量同比增长544种，2008年同比下降138种。而中国出版“走出去”项目实施后，2009—2011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数量每年增加1000种以上。到2012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超过了1万种大关，达到10644种，版权输出和引进的比例也缩小到1∶1.57。根据世界图书馆联机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OCLC）书目数据库统计，中国内容图书的互联网数据资源在世界图书馆系统的馆藏量呈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

在政府的支持下，图书版权输出总体数量上升的同时，版权输出的地域和语种也突飞猛进。截至2015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已经出版的项目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新加坡、韩国、日本等42个国家以当地的语言出版发行，涉及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俄语、法语、日语、韩语、荷兰语、吉尔吉斯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挪威语、葡萄牙语、格鲁吉亚语、塞尔维亚语、泰语、西里尔语、希腊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越南语22个语种。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的资助语种也达到了29个[1]。

另外，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十二五”期间实施的中国出版“走出去”项目与之前相比，资助项目的类型从单纯的图书翻译出版转变为翻译出版、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境外参展、建立数据库等大型的综合性项目，鼓励中国出版企业朝着本土化、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据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项目显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的“本土化”项目，即境外投资项目多达52项，参与的中国新闻出版企业有37家，覆盖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土耳其、阿联酋、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埃及22个国家。

二、中国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期间国际化战略分析

“十二五”期间中国新闻出版业国际化的大发展促进了政府和企业积极规划、重点布局，为“十三五”期间新的国际化飞跃积蓄力量。“十三五”时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我们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迫切需要开展新闻出版交流合作，以促进民心相通为任务首要，推动中华文化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为形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凝聚广泛的合作共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迫切需要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加强内容建设，提质增效，扩大出版产品和服务海外供给，潜移默化地传播和塑造国家良好形象，增加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亲和力。积极参与出版国际化竞争，迫切需要改革创新，整合资源，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拓展资本融合新形式，推进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国际合作，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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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出版企业而言，如何进一步挖掘自身的版权资源，如何拓展国际出版市场，如何真正实现中国内容图书落地海外市场，如何推动中国政府资助项目提质增效，这些都是“十三五”期间亟待解决的问题。

1.有效用好国家政策，加快国际化发展

为了促进中国出版国际化水平再上新台阶，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积极筹划，设立各种措施支持中国出版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空间，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中国政府项目今后将更加注重对市场效果进行考察。所谓市场效果，是指承担“走出去”项目的企业必须保证项目提质增效，进入主流图书市场，建立忠实读者群体。以翻译资助项目为例，图书翻译出版完成并不是最终的任务，还要持之以恒地进行市场宣传，切实实现吸引人、感染人和影响人。同时，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形成品牌效应，政府项目也开始考虑支持系列图书、精品图书项目和中国图书工作室等，中国出版的本土化进一步彰显。

中国新闻出版“走出去”项目中央地方齐动手、政府企业共谋划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如2016年起北京市计划推出鼓励和奖励北京市出版企业走出去的项目。除了中国出版“走出去”专项资金，商务部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项目、中央和地方的文资办也对中国出版“走出去”项目给予支持和奖励。这些都是中国新闻出版企业制定国际化战略时要仔细研究的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应利用好国家政策，为加速国际化、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加筹码。

2.广泛整合版权资源，形成国际出版合力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版权输出产品相当大一部分是汉语学习、中医中药类图书以及名噪一时的畅销书，然而中国图书、中国内容“走出去”不应该只囿于此。各家出版社应充分分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发挥自身优势，在国际出版界获得一席之地。比如，在学术出版、文学出版、科技出版等领域形成若干家名社、大社牵头、带动中小社发展、共享海外销售渠道的梯队布局，规划翻译出版成系列的中国内容、中国题材图书，建立完善中国图书“走出去”基础书目库。

整合海外出版资源，由海外出版资源丰富的出版社牵头建立出版资源共享平台。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经代理学术图书版权近百种，计划在代理作者、出版机构和学术机构版权的经验基础上，筹建中国学术图书海外出版平台，充分利用已有的海外学术资源，扩大中国学术图书的海外市场份额。如果可以为此制定相应的资金支持政策，那么这些海外出版资源平台在中国学术海外传播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有，在时机适当、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出版机构以收购、并购等方式在海外成立有关中国内容的本土化编辑、出版机构，扎根当地市场，实现本土化、国际化，可以更有效地推动中国内容的国际出版。

3.大力实施本土战略，切实服务国外读者

为了进入国际市场，中国出版企业必须了解国际出版市场的状况，按国际图书出版规则和专业分工办事。如现在国外学术出版机构普遍对学术图书出版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年磨一剑的鸿篇巨制已经不能满足国外学术研究飞速发展的需要，他们需要更具有时效性的图书。比如，麦克米兰把学术图书的长度缩短为10万字左右，介于论文和专著之间。目的就是为国外的研究者提供最新、最快的中国学术前沿动态。

而在畅销书出版领域，中国科幻小说异军突起，吸引和培养了一批国外粉丝。《三体》获得了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目前出版了英语、土耳其语、波兰语、德语等四个版本，成为国际图书市场上最为畅销的中国科幻读物。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三体》英文版的成功离不开译者刘宇昆精准、生动的英文翻译，刘宇昆本人就是一位美籍华裔科幻作家，从事科幻小说与诗歌的写作。

4.积极培养作者队伍，团结一切力量

在现有的政府项目中，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作品被排除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支持范围之外，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学者中的大部分人学术视野广阔、熟悉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其学术作品非常有说服力。比如，获得2016年“中国好书”奖的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的《高思在云》，从中西贯通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探析了中国道路、中国体制的特色和优越性。虽然图书作者是台湾地区学者，但是大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这样的图书大陆方面也应该投入资金和人力进行国际推广。

还有，吸纳外国作者加入撰写中国主题图书的作者队伍也是我们宣传中华文化的一种有说服力的方式。比如，采用知名中外学者对话的方式，据某一国际关心的热点话题展开对话，整理成对话录，必将会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比如，赵启正与美国神学家帕罗的《江边对话》就是成功的出版案例。

由此可见，“十二五”期间中国图书“走出去”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在海外图书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十三五”期间中国出版企业要继续努力深化改革，开创中国国际传播新格局。

参考文献

[1]钱风强，刘叶华.论中国图书海外推广中的政府扶持与市场机制[J].中国出版，2016（4）.

篇10：到民间采风去作文

在去后壕的路上，几棵高大挺拔的栾树屹立在路边，像坚守岗位的士兵，又像一把把大伞，为人们遮风挡雨。栾树的颜色五彩缤纷，红的像火、粉的似霞、绿如翡翠。

我们在欢声笑语中，远远地看见了一座朱红色的桥，老师向我们介绍说那是虹桥，因形状似彩虹而得名。桥两旁的垂柳倒垂在水中，像母亲抚摸着娃娃的脸。碧绿的柳条在河边随风摆动，我不禁想起了贺知章的那首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青绿色的河水倒映着朱红色的桥，形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轴对称图形。

柳树下有一群悠闲的人在钓鱼，有满脸沧桑的老人，有年近五旬的中年人。他们娴熟地绑上鱼饵，抛下鱼杆，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望着这动人、美丽、安静的湖面，在鱼儿上钩的那一瞬间，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文化长廊，这个长廊并不繁华，却呈现出一种古朴、静幽的美。深绿色的爬山虎紧紧盘绕着橙灰色的柱子，让人感受到一种生机蓬勃、奋发向上的力量。长廊两旁有几棵挺拔的大树为它日夜遮挡风雨。长廊虽没有后壕那样的宽广、壮丽，却也别有一番风味。在这个绿叶成阴、秋色满目的长廊，我们就此提笔，书写这秋天的美景，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户外采风。

篇11：到农村钓龙虾去作文

我和哥哥骑着三轮车来到了小溪边，溪水清清，清澈见底，溪底是一块块大石头。我和哥哥下了小溪。突然，我发现我的鞋子没有脱我马上上岸脱掉鞋子，鞋里都是水，可以倒一杯。我又下了溪，这溪水凉凉的，真痛快。我拿起钓竿拿住钩子，把钩子放在水里，龙虾可真机灵，我的脚动了一下它就跑了。

过了一会儿，钓龙虾诱饵没了，钓不成龙虾了，我就马上骑着三轮车回家去拿，又拿了一包龙虾的食物，来到小溪边，我刚下水，一不小心滑了一下“捡了个大元宝”，全身都湿了。我爬了起来，又开始钓了起来，真是气死我了，就把钓竿给了哥哥，伸手就到水里去抓，哈哈！抓到了，就在这时龙虾突然把我钳住了，我疼得直叫。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我和哥哥抓了一桶龙虾真高兴！

篇12：我到火星去做客作文

我到火星去做客作文

21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外星的电报，这使我欣喜若狂，我赶紧用超级翻译机把字给翻译了出来：你好，我是火星人，我想请你来火星做客，可以吗？于是我就给爸爸妈妈留了一封电报，便坐上闪电号飞船向火星飞去。只用了10秒钟就到达了火星，外星人早已经在火星上等候多时了，他们长的.很奇怪，三只眼睛，5个大鼻子，两个嘴巴，没有手，身子是一个正方行，有十条腿，在外星人身边还有一个飞碟，啊，这不是我们科学家苦苦寻找的UFO吗！我非常兴奋，和外星人参观了火星，我看到了绿色的沙漠和珍奇植物，可真让我大开眼界，我参观了很久，直到肚子咕咕叫时才想到了吃饭，可我又不好意思开口，外星人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给了我种子一样的小豆子，我一口就吃下去了，奇怪，我的肚子突然变的鼓鼓的，一点也不饿了，见我大惑不解的样子，外星人哈哈大笑起来，说：“这是我们的食物，每次只要吃一粒肚子就饱了。”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该回去了，我对他们说，“以后一定要记得到我们地球来玩啊。”“好！”外星人说，于是我就恋恋不舍的走了。我到火星去做客作文400字

小学生作文（中国大学网）

篇13：到博物馆去

关键词：博物馆观念,幸福的标尺

我们为什么去博物馆?”

2005年, 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查尔斯·道格拉斯 (Charles Douglas) 在他的那篇获得了年度Home Memorial Trust Award最佳论文奖的文章中也曾严肃地提出过这个问题。

博物馆之演变

博物馆一词来源于希腊语Mouseion, 意思是“供奉缪司 (Muses是掌管知识与艺术的女神) 及从事研究的处所”。公元前290年前后, 马其顿帝王将掠夺来的珍贵艺术品及古物陈列在缪斯神庙, 向人们展示其伟大的权利和财富, 并请学者进行研究, 传播知识, 开创了博物馆的雏形。至公元1世纪, 罗马人怀着对希腊文化的热爱, 搜集数以万计的铜像、雕像运回罗马城, 装点各类建筑, 将整个罗马城变成了一座博物馆。中世纪以后, 教会统治一切, 教堂、修道院成为收藏宗教文物的主要场所, 扮演博物馆角色, 用以向大众显示权力神授的正当性。文艺复兴之后, 博物馆向世俗社会转移, 宫廷、贵族府邸等成为世俗文物的主要聚集地, 所搜集文物和艺术品的数量更多、规模更大、收藏范围更为广泛, 这为以后欧洲的一些大博物馆奠定了发展的重要基础。

这时的博物馆还只是特权阶级的活动场所, 它们总是与“珍奇异宝”联系在一起, 帝王在此显示自己的权力, 教会在此释放神的力量, 贵族在此展示自己的财富, 贵妇人也在这里炫耀自己的时装。所有的一切如同一个上流社会的沙龙。

“到博物馆去!”——在古代西方是一个人表明其阶级、身份和品位的象征。西方的传统博物馆也由此继承了“带有巨大柱子和台阶”的神殿、教堂或宫廷的建筑形象, 并延续至今。

中国古代没有博物馆这一概念,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文庙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始建于唐末宋初的西安碑林博物馆, 最早就是一个文庙。中国首都东迁洛阳以后, 有识之士将散落在唐长安城各处的碑刻和石雕, 搜集在文庙, 供后世欣赏、学习。同时, 也将四书五经镌刻在石碑上, 陈列其中, 为学而优则仕的书生提供学习经典典籍的标准版本。

“到文庙去!”——在古代中国是一个有志者的高尚行为, 是迈向人生殿堂必须经历的路程。为此文庙门前立碑:“文武官员到此下马!”至文庙者必须约束其行为, 摒声静气。中国的传统博物馆也由此继承了庙堂建筑的形象, 大气凛然, 中规中矩。

中西方的博物馆起源虽然不同, 发展却殊途同归。博物馆是世界的殿堂, 是收藏、展示、教育和研究人类最珍贵遗产的地方, 也是社会精英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这种观念牢固地确立在人们心中, 影响至今。伴随着封建专制社会在东西方的瓦解, 文物和艺术品从特权阶层解放出来成为了公共资源,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博物馆开始建立。

“到博物馆去!”不论是法国革命以后之巴黎, 还是辛亥革命后之北京, 最初人们进入卢浮宫或故宫的心态是一样的, 那些过去被贵族们垄断的财富, 忽然近在眼前, 翻身解放的喜悦、对贵族生活的好奇, 占据了参观者最初的心理。惊奇、赞叹、无所顾忌的行为充斥在博物馆的每个角落。

上世纪80年代, 当北京中南海首次部分向大众开放时, 情况是一样的。笔者看到有人急切地问服务员:“哪个是毛主席坐的?”当问清楚以后, 迫不及待地坐于其上, 摆出不同姿态请人拍照, 其状之滑稽, 引得众人一片哄笑。

博物馆中文化的力量是在这之后才逐步释放出来的。

当所有的革命过去, 好奇结束, 人们的生活和心情趋于平静以后, 文物和艺术品蕴含的文化力量开始释放出来, 博物馆才成为真正的教育和学习的场所。

“到博物馆去!”依旧是文明人学习文明、走向文明的选择。所不同的是其享用者由社会小众转换为社会大众, 博物馆成为学校以外最重要的教育场所。

民族国家的兴起促进了历史博物馆的发展。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到那里去?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团结需要从历史中寻找正当的理由, 需要确立英雄和伟人, 明确敌人和小丑, 并将所有这一切灌输到年轻一代的脑海之中, 世世代代传播下去。博物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博物馆去!”成为国家和民族教育的必由之路。中国国家博物馆 (其前身为“中国革命博物馆”) , 以及各地的历史博物馆多为这种类型。博物馆由此成为民族和英雄的殿堂, 民族风格和革命精神自然被赋予到博物馆的设计中。

科学的发展也极大地拓展了博物馆的领域。达尔文之后, 人类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探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求知的主题自然地将博物馆的视野延伸到科学领域。博物馆的收藏开始与“奇珍异宝”拉开了距离, 到博物馆去学习最新的科学知识成为一种必然, 博物馆成为学校的延伸, 求知逐步代替藏宝成为博物馆更重要的主题。各类自然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应运而生。20世纪后半叶, 这类博物馆成为世界各国博物馆发展的主流, 博物馆由“艺术的殿堂”、“民族的殿堂”扩展到“科学的殿堂”。

所有的所有, 至二十世纪末, 博物馆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集团或一个家族展示其历史、表现其成就、炫耀其力量的舞台。博物馆仍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贵族”, 人们在描述博物馆时从不吝惜美丽的词藻。“到博物馆去!”要么表示对你所在的国家和民族的尊重, 要么表示你对人类艺术成就的顶礼膜拜, 或者体现你对科学知识的渴求。看看国际政要出访时行程安排中博物馆出现的几率, 以及旅行社旅游计划中博物馆的数量, 不难看出博物馆的地位。博物馆成为一个高贵的品牌。

但博物馆也被泛化了!那些试图将商品卖出一个好价格的商家借用博物馆的品牌将商店博物馆化了。走进世界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个名品店, 我们有时会感觉到一些恍惚, 这是商店还是博物馆?这是商品还是艺术品?精心的灯光设置、完美的货架陈设、优雅的环境氛围, 商品获得了过去只有艺术品才可以获得的待遇。所有过去只有在博物馆才可以体验到的高贵, 今天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在商业的各个角落, 商品极致化促进了商业的博物馆化建设。

与此同时, 博物馆却商品化了。亏损的压力迫使博物馆商业化经营:巴黎卢浮宫内的地下商业街热火朝天;兵马俑博物馆内外旅游商店熙熙攘攘;中国国家博物馆甚至定期推出纪念金币作为经营项目。博物馆利用文化的品牌搞起了商业。

“我们是去博物馆, 还是去商店?”概念模糊了!

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也改变了人们的博物馆观念。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总体的和平态势, 促使人们将经济与社会发展放在议事日程的首位, 人们对身边事务的关注甚于历史, 昔日英雄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变小了, 人们对传统历史博物馆的兴趣变得有些淡漠;现代艺术的发展促使艺术生活化, 艺术类博物馆从城市的中心地位被边缘化了;同时, 信息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科技的认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 虚拟数字博物馆比比皆是, 人们不一定需要到实体博物馆去接触和体验科技。

在中国, 对比上世纪80年代博物馆的处境, 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1982年, 当法国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绘画收藏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之时, 为得到一张入场券, 笔者曾彻夜守候在售票处前等待。是时人山人海, 展览盛况只有今天的超女演唱会可比。这种局面对比今日中国美术馆人可罗雀的状况, 我们确实感到时代变了。

传统博物馆在社会中的地位减弱了, 我们还有理由去博物馆吗?

博物馆是幸福的标尺

我们确实又比以前更需要博物馆。

生活节奏加快, 经济与社会的高速一体化, 使人们在变化中产生普遍的身份认同危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我的幸福在哪里?……这些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不久前的一天, 我的一个朋友花了近万元钱为她八岁的儿子过生日。当捧场的人群散尽, 儿子仰躺在堆满生日礼物的大床上, 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母亲问他怎么了, 他告诉母亲:“妈妈, 我怎么感觉一点都不幸福?”母亲迷茫了。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都不缺、刚结束生日欢庆的孩子感受不到幸福, 为什么?

这种问题实际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央电视台调查栏目曾经作过一期节目, 题目就是《幸福在哪里?》, 记者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遍访大江南北, 追问人们两个问题:你感觉幸福吗?你的幸福在哪里?被访对象有工人、农民、军人, 也有老人和儿童, 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其结果有趣的是:西部欠发达地区人的幸福感要普遍高于东部发达地区。

社会心理学家知道幸福是相对的, 物质的丰富并不能直接带来幸福。一个知道自己所处位置, 对自己充满信心, 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并不断进步的人才有幸福感。人们迫切需要在变化的洪流中找到一个坐标, 确定自己的身份和位置;需要通过比较历史和现实, 确定进步的尺度, 增进幸福的感觉。社会需要设立这样一系列的坐标, 才能凝聚人心, 保持社会发展的动力。

博物馆在今日社会就可以充当这样的坐标。它像河流中的标杆, 记录了时代发展的潮起潮落, 见证了一个城市进步的脚印, 标识了我们今天的位置, 承担了解说城市过去、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博物馆是今日社会幸福的标尺。

但今日的博物馆又与传统博物馆不同。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宫殿。面向大众, 服务大众, 增进社会各阶层的相互了解与和谐, 保护文化多样性和融合将是博物馆的责任。用公共资金筹建的博物馆不只为迎合受教育的社会精英, 更应当用来鼓励和帮助那些社会弱势群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往好的方面发展, 尤其是吸引那些来自父母教育水平不高、对学习没有兴趣的孩子。

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宝库。博物馆的收藏不仅仅包括“奇珍异宝”, 一些貌似平凡但却见证了一个时代不可或缺记忆的物品, 也将请入博物馆。我们不仅仅对帝王生活好奇, 我们更想知道社会生活的全貌, 了解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博物馆不再总是摆出一副高贵的面容, 用所谓“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态度粉饰历史。我们不再会总看到宏伟壮丽的博物馆形象, 体现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将是博物馆设计的最重要原则。

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空间。城市及其生活实际才是真正的展览对象, 博物馆实际成为城市的文化标签, 成为一个解码器。人们通过博物馆更好地解读并融入城市文化, 体味幸福的生活。判断博物馆的价值越来越多地不是看博物馆本身, 而是看它能够为城市、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什么。

我们当然要去博物馆

当我在法国巴黎, 看到幼儿园老师带着才会走路的孩子, 在塞纳尔美术馆席地而坐, 抚摸罗丹的大理石雕像之时;看到年轻学生在卢浮宫博物馆支着画板, 面对达芬奇的原作进行临摹之时, 回想起自己在文革期间对着粗糙印刷品学画的经历。我对这些孩子产生了一种由衷的羡慕。一个从小就学习在博物馆, 沉浸在人类最杰作的创造物之中的人将有一个怎样的未来?他们中间的哪一个将是未来的罗丹, 或达芬奇?

当我在挪威Roros小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最年轻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看到成群结队的青年在废矿渣堆眺望, 看到他们围绕着200年前工人居住的木板房讨论, 看到他们在工房改造的博物馆内用心地记录……我内心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这里没有通常意义的宏伟建筑, 看不到人类的宏大工程和精美艺术品。小镇只是在述说200年前一群人的普通而苦难的生活, 从这种叙述中, 我对前辈产生了极大的敬意, 我的内心感受到身为人类一员的幸福。

当法国总统希拉克参观完笔者主持设计的汉阳陵帝陵丛葬坑博物馆, 写下“向为世界文明和历史做出杰出贡献的伟大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表示钦佩和敬意”的时候……

篇14：到现场去！到现场去！

“闪击”新闻：到现场去!

“我盛夏走过长城，严冬爬过雪山抓熊猫，世界屋脊探过险，在摄影部新闻中心从事突发事件报道三年半，有丰富的‘闪击’经验。无妻儿拖累，最适合飞往中东采访战争。”

1990年8月3日，正在可可西里探险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从收音机中听到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的消息，立刻向新华社发出赴中东报道的请求。他此时心情之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个猫跳钻出帐篷，在雪地上连打三个滚，面对雪山长跪不起……

海湾战争一触即发。1990年12月20日，唐师曾从北京国际机场起飞。他后来说：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到战争停火，唐师曾历尽千难万险，从战区发回100多幅传真照片，50多幅发表。其中一张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赴巴格达做最后和平努力的照片被国内外媒体广泛采用。1991年1月13日晚，当德奎利亚尔进入萨达姆国际机场的会客厅时，唐师曾跟各国记者一起被拦在门口的铁栏外。他挤在前排，狡黠地显出规矩的样子，还不时冲警卫微笑。忽然，趁警卫推搡几个西方记者时，唐师曾猛然抬腿跨过栏杆，三两步追上秘书长。身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的皮鞋声越来越近。他佯装不知，终于抢到最好的位置拍下一张照片。事后外国同行问：“你就不怕他们开枪?”唐师曾乐呵着说：“不会的，我离阿齐兹(时任伊拉克副总理)那么近。”那张照片可长了中国记者的脸：香港《商报》甚至称赞唐师曾为“新华社摄影部20年来最大的发现”。

唐师曾中东之行载誉而归，其手记后来在199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集结成书，名为《我从战场归来》。他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战地记者。

孙子日：上下同欲者胜。唐师曾也在书中说，赴战区最终成行，是“由于我的‘新华’自上而下的炮火支援”。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除了由于唐师曾这样的记者作为“兵”具有敏锐的新闻嗅觉、精湛的业务技能和不怕牺牲的可贵品质外，更是由于新闻从业者在“将”一层面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

“中国新闻报道从8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变化了。”曾担任《人民日报》驻外记者，现任《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环球时报》高级顾问的丁刚说：“过去对国际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尽管是有，但很少有现场的、直观的、第一手的报道。这时，国际新闻报道已经开始强调时效性。”

唐师曾请战书中“闪击”一词极其形象地形容了国际新闻报道指导思想的转型。1988年，他写了《建立我们的闪击部队》。不久，新华社就组建了“国际热点快速反应报道组”。而这种“快速反应”早已在国内新闻的报道中实践了一段时间。

由于通讯技术、采访设备和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唐师曾的战地报道遭遇诸多不便：他到达巴格达时，身上仅有300美元，而伊拉克方面指定入住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就要180美元；当他参加以色列的装甲兵演习，碰上千载难逢又转瞬即逝的素材时，已用了四年多、快门开合了两万五千多次的旧相机不合时宜却是宿命般地报废了；最恼火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照片不能在第一时间传送回国，很多时候，“闪击”新闻的效果达不到。

但这一理念迅速在新闻界传播开来，各大媒体都开始以到新闻现场报道第一手信息为使命。

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报道，相比海湾战争，无论是现场报道的密度和消息传回的速度，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5时45分，美国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记者牺牲。《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作为现场惟一活着的中国记者，忍着巨大悲痛，上午12时许。就向人民日报网络版发回了目击中国使馆遭袭击的文字消息。消息传到国内，顿时掀起国人愤怒声讨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浪潮。吕岩松反应和报道消息之神速，甚至在中国外交部得知消息之前。

“炸馆事件发生大约15分钟后，吕岩松就从一片黑暗中摸索着逃了出来，用海事卫星电话通知了时任《环球时报》副总编胡锡进。在北京家中的胡锡进正在睡梦中，听到这一消息后，弄清了基本事实，立即向报社领导报告，并受国际部委托向外交部报告。”丁刚说，“这个事情是我们的驻外记者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发回的消息。”《人民日报》成为一个重大国际事件的第一消息源，这无疑也是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历程上里程碑式的大事。正是由于“到现场去‘闪击’新闻”的意识不断强化，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迈上了新的台阶。直播的力量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第一要求。90年代，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除了向快速反应转变以外，也不断向报道的真实和客观迈进。新闻因记者在现场而真实。要把这种真实尽量少损耗地传达给观众，电视媒体必须让观众“眼见为实”——必须直播现场。

1998年1月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爆发后，时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国际组制片人李小萍一直密切关注海湾局势。战争迫在眉睫，15岁儿子的一句话使她下定决心将多年来的心愿付诸实践：“你以前不是说过，要派中国自己的记者去报道世界上的大事吗?这一次你们应该自己去。”第二天，她就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央视时任副台长李东生。李东生“腾”一下站起来说：“对，派我们的记者去!”

1998年2月11日元宵节，包括著名主持人水均益和著名军事记者冀惠彦等八人在内的CCTV特别小组，由时任中央电视台新闻编辑部副主任侯明古领队，奔赴巴格达。他们被人们称为“赴伊拉克快速反应部队”，出于安全考虑，提出创意的李小萍因女儿身未被允许进组。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记者通过直播镜头带观众亲临真实的战区现场，这是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历程上前所未有的大事。

2月12日，特别小组到达约旦首都安曼。时任伊拉克外长萨哈夫当晚恰好从埃及访问归来，途径约旦。水均益、冀惠彦立刻赶赴机场采访。当时，俄、法提出了一个方案，要求伊拉克接受68处地点的核查，其中包括美国敲定的八处总统府，并要求核查在两个月内完成。美英相继否决，整个国际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于是水均益问道：“这个方案被美英否决后，伊拉克方面还会不会有新的方案?”言外之意，就是伊拉克还是否准备做进一步妥协。萨哈夫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没有其他方案了。”

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了这一报道。中国电视观众第一次知道央视派出了特别报道小组开赴伊拉克。此后，无论条件多困难，特别小组一直坚持播报相关的各种消息。2月中旬，报道组进入巴格达。深入前线的记者和身在后方的编辑们密切配合，《危机中的巴格达》、《请再给和平一次机会——安南巴格达之行纪实》，一个

个精彩的报道由《新闻联播》，《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新闻节目送到观众眼前。

与此前中国战地记者历次由于设备原因而在前线遭遇窘境形成鲜明对比，此次中东之行，特别小组的设备非常先进。为防止战事发生时信号无法传输，电视台特意从国内调来一套卫星地面站和海事卫星电话供他们使用。设备带过去之后，外国同行纷纷竖起大拇指，日本TBS电视台还租借了好几次这些设备。

2月23日，随着安南斡旋的成功，美国诉诸武力的可能性减少，但是局势仍然没有完全明朗。央视后方决定马上进行计划良久的“特别报道”，即北京、伊拉克、美国的联合直播，希望在屏幕中出现两个不同地点对话的画面。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特别小组”依然面临着经验和设备上的许多困难，在直播前两分钟才用“土办法”解决了出镜记者与后方的连接。“特别报道”非常成功，观众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远距离直播采访。

“98年11月份，核查局势再次紧张，我们义派了战地报道团出去。”现任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栏目执行制片人的陶跃庆其时刚刚进人中央电视台工作，对当时央视国际报道的情况记忆犹新。1998年底，美国对伊拉克采取的“沙漠之狐”行动，成为央视又一个现场直播的重大事件。陶跃庆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沙漠之狐行动直播进行的时候，军事行动已经快结束了。那次直播的主持人是方宏进、嘉宾是李绍先。直播是在非常紧张、简陋并且非常不确定的状态下进行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现场记者的三段报道、加上演播室点评，和一些背景片。”

两次中东战区的直播经验，加上后来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多种直播尝试，让央视的国际新闻直播无论是技术、理念还是方式，都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开窗口直播了。”陶跃庆说，“我们这次是24小时开窗口，并进行了连续16天的直播。尤其是在中文国际频道。它规模上是巨大的。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互联网：理想的媒体，不理想的国际新闻报道

互联网正以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深深影响着今日的世界，就如同当初它悄然兴起，不为人所重视，蓦然回首却已成为巨大的社会力量一样。西方已有人将网络列为“第五种权力”。

1999年炸馆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网络版就开通了“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网友在这里充分表达悲愤的情绪，也在这里展开讨论。在全国上网计算机总数只有100多万台、全国上网人数还不足400万的时期，“抗议论坛”的累计发帖量在短短一个月就达9万余篇，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这一暴行的强烈愤慨。当科索沃战争峰回路转，“抗议论坛”继续保存下来。6月19日，“抗议论坛”正式改名为“强国论坛”，短短三个月后，“强国论坛”的帖数跃居当时全球中文论坛第一名。

这是我国新闻网站中的首个时政论坛。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在这里进行访谈，成为中国网络媒体上级别最高的外籍嘉宾；胡锦涛更曾在这里和网友交流，与总书记直接对话让亿万网民感到了自己的份量——当时是2008年6月，我国网民总人数已达2.53亿，跃居世界第一。

强国论坛几乎展现了互联网的一切特质。作为一个向全体公众开放的交换信息和评论的平台，它天然地是一个理想的新闻媒体。它吸引着来自天南海北的网友，在重大问题上迅速形成舆论，以其超乎想象的速度和容量，使更多的人，就更广泛的议题，发表更多元的意见。另外，作为一个网络媒体，它具有强大的综合表现能力，每当有重大国际新闻事件发生，网煤往往会下足功夫运作专题。

在国内新闻事件上，网络新闻报道和评论蕴含着巨大能量，有时甚至可以影响到决策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经讲述自己从强国论坛上看到网民给他留言的经历。但是，网煤似乎并没有对国际新闻报道产生同等的作用。不涉及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网友一般不感兴趣，一旦涉及中国，网友又极具民族情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陈力丹教授就此说：“任何受众都最关心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不仅关注事实本身，也关注相关评论。而对于遥远地方发生的事，受众则只关心基本事实。”

网络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目前还受到许多制约，例如许多网络媒体没有新闻自采权。因此，许多网站新闻频道的负责人可谓使出浑身解数：派记者采制新闻，但要以网友身份在论坛或个人博客发布；有时甚至要将稿件先传给有自采权的新闻网站，发表之后再转载回来。

但网络媒体的地位近年来不断上升。作为中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中国新闻奖从2006年开始将网络媒体的优秀新闻作品纳入评奖范围。而在2005年中国第六个记者节上，人民网、新华网和中国网各有一名编辑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这些都反映出网络媒体的地位在不断上升。

进入21世纪，网络已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新闻媒体，也成为政府工作透明化的重要途径。国务院、中央部委网站陆续建立，就连一向神秘的国防部，也在今年8月上线，人们可以通过网站了解到近期的军事动向和最先进的国防科技。

互联网方兴未艾，新媒体也来势汹涌。2007年2月，《人民日报》面向全国正式发行手机报。同年12月，国际奥委会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共同签署协议，首次将互联网和手机作为独立转播平台列入奥运会的转播体系。从“涉我性”到“中国声音”

“《环球时报》的前身《环球文萃》创刊号的头版，是关于巩俐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拿了一个奖。”丁刚一边给记者翻看最近几期《环球时报》的头版：《外媒说中国股市神经质》、《日本要建四艘准航母》，一边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是现在，那样的娱乐新闻只能放到文艺版。”

丁刚认为，当影星们从头版“退居”到娱乐与体育版，更多反映中国与世界交流、碰撞的政治、军事、经济新闻开始出现在头版，中国人关注世界的视角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环球文萃》1993年创刊，其时是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的一种副刊而出现的，1997年改名为《环球时报》，全面转向新闻，并开始与市场紧密结合。“策划方面，我们的头版几乎都是‘涉我’的新闻，我们对前方记者的要求则是，重大事件一定要争取到现场去，发回第一手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