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型城市化破解 “三农”发展难题

2024-05-05

以新型城市化破解 “三农”发展难题(共9篇)

篇1:以新型城市化破解 “三农”发展难题

来源:2013-1-5 南方日报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正在从初级形态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向高级形态的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转变。要以新型城市化为重要抓手,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转型,求解“三农”发展难题。

党的十八大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问题,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在“四化”即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总体部署基础上,指出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和同步发展;二是围绕解决“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难题,指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前一论述针对的是城乡差距,后一论述则强调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格局。结合两个方面看,就是必须直面城乡二元结构现实,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发展难题的根本途径。

一、“城市化”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

经过多年的科学发展,我国已经确立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方略、政策和初步制度框架,城乡差距出现缩小迹象,“三农”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期”。但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最大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三农”短板现象仍然明显。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或城市化步伐,突出表现是农业基础仍然薄弱。“三农”发展难题如果得不到解决,那么不仅农村地区难以发展,而且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也不能如期实现。

现在,强调把城镇化或城市化看作是释放“三农”需求的重要战略基点,这里所说的“城市化”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传统的“城市化”(城镇化或都市化)

概念是一种“人口转移型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历史往往“偏向城市”而相对忽视农村甚至“歧视乡村”。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这说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正在从初级形态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向高级形态的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转变,即正在进入新型城市化阶段。与传统城市化不同,新型城市化必须将“三农”难题解决纳入城市结构的整体转换战略当中。也就是说,必须以新型城市化为重要抓手,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转型,求解“三农”发展难题。

二、强化新型城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

强化新型城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体制机制,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必须把农业现代化置于新型城市化产业结构中与信息化、工业化同步发展的位置,对城乡产业发展进行一体化规划引导,形成城乡合理分工与相互耦合、资源要素科学配置的产业体系。这就要求发挥工业化、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引领带动作用,严格控制城市占地规模,严格控制耕地和淡水资源使用,坚持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子,确保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必须以新型城市化有效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必须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依托产业集聚区和创业园,搭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载体平台,促进城市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向农业领域延伸或向农村有序流动,同时彻底改变传统农村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单向流动的发展模式,逐步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住房等资源要素平等进入市场进行等价交换、自由流通,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生产要素市场配置体制机制基础。

三、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整体空间布局

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整体空间布局,建立健全大中小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引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城乡规划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前提,必须把新农村建设置于新型城市化空间布局的重要位置,重点解决城乡之间规划结构不一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规划管理不科学等影响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整体性问题。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新型城市化重点,做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规划,优化生产力布局,引导一些产业从大中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真正形成以大城市为龙头,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支撑,以农村新型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化格局。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城市化,缓解大城市压力。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要稳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实行一体化的建设标准、管理模式、服务和价格标准,努力构建城乡一体的交通公路网、公交服务网、供水排污网、信息传播网、环卫设施网、电力建设网、供水供气网,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四、延伸新型城市化的公共服务

延伸新型城市化的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城乡公共资源均等配置体制机制,保障广大农民权益。城乡利益分配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本质,必须把保障农民权益置于新型城市化公共服务体系的首要位置,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妥善处理失衡的城乡关系。逐步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范围,不断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健全城乡利益共享分配体系,实行城乡土地和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让农民分享到新型城市化带来的成果收益。按照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加大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着力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事业一体化,以城乡劳动力充分就业及人人享有社会

保障为目标,以新型农村社区为载体,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实现城乡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平公正。把扩大内需重点转向农村,加快建立扩大农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研究室主任、教授)

篇2:以新型城市化破解 “三农”发展难题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7日 22:05 作者:李文勇

平原县是传统农业大县,全县44万人口中38万是农民,因此,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县的小康。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必须从农村抓起,从破解三农问题入手。2003年以来,我们在全县开展了以培育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秀美农村为核心内容的小康村创建工程,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一、树立创建样板,制定科学标准

我们根据国家有关小康社会的指标,结合本县实际,在村庄基础设施、精神文明、基层组织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四个方面,制定了一套20项的小康村创建基本标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制定了四化道路硬化、造林绿化、村庄亮化、整体美化、四通村村通油路、户户通自来水、通电话、通有线电视、两改改厕、改圈等标准,积极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活动,建立健全文化大院和体育场所,改善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从改陋习、讲公德、树新风入手,更新思想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懂科技、能致富的新型农民。同时,在村风民风、社会治安和信访事件、农村社会稳定及农民安居乐业方面树立动态标准。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明确提出村党支部要有战斗力和凝聚力,要发挥核心作用,积极推进农村基层自治,发扬基层民主,保障农民权益。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我们抓住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根本,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培植主导产业,加快剩余劳动力转移。同时加强社会建设,制定了九年义务制教育、计划生育、初级卫生保健、合作医疗和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标准。在科学制定创建标准的同时,我们抓样板示范。县里采取培植典型、示范引导等措施,扎实推进创建工作,做到点上工作亮起来、面上工作跟上来。坚持抓点带面,对40个首批示范村,责任到人,由四大班子20个县级领导直接联系,全面负责,及时总结推广创建经验。

二、突出创建重点,启动三大工程

小康村创建涉及农民、农业、农村三方面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围绕小康村创建总体目标,牢牢抓住创建核心,创造性地启动了培育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秀美农村三大工程。

培育新型农民工程。农民群众是小康村创建的主体,也是受益的主体。没有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小康村创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施这一工程,就是要突出解决农民观念落后、致富能力不强、向二、三产业转移缓慢等问题,从根本上激活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内在动力。为此,我们以培训为抓手,实施培育工程:一是观念培训。县里连续两年组织农民南下温州学习,并邀请了百名浙商访平原,面对面与农民进行思想交流与沟通。各乡镇还组织万名农民外出参观,使广大农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封闭陈旧的思想和落后的观念受到了冲击,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二是技能培训。实施五万农民培训工程。由农业局、畜牧局、林业局、蔬菜局、民营局等五个职能部门利用多种形式分别培训一万名农民群众,增强农民群众科技素质和致富技能。三是劳务输出人员的技能培训。四是法制培训。开展法律下乡入户活动,完善村规民约,引导农民学法懂法用法、依法办事和维护自身权益。

发展现代农业工程。发展现代农业既是小康村创建的基础,又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物质保障。我们规划和实施了“三五一”的现代农业发展工程。一是建成三个一批。按照市场化的要求,瞄准国内外市场,建成一批品牌型的订单农业生产基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按照产业化的要求,坚持以工业观念经营农业,扶持一批农字号的龙头企业,带动生产基地,形成产业链;按照规模经营的要求,加快土地流转,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培育一批特色产业、专业村和专业大户,提高农业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水平。二是形成五大体系。按照社会化的要求,从种养加产供销多个环节,培育形成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良种良方科技推广体系、农产品标准化无公害控制体系、农民互助合作经济体系、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管体系、农业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三是完善一个保障。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使农业增收的保障作用更加巩固。

建设秀美农村工程。主要是改善农村生存和发展环境,实现人口、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突出抓好四个环境建设:一是建设起居卫生的村居环境,以制定村庄规划为切入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治理农村脏、乱、差。二是建设健康文明的文化环境,开展送文明新风进千家万户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完善文体娱乐场所,建立健全村规民约。三是建设和谐民主的政治环境,推行农村干部、党员星级化管理,强化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深化农村财务改革。四是建设舒适宜人的生态环境,建设绿色通道、围村林带和农田林网,实现村在林中、房在树中、人在绿中。

三、创新推进方式,把握四项原则

在创建工作中,我们坚持规划先行,加强协调,牢牢把握四项原则,创新小康村创建的推进方式,实现联动共促。

1.总体规划,三步实施。创建小康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坚持总体规划、三步实施、有序推进。从2003年开始到2005年底为起步、示范阶段,实现15%的村庄达到小康村标准;从2006年至2010年底为扩面、延伸阶段,实现60%的村庄达到小康村标准;从2011年到2015年为普及、提高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县的目标。

2.梯次创建,分类指导。针对全县878个行政村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分为三个创建梯次:一是首选40个经济基础好、班子强的村庄作为示范村,重点帮扶,一年打基础,两年成样板。二是筛选100个村作为第二梯队,进行重点培育,扩大创建示范面。三是其他村庄全面启动、扎实创建。三个梯次的村庄,制定相应的阶段性考核标准,分类指导创建工作。

3.职责转变,落实责任。推进小康村创建,关键在于各级组织的职责到位。全县把小康村创建工作目标分解细化为78项工作任务,分别落实到11个乡镇和27个责任部门,逐村逐项抓好落实。各部门紧扣创建主题,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宣传部门为创建工作舆论造势,群团部门广泛开展了遵守文明公约、学讲文明用语活动,文化、卫生、科技等部门开展“六下乡”活动,涉农部门立足自身职能,为群众选产业、搞服务,抓好具体工作的落实。

4.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小康村创建必须跳出农村看农村,把创建活动置于整个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中,坚持城乡联动,统筹发展。一是提高县城的中心辐射作用。按照“城区东扩、行政办公区东移、旧城以商住为主”的总体思路,构筑了“三区一城”、“七纵六横”的总体框架。先后实施了城区道路改造、城区景观绿化等26项工程,完善了城市功能,增强了辐射力和吸引力。二是加快村镇建设步伐。乡镇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适度超前、滚动发展”的原则,制定了小城镇发展的总体规划和878个村庄的发展规划,村容村貌建设全面启动。三是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积极改革传统的户籍政策,取消了对农民进城的各种不合理规定,对其在城里生活、就业、子女上学以及进城创业和到开发区办厂给予各种鼓励和优惠。

经过两年来的创建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是农业结构得到调整,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全县培训农民12万人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6万人。涌现出了200多个种植专业村、100多个养殖专业村和160多个民营经济专业村,从事特色产业的专业户达到7000多户。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加300元。二是农民群众封闭落后的生活习俗得到改变,讲文明、树新风、改陋习、谋致富成为农民的新时尚。两年来,增建村文化大院527处,农民夜校350处,体育场所280处,农村六星级以上文明户达到80%。三是农村环境明显改善。两年来,新修公路1100多公里,植树造林3000多万株,农田水利设施投入2亿多元。全县有95%的行政村通上油路,90%的村实现了村庄绿化,38%的村庄街道硬化,85%的村庄街道亮化,20%的村庄用上了自来水;40%的农户接入有线电视,78%的农户安上电话。四是进一步密切了农村党群干群关系。农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和干部、党员的带头致富和带民致富的双带作用在创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篇3: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

“十二五”时期,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历史性的“十二连增”,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实践证明,党的“三农”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亿万农民是衷心拥护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三农”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难题和新挑战,突出地表现在:农业结构性矛盾凸显,农业效益持续下降,稳生产难度不断加大;国内外农产品价差扩大,去库存、化风险难度不断加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难度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益出现边际递减趋势,农民收入较快增长难度不断加大;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治理难度加大。

上述问题说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节点。“十三五”时期,必须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着力提高农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着力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着力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实现成功转型。

首先,坚持创新发展,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创新是引领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应对问题挑战的必然选择。创新不仅包括农业科技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创新。必须依靠创新,摆脱过去那种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透支资源环境的发展方式,培育主要依靠科技推动发展的农业增长新动力;必须依靠创新,开辟新的政策红利,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必须依靠创新,解决好谁来种地、地怎么种、新农村谁来建的问题,应对日益加重的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必须依靠创新,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谐。

其次,坚持协调发展,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城乡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意义更加凸显,要求更加紧迫。应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举措,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落户。同时,还应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管理等现代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

第三,坚持绿色发展,实现环境友好和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农村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都是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在推进全国绿色发展、改善全国生态环境的征程中,农业农村肩负着重大责任。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确立发展绿色农业就是保护生态的观念,加快形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逐步退出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农业生产能力,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大力推广农业节水灌溉,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逐步实现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大力推进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生产,加强产地环境保护,着力提高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水平。

第四,坚持开放发展,拓展农业农村发展空间。全球丰富的农业资源为我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宜加强战略谋划,加快农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步伐,构建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宜合理确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发展优先序和自给率目标,实行有保有压有放政策。在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前提下,努力扩大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适度进口国内紧缺农产品。充分利用我国农业技术、装备、市场等优势,参与国际农业开发,特别是要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合作。

篇4:以新型城市化破解 “三农”发展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这正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虽然这些年来,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城乡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远未破解。

具体表现在,一是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太快。二是城乡经济效率差距较大。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这表明我国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明显。四是经济关联度弱。我国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结构之所以明显,同城乡之间经济关联度弱、产业互动少有较大关系。城市和乡村资源多是单向流动,没有实现双向、平衡的流动,工业和农业之间缺乏显著相关性。五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文化教育资源分布和居民受教育水平影响着居民未来的就业水平和个人收入水平。就目前我国文化教育资源的分布来看,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城市与乡村的教育资金投入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城乡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六是社会保障失衡。近年来,国家注重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基本社保服务均等化建设,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然而,社会保障水平在城乡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七是生态关系问题。城市和乡村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乡村污染加重的负面影响需要城市和乡村共同承担。

城市与乡村关系涉及城市和乡村两方面,因此,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总体思路在于,继续保持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增强城市发展潜力;加快乡村地区的发展,加大城市对乡村的支持和带动力度,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解决好城市和乡村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实现城乡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

第一,构建新型城乡空间关系。构建新型的城乡空间关系需要从整体着手,统筹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布局,科学利用土地资源,完善城乡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实现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的融合。比如,尊重地区人文地理条件,从空间资源的整体性和经济互动的关联性入手,综合谋划城乡的整体开发,整合土地资源,为城乡互利发展创造空间便利;完善区域城镇体系,促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协调发展。

第二,构建新型城乡经济关系。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发展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构建新型城乡经济关系的重点是,要充分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效应、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把挖掘农业自身潜力同工业反哺农业结合起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附加值,扩大农村就业,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多种形式的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农业经济效益;以工促农,利用城市工业的产业优势和技术力量,对农业实施积极的产业带动方针,激发农业经济的内在动力,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三,构建新型城乡社会关系。实现城乡交流融合的重点在于创造平等的新型城乡社会关系。构建新型城乡社会关系要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入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推行财政和税收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为城乡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改变城乡教育分割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倾向,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改善农村教育设施和师资水平;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推行农村医疗保险,在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四,构建新型城乡生态关系。构建新型城乡生态关系要坚持城乡一体化的处理原则,促使城市和乡村形成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具体措施包括,采取有力措施,减少城市过度扩张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建立健全城乡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的发展机制,积极引导城市的环保技术和资源向乡村转移,鼓励并培育多元化的环境保护主体共同参与生态建设。

篇5:论发展小城镇破解“三农”难题

摘 要:“三农”问题始终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棘手问题。以典型的四川丘陵地区��南充市为主要研究对象,阐述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南充“三农”问题的关键,而小城镇建设是统筹南充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载体,是南充破解“三农”难题,走出“三农”困境的突破口。

关键词:南充;“三农”问题;小城镇发展;城乡统筹�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棘手问题,也是四川省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四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焦点在丘陵,其根本出路也只能在丘陵地区的农村。四川丘陵地区的“三农”问题由来已久,解决起来更为头疼。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川丘陵地区的贫穷就是农村的贫穷,四川丘陵地区的落后就是农村的落后。南充市属于典型的四川丘陵地区,本文以南充市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南充“三农”问题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引入,南充的“三农”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尖锐。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前,“三农”问题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产量问题,或者说是粮食安全问题的话,那么现在“三农”问题则有了本质的变化,已经演变成一个以农民收入、农村市场消费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即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他问题要么由这三个问题引致,要么与其紧密相联,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更提升了解决的难度。�

现阶段,南充“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愈来愈大的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论“三农”,必须跳出“三农”看“三农”,从南充城乡经济发展全局的角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制约“三农”发展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因此,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放到全市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部署,把农村社会事业放到全市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统筹协调,把农民放到全市人民共同富裕中统筹安排,就成为解决南充“三农”问题的关键。�小城镇建设是统筹南充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载体�

当前,南充市“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核心在于城镇化滞后,而推进城镇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和纽带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当城市化水平低于30%时,城市文明基本在“围城”里,农村远离文明;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城市文明普及率呈加速增长趋势;当城市化水平达到5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将达70%;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将达到100%,即基本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南充2009年的城镇化水平仅为35.8%,相比之下,南充城镇化发展任务艰巨,通过南充城镇化发展来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但其空间和潜力却无可限量。�

据相关部门调查分析,农村人口每减少1个百分点,农村人均就增收200元;城市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因此,只有缩小农村,才能富裕农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有关专家认为,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的要求,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会有大幅度的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南充“三农”问题的解决,其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数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更加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到2020年,南充市将有近200万农民(按城镇化水平45-50%算)转化为城镇居民,而到那时,仅仅依靠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扩大中心城市的规模,显然是不现实的。面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中人口、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只能落户小城镇。正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因此,南充只有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发展县域经济,才能较顺利地完成这项任务。从这种意义上说,发展小城镇是统筹南充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破解南充“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加快小城镇建设是破解南充 “三农”难题的突破口�

小城镇既是吸纳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辐射的地区,也是具有一定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农村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经济是南充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小城镇不仅是南充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的方向,还是解决南充“三农”难题的重要突破口。�南充地处川中丘陵,交通不便,很多小城镇一度既无“城”之规模,又无“市”之兴旺,“闲时进镇,忙时进村”的自然经济色彩浓厚的生产模式广泛存在,小城镇规模普遍偏小,功能不全,人口集聚能力偏低,对破解“三农”问题的作用十分有限。�

近年来,南充把小城镇建设与“三农”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作为推进南充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抓,取得了较明显效果,初步形成了县城辐射小城镇,小城镇带动农村,城乡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3.1 抓规划,超前谋划,注重特色�

规划是前提,规划是龙头。南充小城镇建设始终强调抓好规划这个龙头,立足于现有的县和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避免遍地开花,合理确定小城镇的规模和数量,突出规划的龙头地位和先导作用。一是坚持小城镇规划的先行性,对小城镇的发展方向、总体布局和功能分区进行科学定位;二是突出小城镇规划的特色性,强调要有鲜明的个性并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三是维护规划的权威性,规划一经确定,就要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更改。�

3.2 抓建设,完善功能,打造精品�

南充在小城镇建设上既要求量的发展,更重质的突破,力求提升小城镇档次。一是夯实基础,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注重配套,优化环境,增强小城镇的吸纳能力,形成产业集群,促使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如顺庆区潆溪镇兴建的“三国源”,南部县伏虎镇修的公园和广场,仪陇新政镇兴办的工贸园区等。三是提高品位,注重选择不同的建筑风格,体现地方特色和现代气息,塑造不同的品牌和形象。�

3.3 抓产业,多业并举,发展至上�

产业是支撑,是农民能长期在小城镇安居乐业的基础。南充根据本地实际,具体做到了“五个结合”,形成了五种模式。一是小城镇建设与工业发展结合,走“以工兴镇”的路子。潆溪、小龙、龙门、七里、定水、新政等试点镇,大力招商引资,创建工业园区,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力就业问题,又促进了地方财政增长,拉动经济发展。二是小城镇建设与农业产业化结合,走“以农强镇”的路子。河舒、双龙、义兴等试点镇,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保鲜、加工、运输业、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促进了农民增收。河舒镇近年来大力发展“锦橙100号”,年产量达2000多吨,销售收入870多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993年的338.29元增加到2386元。丰足的水果资源还吸引了10多户农民在镇上购房专门跑水果运输和加工,并招引了4家外来业主搞房地产开发。三是小城镇建设与商贸发展结合,走“以商活镇”的路子。伏虎、老观、建兴、小桥、李渡等试点镇,通过兴建各类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日杂百货商场,极大地刺激了农村消费,促进了地方发展。伏虎镇近年来已兴建大型农贸市场3个,集市贸易十分活跃。四是小城镇建设与交通发展结合,走“以交通旺镇”的路子。对于地理优势突出,铁路、公路、水运发达,容易形成物流、人流、信息流的小城镇可发挥交通优势,建设交通主导型小城镇。五是小城镇建设与旅游业发展结合,走“以旅富镇”的路子。江南、马鞍、西兴、木老等镇,充分利用本镇资源,积极发展旅游业和农家乐,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木老镇通过举办 “桃花节”和发展农家乐,每年吸引游客数十万,农民收入颇丰。�

3.4 抓管理,以人为本,提升形象�

小城镇建设的过程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三农”问题的主体是人,小城镇发展的关键也在人。为此,南充一方面加强对城镇居民的教育管理,提高居民的城镇意识、文明意识和现代意识,真正让农民洗脚进城镇,洗脑作市民;另一方面,加强对小城镇社会治安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大力治理小城镇的脏乱差现象,确保小城镇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3.5 抓市场,以市兴镇,合理配置资源�

小城镇的发展要以人口集中为前提,以市场发展为条件。“以人兴市、以市兴镇、以镇促市”,已成为小城镇建设与小城镇市场联结的重要条件。发展南充农村市场经济,必须大力培育农村市场体系,推行“农工贸、贸工商、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国际市场。小城镇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信息的中心,具有一定吸引力和辐射力,它既是农副产品的交换中心和集散地,又是工业品流通的最后环节。因此,南充小城镇的发展必须与市场建设相结合,要按商品流通规律以及小城镇的位置、交通条件,积极扩建、改建、新建各类市场,使区域性综合市场形成规模,上等级、上水平、发挥中心市场作用。�总之,加强小城镇建设实质就是使农业转变为工业,农民转变为市民,农村转变为城市,是南充破解“三农”难题,走出“三农”困境的突破口。南充小城镇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三农”问题,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推进城镇化为目标,逐步实现“以城促农,以城助农,以城带农”的小城镇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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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慧芳.破解“三农”难题的战略举措:加快小城镇建设[J].农村经济,2005,(6).�

[6]蔡晓兰,张陕豫.浅议解决“三农”问题与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内存关系[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5,(8).�

篇6: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二、“三农”问题必须拆分细化逐项解决“三农”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合称。农村是一个大概念,农业是一个产业,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因其是历史造成,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积累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科学、理性,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和瓶颈入手,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解决农村问题要三管齐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台了农村三项政策,即土地二轮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减轻农民负担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应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当前应该急速出台土地“永佃”,使用权继承、抵押、转让的土地政策,建立一个能使土地迅速流转的平台,如建立农村政策性银行,赋予其经营货币和经营土地的职能。第二,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二十年,仅城市建设用地一项,城市就从农村拿走增值的2万亿。1979--1994年的16年间实行农副产品剪刀差,农村就向城市贡献15000亿。目前,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金融资产不足30%,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4,这是建国以来差距最大的时期。因此,政府对农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建议每年全国人大的例会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专题审议财政支持农村预决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例会也照此执行,使财政支持农业制度化、法制化,不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力争在近年内将财政支持农业资金量由现在的占财政收入10%左右提高到16%左右,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上等水平。第三,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济的需要。现有的农村管理体制特别是乡镇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乡镇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义务,官僚主义、机构膨胀、收费欲望强烈,因此必须重新构筑乡镇治理机制。现在有一种建议,撤销乡镇政府,从基层的实践来看,这种建议不现实。目前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城乡人口比例4:6,城乡收入比例4:1;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大。加之我国地理条件复杂,农村防灾、抗灾和救灾能力脆弱,防灾抗灾任务繁重。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权机器和政治动员能力,需要基层政府行使职能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镇治理机制如何设计?中央党校曾业松教授提出的“建立乡镇村一体的自治行政体系”的构想,很符合农村实际,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地方行政自治的思路和原则,使行政体制和自治体制结合起来,使乡镇政府具备更多的民意基础和责任意识。

四、解决农业问题要充分考虑产业规律 正确认识农业是一项产业。以工业理念指导农业的确是不少地方的实践,但目前一些地方还停留在微观层面,还没有从宏观上将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从产业政策上来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村更应该把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这个产业不管是弱势产业还是强势产业,还是传统农业状态下的小农产业,它毕竟是一个产业。大部分国家,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从农业起步的。我们应在认识上树立农业是一个产业的概念,从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规律角度来研究农业。正确认识国家农业直补政策。目前正在实施的国家对农业的直补政策,是对农民“多予”的一个直接体现,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但这只能是暂时性的措施,从长远考虑,应该研究直补资金效益最大化的问题。目前国家从总量上拿出了一大笔钱,但具体到每个农民头上,补助效益如何,值得深思。农民一亩地国家补上十几元,农民也很高兴,一家三四亩地得几十元补助,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许多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反而没有能力和资金来解决,比如灌溉用的塘湖堰渠的修缮,农资市场的假冒伪劣整顿与治理等等,若政府在这方面对农业产业扶持就大有作为。发展农业应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重点支持与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基本农田的治理和保护、旱涝保收田的建设、蓄水和灌溉工程、防洪除涝工程、机耕道路的修建、优良品种的繁育和推广,再如建立质量检测体系、质量评估体系和品牌保护体系,在注册、保护和申报农业产品等方面出台一些政策。这些资金补助和政策性支持并不是对哪一种产品进行的,而是对整个产业进行补助。发展农业应走产业化的道路。只有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够解决全国2.3亿户农民分散经营的问题。通过产业化把农民组织起来,适应和参与市场经济,才能使我国农产品“优的多起来,多的优起来”,产业的“蜂窝型”才能“板块化”。在过去我们对于产业化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用行政手段干预和干涉的形式来发展产业化;二是把产业化限定为农特产品的经营,忽视了对大宗农业产品的发展。所以,必须走出这两个误区。首先应考虑传统的优质农产品,比如各地都有自己的区域性特产,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能够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都是被广大农民所接受的,适合当地农民种植习惯的,也是后来推广发展成本最低的产品。所以,应从传统优良产品入手,走产业化的道路。其次,对于已经形成的、具有比较经济优势的优良产品,迅速整合成产业化发展的模式。比如说山东的蔬菜、沿海的渔业,河南优质专用小麦等优特质产品。其三,农业产业化不能忽视大宗农产品的产业化,比如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等的产业化,应迅速用政策催生一部分龙头产业。同时,农业产业化要走农业工业化的道路。现在很多人认为工业化只存在于城镇,而且普遍认为乡镇企业已经垮掉了,工业化道路没法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时期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怎么走呢?有三条路径:做大做强现有的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项目;从提升传统农业入手,走劳动密集型、资源转化型的工商业。如果在农村也搞高科技,这是一个指导性的误区。应着力发展一头在田间,一头在工厂,产品进商场的产业,特别是千家万户都能上的工业产业。

五、解决农民问题关键要解决好城乡统筹 当前城乡统筹亟待解决的是农民绝对贫困问题,农民的市民待遇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的入手处,出路就是要加大农民市民化的福利建设,这也是城乡统筹的必然要求。城乡统筹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农民贫困的体制性障碍也就清除了。第二,建立农村养老体系。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占总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有7285万人。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不解决,农村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计划生育问题,农村家庭的规模虽然逐渐变小,完全核心户不断增多,理论上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由于养老仍以家庭为主,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的迁徙。农村若建立像城市一样的养老体系,可以参照城市筹措资金的方式来进行。有个人部分,有集体部分,以及中央政府的补助。从操作层面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渠道解决资金的问题。一是可以将7285万60岁以上老人承包的责任田的使用权的若干年抵押给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既经营货币又经营土地),获取社保资金。如果使用权按15年抵押,每年使用费按300元计算,可以一次筹集近4000亿;二是将粮食直补资金和各级承担的粮食风险基金打入个人养老帐户;三是个人缴纳。四是集体收益和社会筹集部分。第三,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开展的有声有色,国家应该把它制度化、规范化。在解决了低保和养老问题后,农村合作医疗可以考虑自筹资金,国家适当补助的方式。

六、成立政策性银行为农村金融输血,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本金

《[推荐]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篇7: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

——访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蒋超良

把缓解贷款难作为面向‚三农‛的核心

‚农村金融服务是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搞好‘三农’金融服务,更是具有挑战性和艰巨性‛。说起服务‚三农‛,蒋超良深感责任重大。

不久前发布的中报表明,今年上半年农行的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其中县域金融潜力显现,县域地区贷款增速高于全行1.7个百分点。蒋超良说,农行为解决农村信贷供给不足问题,一方面不断增加涉农信贷投放规模,确保县域贷款增速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另一方面全面优化准入门槛、业务流程、产品设计和贷款定价,让各类‚三农‛客户进得来、贷得到、办得快、负担得起。截至2012年6月末,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8万亿元。

把服务农民作为面向‚三农‛的着力点

蒋超良说,农民最容易受到金融排斥现象的困扰,能不能服务好农民应该是检验农行面向‚三农‛是否到位的试金石。

农行在服务‚三农‛工作中,推出了专门为农民设计的惠农卡,启动了为农民提供便捷金融服务的金穗‚惠农通‛工程,代理新农保、新农合以及财政支农资金兑付,实现了卡到户、机到村、钱到账。目前惠农卡发卡量达到1.12亿张,覆盖全国8000万农户。

农村金融服务是世界性难题,难就难在如何实现其商业运作上的可持续,农行致力于探索一条将二者结合的路子。

蒋超良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农行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致力于加强和改善‚三农‛金融服务,特别是近5年来,农行按照中央的要求不断摸索,初步走出了一条面向‚三农‛和商业运作相结合的新路子。

风险控制是农村金融的最大挑战。农行建立了专门的‚三农‛业务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增强‚三农‛业务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今年6月末,农行县域贷款不良率降至1.67%,拨备覆盖率达到293%。

把深化改革作为面向‚三农‛的根本动力

当前,农村金融仍然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农业银行面向‚三农‛、商业运作仍然任重道远。

篇8:以新型城市化破解 “三农”发展难题

1 早谋划, 广宣传

廉江市推广农业机械化工作, 尤其是推广水稻机育插秧工作, 在前几年所取得较好成绩的基础上, 乘胜出击, 做到早谋划, 广宣传, 深挖潜力, 扩大战果。

(1) 加强组织, 完善措施。以市政府名义成立了以分管农业工作的市领导为组长的水稻机育插秧工作领导小组, 各有关职能部门为成员, 加强推广农业机械化的领导力量。同时, 将推广机插秧工作写入每年的《市委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目标任务;连续两年出台《廉江市中央财政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等措施, 财政每年拨出50万元专款, 对农民购置插秧机和专用秧盘累加10%补贴;召开专题会议, 对推进水稻育插秧机械化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和工作任务, 并明确了考核奖惩措施。

(2) 完善宣传网络, 加强宣传力度。市农机局筹资1万元, 开通了廉江市农业机械化信息网站, 该网站包括的内容有农机要闻、组织机构、政务公开、政策法规、农机推广、通知公告、农机监理、农机购置补贴和农机产品展示等。同时联接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广东省农业机械化信息网、湛江市人民政府网和廉江市人民政府网等网站。在宣传上做到广播有声音、电视有图像、报刊有文章和网上有信息, 集中展示了农机化工作的新突破、新亮点和新成就, 声势大、影响广, 效果明显, 振奋了精神, 鼓舞了士气, 树立了形象, 促进了全市农机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同时, 廉江市农业机械局局长黄存德还带领班子成员及农机推广站干部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和晚上时间进村入户, 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大力宣传农业机械化的好处, 认真落实有关政策, 发动农户踊跃购机。2011年, 新增插秧机65台, 保有量达229台, 其中山区贫困镇和寮镇是广东省2010年第一个整镇推进, 村村都拥有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机械的第一个乡镇;2009年廉江市也是广东省第一个消灭插秧机“空白镇”的县 (市) 。

2 分类培训, 强化指导

水稻机械化育插秧能否成功, 关键在于技术。廉江市农业机械局针对不同的生产季节, 使用不同的生产机械, 邀请厂家派出不同的技术人员举办不同的培训班, 确保农机手在不同时期能够熟悉不同的农业机械操作与简易维护。2011年, 廉江市共举办水稻机育插秧培训班12期, 培训学员达1 555人;召开水稻机插秧现场演示会4场, 到场参观人数达789人 (次) ;举办农业机械操作与简易维修保养技术班共8期, 培训机手700人 (次) 。为了保证所有购机户都能育出符合机插要求的秧苗, 由市农机局分管领导带推广股股长和农机推广站站长具体负责, 带领技术人员包机到户, 服务上门, 逐户从营养土、苗床准备到催芽、放盘, 从病虫害防治到苗情管理, 手把手指导, 亲自教, 亲自干。经过数遍指导、检查和督促, 及时化解了农户育秧失败的风险。为了确保机插秧的成功, 廉江市农业机械局技术人员还对插秧机进行逐台逐户做好插前、插中和插后保障服务工作, 保证机具在良好状态下作业, 发挥出很好的效益。机插前, 要求农户提前48 h整好大田, 做到田平、土实, 水深1~2c m。机插中, 由推广股和推广站、厂家技术人员先进行示范, 现场教学, 直到农机手自己能熟练操作为止。机插后, 提醒农民适时灌水、施肥、除草和防治病虫害;请农艺专家经常到机插秧田块观察掌握苗情长势,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3 用活政策, 惠及全民

(1) 用好用足国家补贴政策。2011年上半年, 廉江市获得广东省农业厅分配的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70万元, 受理农民申请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94.281 5万元, 实施完成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69.300 5万元, 省财政累加补贴资金18.856万元, 地方累加补贴资金6.125万元, 补贴农机具1 706台 (套) , 其中收割机5台、插秧机12台、水稻育秧机械化流水线14套、大中型拖拉机64台、水产养殖机械724台、耕整地机械105台、植保机械629台、水泵133台、饲料加工机械13台、修剪机械17台、树木脱皮机3台和秧盘18 003块, 节水喷灌面积162.7 hm2 (2 440亩) 。申请及待购买农户2 351户, 补贴资金632.57万元。

(2) 用足用活扶贫政策。廉江市抓住扶贫机遇, 用足用活扶贫政策, 利用扶贫政策购置农机成绩明显, 取得很大成效。2011年, 利用扶贫政策购置扶贫机具23台 (收割机3台、中拖2台、插秧机10台、手扶机3台及微耕机5台) 。不但一般农民能够用上插秧机, 就是贫困户也能够用上插秧机, 极大地促进了廉江市农业机械化发展。

4 建立合作社, 整镇整村推进农机化

经过几年的努力, 廉江市现有正式注册登记的农机专业合作社51家, 较好地解决了农机规模化作业与小农户分散经营的矛盾, 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有利于减轻农户劳动强度, 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

(1) 以镇为单位成立农机专业合作总社, 整镇推进农业机械化。廉江市山区贫困镇和寮镇是广东省第一个整镇推进农机化、村村都拥有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机械的第一个乡镇。

(2) 以村为单位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 整村推进农机化。如青平镇那毛角村村委、长山镇那凌村村委和营仔镇下洋村村委等组建的农机专业合作社, 承包经营全村的土地, 为农民节约了很多成本,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以自然村组织牵头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如吉水镇西莲塘村农机专业合作社, 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先进经验, 取得了良好成效, 村民年均收入已由2008年的3 000元提高到2010年的8 500多元, 促进土地流转80多hm2 (1 200多亩) 。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廉江市十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附近县 (市、区) 有关人员纷纷前来观摩学习;广东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湛江电视台、《湛江日报》等媒体对此作专题报道推广。

(4) 以企业牵头, 农机户、农户有机结合成立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如廉江市建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吉水镇威王农机专业合作社等, 分别由建成农业有限公司、威王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成立的。建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采用“统一种子, 统一播种, 统一耕地, 统一机插, 统一机收”一条龙服务, 整村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逐步扩大机械化服务规模, 增加合作社收入。2009年, 分别被评为“廉江市十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2010年被评为“全国农机专业合作示范社”。

(5) 以种粮大户为主组建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如营仔镇张贞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36 hm2 (540多亩)

(6) 以青年人为主线, 联合其他农机户自愿以农业机械入股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如良垌镇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全是年轻人。

(7) 农机大户之间的有机结合。其运转形式是以承包土地、代耕代种和作业服务为主, 联合开展机械化生产作业。

5 推广农机化, 解放劳力, 促进农民增收

经过几年的努力, 廉江市农业机械化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 不但较好地解决了农机规模化作业与小农户分散经营的矛盾, 而且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 有利于减轻农户劳动强度, 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为农民节约了很多成本, 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如吉水镇西莲塘村推广农业机械化之前, 村民年均收入只有3 000多元;推广机械化后的2010年, 村民年均收入达到8 500多元, 收入成倍增加。营仔下洋村合作社2011年参与流转丢荒20多年的土地73.3 hm2 (1 100多亩) , 由9个人耕作, 不但解放了劳力, 而且获利90多万元。

篇9:以改革攻坚破解三农难题

人们依稀记得2002年,我国三农问题突出:粮食生产多年徘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农业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挑战;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而农村发展严重滞后,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短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负担沉重,农村干群关系紧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明确指出:重点难点在农村。毋庸讳言,三农问题是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我国进入“总体小康”社会后更加凸显,破解绝非易事。

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破题

1992年,我国完全放开了粮食消费市场,居民购买粮食不再依赖国有粮店,让粮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基于粮食的敏感性,农村粮食收购市场一直未敢放开,而采取由政府和农民进行合同订购的方式。直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结合多年粮食消费市场化改革和粮食收购政策的实践,2004年我国最终在农村开启了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

粮食消费市场的放开,理顺了粮食收购价格和消费价格的关系,改善了粮食比较效益偏低的状况,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国粮食总产量在1998年曾达到5.12亿吨。但是,随着粮食创纪录地增产后,国内粮食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依赖传统的国有粮食部门收购农民的粮食越来越靠不住。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前,很多粮食主产区的国有粮食收购部门,一方面伸手向国家索取大量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以粮库已满或者粮食质量不合格为由不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1998~2002年,农村卖粮难和粮食销售价格低迷问题十分突出。

是改革粮食流通体制?还是退回到粮食合同收购和凭票供应粮食的僵化体制?显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能走回头路。

在党的十六大后,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开始克艰攻难。允许农民根据市场自主决定粮食生产和粮食销售,国家相应地建立了粮食补贴和托市收购制度。

为了更好地保护粮农利益,在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的过程中,国家还建立起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制度以及玉米和大豆等的临时收储制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对于防止粮食价格过度下跌和农民卖粮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托市作用,有效地保护了粮农的利益。

实践证明,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并相应建立起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和托市收购制度,总体上比较成功。

农村税费改革打破怪圈

20世纪末,我国农民负担沉重。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不但需要缴纳法定的农业税,而且还需要上缴各种摊派和提留,甚至一些地方干部借机“搭便车”收费,以牟取私利和为部门谋取利益。当时,社会上流行“头税(指法定的农业税)轻,二费(指农村公益事业收费)重,三费(指搭便车收费)是个无底洞”的顺口溜。据当时一些典型调查资料,农民人均负担农业税只有几十元,但是各类名目的收费可能达几百元,而隐性负担更重。

本世纪初,国家在一些地方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核心是取消农村各类收费,统一只收取农业税。客观地说,在上级政府的严格监管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初期阶段还算成功。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农民负担反弹问题又凸显出来。如何打破农村税费改革不断而农民负担呈加重态势的怪圈,让历史上“皇粮国税”每轮改革后农民负担就会加重一次的“黄宗羲定律”不再成立?农民负担减不下来,根源在于针对农民而特别征缴的税费和相应的农村财政制度。减轻农民负担难做到,干脆就让农民不再有制度性的负担。

据相关资料数据,废除农业税后,每年直接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农民人均减负约140元。与农村税费改革相对应,我国相应地逐步建立起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明确了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同时,为了加快农村发展,调动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主体作用,又建立了一事一议制度。

农村综合改革是制度创新的关键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不仅在于废弃旧的农村财政体制,而且关键在于能否重建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启动了农村综合改革,不但全面废除了农业税(费),结束了2600多年农民交税的历史,而且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乡镇机构和农村财政改革,让农民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公共服务与缴费不挂钩。

过去长时期内我国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公益事业成本费用由农民负担。按照农村教育农民办的逻辑,农村义务教育达标向农民摊派,农村教师工资由农民负担。据资料,农村税费改革前,很多地方农村教育经费占乡镇财政支出的70%左右。农村义务教育达标形成的乡村债务和拖欠教师工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可以向农民收税收费,乡镇机构过分臃肿,精简困难,乡镇财务十分混乱。

党的十六大开启的农村改革,不但彻底废除了随时都可能加重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制度,而且确立了城乡一体化的公共财政体制,让公共财政照耀广大农村。在废除农村税费后,国家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并增加专项财政经费。相应地,建立起了县级财政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机制。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了全免费,中央财政支出了近千亿元负担起农村义务教育达标时期的乡村债务。同时,在农村综合改革中重点深化乡镇机构改革,撤乡并镇,强化基层政府服务职能,推行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

随着我国农村综合改革不断取得实效,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不断扩大,国家开始着手解决贫困农民生活问题、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和农民养老问题,目前基本建立了面向广大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综合改革,从延伸和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向最终建立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制度推进,使农村干群关系持续改善,农民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农村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在充分肯定新时期农村改革突破和制度创新成效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我国三农政策设计还存在着不完善的问题,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执行不到位、农民对政策执行满意度不高和少数干部以权谋私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使我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影响了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推进进程,而且强化了一些地方对财政支农资金的依赖,影响了农民对党的政策执行的信任。

为此,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着眼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林权等改革,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益,创新农村体制机制,激活农村生产要素,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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