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广告的起源

我国广告的起源（精选5篇）

篇1：我国广告的起源

广告起源

广告，源远流长。广告的“破土”是和商品生产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其历史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希腊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最先由原始社会发展至出现了农业与牧业、农业和手工业两次大分工，有了剩余产品，产生了买卖人和商业。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广告也随之问世。1)叫卖广告

2)叫卖广告也叫口头广告，是最原始的广告形式，这种形式延续至今，上海城隍庙卖梨膏糖的，有“三分卖糖，七分靠喝”的说法。2)实物广告

就是陈列、展示商品，让买者挑选，也是一种最原始的广告形式。3)文字广告

中国的文字广告的起源也比较早，距今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最早出现在夏、商、周三代的训诫文告和战国时期的翠命令上。这些广义上的广告是现代广告的雏形。

广告的演进

随着社会、商贸和文化的发展，广告的方法、形式逐渐演进。1)音响广告 用工具或其它能发出声音的物品撞击以代替口头叫卖的广告形式。2)悬物广告

在店铺门前悬挂与经营范围有关的物品或习惯性标记起招牌作用。3)旗帜广告

以旗帜代替招牌作广告。尤以酒旗最多，酒旗也称酒帘、帘、望子、幌子等。4)招牌广告

招牌挂在店铺门前，起广告作用，分横额、竖牌、挂板几类，有文字或图文并茂的。5)印刷广告

是古代较先进的广告形式。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两项和广告有关，汉代蔡伦最早发明了造纸，之后又有了雕版印刷术，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北宋济南刘家针铺广告，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广告。

被称为广告之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29年创办了《法尼亚日报》，大量刊登广告，其报纸的广告量和发行量独占鳌头。1.近代的广告

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生产技术比较落后，近代工业没有出现。加上在封建社会中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居末位，因此，广告的形式不多，仅限于商品陈列、叫喊、店面装饰、招牌以及少量的印刷品广告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大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实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洋货源源而来，有些国家还在中国开设了工厂(如英美烟公司等)，同时把各种近代的广告形式带进了中国，为他们的经济掠夺服务，但从客观上看，这却把中国的广告推向了近代化阶段。

在这个阶段，国外各种新的广告媒体也在中国出现。主要有。1)报纸 2)杂志 3)无线电广播 4)霓虹灯

5)电车、公共汽车广告 2.现代的广告

(1)广告业规模逐步发展

(2)广告设计、制作水平不断提高

(3)广告法律管理体系初步形成(4)全社会广告意识得到增强

(5)显著的进步和明显的差距同时存在(6)广告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3.世界现代广告

(1)广告业伴随商品经济的繁荣持续增长

(2)电子技术对广告业的渗透极为引人注目

(3)绿色力量开始介入广告业

(4)广告业的管理日趋严格

广告组织的发展形成了两种无形的有效管理：一种是广告公司自律，为了自己的声誉，不冒险去做不合理的广告；另一种是广告行业协会自律。(5)广告业活动的国际化倾向不可逆转

(6)现代工业的发展使社会化大生产达到空前规模，许多商业活动及其产品已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事物，出现了大量国际间广告活动。

“全球广告”悄然兴起是广告业国际倾向的又一标志。这是一种塑造国际性统一形象的广告策略。美国李奥贝纳国际公司董事长菲利龙对此解释说：“世界愈来愈小，品牌一致性就相当重要，以免消费者从一市场到另一个市场时会搞混。”

当然，由于各国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广告业活动日益国际化面临着全新的课题。赞同

广告的特点

现代广告是多学科的综合体，它与多种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声电学等，是广告设计、制作的理论基础，至于广告词同文学、语言学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正因为广告是综合艺术，所以人们对于广告写作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广告写作就是指广告作品的全部，它包括意义、字句、绘画、摄影和排列等；也有人认为：广告写作就是指广告的文字部分；甚至有人认为，广告写作就是指广告文字写作等等。

我们认为，广告写作亦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广告可以包括广告作品的全部，如广告的文字、绘画、摄影、结构等，狭义的广告写作仅指广告作品中的语言文字写作部分，主要包括标题的拟定，主题的提炼，材料的选用，内容的安排，语言的修饰，表达方式的运用等。从狭义的角度看，广告写作应是指广告文稿的写作或叫广告文案的写作。

广告文稿的写作在整个广告制作过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厦门大学广告学硕导陈培爱教授指出：“广告宣传形式多种多样，有动态的，如电影、电视、人物表演、曲艺节目等，这些属于立体广告。还有静态的，如书刊、杂志、印刷品、广告栏等，这些属于平面广告。不论是哪一种广告，几乎都和语言文字有不解之缘。在目前运用最为广泛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四大媒介上，文字、声音和图画成了广告的主要表现因素。在报刊、杂志上，文图相配；在收音机里，声情并茂；电视广告则是集三者于一身，达到完美的统一。在这些表现因素中，广告可以没有图画，有时也可以没有声音，但是不能没有文字。无论是采用哪一种媒介传播广告信息，一离开了文字就寸步难行。声音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文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画面也是为了配合文字或声音的。据调查资料，广告效果的50%—70%来自广告的文字。”陈培爱：《广告写作艺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1页。

广告文稿属于特殊的应用文文体。它的特殊性表现在，它要利用推销原理写出雅俗共赏、生动 有趣的文字，要考虑消费者的接受心理，要具有特殊的感染力，能在瞬间引起读者注意，刺激其心理需求，使消费者保持记忆，最终促成购买 行为的实现。而一般的应用文写作，完全是出于工作与学习的需要，写作时不必考虑上述因素。因此，广告文稿虽然属于应用文的范畴，但更具有应用性、实用性和功利性。

广告词

1、德国大众：“小即是好。”

2、可口可乐：“享受清新一刻。”

3、万宝路香烟：“万宝路的男人。”

4、耐克：“说做就做。”

5、麦当劳：“你理应休息一天。”

6、迪比尔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留传。”

7、通用电气：“GE带来美好生活。”

8、桌张频 酒：“美妙口味不可言传。”

9、克莱罗染发水：“她用了？她没用？”

10、艾维斯：“我们正在努力。”

11、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快腿勤务员。”

12、苹果电脑：“1984年。”

13、阿尔卡-舒尔茨公司：“多种广告”。

14、百事可乐：“百事，正对口味。”

15、麦氏咖啡：“滴滴香浓，意犹未尽。”

16、象牙香皂：“99和44/100%纯粹。”

17、美国捷运公司：“你知道我吗？”

18、美国征兵署：“成为一个全材。”

19、Anacin去痛片：“快、快、快速见效。” 20、滚石乐队：“感觉是真实的。”

21、百事可乐：“新一代的选择。”

22、哈斯维衬衫：“穿哈斯维的男人。”

23、博马剃须刀：“公路道边的招牌阵。”

24、美国汉堡王：“带着它上路。”

25、坎贝尔浓汤：“妈妈，好吃。”

26、美国林业总署：“头戴“冒烟”字样窄沿帽的小棕熊,“你可以防止森林火灾。”

27、百威啤酒：“这百威是给你的。”

28、MAIDERFORM：“我梦想穿着自己的MAIDERFORM胸罩去逛街。”

29、维克多语言机器公司：“大师级的声音。” 30、财的ν谐倒荆骸按罄锥晕鞯哪炒Α！?

31、木莓香皂：“光洁皮肤，不禁触摸。”

32、本森.贺杰斯100周年：“我们的缺点。”

33、全国饼干公司：“UNEEDA BISCUITS’BOY IN BOOTS。”

34、劲量电池：“劲量兔子。”

35、傺我倒 司：“盐如雨下。”

36、香奈尔香水：“分享这份梦幻。”

37、福特汽车“土星”系列：“不一样的公司，不一样的汽车。”

38、佳洁士牙膏：“看，妈妈，没有蛀牙。”

39、玛氏巧克力：“只溶在口，不溶在手。” 40、TIMEX：“一口难忘。”

41、雪佛兰汽车：“开着你的雪佛兰看美国。”

42、Calvin Klein：“在我和我的Calvins之间，一无所有。”

43、里根争取连任美国总统：“这是美国的又一个春天。”

44、云丝顿烟草：“云丝顿，好烟的好品味。”

45、美国音乐学校：“当我坐到琴凳上时，他们都在笑我，直到我开始弹起来。

篇2：西方政治广告的起源与发展

政治广告是由传者 (政府、政党、候选人和各种政治团体) 透过大众传播媒介, 付费购买时间、空间、机会和篇幅, 直接向受众传输完全符合传者意愿的政治讯息, 欲要影响其政治态度、信念或行为的传播过程。[1]

一、西方政治广告的起源

西方政治广告最早可能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等具有“民主”气氛的国家。当时已具备了传播政治广告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活动基础。在公元前79年维苏威火山灰吞没的罗马庞贝古城遗址的发掘现场, 人们发现纵横交错的街道建筑中的墙上和柱子上, 有招牌广告、图画广告、文字广告近1600处。一些官方圈定的广告栏内, 有呼吁参政者要公正的告示和候选人的政治竞选广告, 这是西方迄今发现最早的古代政治广告文物。[2]

政治广告诞生隐含着两个必要前提:一是政治主体之间建立起平等关系。如果统治者或者统治集团拥有绝对的权力或者暴力, 就不需要通过广告发布来推行自己的政令。二是在政治事务领域确立起人民主权和民主程序的权威。当民众认识到政治事务就是自己应该参与的事务时, “广告”才成为政治的重要选择。

早期政治广告的出现与社会的“民主”制度有直接关系。古希腊、古罗马的元老院与公民大会, 使政治争论的气氛浓烈, 直接促成了“政治广告”的诞生, 其国家强盛与其政治制度有一定关系。斯巴达共和国延续了800年之久, 罗马共和国近500年。这些古国的政治实践为古典作家探索政府形式提供了思考和借鉴, 对西方政治学说、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政治广告的发展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政治广告只是萌芽状态,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广告诞生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确立之后。美、英两国被公认为现代政治广告的发源地。

长期以来, 传统政治一直是君主、贵族、大臣或部长们的专利, 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参与政治游戏的行为与日俱增。除政府官员之外, 各种类型的政党、社会精英、利益集团、媒体、思想库、普通民众等成为政治游戏圈的重要参与者。因此, 随着工业社会的转型, 政治思想的解放, 传统的政治组织体系遭遇了严峻的挑战, 一种新型的社会权力关系逐渐形成。一个政治实体要想获得合法性支持, 就必须借助“广而告之”的形式, 采取劝说、鼓动和诱导等新的权力行为方式, 才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 这就是政治广告。

1796年美国总统大选, 近代政治广告出现, 而1824年亚当斯与杰佛逊较量时, 政治宣传已达到炽热化。1796年, 这个新国家举行了第三届总统的选举, 但这时美国已经存在两大政党:由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和由前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 参加竞选的不再是一名总统候选人, 三人之间存在竞争。最后选举的结果, 71%的选票投向了约翰·亚当斯, 68%的选票投向了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 60%的选票投向联邦党候选人托马斯·平尼克。根据当时的选举制度, 得选票最多的约翰·亚当斯当选为总统, 得票第二的托马斯·杰斐逊为副总统。

1824年的总统选举, 杰克逊、亚当斯、克劳德福、克莱四个候选人争夺总统宝座。四位总统候选人选票均未能超过半数, 众议院直接从得票最多的前3人中投票决选总统, 得票最少的亨利·克莱淘汰出局。1825年1月, 众议院议员集结在国会大厦进行投票。杰克逊和亚当斯的支持者们使尽浑身解数拉选票, 他们利用一切时机进行密谈和交易, 甚至到支持对手的州去宣传发动。

政治广告刚在美国“问世”时, 它仅利用各种大众传媒——传单——来传递候选人所要传达的讯息。后来, 伴随传媒科技的进步, 候选人的“广播”演说 (Speech) 、“电视”短广告 (Spots) 等形式陆续出现, 美国的政治广告蓬勃发展起来。

英国政治广告诞生晚于美国。19世纪, 英国政党就已利用印刷媒介来散播政党消息, 但是与美国一样, 也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 电视成为大众化的媒体后, 政治广告才成为选战中的主流工具。

政党起源于英国。1660年,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 英王查理二世没有后代, 他的弟弟詹姆斯成了法定继承人。按照惯例, 英王继承人必须是英国国教教徒, 但詹姆斯笃信天主教。于是, 詹姆斯是否有资格继承王位成为英国议会内部争论的焦点, 有的支持, 有的反对, 于是产生了两大政治派别, 一个叫辉格党 (强盗) , 一个叫托利党 (不法之徒) 。后来逐渐演变, 成了现在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两党日后的选举促进了政治广告的繁荣。

英国的两党政治最典型。1832年, 议会通过《选举改革法》扩大了普选权, 两大政党的斗争从议会内发展到议会外, 逐步形成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政党和两党制度。两大政党不仅控制选举, 共同占据议会中绝大多数席位, 而且由其中占最多席位的政党组成政府, 使议会和内阁保持议行合一, 议会一般处于支持政府的地位。

在美、英的选举中, 政治广告发挥重大作用。政治广告是竞选人向选民传达信息的主要途径, 广告能帮助竞选人树立名气、知名度, 提出他们认为对竞选最关键的问题, 表现他们的性格、才能和将来的工作议程;政治广告也能用来攻击对方, 树立己方优势;另外, 政治广告也有助于大众增加政治知识, 了解政治事件。Denton和Woodsard认为政治广告有七大功能:建立名字的认识;使选民对候选人产生兴趣;认别主要政见并建构公众辩论的问题;展现候选人才华;提供支持候选人的动力;刺激民众参与;提供娱乐。[3]

现代政治广告通过浓缩的候选人新闻报道影片, 借鉴商业广告的种种技巧, 来制造抽象的印象, 传达简单扼要的政见。政治广告具有一种舆论功能, 现代的政治广告, 尽最大努力除却“宣传味”、“说教味”, 代之以“人情味”、“谈心味”, 以成为控制民意的强有力的手段。麦克卢汉称“广告的作用与洗脑程序完全一致”。

政治广告的媒体多种多样, 既有传统媒体, 也有新媒体。

1、传统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政治广告

传统媒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通过文字和图片的印刷物来传播信息的印刷媒体, 主要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籍;二是通过声音或图像传播信息的广播媒体, 主要包括收音机、电视机、电影和电话。其中电视广告比报纸和广播更有效, 更能吸引观众。在美国, 每当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和州长选举时, 选民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大量的竞选政治广告。20世纪60年代电视竞选广告开始在美国盛行, 如果候选人能够支付一大笔钱去购买电视广告的黄金时间, 播放自己制作的电视政治广告, 会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2、新媒介、新武器——网络政治广告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因特网迅猛成长, 互联网逐渐成为一种政治交流的必备工具, 也为政治广告开辟了新战场。网络既可以像报纸那样提供图文并茂的版面, 也可像电台那样广播美妙动听的音乐, 同时也可以像电视那样播出电视画面。许多候选人利用因特网来拓展自己的影响。早在1998年, 美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参众议院候选人就拥有自己独立的网页;在2000年大选中, 几乎所有的参选人都在因特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竞选网站, 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 同选民进行沟通;2003年, 前民主党党内选举参选人霍华德·迪安成功地运用互联网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支持网络, 把网络建设成了一个合法的政治广告工具。2012年美国大选前夕, 奥巴马创造了很多个人的品牌, 自己的粉丝群, 然后在专业的网站上帮助自己筹款, 可以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通过互联网, 包括史上筹款最多的一个总统。[4]

总之, 政治广告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广告发展如火如荼, 内容和技巧也日趋成熟。尽管西方国家在政治竞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但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 它解决了用和平方式实现国家权力更替的难题, 调动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 为选优淘劣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57994.htm

[2]徐键:《现代政治广告研究》, 《新闻知识》2006年10月

[3]MBA智库百科:http://wiki.mbalib.com/wiki/%E6%94%BF%E6%B2%BB%E5%B9%BF%E5%91%8A

篇3：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起源和转型

关键词：中国高等教育；高等工程教育；追赶型教育；传统教学；西方教学模式；教育体制创新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不是中国传统教育自身演进的结果，而是“后发移植型”的产物。与西方高等教育不同的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步诞生，追赶型教育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特点。在追赶中高等教育由传统的教学型向现代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型转型。因此，转型体制的创新和培养成熟的赶超心态及健全的创新心理，是实现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功能转型和创新的前提。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1—0053—06

一、高等工程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产生的重要标志

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于近代，它不是中国传统教育自身演进的结果，而是“后发移植型”的产物。教育学者潘懋元先生的这一观点，已经被很多人接受。我们想突出强调的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产生于中国近代社会，这一教育形式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步诞生，高等工程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产生的重要标志，而追赶型教育成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特点。

一定的教育形式，是适应一定的社会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产生、发展也符合这一规律。

中国的工业化始于清朝末年。19世纪60年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教训的清政府，开始了以军事工业为核心内容的洋务运动。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开始，到1890年张之洞开办“湖北枪炮厂”止，共建有大小军工企业21家，雇用工人一万余人，资本总额1071余万元。创办军事工业离不开相关的企业支撑，如交通运输、电力电讯、矿山燃料、机械制造、钢铁建材等等，为此一批相关企业开始创办。到了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提出了“强”、“富”并重，“寓强于富”的方针，基础工业和民用工业得以发展。从此，中国开启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进入工业化进程后遇到的第一个瓶颈，就是人才的短缺。显然，几千年农业经济和儒学教育培养的精通“四书五经”、“科举取士”的人才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必须变革，由此新式教育随之诞生。从1862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在全国先后设立了二十多所新式学校。这些学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方言学堂，即外国语学堂，如1862年开设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开设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开设的广州同文馆等等；第二类是军事学堂，如1866年开设的福州船政学堂、1881年开设的北洋水师学堂、1886年开设的天津武备学堂等等；第三类是技术学堂，如1865年开设的上海江南制造局附属机械学堂、1880年开设的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开设的上海电报学堂等等。这些学堂的建立，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也为高等教育的产生提供了教育基础和经验。如福州船政学堂的教学模式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培养模式分为理论课和实践课，明显是引进了西方的教学模式和培养模式。北洋水师学堂开设驾驶和轮管两科，引进了西方学科设置和分科培养的模式。天津武备学堂课程内容包括了学科和术科两方面，反映了当时西方教育“重学轻术”和“重术轻学”两种主流的教育思潮。这些教育实践在中国都是破天荒的探索，既是对于西学模式的借鉴，也是摸索一条中国新式教育的道路。

这种摸索可贵之处在于：首先是中国人从被动接受先进教育到主动接受先进教育的转变；其次摒弃了虚浮无用的儒学，转向实用的应用教育，其核心是工程教育；同时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但是，当时的摸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新式教育的规模小、层次低，从1860年到1894年，虽然洋务学堂开办了三十余年，可是培养的工程技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如洋务派大臣盛宣怀在1895年指出的那样：“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才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絷长较短，断乎不能。”维新派梁启超在1896年亦慨叹道：“今之明于机械，习于工程学，才任工程师者，几何人已?中国矿产，封谲千年，得旨开采，设局渐多，今之能查矿苗，化分矿质，才任矿人者，几何人已?……能制造器械，乃能致强，能制造货物，乃能致富，今之创造新法，出新制，足以方驾彼族，衣被天下者，几何人已?”结论是：“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破产。面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寻找新的求强之路仍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主要抉择。1895年5月清光绪皇帝下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宜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实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槽，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应及时举办。……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眢情形上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除文到一月内分折复奏。”从中可以看到，强国之路的主张是“实政为先”，继续发展工业，同时加强军事和教育。是年5月，维新派代表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主张改良政体，“废科举，兴学校”，批判“中学”，提倡“西学”。9月，洋务派代表盛宣怀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并上奏《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建议引进西学，开办大学。为了“御辱强国”，中国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融人世界发展的大潮。因此，中国高等教育的诞生表现出了与国家发展方向一致的特点，以工程教育为主“实政为先”。

浙江大学王沛民等学者在《工程教育基础》一书中指出：“天津中西学堂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工程教育在中国的诞生。”这也是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开始。天津中西学堂即是北洋大学堂。它的建立起点高于洋务运动开办的其他学堂，表现为：第一，学堂以哈佛办学模式为创建的蓝本，设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类学科，带有综合性质；第二。它以现代工程教育为核心，设有工程(土木)、电学、矿冶和机械等学科，在现代5大工程学科中占了3个；第三，它采取美国大学的层次结构，设有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二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第四，将留学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阶段写入规划，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即送入美国哈佛、康乃尔等大学的研究院深造。

从北洋大学堂的建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步诞生，而且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和标志，这与西方高等教育的渐进过程明显的不同，属于一步到位式的“移植”；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高起点，反映了处于“民族危亡”压力下国人“教育强国”的迫切心理，启动了追赶型教育的行程。一方面表现为奔跑式的追赶方式，在百年的时间内不断地向世界强国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学习，另

一方面表现为不停地从多种方式来进行探索，同时伴生了浮躁和急迫的追赶情绪，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百年的转型过程。

二、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艰难转型

在高等教育界将传统的高等教育和现代高等教育的区别作了功能上的划分，传统的高等教育是单纯的教育机构，主要是具有教育功能，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就是“教书育人”。而现代高等教育则具有教学和科学研究两种功能，其标志就是德国教育家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并重”的模式。我国在清末民初开办的第一批近代大学属于西方传统大学的类型，无论是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虽然都有工程教育，但是仅限于教学包括课堂教学和教学实践，而不具有科学研究的任务，更没有将科学研究作为人才培养的方式。

中国高等教育由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型源自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首先由工程院校开始。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功能性转型，它经历了60年的艰难历程。

1920年，我国的工程院校中开始有了自发的研究工作。此时的北洋大学建有材料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机械实验室、水利实验室和冶金实验室。交通大学建有电机、材料、无线电和机械4个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仪器设备都来自工业发达国家，十分先进。这些实验室主要为进行教学而设立，但是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当时学校的教员大多是聘请西方国家具有教学和科研能力的人才，如北洋大学的美籍化学教员福拉尔博士“留心中国实业，研究华靛，至年余之久，所得甚宏”。少数学生也作了一些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北洋大学校季刊》记载：该校学生罗万年“偕同学俞景钱君亲赴湘省考察，归著三湘锑业谈，复发明锑炉一事，经工商部派员来校考察，得许专利。”这些只是大学生自发的、零星的参加了一些科研工作。

1926年南洋大学工业研究所和1928年由北洋大学教授、水利工程专家、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李仪祉发起组织的，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北洋工学院和河北省立专门学校合作建立的“天津水工试验所”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大学有了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天津水工试验所是学校与工程单位结合，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研究项目联合开展科学研究的产学研一体化的研究所，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产学研相结合模式的先驱和开创者。他所体现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本身，而且体现在更广的层面上，即学校与社会相结合。这一产学研结合的办所模式得到了社会的欢迎，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1934年该所进行了扩充，加入了华北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1935年更名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该所几乎汇聚了当时中国水利工程界的全部专家，取得了黄河、淮河、海河治理的一批研究成果。

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国立各大学酌设研究所，推广科学研究”，“并望中央能指拨的款，以作奖金及补助基金，以利进行”。由此，大学的科研功能被正式提出作为大学的任务之一。中国大学开始向现代大学转型。193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对于研究院设立的目的、组织机构、设置研究所的大学应具备的条件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大学的科研任务被正式纳入了教育体制。

第一，明确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宗旨。如“国立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章程中规定，“以招收国内外大学或独立学院工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问。并供给教授研究各项工程问题之便利，及代外界解决各项工程实际技术问题”为宗旨。这包括了三项核心内容，即：培养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和为社会生产服务。这一宗旨完全吻合现代大学的职能。

第二，相继建立了一批研究所。到1936年全国已有12所大学设立了25个研究所，其中设有工程研究所的有交通大学、北洋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如1933年北洋工学院成立了矿冶工程研究所和工程材料研究所。1934年，合并两个研究所为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研究所都制定有完整详细的管理制度和研究计划。

第三，成立了专业学会。我国高等工程院校中成立最早的学会是交通大学学生发起的“工程学会”，成立于1921年。1932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土木工程学会”，1936年北洋大学成立了土木、矿冶、机械、机电4个工程学会，重庆大学成立了土木、采冶工程学会，湖南大学成立了土木、电气、矿冶工程学会。这些学会不仅召开学术会议，还派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如1929年11月，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教授作为中国工程学会代表赴日本东京出席万国工业会议。会上，李书田宣读了《铁道工程与运用》等四篇论文，显示了中国工程界在此领域的科研实力与科研水平，赢得与会专家的高度赞赏，其论文被收入《万国工业会议文集》。

第四，明确大学教师具有教学和科学研究两项职能。大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皆由大学教师兼任，为此建立研究所的院校还为教师开展研究工作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如交通大学在1929年制定了鼓励教师开展研究和著书立说的若干办法。北洋工学院为了保证教师的科研时间，采取了减少教师授课课时和增加教师人数的办法。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也将科研成果作为大学教师晋升职称的标准。如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就将在学术研究上有相当成绩作为大学教师晋升职称的条件之一。

第五，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尤其是工程院校研究成果丰厚。仅以北洋工学院为例，这一时期科研刊物大量涌现，如北洋工学院办有《北洋理工季刊》、《北洋工学院工程研究所丛刊》，交通大学办有《工程学报》、《工程半月刊》，湖南大学办有《电工会刊》、《矿冶期刊》，清华大学办有《清华大学工程学会会刊》、《清华大学工程季刊》，武汉大学办有《工程年刊》等等。这些刊物除介绍国外的最新科研成果外，就是刊载本校师生所撰写的学术论文。

这一时期教师，尤其是教授著述蔚然成风，仅以北洋工学院为例，每一位教授都有自己编写的学术专著，如：张润田教授所著的《道路曲线及土方学》，方颐朴教授所著的《地形测量学》、《大地测量学》和《实用天文学》，高步昆教授的《构造理论》和《钢筋混凝土理论》，谭锡畴教授所著的《矿物学》、《岩石学》和翻译的《世界矿产与国际政策》，丁绪怀教授所著的《高等化学》，王子祜所著的《试金学》等。

此外，这些研究所还招收研究生，开启了我国自己培养研究生的先河。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明确地判定从1920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向现代大学的转型期。

但是这一转型期的完成却经过了60年的艰难历程。1937年日本对华侵略打断了中国大学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旧中国的高等教育没能再重新踏上现代化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以恢复教学功能为主，科学研究没能及时提上议事日程。直到“文革”结束之前强调的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学研究在学校始终处于边缘位置。这也和解放以后教育和科研分家的体制有关。改革开放以前的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呈现出反反复复的“运动型”状态，这与我国政治运动的潮起潮落密切相关。如在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6年教育部制定了《高等教育12年规划草案》，明确提出：“加强科研工作”，“将学校的科研工作纳入国家总的计划”，“创造条件在两三年内使大部分教授和副教授都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获的一定研究成果。部分讲师和助教能进行科学研究，在学生中建立科学研究小组。争取到1967年在各个重要科学领域内都能培养出一批能掌握世界先进水平的专家，在主要科学领域的研究成就上达到国际水平”。由此掀起了高等学校的第一个科学研究的热潮。但随之而来的是1958年大跃进带来的冲击。1961年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教育部颁布了“高校六十条”，其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应该积极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以促进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1963年又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暂行简则》，提出直属院校要注意科研工作与教学结合，科研工作为社会服务。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再次重起。但是其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使得高校的科研工作无法继续。尽管这一时期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断断续续，但是为改革开放后高校科研工作的重新起步打下了基础，训练了人才。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高等院校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尤其是高等工程院校的科研工作开始快速起步。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重点学科相对集中的院校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1987年发布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就高等院校的科学技术工作的改革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部署，至此，国家将科学研究列入高等教育的体制规划之中，教学、科研成为我国大学的两项中心任务，这标志着我国大学经过60年的艰难努力终于完成了向现代大学的转型。

与此同时，我国大学向第三功能的转型也同时起步。现代大学的第三个功能是服务社会。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高等学校尤其是工程院校要“建立教育、科研、生产联合体”，为经济建设作贡献。

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从1895年第一所大学的建立到1985年第二次转型的完成和第三次转型的确立，90年间其功能转型的速度可以用这样的时间线段表示(见图1)。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这段历史呈现出两头发展速度快，中间发展速度慢的情况，以往我们关于“旧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缓慢”的结论不够准确。以工程教育为例，从第一所大学的建立到第一次功能的转型，仅用了大约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大学几百年发展历程，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当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加快了对于世界高等教育的追超步伐，实现了第二和第三种功能的同时发挥。

三、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历史给我们的启迪

百余年来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高等工程教育的创新具有许多启迪，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高等教育功能的转型必须是体制的创新。纵观中外高等教育，大学功能的转型无不是先从某所院校开始，形成“规式”然后带动全面。但是要将大学功能转型作为一种整体的行为，就必须涉及到体制创新。这涉及到战略部署、科教体制、组织制度、管理制度、运作模式以及学科结构、课程结构、培养模式等一系列的改革。新的功能转型会使大学前所未有地贴近社会、贴近自然，尤其是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与现实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大学通过功能转型将完成从社会边缘逐步成为社会核心的位置转移，牵涉到整个社会体制(系统)的调整。因此，大学功能转型的同时要有体制创新作保证。也只有实行大学整体功能的创新才能够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从追赶型变为超越型。

第二，通过功能转型实现从追赶型到超越型的发展，必须选准创新方向。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大学功能的转型是受社会发展制约的，是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结果。近代大学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而诞生，又随着工业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转型。由于大学知识密集和人才密集的优势，大学功能的转型是人类将大学作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钥匙。21世纪人类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几百年造成的负面影响凸现，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保护生态，服务自然是人类必须解决的问题。服务自然将是大学别无选择的又一次功能转型(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大学诞生，同时产生了作为第一功能的教育功能；其后大学与科学技术结合产生了第一次功能转型，实现了第二个功能——科学研究功能；随着大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开始了第二次转型，实现了大学的第三个功能——服务社会功能；随着大学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作用的发挥，我们设想大学会出现第三次功能转型，实现大学的第四个功能——服务自然功能。从而使大学在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存在的环境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篇4：小议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

一、从理论上, 文字的出现并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

把文字的出现作为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 是基于这样一个推论:公务文书就是公务活动中产生的文字材料, 有了文字才会有公务文书;有了公务文书才会有撰写、处理和保管公务文书的秘书人员, 才会有秘书工作。这一推论一个隐含前提是:秘书工作就是有关公务文书的工作, 没有文书工作也就不会有秘书工作。这一前提是不符合现代秘书学观点的。

现代秘书学认为, 秘书是为领导或雇主“提供辅助管理、综合服务的人员”[1]144, 秘书工作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就是按照《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的解释, 党政机关秘书工作是“以为领导者的工作运转和决策服务为宗旨, 在办文、办会、办事等方面从事参谋性、助理性工作”。[1]144“办文、办会、办事”这三个主要方面, 只有办文一项是以公务文书为工作对象, 其他两方面虽然也会用到文书, 但文书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或必然产生的结果, 现代社会没有哪一项工作能脱离文书。

根据我们对我国各级各类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室所承担的实际工作的调查, 秘书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 政务性工作, 即直接为领导决策服务的综合性的工作, 包括调查研究、信息工作、协调工作、督查工作、议案和提案工作、参谋咨询、文稿撰拟等; (2) 业务性工作, 即秘书部门承担的带有专业性质的工作, 包括文书工作、档案工作、资料工作、会务工作、信访工作、保密工作、网站管理、谈判事务、公关工作等; (3) 事务性工作, 即秘书部门承担的一些机关具体事务, 包括领导日程安排、随从工作、通信联络、接待和礼仪工作、值班和突发事件的处理、机关日常事务管理等。以上列举的具体工作有20余项, 而其中只有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是以公务文书为工作对象的。因此, 尽管文书档案工作是秘书部门诸项业务中占有相当大比重的工作, 但秘书工作的范围则远远大于文书档案工作的范围。由此可见, 文字的出现只是文书档案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 而不能笼统地说它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

二、社会组织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出现是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

秘书工作既然只能定义为“以为领导者的工作运转和决策服务为宗旨的参谋性、助理性工作”[2], 从理论上说, 当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并形成相对稳定的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时候, 为这些领导提供“参谋性、助理性”服务的秘书工作也就随之出现了, 而不管这时是否已经有了文字和公务文书。因此, 社会组织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出现, 既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 也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充分条件。

考古发掘证明我国最早的人类祖先距今有二百多万年的历史。最早的人类是以原始人群的方式生活的, 虽然原始人群已经是一种社会组织, 但其组织结构极其简单, 没有形成发号施令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 因此不具备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

经过漫长而缓慢的发展, 到原始社会后期, 逐渐形成了以血统关系结成的稳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单位———氏族。氏族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后, 又出现了若干血缘相近的氏族联合而成的胞族, 若干胞族组成更大的社会组织部落, 部落由两个以上血缘相近的胞族或氏族构成。它通常有自己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习俗, 并形成了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和部落首领。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农氏、有巢氏、伏羲氏、燧人氏等就是这样一些部落首领。[3]

到传说中的黄帝时期, 华夏土地上又出现了若干部落联合而成的部落联盟, 当时黄帝是中原最大部落联盟的首领, 在黄河上游有以炎帝为首领的羌人部落联盟, 在南方长江流域则有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部落联盟。根据这些传说, 一个部落联盟所居住的区域是很大的, 大的部落联盟的居住区超过现在的一个省。

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实行原始民主制, 凡遇重大事务, 由氏族全体成员、氏族族长或部落酋长议事会讨论决定, 而氏族族长、都落酋长、部落联盟首领, 均需分别经过其成员推举产生。

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有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如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曾联合发动了征服南方蚩尤部落的战争, 后来黄帝部落又征服了炎帝部落, 人们拥戴黄帝为“天子”, 年号称轩辕, 定都逐鹿, 各部落表示服从命令。部落联盟除组织共同的军事行动外, 还具有加强部落间经济、文化联系等职能。由此可见, 部落联盟组织是一个很大区域的最高行政组织, 内部有相当严密的管理系统, 不然就无法解释它能够发动指挥大规模的战争行动。据传黄帝设置了分管各项工作的官职———“六相”, 组成了部落联盟的领导集团, 而黄帝就是这一领导集团的核心。

可以认为, 在原始社会后期, 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 就产生了为部落领导集团活动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 其时间距今至少有五千年左右;而到了四千四百年之前的黄帝时期, 我国秘书工作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欣.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39.

[2]马天民.秘书学教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8:15.

[3]杨剑宇.中国秘书史[M].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8:11, 20.

[4]陈合宜.秘书学[M].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

[5]常崇宜.关于我国秘书职业定义的再探讨[J].成都大学学报, 2007 (1) :23.

篇5：我国观赏桃的栽培起源和发展

关键词：观赏桃；栽培起源；发展

中图分类号：S685.990.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3-0128-03

我国是世界上桃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桃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中国桃栽培已有4 000多年的历史，桃用作观赏栽培始于汉朝，唐时已培育出专门的观赏桃品种。历经宋、元、明、清，观赏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中国有观赏桃品种126个，桃花已成为中国农民发家致富的源泉。

1 我国观赏桃的栽培起源

我国古老文献《夏小正》中有桃的记载，在正月的物候中有“梅、杏、杝桃则华”，杝桃即山桃；在六月的物候中有“煮桃”，是较早的关于桃记载的文献，据此推断桃在中国的栽培历史至少有4 000多年。《诗经·魏风》中有“园有桃，其实之肴”，清楚地表明桃是当时魏国的（今山西省南部安邑附近）栽培果树。较早对桃进行审美认知的是《诗经》，在《周南·桃夭》篇中有这样的诗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人对桃的花、果实的神态作了生动的刻划，祝福新婚夫妇的爱情象桃花般绚丽、桃树般长青，这应该是最早对桃进行观赏性描述的文字记载。晋葛洪的《西京杂记》载有“汉武帝上林苑有‘缃桃’‘紫纹桃’‘金城桃’‘霜桃’”[1]。是最早关于桃在园林中应用的文字记载。这些桃虽然只是食用桃而非观赏桃，却足以清楚地说明桃在汉朝已开始栽种于园林供人观赏。

观赏桃品种始现于唐代，郎士元的“重门深锁无人见，惟有碧桃千树花”是关于碧桃的最早记载；韩愈的“百叶双桃晚更红，临窗映竹见玲珑” 是关于百叶桃的最早记载；唐彦谦的“短墙荒圃四无邻，烈火绯桃照地春” 是关于绯桃的最早记载。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十件》载“明皇禁苑中初有千叶桃盛开”[2]，说的是唐明皇御花园中有1株千叶桃花盛开了，千叶桃就是碧桃，是标准的观赏桃花。盛唐时政治稳定，人们生活富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桃从单一食用开始向观赏发展，并向城市郊区集中[3]。此时，观赏桃开始广泛种植，品种初具规模，陈景沂《全芳备祖》中记有绛桃、绯桃、碧桃、百叶桃、人面桃等专门的观赏桃品种[4]。

2 我国古代观赏桃的发展

宋、元之际，由于桃树育种和嫁接技术的发展，观赏桃品种不断增多。宋周叙《洛阳花木记》中记载了30个桃品种：小桃、十月桃、冬桃、蟠桃、千叶碧桃、二色桃、合欢二色桃、千叶绯桃、千叶桃、大御桃、金桃、银桃、白桃、昆仑桃、憨利核桃、胭脂桃、白御桃、旱桃、油桃、人桃、密桃、平顶桃、胖桃、紫叶大桃、社桃、方桃、邠州桃、圃田桃、红穰利核桃、光桃，其中千叶碧桃、千叶绯桃、千叶桃、二色桃（一枚二色）、合欢二色桃（一朵二色）、紫叶大桃等6个品种属观赏桃[5]。

明代不仅桃品种众多，且记载桃品种的文献也空前繁盛，《救荒本草》《竹屿山房杂部》《七修类稿》《本草纲目》《学圃杂疏》《三才图会》《群芳谱》《长物志》《物理小识》都记载了较多的桃品种。李时珍《本草纲目》按花色、果色、果形、成熟时令将桃分成24种，是当时最先进的桃品种分类方法：“……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其实有红桃、绯桃、碧桃、细桃、白桃、乌桃、金桃、银桃、胭脂桃，皆以色名也；有绵桃、油桃、御桃、方桃、匾桃、偏核桃，皆以形名也；有五月早桃、十月冬桃、秋桃、霜桃，皆以时名也……”其实，《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是24类桃，决不只是24个桃品种。明代中后期我国桃品种已达1 000余个，反映了当时桃品种的丰富程度[6]。其中有许多种类属观赏桃，如“千叶”“二色”“绯桃”“碧桃”“细桃”等。矮挑的记载首见于1201年嘉泰年间的《会稽志》。明弘治元年（1486年）的《八闽通志》中记有“矮挑，树高者仅三四尺，实如金桃而小，秋熟，俗呼通州桃。”明嘉靖三十年修的福建《宁德志》记有：“矮桃高不满尺，可以盆栽。”1587年江苏太仓王世懋的《学圃杂疏》中首先出现寿星桃的记载。此后，在江苏苏州、太仓，浙江嵊州，福建福州、浦田、南平、长泰，湖南邵阳，云南大理等地方志中，寿星桃、矮桃的记载交互出现[3]。

清代观赏桃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清陈淏子《花镜》记载的桃有24个品种，其中观赏桃品种有：日月桃，其种一枝有二花，或红或白；瑞仙桃，花品稠密，其色则深红；人面桃，花粉红，千叶，少实，别称美人桃；诽桃，即苏桃，花如剪绒，比诸种开迟，色艳；鸳鸯桃，千叶，深红，开最后，结实必双；墨桃，花色紫黑，似墨葵，也异种难得者；白碧桃，单叶、千叶二种，惟单叶结实繁；寿星桃，矮而花千叶，实大，可作盆玩[7]。清代位于北京西郊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大体完工于乾隆九年（1744年）的圆明园，规模宏大，为中国园林的顶峰之作。其中乾隆亲自定名的景点达40处之多，其中一处匾题为“武陵春色”，即用陶渊明隐居桃花源典故，那里种植的正是桃林一片。据记载，清朝初期，天津北运河堤丁字沽一带，有桃柳数千株，每逢春日，桃花盛开，绿柳如茵，文人学士纷纷在此赋诗。清代诗人崔旭在《津门百咏》中描述桃花堤美景，“几家茅屋各东西，见说桃花夹岸红。剩有一湾流水碧，桃花依旧笑春风。”便是其中的佳句。清代康熙帝曾为桃花堤题词：“再见桃苍，津门红映依然好。”

3 我国现代观赏桃的发展

现代观赏桃的发展以1990年为界分2个阶段。1949—1990年为观赏桃的缓慢发展阶段，1991年至今为观赏桃快速发展阶段。

3.1 1949—1990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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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观赏桃的发展状况有以下特点：观赏桃在园林中被大量利用，如公路两旁、小区绿化、公园造景、桃盆景制作等，花卉苗圃里观赏桃的种植量也不少，但这些名贵的观赏桃品种几乎完全散落在民间，政府部门对观赏桃发展投入的专项资金很少，科研部门对观赏桃的专门研究也不多；观赏桃的品种几乎都是古人遗留下的，除20世纪70年代陈俊愉教授发现并命名的白花山碧外，未见其他新品种报道（可能有新品种产生，如自然杂交或变异形成的新品种，但未见报道）；古人留下的桃花旅游胜地的观赏桃种植规模不大，桃花资源未被很好地开发利用。

3.2 1991—2012年阶段

桃的兴衰联系着国运的兴衰，国家兴旺、人民安居乐业，桃就得以蓬勃发展。近20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于植被绿化对生活环境的改善作用越来越明显，各种树木花卉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装点人们的生活。在这种大形势下，作为一种美化环境的优秀树种，观赏桃也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研究单位的高度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部门对观赏桃的资源调查、育种、栽培技术研究和开发利用等方面都给与了大量的经费支持，通过观赏桃科研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观赏桃在20年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3.2.1 观赏桃品种资源被迅速挖掘，新品种不断涌现

3.2.1.1 观赏桃品种资源 张秀英等对北京市的观赏桃品种资源进行了调查，报道了26个观赏桃品种[8]。臧得奎等对山东省桃花资源进行了初步调查，报道了42个观赏桃品种[9]。胡东燕等对沪、杭地区桃花品种资源进行了调查，报道了23个观赏桃品种[10]。高玲对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宜昌景区观赏桃品种资源进行了调查，报道了12个观赏桃品种[11]。何浩等对合肥地区观赏桃花品种资源进行了调查，报道了17个观赏桃品种[12]。顾振华等对常德地区桃花品种资源进行了调查，报道了41个观赏桃品种[13]。王燕等对桃花源桃花品种资源进行了调查，报道了23个观赏桃品种[14]。余广超对泰安市观赏花桃品种资源进行了调查，报道了38个观赏桃品种[15]。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观赏桃品种达126个（未命名的品系不包含在内）[16-24]。王燕等已记载的83个品种此处不再重复[17]，另外的43个品种是春蕾、单瓣寿红、单二色、黛玉垂枝、红粉垂枝、合欢二色、桃源寿星、长梗垂白碧、小花桃、紫叶小花桃、探春、单红垂枝、单粉垂枝、白花山桃、红花山桃、曲枝山桃、科林斯玫瑰、科林斯粉、红油桃、红垂枝、红花碧桃、、碗寿粉、油寿桃、红粉佳人、寿星油桃D1405、黄叶桃、衢州黑桃、中国黑油桃Ⅰ系、中国黑油桃Ⅱ系、花雨露、大果黑桃、超红短枝、锦黄、15瓣桃[25]、品霞[26]、锦春[27]、华春[28]、贺春、咏春[29]、矮丽红[30]、知春[31]、元春[32]、报春[33]。

3.2.1.2 观赏桃新品种选育 有目的地开展桃品种选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始于日、美等国，我国直到50年代后期才开始杂交育种，且多见于鲜食桃育种[34]。观赏桃的育种发展较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于1976年开始进行赏食两用桃的研究，1997年在得到的第5、第6代杂种实生苗中选出了一批花朵艳丽、品质优良、丰产且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系[35]。随着桃育种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杂交育种和胚挽救技术、辐射育种技术相结合应用到观赏桃品种的选育中，目前在观赏桃的育种中存在2个方向：一是注重对桃树观赏性和开花期配套的选育，二是花果两用桃育种研究[36]。通过育种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观赏桃新品种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从1998年到现在至少育成27个观赏桃新品种（还有一些未命名的品系不被包含在内），其中花桃品种9个：粉花山碧、粉红山碧、紫奇碧桃、长梗垂白碧、红粉佳人、元春、报春、红菊花和探春；赏食两用桃品种18个：黄叶桃、衢州黑桃、中国黑油桃Ⅰ系、中国黑油桃Ⅱ系、花雨露、大果黑桃、超红短枝、锦黄、知春、品霞、锦春、华春、贺春、咏春、黄金美丽、迎春、满天红、晚红桃。

20世纪90年代后，除了国内培育观赏桃品种外，还从美国和日本进了一些新品种。引自美国的品种有寿星油桃D1405、紫叶寿粉、红花紫叶垂枝、粉花紫叶垂枝、紫叶帚桃、科林斯玫瑰、科林斯粉等；引自日本的品种有京舞子、赤叶寿星、照手桃、照手姬、照手红、照手白、云龙等。

3.2.2 观赏桃的开发利用 桃花作为极具中国文化底蕴的古老而优秀的树种，不仅花朵艳丽妖娆，而且体态优美、风情万种，是不可多得的极具观赏价值的花木。近年来，各地纷纷以桃花为主题，开发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桃花观赏景点，这些景点不仅为世界各地游客提供了放松心情、缓解压力、尽情亲近大自然的理想场所，同时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以下是几个著名的桃花观赏胜地。

（1）桃花源。位于湖南省桃源县境内，风景名胜区总面积 15 755 hm2，其中核心景区面积812 hm2，景点内有蜜桃、红宝桃、寿星桃等27个品种。据《常德日报》2013年4月10日报道，2103年第3届中国常德桃花源旅游节期间，全市各历史景点共接待游客60万人，星级饭店出租率达到95%以上，全市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9亿元。

（2）上海南汇、龙华公园。上海南汇拥有3 333.33 hm2桃林，面积之大、品种之多均为华东之最；上海龙华公园是江南著名的观赏桃花胜地，自古就有“农历三月三，龙华看桃花”的习俗。据浦东电视台报道，2013年上海桃花节共吸引赏花踏青的游客82万人，营业收入超过5 000万元。

（3）龙泉。四川龙泉，丘陵起伏，繁花满山，现有12 000 hm2桃林，遍植1 700万株桃树。据龙泉驿区公众信息网报道，2013年第27届龙泉桃花节共吸引740.16万人次来龙泉赏花踏青，带来旅游收入26.43亿元，农民增收6.5亿元，人均增收2 500元以上。

（4）石马。广州石马，在近千亩田野上，遍植数十万株绯桃。买桃花行运，是广州人过年的传统习俗。因此，年销桃花在广州有很大的市场。据《广州日报》2013年2月3日报道，2013年2月2日在石马第1届桃花公益拍卖会上，20株“桃花王”被集体拍卖，均价以1万元以上的价格成交，其中高 4.2 m 的桃花后以3.8万元落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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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湖。杭州西湖早在唐代已广栽桃花，西湖沿岸、苏堤、白堤，一株杨柳一株桃，桃花问柳花。西子湖畔的碧桃花色娇美艳丽，朵大、色多，光怪陆离，为桃花中的皇后。每年三、四月桃花开时吸引大量游人从世界各地前来观玩。

（6）庐山。由于庐山的独特气候条件，暮春四月，江南一些地方的桃花已开始凋谢，只有庐山的桃花才刚刚开放。庐山桃花有十几个品种，桃花可从3月底开到5月初，清明时期是桃花的最佳观赏期。

（7）安宁。兰州安宁植有桃树30余万株，区域长度 15 km，面积超过533.33 hm2。每年一届的桃花节都吸引不少国际友人及外省市大批游客来游春赏花。

（8）西山。北京西山植物园有较为丰富的桃花资源，是世界收集品种最多的桃花专类园[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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