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视角分析大学生

从法律视角分析大学生（精选6篇）

篇1：从法律视角分析大学生

从德育对象的视角解读大学德育的价值实现-基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思考

本文拟从德育对象的角度分析德育的.对象需求和社会需求,通过对比研究方法找出两者的需求统一性,从而论证大学德育的价值实现.

作 者：杨晓霞 李娜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刊 名：法制与社会英文刊名：LEGAL SYSTEM AND SOCIETY年，卷(期)：2009“”(5)分类号：G641关键词：德育 大学德育价值 思想道德修养 法律基础

篇2：从法律视角分析大学生

□ 江苏省宿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陈锋

作为校园周边重要的一种餐饮服务形式，“学生小饭桌”的监管问题目前已引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各级各地关于加强“学生小饭桌”监管的文件也时有所见。但细究其作法，多为部门联动、综合整治、出台管理办法、实行备案管理等。笔者认为，多部门联动、综合整治、出台管理办法等都是加强监管的重要手段，但仅对“学生小饭桌”实行备案管理，而不纳入许可管理，却是出于对其基本性质认识不清的一种错误作法。

首先，“学生小饭桌”的经营行为，本质上包含了“从事餐饮服务”这一活动。对于什么是“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已有明确的定义。不可否认，现实中“学生小饭桌”的开办主体纷杂、开办地点多样、服务内容多种，但不论具体形式如何千变万化，提供的服务如何多种多样，其都具有“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向学生提供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这一基本内容。也正因为如此，监管部门才将类似的经营行为，统称为“学生小饭桌”，否则，它就只是其他形式范畴的经营活动了（例如，单纯的人身托管和学习辅导，显然不应称之为“学生小饭桌”）。也就是说，依照法规定义，“学生小饭桌”的经营行为中不论实际上有多少内容，其本质上都包含了“提供餐饮服务”这一活动。

其次，既然是“提供餐饮服务”，就应该依法取得餐饮服务许可。《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许可，同时，对于不需要取得许可和实行特别管理的情形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学生小饭桌”的实际经营行为，显然既不属于“不需要取得许可”的情形，也不属于“实行特别管理”的情形。那么，其应该依法取得餐饮服务许可，也就是理所应当了。

第三，对“学生小饭桌”不实行许可管理的主要理由不成立。目前，对于“学生小饭桌”不实行许可管理的主要理由有：

一是“学生小饭桌”多为家庭式经营，为学生提供就餐属于履行劳务合同，不属于提供餐饮服务。这是一种对法律概念的误读。劳务，指以劳动形式提供给社会的服务。劳务合同本身概念宽泛，没有统一明确的法律定义。从广义上讲，餐饮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劳务，否则餐饮服务的定义中也不会出现“服务性劳动”这一字眼。只是由于其事关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法律将其从众多劳务类别中特别甄选出来，另外附加了特别的行政管制而已。泛泛而论“是履行劳务合同，不是餐饮服务”，显然是错误的；从狭义上讲，“学生小饭桌”的经营者，实际上均为独立经营，自我管理，其与学生或

者学生监护人之间所形成的，并非雇佣关系，也不应认定其是履行劳务合同。

二是“学生小饭桌”经营场所多在民居中，不具备许可条件。这显然是混淆了“因果关系”。不具备许可条件，或者说不符合许可要求，只是导致其不能取得许可这一后果，却不能推导出“可以不对其实施许可管理”这一结论。如前所述，“学生小饭桌”经营活动本质上包含了“提供餐饮服务”这一内容，就应该依法取得许可，至于其是否符合要求，能否取得许可，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其向学生收取的费用是以何种名义？提供就餐的场所到底是商业用房还是民居？是否还同时提供人身托管、学习辅导服务等，均非“餐饮服务”定义中所考虑的要素，也与是否应对其实施许可管理无关。

三是现行许可规范中无对应业态，无法实行许可管理。严格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技术问题，但绝不能成为对“学生小饭桌”不实行许可管理的理由。对“从事餐饮服务活动”应实施许可管理，是《食品安全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对许可对象按业态分类许可，只是为了执行这一原则而制订的具体实施办法。因为没有对应的具体实施办法，就放弃执行法律的基本原则，显然是错误的。更何况，有关实施办法也从来没有类似“超出业态范围，就不予许可”的规定，相反，《餐饮服务许可审查规范》明确规定，对于新发现的业态，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进行规定，只需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既可。如果仅仅因为没有对应业态就该许可而不许可、该监管而不监管，将有可能构成行政不作为。

药企退换货行为亟待法律规范

□ 江西省九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周峰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加强了对药品流通环节的监督检查，并通过技术检验手段发现和查处了一批批质量不合格药品，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笔者发现有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采取一定手段规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间接地造成了一些假劣药品流向市场，危害公众身体健康。

近日，笔者查办了一起药品行政处罚案件，发现某药品批发企业销售的药品被监督抽检后，在检验报告书发出前，被抽检药品的生产企业就要求药品批发企业将抽检余下的药品退回。被抽检药品经检验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立案查处，但是查处过程中发现该批药品在退货手续中存在一定的可疑之处。药品批发

企业退回药品时，退回药品签收人不是生产企业授权的业务员，也未有药品生产企业是否收到退回药品的凭证。这种情况引起执法人员的高度怀疑，于是发核查函到生产企业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进行核查，核查结果是药品生产企业只收到部分退回药品，且从退回药品到收到药品时间间隔长达6个月。在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检查后，药品生产企业余下的同批号药品才从另外一个省退回，这批退回药品距离药品批发企业办理退回药品时间已经间隔了9个月。

上述案件反映了当前我国一些药品生产或批发企业，不但不能严格执行药品管理法律法规，而且还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规避法律法规的制裁。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说明我国现行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当前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和监管工作的需要，亟须增加或修订相关条款，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药品退换货制度的不足

现行药品退换货制度内容不一。在药品生产经营活动中，药品退换货是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一种行为。药品正常的退换货制度在现行《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GSP）以及GSP实施细则中均没有明确具体操作细则，只是规定了药品批发企业质量部门在GSP管理过程中要制定并监督药品退换货制度的执行。然而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对企业自行制定药品退换货制度的内容并未做统一要求，这就造成不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制定的药品退换货制度内容不同，在药品退换货实际流程、审核、记录等方面操作不一。此外，药品退换货制度是由企业自行制定，在企业申请GSP认证过程中，由GSP认证员进行审核。由于不同GSP认证员对业务的熟练程度以及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同，使得每个企业的药品退换货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极易导致违法企业逃避处罚。实践中，个别药品生产企业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在得知自己企业生产的药品已被抽检，一般都是不管检验结果如何，随意找个理由让批发企业将药品退回。这样一来，一旦该药品被检验不合格，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对批发企业销售不合格药品进行处罚时，其货值金额必定减少很多。稽查执法中，对在检验报告书发出前药品被退回的情况下，不合格药品数量如何认定，药品监管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通常是按最初药品入库数量减去已退回药品数量。如果这样，就让个别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达到了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其利用法律漏洞逃避处罚的嚣张气焰。

易造成不合格药品流向市场。上述案例中，正是因为药品退换货制度不完善，药品批发企业将退回药品交给非生产企业业务员，又没有及时跟踪退回药品是否由生产企业实际收回，最终导致了该批不合格药品没有全部退回到生产企业。而已退回生产企业的部分不合格药品和因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检查后再退回的余下不合格药品，在流通过程中间隔时间较长，已脱离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明显难以真实反映这两批不合格药品的流通过程。有时药品生产企业还会从其他地方调取同样批号的不合格药品冒充是药品批发企业退回的不合格药品，只是这方面的证据监管部门难以取得。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已退回的两批不合格药品也就不能说明一定是该案件中批发企业退回的那些不合格药品，更不能完全证明案件中批发企业退回的不合格药品已全部退回到生产企业，从而事实上造成了不合格药品流弊，给公众身体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

隐患。

完善药品退换货制度的建议

制定统一的药品退换货制度。根据实践中药品退换货现状，建议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出台统一的药品退换货制度。这样不仅使得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退货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且避免了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各自制定五花八门的药品退换货制度，从而确保监管部门更好地对药品退换货行为进行监管。药品退换货制度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建议在相关法规中，对药品退换货制度进行细化，从药品退换货的理由、审核、出库记录、退换货程序、收货回执、退换货运输凭证以及时间要求等方面作出具有可操作性规定。

明确具体执法过程中退换药品的认定。针对个别企业规避药品抽检而退换货的情况，建议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已抽检药品再退换货，货值金额以抽检前入库药品数量为准，且退回的药品必须返回退货企业，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销毁。这样一来，就可以堵住个别企业规避法律的目的。

将药品退换货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正是因为药品退换货行为存在以上方面的问题，而现行药品监管法律法规又没有相对应的条款，造成了个别企业想方设法规避法律责任。因此，建议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从立法的角度进一步规范和明确药品退换货行为，避免不合格药品因为法律缺失和监管漏洞而再次流入市场，危害人民群身体健康安全。

筑牢源头安全防火墙

——郑州市加强药品生产环节风险管理

□ 本报记者龚翔

42家药品生产企业开展安全自查率达100%。

市局对药品生产企业突击检查覆盖率100%。

抽验产品18批，空心胶囊18批，明胶1批，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不合格报告。今年共完成基本药物抽样132批，截至目前未发现不合格品种。

“生产企业多、剂型多、品种多，生产规模、生产管理能力、生产集中度参差不齐，高风险企业多、品种多，抗风险能力弱、企业风险级别高。”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孙景莉介绍，面对如此严峻的监管形势，郑州市局通过认真分析监管中存在的问题，理清思路，分解目标，落实责任，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确保辖区药品生产质量安全。

据了解，郑州现有药品生产企业42家，现有药品品种、规格1138个，常年生产的品规600多个，产品涉及注射剂、疫苗、血液制品、固体制剂、中药饮片等。找准责任落实点，明确监管内容

“药品质量源于设计、生产、流通、使用、监管、检验多个环节，安全监管是源头监管，有无可推脱的责任。”孙景莉说，为强化监管责任，郑州市局对药品安全监管责任进行了科学分解。

郑州市局针对监管实际，制定《关于印发2014年郑州市药品安全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郑州市医疗机构制剂配制日常监管工作方案》、《郑州市2014年特殊药品日常监管工作方案》、《郑州市药包材生产企业日常监管工作方案》、《关于印发郑州市2014年药品生产企业GMP跟踪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对安全监管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厘清了监管责任，明确了监管工作内容。

为强化企业在药品研发、生产过程中的主体责任，郑州市局以实施新修订药品GMP为契机，督促企业建立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保障药品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该局对辖区内企业新修订药品GMP实施情况逐一摸清底数，通过座谈会、经验交流、学习培训等形式，推广企业产品质量管理分析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引导企业建立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分析机制。同时，该局加大对因停产改造、突击加班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防止GMP改造过程中非正常生产带来的安全风险；对通过新修订GMP认证的企业，加大飞行检查的力度，有效遏制了通过认证后而放松生产质量管理有可能出现的质量滑坡。

瞄准风险突破点，提升监管水平

为实施科学监管，郑州市局以风险监管为突破点，以现场检查为主要方式，扎实推进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检查中，该局以2013年国家评价性抽验、河南省药品抽验不合格企业和品种，2013年国家发过告诫信的企业，血液制品、疫苗、中药注射剂等高风险品种为主，根据风险汇总，组织3个检查组对6家药品生产企业、5家医疗机构制剂室、2家药包材生产企业进行专项跟踪检查，检查重点涉及原辅料购进供应商审计（包括中药材）、检验、生产工艺等3个方面。通过检查和约谈，督促药品生产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企业不打折扣执行GMP规范。

同时，加强对基本药物生产工艺和处方的核查，郑州市局对涉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和河南省政府增补品种的药品生产企业，严格进行生产工艺和处方核查，监督企业规范组织生产。要求相关药品生产企业每季度上报其基本药物中标、生产销售、抽验情况等信息，在汇总、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估，开展针对性监管。并进一

篇3：从法律视角分析大学生

职业教育集团化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2007年至2009年,各地职教集团如井喷般涌现。截至2012年,全国省级以上的职教集团共有325个,涉及职业院校共2387 个,行业协会274 个,企业3668 个,科研院所150 个［１］。然而,职业教育集团经过前期井喷发展后,开始遇到有效运行的瓶颈问题。现有职教集团由于大多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功能仅仅停留在指导与咨询、协助与支持的层面,对于重大事项的决策作用发挥有限,对办学行为的约束、激励作用不够明显,且内部动力已渐趋衰竭。“集而不团,团而无力”的现象越发彰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职教集团成员间的 “三链融合”(利益链、产业链、教学链)模式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职教集团的产权制度不清晰、管理人员不到位,以及集团成员责、权、利不明确等,但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在于,职教集团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身份地位,对外无独立的人格,无法单独进行有法律效力的民事活动,对内无完善的组织机构,无法对成员单位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激励,集团成员间互惠互利的动力机制难以形成。只有赋予其法人地位,才能真正发挥职教集团应有的作用。

二、赋予职教集团法人身份的重要性

1.法人的本质及特征

“法人”一词最早见于1896 年的 《德国民法典》,但该法典并未对法人给出定义。1922 年的《苏俄民法典》才第一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法人的概念。该法典第十三条规定:“一切享有取得财产权利和能够承担义务,并且能在法院起诉和应诉的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都是法人。”［２］我国《民法通则》在我国民事立法中首次界定了法人的含义。该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据此可知,法人是一种能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具体而言,法人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独立的组织。法人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不但其民事主体资格与组成法人的自然人的民事主体资格是彼此独立的,某个或某些法人成员的死亡或退出法人组织,并不影响法人的存续,而是法人的组织体无须依靠其他组织或单位而独立存在。此外,法人有健全的组织机构,有产生意志的机关和执行意志的机关。第二,独立的财产。法人的独立财产,是指法人所有的或经营管理的全部财产。法人的财产不仅独立于其他社会组织和自然人的财产,而且独立于自己成员的其他财产,独立于创立人(包括国家)的其他财产。法人拥有独立的财产,是法人独立参加民事活动和独立负担财产责任的前提和依据。第三,独立的责任。法人的独立责任,是指法人以自己所有的或经营管理的财产独立负担由自己活动所产生债务的财产责任。既然法人的财产与法人成员的其他财产是分开的,那么,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组成法人的成员或创设人对法人的债务不承担责任,法人对他们的债务也不承担责任［３］。

2.赋予职教集团法人身份,是职教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主体之间大多仅靠情感、信任和双方契约维系,职教集团本身不具备独立法人地位。这使得职教集团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顺畅流动,无从建立起统筹各主体协同工作的利益链,职教集团本身的利益难以界定,集团成员无法通过职教集团分享利益,共享资源。仅靠情感、信任建立起来的组织是松散的,不具备稳定性和约束力。一旦集团成员的领导发生变更,就可能导致原有的契约无法得到继续履行,从而直接影响整个集团的发展。例如,笔者所在的职教集团由于理事长单位工作繁忙,在创立以来三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召开过一次全体会议和理事长会议。

要改变这种集而不团的局面,走出制度困境,就必须赋予职教集团独立的法人地位。职教集团只有具备独立的法人身份,成为独立的组织,才能名正言顺地以职教集团自身的名义从事活动,才能有自己的印章、账户、营业执照等,才能有自己的人、财、物,才能不完全依赖于牵头组建单位,才能以职教集团的名义增加、吸纳成员或减少、清退成员,才能对外签约,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才能建立完善的内部组织机构,才能独立于集团成员,统筹成员的发展,而不是依附于牵头单位。

3.赋予职教集团法人身份,是职教集团开展活动的保障条件

法人是一种能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职教集团只有具备独立的身份,即享有独立的财产、能承担独立的责任,才能更好地开展职业教育等各项活动。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建立职教集团目的在于优化整合教育资源,促进校企之间的互利双赢,实现校际之间优质资源共享,优化学生的就业环境,促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推动中、高职教育的衔接和发展。职教集团只有独立于集团成员,才能统筹成员之间的发展,才能对外开展活动,从而实现职教集团的使命。

目前,职教集团多依附于牵头组建单位,其办公地址、工作人员安排、资金保管,均由牵头组建单位完成。由于职教集团没有独立的身份,对外签约一般是通过成员双方约定实现的。这与国家集团化办学政策的要求是不相符的。集团化办学,就是要通过职教集团本身能完成招生、教学、实习、培训和就业。而目前,由于职教集团的身份问题,各学校是各自为政的,校企合作也是双方的合作,集团内各成员并没有因为加入集团而获得“搭便车”的收益。只有赋予职教集团法人身份,它才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各项活动,自主安排人、财、物,自主对外签订各种合同、协议,并能以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责任。只有这样,与之合作的第三方才敢于和职教集团签订相关协议,国家对职教集团的政策,特别是资金资助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招生升学政策等,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否则,由于职教集团财产的非独立性,国家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就演变成对牵头组建院校的政策,其他成员无法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如果职教集团不独立,那么,各成员单位就要对职教集团的债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限制了成员用职教集团的名义开展业务。为了划清界限,集团成员之间也是通过双方约定来实现合作的。这样的运作方式不改变,职教集团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三、职教集团法人身份的选择

职教集团需要具备独立的法人身份。然而,并非任何性质的法人都适合于职教集团。大陆法系有公法人、私法人之说,而私法人又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同时依据成立或活动的目的不同,可以把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公益法人和中间法人。我国《民法通则》则以法人活动的性质为标准,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笔者将根据我国民法对法人的分类,结合职教集团的宗旨,逐一进行分析。

1.企业法人

企业法人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独立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法人。该类法人资格通过工商核准登记取得。根据我国《公司法》,企业法人仅指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是指将公司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法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及全部资产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根据我国《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得超过50人的规定,职教集团不能为有限责任公司,因为一般职教集团的成员都超过50 人。主张赋予职教集团企业法人身份的观点,多指按照股份公司的形式组建职教集团。

主张把职教集团改造成股份公司,目的在于增强职教集团的内部凝聚力,保障职教集团的顺利运行。现行的职教集团多为松散型或联盟型,组织成员关系松散、凝聚力差、向心力不足,职教集团整体发展能力差。借用公司治理模式,将职教集团改造成公司法人,把组织成员的自愿加入变为投资加入,把现有的理事会改造成董事会,似乎可以达到约束成员的目的。

笔者不认同这种简单套用企业法人身份的做法。股份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一种类型,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公益性则是职教集团的基本属性。虽然职教集团内部成员也存在各种费用的来往以及部分的经营性行为,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说职教集团具有营利性。职教集团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人才,即便是职教集团有部分的经营收入也必须遵守“不分配限制”原则,即不得向控制组织的人员分配利润,所有的剩余收益都必须留在组织内部,用于支持组织从事其章程所规定的业务［４］。我国 《教育法》也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因此,按照我国现行的政策,职教集团不宜采取企业法人的运行模式。

2.机关法人

机关法人是指享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并因行使职权的需要而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国家机关。国家机关依照法律或行政命令成立,不需要进行核准登记程序,即可取得机关法人资格。

显然,职教集团不适合赋予机关法人的身份。机关法人是一种权力机关,行使的是行政权力。而职教集团主要是在其成员之间,即院校之间、校企之间、校政之间起到信息交流、资源共享、机会合作以及利益协调功能。职教集团这种功能的实现,根据成员各方认可的职教集团的章程,是集团成员对职教集团的一种民事授权。这与国家立法的强制授权不同,职教集团的运作不须具备强制执行权。另外,国家机关的设立是有严格程序限制的,在数量、规模上也是基本稳定的。而目前,国家鼓励职教集团发展,并希望它做大做强。

3.事业单位法人

事业单位法人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这些法人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一般不参与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其有时取得的一定收益属于辅助性质。依照法律规定或行政命令组建的事业单位,从成立之日起,即具有法人资格;由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建的事业单位,依法办理法人登记后即取得法人资格。

目前,虽然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事业法人型职教集团,但数量不多。根据其设立方式的不同,有合并设立和新设两种。例如,2007年吉林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吉林天使职业教育集团,是由吉林女子学校、吉林艺术学校、吉林服装学校、吉林旅游学校合并组成的［５］;再如,2011年12月设立的广东食品药品职业教育集团,是以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为核心学院的有关单位共同组建的。目前,该集团已获得中编办和广东省编办的支持,集团共设事业编制15名。集团的性质和编制,均在集团章程中予以明确［６］。正在筹备的西海岸职教集团(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为核心学校)也拟建成事业法人性质的职教集团［７］。

笔者认为,职教集团事业法人化,有利也有弊,可以搞,但不可以多搞。职教集团事业法人化的好处,一是职教集团具备了独立的法人身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为实现集团目的的各项活动;二是体现了职教集团的公益性;三是事业单位有一定的公权力,能更好地协调集团内各成员的利益,同时权威性更强,集团成员更愿意服从职教集团的安排。但职教集团事业单位法人化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是在人事安排上,事业单位的编制总是有限的,因为涉及国家财政拨款的问题,这会严重影响职教集团规模的扩张;二是在数量上,也会受到限制。一个行政区域不太可能设立无数个事业单位。目前,国家政策倾向于尽可能减少事业单位,要么行政化,要么企业化。因此,这会限制职教集团的组建。

4.社会团体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是指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从事社会公益、文学艺术、学术研究、宗教等活动的各类法人。社会团体法人须制定章程,并经国家主管部门审核批准予以登记后,才能在其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及活动地区进行活动。

目前,我国设立的绝大多数职教集团从其章程来看,应属社会团体。比如,《深圳第一职业教育集团章程》第二条:“集团是以深圳市一所中职学校为牵头单位,联合相关职业学校、社会培训机构、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自愿组成的职业教育联合体与利益共同体。”《上海商贸职业教育集团章程》第二条:“上海商贸职业教育集团是以行业为依托,以专业和人才培养为纽带,以上海商学院高等技术学院为发起单位,联合相关职业院校、商贸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参与,以实现资源共享、校企合作为目的,在自愿、协议的基础上形成的、着眼于集团化办学的教育组织。”《安徽服装职业教育集团章程》、《珠海市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章程》、《江苏建筑职教集团章程》、《广西经济贸易职业教育集团章程》等,也分别把职教集团定性为非营利性产教联合共同体、教育联合体、区域性教育组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等。

然而,这些团体基本都不具有法人资格。比如,《上海商贸职业教育集团章程》明确规定:“集团实行指导委员会下的理事会负责制,不具备法人资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集团设立的程序不合法。现行职教集团通常是由一所较有实力和影响力职业院校联合数十家甚至数百家大专院所、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在得到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设立的。但这些团体并未得到法律的认可。社会团体,要么进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要么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只经业务主管单位批准而不进行任何登记就成立的组织,只能在本单位内部开展活动。我国绝大多数职教集团是在法律关系十分模糊的状态下运行的。由于成员单位彼此之间的行为缺少必要的法律约束,出现了组织松散、集中度不够、执行力不强、集约效应不显著等问题,影响了职教集团运行的效率。

笔者认为,赋予职教集团社会法人身份是比较合适和必要的。首先,赋予其社团法人身份,可以使职教集团的法律身份得以明确,对外可以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对内可以对会员按照章程约定行使一定的管理权和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其次,社会团体法人的成立不受数量和规模的限制,只要符合一定的程序和条件要求,即可登记为社团法人。不像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则受制于机构规模数和编制。再次,目前经业务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职教集团在政策上都可以登记为社会团体法人,它们不会因为身份的明确而消失。最后,登记为社团法人,有利于职教集团聘用专职工作人员。专职工作人员不但可以比兼职人员更好地服务于集团,而且他们不受编制限制,且待遇上也可以享受事业单位员工一样的待遇。《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我们现行的职教集团大多没有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由于缺乏法律主体资格,职教集团行为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明确了职教集团应具有社团法人身份后,各职教集团应该严格依照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民政部门登记。这是职教集团获取法律资格的前提。

四、职教集团组织架构建设

赋予职教集团社会团体法人身份,并不意味职教集团运行不畅的所有问题都能解决。职教集团要合理构建组织架构。目前,国内成立的职教集团组织机构都相对简单,责权约定也不甚明确。

1.职教集团组织架构现状

目前,国内大部分职教集团的组织机构实行的都是理事会制度,其组织架构为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秘书处、工作委员会等。例如,深圳第一职业教育集团:设立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秘书处,下设若干专业指导委员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就业指导委员会。广西经济贸易职业教育集团:设立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秘书处、教育教学科研中心、教育服务中心。此外,还设立集团顾问单位、集团指导学校、集团指导专家。安徽服装职业教育集团:设立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秘书处。秘书处下设校际合作部、校企合作部、教学研究部、技术培训部。此外,集团成立政策指导委员会、专家指导委员会。广东交通职业教育集团:设立集团理事会、办公室。办公室下设校企合作委员会、校际合作委员会、教育培训委员会等分支机构。江苏商贸职教集团:实行指导委员会下的理事会负责制。集团设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秘书处。上海商贸职业教育集团:设立指导委员会、理事会、集团执行委员会(兼办公室),并下设若干管理机构:专业教学部、师资培训部、校企合作部、职业教育研究所、财务部、办公室。集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同时受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监督。

上述职教集团的组织机构均无明确的监督机构。理事长无一例外地是牵头组建单位的校长(院长)。职教集团内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秘书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均为职教集团内成员单位的领导或员工,即职教集团本身无专职工作人员,其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的。

笔者还发现,职教集团章程对理事长等领导人员大都没有刚性的义务约束。换言之,章程仅对相关人员的基本职责做出规定,但对这些人员未履行相关职责的后果没有规定,因此,如果理事长等没有履行职责,不存在相应的弹劾机制。这可能导致职教集团沦为空头概念,沦为牵头单位招生宣传的一个噱头。

2.完善职教集团组织机构治理模式的探索

虽然目前我国成立的职教集团都建立了组织机构,但由于章程对机构、人员的责权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对集团运行的效果缺乏考核机制,对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缺乏要求,导致多数职教集团运行不畅,有的甚至者还停留在设立之初的状态,根本就没有运行,各机构的人员都没有落实到位。

笔者认为,职教集团借鉴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很有必要。公司治理机构是一种联系并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权利和义务分配,以及与此有关的聘选、监督等问题的制度框架。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了公司各方利益分配问题,对公司的高效运转以及竞争力的提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采用了“三权分立”模式,即决策权、经营管理权、监督权分属于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通过权力的制衡,使三大机关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相互制约,保证公司顺利运行。职教集团需要构建科学、合理、可操作的组织架构,并根据组织架构的安排,在章程中约定集团组织的责、权、义。

(1)职教集团组织架构建设。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当前职教集团的实践,笔者认为,我国职教集团至少应成立理事大会、常务理事会、监事会(监事)、秘书处。其中常务理事会下设秘书处、会员部、教研部、培训部、业务部、招生就业部。秘书处下设党组办、财务处,业务部分设校际合作部、校企合作部。这一设想与当前职教集团组织加构最大的不同,就是增设了监督机构(监事会或监事)。

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当前职教集团,各机构、成员未按章程约定履行职责,也无任何约束。理事长的责权履行及考核同样处于真空地带。有了监督机构,就可以对机构和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并对不按章程履职的机构、人员及成员单位做出相应的处理。

(2)集团章程建设。一套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若无完善的制度保障就不能有效运行。职教集团章程作为职教集团设立的基本要件,是规范职教集团的组织和行为,规定集团和其他成员之间以及其成员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必备法律文件。职教集团章程是职教集团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准则,要规范职教集团运行就必须完善章程。针对目前职教集团运行及其章程存在的问题,我国的职教集团章程应明确组织机构、人员的责权。目前,国内职教集团的章程相对都比较简单,对组织机构约定不明确,有些章程对组织机构问题就是用一个条款一带而过。机构本身不健全,机构之间的责权、分工也模糊不清。据笔者所见,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职教集团都没有成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也无监督机构设置。因此,集团章程应明确机构的责权,区分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形成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

除了明确组织机构、人员的权责,职教集团章程还应细化对职教集团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章程应明确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对执行理事、秘书长等机构负责人,必须限制其为职教集团专职工作人员。只有具备一定数量的专职工作人员,职教集团才能正常运作起来。否则,由于学校本身工作繁忙,学校兼职的工作人员基本无心无力顾及职教集团事务,可能导致集团运行停顿。关于监督管理人员(监事),如果只有一个监事,建议由政府选派,享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如果形成监事会,则负责人由政府选派,其他人员从集团成员单位中选出或从社会选聘。从社会选聘的监事,参照公司法独立董事的制度执行。对理事长、秘书长等管理人员的人选,特别是执行董事,建议从社会招聘中产生。各成员单位负责人(校长、董事长等)和管理人员均可参加竞聘,但竞聘成功后,必须辞去原来的职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职教集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摘要：解决职业教育集团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问题,解决内部组织管理问题以提高组织成员参与的积极性,有赖于对其法律性质进行明确的定位,对其内在的组织架构进行合理安排。赋予职教集团独立的法人身份,同时根据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职教集团的内部机构,是实现职教集团长效发展的必然选择。

篇4：从法律视角分析大学生

一、社会性别视角是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的一种全新的强有力的工具

社会性别，英文为gender，是与基因性别（DNA）、生理性别（sex解剖学意义）、生物性别（激素）、心理性别（自我认同）相区分的一个性别概念。它是基于生理性别（sex）的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

社会性别理论是伴随女权主义运动的实践发展起来的，发端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倡导和追求男女平等和社会公正为出发点，认为生理性别是人与生俱来的特征，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变迁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塑造的结果。在社会性别理论看来，现实存在的性别关系是由历史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形成的男性霸权持续巩固的结果。由于男性在政治经济上占据优势地位，这样男性依赖于拥有的话语权和符号的灌输，从而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为了整个社会必须信奉的价值和观念。并且通过文化演化，通过法律和政治制度不断强化，使得人们理所当然地把既存的性别差异当作一种宿命来接受。

由于社会性别理论对两性不平等关系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注意从分析两性关系入手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源和本质，因而它已成为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的一种全新的强有力的工具

二、中国当代女性地位在全面提升的同时，其法律弱势仍然不容乐观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就把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相继出台了《宪法》、《婚姻法》、《劳动法》、《继承法》和《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来保障男女平等，从而打破了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观念，女性得以解放，女性可以和男性做一样的工作，可以参与国家的政治与行政。同时，法律还规定了女性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系统中的最低比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自我权利意识、价值意识以及对压抑、压力和压迫的反抗力都有所增强。然而，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保障男女平等任重道远。其法律规定在实施时往往呈现弱化的趋势，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有时反而强化。

1.国家法律制度充斥着“男权话语”。有些法律条文不是在两性平等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带有明显的男性色彩。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该表述就是从男人的视角所作出的规定，而不是从“公民”的身份去规定。

2.参与政府决策的女性人数比例少，且影响力小。在我国公务员队伍中，高层决策层女性领导比例很小，而且多居副职，使得女性性别权利的要求不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影响力。另外，我国的女性公务员大多负责诸如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妇女儿童残疾人的工作，以及社会福利等社会性的工作。

3.许多女性的法律意识淡薄，维权能力弱，甚至知法犯法。有人对1949年以来的女性犯罪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发现，近年来女性犯罪的增长率超过了女性总人口的增长率；犯罪女性总和增长率略高于犯罪人口总体增长率；犯罪类型多样化、智能化，对社会和他人的危害严重化。从女性犯罪的趋向来看，重婚妨害婚姻家庭罪、侮辱诽谤罪、组织介绍容留引诱妇女卖淫罪居所犯罪行列前三位。犯罪比例最低的是盗窃、抢劫及扰乱公共秩序罪。

4.司法实践、媒体舆论和人们的潜意识对女性受害者有贬抑性评价。据调查，一些法院在办理诸如离婚等案件时，常常把妇女当弱者，从心理上很难把离婚双方作为真正平等的主体。在社会实际中，许多女性是罪犯侵害的对象，特别是一些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对女性本来就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然而，舆论却不管这些女性的不幸，往往还视这些女性为“有问题的”、“不正常的”人，甚至指责这些女性，说话随便，穿着不当，去了不该去的地方等等，从而招惹他人犯罪。从这些舆论足以看出女性在传统的法律制度和主流法律故事中是遭贬抑、蔑视的。

三、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当代女性法律弱势的成因

1.传统的社会分工导致了在经济生活中制度化的不平等。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是两性在经济生活中不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由于与阶级、民族、国家等关系相交叉重叠而长期沉默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故女性在生产、再生产（生育）中的贡献，只是被当作男权社会中的附属价值。特别是传统的社会分工，使女性长期被束缚在家庭领域（私人领域），放弃了外出工作的机会，即使在法律和名义上获得了这种权利，但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由于男权控制下的社会梯级分工结构，也使女性难以胜出，只能屈就于低级、下层的工作。这种在经济生活中制度化的不平等影响到文化上，认为女性的智力和体力也是低劣的。在家庭中，男欺女的比例远高于女欺男的比例。不少妇女之所以犯罪大多是男人逼迫的结果。可见，传统的社会分工是两性关系各个方面不平等的深刻根源

2.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我国有几千年两性不平等的历史，两性不平等的性别观念作为深层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至今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民和社会对性别的认知。如“母爱伟大”、“家庭第一”、“爱情至上”、“家庭是妇女的主战场”等，在许多时候已成为妇女的一道枷锁。

3.现存的法律制度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号称从人类理性出发构建的法律制度，是以男权统治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它既不可能全面地吸取女性的体验和感受，更不可能真正合理地体现女性的利益和价值。到目前为止，法律都是按照男人看待和对待女人的方式来看待和对待女人的。并且从父权制文化出发，力图把性别不平等，阶级、种族等等级制度合法化、永久化。如对强奸案件的审判，即使标榜平等、文明的美国法律也认为，强暴一个女性之所以被确定有罪，是因为它可被看作是一个男性对另一个男性“财产”的侵犯，因为一个女性必定是从属于某男性的。

4.社会资源配置不均造成的法律弱势。从女性犯罪的调查报告来看，大多数女性犯罪是由于经济资源缺乏，或本身知识技术资源不足，或人际资源匮乏等原因造成的。如家庭中的教育资源配置，往往是重男轻女，从而加剧了男强女弱，固化了女性的自卑。从女性就业机会来看，社会上对有前科的女刑满释放人员总是拒之门外。

通过对女性法律弱势的表现和成因分析，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制度已经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和不适应性。因此，要改变女性的法律弱势，特别是要减少女性犯罪，就必须在理论上借鉴、吸取西方社会性别理论成果，将其基本内容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改造，树立现代的社会性别观念。同时，要加大社会性别理论的宣传和普及，积极地将社会性别理论运用于公共管理中，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性别舆论氛围。特别是针对侵犯女性的家庭暴力和社会暴力，各级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打击、制止。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

篇5：从法律视角分析大学生

论文导读:：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做出法律上的肯定,但由于立法技术的制约，部分规定比较简单和模糊,不能完全适应实践需要。为此,拟通过对中外一人公司立法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其不足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完善我国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建议。论文关键词：比较法，公司法，一人公司，立法完善

一、一人公司概述 一人公司是指公司只有一名（自然人或法人）股东，公司全部股份均属该股东所有的有限公司。一人公司出现最初是以一种事实上的而非法定的公司形态存在，一人公司走上立法的道路源于 1897 年英国的“萨洛姆诉萨洛姆有限公司”判例，该案例标志着一人公司在法律上首次被确立，被公认为民商法“承认实质意义之一人公司的典型案例”。列支敦士登于 1925 年制定了《自然人和公司法》，开成文法系国家正式认可一人公司之先河。80 余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陆续修改公司法和相关法律，逐步确立了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目前，除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南美各国绝对否定一人公司之外，大部分的国家均直接或间接的承认了这一公司类型的法律地位。

二、从中外立法比较我国一人公司制度缺陷 我国 2006 年实施的《公司法》确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和公司实践的迫切要求，实为立法一大进步。但是，与世界先进立法相比，我国《公司法》对于一人公司制度的规定及其立

法技术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对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存在的大量一人公司现状以及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需要进一步检视以弥补其缺陷。

（一）对设立主体的监管方面存在瑕疵 《公司法》第 59 条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规定存在两个明显瑕疵：1.没有规定出现这种情形时登记机关如何监管，这要求登记机关在对投资主体资格的审查时不能出现任何瑕疵，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以事前监督的分配正义取代事后救济的矫正正义的立法技术是无法完全实现正义的。2.《公司法》对自然人、一人公司做了限制，却没有对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同样的规定，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普通公司就可以设立多个一人公司呢？从立法者的本意而言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条文的语焉不详使得立法者不管是从交易风险的预防机制还是从司法实务的实际操作上看，都给滥设一人公司留下了巨大的可想象空间。

法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基本上与我国相同，但该国学者也有人持否定意见，认为由于同一人在经营不同事业时设立多个一人公司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这种规制违反了营业自由的原则，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活动的自由。企业主如果意图回避规制，完全可以与其他的名义股东一起设立拟制性公司，并将该公司作为复数的一人公司的单独股东，因此此项规定并未实现立法者的初衷。

（二）注册资本要求存在不平等

《公司法》第 59 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十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则只要求 3 万元注册资本并可以分期交纳。立法者的本意是为了从形式上保证一人公司的出资充实，来设定比较高的资本要求以强化一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保证交易相对人和债权人的合法权利论文开题报告。但这种规定明显过于机械，增加了投资者的经济负担立法完善，不便于公司迅速成立，即使一次性缴足资本也容易造成资本闲置，降低资本的适用效益。另外，从公平角度看，一人公司作为法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享受与其他公司一样的待遇。一味履行严格资本三原则，强调一人公司的法定资本制度，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条款。而且，10 万元的要求没有考虑地区的经济差别，可能出现有的地区偏高有的地区偏低的情况，从而失去其担保意义。《公司法》对一人公司资本制度实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而其他公司实行的是折中资本制，这种规定不利于贯彻市场经济自由、平等、竞争和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理念。

从世界范围看，英美法系国家基本上没有对公司的注册资本规定最低要求，美国有学者认为，因为与公司经营事业的目的并无直接联系，所以关于最低资本金的规定并无实际意义。大陆法系允许设立一人公司的国家则基本都确立了最低资本原则。德国法律规定，股份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 10 万马克，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 5 万马克。法国对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资本额规定为 5 万法郎。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则更为灵活，“公司最低资本总额，得由主管机关分别性质，斟

酌情形以命令定之。”（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不具备可操作性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又称为“揭开公司的面纱”，在德国被称为“直索责任”，在日本则被称为“法人人格形骸化理论”。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律教授 Robert B Thompson 主持的一项关于“揭开公司面纱”的实证分析资料表明，一人公司这类诉案被揭开面纱的比例占 50%，这意味着在一人公司情形下，由于一人公司往往直接由一人股东控制并亲自行使管理权，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地位被一人股东滥用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了非一人公司的场合，适用法人格否认法理的几率也就相应地提高了。难怪美国联邦大法官道格拉斯曾感叹说:“在法律的所有经验中，没有比一人公司之类的诈欺案件更多者。”正如美国法官桑伯恩 1905 年在形成该制度的“美国诉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一案中论述的：“就一般规则而眼，公司应该被看作法人而具有独立人格，除非有足够的相反理由出现；然而公司的法人特性如被作为损害公共利益、使非法行为合法化、保护欺诈或者作为犯罪抗辩的工具，那么法律上则应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的数人组合”。

《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过于宽泛和原则，很容易出现滥用或者不用的极端情况，导致公司制度的不稳定，对一人公司构成实质性威胁。从条文上说，《公司法》第 20 条并没有就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应用这一条款进行必要的细化规定，必然会导致法院对于这一规则的应用存在若干模糊之处。若法院扩大适用该条规定，可能对一人公司制度产生不利影响；若限制适用，又可能排除本来应该适用的情况，导致这一条款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第 20 条的规定可操作性并不强，总体结果差强人意。

（四）继发型一人公司的地位未予以明确 继发型一人公司是指公司设立时股东人数符合法律要求之复数，但公司成立以后，由于出资（或股份）的转让、赠与导致股东仅剩一人。因为我国一人公司在设立条件、资本要求、公司治理结构、股东责任方面和普通有限责任公司规定多有不同，当公司股东由原来的多个变为一个时，可能会出现很多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比如股东的身份、资本的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这种情况将必然导致带来问题：原公司消亡还是承认新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还是应当赋予该股东一段时间进行整改以达到一人公司的要求？是变更登记还是重新设立登记？此种登记应遵循什么程序？《公司法》对这些内容都未规定。所以，笔者认为，《公司法》一人公司制度的一大漏洞就是遗漏了对继发型一人公司的规定，为避免股权转让形成的一人公司逃避法律的监管，侵害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公司法对此应有所完善。

世界上承认一人公司的各国公司立法大多将继发型一人公司纳入到

一人公司制度规范之中，承认其法律地位。欧盟 1989 年第 12 号指令第 3 条规定：“公司设立后因其所有股份集中于一人持有而成为一人公司时，该事实以及该唯一成员的身份证明，应记载于公司的档案。”《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19 条第 4 款规定:“公司在登记商业登记账簿 3 年之内，所有股份均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则该股东必须在自股份集中时起 3 个月之内足额缴付全部出资，或将一部分股份转让给第三人。”第 42 条规定:“全部股份单独或在公司之外属于一名股东的立法完善，应不迟延的将有关通知提交商业登记，同时注明单独股东的姓名、出生、日期和住所。”（五）外部财务监督缺乏针对性 一人公司由于缺乏利益相左的其他股东的制约，其唯一股东兼任执行董事的现象普遍存在，极易产生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务管理上的混同，而《公司法》63 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 165 条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财务会计报告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制作。这种过于原则的规定，既难于在实务中操作，也没有体现出对一人公司的特别监管。

纵观世界立法，对一人公司的财务采取严格的特别监管措施是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美国通过 SOX 法案强调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所有的一人公司都必须保存经营报告书和财会报表等各种财会资料备查。法国《商事公司法》不但针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

篇6：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影片

[摘 要] 《蒙娜丽莎的微笑》这部影片关注了当代女性生存与自我身份认同困境这一热点问题，导演迈克·尼维尔通过电影特有的光影叙事方式，为我们展示了女性主义先驱如何思考与践行的生活轨迹。《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表达女性自身诉求的电影，它所呈现出的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即使是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的今天，这部影片对于女性如何发现自我、寻求自我发展之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蒙娜丽莎的微笑》；女性主义；失语；觉醒；反抗

《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一部“星光熠熠”的女性电影，云集了朱莉娅·罗伯茨、斯黛尔斯、克莉斯汀以及“蝙蝠侠女友”玛姬·葛伦哈尔众多美女明星，茱莉亚·罗伯茨在这部影片中继续延续了以往美丽、智慧、独立的电影形象。故事发生在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被誉为“没有男子的常青藤” ——卫斯理女子学院中，而这个学院并不是单单以治学文明，而是以培养名媛淑女出名，由朱莉娅·罗伯茨饰演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沃森作为一个刚刚从加州柏克莱大学毕业的美学博士，在大学里接受了女性自由改革的思想，她个人胸怀宏愿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教授，满怀理想的凯瑟琳受聘来到久负盛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担任艺术史教授。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女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社会地位也逐渐受到重视，但在上流社会女性所受到的封建思想禁锢现象仍旧非常严重，在卫斯理这座著名的女子大学里，女学生们大都来自上流社会家庭，从小接受优秀的教育，但教育的目标并不是使其个人得到良好的发展而是将她们塑造成千篇一律的上流名媛，并且以嫁入豪门做个上流贵妇为终极目标。对学院的这种腐朽教育思想令凯瑟琳无法忍受，她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女性，力图在教育过程中散播自由种子，鼓励女学生们摆脱思想的桎梏，勇敢追寻个人理想之路。影片即以师生互动关系为主轴，讲述了女主人公凯瑟琳在女校中如何传播自由思想、如何帮助女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阻挠和挑战。

一、失 语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女性主义巨著《第二性》中给从古至今的女性做出了定位——“第二性”。相对于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来说，女性永远处于被动和附属的次要位置上，甚至是到了现代的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尽管第一次把性别问题提升到了社会结构的高度，但在其理论中仍然是“将男人定义为人，将女人定义为雌性——每当她的行为举止像人时，她实际上是在模仿男人。” 女性在人类社会之中长久作为“他者”的身份存在。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从来没有男人有这样一种意识去表现男人的特殊地位和处境，也同样没有人关注这种由性别而引发的问题，这是一种长久以来男权社会造成的集体无意识，同样也是约定俗成的社会常态，而这种常态背后的不合理，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关键所在。迄今为止，女性主义小说、电影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觉醒的女权主义者对女性的社会角色、身份的思考。

在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卫斯理女子学院所进行的教育实际上是为男权社会输送高质量的贤妻良母，而对女性自身的发展是极度忽视的，在这里所有女性的行为标准是统一的，所有的人生目标是统一的，女性的自身需求是完全被忽视的，女性不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存在，而是作为男性华丽的附属品存在的。在男权社会的主导下，女性处于失声缄默的状态，而这种生存困境是完全被粗暴的男权制度所漠视的，更重要的是，生活于其中的女学生成长环境中完全受到男权思想的灌输，她们自身是无法意识到这种看似常态实际上却完全不合理的境遇的。

女性处于“他者”的地位，处于社会公共话语平台中“失语”的困境在本片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在卫斯理这座波士顿以北10公里的女子学院里，全部是女学生和大部分由女性组成的教师团体，但是在掌握真正话语权的校董会中的实权人物是由男性充任。当凯瑟琳小姐的第一堂课受到女学生捉弄时，真正的压迫感来自角落中的那位男性学监，因为他掌握着凯瑟琳授课的优劣的评判权。学院运动会不是对体育精神的歌颂，而是对女孩子们早日得到上流社会绅士青睐的激励，跑步得第一名的女孩预示着她将成为最早找到归宿的幸运儿，在全体师生的祝贺声中，以结婚为女性幸福旨归的观念被潜移默化地灌输着。

而作为男权话语培养下的产物，女学生贝蒂作为卫斯理学院迂腐教育思想的强力捍卫者。身为校董事会资助人的女儿，贝蒂在这群女学生中具有强力的话语地位。而这种话语并不是出自贝蒂自身的思考，而是作为男性话语对女性话语剥夺与漠视的代言人，是男权对女性间接压迫的行使机器。在影片中最直接的表现，在同学中间，任何对于学院制度的质疑都将受到她尖刻的批评。凯瑟琳的朋友、医疗室的护士出于保护女学生的目的向女孩们发放避孕工具，被贝蒂蓄意透露给学校，校方立即将其解雇。贝蒂始终坚信只有维护家庭和社会所制约下的女性形象，并且将恪守这种制约看作是神圣的义务，与此同时，相信只有达到男性所认定的妻子角色才是女性幸福的所在。

讽刺的是，贝蒂按照她所理解的女性角色去生活得到的是不幸的婚姻，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中饱受丈夫的冷落，使她身心遭受了重创。更深刻的冷漠真相是，贝蒂试图回到母亲身边来获得慰藉和支持，但同样是男权思想下产物的母亲冷酷地将其拒之门外，并将她的身份定位于他人之妻而非血脉相依的女儿，更不是性别上相惜的女性。贝蒂实质上已遭到丈夫无情的抛弃，却在困境中只能孤立无援地独自苦熬，而被剥夺了做出离婚决定的权利。正是基于现实中妇女类似困境的一再出现，女性主义才得以萌芽，随即女性主义运动才得以蓬勃发展。

二、觉 醒

凯瑟琳出现在卫斯理女校，不仅仅是作为美术史教师，作为知识传播者出现的，因为凯瑟琳的第一堂课在讲授美术课程时便受到了女学生的嘲弄，卫斯理女校的女孩子们作为来自上流社会的名门闺秀知识底蕴是坚实的，但是她们缺乏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来自个人身份认证上的盲区，而凯瑟琳的到来无疑是带有启蒙性质的。

在凯瑟琳到来之前，女孩子们处于男权思想灌输下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盲从，对于个人身份的认同完全建立在交付于男性社会认同标准的基础之上，她们缺乏对于女性、个人命运的思考，甚至是主体性的认识，在丰厚的物质背后是个人意识的盲区，她们看上去是天之骄女，拥有无上的选择权利，实际上是家庭、婚姻、男权社会中的玩偶，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是苍白而空虚的心灵，洋溢的青春一开始便要注定走向迂腐的婚姻坟墓。

凯瑟琳大胆地放弃了原有的单一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转入对女性觉醒意识的启迪。在影片中，凯瑟琳抛弃了经典的古典艺术，继而转入对现代艺术的介绍，首先从视觉和眼界上打开了女学生的思考空间。凯瑟琳将教师的工作看作是对个人理想的践行，这不可避免地与校方的教育理念相左。当妇女们把家庭制度作为自身信仰，把结婚生子作为自我独立方式，把家庭主妇作为终身职业，把丈夫、儿子的成就看做人生骄傲，女性自觉地站在附属于男人的地位，女人们即使在摆脱父母的掌控后，仍然选择温顺地接受新主人——丈夫的支配。凯瑟琳却选择了在男人的舞台上展示自我的生存哲学，她的前卫思想颠覆了一成不变的经典艺术教学，将现代主义作品大胆引入作为实用教材。

凯瑟琳在给女学生讲授梵高之时，对她们说，梵高的绘画世界并不是描摹了一个他所看到的世界，而是表现了一个他所感受到的世界。在凯瑟琳春风化雨的点拨下，女学生们从开始的蔑视这位出身平庸骑着自行车的女教师到尊重再到后来的灵魂共鸣，在卫斯理这座上流名媛聚集的小世界中，女学生展开了对自身女性命运的思考与抉择，她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长久以来所接收到的来自男权社会的信息，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自己所看到的事物是否就是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是否是得到个人思索认证的，一直以来被忽视的自我心灵世界被打开，从蒙昧走向了理性的思考，女性自我权利的诉求以一种势不可挡之势开始萌生并壮大起来，这种诉求是代表了女性的个人思考，同时也是女性自身力量的象征。

三、反 抗

正如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多夫》中所说：“一个人得不到大家的理解没关系，将来必将由整个民族来体验。”凯瑟琳作为一个女性教师出现在卫斯理这样的女校、出现在上世纪大多数女性仍旧生存在男性话语权、对自身处境处于蒙昧状态的时代来说，她的行为与思想是超越时代的。就其性格而言，凯瑟琳是觉醒了的女性主义者，作为反叛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对婚姻的弃绝，虽然在那个时代单身女性并不鲜见，甚至是西方有着女性独身的传统，在卫斯理学院中单身女教师也大有人在，但是就像凯瑟琳的房东南希为代表的清规戒律所异化的修女式人物，这些老处女们是用自己的贞洁与牺牲维持着传统婚姻观念，她们的独身恰恰是对禁锢女性的制度的配合，而不是反抗。凯瑟琳恰恰与这些女性相反，她作为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新时代的产物，来自美国以思想自由前卫著称的加州伯克利大学，使她身上自有的女性意识得以凸显。她甘愿离开加州的男友，就是为了在更高的层次上证明自己作为一名女性教师的力量与社会价值，像凯瑟琳这样不甘心于女性固有地位的自觉意识，在当时忽视女性存在的集体无意识氛围中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但其先锋性却有着启蒙意义。

然而琼与贝蒂在凯瑟琳的影响下，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贝蒂坚持固守传统婚姻制度，在饱受不幸婚姻的折磨之后，她的母亲不顾其所受的痛苦，坚持要她为了保证荣誉，继续维持这名存实亡的婚姻。贝蒂的母亲身为女性，却已经沦落成封建制度的帮凶来残害自己的女儿，对于女儿命运的支配是保证其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贝蒂对未来的憧憬幻灭之后，从凯瑟琳的反对者变成了最亲密的支持者，她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来重新评价自己的人生道路，重新开始寻找女性自身的人生意义，而从学业和职业中获得女性应有的社会权利与地位，最后她决定到纽约去求学。而与此相反，凯瑟琳寄予厚望的琼在重蹈贝蒂的覆辙，看上去较为独立的琼，最终在制度面前低头，放弃了去耶鲁深造的机会，回归自己家庭主妇的命运。

这部以师生互动关系为主轴的影片一经问世，便受到多方关注，许多影评人将其看做是《死亡诗社》的女性版，尽管两部影片都是教育题材都关注了教育制度问题，但是切入点还是大相径庭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表达女性自身诉求的电影，它所呈现出的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即使是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的今天，这部影片对于女性如何发现自我、寻求自我发展之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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