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美剧

囚徒美剧（通用5篇）

篇1：囚徒美剧

时光囚徒的散文

我们村有人喜得贵子。记忆中还是青涩的面容的那位已为人父。这就是时间吧，不知不觉。不过也许还是不曾关注，在生命中的缺席才有了刹那的惊讶。

曾付一人心，可是那人只是在我生命路途逐渐背离。我对死的惶恐源于信了太多科学，认知里没有前世也没来生。每当想到人死便是一堆白骨，没有呼吸，没有思考。天地之间完完全全的消失，我惶恐着，更甚的是我认为我活不过50多。他告诉我，曾经他也是如此想，长大了就好了。他也说过我们两个人很像，也许正因为是一个人，所以才活在平行时空。

我们一起辉煌过，一寝四人四杰，也一起堕落过，尘世的荣辱似乎与他没有太多的关系卡，我记得的只是在我为年少轻狂受尽指责时，他对我的安慰。话说他比我大三岁，可是我们却缘分的.走在一起。平常都是少爷我们因完全无厘头的问题争吵辩论，他在旁边笑呵呵地看着。我以为的时时间流逝，只不过是他嘴角的胡须，剃了长，长了剃，永远都是那样，不会因什么而改变。如同自然规律一样，写在以后的时间里。可是我以为的我以为，输给了莫名其妙。

还未成人，我们却常常觥筹交错，如同古人一般，畅谈人生。我只能说我曾经的每场梦想人生，都关于她，关于他。我是冷血动物，所有人知道的都只是片面的我，他在我心中也只占小部分。可能在我心中站下一席之地的又能有几个？

我记不起有多少个夜晚，我们是在一起可以仰望星空的。即使在这个不发达还重污染的城市，只要时间够晚就能看得见。可惜读不懂它的灿烂，我可以把那些情景汇成很烂的诗，可是无法复制你那是的你。离我越近，我越读不懂。如今我在我家农村，可是我连仰望星空的勇气也没有。我的旁边是一场火辣的歌舞。可是呢，正如我的文字，一心凄凉，任它喧哗如市。

时光囚徒是我本来就一直写不出内容的题目。突然想起你，就觉得很合适。我不知道青春还有多久结束，只是起始之时我们曾并肩而行。所有的所有，都留给曾经。我把你留在曾经，也把自己留在了曾经。不断在回忆，不断在呐喊。就犹如囚禁在曾经，拼命挣扎却不知期限。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如果没有家人，朋友，还有我喜欢的人。我想我会活的很快乐。可有些事无力改变，有些事悄然发生。一个个走进我的世界，才知道自己营造的世界是多脆弱，或是多空虚。可是，时间在走，缘分也在走。当我明白所有的人生都是放屁时，你已然不在。我们都是高傲的，不信命。放肆着一切，可就像是一场游戏，自以为是地躲猫猫，而命运却在无法到达的地方俯视着我们。

终究在人海相遇，消失在人海之中。

泰戈尔说过，尽管走下去，不必逗留着，去采鲜花来保存。因为这一路上，花自然将继续开放。也许走下去才是最好的选择。校园很像，世界也很小，人群中你的身影都如此熟悉。可是我还是做了一个囚徒，锁住记忆，囚禁曾经的自己。我在乎你，可还有我在乎的需要我努力。

青春好梦。我无悲亦无喜。

-谨以此文献于活在我记忆里的小二。

篇2：囚徒美剧

我肆意地蹂躏着文字，我可以听得见她的低泣，可是，我不曾心软，更谈不上手软。也许不忍过，只是忘却了。

我为她穿上了华丽的外衣，本该有的质朴早已不复。我想这样可能能够弥补我的些许粗鲁，我是这么想的，至少她未曾抗议，是默许了吧。即便不是如此，我也毫无顾忌，因为她是我的奴隶，我的囚徒。

我不时地将她肢解，再重新拼凑，完全可以忽略她脸上痛苦的表情，只要我乐意，术后她又是笑靥诱人，何必在乎？何须心疼？我想，她也是乐意的，至少，我给了她一张新的脸孔，一副完美身材。

一切，除了理所当然，便没有另外的言辞了。

谁知，理所当然之外，有了意外。

忘了是谁说了“失败是成功之母”。突然想知道成功的父亲是谁，一时找不到头绪，记不起什么时候自己写下了“我****了失败”，我想是因为那阵子看了李敖的书的缘故吧！后来被朋友发现后，被骂成了“低俗”，我一时无语，对于蹂躏文字这事，已不是一时半会的了，只不过这一次让我说得更露骨了一些罢了，我顿时想到，如果让李敖说这么一句，效果会如何？我提笑改成“我征服了失败，生下了成功”，不想几日后，却得到了另一位朋友的赞赏，我更是哑然。失败她只会嘲讽我，只会与我敌对，哪能被我征服？改成“屈服于我”倒更贴切吧，她只可能屈服于我的“淫威”之下。只是这一次我没有再改动了。默然了。

站在文字面前，我想倾诉些什么，可是我知道，她不会给我任何表情，她脸上的表情，都是我给予的。谁能清楚她躯壳背后的真情？我是不能的。我也不奢求她能告诉我什么，她的肢体语言是我在操控，到底还是孑然一身呀！

我轻抚着她，也许她能够感受得到我的爱怜。可是一瞬即逝的感情波动不容我去捕捉，我失落了。

于是我提笔，再次将她肢解，我想这个时候，我需要的是一个病态美的.她来让我爱怜，以排去自己内心的抑郁。（其实当时我不知道，这叫无病呻吟，只是后来我才看清楚。）

而现在，我不知该仇恨还是感激？因为语文老师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他并没有动手，只是言语“扇”了我耳光。他告诉我们写作文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可是他又说了，高考过后，考场作文的四个要点便要完全抛弃。我一脸热辣辣，也许我该感激他将我扇醒了吧！一千多个方格里，一个钟头左右，大概也只能塑造一个稚嫩的女娃吧！想着，心却抽痛了起来，笑容，凝固在了脸上，少不了苦涩。原来，十多年寒窗下，我才是真正的囚徒，被禁锢了这么久，却全然不知。

我是囚徒？是的，我是囚徒。也许，侮辱了文字的代价便是如此吧！不，该说成亵渎，我已是罪犯，但我不想成为死囚。

我开始忏悔！

文字的躯壳，开始龟裂。她用最原始的面貌面对着我：“我已经饶恕了你。”她告诉我，今年的六月，便是我出狱的期限。

我想我应该的高兴的，却高兴不起来。我怕，因为我仍没有得选择，除非到了六月。

可是六月之后呢？

也许仍是囚徒！

篇3：主体间性与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这个事例常常在有关博弈论的讨论中出现,它最主要贡献是突出反映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冲突,并且在目前学界的讨论下,这一冲突似乎尚未能得到完美的解决。造成这一冲突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该博弈的前提——理性人假设出现了问题,而是基于囚徒困境中或者博弈论中理性人的假定在不同条件(规则)下的作用。正是由于没有分清这一前提在不同背景知识下的运用,一方面保证了囚徒困境这个博弈能够用逻辑的或者说是理性的方式解决(找到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事件的解决结果并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不同的条件与知识背景)。“‘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是博弈论的公设,然而理性人的假定存在许多博弈困境。囚徒困境与公地悲剧反映的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潘天群《博弈论中理性人的假设困境》,《经济学家》2003.4,)。

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或翻译成共同知识)。(潘天群《群体推理的逻辑与群体理性》,《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第9卷第4期)。

有关囚徒困境我们可以这样表述。

假设有A、B二人,因为偷盗被警察抓捕归案。为了防止两人串供,因此将两人分开审问。这时A、B二人均面对了两种选择,一是招认,二是不招认。例如,对于A来说,A面临着招认与不招认的选择。我们可以假设,如果A招认,B可以选择招认,也可以选择不招认。当A招认B不招认时,A当场释放B判刑8年;当A招认B也招认时,各判刑5年。如果A不招认,B也可以选择招认或者不招认。当A不招认B招认时,B当场释放,A判刑8年;当A不招认B也不招认时,两人各判刑1年。

同理,当审问B的时候,只需要参考上面的过程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答案。

我们可以简单地列一个表,用来表示上述的过程:

以A为例,对该博弈进行分析。

由于参与博弈的双方均为理性人,且为公共知识,那么A会有如下的思考:

当B招认时,A可以选择招认或者不招认。

当B招认而A不招认的时候,B被当场释放,A被判刑8年;当B招认A也招认时,B与A各判刑5年。判刑5年远远好于判刑8年,因此,当B招认时,基于理性人的假设要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并且损失最小,A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招认。

当B不招认时,A也可以选择招认或者不招认。

当B不招认并且A也不招认时,两人各判刑1年。当B不招认而A招认时,B被判刑8年,A被当场释放。A基于理性人假设作出了以上的推理,显而易见的是,当场释放要好于判刑1年。为了使自己收益最大并且损失最小,A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招认。

因此,不管B是否招认,A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招认。

同理,作为一个理性人,B也会按照A的思维模式那样作出选择,答案是——毫不犹豫地招认。

两人均招认就是囚徒困境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很明显也很抱歉,通过理性手段进行推理,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而损失最小,但是结果却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在我们看来,两者均不招认各判刑1年的损失要远远小于两人各判刑5年,或者单就A或B一个人来说,当场释放的收益要明显地大于个人的判刑5年,因此,在某些人看来,理性的参与人在这个博弈中并不能使自己的收益最大损失最小,相反的,个人理性在这个囚徒困境的博弈中成为了获得最大利益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两难”决策。

二、“囚徒困境”博弈的潜在规则,以及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及其规则变动

应该得出的一个认识就是,上文所提到的那个“囚徒困境”博弈属于一次性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它本身所具备的规则与阿克塞尔罗德所做的实验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与重复性的囚徒困境博弈的规则区别。为了便于分辨,我们依次将上文的两个囚徒困境博弈分别简称为Game1与Game2。

G1应该具备以下的这些规则。

(1)对策者(谋求合作的双方)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用来实施威胁或作出许诺。由于对策者不会许诺他们自己采取某种特定的策略,因此每个人都得考虑对方可能采取的所有策略。此外,每一个对策者都可以使用所有可能的策略。(2)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确定对方在某个特定的对局中将如何选择,这就消除了使用元对策”分析的可能。“元对策”允许诸如“选择与对方相同的策略”的选择,同时也消除了通过观察对方与第三者局而形成某种信誉的可能。因此对策者唯一可利用的信息(积累的知识)是他们相互作用的历史。(3)不能消灭对方,也不能放弃对局,因此对策者在每次对局时只能选择合作或背叛。(4)不能改变对方的收益值。这个收益值已经包括了每个对策者关于对方利益的考虑之中。(周海林《“合作”的条件与机理——从囚徒困境谈谈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软科学》2001年第15卷第3期)

我们可以试着列出一个表格,以更清晰地对几个步骤中的规则的区别作出清晰的划分。

对于G1的第一条规则,G2由于是重复多次的囚徒,将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情况。阿克塞尔罗德所提出的例如宽容性和可激怒性就可以在step3之后体现出来。可激怒性可以简单地看成是规则1中所说的实施威胁。当参与博弈的双方A和B进行一次博弈时,A作出不合作的决定时(第一次博弈),B在step3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是下一次博弈时(第二次博弈),可以选择不合作,对A进行威胁,表示自己是可激怒的。这里的威胁,是分属于两次博弈的,而这在一次性博弈中明显无法做到。宽容性也同样如此,当A表示悔过(在第三次博弈选择合作时),B可以立即在step3中得知,并在第四次博弈时原谅A,作出合作的选择。当然,如果仅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在有限次的囚徒困境博弈中,次次不合作才应该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但是在阿克塞尔罗德的试验中,次次不合作这个策略的得分明显低于某些策略,并且选择这个策略的人并不是绝大多数,理论和现实有着明显的差异。

对于G1的第二条规则,同样也是如此。一次性的囚徒困境G1作为某个特定的对局(特地被警察隔离开而无法串供),博弈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将采取何种策略,从而致使使用“元策略”的可能性变为0。G2作为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由于能够清楚地知道对方在每一轮的选择(指已经选择过的步骤),因此可以对接下的自我的选择和他人的选择做出推断。甚至像“一报还一报”策略直接选择与对方上一步策略相同的策略。还有的参与者对博弈对手的合作与不合作的次数进行概率计算,并由此作出自己的选择,如道宁策略,这在G1中是无法出现的。阿克塞尔罗德甚至做了两次重复多次的囚徒困境实验,这样对于G2的参与者来说,他们的选择不仅仅可以基于与自己的博弈对手相互作用的历史,更可以基于博弈对手与参与这次试验的每一个人的相互作用的历史。道德博弈中所说的个人信誉问题在这里凸显出来。

总的看来,在step1中,作为囚徒困境的博弈参与者A可以了解到B以往的策略选择以及信誉问题,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自身策略的选择。例如贪婪的策略在面对比较仁慈的策略时,总是比较占优势。并且在step2中,A与B可以看到对方是如何选择,并进一步影响到step3之后,选择宽容还是惩罚——合作还是不合作。

从step1到step3就显示出主体交互性在博弈中的重要作用,因为G1中,G1 (step1)到G1 (step3),A与B做为博弈参与者并没有真正的形成交互(双方被隔离了),即主体间性。而在阿克塞尔罗德的试验中G2 (step1)到G2(step3)中,博弈的双方A和B不但互有信息交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自我决策的选择。

三、主体间性对囚徒困境的影响

主体间性从定义上来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但在不同的领域中,主体间性的意义是有差异的。

在主体间性概念的形成历史过程中,事实上涉及了三个领域,从而也形成了三种涵义不同的主体间性概念,这就是: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这里就不一一详细叙述。

博弈论是交互的决策论。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奥曼曾经给博弈论下过一个非常描述性的定义:博弈论是“交互的决策论”,其定义十分简洁凝练。展开来说,博弈论是研究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行为者采取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换言之,一个经济主体(行为者)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反应,所以用“交互的决策论”来描述博弈论可谓言简意赅。(张践明《“囚徒困境”·理性悖论·交互认知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1月第34卷第6期)

而交互认知是主体间性的具体化例证。在重复囚徒困境这个博弈中,就充分地体现出交互认知的重要性。

如step1的中,博弈的双方可以对彼此过去的决策选择进行详尽的考察,基于生存博弈的道德博弈也可因此而建立起来。双方的私有信息(在这里可以简单地看做自己和对方的博弈历史选择)是否可以交换,交换的方式与程度,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来的决策。阿克塞尔罗德进行第二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的一部分原因也在此——建立在双方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的合作应该如何产生,知己知彼是源于上一轮的博弈参与者参与博弈并决策的历史。这样就把双方的私有信息公开化,变成了公共知识。

在step2中,G1博弈双方从完全不知道对方做出什么决策发展到G2可以看到对方的决策,这又是一次交互的行为,由于是多次重复博弈,step2的交互致使博弈双方A和B不仅仅看重眼前的利益,更会看中将来的利益,从而使合作有可能发生,当然其中也包括从不合作决策与报复性决策等。

在G2(step3)中,A或者B完全可以借由这个环节来告诉对方自己对于对方的选择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并在以后的多次博弈中体会到对方的感受,对方同样可以表达出来并由此形成第三次交互。

还是拿一报还一报策略进行说明。A使用策略未知,而B使用的是一报还一报策略。设在第200次博弈中(我们称为N1、N2、N3……),A选择不合作,B选择合作,G2(N200(step3))中,B发现A不合作,并想表达自身的不满,因此立即在G2(N201(step2))中选择不合作以此来警告A。A在G2(N201(step3))中感受到了B的不满,如果双方进行了重复多次的博弈,A通过G2(N202(step1))回顾双方合作的历史发现,B对于犯错的人具有宽容性,于是立即在G2(N202(step2))中选择合作表示自己悔过,B在接下来的步骤中感受到A的悔意,在下一次的博弈中选择合作表示自己知道并安慰A……从而形成了重复性的三次交互、信息交换。当然,以上的只是基于交互理论的假想,但是在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中,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双方固有的策略选择看作是电脑程序的自动化,而应该看作是在理性人基础上的信息交互,从而修正自己的策略。

四、结语

可否像人工智能体Agert那样在博弈中具备自主交互的学习参与博弈的理性能力,并由此改变自己的策略?

有关新型智能体Agent的设定,有这么几条可以作为囚徒困境这个博弈的参考:

①能够面向陌生状态与不确定性,积极主动地进行认知与行动。②每个智能体都有自己不同的知识背景、心智品质、能力与个性,甚至具备诸如友善性、真诚性等人类特征。它的这些能力与特征都不是被设定为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能动的自我更新。它不是在一个一步到位的、静态的模式中模拟智能,而是在一系列过程性的、动态连续的进程中发展智能。

如果在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的理性人设定中附加如上的设定,是否可以使G2更加地清楚明白,更容易地走向合作?

当然,以上的附加只是基于多次重复囚徒困境的假设。面对G1的一次性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我们只能持以悲观的态度。

宾默说,理性参与人的独立选择行为又会产生非帕累托效率的结果,这并不存在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囚徒困境的规则不利于实现理性合作,就像把一个人双手反绑之后要他表演手技一样。因此,不要希望在囚徒困境规则约束下理性参与人会成功地达成合作。

摘要：通常我们所考虑的“囚徒困境”博弈均为一次性的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著名学者阿克塞尔罗德所举办并研究的“重复囚徒困境”竞赛,从一方面揭示了在囚徒困境这个博弈中采取怎么样的策略可以使博弈双方从对抗走向合作,但是也潜在的使一次性完全信息静态的囚徒困境博弈从规则上发生了改变——主体间性在博弈参与人中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参与博弈的理性人是否能够像人工智能体Agent那样具备主动交互并改变自己策略的能力?如果可以,也许将在囚徒困境这种模型的博弈研究中做出一点贡献。

关键词：囚徒困境,规则,主体间性,理性

参考文献

[1]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竞争与合作的模型.

[2]宾默.博弈论与社会契约.

[3]格若赫姆·罗铂.博弈论导引及其应用.

[4]张践明.“囚徒困境”·理性悖论·交互认识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

[5]项后军,周昌乐.人工智能的前沿——智能体(Agent)理论及其哲理.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0.

篇4：囚徒美剧

今年10月25日，是原国家副主席高岗诞辰110周年，有学术团体举行了“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此前，中共中央已启动高岗案重新审查工作，并恢复高岗同志称谓。高岗的历史，再度进入人们视野。我们今天来回顾高岗大起大落的一生。

1949年9月30日，北京，新政协即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当代表们看到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位党内副主席候选人名单时，都大为惊讶。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为什么是高岗？

和其他两位党内候选人朱德、刘少奇相比，高岗的威望、资历是远远不及的，更别说能否和主席毛泽东、总理周恩来并肩。甚至与年龄相仿并同为大区负责人的邓小平相比，他的功勋和履历也要差上一大截。所以不管彼时还是现在，66年来党史、政治史研究者对此一直聚讼纷纭。

高岗晋升之快，权柄之重，地位之隆，似乎和领袖毛泽东对其的培养提携是分不开的，而究其原因，可能是高氏身上那种勇武明快、不拘小节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令人欣赏和信任。

不过，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急躁轻信、刚烈慨然的性格成就了高岗，但最终也将他送入末路。

由囚徒到西北局书记：三十六岁

按照党史的记叙，“（1935年）10月19日，北上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1月初，他们在甘泉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这标志着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受王明路线影响，陕甘苏区的中高级干部如十五军团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此时都关在大牢中，等待“肃反”的最终结果。若中央红军晚来一步，而毛泽东没有下令“刀下留人”，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央对于“肃反”的纠偏迅速而有效。11月7日，包括高岗在内的被迫害干部全部释放;30日，宣布此次肃反是“极左主义”，高岗等人正式平反;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瓦窑堡接见了高岗。

随后，高岗带了十三人去陕北与内蒙交界处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经常打仗”，照他的形容，“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

高岗的腹诽并不过分。据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很多年以后回忆，“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

此时的高岗，生理心理都饱受折磨。一方面，他“被关押拷打的身体还不太好”，另一方面，他担心会被人“害死”。如此身心消沉，以致他竟然有了“不如出家去当和尚”的想法。

正在此时，他的老同学、老领导、老朋友刘志丹牺牲了。刘志丹的牺牲更刺激高岗振奋起来，“发狠地在蒙古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另一方面，由于刘的去世，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高岗就排在了第一位，他事实上成为了西北苏区的代表——当时这里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全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毛泽东曾形象地说，“你走的路多，但你失去了根据地”，而高岗“没有走路，但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以突出在地化的重要性。

加之高在刘志丹牺牲后的工作诚然卓有成效，有目共睹，于是，他开始进入中央的考察视线。高岗那种“不设防”的性格也让能够被多方接纳。据和他同事多年的老领导回忆，“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这种毫无心机的做派使得他能够最大程度地团结同志。

1935年11月初，中共中央刚刚抵达陕北，高岗还是个肃反大牢里的囚徒。仅一年后，他已经有资格列席政治局会议。到1941年4月份，中央决定成立总绾陕甘宁党政大权的西北局，任高岗为书记，连革命元老林伯渠、谢觉哉都是其下属。这时，他才三十六岁。

由副主席到囚徒：四十九岁

1953年初的高岗，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此时他以中央政府副主席之尊，兼任人称“经济内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行政序列上已和周恩来并列。而他在东北大区的实际影响力依然存在，东北局各项事务仍向其汇报。

他还于此时搬进了东交民巷8号，之前的法国驻华大使馆，一栋占地百亩的别墅将成为他的私人办公处，最后也成为其囚禁与葬身之所。

据邓小平近三十年后的回忆，“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 “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指毛泽东—引者注）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

但是，很显然，“有些粗，水平不高”的高岗错误地判断了毛泽东的意向，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到1953年底，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以“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这一后来家喻户晓的比喻，和高岗划清了界线。

这次会议以后，对高岗的指控逐渐升级。到1954年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其实已经为高岗作了政治定性，那就是“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随后，中央组织“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对高进行全面揭发和批判。“座谈会”仅仅开了两个下午，高岗就精神崩溃，于次日下午开枪自杀，幸好手枪被亲属及秘书抢下，才没酿成大祸。然而，自杀前一晚他做了一件事，真正导致其政治生命的彻底终结。

他写了一封信，一封给毛泽东的信。

据他的传记作者了解，“信中既有高岗的个人检讨，也有对一些问题的辩解，还有他与别人在一起议论刘少奇等的情况汇报”。向领袖汇报思想并忏悔，这很正常，但问题是，他“把致毛泽东的信放到了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下了‘刘少奇收’”。更有甚者，他次日早晨还在信封上抹了点鲜血。他的秘书和妻子发现后，觉得不妥，决定私拆信件，“打开一看，给刘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写的致毛泽东的信，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岗”。

给毛泽东的信为什么要寄给刘少奇，上面还要抹上血迹，并以自杀明志？相信对这个问题最好奇的是毛泽东，据其秘书叶子龙回忆，“他对此事感到厌恶”，进而说，“随他去！”叶子龙认为，毛泽东“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

高岗自杀（未遂）发生在2月17日下午一点半。晚上九点，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对高岗在其住所实施管教—也就是监禁，并令其停职反省。也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高氏成了囚徒。

从此，高岗再也没有跨出东交民巷8号半步。8月17日，正好距上次自杀半年整，凌晨两三点，他吞下了平时偷偷攒下的大量安眠药，再度自杀。这次，他成功了。这颗党史上最耀眼的政治流星终于坠地，这时，他才四十九岁。

篇5：农村排涝的“囚徒困境”及反思

一、排水沟与农民的上访

2010年4月27日, 胡桥乡政府为信访人刘焕新夫妇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刘氏夫妇, 系刘小庄村民, 有一块五亩见方的责任田紧邻一公共排水沟, 该沟是一年前由刘小庄村委会决策开挖的。据信访人反映, 此沟的开挖使得夏秋间孟庄镇、胡桥乡的降水及工农业污水, 涌入此沟, 其家责任田较低, 因而长期遭受浸渍之害, 夏粮减产, 秋粮往往绝收, 并且秋季责任田积水时间很长, 也影响来年的收成。

经调查, 刘氏夫妇上访的原委大致如下:

刘小庄村北有一块五千多亩的洼地, 分属于刘小庄、董小庄、时小庄三个行政村, 二十年前一直种植水稻。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排灌设施逐渐荒废, 又因工业用水激增﹑北方干旱等诸多原因, 该地块不再适合种植水稻, 遂改为旱田。五年前, 因卫河治理污染的需要, 耗水量很大的造纸厂被关闭, 使得地下水位急剧回升, 小雨即可成灾, 大雨则一片汪洋。农民夏粮减产, 秋季甚至颗粒无收。为减轻涝灾, 村民自发将其责任田垫高四十多厘米, 所费不菲, 但效果不甚明显。为根绝涝灾, 2009年6月, 刘小庄村委沿这块土地的边缘开挖一排水沟, 以便将积水引入卫河。事过不久, 辉县新修一条公路, 覆压了该排水沟, 虽然预先埋设了排水管道, 但涵管规格及铺放都不合理, 导致排水不畅。再加上, 刘小庄横跨排水沟安放两根输水管, 其中一根直径一米多, 也迟滞泄洪速度。以上行为, 都对刘焕新家的收成造成一定影响。

排水沟开挖不久, 刘家的灾情又因官路河的人为改道而恶化。官路河源于辉县北部山区, 顺地势南流, 横穿董小庄, 最后注入卫河。近三十年来, 河道淤塞严重, 但土质比较肥沃, 一些农民遂将其垦辟为农田。基于本村防洪和保护河道耕地的缘故, 董小庄不仅将仅存的一条狭窄水道堵塞, 还擅自开挖水沟一段, 使官路河与刘小庄的排水沟连成一体。这样一来, 一直向南流的夏秋洪水和工农业污水, 不得不折向西去, 涌进刘小庄村的排水沟, 大大超出该沟的泄洪能力, 信访人的责任田紧邻该沟, 离公路涵管又比较近, 故水淹时间最长, 对收成影响最大。刘氏夫妇多次上访, 要求给予赔偿, 辉县市责成胡桥乡政府迅速解决这一信访事件。

经实地勘验, 排水沟确实对刘家的收成造成一定影响, 但可否得到赔偿相关各方颇有分歧。乡镇领导认开挖排水沟, 有利于排涝, 因此村、镇都不存在过错, 既无过错, 当然也就无所谓赔偿责任, 但考虑到刘氏夫妇去年秋季确实颗粒无收, 并且年事已高, 镇政府给予适当救助, 金额为五千元左右。其他乡镇干部、村干部、民调主任则认为, 村镇皆无过错, 刘受灾纯粹源于不可抵抗自然力, 因此不予任何补偿;而刘氏夫妇则认为政府监管不力, 要求赔偿五万元。

刘氏夫妇究竟该不该得到赔偿?责任田地势低洼, 开挖排水沟能减轻灾害, 所以刘小庄村委不存在过错, 但该村输水管道安放不合理, 故应当承担一定责任;董小庄堵塞官路河, 人为改变河水的自然流向, 大大加重排水沟的泄洪压力, 是刘家责任田受灾的主要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引水、截 (蓄) 水、排水,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董小庄承担主要责任责无旁贷;辉县交通局未能尽到质量监管责任, 致使排水涵管未能发挥应有的排涝功能, 亦应承担重要责任;辉县水利局、胡桥乡水利站对各村水利施工缺乏统筹与规划, 也应承当一定责任。

引发此次上访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村排涝这一纯公共物品长期供应不足, 在政府职能缺位的前提下, 农民或村庄基于个人理性去治理涝灾, 最终的结局却是“囚徒困境”。农民与村庄治理涝灾的手段无外乎两个:一是抬高自家的责任田, 导致邻居家积水更多, 邻居无奈只得跟着垫高耕地, 最终整个地块全都垫高。若取熟土, 则势必破坏别的耕地, 若取生土, 改良成本非常高。据估计, 一亩地垫高四十厘米花费四百元左右, 整个地块改造成本竟达二百万元, 可是开挖一条排水沟才五十万元, 个人治水的不经济性可略见一斑。二是上下游之间竞相抬高耕地, 筑坝拒水, 或者以邻为壑, 导致整体排水不畅, 灾情更重, 以至于干戈相见。笔者在调研中得知, 刘小庄下游的一个村庄筑一土堰保护本村, 但雨季一到, 接连几天大雨, 上游刘小庄汪洋一片, 其村支书带人强行打开土坝, 方得以排掉本村的积水。但是, 下游村庄亦有其苦衷, 公共排水渠道淤塞, 上游洪水都滞留在自己村附近, 也形成严重涝灾。

综上, 农村排涝系统荒废已久, 即使农民、村庄迫不得已治理一下, 多以个人或本村利益为核心, 最后酿致“囚徒困境”。

二、小事件与大反思

这则看似很不起眼的水利信访事件, 却暴露出农村排涝的诸多弊端, 足以引起全社会深思, 以期获得解困方略。

改革开放前, 尤其是建国初期, 农民与各级政府都比较积极地参与水利建设。就农民而言, 不仅能得到经济收益, 更是一项政治荣誉;就各级政府而言, 粮食供给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水利建设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 因而也非常重视。当然, 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节约了大量交易成本, 有力地制约了“白搭车”现象 (诺斯, 1992) , 使得各个村庄、乡镇乃至县区之间达成合作协议也比较容易。总之, 当时的制度设计和意识形态激发了政府和农民建设水利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后, 政府公共物品的投资重点转向城市基础设施, 而农村水利投资则逐年减少, 小型灌溉设施出售或承包给个人, 投资主体也相应变为所有者或承包人, 小型排涝设施多被废弃, 公共排水网络大都淤塞。对上述变迁, 公共选择理论可以给出一个较合理的解读。根据该理论, 组织或个人都是理性的, 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组织或个人的行为都是受理性支配的, 其决策都是经过有意识计算和权衡其收益与成本、风险等因素后才做出的 (奥尔森, 1995) 。因此, 虽然政府和官员代表公共利益, 但他们也是理性经济人, 在政策制定和推行过程中充满自身利益的考量, 对不能增进官员政绩或经济利益的公共物品, 普遍采取少提供或不提供的策略, 相反, 对能增加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公共物品, 则会不计成本超量供应。

就农村水利而言, 政府严重供应不足, 原因有二:一是投资农村水利为政府和官员带来的政治与经济收益远低于投资城市公共设施。二是政府在农村不作为招致的风险远低于城市的。一笔公共资金可投资到城市, 亦可投资到农村, 即使两者收益一样, 但为政府和官员带来的绩效却有很大差别。农村水利投资周期长, 见效慢, 而官员任期有限, 急需立竿见影的政绩, 这就决定了政府投资偏爱城市。具体而言, 农业人口虽多, 但居住相当分散, 公共投资带来的人均福利改进不如城市那么明显, 不易吸引上级官员和媒体的眼球, 何谈政绩?反之, 如果投资于城市公共设施, 一般而言见效较快, 且市民、媒体感受强烈, 容易给予好评, 政绩易得。但是, 如果城市公共投资不足, 则很容易成为市民抱怨、媒体批评的靶标, 官员政治风险较大;农村则不然, 即便公共物品投资不足, 但农民缺乏表达渠道, 分散的有时可以说是原子化的农民对官员政绩不会构成多大威胁。综上, 基于政府和官员的经济理性, 公共资金大都用于城市公共物品的供应, 直接导致农村水利供给, 也就是排水与灌溉的整体供应不足。

与城市公共物品相比较, 水利这一公共物品, 政府与官员缺乏投资激励;与此相类似, 在水利建设内部, 灌溉与排涝系统的投资也是非常不均衡的, 全国各地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重灌轻排倾向, 河道大量淤塞、洪涝频发、土地盐碱化就是最直接的明证。

为什么灌与排严重失衡呢?水利所提供的公共物品, 包括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其中防洪排水安全、生态建设和水资源保护等属于纯公共物品, 具有效用不可分割性、消费非竞争性、受益非排他性等特性 (布坎南, 2009) 。这些属性, 使得消费者不付费即可享受服务, “白搭车”成为常态, 导致市场失灵。

但灌溉则不然, 它属于准公共物品, 在具备一定规模前提下可实现市场化运作;如果不能市场化运作, 农民也往往会自行解决。究其原因灌溉与收成直接相关, 其效用比较确定, 而排涝系统则属于应急设施, 平时处于闲置状态, 维护成本不菲, 且仅在洪涝灾害时使用, 其效用很不确定。因此, 政府、投资者、农民即便投资水利, 一般都倾向于灌溉设施。但时至今日中央政府水利投资的重点仍是大江大河的防汛工作, 基层水利投资和维护一般由县水利局和乡镇水利站负责, 其资金来自政府征收的水资源费, 当其被分拨到各乡镇水利站后, 大都成了人员经费 (唐忠, 2005) , 真正用于水利建设的很少, 但即便如此, 用于灌溉的也占了大头, 排涝投资几乎为零;就农民而言, 由于排涝的“正外部经济效应”使得只要有一个人排水, 几乎所有相邻的农户都可以“白搭车”, 致使农民投资严重不足。我国农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平原地带, 如果能引地表水灌溉, 所用水泵等当然可用于排水, 但是并非有了这些就能有效地排水, 还需要开挖或定时疏浚排水渠道, 更需要各个村之间, 各个乡镇乃至县区之间统筹规划排水网络, 投资很大;依靠机井汲取地下水灌溉的地方, 往往需要配备一整套排水设施, 除非其地势较高无水灾之虞。一般而言, 即便同一村庄甚至同一地块, 洪涝时水深浅也不一, 浅水区则可持观望态度, 别人排涝他受益, 别人不排, 他损失也不大;深水区的农户由于排水成本较高, 也不愿排涝。除此之外, 个人经济理性使得各个村内部、各个村之间、各乡镇之间交易费用也很高, 阻止排水规划协议的达成, 造成排涝的混乱状态:多着眼于个人或本村利益, 很难当然也不愿意疏通较大的渠道, 更谈不上区域规划, 这就导致“各扫门前雪, 不管瓦上霜”, 以邻为壑, 酿成“囚徒困境”。

三、破解困境的对策

既然农村排涝的制约因素已剖析分明, 相应的对策不难获得, 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方可纾解此困:

一是“谁控制了粮食, 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因此应当从国家战略高度看待农村排涝的重要性, 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法律 (目前仅有一些城市出台了排水条例) 。最近几年, 优质耕地减少甚多, 再加上灾害频发, 致使粮食增收乏力, 粮食危机再度抬头。我国是人口大国, 粮食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所以应当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农村排涝问题, 为此目的需要在国家出资、统一规划原则的指导下制定相应法规, 将农村排水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二是彻底改变各级政府与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 由单纯追求GDP总量, 转变为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城乡一体化为总体目标。为此目的, 应将农村排水这一纯公共物品的供给纳入政府和官员政绩的考核范围, 列为主要指标之一, 以激发政府和官员将公共资金投向这一领域的积极性。

三是城乡排涝按照地形、水系统一规划;国家基础建设及商业开发项目一定要服从排涝防洪规划, 违规项目一律拆除。

四是农村排涝系统这一纯公共物品的固有属性导致市场失灵, 决定了只能由国家投资修建。但是政府本身的缺陷, 也会导致政府失灵 (斯蒂格列茨, 2005) , 表现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成本很高, 效率却低下, 造成民众福利事实上的缩水。所以, 排涝这一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 主要是指资金来源方面, 并不是说政府要包揽一切, 可以将公共物品的生产交与市场, 通过市场机制来矫正政府失灵。为此目的, 应当建立以政府为投资主体, 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投资管理体系。具体操作如下:政府提供建设资金, 而施工单位则通过公开招标选取资质、信誉良好的企业, 负责修建排涝泵站, 开挖排水沟渠;质量监督也通过公开招标, 选取合适的监理公司全程负责, 以杜绝政府官员和施工单位串通舞弊, 制造豆腐渣工程。通过以上市场化运作, 使得项目投资者与建设者、监督者分离, 既保证了质量又提高了效率。排水设施验收合格后, 从产权的视角出发, 将其界定给农户这个直接受益群体, 也就是实现产权内部化;每一行政村都成立水务协会, 集体负责日常维护事宜;冬季各县区负责统筹规划, 雇佣农民从事排水渠道疏浚清淤工作, 乡镇水利站负责修缮排涝泵站。以上费用, 也由国家财政支付。

通过以上措施, 不仅可解决农村排涝问题, 还能增加农民收入, 有助于“工业反哺农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商务印书馆, 1992.

[2]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格致出版社, 1995.

[3]詹姆斯.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4]唐忠.改革后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主体缺失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5, 2.