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游戏规则

囚徒困境游戏规则（精选6篇）

篇1：囚徒困境游戏规则

素质教育和囚徒困境

假如你和你的同学都面临一个选择，两个人都承认一个事实，两个人都可以得90分；如果一个人承认了另一个人没有承认，则承认的得100分，未承认的不及格，或抄一百页课本抵罚；假如两个人都不承认，则只要以后都坐第一排就可以免遭不及格的危险。

这是我们今天技术经济学课上做的一个简单“赌博”，其实结果早就是可以确定的了，就是题目的纳什均衡――都选择了承认了。

上面的例子其实就是囚徒困境的模型。

上海的车牌价格就是这个模型的完美演绎。按理说，如果购车牌的人联合起来，都只出100元钱，那么车牌就会100元钱成交，不利之处就是谁先出价谁先得到，排在后面的就没有机会，所以，为了能得到车牌，必然有人率先打破游戏规则，出高于100元的价格，以此类推，就不断推高了车牌价格。

素质教育也是如此。

谁都知道填鸭式的教学不好，不利于孩子的综合素质成长，但是，考试的标尺不看综合素质，只看那几门课程，于是，就会有家长为了让孩子拥有更好的资源，不得不多学习一下奥数什么的`，结果，别的家长不得不跟进，最后，素质教育就变成了填鸭式教育了。怨谁呢？

虽然学历不是万能的，但是在中国，好工作毕竟少数，况且更多的家庭的父母不是李刚，企业招聘首先看学历和学校，然后才看素质，家长们不得不让孩子先高分，再考虑高能力了。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所以，想在中国推行素质教育，我看这简直是梦想，比中国足球获得世界杯都难。

篇2：囚徒困境游戏规则

“柠檬原理”的基本观点

“柠檬原理”概念是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于1970年提出来的。“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柠檬原理”是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信息不对称理论同样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斯蒂格利茨和斯彭斯，这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同时成为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广义来说，“柠檬原理”包括以下基本观点：①在次品市场上，交易双方对质量信息的获得是不对称的，卖者知道产品确切的真实质量，而买者却不知道产品的确切质量。②交易活动的参与人(这里指卖方)可以利用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对买方进行欺骗，这就是“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③隐藏信息将导致“逆向选择”，其含义有二：一是在交易中隐藏信息的一方对交易另一方利益产生损害;二是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生扭曲，质量好的产品被挤出市场，而质量差的产品却留在市场，极端的情况是市场会逐步萎缩直到消失。这是因为买者只愿意根据他所知道的平均质量来决定支付的价格，这个价格将使质量低的卖者愿意成交，质量高的卖者由于不能得到同质量相称的价格而退出市场。

奶粉事件就是典型的柠檬原理体现，对于牛奶公司而言，奶场是否加了三聚氰胺是不得而知的，因为检测中没有这项。所以，牛奶公司收奶的价格取的是奶场的平均价格。而奶场如果不加三聚氰胺，价格将高于平均价格或者不赚钱卖奶。低于平均成本的加了三聚氰胺的奶场将获得更多订单，

诺贝尔经济学家提出，解决这种逆向选择问题的办法就是将信号传递给缺乏信息的买方或买方诱使卖方披露全面而真实的信息。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两个方法，即“合同解决法”和“信誉解决法”，在旧车市场上，好车的卖方愿意选择某种信号，使自己的质量类型被买方识别，买方在观察到卖方的信号之后，就会与卖方签定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显示”机制。信誉是一种保证的形式，社会应该对信誉企业提供激励，信誉良好的企业必须得到额外的利润，这类利润被称为“信誉租金”，它是对厂商享有良好信誉的报酬，“当厂商在信誉上出问题时，它们必须损失一些东西。”

但是，“合同解决法”由于卖方并不知道竞争对手情况及买家最关注什么，及各质量点繁多很难描述，而难以实现。譬如：自己的车没有泡过水，可他并不知道泡过水的车如何去检验。没有加三聚氰胺的奶场，并不知道如何展示没有加的牛奶是什么样。至于“信誉解决法”，买方对卖方信誉的承认不是一日之功，你不加三聚氰胺，质量好，但在买方承认之前，你就先被挤垮了。牛奶公司或许知道奶场加了三聚氰胺，所以更加压低价格。这种非道德平衡在中国比比皆是：天气炎热，公车上司机的空调时开时不开。最后排的乘客大开窗户，谁让你空调开的小。司机的不道德导致了乘客的不道德。税率已经高过了行业平均利润。不偷税就是等死。于是大家不再以偷税为耻。税务部门：我们知道有偷税，所以要加高税率才能保证税收。老板给采购员低工资，因为老板知道他们会有灰色收入。采购员拿回扣，因为老板太抠门，工资给的太低。老板为预防新招来的高管离职带走秘密或资源，设立了重重防线。高管新上任，不久发现这些防线，不被信任之情油然而生。还是不要那么傻，混点好处就溜是为上策。于是不久即离职。老板庆幸：幸亏我当初设立了防线，否则他拿走的更多。你不道德，我以不道德对之，于是大家都很平衡很和谐。

篇3：主体间性与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这个事例常常在有关博弈论的讨论中出现,它最主要贡献是突出反映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冲突,并且在目前学界的讨论下,这一冲突似乎尚未能得到完美的解决。造成这一冲突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该博弈的前提——理性人假设出现了问题,而是基于囚徒困境中或者博弈论中理性人的假定在不同条件(规则)下的作用。正是由于没有分清这一前提在不同背景知识下的运用,一方面保证了囚徒困境这个博弈能够用逻辑的或者说是理性的方式解决(找到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事件的解决结果并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不同的条件与知识背景)。“‘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是博弈论的公设,然而理性人的假定存在许多博弈困境。囚徒困境与公地悲剧反映的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潘天群《博弈论中理性人的假设困境》,《经济学家》2003.4,)。

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或翻译成共同知识)。(潘天群《群体推理的逻辑与群体理性》,《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第9卷第4期)。

有关囚徒困境我们可以这样表述。

假设有A、B二人,因为偷盗被警察抓捕归案。为了防止两人串供,因此将两人分开审问。这时A、B二人均面对了两种选择,一是招认,二是不招认。例如,对于A来说,A面临着招认与不招认的选择。我们可以假设,如果A招认,B可以选择招认,也可以选择不招认。当A招认B不招认时,A当场释放B判刑8年;当A招认B也招认时,各判刑5年。如果A不招认,B也可以选择招认或者不招认。当A不招认B招认时,B当场释放,A判刑8年;当A不招认B也不招认时,两人各判刑1年。

同理,当审问B的时候,只需要参考上面的过程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答案。

我们可以简单地列一个表,用来表示上述的过程:

以A为例,对该博弈进行分析。

由于参与博弈的双方均为理性人,且为公共知识,那么A会有如下的思考:

当B招认时,A可以选择招认或者不招认。

当B招认而A不招认的时候,B被当场释放,A被判刑8年;当B招认A也招认时,B与A各判刑5年。判刑5年远远好于判刑8年,因此,当B招认时,基于理性人的假设要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并且损失最小,A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招认。

当B不招认时,A也可以选择招认或者不招认。

当B不招认并且A也不招认时,两人各判刑1年。当B不招认而A招认时,B被判刑8年,A被当场释放。A基于理性人假设作出了以上的推理,显而易见的是,当场释放要好于判刑1年。为了使自己收益最大并且损失最小,A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招认。

因此,不管B是否招认,A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招认。

同理,作为一个理性人,B也会按照A的思维模式那样作出选择,答案是——毫不犹豫地招认。

两人均招认就是囚徒困境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很明显也很抱歉,通过理性手段进行推理,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而损失最小,但是结果却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在我们看来,两者均不招认各判刑1年的损失要远远小于两人各判刑5年,或者单就A或B一个人来说,当场释放的收益要明显地大于个人的判刑5年,因此,在某些人看来,理性的参与人在这个博弈中并不能使自己的收益最大损失最小,相反的,个人理性在这个囚徒困境的博弈中成为了获得最大利益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两难”决策。

二、“囚徒困境”博弈的潜在规则,以及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及其规则变动

应该得出的一个认识就是,上文所提到的那个“囚徒困境”博弈属于一次性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它本身所具备的规则与阿克塞尔罗德所做的实验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与重复性的囚徒困境博弈的规则区别。为了便于分辨,我们依次将上文的两个囚徒困境博弈分别简称为Game1与Game2。

G1应该具备以下的这些规则。

(1)对策者(谋求合作的双方)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用来实施威胁或作出许诺。由于对策者不会许诺他们自己采取某种特定的策略,因此每个人都得考虑对方可能采取的所有策略。此外,每一个对策者都可以使用所有可能的策略。(2)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确定对方在某个特定的对局中将如何选择,这就消除了使用元对策”分析的可能。“元对策”允许诸如“选择与对方相同的策略”的选择,同时也消除了通过观察对方与第三者局而形成某种信誉的可能。因此对策者唯一可利用的信息(积累的知识)是他们相互作用的历史。(3)不能消灭对方,也不能放弃对局,因此对策者在每次对局时只能选择合作或背叛。(4)不能改变对方的收益值。这个收益值已经包括了每个对策者关于对方利益的考虑之中。(周海林《“合作”的条件与机理——从囚徒困境谈谈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软科学》2001年第15卷第3期)

我们可以试着列出一个表格,以更清晰地对几个步骤中的规则的区别作出清晰的划分。

对于G1的第一条规则,G2由于是重复多次的囚徒,将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情况。阿克塞尔罗德所提出的例如宽容性和可激怒性就可以在step3之后体现出来。可激怒性可以简单地看成是规则1中所说的实施威胁。当参与博弈的双方A和B进行一次博弈时,A作出不合作的决定时(第一次博弈),B在step3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是下一次博弈时(第二次博弈),可以选择不合作,对A进行威胁,表示自己是可激怒的。这里的威胁,是分属于两次博弈的,而这在一次性博弈中明显无法做到。宽容性也同样如此,当A表示悔过(在第三次博弈选择合作时),B可以立即在step3中得知,并在第四次博弈时原谅A,作出合作的选择。当然,如果仅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在有限次的囚徒困境博弈中,次次不合作才应该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但是在阿克塞尔罗德的试验中,次次不合作这个策略的得分明显低于某些策略,并且选择这个策略的人并不是绝大多数,理论和现实有着明显的差异。

对于G1的第二条规则,同样也是如此。一次性的囚徒困境G1作为某个特定的对局(特地被警察隔离开而无法串供),博弈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将采取何种策略,从而致使使用“元策略”的可能性变为0。G2作为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由于能够清楚地知道对方在每一轮的选择(指已经选择过的步骤),因此可以对接下的自我的选择和他人的选择做出推断。甚至像“一报还一报”策略直接选择与对方上一步策略相同的策略。还有的参与者对博弈对手的合作与不合作的次数进行概率计算,并由此作出自己的选择,如道宁策略,这在G1中是无法出现的。阿克塞尔罗德甚至做了两次重复多次的囚徒困境实验,这样对于G2的参与者来说,他们的选择不仅仅可以基于与自己的博弈对手相互作用的历史,更可以基于博弈对手与参与这次试验的每一个人的相互作用的历史。道德博弈中所说的个人信誉问题在这里凸显出来。

总的看来,在step1中,作为囚徒困境的博弈参与者A可以了解到B以往的策略选择以及信誉问题,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自身策略的选择。例如贪婪的策略在面对比较仁慈的策略时,总是比较占优势。并且在step2中,A与B可以看到对方是如何选择,并进一步影响到step3之后,选择宽容还是惩罚——合作还是不合作。

从step1到step3就显示出主体交互性在博弈中的重要作用,因为G1中,G1 (step1)到G1 (step3),A与B做为博弈参与者并没有真正的形成交互(双方被隔离了),即主体间性。而在阿克塞尔罗德的试验中G2 (step1)到G2(step3)中,博弈的双方A和B不但互有信息交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自我决策的选择。

三、主体间性对囚徒困境的影响

主体间性从定义上来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但在不同的领域中,主体间性的意义是有差异的。

在主体间性概念的形成历史过程中,事实上涉及了三个领域,从而也形成了三种涵义不同的主体间性概念,这就是: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这里就不一一详细叙述。

博弈论是交互的决策论。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奥曼曾经给博弈论下过一个非常描述性的定义:博弈论是“交互的决策论”,其定义十分简洁凝练。展开来说,博弈论是研究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行为者采取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换言之,一个经济主体(行为者)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反应,所以用“交互的决策论”来描述博弈论可谓言简意赅。(张践明《“囚徒困境”·理性悖论·交互认知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1月第34卷第6期)

而交互认知是主体间性的具体化例证。在重复囚徒困境这个博弈中,就充分地体现出交互认知的重要性。

如step1的中,博弈的双方可以对彼此过去的决策选择进行详尽的考察,基于生存博弈的道德博弈也可因此而建立起来。双方的私有信息(在这里可以简单地看做自己和对方的博弈历史选择)是否可以交换,交换的方式与程度,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来的决策。阿克塞尔罗德进行第二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的一部分原因也在此——建立在双方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的合作应该如何产生,知己知彼是源于上一轮的博弈参与者参与博弈并决策的历史。这样就把双方的私有信息公开化,变成了公共知识。

在step2中,G1博弈双方从完全不知道对方做出什么决策发展到G2可以看到对方的决策,这又是一次交互的行为,由于是多次重复博弈,step2的交互致使博弈双方A和B不仅仅看重眼前的利益,更会看中将来的利益,从而使合作有可能发生,当然其中也包括从不合作决策与报复性决策等。

在G2(step3)中,A或者B完全可以借由这个环节来告诉对方自己对于对方的选择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并在以后的多次博弈中体会到对方的感受,对方同样可以表达出来并由此形成第三次交互。

还是拿一报还一报策略进行说明。A使用策略未知,而B使用的是一报还一报策略。设在第200次博弈中(我们称为N1、N2、N3……),A选择不合作,B选择合作,G2(N200(step3))中,B发现A不合作,并想表达自身的不满,因此立即在G2(N201(step2))中选择不合作以此来警告A。A在G2(N201(step3))中感受到了B的不满,如果双方进行了重复多次的博弈,A通过G2(N202(step1))回顾双方合作的历史发现,B对于犯错的人具有宽容性,于是立即在G2(N202(step2))中选择合作表示自己悔过,B在接下来的步骤中感受到A的悔意,在下一次的博弈中选择合作表示自己知道并安慰A……从而形成了重复性的三次交互、信息交换。当然,以上的只是基于交互理论的假想,但是在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中,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双方固有的策略选择看作是电脑程序的自动化,而应该看作是在理性人基础上的信息交互,从而修正自己的策略。

四、结语

可否像人工智能体Agert那样在博弈中具备自主交互的学习参与博弈的理性能力,并由此改变自己的策略?

有关新型智能体Agent的设定,有这么几条可以作为囚徒困境这个博弈的参考:

①能够面向陌生状态与不确定性,积极主动地进行认知与行动。②每个智能体都有自己不同的知识背景、心智品质、能力与个性,甚至具备诸如友善性、真诚性等人类特征。它的这些能力与特征都不是被设定为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能动的自我更新。它不是在一个一步到位的、静态的模式中模拟智能,而是在一系列过程性的、动态连续的进程中发展智能。

如果在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的理性人设定中附加如上的设定,是否可以使G2更加地清楚明白,更容易地走向合作?

当然,以上的附加只是基于多次重复囚徒困境的假设。面对G1的一次性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我们只能持以悲观的态度。

宾默说,理性参与人的独立选择行为又会产生非帕累托效率的结果,这并不存在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囚徒困境的规则不利于实现理性合作,就像把一个人双手反绑之后要他表演手技一样。因此,不要希望在囚徒困境规则约束下理性参与人会成功地达成合作。

摘要：通常我们所考虑的“囚徒困境”博弈均为一次性的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著名学者阿克塞尔罗德所举办并研究的“重复囚徒困境”竞赛,从一方面揭示了在囚徒困境这个博弈中采取怎么样的策略可以使博弈双方从对抗走向合作,但是也潜在的使一次性完全信息静态的囚徒困境博弈从规则上发生了改变——主体间性在博弈参与人中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参与博弈的理性人是否能够像人工智能体Agent那样具备主动交互并改变自己策略的能力?如果可以,也许将在囚徒困境这种模型的博弈研究中做出一点贡献。

关键词：囚徒困境,规则,主体间性,理性

参考文献

[1]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竞争与合作的模型.

[2]宾默.博弈论与社会契约.

[3]格若赫姆·罗铂.博弈论导引及其应用.

[4]张践明.“囚徒困境”·理性悖论·交互认识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

[5]项后军,周昌乐.人工智能的前沿——智能体(Agent)理论及其哲理.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0.

篇4：财税“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

假设有甲和乙两个地方政府，资源和投资环境等要素条件均等，政策目标均是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符合“经济人假设”，决策行为是理性的。在双方共同进行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如果双方选择合作，即执行统一的优惠政策，那么甲乙双方均可以获得50个单位的收益，选择不合作将因为让利（如降低土地出让价格或税收）损失20个单位的收益。如果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不合作，则选择不合作的一方能够凭借其更加优惠的条件将对方50%的投资吸引过来，不合作方可获得50+（50×50%）-20=55个单位，合作方的收益为50-50×50%=25个单位；如果双方都选择不合作，则双方各损失20个单位收益。

由于甲乙双方均是理性的，即它会按照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为依据进行选择，当甲选择合作，乙选择合作的得益是50个单位，选择不合作的得益是55个单位，于是乙会选择不合作；当甲选择不合作，乙选择合作的得益是25个单位，理性的乙会选择不合作，这样它会获得30个单位的收益；同样当政府乙选择合作，政府甲会选择不合作，获得55个单位的收益，当政府乙选择不合作，政府甲会选择不合作，获得30个单位的收益，最终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不合作，不合作），收益组合是（30，30），处于这种状态下，双方都没有动机做进一步改变，博弈处于均衡状态。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双方的收益总和最大为100，对区域整体乃至个体都是最有利的均衡解，但这不稳定，甲、乙都会有选择不合作的动机，因为在乙选择合作的状态下，政府甲选择合作的收益为50，而选择不合作的收益是55，显然对于政府甲而言，会选择不合作。反之亦然（如图）。

该博弈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复地进行，最终只能得到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稳定劣解，但却是博弈各方独立理性思考的必然选择，这种结果在整体上不是帕累托最优，它小于整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当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竞争也处于这种非零和博弈状态。从上例中可以看出，双方都选择合作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双方的收益总和是100，但双方理性思考的结果却是不合作，双方的收益和仅为60。一个地区吸引了新的投资，有可能在经济增长、就业、居民收入以及官员政绩等多个方面获得更大收益，并在下一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不论其他地方政府采取何种策略，参与竞争的地方政府都会竞相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争夺外部资本，以免在博弈中处于下风，各地政府都从本地利益出发，在缺少有效的外部约束的情况下，就形成典型的“囚徒困境”，从而导致非合作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随着参与竞争地区的数量增多，地区性税收优惠政策的提供虽将促进地区投资和经济发展，涵养税源，对于远期税收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但在近期必将导致对税收增长的制约作用，当地方政府从政策优惠中所获得的福利不足以抵消优惠政策所需要的税收、地价等让利成本带来的负效用时，就导致了社会总福利的下降。

不利影响

1、造成社会福利的大量损失

各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竞相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优惠手段，为引进外资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如优惠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地价、优惠服务、财政补助以及不计成本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的主要筹码是税收优惠。为了回避政策禁区，许多地方政府的做法是，先按照国家规定对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征收后，再根据原先的协议，以奖励或补贴的名义返还给企业。这种地方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造成包括税收、生产要素转让收益等诸多方面的损失，使得引资成本大大高于引资收益，造成社会福利的大量流失。不但扭曲了市场信号，不能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而且损失了地方财政收入，导致了土地等资源的巨大浪费。

2、影响税收法制公平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权代法，对外部投资者做出超出国家税法范围的许诺，从而影响税法的刚性和统一性。实际上，擅自通过财政返还税收，是严重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行为，其危害是明显的。首先是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造成了地区间、企业间收入分配不公，拉大了贫富差距。享受不到税收优惠的本地企业，税负远远高于外来企业，这就造成本地企业与外来企业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些依靠政府扶持，土地不要钱、纳税有返还的外来企业，最终有可能把那些用地靠钱买、税收照章纳的正常企业打败，甚至把本来有管理、技术、资源等优势的本地企业逐出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其次是削弱了税收调节经济的功能，造成经济管理中的混乱，导致政府职能错位，助长了滥用公权。再次，容易助长一些企业的投机行为。对于企业来说，不论是直接还是变相地减免税收，结果都是一样，就是少纳税。许多外来企业在优惠措施结束后就准备搬家，到更优惠的地方去，或者重新更名开业，争取继续享受此项优惠。一些投资者在各地不同的优惠政策驱动下成了“候鸟”企业，在享受各地不同的优惠政策的同时，无形中减少了国家税收收入。对于真正谋求发展永续经营的成熟企业来说，它们更希望投资地的政府依法行政，具有透明的运作机制和成熟的商业环境。如果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出台超出国家税法的减免税政策，那么这个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的公信度就值得怀疑，这样的投资环境对于一个企业的未来发展也许是致命性的。

3、提高了招商引资工作的成本

为了完成保增长的任务，地方政府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有的加大招商引资活动的规模和频率，有的设立招商引资奖励资金，有的出台招商引资项目优惠政策，还有的给每个单位每个人员都下达招商引资任务指标。这些措施都伴随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量投入，然而，无论地方政府如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项目的总投资需求是有限的，这种竞争必然会提高招商引资的工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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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1、规范软环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进一步规范，对所有企业均实行普惠制和国民待遇是大势所趋，优惠政策已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招商引资的竞争将由过去政策优势的竞争，转变为投资环境的竞争。

一是完善税收立法。目前的《税收征管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但这仅是原则性规定，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和监督机构，因此在实际执行中被大打折扣。建议有关部门尽快着手研究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以此促进经济领域中诸如招商引资等工作的规范性。

二是规范税收执法。《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应当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这既为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避免行政干预提供了法律依据，又对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规范提出了要求，在日常税收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税收法治原则，对于与税法相抵触的规定，坚决不予执行，切实维护税法刚性。

2、挖掘潜力

招商引资要有税负意识。企业的税负高，税收收入就多。就税收贡献而言，工业企业的税负较高，税收贡献最大；商业企业的税负较低，税收贡献较小；进出口企业不会产生税收。特别是对外贸型的企业引进必须慎重。根据现行的出口退税政策，外贸型的企业可以享受退税。而新一轮税制改革中，所得税税率由33%下调到25%，生产型消费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必然下降，从中央到各级政府之间的可用财力将实质性地减少，国家可能对税收的分配体制进行调整，出口退税地方负担的比例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这就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力，因此对外贸型企业的引进必须慎重，引进的重点应是生产型的出口企业。同时，对资源利用型企业的引进必须慎重。因为资源存在着稀缺性，不可再生或再生周期长，对资源利用型的企业引进一定要考虑到税收因素。目前由于科技进步，生产工艺水平的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正常利用资源和资源综合利用的界限趋于模糊，资源性的东西用一点少一点，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保持地方经济增长的后劲，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特别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引进必须慎重。

3、发挥比较优势

一个地区到底应该招什么商，靠什么招商，怎么招商？在全国的大环境下，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小环境，都有独特的区域、文化、资源、环境特色，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在所有的产业上都取得优势，在国家总体发展布局的大环境下，各地区要从自己的小环境出发，明确区域定位，找准优势产业，这就解决了招什么商的问题。发展优势产业，一要营造好产业氛围，二要制定好产业政策，三要建造好配套设施，四要提供优质服务，优势、氛围、政策、设施、服务，这就是招商的资本。要形成产业集群招商，产业集群会降低交易成本、空间成本和生产成本，共享辅助性服务，实现规模经济。一个地方产业的集中程度越高，对新投资的吸引力就越大，通过招商引资活动，促进产业整合和产业聚集，形成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降低成本，集约发展。同时，要努力完善产业链招商，围绕构成一个产业的主导产品和与之配套的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和包装件等产品来吸引投资者投资。新形势下，各地招商应进一步凸现个性，以特色产业吸引客商，引导外商投资构建新型产业链和产业群；利用产业优势，吸引组团式投入，利用龙头企业的终端产品或核心产品优势，鼓励产业链各环节同步招商，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资落户。

4、提高招商效率

一是要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速度快、普及范围广、成本低、没有时间限制的优势，办好招商引资网站，通过网络发布有关信息，宣传相关政策，介绍合作项目，开展网上招商。一个科学的网上招商体系应建立投资环境信息数据库、招商项目的专业发布系统和多媒体展示平台。二是积极探索市场化、专业化招商的路子。通过建立专业招商队伍，实行招商代理制，委托国内外投资咨询机构，代理招商。三是支持外来投资者以并购、项目融资、证券融资、特许经营和风险投资等投融资方式来地方兴办企业，鼓励、推荐符合条件的外来投资企业在境内外发行债券或上市融资，努力争取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四是要依托品牌招商，要作好高科技项目、知名企业和品牌的引进，瞄准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国际市场占有率高的大公司，有针对性地跟踪他们的动态，尽可能创造条件，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形成新的产业优势。

（作者供职于福建省莆田市财政局）

篇5：求解社会诚信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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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前，社会诚信建设的滞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在道德失范、失信日显的社会情境中，许多人无所适从，日益陷入经济学所谓“囚徒困境”的恶性循环，即人人渴望诚信，但人人害怕被不诚信行为伤害，于是倾向于采取不诚信行为以自保，结果导致整体诚信环境更为恶化，人人利益受损。如何突破“囚徒困境”，重建社会诚信？最近，半月谈记者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地进行了深度调查。

漫画：南京徐老太后遗症

日渐苍白的社会诚信

近段时间，“达芬奇”问题家具事件、一些地方发生的“萝卜招聘”及官员履历造假等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痛民众对于社会诚信的敏感神经。

在福建福州，一位8旬老人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无一出手相助。“别去呀，到时他反咬你一口怎么办？”一句话让两名欲救助女子缩回了手。老人躺在冰冷的马路上度过生命最后几分钟。无独有偶，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一位78岁的老人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待其儿子发现老人孤零零地趴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单飞跃以及部分基层干部认为，上述两组事例看起来毫无关联，实则非常值得深思。“达芬奇”造假等事件引发的是人们对诚信危机的担忧；而接连发生的老人跌倒无人相扶惨剧，则折射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一方面，人们呼唤诚信，谴责诚信缺失的不道德行为；另一方面，在考验个人诚信时却不愿站到道德高地。

由于彼此间缺乏信任，许多人倾向于采取“不诚信或者不首先诚信”的消极策略，来防止对方可能的不诚信给自己带来伤害。这种人与人之间筑起的不信任高墙导致社会诚信陷入“囚徒困境”。

上海市政协的一项调查反映出诚信在当下社会的尴尬境地：诚实守信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已成为“无用的别名”，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大量的不诚信事件，已深刻改变了一些民众的价值认知与行为预期，许多人走进了一个渴望诚信却又被迫不诚信的怪圈。

三种“囚徒困境”心态

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看客心态。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遭遇别人不诚信，约半数被访者的第一反应是“愤怒，但是没有办法”。许多人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半月谈记者曾就“老人摔倒无人救助”事件进行随机采访，多数人表示对围观者“理解”。许多人称，如果自己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也不敢轻易施救。“谁知道对方是不是讹人的骗子？”

随波逐流，别人不诚信我也不诚信的放任心态。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洋货市场，原是华北地区首家专营进口货的市场，现在却成了有名的“假货市场”。200多元的“劳力士”、100多元一瓶的“名酒XO”、10元钱一包的“万宝路”香烟充斥市场。来自江苏淮安的游客刘成表示，这里的“名表”砍价后只要100多元，大家对假名牌都心知肚明。

利用制度漏洞，主动实施不诚信行为以获取短期利益的“加害者”心态。“谁诚信谁就是傻子!”浙江金华一位做饰品生意的商人讲起自己的遭遇就痛心疾首。他说，他们公司设计生产的饰品，通常在一周之内就会被大量仿冒，甚至上市第三天就在市场上发现山寨版。“仿冒者没有设计费，也不需要搞研发，成本自然比你低很多。还申请什么专利！还搞什么知识产权保护！我也去仿冒好了！”

“习惯性诚信缺失”引发社会问题

对诚信缺失见怪不怪的“习惯性诚信缺失”，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是扰乱了市场秩序。浙江宾王扑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楼茂兴告诉记者，公司每年打假的直接费用支出达数百万元，而由假冒伪劣产品带来的市场份额损失、信誉损失则难以计算。

二是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每年岁尾年初，由企业合同失信、拖欠工程款引发的众多农民工上访事件接二连三，有的引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三是一些极端的诚信缺失事件突破了法律底线，一小部分人藐视法律、肆意践踏法律。“双汇瘦肉精”等事件使人们对市场失序状况的失望、对法律政策稳定性的忧虑、对人际交往的防备等情绪迅速扩散。不信任的社会心理集聚，将使有些人无视法律的存在，做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善峰说，政府作为社会诚信的引导者、监督者、身体力行者，各种不诚信问题、不信任情绪最终都有可能将矛盾引向政府，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三大“软肋”致使诚信受困

天津市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王伟凯博士说，近年王海式打假模式逐渐式微，方舟子学术打假遭受广泛质疑，陈光标捐款被斥为“暴力慈善”，种种心态映射出当下社会诚信重建成本太高，实施太难。

——对诚信道德和诚信意识的培育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精神与物质的发展不匹配，致使社会陷入不诚信的恶性循环。10年前，北京大学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教授在日本时，有意识地在一座大楼门口放了一把雨伞，之后每次去日本都要去看看雨伞还在不在。10年过去了，雨伞还静静地挂在那里。“我们还远没有建立起这种诚信的基础。”章政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过于强调物质的东西——财富、高楼大厦，但是高楼大厦的背后要有精神来支撑。

——社会“诚信淡漠”的文化氛围对诚信的滑坡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人们只有对诚信的利

益判断，而忽视了对诚信的价值判断。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苏建萍认为，唯利是图、功利性的社会风气使我们失去了对诚信问题的道德敏感性，许多人不觉得失信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反而觉得这是社会的常态，于是逐渐丧失了追求诚信的内生动力。

——社会诚信法律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守信成本高，失信成本低，这是造成诚信危机的重要原因。据了解，美国有关诚信的专门法律多达13部，而我国尚无专门的诚信立法，也没有系统的信用法律法规、信用评估体系，各地出台的个人、企业征信、政府信息公开等地方措施都缺乏上位法的支撑。

走出“囚徒困境”，各地在行动

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各个阶层民众对当前社会诚信的“囚徒困境”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同时记者也欣慰地看到，不少地区与部门针对诚信建设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与创新。

坚持“诚信为本”价值取向的积极心态，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群众的渴望和追求。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两位高中生主动救助一位在路上跌倒的老人，获得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两万元奖励慰问金，这一消息引发众多网民好评热议。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张振方说，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不敢帮扶”的现实，引导更多的人追求诚信，主动诚信。

陕西西安市临潼区挖掘民间资源，掀起一股编写“村史”的热潮。一批热心村民走街串户、查阅资料，以村史的方式记录当地历史风貌、描写村庄善恶美丑。当地村民说，要把那些失信之人、失德之人记录在册，让他们接受道德和历史的批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介绍，对于执行工作中遇到的“老赖”，广东各级法院与十几个部门建立了执行联动机制，建设了以信息化平台为依托的执行指挥中心，与房产、车辆、税务等部门的数据库实现联网。有了这些数据，可以对“老赖”进行快速精确打击，不让失信者钻空子、占便宜。

推进诚信立法，加强综合治理

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由道德、经济、法律、社会等多个层面构成的制度体系，诚信建设应从道德建设和制度约束两方面入手，放在更加宏观的社会管理视野中推进。

一是加快推进诚信立法，通过法制把诚信建设纳入社会管理范畴。现阶段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伪诈者无论其社会地位和背景如何，都必须付出高昂的成本，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上海市征信管理办公室主任胡爱军等人建议，对信用信息的公开和保护，尽快从法律层面予以规范，对公开的程序、范围、内容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做出明确法律规定，消除诚信工作盲区。

二是加快构筑适应现代秩序的诚信制度文化，努力建设信任机制。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等人建议，要高度重视转型期加强社会诚信文化与氛围培育，要从培养公民的诚信意识和诚信理念出发，把诚信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及家庭美德教育结合起来。诚信、宽容是中国人毋庸置疑的优点，这是必须继承的中华传统美德。不少人士建议，设立“全民诚信日”，利用这个节日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诚信道德教育。

三是公权力机关以及政府官员、名人明星等公众人物要以身作则，为民众树立讲信履约的榜样，加强社会舆论对这一群体的监督，格外关注精神的倡导和榜样的引领，将个体诚信度与社会公信力的建设结合起来。（《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9期/半月谈记者 徐江善 张涛 熊湘怡 叶锋 周宁）

篇6：社会攀比囚徒困境的财税政策

社会攀比作为人类普遍的行为活动，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1954年Festinger在其文章《论社会比较》首次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他指出，团体中的个体都具有一种估价自己的驱动力，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标准的情况下，便会以他人作为比较的来源与尺度，通过对比来估价自己的态度、能力和反应的适宜性，以从中确定自我价值。

在Festinger研究的基础上，Wheeler通过排序实验，表明被试者更愿意与那些比他们稍微优秀一点的人进行比较。

1965年Adams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提出经典的公平理论。

他认为人们不仅关心自己所得回报的绝对量，而且还希望了解自己所得回报的相对量，以确定是否公平。

我国对社会攀比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关文献并不丰富，虽然近些年不断地增长，但我国有关攀比的文献总量仍旧较少，研究领域主要在经济领域，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等特殊群体，对概念的界定缺乏全面性。

界定偏重于消极一面，习惯于直接把攀比归类于一种不健康的现象，而置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倾向。

较少对社会攀比引发幸福悖论的机制进行研究。

二、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分析

(一)消费行为的聚焦错觉

凡勃伦发明了“炫耀性消费”一词来描述消费行为的社会性，西拖夫斯基最早研究了消费和地位之间的联系，荷诗创造了地位性商品的概念以强调相对社会地位的角色。

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弗兰克进一步根据受他人行为影响的敏感程度，将人类的消费分为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两大类[1]。

显性消费即可以用货币计价、衡量和比较的消费，主要是商品的消费，如衣食住行商品的消费等，人在消费显性商品时，一般也会在与他人的消费比较中获得或好或坏的情绪体验，从而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隐性消费是指难以被货币化计价、衡量和比较的消费，私人领域的亲情、友情、健康、休闲、工作自主性、环境、交通等都属于隐性消费。

隐性消费无法计价衡量的特性使其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攀比。

但隐性消费贴近内心的特性决定了其是幸福体验的重要方面，且大部分隐性消费具有边际幸福报酬递增的性质，成为幸福感产生的主要源泉。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但在对幸福的追求中，易被衡量和比较的显性消费被赋予了较高的权重，难以被货币话、商品化的隐形消费领域常被忽略，这种“聚焦幻觉”的存在促使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显性领域进行过度的追求，且由于显性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特性，使得收入、商品绝对量的递增与幸福感不变甚至下降的现象共存，形成幸福的悖论、催生社会攀比的消费观念及环境。

(二)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模型

显性消费的社会攀比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还在经济、社会领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次生效果。

博弈论在多主体参与的活动中寻求优化策略的理论。

在显性消费的社会攀比中，我们可以进行博弈分析如下：

首先，假设在不存在社会攀比和赶超的情况下，假设甲乙两个体具有相同的幸福函数，都只是自身显性消费量x的函数。

由于显性消费边际效用递减，设甲乙的幸福函数分别为：

H1=-2(x1-8)2+16 H2=-2(x2-8)2+16

该函数图形的特点是先递增后递减，中间存在最大值。

用福利经济学来解释这个函数所表示的情形为：在不存在社会攀比和赶超的情况下，甲乙二人的最佳工作量均为8小时，并且都消费8单位的显性商品，从中获得16单位的幸福感。

利用社会攀比矩阵表示后，模型中的(赶超，不赶超)策略所对应的(16，16)组合是最优博弈策略，即二人都获得最大量的幸福感。

当加入社会攀比后，甲乙二人各自的幸福函数都会因攀比和竞争因素的加入而改变。

每个人的幸福函数不仅是其自身的显性消费量的函数，而且还是对方显性消费量的函数。

由于存在社会攀比，二人显性消费量的差距成为了影响双方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因此，甲乙二人的幸福函数分别变为：

H1=-2(x1-8)2-4(x2-x1)+16 H2=-2(x2-8)2-4(x1-x2)+16

若甲首先对自身的现有消费量不满足，进行社会攀比，那么甲将根据自己新的幸福函数选择最优工作量9小时(超过原先8小时)，并从中获得比原来多2单位的显性消费量即18单位。

而此时乙的工作量和显性消费量都保持原有水平。

没有进行社会攀比的乙会因为对手甲的显性福利水平的增大而产生心理落差，因此对自身原有的幸福感产生负向抵消作用，根据乙的新的幸福函数可知，乙目前的幸福感仅为16单位。

在博弈矩阵中，甲乙双方的博弈策略组合为(18，12)。

同理若乙先进行社会攀比而甲不参与，那么双方的博弈策略组合为(12，18)。

事实上，若甲乙二人其中一方先进行社会攀比并企图得到多于对手的幸福感，那么另一方完全可以马上采取相应攀比行动，使双方都进入社会攀比的游戏中。

用博弈模型来解释为，若甲先攀比，将工作量提高为9小时，那么乙也立即提高工作量至9小时，而这种社会攀比对二人的幸福感均产生负的外部性，最终使二人的幸福感均下降至14单位。

可以看出，甲乙二人最终选择(赶超，赶超)的幸福组合作为双方的最优博弈策略。

然而从博弈图中可知，甲乙均得到14单位幸福感的(赶超，赶超)策略并非是最优资源配置情况，最好的结果是二人均得到16单位幸福感的(不赶超，不赶超)策略组合。

但是这种策略是不稳定的，在社会攀比的影响下，甲乙二人都有通过独自增加工作量而获得比他人更高幸福感的冲动。

这也就是社会攀比对幸福感存在负面效应而产生幸福悖论的内在机制。

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博弈表明，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攀比因素作用于个人与集体，最终导致非最优的策略组合，产生社会整体的不幸福。

上述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分析可知，人们在追求幸福时，在没有外界调控和干预的情况下，个人始终要追求自己的理性决策而不会全盘考量，最终会导致集体的不幸福。

这表明，要想消除“幸福悖论”，走出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

可以加入合理的外界调控和干预机制，改变博弈格局，促使大家选择(不赶超、不赶超)的最优策略。

三、社会攀比困境的财税政策干预分析

由上述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分析可知，人们在追求幸福时，在没有外界调控和干预的情况下，个人始终要追求自己的理性决策而不会全盘考量，最终导致集体的不幸福。

这就表明，只有加入合理的外界调控和干预机制才能使集体理性趋近于个体理性，从而消除“幸福悖论”，走出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

这里所说的“外界调控和干预”实际上就是指政府的相应公共政策。

假设在上述博弈模型中引入第三方政府部门，政府采用公共财税政策手段对首先进行社会攀比的一方进行惩罚，而对未参与社会攀比的一方进行补偿。

例如政府对社会攀比的一方进行3单位的税收惩罚，相应未参与社会攀比的一方得到3单位的转移补偿。

那么，先社会攀比的一方即使在攀比中获得了2单位的超额幸福感，但是由于存在税收惩罚机制，他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1单位，这就意味着，甲乙双方都会意识到参与社会攀比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他们都不会率先进行社会攀比。

相应未参与社会攀比的一方获得了3单位的幸福补偿，则他的幸福感变为15单位，这时的纳什均衡解为双方均获得16单位最大幸福感的(不赶超，不赶超)。

在这种财税政策调节下，任何一方的赶超都无利可图，幸福感的绝对量与相对量都不会得到提升，这使得双方都丧失赶超的动力，最终选择(不赶超、不赶超)的最优策略。

由此可见，公共财税政策的合理运用将会引导社会攀比走出囚徒困境，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幸福水平的无谓减少。

四、抑制社会攀比的税收财政政策调整

正是由于人们对显性消费的过度聚焦导致了幸福感知的偏差和无止境社会消费攀比。

这就决定了在抑制社会攀比中的财税政策总体原则是对显性消费征税，对隐性消费补偿，使人们减少显性消费的攀比和竞争，使幸福感的来源向真正的心理幸福体验回归。

(一)利用财税征收，引导合理消费与生产

1.对收入和财产征税，减少人们在收入和财富上的过度攀比和激烈竞争。

在累进税中，对较高的收入部分或财产征以较高的所得税及财产税会使人们不惜代价获取财富的意愿下降，转而享受更多的.闲暇消费，使人有时间回归家庭、享受天伦之乐，提升人们幸福水平。

2.对奢侈品消费征税，遏制显性消费的恶性攀比，增加财税收入。

奢侈品消费时社会攀比的重要表现方面，也是促使社会攀比恶化的重要因素，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感缺失的大背景下，奢侈品消费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加剧社会心理失衡，引发社会关系紧张，破坏社会公正，威胁社会和谐。

所以要对豪车豪宅等奢侈品课以重税，扩大覆盖范围，对奢侈品商品消费及消费行为并行征税[2]。

3.对劣值品征税。

某些物品给人带来的好处不大，甚至有利无害，但消费者却给以较高评价，这种消费者评价高于合理评价的物品被称为“劣值品”。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劣值品主要有烟酒，对烟酒进行征税导致的价格提高会适当限制消费的数量和人群，有助于维护吸烟者和酗酒者自身及他人的健康，奠定幸福生活的基础。

4.对环境污染外部性征税，提高公众隐性幸福水平。

生活的自然环境是公众幸福感知的重要方面，在改善环境方面，环境税作为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其在遏制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