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城市生态论文

摘要：正确分析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度，对改善高污、高排、高耗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新型城镇化城市生态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型城镇化城市生态论文 篇1：

新型城镇化及其在陕西的实践与探索

摘 要： 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陕西省行政学院2013年春季县级政府领导干部培训班以“积极稳妥推进陕西城镇化建设”为主题，全体学员与参会领导一起，围绕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陕西城镇化建设的探索与经验、陕西城镇化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陕西实现新型城镇化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陕西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从改革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农民工服务体系等方面入手，解决新型城镇化的制度障碍。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干部教育培训； 学员论坛； 会议综述

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1] 陕西省“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三强一富一美”新陕西的目标，[2] 并将新型城镇化作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2013年3月20日，陕西省行政学院2013年春季县级政府领导干部培训班学员论坛在学员研讨室举行，本次研讨以“积极稳妥推进陕西城镇化建设”为主题。受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江泽林委派，省政府副秘书长、长期研究我省城镇化的知名专家张光进亲临论坛会场，与学员一起进行讨论；省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培仓、副院长张贵孝等参与论坛。大家围绕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特征、陕西城镇化在各地的实践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进一步实现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对策与建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而激烈的讨论。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什么是新型城镇化？“新型”的含义是什么？这是讨论的焦点。学员们一致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路子。

张光进指出，城镇化在中国的进程是随着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而持续推进的，出现了一些成功的典型，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作为2013年经济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开启了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3]

学员们形成了一致共识，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即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宁陕县副县长孙坤认为，新型城镇化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西安市新城区副区长吴繁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政策创新，不仅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加强和城区生态环境改善这些硬件建设，更涉及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等，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也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杨凌区副区长周梅青强调了李克强总理对城镇化的指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其目的是造福百姓、富裕农民，并特别强调要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新型城镇化绝不是旧式城镇化的升级版和“鬼城”的初级版，其核心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黄陵县副县长张俊峰认为，城镇化说到底是进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要真正解决进城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使农村转移人口不仅能在城镇就业和定居，还能实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身份待遇，尤其是要改革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项政策、资源、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政治权利，让进城农民在城镇拥有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切实融入城镇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

二、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新型城镇化与以往的城镇化相比，内涵更加丰富，对城镇化的质量要求也更高。张贵孝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产业支持的城镇化，是资源节约的城镇化，是生态良好的城镇化，是统筹城乡的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学员们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拓展到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就新型城镇化的特征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一）新型城镇化是“四化”协同发展的城镇化

张贵孝教授重申了十八大报告对“四化”协同发展的要求：“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1]旬邑县副县长王永刚认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新型城镇化要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民以食为天”，新型城镇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民进城和粮食生产的矛盾，所以农业必须现代化；另一方面，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工业和城镇的反哺、辐射和带动，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人才、物质、技术、资金和市场支持；带动工业的发展，需要信息化的支撑。因此，工业化、城镇化不发展，农业现代化就缺乏动力；农业现代化跟不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就会导致工业化、城镇化陷入停滞和不可持续的状态。四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良性互动，是互为支撑的有机统一。

（二）新型城镇化是集约发展的城镇化

城镇的集约发展，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铜川市王益区副区长李云耀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注重城镇的内涵式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推进新型城镇化不能粗放占用土地，靠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过去铜川市的发展主要依靠“黑色产业”——煤带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在新型城镇化的号召下，王益区转变发展理念以“绿色产业”引领发展，主要从事现代陶瓷、食品加工等污染少、消耗低的工业。他认为，新型城镇化要摒弃过去轻视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的发展思路，防止透支环境红利，走资源集约、节约发展的道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合理调整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不仅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要，更要为下代人、世代人、为中华民族的世代繁衍发展留有空间，增强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新型城镇化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突出城乡发展一体化。西安市新城区副区长吴繁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直至消失，实现城乡融合，从根本上淡化城乡之间的界限，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实现城镇化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没有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农民的富裕，就不可能有城镇的繁荣与发展。因此，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转变过去“重城轻乡”、“城乡分治”的治理思路，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走促进城乡互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互惠，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四）新型城镇化是多元形态和特色发展的城镇化

城镇发展的多元形态，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彬县副县长杨小平认为，我省关中、陕北、陕南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分布不均衡，未来城市发展承载能力不同，人口素质参差不齐，因此在发展新型城镇化时不能强调一致性和同步性，只能因地制宜、分类引导，坚持多元形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互协调和多样化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强调特色立镇、特色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注重特色产业和特色文化的发展。

三、陕西城镇化建设的探索与经验

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迅速，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十一五”期间，陕西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位居全国前列。2012年，陕西省城镇化率达到50.02%，比2011年提高2.72%，提升速度全国领先。陕西不仅城镇化的速度明显加快，而且城镇化的质量也在提升，各地在加快建设新区、改造老区、整合镇域社区等方面成效显著。陕北陕南的扶贫移民和避灾搬迁工程有序推进，与之相应的就业、医疗和社保体系也在进一步完善。

（一）城乡一体，规划引镇

学员们一致认为，城镇化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旬邑县副县长王永刚介绍了旬邑县的经验。旬邑县在统筹城乡发展中注重发挥规划的指引作用，按照“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原则和“全域旬邑”的理念，编制了《旬邑县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经济发展、交通设施、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生态建设、社会事业等6个城乡一体化发展专项规划，形成了城乡一体、配套衔接的“全域旬邑”的规划体系，保证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有序推进。旬邑县围绕构建以“县城—乡镇驻地—中心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形成全覆盖的现代化、网络型城镇村体系，促使小村向中心村集中、中心村向社区转化、社区向城镇发展。旬邑重视中心镇的规划和发展，调整城镇建设规划，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有利于整合利用现有公共资源的原则，将原有的17个乡镇合并为11个镇、3个社区。开展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的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旬邑城乡一体化的经验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肯定。

（二）因地制宜，特色兴镇

陕西省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禀赋不同、历史传统也各有千秋，各县从实际出发，挖掘所在地区的发展资源，开拓各具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凤翔县副县长戴慧萍介绍，凤翔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试点先行、典型引路”的思路，实施紫荆山新城工业主导型、柳林镇中心城镇带动型、城关镇三产服务带动型、横水镇龙头企业带动型的“一城三镇”率先突破战略。近三年，全县农民进城落户人数达到25800人。宁陕县副县长孙坤分享了“皇冠模式”。皇冠镇是一个距离县城80多公里的小集镇，近年来皇冠镇以立足资源招商为突破，借助企业发展乡镇，并且围绕旅游业发展第三产业。通过产权置换，企业把居住在深山的农民引进集镇，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5倍。几年间，镇域建设面积增长2.5倍，集镇人口增长了4倍多。

（三）公共服务，民生稳镇

新型城镇化扭转了过去重物不重人的思想，最终是要实现人的城镇化，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陕西各县牢牢把握住这一根本目标，在进城人口的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保方面都做了有益探索。近年来，陕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进入全国百强县的神木县和府谷县在民生建设方面尤为突出。府谷县副县长杨培林介绍了府谷在民生建设方面的成果。近年来府谷围绕打造“幸福府谷”的目标，已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共26200套，可容纳7.2万人。在医改方面，推行“双补双管四结合”的模式，不仅建成了覆盖全县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还启动了对困难患者的二次救助工作，解决了城乡居民看病困难的问题。宁陕县副县长孙坤介绍，2012年宁陕县全县实现15年免费教育，这对于地处秦巴山区、县财政收入只有5300万的县城是大胆的举措，也是向新型城镇化迈进的关键一步。

（四）招商引资，产业强镇

学员们一致认为，产业兴镇、产业强镇，镇域发展最终如何，关键之一在于产业的支撑。榆林市榆阳区副区长薛建文提到：“产业兴、镇域强。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升以二、三产业为主的结构层次，壮大城镇产业实力，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与城镇增容的良性互动、持续发展。”榆阳区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树立用工业化理念经营小城镇的理念，以产业聚集带动城镇发展壮大，以市场经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在榆阳区南部建成以镇川、鱼河为中心的商贸物流型城镇；北部建成以牛家梁、金鸡滩为中心的能源化工型城镇，西部建成以巴拉素、红石桥为中心的煤化学工业型城镇及以芹河、小纪汗为中心的三产服务型城镇和能源化工后勤保障基地；西北部建成以马合为中心的农畜产品加工贸易型城镇；东部建成以麻黄梁为中心的农畜产品和载能工业区保障供应型城镇。

四、陕西城镇化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时，城镇化速度相对比较快。据此可以判断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城镇化率还将快速提高。如何才能更好地确保我国城镇化的质量？这就需要对城镇化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敢于面对，深入研究，注重顶层设计，激励创新，大胆实践，不断总结，及时纠偏，走一条更符合全国人民期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张光进指出：在充分肯定快速城镇化成效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城镇化出现的问题，如：每年转移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仍然游离于农村和城镇；很多城镇建设比较粗放，占用土地过多，集约化程度不高；形成的城镇化体系极不合理，大型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城市病”越来越突出，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发展乏力；部分城镇过分注重经营城市，公共服务意识比较淡薄，城镇功能十分不健全等。学员们根据所在县市区的实际，各抒己见，共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型城镇规划体系尚不健全

大部分学员反映，城镇化的总体规划和各项专项规划不完善，规划审批、许可随意性大，规划审批后期管理不到位，行政执法力度不够，乱建乱占滥开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城镇整体建设水平及规划落实。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新要求，如何解决规划的过渡和衔接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安康市汉阴县副县长王昭指出，目前，不少地方对推进城镇化所涉及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化布局、节约集约型城镇建设、农民工“半城镇化”等问题，缺乏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些都是导致一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紫阳县副县长任红艳认为，在城镇的发展规划中，通常由市级规划院来实施，但是由于规划院本身的规模有限，加上各地城镇化浪潮蜂拥而至，导致规划院产出远远跟不上规划的需求，造成规划项目雷同以及规划与当地情况不符的现象。一些地方甚至由镇长书记自己规划，城镇规划严重缺乏科学性。蒲城县副县长赵晓军表示，部分地区还存在不按照规划，盲目开发建设的现象。目前，部分地区虽然有推进城镇化的专门的规划，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与规划相去甚远，随意改变规划；另一些地方，则由于领导换届，导致规划的实施缺乏连续性，不仅造成城镇建设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严重影响城镇化进程。

（二）城镇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目前，相当数量的城镇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受县域经济发展所限，城镇功能分区不明显，产业发展较慢，作为城镇化主要动力来源的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基础薄弱。商州区副区长明道煜认为，部分地区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张，城市的道路、楼宇等基础设施已经完善，但现有城镇中实力雄厚且辐射带动力强的骨干企业少，中小企业发展落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尚未形成，对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产业带动和就业牵引能力不强。多数小城镇立足地方资源的特色优势产业尚未形成，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缺乏吸引力，导致农民“被城镇化”的现象时有发生。紫阳县副县长任红艳认为，新型城镇化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发展，良性互动。但部分地区的工业发展远远滞后于城镇化，尤其对陕南地区来说，移民避灾工程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举措，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缺乏产业支撑，无法解决搬迁移民生计就业问题，造成政府的安置房已经建成，但农民搬迁意愿不强烈，因此形成空城、睡城。

（三）城镇吸聚和承载能力不强

总体上，我省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公共服务功能弱，镇区商贸流通、休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保障能力明显不足。城镇发展较农村没有明显优势，所以农民不愿意进城落户，这影响了城镇化的速度。另一方面，大量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也无法取得城市户籍，同时，农民工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而失业，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和原有经济基础的薄弱，会使农民工重新陷入贫困。华县副县长张旭认为，我省小城镇建设资金投入不足，镇区道路、路灯、绿化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完善。小城镇的承载能力和吸聚能力差，特别是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城镇化建设需要大批具备学习、创新和变革能力的城市管理和规划人才。在实际中，由于城镇的生活条件与城市存在差距，及城镇化发展中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政策倾斜力度不足，导致发展小城镇的高层次人才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但由于文化程度和就业技能水平较低，就业竞争能力较弱而无法在城市立足。

（四）发展小城镇的体制障碍较多

土地政策和户籍制度是制约新型城镇化的两道关键门槛。杨凌区副区长周梅青认为，目前一系列制度安排把“人”和“地”割裂开，导致在土地资源普遍稀缺的情况下，部分城镇人均建成区面积过大、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这种模式虽然能推动城镇建设，但却造成了农村、农业和农民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难以得到有效的带动和补偿，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城乡二元的结构。此外，部分地区的土地指标审批困难，城镇建设用地不足，导致城镇发展有项目没土地的矛盾很突出。兴平市副市长安建礼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问题仍然是新型城镇化的现实障碍。现有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及就业制度仍然带有城乡二元结构的痕迹，进城农民无法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各项社会福利，造成部分农民工返乡返贫的局面，也阻碍了农民进城的脚步。

五、陕西实现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讨

新型城镇化最终就是要转变传统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转变农民固守农业生产的单一就业途径，缩小城乡在收入和消费上的差别，最终是把原来的“村”转变为新型的“城”或“镇”，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同繁荣。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要通过顶层设计和在产业、政策等方面的落实，逐步完成城乡空间一体化——城乡市场和产业结构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顶层设计

一个良好的分层次发展的规划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以“全域规划”引领新型城镇化。杨凌区副区长周梅青认为，要使城镇规划在城市建设、发展和管理中始终处于“龙头”地位，发挥规划的引导作用。周梅青提出全省统一规划的建议，以全省新型城镇化的规划指导各地区（县），修订完善地方城镇化一体化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西安市雁塔区副区长张秦提出，科学的规划还包括规划城镇内部的结构，使城镇内部的生活区、工作区、生态区等主要功能分区布局合理，方便居民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要创新城镇化的“经营”理念。把经营城市作为加快城市建设的战略举措和关键环节，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思路，坚持“以城养城”，全面激发城镇发展活力。阎良区副区长权利军认为，要用“经营”的理念编制规划，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撬动民间资本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多渠道投资小城镇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用事业，逐步走上主要依靠社会资金建设小城镇的轨道。增加县级转移支付非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赋予城镇一级政府较完善的财政权限，增强镇办财政投入积极性。要发挥城投公司的作用，逐步建立“政府主导、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法制化管理”的城建融资体制。

（二）强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

推进城镇化，必须强化其产业支撑。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前提，必须统筹好城镇化和产业发展。山阳县副县长赵水利认为，城镇化建设首先要立足自身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合理确定主导产业，同时不断提速、提质、提量、提效，做大做强主导产业。近年来，山阳县按照“盘活钒业、做强药业、开发镁金、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积极探索新能源”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佳县副调研员雷文耀以工业园区带动城镇发展的榆佳工业园模式为例，提出要走“园区化、集聚化”产业发展道路。礼泉县副县长蒋萍介绍了美国等国小城镇发展的历程，认为对于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明显，具备承接产业转移条件的地区，要加强招商引资，积极与发达地区对接，引进大企业的产业转移，让大企业参与城镇的建设。乾县副县长师虎认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现代农业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撑作用。农业为城镇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稳定的农产业，也是城镇工业品的消费市场。宁陕县副县长孙坤介绍了宁陕农业专业化的做法：以秦南食用菌、龙泉大鲵等现代农业园区为抓手，走“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路子，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同时，宁陕围绕优势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以凯迪生物质能为龙头的新能源产业，以抗肿瘤原药生产项目为龙头的新医药产业，以县域工业园区为龙头的健康食品产业等新型工业建设，促进工业经济持续增长，反哺农业。铜川市印台区副区长付高峰认为，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相互联系，会形成大量的服务需求。城镇化建设要顺应这一趋势，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坚持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并举，推进产业融合，充分发挥服务业这个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增强就业创业的活力。

（三）完善城镇自身功能，实现人的城镇化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城镇内在质量的集中体现。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只有吸引更多的人到城镇生活、工作，能够留得下、过得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兴平市副市长安建礼认为，首先应加快保障房建设。住房是满足人基本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之一，是满足人们到城镇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要加快形成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另外要将保障房建设与棚户区的改造相结合，提升城镇承载力。黄陵县副县长张俊峰认为，除了城镇内部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要通过大力改善农村公路的状况，加速城镇与乡村之间的资源要素流动速度。合阳县副县长郭宁安认为，新型城镇是适宜人居之所，新型城镇化有必要加强对人生存环境的改造。一是要抓好绿化建设。把城镇真正建成绿树成荫、花草茂密的适宜人居的城镇和乡村社区；二是建设老城区垃圾填埋厂和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三是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城镇排水工程和污水处理厂工程。

（四）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城镇管理水平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江泽林同志在2012年8月举办的“全省市县领导干部生态城市建设专题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城镇化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传统的管理理念和手段方式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必须创新城镇管理模式，理顺管理机制，整合各类管理资源，实施精细化管理。各市县要综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整合城市管理资源，推进数字化管理的实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要求，逐步将数字化网格终端延伸到街道、社区，实现城市管理重心下移，使城市管理精细化达到更高水平。” [4]洛南县副县长吴爱武提出通过城区“日巡、周查、月比”和集镇“旬治、月查、季比”管理机制，下大力气改善城镇环境面貌，努力提升城镇品位。蒲城县副县长赵晓军提出，要加强对城镇化中新型社区的管理。新社区可设立综合服务中心，采取“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的管理模式，对社区居民进行管理和服务。渭南市澄城县副县长薛颖指出，精细化管理尤其要注重对人的管理，对于进城农民可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针对不同的群体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教育、养老、就业、学习要区别对待，增强进城农民对城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西安市莲湖区副区长李岁会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大量“城中村”，但由于身份和职业的差别，导致村民和城镇居民在心理上存在巨大差异。要培育城市居民开放包容的心态，在舆论宣传上积极传递平等、关爱和尊重的现代城市文明，真正使进城农民对城镇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其在心理上融入城镇生活。

六、促进陕西新型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城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任何社会形态都无法逾越。新型城镇化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陕西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从改革和创新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民工进城的就业服务体系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等方面着手，解决新型城镇化的制度障碍。[5]

（一）改革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就是让农民获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社会身份。淳化县副县长赵威建议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建立起按就业地进行登记的户籍制度，实现农民工自由迁徙的权利。赵威还进一步提出，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西安市临潼区副区长邹林指出，推动新型城镇化必须启动户籍改革，制定户籍制度改革的长远目标，统一政策导向，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加快剥离附加于户籍上的福利待遇，回归户籍的人口登记功能。

（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

土地权是农民最关键最核心的权利所在。革命是因为土地，改革开放发端于土地，中国的城镇化问题更离不开土地。土地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明确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和经营权。西乡县副县长陈敏提出，农村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但目前的土地征用办法，可能会导致进城农民工失去土地这个基本保障。政府的重点在于通过产权的有效分割和清晰界定，赋予农民包括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在内的完整的土地权利。他还提出对于进城民工的补偿可以实行“一次补偿”或“细水长流”，由农民自由选择。这样的好处在于，农民可以“带资进城”，有创业的起步资金，以创业带动就业；也解决了部分农民年老回到农村的养老问题。同时，还可以借鉴先进地区的做法，比如实行“宅基地换房”，引导农民迁入城镇居住。宜川县副县长秦延辉指出，改革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要规范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和村庄整理，节约建设用地。在优先满足农村建设用地的前提下，将部分指标调剂给城镇使用。

（三）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

在城镇化过程中高技能劳动力短缺和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而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是解决这一劳动力市场供需错位的关键。紫阳县副县长任红艳建议，根据对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市场和服务体系是促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县区政府要重视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一方面要搭建信息平台，让用工企业和农民工建立起有效的对话。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进城民工的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意愿，也大大提高了农民工进城的稳定性。

（四）构建服务型政府，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之一在于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绥德县副县长马飞云认为，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要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将更多财政收入投入到公共服务方面，才能不断满足城镇化过程中转移人员的公共服务需求，以尽快构建“普惠、均等、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赋予农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佛坪县副县长王骁伟提出，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尤其要格外注意“均等化”并非平均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要用发展的眼光，因地制宜地提供公共服务，切实保障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权益与利益。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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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首魁　石艳文　马瑞

新型城镇化城市生态论文 篇2：

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分析

摘要：正确分析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度，对改善高污、高排、高耗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计算出2007—2016年各省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度，从时序及截面2个维度评价中国各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阶段及水平，为探索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提供现实依据。结果表明，近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及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水平均有所提升，且东部各指标的发展优于中西部地区;从区域分类结果看，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等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最高，其协调发展水平较好，而黑龙江省、吉林省、四川省等中西部省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较低，协调性相对较弱，各省域的发展情况不一。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质量;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提升，并顺利完成了大规模的城镇化，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8%。质量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其发展不仅要注重规模的扩大化，更要关注内在发展质量的提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新要求，强调保护环境先行的发展策略，控制企业的开发强度及相关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党的十九大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层面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注重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共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18年，第9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之新时代绿色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分论坛进一步探索绿色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问题，就生态文明视角下，中国如何推进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及相应发展模式探讨。那么当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否兼顾了绿色经济发展、区域发展是否存在差异性、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如何定位等问题亟需解决。本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耦合模型等分析工具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数据参考价值。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多涉及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等方面。叶裕民基于经济、基础设施及人口现代化等一级指标对全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予以评价[1]。牛文元从系统发展论的角度，以城市发展的动力、质量及公平等发展系统构建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2]。曾志伟等首次将“新型度”一词引入到城镇化评价体系中，构建了包含经济、环境及社会建设等一级指标体系[3]。2012年，十八大报告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后，学者们开始将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建设和人的发展等纳入到指标评价中，进一步完善了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研究体系。如吕丹等首次将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到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中[4];王博宇等从不同区域角度，构建包含人口、土地、经济、产业、生态及资源等多方面指标，丰富了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研究体系[5-8]。而绿色经济效率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内容及其测算方法，从研究内容来看，既有关于各行业的绿色增长，如刘瑞翔等的研究[9-10]，又有包括工业产业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如李玲等的研究[11-14]。从研究方法来看，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如Wang等的研究均涉及此方法的扩展应用[15-19]，且随着绿色经济效率测度指标的不断丰富，近年来学者们学习开发出非径向、非导向性的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更加科学、有效地测度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如叶祥松等的测度方法[20-22]。综上，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及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及实证评价等研究文献较丰富，然而，对于两者的相关关系主要集中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否有助于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问题上，如王婷等的实证研究[23-26]，而两者间的协调性关系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作出如下拓展：首先从经济、人口、环境、社会等4个方面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及综合评价法共同衡量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同时，利用基于SBM-DDF模型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指数，以资本、能源、劳动作为友好投入指标，“三废”、GDP作为输出指标测算全行业的绿色经济效率。其次，采用耦合分析法对中国各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发展阶段及水平作出评价。最后，以新型城镇化及协调度水平为分类标准，将中国各省域分为六大发展类，并对各类型区域的现阶段发展作出详细概述。结果表明，从时序发展方面看，近10年来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及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发展水平均有所提高，而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相对平缓。从截面数据分析看，2016年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及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度均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性较不显著。从细分类项中看出，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等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最高，且其协调发展水平较好。黑龙江省、吉林省、四川省等省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较低，协调性相对较弱，区域的差异化发展依然存在。

1 指标体系、方法模型与数据来源

1.1 指标体系构建

本试验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及指标构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等原则选取17个指标，从经济、人口、环境、社会等4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其中，经济水平类指标反映了经济结构的转化升级及区域发展状况，人口类指标反映了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集中过程及城镇人口的质量问题，生态类指标反映了区域生态环境的基础建设情况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类指标反映了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变化。同时，以资本、能源、劳动作为友好投入指标，“三废”、GDP作为输出指标构建全行业的绿色经济效率（表1）。

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1.2.1 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是测度两者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对内部交互耦合机制的定量分析。运用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测度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绿色经济效率的耦合度。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耦合度模型如下。

式中：F（x）表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G（y）表示绿色经济效率;k表示调节系数，本研究取k值为8。C表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耦合度，C越大表明两者越耦合，即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相互影响程度越强;反之，C越小则两者越不耦合，即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相互影响程度越弱。

1.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耦合度模型的进一步拓展，是对两者发展的层次性和整体效应的测度。因此，本研究继续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探究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其耦合协调度函数如下：

式中：D表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度，D值越大则表示两者的协调性越好，且耦合关系越和谐，D值越小则表示两者的协调性越差，其耦合关系越不和谐;C表示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绿色经济效率耦合水平;T表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评价指数;F（x）、G（y）分别表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绿色经济效率;α和β表示两者的权数，且均赋值为0.5。

1.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为了科学地衡量全国30个省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对其协调度水平进行分类（表2）。

1.4 数据来源

支撑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全国30个省域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指标，二是全国30个省域绿色经济效率的指标数据。两部分数据均来自2008—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等。

2 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变异系数法、综合评价法及至前沿最远距离（SBM）模型测算出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及绿色经济效率值，对全国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性进行测度（表3、图1），并从时序及截面2个数据维度对两者间的协调水平进行阐述分析。

2.1 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时序协调分析

本研究选取全国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共17个单项指标数据，经过计算得到2007—2016年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绿色经济效率值及协调度D。由表3可知，2007—2014年协调度D在0.6～0.7之间浮动，说明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15—2016年协调度D位于0.7～0.8之间，说明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处于中级协调发展水平。结合图1的协调度趋势，总结如下：（1）近10年来，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略有提高，且年均递增率为0.02。随着城镇化基础建设投资比重的不断提升，城市环境治理趋近高效，内外部功能及软硬件设施逐步完善，城镇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品质得以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值在2016年达到0.51，相比2007年（0.35）提高了近1倍。（2）绿色经济效率在1.01～1.04间略微浮动，各年份绿色经济效率有轻微差异。说明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缓慢，投资建设力度不足。对比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速度，其发展的滞后性较显著，与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不同步。因此，各区域均须加大其绿色产业的建设投资力度，努力实现与新型城镇化的均衡发展。（3）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度D分布在0.6～0.8区间内，其发展经历了从初级协调向良好协调演进的过渡过程。说明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也愈加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同步性问题，进一步反映出目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绿色经济效率的良好协调发展状态。由图1可知，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且协调度D呈现波动式的上升态势。

2.2 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截面协调分析

针对全国各省（市、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进程及协调性水平，选取2016年各省（市、区）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与绿色经济效率值进行截面协调分析，得到30个省（市、区）各指标发展水平（表4、图2）。整体上看，2016年全国各省（市、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发展良好，且其协调度在0.547 2～0.889 5之间，处于一个良好的协调发展时期，说明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在逐步提高，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较适合区域发展环境，这与全国的整体结果较吻合。就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对比来看，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协调度D的大小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性不明显。对比其均值水平可以进一步得到验证，东部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协调度D均处于全国均值之上，而中部、西部的各发展指标均处于全国均值之下，发展相对滞后。从各省域的发展情况（图2）来看，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分布态势较平缓，中间出现轻微波动，表现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值最低，天津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值最高，而其余各省域的发展差异性不明显。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协调度D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说明省域间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协调性水平的差异性较显著，这主要与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进程、人文环境不同有关。因此，尽管全国整体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协调水平良好，但由于不同区域的建设目标及重点不同，各指标的区域差异性仍然存在。

本研究根据协调度指数分类，并结合新型城镇化质量及绿色经济效率，将全国30个省（市、区）分为如下6种类型：（1）良好协调-高城镇化类Ⅰ;（2）中级协调-高城镇化类Ⅱ;（3）中级协调-中高城镇化类Ⅲ;（4）初级协调-中高城镇化类Ⅳ;（5）初级协调-低城镇化类Ⅴ;（6）勉强协调-低城镇化类Ⅵ（图3）。

第一，良好协调-高城镇化类。该类型包含北京市和广东省等2个省域，主要分布在东部中心文化区域及东部沿海区域，其区域经济建设已经趋于成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步伐也进入了后期调整阶段，在寻求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经济与绿色的协调共进。从区域分类结果来看，该类型省域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处于高水平发展，且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状态处于良好协调发展阶段。主要是因为北京市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中心，其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起点和进程都较迅速，并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而广东省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实行“先富带动后富”政策，基于辐射效应，其整体城镇化建设进程发展较快。第二，中级协调-高城鎮化类。该类型包含上海市等省域，上海市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城镇化率已接近90%，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区域分类结果来看，该类型省域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处于高水平发展阶段，且与绿色经济效率达到中级协调发展阶段。主要是由于伴随着城镇化速度的扩张，上海市同样也面临着城市外延扩张占主导、生态环境质量建设进程慢及区域差异化扩大等问题[27]。使得该类城市新型城镇化的后期发展动力不足、绿色经济效率发展进程相对迟缓，两者间的协调水平有待进一步优化提升。第三，中级协调-中高城镇化类。该类型包含山东省、江苏省等东部4省，内蒙古自治区、安徽省等中部2省（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等西部5省（区）。从区域分类结果看，该类型省域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达到中高等水平，且与绿色经济效率处于中级协调发展阶段。如何雄浪等的研究显示，该类型省域内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相对较晚，或是因为自然资源的充裕，或是因为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城镇化建设力度在不断加大[28-29]。同时，带来的城市污染问题也影响着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使得该类型省域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发展相对居中，两者的协调水平一般，有待进一步改善。第四，初级协调-中高城镇化类。该类型包含福建省、辽宁省等东部2省及湖北省、湖南省、山西省等中部3省。从区域分类结果看，该类型省域的城镇化达到中高等水平，且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性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如王国惠等的研究显示，该类型省域的经济发展往往较迅速，而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过多地追求发展速度而忽略质量发展，使得区域的绿色经济效率相对较弱，与其新型城镇化进程发展的不同步性较显著，两者间的微弱协调发展状态难以得到提升[30-31]。第五，初级协调-低城镇化类。该类型包含海南省、河北省等东部3省，江西省、河南省等中部2省及云南省、青海省等西部3省。从区域分类结果看，该类型区域的城镇化水平较低，且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状态为初级协调发展类。如余江等的研究显示，该类型大部分省域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4个维度上，如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城镇化的基础设施水平、城镇化的资源环境水平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优势和“短板”，使得区域内的新型城镇化进程缓慢、绿色经济效率发展不足，两者间的协调水平相对低下[32]。第六，勉强协调-低城镇化类。该类型包含黑龙江省、吉林省等中部2省及四川省等西部省份。从区域分类结果来看，此类型省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且与绿色经济效率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就东北2省的发展而言，其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偏向于资源型及重工业企业、人口红利的不断流失、民营企业的发展缓慢及自主创新能力偏弱等因素，使得该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水平较低，且重工业污染导致的环境压力较大，新型城镇化及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动力明显不足。而对于四川省而言，作为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发展模式，其经济水平和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及发展水平都相对低下，整体经济发展效率不高。

3 結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全国30个省域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例，分别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及绿色经济效率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综合评价法及SBM模型算法计算得到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及绿色经济效率值。进一步利用耦合模型对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性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明确各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及绿色经济效率的差异化协调现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化的建设发展提供数据参考。从时序发展方面看，近10年来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及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发展水平均有所提高，而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相对平缓。从截面数据分析来看，2016年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差异化布局。进一步从城镇化-协调性等级分类中可以看出各省域间的发展差异，如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等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最高，且其协调发展水平较好。黑龙江省、吉林省、四川省等中西部省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协调性相对最弱。由此可得相关研究启示：首先，针对良好协调-高城镇化类及中级协调-高城镇化类等类型的省域，如东部的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等。该类型省域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较好，其发展的重点是继续重视绿色产业的发展，进行前瞻性布局与空间定位、推进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性发展，实现全面提升。其次，针对中级协调-中高城镇化类及初级协调-中高城镇化类等类型的省域，如东部的山东省、江苏省、福建省、辽宁省等6省，中部的内蒙古自治区、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等5省（区）以及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等5省（区）。该类型省域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处于中高层，应进一步加大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投资力度，提升其质量水平;充分发挥区域竞争优势，有效提升其绿色经济发展质量，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性发展。再次，针对初级协调-低城镇化类及勉强协调-低城镇化类的省域，如海南省、河北省等东部3省，江西省、河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等中部4省及云南省、青海省、四川省等西部4省。该类型省域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协调水平相对最低，须进一步加大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的建设投资力度。同时基于辐射原理，借助东部发展较好省域的带头作用，促进江西省、河南省、海南省及河北省等邻近省域的发展。而对于相对偏远的西部地区，应适当学习优势地区的发展经验，取长补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使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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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金鹤 张瑶

新型城镇化城市生态论文 篇3：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

摘 要：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自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得到快速推进。因此，首先综述了国内外城镇化质量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突变理论为依据，采用突变级数法、系统聚类分析方法等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分区研究的理论框架；其次，从区际和区域两个角度，综合评价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时空演变和差异对比分析，通过横向和纵向差异对比分析，探讨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最后，从总体和区域两个角度提出针对性提升策略。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质量；城镇化速度；城乡一体化；突变理论；系统聚类分析法

一、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概述

在第三次世界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2014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4 916万人，农村常住人口61 866万人，人口城镇化率为54.77%，已经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从人口和空间的角度来看，国内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初级城镇化水平，但是从城乡社会文明程度、生活习惯等角度看，我国城镇化进程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由此可见，我国新型城镇化速度与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发生严重脱离。

根据河南省数据显示，新世纪初城镇化率为24.2%，2014年提高到45.2%，年均增长1.5个百分点。鉴于城镇化进程的健康、稳定、可持续推进，不仅要注重“量”的扩张，更要注重“质”的提升。

二、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内涵界定与机理探索

（一）城镇化内涵

城镇化又指城市化，是指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它涉及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发展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河南省的城镇化发展近年来呈现加速态势。但是长期以来，整体城镇化水平仍然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纵观近年来河南省城镇化的发展，突显出以下几个问题：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镇对外辐射能力较弱；城镇宏观区域和内部空间布局等问题导致城镇盲目外扩，摊大饼式的发展以及诸如“城中村”等现象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城镇化发展的质量；生态环境恶化，城市向农村转嫁环境污染，农村向城市提供有害食品；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农民在失地的同时无法同等享受城镇基础设施的便捷。

因此，在研究河南省城镇化问题时，仅仅靠河南省城镇化率这一单一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城镇化的发展既要追求发展速度，也要重视发展质量。

（二）城镇化质量内涵

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界定应该基于城镇化概念和城镇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城镇化进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可分为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界定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在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农村区域向城市区域转化的这一动态过程中，城镇化质量衡量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与城镇是否合拍及融入程度的大小。城镇化质量研究包含城镇综合实力的提升、城镇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城镇环境和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善等几个方面，提升城镇化质量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三）国内外城镇化质量相关理论

1.空间理论。空间理论主要研究农村与城镇之间相互关系及其转化趋势。从发展结果的角度，空间理论分为均衡空间理论和非均衡空间理论。

均衡空间理论是西方城镇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纳克斯和俄林。纳克斯认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容易产生一种恶性循环，从而影响资本的积累，从而加大贫富差距，因此，纳克斯主张发展均衡空间理论。俄林主要是从贸易的角度研究了要素的流动、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随着贸易和分工的发展，区域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也在趋向于均等。1990年以来，克鲁格曼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综合特征的空间均衡理论。

非均衡理论包括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核心-外围理论、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等。

2.人口迁移理论。该理论源自于威廉配第在他的名著《政治算术》中提到的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三产业增加。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由于各个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收入存在差异的缘故。另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也分别对人口流动理论做出了解释。二者共同认为部门和区域人口流动是由于收入存在差异引起的，前者认为是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門的实际收入差异引起了人口流动，后者则认为引起区域人口流动的原因是预期劳动收入的差异。

3.共生理论。“共生”一词最早源于生物学概念，指不同物种按照某种物质联系生存在一起。后来这个词的思想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管理学和经济学当中。在城镇化发展理论中，共生理论又称为竞争协和理论。城镇区域和空间的扩张离不开竞争力和协和力。竞争力使城市空间向外扩展并与外界相抗争，而协和力则指群体空间整体功能和效率达到协和共生，在城镇化发展的前期发挥力量的主要是竞争力，而后期城市的集约化发展则靠协和力。

三、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特征与动力机制

（一）新型城镇化的含义

新型城镇化是在传统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城镇化“新”在它既不同于之前的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又与西方城市化存在差异，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能够反应中国特色的一个独特概念。目前国内学者对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理解还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却有统一的认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基本动力，重点提高城市生态化和现代化以及农村城市化水平，旨在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趋势是坚持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改善居住环境。

（二）新型城镇化的特征

1.以人为本。与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注重数量和速度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摈弃片面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让农村转移人口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享受均等的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2.提升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传统城镇化在发展历程中，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存在低效能和高排放问题，使得资源浪费严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而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则更加注重“集约、绿色、低碳、环保”，重点考虑环境承受能力和资源的充分利用。

3.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传统的城镇化发展采取“摊大饼”式无序扩张的产业空间布局，不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导致城镇功能缺失。新型城镇化则注重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充分优化城镇产业空间布局，发挥城镇化基础设施的作用，使居民的生活配套设施更加完善，提升基础设施在交通、住房、休憩功能等方面的服务品质。

（三）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有别于传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动力机制即在经济发展中城镇化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是如何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传统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主要靠粗放型的工业化来推动，靠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来推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仍然存在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等现象，对城镇化的发展推动力不足。而新型城镇化则靠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来推动城镇化发展，实现城镇化发展目标从量向质的转变。

四、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不同学者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使得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存在一定困难。结合河南省城镇化的实际发展情况，以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依据，本文在全面性、可操作性、科学性、相关性等指标选取原则的基础上，综合城镇化相关理论研究，构建了符合新形势发展要求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城镇化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城镇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约束层，涉及经济、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统筹指标组成的五个功能层指标构成，如表1所示。

五、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在评价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诸多方法中，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被广泛采用。但由于各种目标值之间常常存有复杂的关系，在使用上述方法分析问题时，各目标因素权重的确定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对同一评价体系因各指标权重不同可能导致结果差距较大，影响问题分析的客观性，甚至会有评价指标模型各目标因素之间难以协调统一的情况出现，以至影响这些方法的应用。而突变级数法中的归一化处理方法，不需要确定各指标权重，仅需对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因此，该方法更能客观反映评价系统。

（二）研究区域及数据处理方法

1.研究区域。本文分析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研究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动态演变规律，因此，研究区域分成横向中部六省和纵向省内18个省辖（管）市两个方面。

横向对比评价以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参照2013年底统计数据：中部六省地区总人口近3.6亿，占全国28.1%左右；区域面积为10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0.7%左右。选取中部地区作为横向区际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行政区划以及河南省所处的位置，在同一层级进行比较旨在有针对性的对比评价并提出针对性策略。

纵向差异评价以省内18个省辖（管）市为研究对象，在纵向差异综合评價中，以省辖（管）市为分析单元，主要是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分析结果的可对比性而定的。

2.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

（1）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重点研究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动态演变规律，并分析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差异，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源于国家和相关地区统计部门已公布的客观数据。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同一截面数据的完整性等因素，本文确定选取2007—2013年之间的数据。区际层面包括《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2013年）、《河南省统计年鉴》（2007—2013年）以及河南省各省辖市统计年鉴数据。另外，中部六省及河南省的地理图形资料来自中国基础地理数据。

（2）基础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

对于突变模型指标层获取的基础数据，首先要对其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使其状态突变值的取值范围在（0，1）区间内，参照公式如下：对于正指标，yij=，对于负指标，yij=；其次，根据指标层的控制变量个数，确定势函数的归一化公式，并利用归一公式处理相关基础数据；再者，利用“互补”原则，对各指标层归一处理值求均值，即确定各层级突变隶属函数值。利用此方法以此类推，一直求出各目标层隶属函数值，作为新型城镇化质量差别评价的参考值。

（三）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总体评价

1.横向评价结果分析。基于文中所建立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法，首先对指标体系中指标层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化处理，使得各指标层数据的参考值转化成介于0—1之间的数值；然后，结合“互补”原则，逐一对各层指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每时段的突变级数值，突变级数值越大，说明新型城镇化质量越高（以下分析皆同）。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2007—2008年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横向对比评价结果中，湖北省的城镇化质量突变级数值最高，湖南省最低；相比城镇化率最高的是湖北省，而河南省最低。在2009—2010年对比评价结果中，湖北省的城镇质量突变级数值最高，河南省最低；山西省由前组数据分析的第四名上升一名替代江西省，相对江西省下降一个名次；另外，河南省与河南省的名次发生更换，相对于各省城镇化质量排名，本组城镇化率省间排名表现较为稳定。在2011—2012年对比评价结果中，城镇化质量突变级数值最高的依然是湖北省，最低的依然是河南省；山西省上升一个名次，替代前组中的安徽省；湖南省上升一个名次，替代前组中的江西省。

2.空间差异特征。通过对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区际差异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特征表现如下。

（1）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评价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最高，山西省、安徽省、湖南省和江西省的城镇化质量水平相当，河南省的最低。比较发现，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

（2）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相对高质量区覆盖面积较小。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相对较高的湖北省的空间面积在中部六省中相对较小，相对高质量区覆盖面积有限。另外，中部六省各省的影响力基本相当，没有出现具有绝对领先优势的省份，因此，其综合辐射能力还有待提高。

（3）相对较低的城镇化率影响城镇化质量水平。在2007—2012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横向对比评价结果中，河南省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此外其地区间的城镇化质量水平同样相对较低。数据显示，城镇化率的高低会影响地区社会发展质量水平的高低，进而影响城镇化质量水平。

河南省城乡一体化水平相对一般的原因：河南省的城镇化率较低，且河南省的工业化水平也较低，因此，反映城乡统筹指标的准则层指标影响了河南省城乡一体化水平。

（四）縱向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差异分析

1.河南省区域城镇化质量总体评价结果。运用所建立指标模型，对河南省18个省辖市相关数据使用突变级数法，得出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

在2013年度对比评价结果中，城镇化质量突变级数值最高的是郑州市，最低的是商丘市。在本组评价结果中，城镇化质量和城镇化率的排名较为稳定，仅有个别市出现较小的波动。

2.区际空间差异特征。通过上述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差异综合评价结果分析，显著特征表现如下。

（1）城镇化质量梯度差异明显。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河南省城镇化质量最高的区域分布在地理核心地带上，核心区东西两翼的城镇化水平相对一般，东翼包括开封市等市，西翼包括洛阳市等市，它们分布在核心层的东西两翼。新型城镇化相对低质量区域包括豫东、豫南和豫西六市，构成一条两端向上弯曲的弧线。城镇化质量在空间分布上由核心向外围逐次减弱，且外围地区跟核心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2）城镇化质量较高区域空间集中分布，具备一定的辐射能力。从城镇化质量分区空间布局来看，城镇化质量最高的区域分布较为集中，呈现出南北走势的一条竖线。毗邻核心区的省辖市较多，且核心区与东西两翼存在一定的差距，很显然，核心区具备一定的辐射能力。但是，核心区的空间面积较小，对外围弧线上的地级市的辐射能力有限。

（3）外围弧线区域缺少具有带动性较强的城市。通过比较弧线区域的相关指标发现，相关六市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仅有核心区域的一半左右。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来看，弧线区域没有一个带动性较强的城市，区域内部缺乏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城市，难以带动区域发展，导致该区域一直徘徊在低水平状态。

六、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策略

通过以上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不仅在横向对比中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在纵向对比中也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因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提升策略。

（一）“三化”协调，优化产业结构

“新型三化”是河南省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推进“三化”协调发展是破解河南当前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关键环节。加快新型工业化的建设步伐，既是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又是吸收农村转移人口实现就业的有效途径。因此，必须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努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其次，继续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用农业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人口的优先转移和承接。再次，坚持走产城融合发展之路。最后，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发达的服务业，将会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三化”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将会提升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一体化水平，并助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二）城乡统筹，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三农”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进程中，既要实现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又要注重农村及乡镇发展水平的提高。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但不是农业强省。究其原因，在于河南省的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因此，在提升河南省的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应着力提升河南省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其一，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形成特色产业；其二，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现代化水平的一体化，其本质是城乡社会福利水平的一体化。其一，废除阻碍城乡统筹协调的藩篱，加快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融合，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并引导城镇富裕资金向农村转移；其二，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其三，通过农村资金的定向投放，改善农村文化、教育、卫生医疗质量水平。

（三）改善地区生态环境

河南省的生态环境突变级数值处于中部六省之末，生态环境表现最差。纵观近几年全国雾霾分布区域，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华北平原稳居全国三大雾霾重灾区之列，再加上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改善生态环境更是刻不容缓。因此，改善地区的生态环境已经是提升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根据《河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河南省生态省建设应着力构建以下生态体系：其一，构建绿色、高效的生态经济体系；其二，构建可持续利用的资源支撑体系；其三，构建全防全治的环境安全体系；其四，构建环境友好的宜居体系，为居民提供便利、舒适、优美和有益于健康的城乡人居环境体系。

参考文献：

[1] 岳文海.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3，（11）：56-60.

[2] 魏冶，修春亮，孙平军.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J].地理研究，2013，（9）：1679-1687.

[责任编辑 王燕文]

作者：王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